社政经 | 第二篇 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

第三章 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和目的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和商品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产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使社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一个新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一新的矛盾运动过程中，社会生产的客观目的改变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追求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人民的需要。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还是商品生产，还要实现价值、利润，因而还要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现象，根子在哪里？这就要先来分析一下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性质。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包含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的胚芽。一旦把这些矛盾胚芽揭示出来，那末，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一系列矛盾，就可以顺藤摸瓜，作进一步的分析了为了便于从对比中说明问题，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和产品的性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是属于私人的事情，产品也归私人所有。这样，生产就直接表现为私人生产，劳动和产品也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私人产品。当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生产者本人的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产品就转化为商品。商品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私人产品和私人劳动，同时又是社会产品和社会劳动。因为商品是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产品，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部分。

不过，产品和劳动的这种社会性，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可能直接地表现出来，不可能是直接的社会产品和直接的社会劳动，而只能通过间接的道路，即通过交换，证明生产出来的商品是社会所需要的时候，产品及其劳动的社会性才得到证实。这种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是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

“什么是商品？这是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¹产品既然首先是私人产品，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那末，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社会产品是否还具有私人性，是否仍然是商品呢？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必须予以回答在社会主义社会，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除了少量的个体所有制残余以外，整个社会生产都已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从此社会生产和产品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生产，从整体上看，是直接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它们所生产的产品，特别是由国家计划直接规定其产量的那些同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产品，一开始就表明它们是对社会有用的。这样，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已开始不同程度地具有直接社会产品和直接社会劳动的性质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²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长时期中，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是由全社会占有的，还有一部分是由劳动群众集体占有的，还没有达到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的地步。但是毕竟有了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开端。这样，社会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也开始具有了直接的社会性。人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已开始不再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已开始被用来满足劳动人民自己的需要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³在社会主义社会，已出现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开端，标志着社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产品开始具有直接社会性，就这方面说，它已具有共产主义的因素，但是，它还是很不成熟的直接社会产品，还不同程度地带有旧社会的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的产品，为什么仍然具有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呢？这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成熟程度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所有制变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但是还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就是说，生产资料还有不同的所有者，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反映到产品的占有关系上来。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来说，它所生产的产品，虽然不再是私人的产品，但毕竟还不是归全社会的劳动者公有，而只归一个集体企业的劳动者所有。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力，也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而只是在一个集体企业的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在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究竟耗费多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能带来多少纯收入，也主要是同这一集体企业的成员有关。所以，一个集体企业的劳动者公有的产品，对于国家和别的集体，又只是这个集体的私有。从这个意义上讲，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都还带有私人产品和私人劳动的传统或痕迹再就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它所生产的产品，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力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耗费多少和收入多少，也关系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各个国营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仍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它们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国营企业的这种相对独立性，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一种经济关系，表明国营企业之间还存在“你我界限”。这里，虽然没有不同的所有者，但仍然要象不同所有者那样来建立它们在系或相互关系，而跟未来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有所不同。要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的时侯，如果取消了国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相对独立性那就不利于它们各自独立地向社会负责，不利于更好地调动它们在生产、经营上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从而也就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既然还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那末，它们的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也就不能不带有某些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

社会主义的劳动产品，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具有直接社会性，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带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这就是社会主义产品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和矛盾的特殊性。在社会主义产品的这种二重性中，直接社会性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这是社会主义产品同共产主义产品相通的地方；私人性则体现着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表明它和私有经济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产品既然还带有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那末，一方要取得另一方的产品，就不能采取无偿的由社会直接分配的方式，而只能通过产品转化为商品，实行等价交换来解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制度。

社会主义产品既具有直接社会性，同时又说它是商品，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是一种熟的公有制。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⁴。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可做到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而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本身也还带有私有制的某些传统或痕迹。这样，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产品开始具有直接社会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还不完全成熟，使社会产品仍然具有一定的私人性，还要转化为商品。产品具有直接社会性，同时它又是商品这一独特现象就这样发生了。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否认它是私有经济的遗物。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无疑作出过许多科学解释，但是他也认为：这种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⁵。可是，历史没有按照这个结论发展。苏联正是在所谓“特种的商品生产”的土壤上，大量滋生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并且最终导致联共（布）党内的资产阶级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

毛主席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商品制度的历史经验，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⁶在所有制变更了的条件下，商品不再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而是当作国家和集体的产品来进行交换了。它的特点是：第一，它主要体现工农两大劳动阶级之间相互交换活动的关系；第二，它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指导下、直接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进行的：第三，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商品的范围已大为缩小，劳动力已不是商品，土地、矿藏等天然资源也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相互之间的商品交换，是同一所有制范围内的交换，同历来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比较，也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只要存在商品和商品生产，作为商品生产所固有的一般特征也就仍然存在。这些特征主要是：第一，作为商品，就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并且不可避免地存在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生产商品的劳动基本上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集体劳动，具有直接社会劳动的性质，但是也还存在私人劳动的传统或痕迹。第二，作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就要起作用。商品的价值仍然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生产商品的不同社会主义企业，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就能获得较多的收入；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就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甚至亏损。第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仍然存在。商品的价值就要用货币来表现，即表现为价格。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仍然会有背离。由于不同商品的价格和价值的背离情况不同，有的商品价格高于价值，有的大体相当于价值，有的则低于价值，这样就会进一步使不同商品的生产者耗费等量劳动而获得不等量的收入。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只要产品作为商品，社会生产采取商品生产的形式，那末，商品生产所固有的表面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依然存在。

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制度以及同它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价格、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存在，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下，它能够被用来为巩固工农联盟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因此，企图过早地取消它，或者不去用心地研究它，驾驭它，是不正确的。但是，商品经济毕竟是资本主义的旧土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只要社会产品还带有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只要存在着商品制度，就要计算产值，计算利润。这样，就存在着滋生产值挂帅、利润挂帅的肥沃土壤。一小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想利用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就会趁机捞一把，掌握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使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因此，对于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否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说法，不仅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必然要被修正主义者加以利用。苏修叛徒集团就全盘地接过了并“发展”了这种观点，以竭力鼓吹他们那里的商品生产“没有一个原子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可能成为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不可能引向个人发财致富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不可能变为资本主义生产”。他们这样说，无非是为了麻痹和欺骗苏联人民，从而放手地扩大商品货币关系，掩盖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事实。

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加以限制，还是加以强化、扩大？这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大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拼命鼓吹“四大自由”、“三自一包”，推行“利润挂帅”，扩大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企图使社会主义生产蜕变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经济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总是表现为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前，无产阶级要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种限制，就是前进。如果不加限制，社会主义就不能继续前进，共产主义因素就不能发展。只有对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并创造条件逐步消除私人产品的痕迹，使社会生产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直接社会生产，使社会产品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直接社会产品，只有在那时，商品和商品生产才会最后消亡，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才会最后被铲除干净。

第二节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和它的主导方面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品既已开始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同时又仍有一定的私人性，还是商品。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反映到生产过程中来，使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同时是商品生产过程，所以作为商品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就依然存在。这就是：一方面，它是劳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者的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还创造出新的价值。

商品生产过程就是这种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的二重性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研究这些特点，对于进一步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是重要的。

劳动过程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就生产的各个简单要素发挥作用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无非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运用各种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而生产出各种预期的产品的过程，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但是，任何劳动过程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进行的。因此，任何劳动过程就不仅反映着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而且也必然反映着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就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有很大区别。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是资本家消费工人劳动力的过程，它的特点是：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劳动产品属于资本家所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雇佣劳动，是奴役劳动，是为剥削者做苦工。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因而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就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特点。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了劳动阶级本身的利益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它的特点就是：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以主人的地位自觉地从事有组织、有计划的劳动，劳动产品全部归劳动阶级自己支配，用来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是不受剥削的、有计划的劳动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已经具有直接社会劳动的因素。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除了劳动阶级以外，还存在剥削阶级。原来的那些剥削者，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他们也得劳动。对于剥削者，他们的劳动总是带有强制性的。当然，劳动者对剥削者进行的这种强制，同剥削者对劳动者的强制，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过去剥削者强制劳动者劳动，是为了剥削劳动者。现在劳动者强制剥削者劳动，是为了使他们在劳动中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因此，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对剥削者的改造过程，是有着社会的阶级内容的。

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从劳动人民这一方面来看，也还带有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社会分工，需要经过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才能逐步地消灭。在社会主义时期，虽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摆脱了剥削，但是劳动还没有在全体劳动者中间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者的一部分劳动还是为自己和他的家庭进行的。劳动性质上的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或痕迹，只有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最后消除干净。

社会主义劳动过程的这些特点，也要反映到价值创造过程中来。

只要是一件商品，它就体现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价值反映的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价值反映的社会关系不同，价值的形成也不同。

在简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农民或手工业者用属于他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劳动产品和物化在这些产品中的劳动所形成的价值自然也归他自己所有。商品出售以后，他收回了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同时又实现了他的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这部分新价值，一般说，刚好用来补偿他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生产过程就能够在简单再生产的规模上继续进行。马克思把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价值形成过程，叫做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经营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通过商品的生产和出售，资本家收回了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同时，工人的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不仅补偿了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而且还有剩余。这个剩余的部分，就是被资本家剥削去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这些价值形成过程叫做价值增殖过桯。价值增殖过程这个范畴，反映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的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创造了新价值。生产者创造的这部分新价值，是否应该完全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呢？不能。为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为着满足劳动人民各种共同的需要，社会必须掌握各种社会基金。这些社会基金只能来源于生产者新创造的价值。如果新创造的价值完全归生产者个人所有，那末，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劳动人民的各种共同的需要也将无法得到满足。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者新创造的价值必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生产者个人消费基金，归生产者自己支配，用来满足生活的各种需要。另一部分作为各种社会基金，即社会纯收入，归社会统一支配，用来进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满足全体劳动人民各种共同的需要。

这种情况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者的劳动事实上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可以称做形成社会基金的劳动，另一部分可以称做形成生产者个人消费基金的劳动。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创造的新价值区分为生产者个人消费基金和社会基金，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区分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和剩余价值的区分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在那里，工人的劳动力是商品，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不管工人新创造的价值有多大，归工人自己的那一部分总只相当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余的部分，即剩余价值那一部分，不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且又反过来成为加强对工人剥削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者的一部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要交给社会支配，形成社会基金，但他作为社会的一员，也分享他和其他劳动者共同提供的那些社会基金所带来的福利。生产者创造的全部价值都是直接或间接用来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生产者个人消费基金和社会基金的划分，是由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统筹兼顾的需要来调节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形成过程，既不同于简单商品生产中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它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有的一种价值创造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就是这种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是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那末，在这种二重性中，矛盾的主导方面究竞是什么呢？

一种社会生产的矛盾的主导方面，体现着这种社会生产的客观目的，反映这种社会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它不是由人们自己选择，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归哪个阶级所有，社会生产就不能不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过程也提供使用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在这里。资本家开工厂，是为了通过价值增殖过程剥削工人，攫取利润。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⁷；“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动机和目的”⁸。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生产必须为保证满足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服务。人民的需要，不论是他们的共同的需要或个人的需要，长远的需要或当前的需要，都必须凭借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才能得到满足。因此，有计划地为满足劳动人民各种需要而进行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和社会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价值创造过程从属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核算劳动耗费，计算盈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决不能以产值大小和赢利多少为转移，而应以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为依据。凡是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扩大生产，那怕是暂时亏本的也要生产。相反，凡是劳动人民不那么迫切需要的，即使产值大，赢利高，也不应任意扩大生产。社会主义企业之所以要核算劳动耗费，计算盈亏，是为了减少生产耗费，使它不仅能从价值上得到补偿，而且能提供日益增多的社会基金，以便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增加社会产品的供应。归根到底，价值创造过程从属于劳动过程，目的仍然是创造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以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列宁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为全体劳动者而不是为一小撮富人造福。”⁹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那末，这个需要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呢？

它首先包括有关改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以后，“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¹⁰。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将“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¹¹。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不仅将保证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而且将保证劳动者逐步摆脱几千年来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全面地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为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服务。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需要，还包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国防方面的需要。满足这一需要，是满足改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果不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巩固自己的国防，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国内外反动派和剥削阶级就会卷土重来，那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谈不上改善物质文化生活，就不免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同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清楚地懂得：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¹²因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需要中还包括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方面的需要。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上述需要，特别是那些体现着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需要，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作统一的安排。因此，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可以说是为了保证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概括起来，社会主义生产，就是要为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国防、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服务。归根到底，是为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社会主义生产的这一目的，是由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由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不是主观任意的东西。

毛主席早在我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第一个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¹³。毛主席在论述以社会主义公营经济为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时指出，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¹⁴。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后，毛主席又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毛主席提出的上述原则和方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蓬勃发展，不但保障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支援了世界革命事业。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遵照这个目的去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反过来又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进一步扩大，使资产阶级法权进步受到限制。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同时又是商品生产，这就必然要实行等价交换，要计算成本和利润。布哈林在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利润时曾说：“在无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下，生产是为抵销社会需要进行的生产。”列宁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应该说：在这种条件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们。”¹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是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那部分价值的转化形态。讲求利润，从根本上说来，是实现这一部分价值，这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但是利润毕竟是同价值相联系的范畴。当各类产品的价值转化为计划价格时，计划价格常常和价值相背离，而且，不同产品的计划价格同价值背离的情况又往往不一样。因此，用同样多的劳动耗费，生产不同的产品，就会得到不同的利润。可是产品利润率的高低并不反映社会对这些产品需要的程度。利润率高的产品，不一定是社会所急需的，同样，利润率低的产品也并不说明是社会所不急需的。如果片面追求利润，就会使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尖锐起来，就会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从而走上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道路。

正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还同商品制度联系在一起，这就给利润挂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不对商品制度加以限制，听任利润挂帅泛滥，就会最终改变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它的生产目的已经根本改变了。追逐利润已成了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生产目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已经取代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掩盖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本质，故意把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混为一谈，说成都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并且把价值增殖作为主导方面突出地加以宣扬，他们说什么“企业财务活动的最重要的总结性指标是利润和赢利率”，并且号召“为争取提高利润而斗争”。但是这样一来，他们拼命掠夺苏联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反动面目也就暴露了。

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干着资本主义勾当的苏修叛徒集团，为着欺骗群众，还从另一个方面拼命歪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大肆宣扬什么“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现代修正主义者如此起劲地用资产阶级的福利主义偷换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为了用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之类的“仙山琼阁”蒙蔽群众，使人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革命，忘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根本目的，以便这一伙叛徒放手搞资本主义复辟。今日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早已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主人早已不是劳动人民，而是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谓“一切为了人”，就是一切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真正“发财”了，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了，而苏联广大的劳动人民则重新陷入了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深渊。

抓革命，促生产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大大发展社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总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当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剥夺资本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自己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¹⁶。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也指出：“只有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取得胜利。”¹⁷

那末，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呢？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发展生产仅仅归结为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的改进，妄图根本否定生产力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面才能得到保护和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种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根本歪曲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需要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生产工具，这一方面无疑是重要的，但决不是首要的条件。毛主席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¹⁸毛主席还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¹⁹。如果丢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丢开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变革，来谈发展技术；脱离阶级斗争，来谈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是极其错误的。科学技术、生产工具虽然很重要，但它们要由劳动者创造，并且由劳动者掌握使用，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尽管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但是这种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同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由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但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又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推动的。特别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的大变革以后，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钢的年产量除东北以外只有十几万吨，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才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是否还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继续调整和变革呢？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硬说没有变革生产关系的问题了。他们胡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了；用不着去继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要埋头发展生产力就可以了。邓小平更加露骨地说，“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的这些奇谈怪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邓小平表示“悔过自新”、“永不翻案”。可是一旦当他重新工作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以后，就带头大刮右倾翻案风。“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²⁰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大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明目张胆地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它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吹的这一套“唯生产力论”，是托洛茨基、布哈林、沃兹涅先斯基之流在苏联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翻版。一九二〇年前后，托洛获基利用苏联人民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心情，提出什么“一切都应当以经济为标准”，要造成所谓“生产气氛”，并攻击列宁说：“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布哈林则打着“缓冲派”的幌子，胡说什么：“政治因素也好，经济因素也好，都不能丢掉”，“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用折衷主义冒充辫证法。当时，列宁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还尖锐地指出，这种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²¹。一九三一年，苏联农业集体化刚开始取得胜利，沃兹涅先斯基又跳了出来，发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说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过渡时期整个英勇顽强斗争的内容”，是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主要任务就是“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沃兹涅先斯基所鼓吹的，正是理论上修饰过的“唯生产力论”，是列宁早已痛加驳斥过的修正主义谬论，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也还有继续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的任务；生产力的发展，也仍然要靠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和用革命去推动。这是因为：

首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基本上是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只有适时地调整生产关系的那些不完善方面，才能更好地保护和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由于生产力在继续发展，生产关系也会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当着生产关系的某些部分已经变得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也需要适时地加以变革，使它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完全是无稽之谈，其目的是妄图转移视线，诱使人们只埋头生产，不抬头看路，丢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便他们放手复辟资本主义在阶级社会内，生产关系归根到底就是阶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使生产力不断地得到发展，必须善于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适时地调整或变革已经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那部分生产关系；而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也就是增强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限制生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也就是调整或变革阶级关系，即经过一系列步骤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

“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²²。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必然要激起一切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反抗和破坏，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²³。“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²⁴无产阶级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要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否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不可能自行巩固，也不可能自行调整或变革，生产力也就不能迅速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²⁵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开展政治、思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不断调动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当家作主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生产力的更大发展。这已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明，也为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所证明，尤其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1970 年已胜利地完成了 1966 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70 年同 1965 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73.7%，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21.4%。

上海工具厂“三起两落”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这个厂原是官僚资本开办的一个纺织机械零件修配厂。解放以后，国家接管时只有二十多个工人，二十多台破旧设备。1950年经过改组扩建，专门担负成批生产机械工业需要的常用刀具的任务。从官僚资本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工人，怀着强烈的翻身感，以当家作主的姿态进行劳动，1954 年的劳动生产率比 1950 年增长了七倍半，并且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生产刀具、工具的路子，掀起了这个厂的历史上第一次的生产高潮。但是，就在这个时侯，刮来了一股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歪风，大搞等级森严的“一长制”，大搞“物质刺激”，大搞“管、卡、压”的所谓“正规化的管理制度”。结果，把企业弄得死气沉沉，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1956 年的劳动生产率比 1953 年还要低 30%，出现了这个厂自从解放以来的第一次低潮。在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的革命浪潮中，这个厂的广大工人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大破修正主义的那一套清规戒律，提出“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的响亮口号。结果，技术革新不断涌现，生产大幅度上升，1960 年产量比 1957 年增长了七倍掀起了这个厂的又一次生产高潮。但是，到 1961 年，又刮起了一股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歪风。在这股歪风影响下，这个厂里除了计件工资制因受到群众强烈反对没有恢复以外，其他各种修正主义条条框框又复辟了，单是规章制度就搞了七十二本，共三千多条。结果，1962 年到 1964 年三年的生产总和，还抵不上 1960 年一年的水平，生产的大好形势遭到了严重破坏，出现了第二次低潮。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中，工人群众从修正主义路线的压制下又冲杀了出来，再一次从精神上得到了解放，极大地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1970 年，这个厂实现了“每人万把刀”的战斗目标。这一年的总产量比 1965 年增加了近两倍，品种增加了一倍多，掀起了第三次生产高潮。

实践证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变革过时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后，而不是在变革以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就是社会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²⁶正是这个火车头带动了历史的列车滚滚向前，带动了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始终是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抓革命、促生产的历史。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始终存在领导权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手里的问题，始终存在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始终存在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因此，一个社会主义企业要发展生产，就必须用无产阶级政治去统帅生产。如果象国内外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就会迷失方向，走错道路，就不可能调动广大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走苏联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老路。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唯生产力论”，总是抹煞生产关系的阶级性质，进而抹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妄图达到否定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的反动目的。这种论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基础，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效劳的一种谬论。我们要同这种论调划清界限，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这个方针行之有效，必须坚持。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和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这样两个问题以后，就可以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了。

所谓基本经济规律，总是包括社会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目的的手段这样两个方面。它决定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四个构成社会经济生活整体的主要环节，决定着社会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通过抓革命来推动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因此，概括起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包含这样的主要内容：及时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提高技术水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为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内容。

就生产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怎样布局，都要服从这一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制订计划时，就是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安排生产的品种、数量和生产的布局，使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加强战备、巩固国防，有利于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的交换同样也首先要服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决定外销和内销的比例、军用和民用的比例、供应农村和供应城市的比例，以及各类商品的销售价格的时候，不是首先考虑能卖得多少钱，有多少赢利，而必须是首先考虑怎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工农联盟的巩固，有利于保证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国防的巩固，有利于促进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有利于对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援，等等。

就分配来看，不论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或者是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也都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社会主义国家在决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决定工资水平的时候，对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都必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全面地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同样的，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问题的时候，无论是组织社会集团消费或者是个人消费，都要服从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有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发扬无产阶级的新风尚，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总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间最本质的联系，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可以使我们在工作中增强自觉性，克服盲目性，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阔步前进。

第三节 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

生产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这个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同生产发展的速度紧密相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防的巩固，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以及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支援，都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取得胜利的那些国家，往往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这就使得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显得更加迫切。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毛主席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²⁷

所以，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不仅是一种愿望，而且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的一种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社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第一，社会主义制度为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把劳动群众中间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创造才能，摧残、压制和窒息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劳动群众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群众已不再为地主、资本家做苦工，而是为自己的阶级劳动了，劳动成了光荣豪迈的事情。所有这些，都为劳动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才能提供了条件。

第二，“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²⁸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堵塞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因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必然出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地、合理地利用设备和天然资源，有计划地、合理地培养和使用劳动力，使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因而就使得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速度，可以大大地超过资本主义第三，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旧社会的剥削制度，原来在社会生产中必然要被地主、资本家用于寄生性消费的那一部分财富，如今可以用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因而为生产的扩大和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解放以前我国农民每年交给地主的地租，大约有六百亿斤粮食。

解放以后这部分社会产品就可以用来发展集体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了。工商业的情况也是这样。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为技术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力图采用新技术，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在这个限度内，他才对发展新技术感兴趣。资本主义制度下容纳新技术的范围比社会主义制度下要狭窄得多。当某项新技术不能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时，就不会被采用。同时，资本家都把自己企业里所业已实现的技术革新当作“营业秘密”垄断起来，资产阶级国家则用“专利权等形式使资本家对新技术的这种垄断得到法律的保障，从而人为地阻碍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技术的采用，是为了节省生产中的劳动消耗，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减轻劳动群众的劳动强度和改善劳动条件。因而，技术的发展就成为劳动群众的自觉要求，并且使技术革新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局限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任何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在生产方法和技术革新方面的先进经验，都是劳动人民的财富，不应有什么“营业秘密”和“专利权”。这些先进经验经过总结和推广，可以迅速地在其他企业中得到运用。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的速度第五，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那种生产增长同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生产增长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文化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支援世界革命的规模就会相应扩大，劳动群众的消费水平也会逐步提高，永远不会有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因此，当资本主义世界遭受经济危机的袭击，生产急剧下降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仍然欣欣向荣地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了生产力中人和物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高速度的，又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形上升的。在现实生活中，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发展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样。这是前进中的波浪。它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停滞、倒退和生产增长相交错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但是，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首先需要有一条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路线正确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而社会生产高速度发展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路线错了，或者正确路线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社会生产的发展就必然要受到阻碍和破坏毛主席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我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引下，又为我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多快和好省统一起来。“多”是对产品数量的要求，“快”是对时间的要求，“好”是对质量的要求，“省”是对节约劳动耗费的要求。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只好省，不多快，只有那么一点点，慢得要死，固然不好；只多快，不好省，质量差，费用大，占用资金多，也不行，因为从长期看，从全局看，其结果决不可能是多快，而只能是少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正确地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革命意志。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强调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了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²⁹。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批判英雄刨造历史的谬论，一贯主张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毛主席极其概括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³⁰“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³¹毛主席还一再教导我们，夺取政权要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也要依靠群众。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点。党内资产阶级，无论是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他们都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们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人民群众极尽诬蔑之能事。林彪无耻地自吹他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拼命贩卖孔老二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邓小平则竭力散布“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并且千方百计地扶持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把“有水平，有知识”的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专无产阶级的政。这就充分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是人民群众的死敌。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只有充分相信群众，依韋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才能胜利地开展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讲的是人的精神状态、主观能动性，是要求正确处理和调整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条件。

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发挥出来。总路线十分重视群众的革命干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要求充分调动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于部、革命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敢想、敢说、敢做，力争去办好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实现多快好省，避免少慢差费，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畏首畏尾，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种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是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在怎样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上，现代修正主义者总是把物质刺激、把“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资产阶级思想，看作万世不易的真理。他们那种肮脏透顶的资产阶级灵魂，是同工人、贫下中农为革命做工、为革命种田的崇高思想完全对立的。他们鼓吹物质刺激，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群众，以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办法是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

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³²广大革命群众掌握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必将激发出巨大的革命干劲，并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创造出人间的奇迹。

在制定总路线的过程中，毛主席还提出了一整套执行总路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对于组织广大群众和干部去战胜困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实行工业、农业并举，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并举，大、中、小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方面的关系，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使这些方面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支援，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尽量避免和克服各种片面性，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

我国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空前高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社会主义竞赛热潮，一浪髙过一浪。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

毛主席在阐发大跃进的含义时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³³

大跃进体现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志气和光荣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有过这样的指示：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³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毛主席又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³⁵这条路线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针锋相对的。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吃足了经济不能独立的苦头。旧中国不仅重工业部门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轻工业也异常落后。长时期来，许多日用工业品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称为“洋货”。火柴称为“洋火”，煤油称为“洋油”，元钉称为“洋钉”，机织布称为“洋布”，销售日用工业品的商店称做“洋货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我国农业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正在实现机械化。轻工业产品花色品种日益丰富多彩。我国自己的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仪器仪表工业和电子工业都先后建立和发展了起来，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个基础上，我国试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并可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我国第一个试验成功人工合成胰岛素，为探索生命的起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国第一个试制成功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我国胜利地研制成功了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在探索热核反应的和平利用方面跨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我国出色地打成了六千多米的超深井，标志着我国石油钻井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曲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凯歌，歌颂着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辉煌胜利。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铁一般的事实粉碎了林彪、邓小平之流所散布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和“今不如昔”的无耻诽谤，用铁一般的事实向全世界证明：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做得到；西方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能够做得到。

社会主义生产较之资本主义生产有较高的发展速度，是一个客观事实。从 1949 年到 1973 年的短短二十四年中，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了一点八倍，轻工业产值增长了十二点八倍，重工业产值增长了五十九倍。

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就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十九世纪后半期来说，也从来没有达到过象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这种高速度；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以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更缓慢了。

我国钢的年产量从十五万八千吨（1949 年）增加到二千一百万吨（1971 年），只花了二十二年。而美国走完这个增长过程花了三十三年，英国花了八十六年，德国花了四十六年，日本花了五十年。

再以生产发展较快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它的工业生产在 1871 年到 1900 年近三十年的期间内，大约增加了三点九倍，但是在 1901 年到 1929 年期间，只增加了二点七倍；在 1930 年到 1959 年期间，仅仅增加了一点七倍。在 1964 年到 1974 年的十年里，美国工业增长 53%，苏联工业增长 1.2 倍，日本工业增长 1.6 倍，西德工业增长60%，而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却增长了 1.9 倍。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在某一时期也有出现发展较快的现象，但这都是昙花一现，不可能持久的 ³⁶。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自满了。我国原来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现在，我国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已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国人民正在用实际行动实现着毛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³⁷

第四章 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劳动的分配

第一节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调节作用

同商品制度相联系的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

组织社会生产，要消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资料是物化了的劳动，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作用是提供活劳动。综合起来，都是社会劳动。要组织社会生产，就有一个社会劳动的分配问题。社会劳动有多少放在农业上面，有多少放在工业上面，有多少放在其它事业上面，在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比例，由社会生产的客观需要决定，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这种比例关系如何建立，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要依所有制的不同而不同。那末，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这种比例关系是怎样建立的呢？社会劳动是按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分配的呢？

历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乎都是这样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社会经济都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也就是说，社会劳动的分配都是有计划按比倒地进行的，似乎没有任何矛盾。有的教科书还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决不会出现社会劳动分配的“自发性和自流性”的现象。在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劳动的分配似乎只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起作用；并且人们都成了“先知先觉者”，对于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根本不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难道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劳动的分配，真是那么一帆风顺、没有矛盾吗？

所有制的伟大变革，使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开始具有了直接的社会性，出现了人们能够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开始摆脱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了。这时，出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简称计划规律）。这个规律调节着社会劳动的分配。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的发生作用，是同商品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实行商品制度，这就表明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劳动的分配，一方面已经开始受到计划规律调节，另一方面还不可避免地要受价值规律的影响。“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³⁸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的分配虽有计划作指导，但是还会出现社会劳动的实际投放同客观要求的比例关系不相符合，以致有些商品供不应求，购买者千方百计，东奔西走，还不能买到，另一些商品则供过于求，形成积压，甚至不得不削价处理，以至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这种情况不是每日每时都存在吗？在社会主义经济运动中，出现这一类的情况，意味着价值规律有可能取代计划规律调节社会劳动的分配。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那就会重新出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人们就有可能受物的支配，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违背客观比例关系，不按照实际需要去进行社会劳动的分配。所以，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的分配过程，是一个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交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显然要比那种形而上学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此，在劳动分配的过程中，只看到人们有可能自觉利用计划规律调节社会劳动这一方面，看不到还有价值规律影响社会劳动的计划分配这另一方面，那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的分配有了这样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以后，下面我们首先侧重来分析一下计划规律的调节作用。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猛烈地震撼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恩格斯曾经预见到：“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³⁹随着垄断组织发展，也出现了某些计划调节的趋向。列宁就曾经分析过“资本大王们”建立了托拉斯，在它们所能控制的范围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有计划地调节生产的情况；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有所谓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新阶段表明，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劳动，已经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

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整个社会生产不可能实行计划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全面的计划性是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恶性发展，在一个大的垄断组织中计划性虽然有了加强，但是，它们仍然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归根到底要受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原则的支配，整个社会生产仍然不能不处在盲目的竞争状态中。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经济计划，并不能做到整个社会生产计划化，更不能改变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过去希特勒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今天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都有一些计划，但都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这种所谓计划，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罢了。

为了掩饰垄断资本主义的罪恶，垄断资产阶级和新老修正主义者，一再抓住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某些生产计划性的现象，硬说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资本帝国主义经济则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为推翻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这种谬论列宁早就批判过了。列宁指出：“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⁴⁰列宁作了上述批判以来，几十年过去了。这几十年中，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从一九七三年年底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爆发了一场自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猛烈下降，整个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计划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面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谎话彻底破产了。

当代，最容易欺骗人的莫过于苏修的所谓计划经济了。从表面上看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比资本帝国主义经济更具有计划性：国家垄断着一切生产部门，都有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但是，由于苏修的计划是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计划，是以追求利润作为生产目的的计划，因而必然乞灵于利润挂帅（即借助价值规律）来调节经济生活，这就在本质上同资本帝国主义经济一样了。为了争夺利润和奖金，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样，纸面上的经济计划，实际上又为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摧毁，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泥淖之中。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危机四伏，一片混乱。

苏修在二十四大提出了一个蛊惠人心的所谓“提高人民福利的宏伟纲领”，并为此制定了第九个五年（1971～1975）计划。苏修宣布在“九五”计划期间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的结构改变”，要保证消费品工业超过生产资料工业的增长速度。五年已经过去，结果怎样呢？整个“九五”计划的一系列主要指标都没有完成而宣告破产，比例关系因垄断竞争而变得更加失调。消费品生产不仅没有如“九五”计划所预告的那样超过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反而由于加紧扩军备战而使差距更加扩大了。所谓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的结构改变”完全落了空，而“提高人民福利的宏伟纲领”不过是一个骗局。它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只是一个难以充饥的画饼。

随着苏修国内危机的日益加剧，苏修的所谓计划经济的垄断资本主义本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识破。一个时期以来，国外陆续有一些研究苏联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人士分别剖析了苏联所谓计划经济的实质。法国学者夏尔·贝特兰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美国《每月评论》上发表了《再论过渡社会》一文，指出：“把‘计划’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只会帮助资产阶级（特别是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计划’的幌子下，行使其统治权，并以‘计划’为名，剥夺被剥削阶级的一切发言权，进一步强化对广大群众的剥削。”美国一九七四年十月出版的《红色文件》第七期发表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长篇论文，指出：“今日的苏联经济的这种“计划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比起纯粹的市场竞争来，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事实上，苏联经济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经济倒要更加相似得多。” “由于苏联是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制订统一的国家计划而得到改善。制订这种计划是为了使各种工业的需要得到平衡，保证每种工业获得‘公平’的利润。但这一计划不能解决这一制度的矛盾，而事实上，这些矛盾必然在制订计划时表现为恶劣的内部斗争。结果，计划本身就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经济生活。”苏修计划经济表明，这种官僚垄断的计划，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的体现。

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虽然已提到日程上来，但却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才作为一个规律出现。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无法克服的各生产部门之间、各企业之间的利益对立，使生产具有直接的社会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统一组织全社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用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地发展。恩格斯早就预见到：“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⁴¹

这样，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就作为一个崭新的经济规律开始发生作用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代替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开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是人统治物，而是物统治人，劳动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资本家也无法摆脱在人们背后起作用的那些客观经济规律的盲目支配。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人民开始自觉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来创造自己的历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表现为按照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意志组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遵循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需要，按照国民经济各部门客观的比例关系，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这是对价值规律全面调节社会劳动分配作用的扬弃，也是对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否定。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已经能够逐步地正确认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并且正在学会根据这个规律制订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计划，经过有组织的活动，来实现人们预期的结果。毛主席高度评价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运用这个规律进行改造世界的自觉活动。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⁴²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仅仅经过四个五年计划中国的面貌就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已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民经济的主要几种比例关系

那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怎样调节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呢？要了解这一点，首先就需要知道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究竟客观上有哪些比例关系？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

只有首先明白这些客观的比例关系，才能正确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调节社会生产。

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虽然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是它们之间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是有规律可循的。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个环节中，生产是决定性的一环。在生产领域中，农业和工业又是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因此，农业和工业、农业内部、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是整个国民经济中三种十分重要的比例关系。这三个方面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必将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比例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是互为条件的。工业部门的职工需要农业提供粮食和各种副食品，轻工业需要农业提供原料，而不论轻工业或重工业都要以农业部门作为它们产品的重要市场。反过来，农村人口需要工业提供日用工业品，农业生产需要工业提供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电力等等生产资料，而农业部门的产品除了自给性的那一部分以外，都需要以工业和城市人口为市场。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这种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由于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又是工人和农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所以，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劳动在工农业之间的按比例分配，使它们相互促进，就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章还要专门论述。

农业内部的比例，包括农业（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之间的比例，以及种植业内部的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各个分业部门之间的比例。

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粮食生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广积粮”。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粮食生产搞得好不好，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本身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粮食生产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处理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的时候，必须坚持以粮为纲。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都不能脱离粮食这个纲。

粮食生产在整个农业中占着决定的地位，要处理好农业内部的关系，任何时候都必须首先抓好粮食生产。但是，粮食生产是不能孤立地发展的。在农业生产中，农业、林业、畜牧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是发展林业和畜牧业的必要条件，但林业和畜牧业又反过来影响农业。树木和森林可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护和发展牧场，开辟饲料、肥料、燃料来源，是农牧业生产的重要保障。畜牧业特别是养猪业的发展，可以为农、林业（主要是农业）提供有机肥料，反过来促进农、林业的发展。毛主席早就指出：“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⁴³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阐明了农、林、牧的辩证关系，指明了农、林、牧三结合是正确处理农业内部比例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发展农村副业和发展渔业，使之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和为出口服务，是向生产的广度进军的重要方面。这对于增加农村集体经济资金积累，促进城乡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具有一定的作用。

至于农业内部除了粮食以外其他各个分业部门，如棉花、油料作物、麻、丝、茶叶、糖料作物、蔬菜、烟叶、水果、药材以及其他杂项作物，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同粮食生产有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反映了农业中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是正确处理农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指针。

农业内部的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客观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粮食生产的发展是发展多种经营的前提条件，多种经营的发展又能在肥料、资金等方面促进粮食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要求在以粮为纲的前提下，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对农、林、牧、副、渔和粮、棉、油、麻、丝、茶等等的生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使它们相互促进，全面发展。

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比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但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也有一个纲，这个纲就是钢。因为有钢就有机器，有机器就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工业。工业以钢为纲，反映了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主导方面。工业各部门的发展，都要以钢铁工业的发展为基础。

要搞好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除了必须贯彻“以钢为纲”的方针以外，还必须注意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比例关系。

第一，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轻、重工业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赖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防止忽视轻工业的偏向。毛主席制定的轻、重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科学地反映了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保持轻、重工业按比例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第二，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例如，冶金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之间，化工原料和化工制品工业之间等等，都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原料工业没有加工工业同它配合，产品就没有去路。加工工业没有相应的原料工业同它配合，原料就没有来源。这两者之间虽然谁也离不开谁，但在一般情况下，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原料工业。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加工工业如果得不到充足的原料供应，设备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对于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发展原料工业，特别是发展在原料工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采掘工业，大打矿山之仗，注意保持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

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上述关系，对于同一工业部门内的各个分业部门，也是同样适用的。如钢铁工业就整个来说是一个原料工业部门，它为机器制造业、建筑工业等部门提供原料。

但在钢铁工业内部，采矿、冶炼、轧钢这三个分业部门之间，采矿又是钢铁工业的原料来源，因此要以釆矿为基础，建立三者之间适当的比例关系。

第三，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国防工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拳头，是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援助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不可少的一个工业部门

但是，国防工业的发展要以基础工业的发展为前提。恩格斯指出：“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⁴⁴。没有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电子仪表工业等基础工业的发展，国防工业是上不去的。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脱离基础工业，孤立地发展国防工业，必然破坏国民经济。

林彪一伙鼓吹“军事工业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并竭力反对军用产品和民用产品的结合，其罪恶目的就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为他们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服务。我们只有按照毛主席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理论，在加速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来发展国防建设，把国防工业的发展，紧密地同基础工业的发展相联系，保持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平衡，才能使国防工业和整个工业都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

第四，各个工业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如机器制造工业内部主机和辅机、整机和配件的比例关系，纺织工业内部纺、织染的比例关系，等等。这些比例关系的保持，从理论上讲是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在实践上，由于重主机、轻辅机，重整机轻配件那种“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也会使主机和辅机、整机和配件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为了在工业内部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需要在生产计划上作出妥善的安排，同时必须不断对那种“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的思想进行批判。

农业内部、工业内部以及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的比例关系，是整个国民经济平衡的基础。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还有不少重要的比例关系。

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比例关系就是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马克思把运输业列为采掘工业、加工工业和农业之后的第四个物质生产部门。社会化的大生产，必须保证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及时得到原料、材料、燃料的供应，并及时将产品从生产地运往消费地。有计划的生产，需要有计划的运输来紧密配合。交通运输业是“先行官”。采矿、建厂，首先就要准备好运输条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如果落后于工业生产的发展，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不能及时运到，产品不能及时运出，那就会极大地妨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文化教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也有一定比例关系。文化教育是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适应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文化教育建设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必须同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相适应，才能保证把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国民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部门，才能保证人民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的逐步提高，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都是很重要的比例关系。这些比例关系如果安排得不恰当，也将妨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面的问题，将在第十一章里加以分析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即生产增长、文化教育发展和人口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物质资料有计划的生产，文化教育事业有计划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计划的人口增长，即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有计划地进行劳动力再生产，有计划地安排人民生活、保护母亲和儿童健康，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没有计划生育，也就是没有计划地进行劳动力再生产。这就会影响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所谓计划生育，不是单纯的节制生育，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在人口稠密、出生率高的地区，要提倡晚婚和节制生育。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则采取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措施。总之，要使人口的增长同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相适应。

马尔萨斯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相对人口过剩规律，说成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⁴⁵，目的是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马尔萨斯人口论总是把人看成一种消极因素，把人当作单纯的消费者。马克思主义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人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有计划的增长，总是比人口的有计划的增长更快。我国建国以来的二十五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中，人口尽管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却增长了一点四倍，棉花增长了四点七倍，轻工业品增长几倍、十几倍，重工业品增长幅度更大。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不仅在理论上早已被马克思主义驳倒，而且已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完全粉碎了。

人类社会只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计划生育才开始有了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产象物的生产一样是无政府状态的。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掌握了社会的生产资料，处于社会主人地位以后，才开始有可能象对物的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那样，也对人的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恩格斯说：“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⁴⁶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因此，计划生育还不可能毫无困难，还会受到旧的习惯势力的抵制。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并在经济上、技术上采取适当措施，计划生育是可以逐步推广开来的。这是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表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不仅要求相互依赖的各个部门在生产上相互协调地发展，而且要求它在地区分布上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即要求有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是涉及到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社会劳动的节约，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的缩小，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以及巩固国防的大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分布，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自发地形成的。资本家经营企业，不论是开工厂、办农场筑铁路等等，都只服从于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不可能有通盘的考虑和安排。资本主义社会自发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包含着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工业生产崎形发展，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公路、铁路、水上和空中航运等交通运输事业，在工业发达地区由于货运多、利润高，资本家竞相经营，运输力量往往过剩，结果是大家吃不饱，形成运输力量的浪费。而在工业不发达地区，由于货运少、利润少，资本家裹足不煎，交通运输又极其落后。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布局的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这些矛盾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加以解决。所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便面临着一个改造生产力布局的任务。这是恩格斯早就预见到了的。恩格斯指出，为着消除资本主义大工业畸形发展所带来的恶果，社会主义社会将“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⁴⁷。

社会主义社会按照什么原则来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呢？所谓生产力的合理布局究竟包含着哪些主要内容呢？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要求使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和销售地区。对于一个国土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就要求使每一个较大的行政区或经济协作区都应形成比较独立的、各具特点的、不同水平的工业体系。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远途运输上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保证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当然，工业应接近原料产地和销售地区的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在其他有利因素足以抵销远距离运输的不利因素的条件下，使离开原料产地较远地方的冶炼工业和加工工业得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也是必要的。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要求大工业尽可能平衡地分布到全国各地，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县、社、队工业，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使农村经济和文化得到更大的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合理布局的结果，将使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起许多新的小城市，使城乡的本质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布局，要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国防需要，要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为此，就要避免工业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要使各个地区都具有一定的现代工业生产包括军工生产的能力并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这样，当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我们就有许多可靠的大大小小的工业基地，有更广阔的回旋余地，做到坚不可摧，不论帝国主义从哪里来进攻，都将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有利于各民族团结的增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为着攫取最大隈度的利润，总是要限制被压迫民族地区工业的发展。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为着增强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就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促使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逐步缩小。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要服从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服从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需要。而改造生产力布局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工业畸形发展的状况，造成“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⁴⁸。

旧中国的生产力分布极不合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形成这样种状况：仅有的一些现代工业都集中在沿海一些省市，而广大内地则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

解放初期，沿海地区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73%。在重工业方面，以钢铁工业为例，大约有 80%的生产能力分布在沿海，而在资源非常丰富的内蒙古、西北、西南等地，几乎没有任何钢铁工业。在轻工业方面，以纺织工业为例，80%以上的纱锭和 90%以上的布机分布在沿海，而在广大的产棉区和内地，却很少有纺织工厂。

为着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广大的内地发展工业。这样，就发生了沿海工业（原有工业基地）和内地工业（新建工业基地）的关系。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阐明了正确处理的原则。

要改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原来那种不合理的状况，需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要把绝大部分新工厂建在内地，沿海的原有工业基地要通过迁厂、包建、支援人力、物力等各种途径支援内地工业的发展，使全国工业布局逐步平衡起来。这对于加强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普遍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我国的国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都是极其重要的。但这决不是说，对沿海工业可以采取消极态度。一般说来，沿海工业历史较久，能够从技术力量、设备、原料、产品设计等方面支援内地工业。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沿海工业，可以更好地支持内地工业的发展。建国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内地工业迅速发展，在内地各省新建的工业基地已经初具规模。同时，沿海各省市原有的工业基地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合理的发展。内地工业、沿海工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的过程中加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少数民族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且地下矿藏丰富，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十分需要的。过去，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不到发展，不仅没有现代工业，就是农业生产也非常落后。解放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北煤南运”、“南粮北调”，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的一个沉重包袱。我国铁路运载量的相当大一部分，就是被耗费在这上头的。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北方各省粮食自给率大大提高。历来多灾缺粮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现在已经粮食自给有余，为扭转“南粮北调”作出了新贡献。南方各省煤矿的勘探和生产迅速发展，四川、云南、贵州、江苏、广东等省的煤产量都有很大的增长，从来不生产煤的西藏，也找到了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北煤南运”、“南粮北调”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

第二节 价值规律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的影响作用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同以往各个社会形态的联系时，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 ⁴⁹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同样有这种情况。在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方面，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用计划来调节生产，已出现了征兆，但是，它要到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以后，才作为一个规律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发展到具有充分的意义。同时，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未克服的遗物，例如价值规律在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还有影响。要懂得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社会劳动的分配，就要懂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的交互作用。

那末，什么是价值规律呢？价值规律是如何影响分配社会劳动过程的呢？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实行商品制度。这就是说，社会产品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

“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⁵⁰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一）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二）商品的交换要根据等价的原则来进行。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而前者又必须通过后者来贯彻。事实上，生产同类商品的各个企业所消耗的个别劳动时间是极不相同的，但是都要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统一尺度进行交换。价值规律体现出来的这种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情况，就是资产阶级法权。价值规律的这个基本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跟在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主要是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因而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式、范围和后果，则已经和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着商品价值的转化形态生产价格而不断地上下波动，有时高于生产价格，有时又低于生产价格。商品价格的这种自发波动，支配着人们盲目地扩大或缩小生产。当价格高于生产价格时，利润大于平均利润，资本家眼见有大利可图，就争先恐后地把资本投往这些部门。反之，就把资本抽走。社会生产就是在这种盲目竞争的状态下发展的。这种情况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作为一种在人们背后起作用的异已力量表现出来的，是社会生产的全面调节者。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调节者已经不是价值规律，而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计划规律所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正如马克思预见的那样：“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⁵¹这是因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变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而不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仅仅为资本家生产利润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根据一定时期的社会总劳动的情况，按照必要的比例，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并不依赖价值规律进行调节。所以，从基本的方面来说，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再是一种在人们背后发生作用的异己力量，已不再是社会生产的全面调节者了。但是价值规律仍然存在着，不过它已有可能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一种被人们驾驭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它的历史作用。

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计划价格。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价格，不是在自由市场上随着供求关系变化而自发地涨跌的，而是由国家计划规定的。从这一方面来看，计划价格体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但是，决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以为计划价格可以随意决定，根本不必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了。决不是这样。计划价格的基础，不是别的，仍然是商品的价值。从整个社会来看，某些商品的价格高于价值，必然有另一些商品的价格低于价值。这种价格同价值背离的现象，在计划价格体系中到处存在，这也正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那末，价值规律是如何通过计划价格来影响社会劳动的分配呢？

首先，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由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调节的。但是在商品制度下，任何国民经济计划，既通过实物形式（年产多少吨钢、多少吨煤……）表示出来，又通过价值形式（多少亿元投资、产值，多少亿元上缴利润……）表示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价值规律的作用已经体现在国民经济计划之中，影响着社会劳动的分配了。而且，在国家计划中，对一部分工业品特别是日用工业品，往往只按产品的大类规定生产数量，而不规定具体的品种、规格；或者，只给企业下达产值指标，而不规定产品的实物指标。同时，在特定条件下，国家还通过计划价格，自觉地利用价格和价值的背离，来影响这类产品的生产。

其次，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也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的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和交售任务，都是由国家计划规定的。其他很多农副产品的生产，国家虽然不直接下达计划任务，但也通过商业部门同社、队签订采购合同的办法，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就整体来看，起决定作用即调节作用的，也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但是，国家也通过计划价格的作用促进计划的实现。例如，在一定的时期内，国家采取调整棉粮比价措施，以促进棉花的生产，促进棉花收购计划的实现。价值规律的这种作用，对集体企业生产的影响显得更大一些，这是由于集体企业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它的积累水平和社员收入水平都取决于它本身的生产收入。至于集体经济生产中的那些同国计民生关系不很重要、不列入国家计划也不通过采购合同来衔接的零星的土特产品的生产，价格的高和收益的大小对它会起更大的作用：收益较高的产品比较容易发展，收益较低或亏本的产品比较难以发展。这就是价值规律对这类产品的生产发生的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

总之，只要实行商品制度，不论是国营企业的生产还是集体企业的生产，价值规律都还是起作用的。但是，从社会主义生产的整体来说，社会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由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国家计划来调节的。所以，国家计划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位的东西，价值规律只是起影响作用的第二位的东西。

价值规律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一方面有它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它的消极作用。价值规律毕竟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它是私有经济的遗物，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

列宁指出：“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⁵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虽然可以被人们所认识，可以被人们自觉地加以运用，但是只要价值规律存在，它就会给社会主义企业带来这样的可能性：扩大价值规律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热衷于生产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产品，不愿生产那些价格低于价值或者比较起来高于价值不多的产品，而不管这些产品是不是为国家和人民所需要。因此，对于价值规律可能给社会主义经济带来的危害，要加以限制。如果不加限制，就会冲击国家计划，不仅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破坏作用，而且会使资产阶级经营作风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膨胀起来，加速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腐蚀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限制还是扩大价值规律的这种消极作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联共（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沃兹涅先斯基在《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一书中，就曾大力主张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说什么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一种决定生产耗费、决定产品分配和产品交换的最起码的法则”。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也是拼命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鼓吹价值规律“万能论”。他们的特点都是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来谈什么“统一计划”，而这种计划的灵魂又是利润挂帅，即让价值规律全面调节社会生产。邓小平在他授意炮制的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中，就是在否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前提下，大谈其“必须加强国家的统一计划”的。此外，他还攻击无产阶级批判利润挂帅是“片面反对抓利润”，说什么“不是说利润挂帅嘛，在这个问题上挂点帅没关系，要不国家靠什么？”这就暴露了他主张让价值规律全面调节生产的阴险目的。这条路线就是苏修的路线。如果听任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泛滥，社会主义企业都搞利润挂帅，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那就必然冲击和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产阶级法权就会恶性扩大，发展下去，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复辟。因此，反映在价值规律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正确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就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第三节 自觉运用客观规律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

分配社会劳动过程是一个矛盾过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一定比例分配劳动，既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调节，又受价值规律的影响，这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一个重大的特点。由于所有制变更了，社会生产已不是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由价值规律全面调节，因而出现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同时，又由于商品制度的存在，价值规律仍然存在，还要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发生一定影响，因而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曾经指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⁵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时，社会质生产过程就开始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了。社会产品的“神秘的纱幕”开始被揭开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开始发生作用了。但是，这仅仅是开始。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还是划分为阶级的，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那种“自由结合的人”的境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结合，还同商品关系联系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还笼罩着“神秘的纱幕”。所谓价值规律，按它的本质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它的运动总是要或多或少地摆脱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的。这样，分配社会劳动的过程，就必然表现为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向，有时是一致的。例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加速发展某些经济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某些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原料的需要，而这些经济作物的价格也可以保证给农业集体经济带来较多的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计划的增产要求同农业集体经济方面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要求是一致的，增产计划一般说来也容易完成和超额完成。

但是，这两个规律作用的方向，也会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计划发展规律要求加速发展棉花的生产，但是棉粮的比价如果不合理，种棉花所能获得的收入偏低，那末就会影响到棉花生产计划的完成。这时，就要运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提高棉花价格，促进棉花的生产。当然，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会出现某些经济作物的价格可以给集体经济带来较多的收入，另一些经济作物或粮食作物只能带来较少的收入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又会使某些人热衷于增加收入较多的农作物的生产，从而不利于国民经济计划对各种农作物不同程度地全面增产的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当两个规律所发生的作用一致的时候，价值规律对国家计划的完成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两个规律的作用不一致的时候，价值规律就会冲击国家计划的完成，起着消极的作用。

以上海市郊区 1974 年春播的早毛豆和早西红柿、秋播的青菜和菠菜为例：每亩产值在扣除生产成本后，早毛豆净收入为七十七点一元，早西红柿则为一百九十三点七元；秋青菜净收入三十六点七元秋菠菜则为一百四十八点五元。有些生产队为了多赚钞票，就不按照国家计划，而是看价种植，大幅度地砍掉早毛豆和秋青菜的播种面积，同时却大幅度地增加早西红柿和秋菠菜的种植面积。这种不受计划规律调节而受价值规律调节造成的蔬菜品种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市场供应。

这种蔬菜种植上受价值规律调节的情况，是可以改变的，事实上些先进的社、队就始终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按照国家计划种植蔬菜。上海市川汐县洋泾公社的菜田面积占农田总面积的 61%，是上海近郊几个主要种植蔬菜的公社之一。过去，他们也出现过价值规律调节蔬菜生产的情况，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公社党委的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在蔬菜种植方面：（1）不断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正确处理“线”和“钱”的矛盾：（2）正确处理生产季节性和上市均衡性的矛盾，保证城市人民经常有菜买；（3）按居民需要进行种植，把蔬菜生产和供应提到一个新的水平；（4）处理好种菜人和卖菜人的关系，共同为吃菜人服务。结果，1975 年同 1966 年比，蔬菜单产提高 21%，平均每亩产值提高 52%，品种从 1971 年的五十八种发展到 1975 年的一百另一种，社员的收入增加 32%。这样，既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种植计划，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又增加了社员的收入。在公有制条件下，只要有正确路线的指导，价值规律带来的危害是可以得到限制的。

因此，所谓对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就是要全面地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按照“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办事，依靠国家计划来指导社会生产，不能依靠价格来指导生产。否则，就会滑到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价值规律万能”的邪路上去。

因为，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规律，体现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孕育着和产生着资产阶级分子。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制约下，运用价值规律，能够促使各个企业、各个经济部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进行合理的分配和再分配，使社会主义生产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但是一旦离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制约，离开了政治思想工作，价值规律就会象脱缰的野马、决堤的洪水，使一些人去利用价格和价值的背离，追求利润，破坏社会劳动的计划分配，使生产发生混乱，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在分配社会劳动的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就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苏修叛徒集团说什么：“在人们联合活动中的表现却不可能自发地、通过竞争来实现，因为我们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和利益，没有对抗性力量的斗争。”（苏联鲁米扬采夫等主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既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歪曲，更是为掩饰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在经济领域激烈地存在着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照国民经济客观的比例关系分配社会劳动，基本上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来实现的。国民经济计划能否正确反映客观规律，不仅对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很大，而且对能否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也很大。如果计划比例安排不适当，生产任务安排低了，就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就会出现某些商品供应上的脱节。生产任务安排高了，或者物资供应渠道不畅通，就会造成原材料供应上的缺口。以上两种情况的出现，轻者使企业自找门路，去搞物物交换；重者使新老资产阶级乘虚而入，进行非法套购，转手倒卖。不管哪种情况，都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计划是人们制订出来的，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要做到使人们制订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正确地按一定比例分配劳动，是很不容易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制订计划的过程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经济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都要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反映出来：是政治挂帅还是利润挂帅，是农、轻、重还是重、轻、农，是大中小并举还是大洋全，是执行“鞍钢宪法”还是执行“马钢宪法”，是真正关心群众生活还是搞物质刺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关系到是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大问题。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在制订计划过程中占优势，那就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复辟。党内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总是处心积虑要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邓小平在重新工作的一年中，一直插手计划工作。他在“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下，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即所谓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妄图作为制订计划的依据，并通过国家计划机关把这种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计划强加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国家各级计划机关是制订计划过程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阵地。应该看到，国家计划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容易接受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官僚主义作风，不可能及时反映广大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只能扼杀广大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而对于修正主义路线，则一拍即合。因此，要使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真正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计划规律的要求，真正体现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就必须坚持同修正主义路线、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同时，不断改革国家各级计划机关，根除官僚主义的恶习，使国家各级计划机关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当然，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除了受到党内外资产阶级的破坏和干扰以外，人们对于客观规律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国民经济中错综复杂的比例关系，要一下子统统认识清楚，那是难以办到的。但是，人们应该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做到使自己的行动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群众，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在制订计划以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按照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联系，来安排比例关系，是可以做到的。

正确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将使国民经济中相互关联的各个部门在发展过程中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但是，这个规律，并不能给我们指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给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指明基本方向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以，一个正确的国民经济计划，首先要在各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自觉调节社会劳动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自觉地调节社会劳动分配，这是一个不断的斗争过程。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平衡总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经常的，绝对的。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经常会出现打破平衡和比例关系的情况。

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所具有的优越性，并不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而是在于：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不可能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通过有计划的调节来克服，因而往往要发展成为严重的比例失调，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而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通过觉和国家的计划调节，不断地克服不平衡，建立相对的平衡。“经常的、自觉地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⁵⁴。从平衡到不平衡，再从不平衡到平衡，就是意味着打破旧的比例关系，在更高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比例关系，使社会主义经济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对立统一中迅速向前发展。毛主席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⁵⁵毛主席的这个理论，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及其优越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看作没有矛盾，生怕出现不平衡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的态度是，对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平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由于某些部门工人群众提高了社会主义积极性，节约原材料、提高设备利用率和产不增人而超额完成计划打破了平衡，是件好事，应该欢迎。

由于工作中有差错，完不成计划，因此引起的不平衡，则应总结经验教训，尽力避免。不论是什么原因，在不平衡出现以后，都要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它，根据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及时地把暂时落后的部门的生产促上去，建立起新的平衡。这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体现。

为了克服经常出现的不平衡，建立起相对的平衡，就要注意搞好综合乎衡工作。综合平衡不是个别生产部门的平衡，而是建立在农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内部的乎衡和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基础之上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

综合平衡的任务，主要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考虑到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影响作用，安排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把人力、物力、财力适当分配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建立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使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同社会主义生产日益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使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需要相适应综合平衡的过程，是一个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为着搞好综合平衡，应该用积极的态度来处理矛盾，积极地把短线产品⁵⁶搞上去，加速发展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带有关键性的暂时落后的部门，以便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建立新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都得到更好的满足。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时提出什么“短线平衡”等等名目，大搞削高就低的消极平衡；有时又不顾原材料的缺口，提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而当指标落空时，就来个“砍光退够”，还胡说什么“毛驴走得慢，但却稳当”，在计划工作中推行一条右的或者形 “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综合平衡是要建立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异常复杂，包含着很多矛盾，这就需要对全局进行分析。毛主席教导说：“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⁵⁷。把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应用到综合平衡中来，那就是说，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种比例关系，决不可以不分主次同等对待，而必须区别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力量，这就好比十个指头同时要按十只跳蚤，结果一只也按不住。重点部门、重点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必须照顾重点，它们的需要应首先保证得到满足。但是，保证重点并不是说可以忽视一般。重点同一般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不保证重点，一般固然得不到很好发展，忽略了一般，重点的发展也要受到影响。所以，在综合平衡工作中，必须贯彻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照顾重点的前提下，同时兼顾一般。要从整体出发，瞻前顾后，考虑到上下左右的关系，避免犯片面性的错误。

在综合平衡工作中，必须兼顾劳动力平衡、物资平衡和资金平衡。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上述三种平衡中，首先必需安排好劳动力的平衡。而在安排劳动力的平衡中，根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原理，又必须首先保证满足农业生产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只有在农业生产随着机械化的发展而有可能提供多余劳动力和更多商品粮食、经济作物的条件下，才可以从农业抽调适当数量的劳动力来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离开了这一前提条件，过多地抽调农业劳动力，就会破坏综合平衡，不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从出现不平衡到建立新的平衡，总要有一个过程。为着在这一过程中保证各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和保持一定的物资储备。各类物资储备的数量必须适当。储备量过少，不能满足填空补缺的需要，就会使一些部门由于某种物资的短缺而开工不足，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储备物资的数量过多，就会造成物资和资金的积压，使本来可以用于当前生产的物资和资金不能发挥它的作用，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在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过程中，除了正确地运用综合平衡这个基本方法以外，还必须遵循从计划工作实践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基本原则。

首先，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

要制订和贯彻执行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当然要有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如果没有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提倡全局观点，不反对分散主义，而听任各个地方各自为政，那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但是，社会主义的集中领导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中央的集中领导同发挥地方积极性是互为条件的。列宁在阐述经济工作方面

的民主集中制时说：“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铁路、邮电和其他交通运输等经济企业的工作有绝对的严整性和统一性；同时，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顺利地发展。”⁵⁸

为了把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要以地方为主，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条块结合”。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也要允许各地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做法。这种特殊，不是闹独立王国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因地制宜地充分挖掘生产中的潜在力量，更好地完成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所必要的特殊。从计划工作制度上讲，就是要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制度。毛主席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设立这样一级的有力量的地方机构，才能把事情办好。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决不许可各自为政；但是统一和因地制宜必须互相结合。”⁵⁹毛主席后来又多次教导我们，“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⁶⁰但是，党内资产阶级一贯反对毛主席的这条革命路线，一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大搞“条条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伙同邓小平竭力推行“条条专政”，后来林彪也强化“条条专政”。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又重搞“条条专政”。所谓“条条专政”，就是搞官僚垄断，搞专制独裁。它反动的地方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制订计划，是“条条”独办，不是以“块块”为主。物资分配，实行“统收统配”，反对就地配套，就地供应。财政收支，竭泽而渔，克扣地方财力。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恶毒诬蔑经济战线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乱”、“散”、“慢”，大肆鼓吹“整顿”治“乱”，收“权”治“散”，“引进”治“慢”。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对党中央分庭抗礼，对地方霸道专横，对群众搞尖锐对立，对洋人则卑躬屈膝。他的罪恶目的，就是为了便于从上到下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变社会主义经济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搞“条条专政”，就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条条专政”是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抗的，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水火不相容的。在计划工作中，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把“条条专政”批深批透，彻底打倒。其次，“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⁶¹这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原则。每一项生产计划都应当有原材料和配套件等物资上的保证。有些计划在物资上有缺口，通过节约、挖潜等办法，变缺口为满口，保证了计划的完成。这是正常现象。但是要反对缺口过大。因为缺口过大，既破坏了计划的严肃性，又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计划工作必须充分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揭矛盾，找差距，促转化个企业要生产哪些产品，生产多少，企业的领导应该讲形势，鼓干劲，向群众交任务，交情况，交措施，交困难，发动群众讨论。这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标志。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讨论，主意是干部的；经过群众讨论，变成了群众自己的计划，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计划指标既先进又可靠。

计划指标应该是先进的。只有先进的计划才可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为了制订出先进的计划，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有些人明明知道生产潜力很大，却把计划指标定得很低，以便多拿超产产品，作为计划外协作的筹码；或者不从国家需要出发，挑肥拣瘦；或者贪图方便，多要物资，积压浪费；或者片面追求产值，不重视品种、质量。很明显，如果听任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不同它作斗争，那就不可能制订出反映客观实际的科学的计划。制订计划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过程。

计划指标应该是先进的，但这决不是说，指标愈高愈好，可以没有根据地加码、翻番。脱离了客观可能性的高指标，不仅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必然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先进的计划指标必须是有科学依据的，可靠的，切实可行的。毛主席教导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⁶²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认为做不到，不去办，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就叫盲目性，叫做形“左”实右。订计划既要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形“左”实右。使计划放在有充分根据，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基础上第三，在制订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应该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

一定时期内可以用于基本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有限的。如果基本建设战线太长，上马的项目贪多求大，那就势必拖长建成投产的时间。如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那就可以早建成，早投产。假定，我们在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的基本建设资金足够建设五百个项目。这里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五百个项目同时上马，分散使用建设资金，到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五百个项目同时建成。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项目的建设周期都要五年。另一种做法，每年上马一百个项目，集中使用建设资金，五年中每年都有一百个项目建成，那末，每个项目的建设周期可以大大缩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不仅在军事上是有效的作战方法，而且也是制订基本建设计划时必须遵循的原则。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有时不能很好地贯彻这个原则，这是由于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思想作怪，以及对于违反这个原则所带来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为着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就要加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一原则的宣传教育，同那种只顾局部需要、不顾全局利益的观点和行为作斗争。

第四，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必须实行长期计划（五年计划和十年、二十年的远景规划）和短期计划（年度计划、季度计划、月度计划）相结合。不搞长期计划，基本建设就很难作有计划的安排。长期计划体现长远奋斗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前走出的一步，使人站得高，看得远，可以出干劲。工人同志说得好：“胸中没有大目标，一根稻草压弯腰；胸中有了大目标，泰山压顶不弯腰。”但长期计划要通过短期计划加以具体化，才能落实，才抓得住，才便于在执行过程中进行检查和评比。这样，长期计划的实现才不致落空。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计划工作，有它自己的特点。集体所有制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但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可以保持较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以便因地制宜，充分调动集体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集体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

第五章 社会主义农业和工业

第一节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农业和工业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分析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怎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并遵循一定的规律相互交换活动，这是研究社会总劳动在国民经济中按比例分配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为什么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如果不是这样，又会出现什么后果？要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懂得农业和工业的关系，特别是要懂得农业为什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道理。

农业为什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人们要进行生产，或者从事文化、社会活动，首先要获得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解决吃饭问题。如果没有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其他一切劳动或活动都是谈不上的。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⁶³农业劳动正是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提供食物的劳动，它是人类生存和一切生产的最为必要的条件。

农业生产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可能出现农业以外的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农业原来是人类社会初期唯一的生产部门。那时尽管有着为进行农业生产而制造工具的劳动和纺织劳动，但是，这种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原来不是分开的。如果我们把那时的经济也叫做国民经济的话，那末农业便是那时“国民经济”唯一的部门。除了农业以外，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后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呢？马克思指出：社会上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面的全部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⁶⁴。马克思对社会分工的发生所作出的历史总结，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当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才会发生。所以，农业生产的一定发展，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赖以独立化的基础。

些生产部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以后，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仍然要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这是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才有可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和劳动力，以满足其他部门发展的需要。假设全国有四亿劳动力，需要有三亿劳动力花在为解决吃饭问题和提供其他必要生活资料的农业劳动上，那末，只剩下一亿劳动力可以干别的事。再假设，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在同样的四亿劳动力中只需要一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那末，就可以有三亿劳动力从事别的劳动或活动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用来生产小麦和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愈少，用来进行其他的生产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愈多。”⁶⁵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时，曾经把社会的总劳动区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个部分，把农业这样的为整个社会提供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叫做必要劳动⁶⁶。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适用的。在社会总劳动时间内，只有作为必要劳动的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耗费在这种必要劳动上所需要的时间节约了，用来进行其他生产的时间才可以增加起来。这说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独立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马克思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⁶⁷。

在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有些国家工业比较发达，而农业则比较落后，甚至没有多少农业。这是不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可以脱离农业这个基础呢？不！资本的发展不仅以本国的农业为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也以外国的农业为基础。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对外贸易，特别是通过剥削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广大人民，以取得农产品，为本国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世界看作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他指出：“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资本发展的基础。”⁶⁸

当代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也不例外。苏修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拼命发展军事工业，扩军备战，造成了农业严重落后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决定了它必然同时要以外国的农业为基础 ⁶⁹。

农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比之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加明显。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紧密地联结成一个整体，国家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地统筹安排各部门的劳动，这就表明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自觉地运用农业是基础这个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又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它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本国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这样，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如果从直接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那末，这就是一个有计划地生产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生产出来的粮食和副食品，除了用来满足农业劳动者本身的生活需要以外，还为全社会非农业劳动者提供食物。农业生产发晨了，为社会提供的粮食和副食品也就增加了，从而，社会的各项事业也就能得到相应的发展，人民生活也就能得到相应的改善。

同时，社会主义农业产品（特别是经济作物），也是工业原料的一个重要来源。重工业需要某些农产品作原料，轻工业更需要大量农产品作原料。目前，我国轻工业使用的原材料就有百分之七十左右来自农业。

我们如果从商品生产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那末，农业和工业在商品交换中是互为市场的。农业向社会提供的粮食和原料越多，就标志着销售到农村的工业品的相应增加。随着农业逐步实现机械化，随着农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农村作为工业品的重要市场的作用，必将日益明显起来。农业这个极其广阔的市场，是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

此外，在农业劳动创造的价值中，也有一部分通过上缴农业税的形式，为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积累。

社会主义农业也是向工业和其他部门提供劳动力的主要源泉。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需要增加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除了依靠本部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把节省下来的劳动力用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以外，主要依靠农业部门来提供。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队伍的扩大，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显著作用，要求人们更加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农业是基础的规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商品制度下作为人们的一种异己力量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当农业部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出现资本大量向农业转移，从而使农业生产获得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虽然还要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不可能象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那样摆脱商品货币关系的制约。但是，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农业的这种通过商品制度体现出来的基础作用，从总体上说，已经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支配，已经可以在社会总劳动中按计划分配农业劳动了所有制的伟大变革，表明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比较自觉地运用农业是基础这个客观规律了。

社会主义农业劳动的计划分配，是同商品货币关系交织在一起的。最为明显的是，农业的基础作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农产品的商品率的高低来体现。在社会主义农业的产品中存在着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满足农民个人和集体自给需要的产品，另一部分是为满足全社会非农业劳动者需要而提供的商品。农业产品中的商品量越大，即农产品的商品率越高，农业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所作的贡献也就越大。在人们对粮食、副食品消费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农业能提供多少商品粮和副食品，决定着工业和其他部门能容纳多少劳动力；农业的商品原料、经济作物的多少，决定着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那些工业生产的发展规模。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意味着集体农民的货币收入的增加，也就是对工业品购买力的提高；这就是说，农产品商品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着工业品市场的大小。

农业和工业在商品交换中是互为市场的，所以农产品的商品率的提高，又促使整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也必定为社会主义国家积累起更多的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从而就有能力去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就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来看，总是首先要以满足集体农民自给产品的需要为前提，不然再生产就无法进行。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自给部分和商品部分在绝对量上都会相应提高，由于自给部分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相对来说，商品部分总是会提高得快一些。就整个社会来说，各个地方农产品的商品率是有差别的，而且由于生产水平的变化，也会影响商品率的变化。如果国家不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征购的农产品过多就会影响农民自给部分的满足，影响集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也就会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相反，如果只顾农民对自给产品的需要，而不顾国家和整个社会对农业商品量的需要，也就削弱了农业应当发挥的作用，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从而也同样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所以反映在农产品两个部分的比例问题上，就有一个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毛主席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农业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比例关系，以及怎样发展农业的问题，作过系统的、精辟的论述。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毛主席就指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⁷⁰。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详尽地分析了农业的基础作用，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⁷¹到了一九四八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提到了农业基础的问题，毛主席说：“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⁷²。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毛主席曾经多次阐发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毛主席反复地强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⁷³。后来，毛主席又接连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等一系列光辉思想，并且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概括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毛主席反复要我们重视农业，“广积粮”，告诫我们吃饭问题是不能靠外国的。吃饭靠外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一句空话。

毛主席关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和工业的内在联系，从理论上武装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反修防修，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农业搞得好，上得快，就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副食品和原料，不断开阔农村这个重要的市场，国民经济各部门也能获得较快的发展；相反，农业搞不好，上得慢，其他部门也就发展得慢。我国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就是从农业大跃进开始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业歉收，提供的商品作物减少，就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从一九六二年起，农业连年持续丰收，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也就相应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形势。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的展翅高飞，可以推动整个国经济的龙腾虎跃。人们自觉地应用农业是基础的规律，就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尽快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要把发展农业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除了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以外，还有一个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在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根本无法使用机械耕作的，因而农业集体化是农业机械化的前提。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农民有条件也有要求变革生产工具，采用机器耕作，尽快发展生产力。所以，农业机械化又是农业集体化的必然趋势 ⁷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如果集体化搞不好，即使采用了机器耕作，农业还是上不去，结果不但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且农村还会迅速出现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势力必然重新获得发展。我国的贫下中农说得好：不搞集体化，要两极分化；不搞机械化，不能巩固集体化，还会两极分化。

我国农业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不断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用现代化的大机器和科学技术来武装农业，以迅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便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五年我国农村出现社会主义高潮的时候就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⁷⁵

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不断巩固和完善，是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不开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其意义也就在这里。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向农业机械化进军中，经过多年的努力，到 1975 年，全大队已拥有八十多部农业机械，这些机械每年完成的劳动量相当于八万多个工，等于给全大队增加了一倍半的劳动力。

实现农业机械化，在耕作、播种、收割和运输等方面用上机器那就可以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逐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大量节省劳动力。

农业生产的条件不同于工业，往往要在很大的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但是，“人定胜天”。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可以不断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实现农业的稳产、高产。

河北省遵化县西铺大队的前身，就是合作化运动中闻名全国的王国藩领导的合作社。当年办合作社时，贫下中农发扬“穷棒子”精神，克服了办社初期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困难。办起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后，他们继续发扬“穷棒子”精神，搞起了农业机械化。这个大队从 1971 年到 1973 年三年时问内，用自己积累的资金购买了各种农业机具一百七十多台（件）。农业机械化步子大了，抗灾能力强了，农业生产获得了连年稳产、高产。1970 年，粮食亩产过了“长江”，1974 年亩产达到了一千三百五十斤。

上海市上海县从 1956 年起，经过八年时间，重点解决了排灌机械化；又经过了三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脱粒、农副产品加工和饲料加工机械化；再经过四年时间，主攻耕地机械化，使机耕面积达到 80%，接着又花了三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水田作业机械化。到 1974 年底，全县拥有大小拖拉机二千多混合台，平均每一百九十亩地就有台；全县98.3%的土地，实现了机电灌溉。植保、稻麦脱粒、农副产品加工、水陆长途运输，也都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拔秧、插秧、耘稻、收割的机械化也正在迅速发晨。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全县从 1970 年以来，十八万多亩粮田全部实现了三熟制，粮食常年亩产从 1973 年开始连续两年翻了《纲要》。

农业机械化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进军。由于大型和中型农业机械的购置需要较多的资金，并且需要在大队或公社范围内统一安排使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益，所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必然会促使公社一级和大队一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公有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有利于缩小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有利于促进由目前的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的过渡，有利于改造小生产的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对于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逐步缩小，将有深远的意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为工业的发展提供雄厚的基础；工业的发展又将进一步支援和促进农业的机械化。工农之间的相互促进，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也将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起来在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鼓吹的“中国人多地少不用机械化”，“山区不可能机械化”，“精耕细作不能机械化”等反对农业技术改造的谬论，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深入人心，各有关部门和广大农民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积极性大大提高。随着我国工业特别是地方小型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各行各业加强对农业的大力支援，我国农村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党中央制定的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品以中小为主、农业机械购买以集体为主的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73 年和 1965 年相比，我国农村用电量提高了二点八倍；化肥施用量增加近一点九倍；拖拉机（混合台）拥有量增加了二点二倍，手扶拖拉机拥有量增加了七十四点八倍，实际机耕面积约扩大了 70%；动力排灌机械也增长了二点八倍。全国 90%以上的县有了农业机械修造厂。

农业学大寨

农业要充分发挥它的基础作用，必须在巩固和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实现农业机械化，发展农业生产，又必须由革命来统帅。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我国农村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一面红旗，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样板。“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

大赛大队在农业集体化以前，是个“七沟八梁一面坡”，“山高石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难多”的生产条件极差的穷山区。整个大寨大队总共只有八十三户人家，四百五十多口人，但他们在1971～1974 年问就搬掉了大大小小三十三个山头，填平了十五条沟，移动了近七十万方的土和石头，把原来的四千七百多块地合并成了二千九百块地，然后又改造成了一千五百块地。现在大寨大队已经出现了不少的“人造小平原”，已有二分之一的土地可以采用机械耕作了。大寨人治山改土，改变了生产条件，生产面貌发生了大变化。

解放以前，大寨的粮食平均每亩产量不到一百斤，总产量最高是八万斤。1974 年，总产量达到七十七万斤。林、牧、副业的收入，1974 年比合作化初期的 1955 年增长七十六倍。同年全大队的总收入达到十九万四千八百多元，比 1955 年增长了十倍多。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大寨从 1955 年到 1958 年，平均每年十万五千斤；从 1959 年到 1970 年，平均每年二十四万五千斤；从 1971 年到 1974 年，平均每年三十三万斤。后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解放前粮食总产量的三倍多。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大寨大队农产品的商品率不高，充分体现了农业对于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大寨大队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关键就在大寨大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革命带动了生产的大发展。大寨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地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努力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破除小生产的传统观念；深入开展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1961 年前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配合苏修猖狂反华，趁国内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之际，刮起了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有人说：“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单干也可以试一试嘛！”大寨大队贫下中农说：“已经试了多少辈子了，流了多少血和泪，难道还没有试够吗？！”那时，还有人上门出高价枚买大寨的饲草，可是大寨不卖，偏只卖平价。

1963 年，特大洪水把大寨冲了个地毁房塌，国家送来了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可是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硬是不要。他们有了向国家伸手的思想，就会丢了靠群众、靠社会主义集体力量、靠艰苦奋斗的思想，这样重建大寨的步子反而要慢。1964 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队在大寨推行“桃园经验”，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感到不对头，坚殃抵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为了掩益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大耍两面派手法，有一个时期到处搞形式主义活动，可是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觉得那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什么用处，硬是不搞。经过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 1975 年，党内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又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大寨大队党支部坚决顶住这股右倾翻案风，坚决带领群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同时，还发动群众全面总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努力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积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大寨走的道路，不是一条简单的治山、治水的路，也不是一条简单地提高粮食产量的路。它的经验十分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始终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农业学大寨，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这个根本经验，解决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农业学不学大寨，大不一样。无数事例表明，不学大寨，就生产抓生产，生产就上不去。学了大寨，抓了无产阶级政治，用革命统帅生产，人的精神面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面貌就完全改观了。

大寨大队所在的昔阳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没有认真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昔阳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深入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轰轰烈烈地认真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抵制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全县人民战天斗地，重新安排山河，结果使全县土地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66 年，全县的粮食总产量是八千多万片，1967 年开始学大寨，到 1969 年，总产量就猛增到一亿六千万斤，三年翻了一番，亩产超过了《纲要》。从 1972 年到 1975 年连续三年大旱，仍然夺得了高产，1975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三于九百多万斤，为文化大革命前最高年产量的三倍；卖给国家的商品粮达到八千万斤，比文化大革命前最高交售量增长十倍以上。

上海市金山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同样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千扰，农业生产进展不快。1965 年粮食亩产只有九百一十九斤，比上海郊区十个县平均亩产低一成多。1970 年县委提出“大干苦干三、五年，誓把金山变大寨”的口号。可是，1970 年和 1971 年两年搞下来，生产进展仍很少。问题究竞在哪里？他们深入调查研究，解剖典型，发现根本原因是学大察没有学到大寨的根本经验。例如，同属该县金发现根本原因是学大寨没有学到大寨的根本经验。例如，同属该县金卫公社的八二大队和永久大队，村靠村、田连田，原来都是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但是 1970 年前后却不同了。八二大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干苦干，科学种田，学大寨一步一层楼，1971 年粮食官产达到一千八百三十八斤；而永久大队却在那时松了阶级斗争的弦，资本主义倾向抬头，重钱轻粮，劳力外流，结果，集体根食减产，社员收入减少。金山县委总结了以上典型经验以后，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注意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抓路线，促大干，农业生产发展的步子就加快了。永久大队也赶上来了。1974 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五百五十四斤，比 1971 年增加二百七十二斤，皮棉亩产一百四十一斤，油菜籽亩产二百八十三斤，生猪饲养量七十九万头（平均每亩一点三七头），都比 1971 年有较多增长。这几年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八百五十斤，皮棉二十二斤，食油二十三斤，肉猪一点零六头。

昔阳县和金山县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学大寨的步”；只要象大寨那样，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就能产生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什么人间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不利的自然条件可以改造成为有利的条件，低产可以转化为高产，原来高产的可以更加高产。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但是，在农业学大寨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恶毒地攻击我国的农业“拖了工业的后腿”，并且提出什么“农业要整顿”的反动方针。邓小平的所谓“农业要整顿”，就是否定大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经验，重新检起“白猫、黑猫”的黑货。他胡说什么“老老实实地干，就是学了大寨”，妄图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现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胜利发展。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国大寨式的县、社、队越来越多，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地区大量涌现。一九七五年，我国已有了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全国粮食亩产上《纲要》的省、市已增加到九个。北方历来多灾缺粮的冀、鲁、豫三省，已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从一九七四年起也实现了粮食自给。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让大寨之花开遍全国，必将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到更大的基础作用。

第二节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工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既然在社会总劳动中，为整个社会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农业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那末，是不是说工业劳动全部都是社会剩余劳动呢？如果说，工业劳动是社会剩余劳动，这是不是说工业劳动在国民经济中就无关重要了呢？

在经济学说史上，有个重农学派。这个学派的人看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在批判了重商主义者那种认为财富来源于对外贸易的错误观点以后，他们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这是一个进步。可是重农主义者却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其他一切部门的劳动都只能改变物体的形态，不能使物体的数量有任何增加。他们还力图举例证明，如：纺织工人把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磨粉工人把小麦磨成面粉，都只是改变了物体的形态，丝毫也没有增加物体的数量。

由此他们得出一个错误结论，只有农业部门的人才是“生产阶级”，而工业部门的人则是“非生产阶级”。

马克思在批判重农学派的基础上，揭示了无论工业劳动或农业劳动都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都是生产劳动，工业和农业都是物质生产部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农业的发展决不是孤立的，即使在工业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以前，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工具的制造。马克思指出：“狩猎、捕渔、耕种，没有相应的工具是不行的。”⁷⁶生产工具的制造和应用，不仅是使人类脱离动物界的决定性条件，而且对于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人类社会生产工具的发展史证明，由石器工具发展为金属工具，社会生产就由狩猎、采集过渡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金属工具的继续改进，出现了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手工工具发展为机械工具，工场手工业就过渡到大机器工业。所以，马克思曾经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⁷⁷自从工业从形成独立部门，特别是当现代工业出现之后，工业对农业的作用，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就更加显著了。现代工业不仅以机器生产向社会提供大量的日用工业品，而且为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促进农业的技术改造，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不仅生产消费品，而且生产机械性的劳动资料这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正是这个特征决定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工业的发展必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增强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工业生产的水平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水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对农业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物质力量越大。

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离不开工业的主导作用。这正是国民经济中工业和农业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当我们一般地分析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工业中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作用。

前面提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这是就整个工业说的。其实，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工业，应该是指提供生产资料特别是提供劳动资料的工业。不同的劳动资料，对不同时期的国民经济都曾经起过技术改造的作用，推动着国民经济的前进。在劳动资料中，生产工具这一类“机械性的劳动资料”，作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其他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⁷⁸。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生产机械性劳动资料的工业基本上是重工业，例如：冶金、机械、电子等工业，它们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和其他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工业。它们能够在以现代化技术改造农业、轻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种主导作用表现为：

（一）重工业生产大量水利电力设备、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等产品支援农业，进行技术改造，使农业逐步实现机械化，变落后的农业为现代化农业，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二）重工业生产各种轻工业机械和轻工业原料，促进轻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轻工业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并且使轻工业相对地减少对农业原料的依赖。

（三）重工业还为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国防工业等国民经济部门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促进这些部门的技术改造和发展。

工业的主导作用是由重工业来体现的，这并不是说轻工业就不重要了。在工业劳动中有一类，如同农业劳动一样，也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这种为满足社会对生活资料需要的工业劳动是农业劳动的继续和补充。这种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业，主要是运用农业原料和部分工业原料，采取机器加工的方法，生产食品、纺织品、日用品和文具用品等，满足人们吃、穿、用需要的工业。这种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轻工业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业部门。马克思说过：“和一个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样，工人阶级的全部劳动也可以这样划分：为工人阶级生产全部生活资料（包括为此所需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完成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工人阶级所有其余部分所完成的劳动，可以看作剩余劳动。”⁷⁹马克思接着又指出：“一部分工业劳动也会物化在用作农业工人和非农业工人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产品中。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把这种工业劳动看作剩余劳动，是错误的。工业劳动的一部分和农业劳动的必要部分一样也是必要劳动。”⁸⁰马克思说的这一部分工业劳动，基本上就是轻工业劳动。

依据马克思关于把全社会劳动者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论述，轻工业劳动阮然也是一种社会的必要劳动，那末，体现社会剩余劳动的重工业，它的发展就既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也要以轻工业的发展为前提。在国民经济中，只有农业、轻工业发展了，才能促使重工业更快地发展。

为了进一步了解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还可以简略地考察一下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知道，现代轻工业主要是用机器加工农副产品（包括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的工业。在使用机器生产以前，这种农副产品的加工是由独立的手工业承担的；在手工业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以前便是农村的家庭工业。农民种植了稻谷、麦子、棉花，饲养或狩猎了牲畜、动物，只有经过碾轧、磨粉、纺织或屠宰、皮革加工，才能转化为人们的食物或衣着等产品。如果说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独立化和发展的基础，那末，在这种条件下的家庭工业劳动原来就是同农业劳动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当这种家庭工业劳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手工业又发展成为现代轻工业以后，它便成为协助农业发挥基础作用的一种工业了。所以马克思指出，这种工业是“纯农业劳动的必要的相互补充”⁸¹。

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轻工业的重要性是很显著的：农业生产的粮食、经济作物和其他农副产品，需要经过轻工业的加工，才能为工农业劳动者提供各种必需的生活资料，满足社会对生活资料的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轻工业还有投资少、投产快、资金周转快等特点；作为创造价值的过程，轻工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国家提供较多的资金积累。

依据马克思关于把全社会劳动者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理论，轻工业和农业中的劳动者都是在为整个社会做必要劳动。那末，是不是说，轻工业也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呢？不是的。轻工业的原料来自农业，发展轻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来源于农村，轻工业的国内市场更主要立足于农村。毛主席明确地指出：“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轻工业劳动虽然也是生产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但从总体上看，轻工业的发展也仍然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另外，轻工业的发展需要重工业提供技术装备。因而，一方面“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⁸²。另一方面轻工业的发展又是农业的“必要的互相补充”，能够帮助农业发挥基础作用，能够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工业化

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性。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役和掠夺，现代工业只是在少数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发达，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业都比较落后。这些工业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迅速发展现代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充分发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旧中国工业极端落后。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钢的年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也很落后。面对这样一个薄弱的工业基础，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迅速发展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具有更大的迫切性。毛主席早就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⁸³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逐步实现，必然会提高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强国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将在原来工业落后的地区加速发展工业，改变工业的不合理布局；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队伍将随同发展壮大起来，以利于加强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普遍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用先进技术装备农业和轻工业，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巩固国防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毛主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在一九五三年亲自主持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规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实现的重大任务。

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在全国建立一个以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为中心的、门类齐全、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地区分布比较合理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各省都需要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在每个协作区，在许多省的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起比较独立的、完整的、但情况各有不同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样，全国的工业体系就更强大了。

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走什么道路呢？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另一条是依赖外国、出卖主权或者掠夺外国的道路。

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以及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之流妄图推行的卖国主义的道路，都是属于后一条道路。邓小平在他授意炮制的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中，竭力宣扬要加快工业发展，就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向垄断资本举借外债；并把我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方针，污蔑为“夜郎自大，闭关自守”。邓小平的这条道路，就是清末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之流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充当帝国主义的洋奴买办的道路。在当代世界上，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依靠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来发展工业，根本不能实现工业化，根本谈不上什么“四个现代化”或“民富国强”，而只能引狼入室，沦为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走洋奴买办的道路或掠夺外国的道路去发展工业，只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按照本国具体情况，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积累，充分利用本国切资源，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实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毛主席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⁸⁴毛主席的指示，指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坚持执行毛主席关于农、轻、重发展关系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当然要重点发展重工业。这样，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保障国家经济独立和国防巩固，有力地同帝、修、反进行斗争。列宁指出：“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⁸⁵

发展重工业有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是不以农业为基础，片面强调重工业，用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另一种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指导下来发展重工业，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

前一种办法，片面地着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必然会造成市场上消费品供应不足，货币不稳定，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资金等也会发生困难。这种办法的后果是，人民不满意，重工业也不会真正搞好。这是一种少慢差费的办法，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以农业为基础，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把重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情况就不同了。从当年来看，用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的劳动力、资金、物资增多一些，用在重工业方面减少一些，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似乎会慢一些。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这样做必将更快地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就比例来说，投资的重点也还是重工业，不过农业和轻工业加重一些。农业、轻工业发展了，就能为重工业追加更多的劳动力和消费品，积累更多的资金，提供更广阔的市场。这里存在一个对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还是不厉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想得厉害，就要坚定不移地确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样，就会给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打下一个巩固的基础。这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事实证明，遵循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正确处狸农、轻、重的关系，就能使这些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相互促进；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又转化为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

我国解放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取得了工业建设的重大胜利，农、轻、重产值和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 1950 年到 1973 年，我国农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 4.3%，轻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 11.6%：在农业、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的产值每年平均增长 18.6%，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1949 年，我国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 70%，轻、重工业仅占 30%，其中，重工业只占 7.9%。到了 1957 年，轻、重工业比重提高到 56.5%，其中重工业达到了 273%。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1973 年，轻、重工业的比重提高到 70.3%，其中重工业的比重上升到40%。

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农、轻、重比例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迅速的进展。过去没有的新的工业部门现在有了。过去自己不会设计和制造的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现在能独立设计、制造了。由于新的工业部门的建立和技术力量的增强，设备和原材料的自给程度也大大提高；机器设备和钢材已基本自给；石油的产量不仅能够基本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尚有剩余可供出口。工业的地区分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内地工业迅速发展，新的工业基地和新的工业城市陆续建立起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远大目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高。我们一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继续奋斗，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符合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伟大目标。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利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强国的迫切愿望，在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一方面恶毒攻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快”，一方面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各项工作的“总纲”，妄图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扭转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我国人民的一项宏伟任务，只有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不断地进行斗争，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才能胜利地实现这项宏伟的任务。

工业学大庆

要充分发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由革命来统帅。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正如发展任何其他事业一样，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用革命来统帅生产，不用革命化来统帅工业化，就势必要走到邪路上去。大庆油田正是在工业战线上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走我们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典型，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的样板。因此，要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就必须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大庆油田所在地原来是一大片茫茫荒野。当苏修叛徒集团 1960 年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停止向我国供应石油，妄图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紧急时刻，几万名开发油田的职工怀着满腔怒火，来到这里，头顶青天，脚踩荒原，立誓要拿下这块大油田，粉碎苏修的恶毒阴谋。当时，天寒地冻，一无房屋，二无床铺，连锅灶用具也很不够。几十台大钻机在草原上一下子摆开了，可是设备不齐全，不配套，汽车，吊车很不足，道路泥泞，供水供电设备更不够。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英雄的大庆工人提出“拿下大油田，气死帝、修、反”的战斗口号，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刻苦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大庆工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仅仅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高速度、高质量地建起了我国第一流的大油田，使我国石油产品在 1963 年做到基本自给。大庆工人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几个重大技术难题。大庆工人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到 1963 年创造的纯收入就相当于国家的全部投资。由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铁人精神”，始终激励着大庆工人阶级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阔步前进。1966 年以来，大庆原油产量以平均每年递增 31%的速度跃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庆工人深入批判了林彪和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大庆工人又批判了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发挥出巨大的干劲、智慧和创造力，整个油田革命和生产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大好形勢。就原油产量来说，1975 年的一个大庆，已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个大庆。

工业学大庆，同农业学大寨一样，最根本的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工厂企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其中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大庆的经验证明，只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坚决依靠群众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使工厂企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

开滦煤矿是一个百年老矿，是工业学大庆的典型单位。这个矿用老眼光来看，早就应该报废了，但是，这个矿的工人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艰苦奋斗，探索出了进一步开采这个煤矿的新途径，使这个百年老矿恢复了青春，从 1968 年以来实现了连年大幅度增产。象开滦这样一个老矿，为什么能不断发展，阔步前进？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学习大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級，大搞群众运动。1974 年，这个矿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纵横百里的矿区，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景象。1975 年的原煤年产量比原设计能力整整增长了一倍，一个开滦变成了两个开滦；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 80%；工作面平均月产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倍原煤成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7%。1976 年 7 月 28 日，开滦煤矿遭到了强烈地震的破坏。有些外国人说，开滦完了，并下的人完了，出不了煤了。可是，英雄的开滦煤矿工人，在毛主席、党中夹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军民的支援下，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团结战斗，不但使绝大多数并下工人安全脱险，而且在震后短短的十天内开始出煤，创造了抗震史上罕见的奇迹。

上海第五钢铁厂也是工业学大庆的典型单位。这个厂是在 1958 年建成的优质合金钢厂，设备和技术条件都比较好，曾经为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作出过贡献。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这个厂从 1961 年以后，钢产量长期徘徊不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职工和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批判刘少奇一伙破坏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罪行。他们大破“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破“领导高明论”，坚持走群众路线；大破“生产到顶论”，大搞技术革新，大挖生产潜力。结果，这个厂很快就变了样，革新成功了“一步炼钢法”，创造了快遠炼钢和真空冶炼等新工艺，大大缩短了冶炼时问，结束了长期徘徊的旧局面，跨入了生产大幅度上升的新境界。上钢五厂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斗争中，工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茁壮成长，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扬，革命和生产蒸蒸日上。在第四个五年（1971～1975）计划期间，这个厂的钢和钢材的产量，比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分别增长 66.8% 和 86，9%，钢材的品种、规格猛增到一万千八百多种，还发展了大批高、精、尖的新型金属材料。

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为我国的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个伟大号召下，我国工人阶级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迅速地改变着我国工业的面貌。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大庆式的工业企业。大庆精神正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必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三节 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结合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农业结合

从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在社会总劳动的内在联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有一个工农业结合的问题不过不同的社会形态，这种结合具有不同的方式罢了。那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

在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的前提下，由于社会主义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已经开始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是根据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实现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工农业的结合是直接的结合，这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工农业直接结合的雏型。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还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工农业的结合仍然是在商品制度下的结合，还要通过货币交换这种迂回的方式来实现，这是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结合的这种二重性，是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的反映。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曾经釆取过多种形式。每一种结合形式的演变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在原始公社经济中，手工业直接从属于农业，纺和织以及日用器皿的制造，也是作为农业的副业来进行的。原始的家庭纽带把手工业和农业联结在一起。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出现了私有制，工业和农业在原始公社经济中的这种原始的直接结合方式开始解体，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了。⁸⁶

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在私有制条件下，决定了工业和农业的劳动交换不能不采取商品的形式。从此，工农业的结合就开始通过货币交换这种迂回方式进行了。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⁸⁷。一旦工农业之间的劳动交换采取商品交换形式，工农业的结合便成为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的结合 ⁸⁸。

工业和农业的分离过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中缓慢地进行着。但是，当农业还主要是农民的个体生产工业还主要是家庭手工生产的时候，农业和手工业之问的那种原始的直接结合的纽带，始终没有完全割断。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和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彻底摧毁了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终于把工业和农业的原始的直接结合的纽带完全撕断了⁸⁹，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完全采取了迂回曲折的、眼花缭乱的货币交换方式。资产阶级采取这种方式，造成和扩大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⁹⁰，加紧了对农业的剥削，使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乡村的对抗性矛盾发展到了极端尖锐化的程度。这样，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它的反面的时代就到来了。工业和农业，从原始的直接的结合，到私有制度下的分离以至于尖锐的对立，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而重新在新的条件下直接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创造了物质前提”⁹¹。

马克思预言的工业和农业“新的更高级的综合”，指的就是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新型的工农业关系。这种社会化生产的物质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具有了。但是，它的社会经济前提，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对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计划调节，则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能产生。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规定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实现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⁹²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乡村这种工业和农业的对抗性矛盾消失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使社会主义农业有计划地生产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粮食、副食品和原料，使社会主义工业有计划地生产农村所需要的各种日用工业品和发展农业所需要的化肥、农药和各种农业机器设备。这就为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紧密结合起来创造了条件。工农业之间的相互支援、相互促进，又会不断地再生产出更加紧密结合的工农关系，为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转化为共产主义的工农关系逐步创造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工农业的结合，是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农业的尖锐对立，向着共产主义工农业的直接结合过渡的一种形式。这种工农业的结合，仍然是在商品制度下实现的，这就不能排除工农业结合过程中一系列的矛盾和斗争。下面我们就来分析社会主义工农业在不同范围内结合的二重性。

同一集体所有制范围内的工农业结合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范围内，工农业是怎样实行结合的呢？

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中，已经出现并正在蓬勃发展着公社、生产大队举办的工业企业，大家把它叫作社队工业。这种农村的社队工业，是同一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内部的工农业的结合。社队工业的劳动力直接来源于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在社队工业企业中的劳动者本身就是农民，他们作为社队工业的劳动者每年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参加农业劳动，实行亦工亦农。兴办这种工业企业的资金直接来自农业的积累。人民公社社队两级举办的社队工业是从发展农业的需要出发的。社队工业的生产主要是生产直接支援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产品（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工具），其次，也有一部分为大工业加工的产品，这部分产品所带来的赢利，则作为间接地支援农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来源。用我国贫下中农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新型的工农业结合。

社队工业的出现，是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生动体现。首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人民作为社会生产的主人，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而在大办农业的同时，迫切要求举办自己的社队工业，使农业直接同工业结合起来。其次，日益发展壮大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发展社队工业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资金、原料和市场。第三，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统一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国家可以根据人民公社发展的需要，通过城市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为发展社队工业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社队工业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事物，它已经开始具有工农业新的高级的综合的共产主义萌芽，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那末，社队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怎样有利于工农业进一步结合，并且有哪些意义呢？

第一、社队工业的发展，直接地壮大着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

上海市上海县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从建立三级农机修造网开始发展社队工业，到 1975 年已有社队工业企业四百三十三个，职工三万二千多人，1974 年总产值为一亿一千多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县农、工、副等各业总产值的二分之一。积累近三千万元，超过了全县生产队当年积累的一倍。在公社一级的积累中，有 92%是社办工业提供的；在大队一级的积累中，有 82%是队办工业提供的。从而使全县公社一级经济在三级集体经济总收入中的比重，已由 1970 年的 17.6%上升到 1974 年的 31.9%；大队一级经济在三级集体总收入中的比重已由1970 年的 6.3%上升到 1974 年的 17.2%。

第二、社队工业的发展使公社和大队有可能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去支持穷队发展集体经济，从而使穷富队之间的差别不断缩小，为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由于社队工业的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的力量，使公社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扶持穷队发展农业生产，帮助受灾队进行生产自教，使一些较穷的生产队能够较快赶上较富的生产队。几年来，光是公社用在支持穷队，受灾队上的钱即达四十多万元。

第三、社队工业的发展，能够釆取各种方式，从人力、技术、物力、财力等各方面支援农业，为农业机械化的飞跃发展“安上金翅膀”。

上海市上海县在 1957～1965 年的九年中，全县各大队基本上没有办工业，对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总额只有三十二万七千七百元，平均每个大队每年投资一百五十元左右，只能买六只人力喷雾器。在 1966～1969年的四年中，队办工业刚开始露头，大队一级对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总额就上升到二百六十八万元，平均每个大队每年投资二千八百多元，可买一台多一点手扶拖拉机。在 1970～1974 年的五年中队办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大队一级对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总额高达八百三十三万一千五百元，平均每个大队每年投资七千元，可买三台多手扶拖拉机。

第四、社队工业的发展，可以缩小城乡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旧社会留给我们的“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⁹³。当然，这是有条件的，“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⁹⁴。随着社队工业的发展，广大社会主义农村，工厂星罗棋布，工农业直接结合，这就会为城乡分离和城乡差别的逐渐缩小创造条件。

第五、社队工业的发展，使广大的社会主义农村的阶级队伍发生着新的变化。农村人民公社正在出现一支越来越大的工业技术队伍，一代掌握着工业技术的新农民正在成长和壮大起在。

在上海市上海县可以看到，随着社队工业的发展，一支农村工业技术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既是农民，又是社会主义农村的新工人。这个县 1975 年已有拖拉机手三千三百九十七人，插秧机手二千三百二十八人，电工三千五百零四人，汽车驾驶员一百六十二人轮船驾驶员一百六十八人，各种建筑工人三千零三人，以上共计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二人，连同社队工厂三万二千七百四十五人在内总数达四万五千三百零七人，占全县农村劳动力的 17.4%，差不多六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掌握工业技术的农村工人。

总之，社队工业的发展，使工农业结合起来，有利于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受到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竭力反对。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社队工业刚刚获得一些发展的时候，我国党内的资产阶级就叫嚷社队工业“糟得很”，他们攻击小化肥“搞糟了”，“得不偿失”，妄图扼杀社队工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社队工业进一步发展了。可是党内资产阶级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煽动下，又攻击社队工业的发展是什么“自发性”，“盲目性”，“瓦解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计划”。他们妄图以“整顿”为名，对社队工业大砍大杀。这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社队工业的发展好得很。

社队工业当前在我国农村还不多，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重还不大。它在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艰难曲折。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我国农村的社队工业也是在商品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这就必然会带来新的矛盾。例如社队工业为城市工业加工或生产产品，所积累的资金可以用于农业，这是社队工业间接支援农业的一种方式。这种间接支农，当然也是一种工农业的结合。但是，如果社队工业不为农业生产服务，只重视为城市工业加工，追求利润，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那末，资本主义经营必然泛滥，直接削弱支农的力量，甚至会同农业争资金、争劳力，走到邪路上去，从而使工农业的结合受到破坏。社队工业的生产既然也是一种商品生产，它就必然也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国家对社队工业的计划领导，同对国营工业生产和对农村人民公社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生产的领导比较起来，又较为薄弱，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这里就更加容易滋长。所以，社队工业的发展，同样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发展社队工业的问题上，不能因为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而因噎废食，不热心支持。相反，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决同社队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积极支持社队工业，使它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才能使社队工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使社队工业同农业真正地结合起来；才有利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国民经济范围内的工农业结合

除了同一人民公社范围内的工农业结合以外，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一个在更大范围内的工农业结合的问题。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发展关系问题，也就是一个在国民经济范围内怎样使工农业结合起来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工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计划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但是，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关键还在于能否处理好农、轻、重的发展关系。人们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就必须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先安排好农业的发展规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确定轻工业的计划。农业、轻工业安排好了，再安排重工业，重工业就不但有了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明确了发展的方向。这样，国民经济就会在工农业的紧密结合下高速度地发展。可是，党内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总是要推行重、轻、农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会把重工业同轻工业、农业对立起来，只讲重工业对农业和轻工业的作用，不讲农业和轻工业对重工业的作用，片面强调重工业，不考虑农业这个基础能否适应，结果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不巩固，不但会使重工业发展得慢些和差些，更严重的是会破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成了一条腿走路，影响工农业的有机结合。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每当国家强调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时候，每当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时候，就有一些同志把客观规律忘掉了，口头上说的是农、轻、重，实际上却在搞重、轻、农，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在经济建设中拉长了工业的基本建设战线，必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挤掉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商品制度下，只顾工业发展，不顾农业发展，而使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那会是什么结果呢？结果不但国民经济不能高速度发展，更主要的是扩大了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从而扩大工农业的劳动交换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出现新的“剪刀差”。如果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农业的过重负担，还会使工农业重新出现尖锐的对立。要使工农业逐步地结合起来，除了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外，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农业，迅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逐步缩小工农差别，限制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社会主义工农业的结合，既然是在商品制度下实现的，而作为商品生产规律的价值规律，对工农业生产必然要发生影响。正确地利用商品、货币、价值、价格等范畴，对工农业产的结合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价值规律和同它相联系的范畴，是私有经济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如果不对它可能带来的危害加以限制，就会重新导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因此，对于同商品制度相联系的一系列工农业结合过程中发生的矛盾，需要正确处理。处理不好，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也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

在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过程中，工业品和农业品价格上的“剪刀差”，是资本主义商品制度遗留下来的。它反映的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这种“剪刀差”是会不断缩小的。但是要彻底消灭，却需要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存在，表明了工农之间的一种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新老资产阶级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往往要扩大这种“剪刀差”，来破坏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破坏工农联盟。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积极地创造条件，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这种“剪刀差”。

要使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能够得到正确结合，还要安排好国家收购的各项农副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比价安排不适当，就会影响集体经济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也会影响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使工业和农业能够正确地结合。

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使工业和农业能够正确地结合起来，除了坚决地把工业发展的方向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以外，还要求尽力做到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支援农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以降低支援农业产品的价格。这样做，将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发展了，工业就会更快地发展。相反，支援农业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或者追求利润，提高销售价格，制造新的“剪刀差”，那末，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就会买不起；即便买得起，也会由于支付的费用过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这样就会妨碍工业和农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的直接结合。

在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过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工农业结合要利用货币交换关系；而货币交换关系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必然会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总是要利用工农业之问的货币交换关系，进行投机贩卖，从中牟取暴利。对于这种资本主义活动必须给予打击；对于工农业结合过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以限制；对于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必须进行批判。这样，才能保障工农业之间的交换活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工农业结合的实质是工农联盟问题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工农业的结合问题，不仅涉及这两个部门如何交换劳动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联盟。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⁹⁵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需，而且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政治问题。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又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家，农业的状况如何，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从来就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还存在着本质差别。这个差别不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就还有产生的土壤。要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首先必须重视农业，重视农民，重视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的发展，同时还要积极支持一切为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而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例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我们不但要从经济上改变农村落后于城市的状况，而且还要改变人们忽视农业轻视农民的传统观念，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工农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工农联盟进一步得到巩固。因此，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做好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工作，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題、路线问题，是关系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重大问题。

无产阶级的敌人、党内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总是要破坏工农联盟，在经济上就要破坏工农业的结合。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破坏农、轻、重的发展关系，大肆散布“工业多的地方搞农业是不务正业”等谬论，推行一条“重工轻农”、“以工挤农”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割裂开来，打击工业比重较大地区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妄图以此来削弱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在工农业的商品交换中，竭力扩大“剪刀差”，叫“要卡农民的脖子”，妄图重新造成工农之间的尖锐对立，破坏工农联盟。他们还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反对大学生“社来社去”，煽动农民“吃光分光”。党内资产阶级从各个方面扩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就是要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我国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把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关系提到理论、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才有可能识别和战胜修正主义路线，才有可能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工人和农民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⁹⁶。社会主义工农业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导致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这一客观规律的作用是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援，工人阶级教育和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逐步地引导农民群众扩大集体所有制的规模和提高它的公有化程度，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使它发展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这些党领导下的自觉活动，将为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本质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创造条件。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外侵略扩张，对内镇压人民，疯狂推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为此，它必然要横征暴敛，通过增加农民税负和提高工业品价格等途径，对苏联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夺。苏修梦想在剥夺农民、剥夺全体劳动人民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称霸世界的帝国。这样做的结果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工业和农业已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重新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使城乡对立也日益加剧，使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苏联人民的反抗日益增强。这种现象，预示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制度就要解体了。

在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关系，实质上就是巩固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是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问题，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新问题。

第六章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节约

第一节 劳动时间节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为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生产过程是产品的创造过程，同时，又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就有一个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的问题。人力的节省是活劳动的节约，物力的节省是物化劳动的节约，而财力的节省则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节约的货币表现。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劳动时间的节约。

节约对于一切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不论是个人或是社会，如果用于生产某种产品的时间节约了，就可以用同样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从事其他事情。马克思说：“无论是个人，无论是社会，其发展、需求和活动的全面性，都是由节约时间来决定的。”“因此，节省时间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门中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是极其高级的规律。”⁹⁷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劳动时间的节约受着剥削制度的限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劳动时间的节约规律开辟了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

劳动时间的节约是增加社会主义资金积累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积累日益增多的资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总是依靠剥削和掠夺来增加资本积累的。他们除了残酷地掠夺和剥削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以外，还靠发动侵略战争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财富来增加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史就是一部鲜血淋漓的剥削史、掠夺史。社会主义国家增加资金积累不能象资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那样，采用对内剥削本国人民，对外进行侵略、掠夺，或者勒索战争赔款，或者出卖本国资源的办法，而只能依靠全体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依靠全国人民的厉行节约来获得。

我国是一个大国，但经济还比较落后。为了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厉行节约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毛主席指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⁹⁸

厉行节约，不仅是增加社会主义积累的客观要求，也是使已经积累起来的资金充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等各个方面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同样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办更多的事情，这也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劳动群众说得好：“只勤不伧，白白苦干。”只有既勤又俭，才能使劳动群众创造的财富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才能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我国对外承担着国际主义的义务，也只有在国内各个方面多节约一点，才能为世界革命多贡献一份力量。

劳动时间的节约也是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三大差别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把培养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既能担任直接生产工作，又能胜任管理职能的全面发展的新人，作为缩小三大差别的一个重要步骤。为了使广大劳动人民逐步做到拿起铁锤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拿起笔杆子能批判资产阶级，那就需要不断提高他们全面发展的水平。马克思说：“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⁹⁹只有日益提高物质生产部门节约劳动时间的水平，整个社会用愈来愈少的时间，生产出愈来愈丰富的社会产品，劳动者个人用于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才可能逐步缩短，用于全面发展的活动时间才可能逐步增加，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才有可能逐步缩小。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厉行节约。社会主义制度则为厉行节约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民经济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从而有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由于盲目竞争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惊人浪费和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节约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下，劳动人民厉行节约的自觉性日益提高。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节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节约劳动时间过程中的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为厉行节约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但是可能并不等于现实。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时间的不断节约，决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斗争的过程，一个不断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

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是无限的。在合理开采自然资源，做好环境保护，开展综合利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费用等方面，都有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还存在着同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些不相适应的部分同厉行节约是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克服了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盲目竞争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惊人浪费，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因此，各个企业在实行节约的过程中，也就必然会遇到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增产和节约的矛盾，质量和节约的矛盾等等，需要正确加以处理。

社会主义公有制把整个国民经济联结成为一个整体，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一个企业中劳动时间的节约，一般说来，必然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相对独立性，也会使两者发生矛盾。有时，从单个企业来看，它釆取的节约措施对本企业是有利的，但从全局来看却是不利的。因此，一个企业厉行节约，首先要考虑会不会给国家或消费者或其他企业带来损失和不便，要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效果。

一个企业采取节约措施，还必须从长远着眼来计算效果。

如果生产上一时的节约会造成长远的损失，就是不可取的。在确定基本建设投资时，超过需要和可能的高标准设施是浪费，但取消或减少必要的生产设施、辅助性设施或降低它们的合理的标准，也会造成浪费。

生产过程中的节约，是在一定时间内制造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品的前提下，对于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增加生产，扩大生产规模，一般说来，有利于生产的专业化，有利于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因而有利于进一步节约单位产品的劳动耗费。厉行节约，可以用同样的人力、物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为增加生产创造条件。因此，增产和节约本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但是，如果片面地看问题，增产和节约也会发生矛盾。如果单纯追求产量的增加，不恰当地多增加设备，多耗费原材料，多增加劳动力，那末，在产量增加的同时，成本也会大幅度上升，结果，产量是增加了，但是资金积累不能等比例地增加，甚至出现产量上升，积累下降，这些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的。如果单纯追求动力、原材料和活劳动耗费的节省，高开了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那末虽然可以用节省下来的人力和物力增产一些产品，但是质量降低的产品不能一个顶一个用，实际上造成了浪费。全面节约的观点，就是要把节约和增产紧密联系起来，在增产中厉行节约，用节约的办法促进增产。

保证产品质量和厉行节约会发生矛盾是容易理解的。在产品的设计、生产技术、工艺流程没有改进的情况下，减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耗费，这不是“节约”，而是“偷工减料”，势必影响产品的质量。正是因为如此，就有人认为，强调质量就不能节约，节约就不能提高质量。这种看法是把节约和质量绝对地对立起来了。实际上，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同节约除了矛盾的一面，也有着统一的一面。产品质量提高了，延长了产品的使用期限，增强了产品的使用性能，就是节约了社会的人力和物力的消耗。从一个工厂企业来看，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了废次品，降低了产品返工回修率，也是物力和人力的节约。正确处理质量和节约的矛盾的关键，是要充分发动群众来改革不合理的产品设计，改革烦琐的工序和工艺，降低不合理的物资消耗，合理选用原材料，提高物资的综合利用程度，变废为宝等等，这样就可以在保证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解决。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节约问题上也会反映出来。党内外资产阶级总是利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三大差别，拼命散布追求享受、贪图安逸、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贪污盗窃、挥霍浪费不仅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而且是他们在经济领域向无产阶级进攻，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罪恶手段。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总是极力反对毛主席的“勤俭建国”的方针，贪大求洋，挥霍人民财产，不仅给国家在物质财富上造成损失，而且腐蚀了部分工人、党员、干部的思想，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等罪恶活动提供了条件；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扩大了社会基础。因此，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但在经济上能够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有力打击。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劳动时间节约的标志

社会主义劳动时间节约的经济规律，要求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¹⁰⁰。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不断地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是标志着耗费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资料，标志着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节约。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度增长，是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决定性环节，它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¹⁰¹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归根到底，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出现比资本主义制度下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为国家的日益富强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改善创造物质基础。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来所出现的变化，最有力地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论点。

为什么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马克思在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时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¹⁰²马克思指出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从工资雇佣奴隶开始变为生产的主人。不断地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开始成为劳动者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种自觉活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计划培养和劳动者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之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七·二一”工人大学在工厂普遍推广的情况下，我国广大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迅速提高。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工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已不再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束缚，而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了。少数资产阶级专家垄断科学技术的状况也逐渐得到了改变。在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专业人员实行“三结合”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将更加广泛地在生产上得到应用，并得到更迅速地发展。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过程的有计划的社会结合，生产者之间的有计划的分工协作，冲破了一个企业、一个资本的范围，扩展到各个企业之间、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和各个地区之间；生产资料的利用规模也随着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以及公有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扩大；自然条件的改造，就象我国“大寨田”的建设，“红旗渠”的建造，黄河、淮河、海河的治理等工程所显示的那样，也以旧社会所无法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展开。

社会主义制度为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工人、农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的队伍中还广泛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决不可能是没有阻力的。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党内资产阶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上总是大肆马克思主义，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他们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们，一方面歪曲列宁关于劳动生产率对于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作用的理论，把列宁的观点歪曲为，似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他们又歪曲马克思关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的理论，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说成是保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首要因素，鼓吹技术至上，专家第一。邓小乎在一九七五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拼命鼓吹“生产力就是科学”，科技领域要由资产阶级专家挂帅等谬论。在他看来，只有依靠资产阶级专家，科学技术才能发展，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¹⁰³他们在劳动生产率问题上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就是为了掩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掩护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胜利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第一位的东西。因为阶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决不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自发地实现；同时，也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持久地、迅速地增长。

技术革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但是具有一定劳动经验、创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者，始终是生产力中能动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当家作主，充满革命豪情，具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极大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在生产斗争中不仅能够实干、苦干，而且更懂得如何巧干。他们不断总结和积累生产斗争中的经验，大搞技术革新，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通过生产斗争实践，大搞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它不仅直接决定着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而且对于生产资料的利用范围和自然条件的改造程度，也有重大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生产提出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如果不搞技术革新，不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难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要求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技术革新是劳动者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和集体的生产任务，并逐步地使生产劳动从沉重的体力劳动转化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电子化操作的一种重要手段。

通过技术革新，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典型事例，在我国各地比比皆是。技术革新的重要作用，从上海地区的一些材料来看，也十分清楚：

熟悉玻璃制瓶业的人都会十分自然地想起过去制瓶工人的“三件宝”：第一件是一根铁棒。一头伸进通红的熔炉，一头握在工人的手中来回捻转。每个工人每天要挑料六、七千次，许多工人的手腕扭伤了筋，不得不开刀治疗。第二件是一条毛巾。工人们将它在冷水中浸湿，缠在额头上，以抵御炉前高温。第三件是一双厚达三寸的木拖鞋，穿着它以防高温灼伤双脚。可是今天，我们走进上海玻璃瓶十厂的制瓶车间，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好几种玻璃原料通过电子秤和一套控制机构，自动地拌和起来送入加料机；激光液面控制器裉据炉内玻璃溶液面的高低自动控制加料机，使原料均匀地送入炉内；炉内的料又通过供料机一块块自动地送入制瓶机，一只只瓶子做好后，又被机械手抓到传送带上，送入退火炉。这一切，都由一台电子计算机控制着。在工人们自己动手搭起来的简易机房里，只见各种指示灯闪闪发光，工业电视机屏幕正显示着机器的运转状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先后进行了四次比较大的技术革新，从手工操作到半机械化，从半机械化到机械化，从机械化又到电子化。工人同志高兴地说：“过去制瓶是：头点手动浑身摇，十个指头烫满泡，送瓶还要两腿跑，劳动强度实在高；现在制瓶是：按电钮，看落料，瓶子围着机器跑，生产飞跃人欢笑。”该厂 1966 年的年产量是一千三百五十八吨，1974 年达到了三千一百吨；过去每台制瓶机是七个人，1966 年实现了半机械化，每台机减少到四个半人，现在实现了电子化，一个人可以管两台制瓶机。

上海手套行业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是“三老一杂”的烂摊子，即厂房老，设备老，产品老，机器型号杂。整个行业技术条件很差，全部都是手工操作，工人操作时要手摇、脚跳、口数、脑记，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一个工人每天生产四、五打手套，要摇三万多次，成年累月造成工人“肩膀有高低，手臂有粗细”。自从 1958 年大跃进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手套行业广大工人发扬了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先后把手摇手套机革新为电动、半自动、自动、全自动手套机，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劳动生产率提高二十多倍，行业总人数减少三分之二，总产量增长了四倍。在此基础上，他们继续不新地向技术革新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又试制成功了电子数字程序控制手套机，产量比半自动手套机提高十二点六倍。群控手套机投产后，看台率扩大了九倍，每人的班产量提高十倍，挡车工劳动力可节约 90%。这一切，正如工人同志所说：“革新没有顶，潜力无止境。大干加巧干，面貌日日新。”

技术革新促进了机器、设备和工具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连续化的水平；促进了产品设计的改革和生产工艺的改革；也促进了原材料的改革，用废次材料代替好财料，用资源多的原料代替资源少的原料。这一切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大节约了原料、材料、设备和劳动力。

在技术革新的道路上，也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技术革新问题上，大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条卖国投降路线。在他们看来，要搞技术革新，只有从洋人那里购买专利，进口机器设备，才搞得成功，否则是不行的。邓小平在他炮制的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例》中，说什么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如果按照邓小平这一套搞下去，中国就会变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的经济附庸。邓小平这一条卖国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¹⁰⁴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指示，是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推行的卖国投降路线的锐利批判，为我国技

术革新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开展。我们强调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是一概拒绝采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对于一切适合我国生产发展实际需要的外国新技术，都应当学习和采用。但是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有目的有选择地学习和采用。对待外国新技术，要象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之后，“或使用，或存放”。对于引进的样品、样机和其他技术，经过一批二用三改四创，为创而学，洋为中用，才有利于我国的建设。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搞技术革新，就要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工人群众。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强调科学技术特殊，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只能依靠少数专家，不能依靠广大群众，不能搞群众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工人群众是工厂的主人，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生动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才能把群众的革命干劲、革命毅力、革命智慧，也就是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使技术革新蓬勃向前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技术革新运动中的体现。我国的技术革新已经从厂内的“三结合”发展到厂外，实行工厂、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三结合”，设计单位、制造单位和使用单位的“三结合”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不同类型的“三结合”，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人们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新型相互关系的生动体现。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坚持实行“三结合”，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动群众，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技术革新运动中还必须贯彻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只看重洋的，看不起土的，实际上就是把广大群众排斥在技术革新的门外。实践证明，只有土法上马，土洋结合，才能最充分地动员群众。广大工人群众的各种革新创造，是他们根据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总结自己成年累月的生产实践经验，依靠自力更生的土办法创造出来的。土办法般具有比较简便易行，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花钱少，上马快，收效大，便于推广等特点和优点。坚持土法上马，能更好地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为广大群众参加技术革新开辟最广阔的天地。

以上海羊毛衫行业为例。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为了追求“象样”、“正规”，靠少数人关门搞自动化，搞了几年，一直搞不出来。1973 年，有家羊毛衫厂的两个青年电工，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土法上马，仅花了七十二元，创造了一种“光电控制箱”，使四种操作实现了自动化。由于花钱少，收效快，工人十分欢迎。半年时间，就在全行业一千五百台织机上迅速推广，使生产效率提高 15%以上。 1974 年以来，这种筒易程序控制又在全市轧钢、锻压、金屑切削、橡胶等二十个行业逐步推广使用。

无数事例生动地证明，土办法土生土长，深深扎根于生产实践的土壤中。它同群众血肉相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恩格斯早就说过：“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¹⁰⁵从生产实际出发搞出来的简易的土办法，是符合生产技术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强调“土”法上马，决不是排斥“洋”法。所谓“土”和“洋”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不立足于土，崇洋排土，结果是什么东西也干不成。只有在技术革新中，坚持土法上马，土洋结合，才能充分发动群众，搞得轰轰烈烈，收到多快好省的效果；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人为地造成许多限制，把广大群众排斥在技术草新的大门之外，从而大大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技术革新必然冷冷清清，结果是少慢差费。所以，要不要坚持贯彻执行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方针，实质上就是要不要群众运动，要不要多快好省的重大问题。

第三节 社会主义协作和竞赛

社会主义协作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协作便是生产过程中社会结合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说：“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¹⁰⁶这种协作，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和范围。

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是工资雇佣劳动者能够聚集在起进行协作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协作的特点是：劳动者之问的协同劳动，受到资本的强制。资本家发展协作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资本主义协作，必然激起劳动者的反抗，并发展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同时，协作的范围要受资本规模的限制。就个别资本来看，资本主义协作是有计划的，但从整个社会来看，生产和交换都是无政府状态的。在不同的工厂、不同的资本集团之间，协作是依靠订货合同来维持的，因此，这种协作关系是极不稳定的。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已、追求利润的本质，决定着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必然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相互倾轧，常常使这种协作关系中断和受到破坏。

社会主义协作否定了资本主义协作中那种资本强制劳动的关系和无政府状态，它反映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支援的新型关系。社会主义协作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它能够突破一个企业的局限，广泛地在全社会范围内，在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问有计划地进行。“一厂一角，百厂协作，一厂一件，百厂成线。”社会主义大协作所产生的力量，决不等于许多企业生产能力的简单总和，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更大的生产力。

社会主义协作有利于促进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列宁指出：“要把制造整个产品的某一部分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就必须使这部分的生产专业化，使它成为一种制造大量产品因而可以（而且需要）使用机器等等的特种生产。” ¹⁰⁷企业之间组织起来的通常称为“一条龙”的协作关系，为企业之间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实现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有利于克服在一个企业的范围内难以克服的困难，迅速突破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以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江苏省常州市工业部门广泛发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不新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不断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建立和发展了手扶拖拉机灯芯绒、卡叽布、印花布、化学纤维、晶体管收音机、玻璃钢制品、塑料制品等八条生产协作线，改变了过去那种工厂“小而全”工艺重复，力量分散，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的状况，使常州市的工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 1966 年到 1973 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5%以上；在这八年间，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原有工业固定资产总产值的五倍，相当于同一时期国家投资总额的十一倍。

社会主义协作有利于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基本建设和行业技术改造等方面，完成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在短时期内难以完成的任务。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一曲凯歌。这个解放以来上海市最大的建设项目，在全市二十三个局、二十三个设计单位，几十万人的共同会战和全国各地大力协作和支援下，从 1974 年 1 月 1 日破土施工打下第一根基础桩算起，仅仅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使六个生产厂，四个辅助厂，以及为这十个厂服务的海上卸油码头、污水排放隧道、金山铁路支线、黄浦江大桥、生活区和商业、学校、医院等，神话般地从昔日潮来一片汪洋、潮退满地泥泞的海滩上矗然兴起，并使十八套装置中的第一套装置点火生产。

上海纺织工业的行业技术改造是体现社会主义协作优越性的又一例证。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有关领导部门的主持下，全行业的技术力量集中使用，每年突击解决一、二个薄弱环节，每打一仗，就使纺织工业前进一步。1970 年，改造了全市的细纱机，使每只锭子的棉纱单产从三十五公斤提高到四十三公斤。1971 年打了一场发展合成纤维的“人民战争”，使合成纤维的生产能力翻了番。1972 年，进行了一场制造阔织机的会战，使全市高效率的阔幅织机增加一点六售。 1973 年和 1974 年集中力量发展涤纶，1974 年涤纶印染布的产量比 1965 年猛增四十二倍。由于通过社会主义协作，集中力量在行业技术改造方面打歼灭战，解放二十六纺织工业系统基本上没有建设新厂，还根据国家窬要，外迁和转产了八十多家工厂，纱锭减少 25%，布机减少 18%，职工减少 12%，而产值却比 1949 年增长近四倍，为国家积累的资金，相当于国家对上海纺织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六十二倍。

由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商品制度，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还是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的协作关系，因此，它也有二重性。它既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企业之间相互支援的新型的协作关系，同时又仍然要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仍是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关系。社会主义企业之间这种客观存在着的金钱关系和买卖关系，是在协作过程中产生讲条件，顾本位，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只图自己方便，不顾别人因难，甚至以邻为壑等资本主义协作关系的经济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协作的发展过程，不能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过程。这是公有制同私有制的斗争在协作关系上的反映。

开展社会主义协作，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协作中的问题。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财政制度，坚决执行无产阶级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国营企业相互之间和集体企业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中，都要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合理计价；都要严格执行合同，保证按品种、按规格、按质量、按数量、按期限地完成协作任务。同时，要提倡“龙江”风格，用困难促进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使共产主义的协作风格日益发扬光大。

社会主义竞赛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义协作，而且表现为社会主义竞赛。社会主义竞赛这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形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它的出现，表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社会主义竞赛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竞争。列宁说：“竞争就是空前残暴地压制人民群众即绝大多数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竞争也就是排斥竞赛，而代之以金融上的欺诈、专横和对社会上层分子的阿谀逢迎。”¹⁰⁸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竞争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弱肉强食规律，它的原则是先进者打败落后者，在落后者破产的基础上扩大自己的地盘。竞争是商品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的产物，它不仅加深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且，由于资本家总是靠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来增强它的竞争能力的，所以它也必然要加深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达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社会主义竞赛这种崭新的历史现象，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夺取了国家政权，当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以后，才可能出现。它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体现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才能。”¹⁰⁹

我国的社会主义竞赛，是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一种群众运动的形式。在竞赛过程中，通过比学赶帮，把群众创造的最新技术和先进经验，及时推广到各行业以至全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对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竞赛是生产斗争的一种广泛的群众运动，是正确处理生产中先进和后进矛盾的一种重要方法。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比先进，找差距，发现先进和后进的典型；再在各个企业内部揭矛盾，首先是揭露企业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然后群策群力来解决矛盾，变后进为先进，使先进更先进。在社会主义竞赛中，“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¹¹⁰

1970 年，上海报纸上发表了《第一水泵厂和上海水泵厂的对比调查报告》，把上海水泵厂厂大，条件好，群众没发动，生产上不去的情况，同第一水泵厂厂小，条件差，发动了群众，把生产搞得热气腾腾的情況，进行了对比。调查报告的发表，在上海水泵厂引起巨大反响。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再也坐不住了，怀着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揭矛盾，找差距，一下子提出了三百多条改进意见。厂的领导干部也端正了路线，改进了作风，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在全厂干部、群众的努力下，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从 1970 年到 1974 年的四年中，这个厂生产连续跃进，年产值每年递增 20%左右，现在一年的产量，就等于四年前的两倍半，品种也扩大了一倍半。过去不能生产的压力高、流量大、扬程远的新产品，现在也已经成批投产。

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下，同商品关系相联系的竞争关系和金钱关系也会必然反映到社会主义竞赛中来所以，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的后果 ¹¹¹。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把竞赛单纯地看成是完成生产任务的手段，总是使支配资本主义竞争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套东西在社会主义竞赛中泛滥，以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腐蚀广大职工的思想。苏修叛徒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一类提倡的所谓竞赛，奉行的就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哲学和物质刺激原则，其核心是一个“钱”字，名为竞赛，实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竞争。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组织社会主义竞赛的过程中，发扬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共产主义风格，坚决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使竞赛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健康地发展。

第七章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

第一节 经济核算的二重性

经济核算是厉行节约的重要手段

经济核算是生产发展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对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加以记录、计算、分析和对比的需要。这种对生产过程（或经营过程）中的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进行记录、计算、分析和对比的活动，叫做经济核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簿记或算账。在个体生产者那里，这种核算往往只在生产者本人头脑里进行，是比较简单的。生产过程越是社会化，经济核算的重要性也越是增大。马克思指出：“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¹¹²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不同的，但是这种核算仍然同商品货币联系在一起，同旧社会又没有多少差别。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利用经济核算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一面，大搞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复辟资本主义的。为了有利于同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作斗争，我们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的界限。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经济核算受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增殖，即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经济核算总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目的，务求以最小的资本支出，去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譬如，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可以节约原材料，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可以节约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可以节约劳动时间。可是，这只有在它能够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的情况下，才会被采用。如果说，多雇佣一些廉价劳动力，比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更能节约资本支出，替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那末，尽管新技术、新工艺可以节约劳动时

间，资本家也不会去采用它。这种情况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¹¹³

日本九州南部有一个水俣镇，有一家垄断资本新日本氮肥公司专门在这里生产氯乙烯和醋酸乙烯。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攫取更高的利润，从 1950 年以来，不顾工人和居民的健康和生命，采用了汞催化剂工艺。结果，使大量含有甲基汞的毒水、废渣排入水俣湾，使海水严重污染，鱼类大量中毒。水俣的居民吃了这类鱼，开始是口齿不清，步态不稳，面部痴呆，进一步就耳聋眼瞎，全身麻木，最后是精神失常，身体弯曲，嚎叫死去。水俣镇五万居民中，就有一万多人得了这种病，因而通称这种病为“水俣病”。经过调查，找出病源以后，资本家还千方百计将调查结果保密，并勾结当局，拒不改变工艺，致使“水俣病”在日本各地蔓延。

日本“水俣病”的蔓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节约，实质是加强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看，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存在着大量浪费现象，更不可能有什么节约。周期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大批的劳动力和生产设备被闲置起来，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大量地销毁掉。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大量浪费，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核算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个别企业生产中劳动时间的节约同整个社会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巨大浪费同时并存。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经济核算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通过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促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就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不仅能够在各个企业内部进行，而且，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进行，这就使得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从而更好地实现节约，更多地、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作为全面节约、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是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因而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经济核算，不仅是专业人员的工作，而且是广大群众自觉参加的一项经济活动。我国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班组核算、经济监督组织和经济活动分析会议，便是群众当家理财进行经济核算的一些重要形式劳动群众参加企业的经济核算活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要求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劳动群众对生产过程最熟悉，他们长年累月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对于自己那部分工作的状况最清楚，对增产节约最有发言权。在工厂企业中，工人参加班组核算，参加车间和全厂的经济活动分析，以主人身份当家理财，不但可以使经济核算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增产节约运动更迅速地发展，而且可以督促企业领导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办事，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地前进。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在依靠劳动群众的同时，也要求注意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把群众核算和专业核算结合起来。专业核算人员同企业各车间、各班组进行接触，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全面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劳动群众同专业人员结合在一起，就有利于实现全面节约，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多快好省地不断向前发展。

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

经济核算是对生产过程中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进行对比和核算。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是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在直接社会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要消耗一定种类和数量的使用价值，同时又有计划地创造出满足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各种使用价值，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就要核算使用价值。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劳动者除了把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以外，还创造出新的价值，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又要核算价值。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构成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两个方面。

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核算指标，不论是反映生产成果方面的核算指标，还是反映生产耗费方面的核算指标，都同时具有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这两个不同的侧面。在反映生产成果方面的核算指标中，产品品种、产量和质量，就是使用价值的核算指标；而产值和利润则是价值核算的指标。对于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成果，我们必须同时从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方面去进行核算和衡量。社会主义企业只有在产品品种、产量、质量和产值、利润这些方面全面地实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核算指标，才能说，它的生产成果，不论从实物形态或者价值形态方面，都为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反映企业生产耗费方面的核算指标中，也具有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这两个方面。例如，原材料消耗定额、辅助材料消耗定额和设备利用系数等等，就是使用价值的核算指标；而象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金额，则是价值核算的指标。社会主义企业只有既在实物形态上不超过各种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消耗定额，不低于各种主要设备的利用系数，为国家节约各种有用的物质财富，又在价值形态上努力实现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金额，为国家节约社会主义建设资金，这时才能够说，它的生产经营，已较好地贯彻了社会主义的节约原则社会主义企业通过价值核算，把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都按照统一的货币价值形式放到一起，以便对它的整个生产成果和生产耗费进行综合对比，分析造成增减变化的主客观因素促使全面节约各种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从而生产出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质量更高的使用价值，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核算价值，是为了更多、更好地创造使用价值。从这一方面来讲，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是统一的。但是，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毕竟是两种不同角度的核算，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对立统一，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二重性。

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矛盾的表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着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因此，国家必须对国营企业下达各种使用价值指标。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又还是商品生产，国家在下达各种使用价值指标的同时，还必须下达各种价值指标。国家下达给各个国营企业的产值、上缴利润等价值指标，是综合性的指标而国家下达的产品品种、产量和质量等使用价值指标，则是分门别类的指标；而且，由于国家计划不宜管得过死，国家对某些产品往往只下达产品的大类指标，而不下达具体的品种、规格。这就会使得国营企业完成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和价值核算指标的情况参差不齐，甚至很不一致，往往出现企业按照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已经实现，但是按照价值核算指标则未实现；或者企业按照价值核算指标已经实现，但是按照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则未实现等情况。

价格的变动也会引起价值核算和使用价值核算的矛盾。以生产耗费的核算为例，往往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一种产品所耗费的原材料成本，从使用价值来核算，在它所耗费的各种实物量上，全部实现了定额指标，或者还有所减少；但是，由于原材料调高了价格，从价值来核算，它就会表现为原材料的成本金额上升了。同样，以生产成果的核算为例，也往往会看到另一种情况：一定时期内的企业经营成果，从使用价值来核算表现在实物形态上的产品品种和产量等等都全部实现了核算指标。但是，由于产品调低了价格，从价值来核算，它以货币形式上缴的利润却完不成计划。这些情况表明，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会由于价格的变动，沿着不同的方向运动而发生着矛盾。

在价格变动的条件下，会引起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那末，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会不会发生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呢？由于价格水平的高低，并不一定反映生产中劳动消耗的大小，同时，国家规定的计划价格是相对稳定的，而价值则是经常变化的，所以，有的时侯，它也会发生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沿着不同方向运动的矛盾状况。例如，对产品的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只规定了大类品种，而没有规定具体品种，并假定这些具体品种的价格也没有调整过。但是，由于各个具体品种之间的价格同价值的背离情况不同，有些价格高于价值，有些价格低于价值。因而在同样完成这些大类品种的使用价值核算指标的情况下，从价值核算来说，生产那种价格高于价值的具体品种，产值指标比较容易完成；生产那种价格低于价值的具体品种，产值指标就比较难以完成。诸如此类在价格没有变动的条件下，发生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运动情况，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也是常常会碰到的。

在价值核算中，成本、价格、利润这些价值指标，是同商品相联系着的。资本主义经济核算要利用成本、价格和利润这些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也要利用这些经济范畴。虽然所有制不同了，但是这些范畴毕竟是私有经济的遗物，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它的基本特征都是以价值及其转化形态作为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条件不同的生产单位，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同旧社会是没有多少差别的。社会主义企业利用价值核算，是为了更好地节约劳动时间，生产更多更好的为社会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价值核算要受到使用价值核算这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支配。当着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求社会主义企业保证完成产品品种、数量和质量等使用价值指标。在这个前提下，也要通过正当途径，努力增加产值、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以争取同时完成各项价值指标。可是，在商品货币关系条件下，党内走资派也可以通过推第一”、“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使价值核算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的支配下，企业必然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顾社会劳动的合理利用，不把国计民生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把追求产值和利润放在第位。这样，就必然冲击国家计划，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并使某些商品供不应求，另一些商品则供过于求，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价值核算代替使用价值核算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核算的性质也就从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了。

商品制度下的这类矛盾，总是会不断地出现的。但是，只要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并且紧密依靠广大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那末，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就定能够得到正确的处理，使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沿着健康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上海货车制造厂生产的三十二吨矿用自卸重型载重汽车，是矿区迫切需要的运输车辆。过去，在刘少奇崇洋媚外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下，外国资本家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欺侮我国不能生产，用拒绝供应零配件的办法来卡我们。一个时期，造成矿区的许多进口车因零配件供应不上，动弹不得，成了废铁。上海货车厂的职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于 1969 年造出了自己的“争气车”，支援了矿业生产。三十二吨载重车正式投产以后，产量年年增加，但是零配件却增加很少。有个八八六矿就因为国产重型车配件供应不上，只好使部分车辆睡大觉。他们说：“有了国产‘争气车’，支援我们‘大打矿山之仗’，狠裹打击了帝、修、反。现在零件供应少了，却又拖了我们矿业生产的后腿”。货车厂的职工去矿区访问，亲眼看到这个情况，震动很大，就调查了本厂零配件生产的情况，发现确实存在“重整机、轻配件”的现象。为什么会“重整机、轻配件”呢？原来是“产值第一”的流毒所造成的。因为同样一辆三十二吃载重车的全套零配件，如果装配成整车（把兄弟厂制造的协作件产值计算在内），产值就要比按一件一件零配件计算大十多倍。所以，当着有些同志提出要把车间里准备装配的二十辆整车的全部零配件送去支援矿区时，就遇到了阻力。两种意见经过争论，大家认为，把价值核算放在首位，只顾片面追求产值，不顾国家建设需要，那是资本主义经济核算的一种表现，一定要批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首先要从使用价值方面保证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把二十辆车的零配件送到矿区，用来修配旧车，所能发挥的使用价值，就不止二十辆，而是几百辆；而且就是从价值方面来看，几百辆重型车开动起来，使矿区增加的产值，以及钢厂因得到更多矿石原料从而增加的产值，比起货车厂一个厂所减少的产值来，那也不知要会高出多少倍。货车厂的职工统一了思想，高高兴兴地把二十辆车的零配件送到了矿区。与此同时，还对 1975 年各种载重车的零配件生产作了重新安排，比上年增加 40%。年度结束时，这个厂的总产值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还比上年增加了 30%。

江苏省清江市清江胶鞋厂原来是生产“解放鞋”的弄堂小厂，后来上级要求这个厂在摘好“解放鞋”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全胶鞋，供应城乡市场。生产什么全胶鞋呢？有的认为，苏北农村旱田改水田的面积不断增加，应该生产广大下中农急需的价廉物美的防滑靴。也有人认为，防滑靴工艺复杂，产值又低，弄不好要赔本，不如生产产值高、利润大的一般胶鞋。有个干部还到外地加工了一批这种一般胶鞋的铝楦头，建议立即生产这个品种。通过调查研究，他们了解到目前生产产值较高的一般胶鞋的工厂较多，产品供应充足，而防滑靴农村迫切需要，厂里有人不愿生产，这不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在有些同志的头脑里作怪吗？社会主义企业不能只顾产值、利润，不顾人民需要呵！于是，全厂职工作出了生产防滑靴的决定。防滑靴投产以后，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十分畅销，各地商业部门不断要求增加订货。在各方面的促进下，这个厂既从使用价值方面满足了贫下中农的需要，又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价值指标。

有人认为，多完成一些产值和利润，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作出的贡献，并没有揣进个人的腰包，怎么能够算错？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如果是以产值和利润的高低来指导生产，不顾人民需要，不顾国家计划，那末，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而且也会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给国家带来损失。因为，企业为了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只生产了产值高、利润大的产品，而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却没有按照计划生产出来，这样，按照计划需要这类产品的企业却得不到这类产品，就会直接和间接影响到同这类产品相联系的一系列企业停工待料，造成社会劳动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社会不需要或者并不急需的产品却成倍增加了，这一部分产品只好放到仓库里，这又会造成大量资金的积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都不允许象资本主义企业那样，按照产值的大小，利润的多少，作生产方向上的改变，去生产非本企业计划项目的产品。但是，只要商品制度存在，将较多的资金移用去生产本企业计划项目内的某些价格高于价值的产品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在集体所有制单位中，这种情况就突出一些。这种情况，反映到市场上来，就会在供求之间造成“缺口”。这种“缺口”，正是滋生城乡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一批一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会从这块土壤上滋生出来，进行套购国家和集体的物资，从事长途贩运、转手倒卖、哄抬物价以及损公肥私、营私舞弊、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等资本主义活动。无产阶级如果不同这一类现象进行斗争，社会主义企业就会蜕化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就会更加猖狂地活动起来。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过程中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归根到底，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只有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才能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这种矛盾，使经济核算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运动。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

经济核算制是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管理，先后曾采用过两种制度：一种是，国家对国营企业（主要是工业）采取全部集中管理的供给制的办法，即工厂需要的生产资料和一切生产费用，根据实际需要，都由国家供给，产品则不计价地归国家统一分配。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经实行过这种管理制度。它对于保障当时革命战争的供给，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同和平时期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不适应的，它不利于充分调动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所以，苏联在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就根据列宁的倡导，逐步改行了另一种管理制度，即经济核算制的管理制度。列宁明确指出，经济核算制应当是经营所有国营企业的基础。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也曾实行过供给制的管理制度。一九四二年以后，一切农工畜运商业开始实行企业化，逐步改行经济核算制。全国解放以后，政务院立即颁发有关条例，对国营企业逐步清产核资，全面推行了经济核算制的管理。

那末，什么是经济核算制呢？简单说来，经济核算制，就是一种既保证国家的统一领导，又给予企业以相对独立经营的经济管理制度。这种经济管理制度，是同商品制度联系着的。经济核算制管理既要求社会主义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对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东西，从实物形态上得到补偿；又要求通过货币来比较经济活动的消耗和成果，用企业本身的收入来抵付支出，从价值形态上得到补偿，并保证向国家上缴赢利（包括利润和税金）。

经济核算制作为有计划地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种制度，反映着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企业以及社会主义企业和企业之间一定的相互关系。下面我们分别来研究这些关系。

（一）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这是一种国家统一领导同企业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关系。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指示所有公营经济建立经济核算制的时候，就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统一领导，就是企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全面地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分散经营，就是企业运用国家拨给的生产资金，按照国家布置的计划任务，来组织生产、供应和销售活动。每一个国营企业在经营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各自计算盈亏，依靠企业本身的收入来补偿支出，并为国家提供积累。具体说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存在这样一些关系：

国家根据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拨给各个企业一定的资金，下达各项计划指标；各个企业根据国家的计划要求，妥善地运用资金，合理地组织生产，全面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计划指标，而不能擅自修改计划。

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需要，统一规定产品的价格，重要产品并由国家统一分配。企业必须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增加积累，不得随意更动价格。

一切国营企业的纯收入，都属国家所有。企业应按国家规定，纳税和上缴利润。企业自留的折旧资金，也应按照国家的规定使用。一切国营企业的职工，由国家按照计划进行分配企业无权自行招收或裁减人员。企业的工资制度也由国家统一规定，不得自行改动。

但是，各个企业的状况是千差万别、异常复杂的。国家不可能对什么事都统一起来，而且统得过死也会束缚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因此，国家的统一领导必须同企业的分散经营相结合。

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企业具有一定的经营独立性，在银行中有自己独立的帐户，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规定产品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同别的企业另行订立经济合同，并各自以独立的经济单位的身份结算往来账目。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为了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总是竭力反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这一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管理的原则。他们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简单”、“呆板”，不如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灵活”，“多样”；要社会主义企业“认真向资本家学习”，“接受资产阶级的遗产”；要党和政府不要“千预经济”，要给企业以“独立处理一切经济事务的职权”，把企业办成完全独立核算的企业，妄图使社会主义企业变成各自为政、互相对立的经济集团，走上追逐利润、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道路。同时，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又大搞“条条专政”，妄图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按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对社会主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管理的过程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核算过程中的矛盾，坚决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作斗争，在坚持国家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有利于不断完善国家和企业的相互关系，推动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二）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是一种共同协作和相对独立核算的关系。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不论就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来说，或就同一公社的各个社办企业，同一大队的各个队办企业来说，都属于同一所有者。它们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同一所有制内部的关系。这同分别属于不同私人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条件下，这些社会主义企业又都是一个一个相对独立核算、相对独立经营的单位，因而在发生企业之间经济联系、共同协作的时候，要实行等价交换原则，进行记账、结算，以便计算经济效果。

由于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经济联系，又由于在这种联系中各自都要进行经济核算，所以有时会发生企业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这种矛盾，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通过国家计划的综合平衡和上级部门的统安排，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所要求的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是在共同协作前提下的独立核算。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一方面都是相对独立的经营单位，而另一方面却又是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如果只从独立核算出发，单纯考虑等价交换，就会妨害共产主义协作风格的发扬。那就同资本主义经济核算没有多少差别。所以，社会主义业之间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发生往来关系的时候，必须提倡共产主义协作风格，在这个前提下，实行等价交换，这才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所要求的那种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各个企业都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出发，相互支持、相互协作，必然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上海异型钢管厂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经济核算制关系的一个典型。他们每接到一项生产任务，凡是兄弟单位急需的，即使产值低，也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工人说得好：这从本厂来看是“减法”，但从使用单位来看，他们有了必需的钢管，就可以及时投产或扩大生产，这就变成了“加法”；而从整个国民经济范围来看，又可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这就变成了“乘法”。上海异型钢管厂的工人就是这样十几年如一日，把兄弟单位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把国家的需要看作自己企业发展生产的方向，始终牢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从 1966 年到1973 年的八年中，这个厂生产的管材品种、规格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八年（1958～1965 年）增长了近四倍，其中异型管材增长了近十倍，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支援了兄弟单位的生产发展。

在经济核算制条件下建立的国家和企业以及企业和企业的关系，目的是要使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经营责任心和积极性，充分挖掘潜力，厉行增产节约，以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利于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管理。林彪一伙散布什么“三年不记账，钱也不会跑到外国去”的论调，是为了反对经济核算，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以便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趁机混水摸鱼，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

经济核算制的具体内容

经济核算制是有计划地管理社会主义企业、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给企业规定产品品种、产量、质量和产值、劳动生产率、成本、上缴利润等计划指标；企业必须对国家计划负责，全面完成国家所规定的各项指标。

二、国家按照国营企业生产经营上的需要，经过核定，拨给企业一定的资金（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使企业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短缺，妨碍生产。

三、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任务组织生产，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产品，用销售产品的收入来抵偿支出，并按照国家规定上缴赢利，为国家提供积累。

四、国营企业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应有成本的计算；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应有节省原料和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和爱护工具的习惯。

五、国营企业之间以及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联系，必须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企业和企业间的重大经济联系，还要事先订立经济合同。每一个社会主企业必须严肃履行合同的义务，共同对国家负责。

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组织生产，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集体增加收入，增加积累。同时，通过缴纳税金形式为国家提供积累。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基本上仍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是独立的自负盈亏的核算单位，其中生产队一级是基本的核算单位。生产队的集体资金是社员缴纳和积累的，不是由大队或公社拨给的。公社和大队负责领导、帮助和支持生产队发展集体经济，但不能抽调生产队的资金来发展社有经济或大队经济。

在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公社对社办企业，大队对队办企业也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公社和大队分别对自己的社办企业、队办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同时给每一个企业拨给一定的资金，要求它们负责地运用这笔资金，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国家、公社或大队交给的计划生产任务，以自己的收入抵付支出，并完成或超额完成公社或大队规定的积累任务。

从上述经济核算制的内容可以看出，对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仍然需要利用资金、成本、价格、赢利等经济范畴。但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中的这些范畴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现在我们分别来研究这些经济范畴的特点：

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资本。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反映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是国家或集体财产的货币表现。社会主义企业运用这些资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服从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社会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服务。

社会主义企业进行资金核算，是为了保证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不受侵犯，并且使它得到合理的、有效的利用。企业的生产资金按照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周转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固定资金的实物形态表现为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在生产过程中是多次发生作用的，它的价值是逐渐转移到产品上去的。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办法提取折旧基金，使它的固定资产得以不断更新，并且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除了核算固定资产折旧以外，企业还要核算固定资金利用率，反映固定资金的利用程度，以求得在不增加固定资金的条件下，扩大它的生产能力。

社会主义企业还要进行流动资金的核算。流动资金是企业用于支付劳动对象（原材料）、职工工资以及成品销售过程中各项费用的资金。原材料在一次生产周期完成后就改变了自己的形态，它的价值也就全部转移到新产品当中去。流动资金在它的连续不断的循环中，每周转一次所需的时间越少，在一年内可以周转的次数也就越多。所以，企业还需要核算流动资金的定额和周转速度，以求得用同量的流动资金，为生产和销售更多的产品服务。

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成本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是两个不同本质的经济范畴。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是资本的消耗；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成本的减少，意味着资本的节约和对劳动者剥削的加深。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成本，是为生产一定产品发生的费用支出。它基本上包括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中归生产者个人消费的那一部分。从产品价值总额中减除以上两个部分，就构成企业赢利。所以，企业通过对成本的核算，不断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这就意味着不断节约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可以为国家或集体提供更多积累。降低成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可以从下面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中看出一个梗概：按一九七二年的数字来匡算，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的总成本每降低百分之一，由此而为国家增加的积累相当于建设三座南京长江大桥的投资额。

社会主义企业降低成本的主要途径是：

一、充分调动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不断地开展技术革新，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单位产品中的工时消耗。

二、节约原料和各种材料的消耗，合理选用新的更经济的原材料，开展原材料的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合理套裁，改进配方，釆用新工艺等，以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耗费。

三、充分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提高设备利用率，以降低单位产品所分摊的折旧费用。

四、精兵简政，提高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率，改进运输、供销等工作，力求节省企业管理费用。

社会主义企业的赢利是劳动群众创造的纯收入，它主要被用于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经济的赢利还可以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察。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允许一些企业暂时不赢利，甚至亏本。例如，为了全国工业有一个合理的布局而发展起来的内地工业、地方工业，其中个别企业由于条件的限制暂时不能赢利。但是，这些工业的发展却符合国民经济的长远利益，有利于建设一个有纵深布置的打不烂、拖不垮的战略后方。因此，尽管这些企业暂时不能赢利，国家还是要支持它们发展。又如，某些工业产品，特别是新产品、新材料和支援农业的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这些产品的部分企业是亏本的，但是，发展这些产品有利于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允许有暂时的政策性的计划亏损。这种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利益的角度来考察的赢利，我们把它叫做“高级赢利”。这种高级赢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这决不等于说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赢利就无关重要，也决不能作为个别企业因经营不善而造成亏损的借口。整个国民经济的赢利，归根到底还是建筑在各个企业、各个部门的赢利基础上的。所以，暂时亏本的企业，应当努力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力争减少亏损，转亏为盈，积极为国家提供积累。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赢利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来源。社会主义企业既要批判“利润挂帅”，也要反对那种不计成本，不讲赢利，不注意为国家增加积累的错误思想。“利润挂帅”就是不顾国家计划，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唯利是图，以利润指导生产，以利润作为推动企业生产的动力。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原则，必须批判。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国家计划布置的任务，通过增产节约，来增加社会主义赢利，这样做，正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在我国的国家预算收入中，来自国营企业的缴款（上缴利润、税金等）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企业不能积极地为国家增加积累，甚至造成不应有的亏损，就会影响国家预算的收入，就会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后腿，就会影响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总之，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¹¹⁴

第三节 剖析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曾经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企业中实行所谓“完全经济核算制”。苏修叛徒集团所推行的“完全经济核算制”，是一个绝妙的反面教材。对这个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进行剖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资产阶级怎样通过扩大和强化价值规律的作用，使经济核算制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维护其统治和加紧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工具。

一、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究竟是什么货色？

“完全经济核算制”，就是搞资本主义的自由经营。

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的国家。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列宁的倡导，对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这一管理企业的体制在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中是这样规定的：“赋予企业在全国性计划范围内的独立性，以便企业更妥善地确定完成计划的途径，灵活运用资金，动员内部资源，从而达到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¹¹⁵社会主义国家赋予企业的独立性是在国家计划管理条件下的独立性，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的重要原则，它是同资本主义企业自由经营根本对立苏修叛徒集团恰恰在这个列宁主义的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修正。他们竭力鼓吹：“必须减少上级组织为企业规定的计划指标的数目”，“扩大企业在解决生产活动间题中的经营主动性和独立自主性”（1965 年苏修关于工业管理和经济刺激的决议）。企业的产品生产计划，仅有两项指标：一、销售产品总量或销售产值。二、用实物表示的最重要产品品种。企业的大部分产品生产的活动是可以自行其是的。企业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于。列宁早就指出：“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¹¹⁶而在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中，除了有些企业的部分产品有上级规定的产品指标以外，“其他一切计划指标，无须上级机关核准，而由企业自行制定”（1965 年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让企业自己有权在同消费者（定货者）取得协议后自己修改产品生产的计划”，“计划应当以消费者的定货为依据”，以此来扩大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大搞自由经营活动。这难道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翻版吗？

二、“完全经济核算制”，就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

我们前面分析过，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经济核算，都是同一定社会的生产目的相一致的。资本主义经济核算服从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攫取利润；不是为了节约社会劳动，更多地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服从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目的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以便提供更多的使用价值来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价值的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为国家提供积累，都是服从于上述生产目的的。当价值和使用价值发生矛盾时，首先要服从使用价值的这一面，要服从社会的需要。这就是说，如果社会需要某种产品，即使生产这种产品可能带来亏损，也还是要积极生产的。但是，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就是“卢布决定一切”（1967 年 4 月 8 日苏修《列宁格勒真理报》），一切为了赚钱。苏联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经济学者竭力鼓吹：“企业财务活动的最重要的总结性指标是利润和赢利率。”价值核算成为经济核算的主要矛盾方面，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环绕着利润这个“磨盘”旋转。马克思在阐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时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¹¹⁷支配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

利润既然成了“最重要的总结性指标”，追逐利润变成了生产的最高目的，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一目的。为此，就必须扩大企业（或“经济核算制的生产联合公司”，下同）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的权大了，企业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就可以放肆地通过种种歪门邪道去追求利润。事实正是如此：

苏修《共产党人》杂志 1970 年供认：“某些企业力图……通过生产对他们更有利的那种产品或者从生产中取消那些无利可图的产品（尽管这些产品对国民经济是十分需要的）的途径来增加利润。”苏修《经济报》供认：萨拉托夫搪瓷制品厂原计划在 1970 年生产十四万七千个容积为一点五至五点五公升的锅，但由于这种产品利润低，只生产了四万七千二百个。但在同时，为了捞取奖金，却超额一倍完成了费工少的大锅生产计划。结果，造成大件搪瓷制品积压，老百姓却买不到必需的小件搪瓷制品。

苏修企业可以自行制订产品价格，即使是统一规定的产品价格，也可以采用“一次性临时议价”的名义来自订价格。结果，任意哄抬物价就变成了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

1970 年 5 月 23 日苏修《社会主义工业报》透露：许多家具工厂在许多情况下无根据地提高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水平，按随意定的价格销售产品。由于任意抬高价格，林业和木材加工工业部所属的三十六家家具工厂，在 1969 年获得了近五百万卢布的额外利润。1969 年 5 月苏修《经济报》供认：“一次有效的临时批发价格照例可以保证达到高得没有道理的赢利水平”。奇姆肯特电器厂有一次生产属于一次有效的临时批发价格的产品，赢利率竟比该厂全部产品赢利率高七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不少企业长期把大量产品列为这种可以攫取超额利润的“临时价格”产品。《经济报》承认，仅在苏联电工器件工业部电缆工业总局，所谓“临时价格”产品就有五百种之多。

在苏联还普遍存在利用所谓“新产品”来变相提高消费品价格，牟取暴利的情况。据苏修 1972 年第 2 期《计划经济》报道：“价格机关每年批准五十万种以上的人民消费品新产品价格”。如“登山运动员”牌半导体收音机，原来每只价格是十七卢布，换了一个外壳就成了所谓“新产品”，把价格抬高到二十七卢布。

苏修企业可以自己决定解雇工人，自己确定工资标准，这就可以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节省生产费用”，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

苏修大肆宣扬和推广的所谓“谢基诺试验”，就是象资本主义企业那样，用擅自解雇工人的办法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据苏修《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按谢基诺人榜样工作”的企业，到 1973 年 7 月 1 日为止，就已裁减了七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员被裁减，都直接、间接同提高工人劳动强度有关。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工人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而被迫“自愿离职”的情况，极其普遍，以致遼成了严重的工人流动现象。据苏修《社会主义劳动》杂志报道：1972 年工业部门流动的职工占工业职工总额的 20%，即近六百万人。

苏修推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大搞利润挂帅，必然阻碍新技术的采用，造成社会劳动的极大浪费，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充分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腐朽性。

苏修《货币与信用》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承认，1969 年苏联工业实际赢利率比正常水平高 40%，而仪表制造业甚至高一点九倍，电讯工业高一点六倍。这样高的赢利率，“破坏企业集体对产品更新的兴趣”。苏修《其理报》说：“如果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更新设备，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产量，减少奖金、利润，而这对企业领导人员来说是个灾难”，因而“工厂大门象大坝一样堵住，不让新技术进去”。苏修《共产党人》杂志透露：“相对廉价的劳动力阻碍着技术进步的发展，因为从改进赢利率指标的观点看来，采用手工劳动比使用替换手工劳动的机器更合算。”目前在苏联工业中，手工劳动占一半以上。《货币与信用》杂志也透露，根据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中乌拉尔一百多家机器制造厂的情况分析，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价值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占 10% 时，赢利率为 30%，但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比重占 50%时，羸利率却降低为 8~10%。这样，各企业为了追求高利润和高奖金，当然不愿意购买和使用新技术。在今天的苏联，新技术得不到采用和推广，生产力发展受到人为的阻碍，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苏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三、“完全经济核算制”，是加强对苏联劳动人民的一种剥削制度。

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的企业，采取“利润分成”的办法所谓“利润分成”，据苏修“条例”的规定，“从获得的利润中抽出提成由企业支配”，其余的上缴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去支配。

企业提成的利润，形成经济刺激基金。它主要用作物质刺激。利润越大，企业的物质刺激基金就越多。

那末，企业的这笔刺激基金是由谁支配，又主要地落到了谁的腰包里去了呢？

苏修“条例”规定，奖金分配权是经理的。既然企业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有权分配奖金，那末，奖金自然就主要地被他们侵吞了。

据苏修《经济问题》杂志透露：在经过调查的七百多个工厂企业里，占企业职工人数 80～90%的工人只得到奖金的 18%，而为数甚少的经理、厂长和少数技术人员却占有奖金的 82%。有的工厂分给工人的奖金更少，只占整个奖励基金的 0.3～0.8%。工人们愤怒地指出：“‘新体制’的特点在于，工人们去完成计划，领导人去领奖金。”

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促使大大小小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放肆地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他们还利用奖金等形式收买和豢养少数工人贵族，加剧了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由此可见，“完全经济核算制”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它反映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原来社会主义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为冷冰冰的金钱关系（即利润分成关系）¹¹⁸；把原来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协作关系，改变成尔虞我诈的竞争关系，把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关系，改变成剥削和被剥削的雇佣关系。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管经济核算，算来算去是为他们自己发财致富，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并造成整个社会最放肆无度的浪费。这个矛盾只有在苏联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