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斗 | 阶级分析篇三 新时代的新工人

第一节 新工人的诞生和分布

（一）新工人的诞生

新工人生长在纯粹的雇佣关系下，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是被雇佣的奴隶，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自由地、一次一次地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仅能养家糊口的工资，而一旦青春不再或市场波动，就被资本家无情地抛弃。他们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也必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新工人的主体是所谓的“农民工”¹。新工人多数来源于农村，打工在城市。新工人的形成，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乡镇企业阶段，从1978年持续到80年代末，所谓“离土不离乡”。农民工们虽然从事非农产业，但却从没有离开农村。这个时期的新一代工人阶级，大部分在社队企业或乡镇企业兼职做工，但自身身份认同是农民，而不是工人。

第二阶段，民工潮阶段，从80年代末持续到90年代末。1984年是一个起点，国家准许农民进入城镇务工，农民工开始快速向城市流动。80年代末，沿海外向型企业迅速增加，“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规模越来越大，最终形成“民工潮”。1993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人数达到2200万人，1994年离乡农村劳动力更是达到7000万人。

第三阶段，稳定转移阶段，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中国加入WTO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政府为了资本增殖的需要，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种种限制，创造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2003-2013年，每年进城农民工在760万左右，其后逐步下滑，至2017年底，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

新工人也有新旧之分。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会种地，教育程度不高，意识相对保守，并不打算在城市久居，希望赚钱后回农村盖房养老。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是第二代农民工，或称新生代农民工。2017年底，新生代农民工首次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他们教育程度更高，追求自由，希望在城市定居，渴求融入城市。他们不会种地，不会再寄望于回到农村，他们不再把城市当作驿站，虽然被资本把持的城市还是把他们当作过客。

（二）新工人的分布

从表2.30-表2.33可见：（1）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产业转移，中西部农民工增长明显快于东部。（2）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比例在减少，并且东部外出打工人数的绝对数量在下降。（3）中西部农民工越来越多在本省流动，而不再来到沿海打工。

表2.30：2008-2017年农民工地域分布（单位：万人）²

年份	东部农民工总人数	中部农民总人数	西部农民工总人数
2017	15,993	5,912	5,754
2016	15,960	5,746	5,484
2015	16,489	5,977	5,209
2014	16,425	5,793	5,105
2013	16,174	5,700	4,951
2012	16,980	4,706	4,479
2011	16,537	4,438	4,215
2010	16,213	4,104	3,845
2009	9,076	2,477	2,940
2008	9,964	1,859	2,167

表2.31：2008-2018年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人数（单位：万人）³

年份	农民工人数	本地农民工人数	外出农民工人数	外出占比
2018	28836	11570	17266	59.88%
2017	28652	11467	17185	59.98%
2016	28171	11237	16934	60.11%
2015	27747	10863	16884	60.85%
2014	27395	10574	16821	61.40%
2013	26894	10284	16610	61.76%
2012	26261	9925	16336	62.21%
2011	25278	9415	15863	62.75%
2010	24223	8888	15335	63.31%
2009	22978	8445	14533	63.25%
2008	22542	8501	14041	62.29%

表2.32：2010-2018年外出农民工分地域情况（单位：万人）⁴

年份	东部外出人数	中部外出农人数	西部外出人数
2018	4,718	6,418	5,502
2017	4,714	6,392	5,470
2016	4,691	6,290	5,350
2015	4,944	6,592	5,348
2014	5,001	6,467	5,353
2013	4,936	6,424	5,250
2012	5,146	5,995	5,195
2011	5,013	5,806	5,044
2010	4,877	5,613	4,846

表2.33：2010-2018年各地域外出农民工流动情况（万人）⁵

年份	东部跨省流动	东部省内流动	中部跨省流动	中部省内流动	西部跨省流动	西部省内流动
2018	17.20%	82.80%	60.60%	39.40%	49.60%	50.40%
2017	17.50%	82.50%	61.30%	38.70%	61.30%	38.70%
2016	17.80%	82.20%	62.00%	38.00%	52.20%	47.80%
2015	17.30%	82.70%	61.10%	38.90%	53.50%	46.50%
2014	18.30%	81.70%	62.80%	37.20%	53.90%	46.10%
2013	17.90%	82.10%	62.50%	37.50%	54.10%	45.90%
2012	16.30%	83.70%	66.20%	33.80%	56.60%	43.40%
2011	16.60%	83.40%	67.20%	32.80%	57.00%	43.00%
2010	19.70%	80.30%	69.10%	30.90%	56.90%	43.10%

外出农民工仍主要流向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合计占31.2%，在地级市务工的占35.1%。

随着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为“负债-投资”模式，大规模基建导致建筑业快速发展，而不断形成的过剩产能，又把新工人从制造业中排斥出来。从2009-2018年，制造业中农民工比例下降约10个百分点，而建筑业上升约5个百分点，低端服务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合计上升约4.3个百分点。但制造业工人仍然是新工人的核心。

表2.34:2008-2018年农民工职业分布（单位：%）⁶

年份	制造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其他行业
2018	27.90	18.60	6.60	12.10	6.70	12.20	15.90
2017	29.90	18.90	6.60	12.30	6.20	11.30	14.80
2016	30.50	19.70	6.40	12.30	5.90	11.10	14.10
2015	31.10	21.10	6.40	11.90	5.80	10.60	13.10
2014	31.30	22.30	6.50	11.40	6.00	10.20	12.30
2013	31.40	22.20	6.30	11.30	5.90	10.60	12.30
2012	35.70	18.40	6.60	9.80	5.20	12.20	12.10
2011	36.00	17.70	6.60	10.10	5.30	12.20	12.10
2010	36.70	16.10	6.90	10.00	6.00	12.70	11.60
2009	36.10	15.20	6.80	10.00	6.00	12.70	13.20
2008	37.20	13.80	6.40	9.00	5.50	12.20	15.90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代新工人逐步老去，临近退休的人越来越多。2017年底，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4.8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4.3岁。他们不是初到城市的愣头青，而是在工厂打工多年的无产阶级。他们很多人都有罢工经历，听过、看过、经历过甚至领导过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工龄十年以上的人比比皆是，大部分人对上一轮工潮时的斗争记忆犹新。谈起这些话题，工人会兴奋地告诉你，“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游行吗？不是为了抗日，是为了涨工资！”

表2.35:2008-2017年农民工年龄分布⁷

年份	16-20岁	21-30岁	31-40岁	41-50岁	50岁以上
2017	2.60	27.30	22.50	26.30	21.30
2016	3.30	28.60	22.00	27.00	19.20
2015	3.70	29.20	22.30	26.90	17.90
2014	3.50	30.20	22.80	26.40	17.10
2013	4.70	30.80	22.90	26.40	15.20
2012	4.90	31.90	22.50	25.60	15.10
2011	6.30	32.70	22.70	24.00	14.30
2010	6.50	35.90	23.50	21.20	12.90
2009	8.50	35.80	23.60	19.90	12.20
2008	10.70	35.30	24.00	18.60	11.40

第二节 新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

（一）工资和工时

2008年农民工月平均收入1340元。2010-2012年爆发了新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工潮，资产阶级被迫做出较大幅度让步，新工人的平均工资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到2017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增加到3485元。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之前，工人获得的斗争成果往往是临时的、不稳定的。在2010-2014年间，工资增速超过GDP增速（未剔除通胀因素），但2015年后，再次落后于GDP增速。

图2. 1: 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增速与GDP增速

工人的工作时间很长，远远超过8小时工作制的规定。《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但8小时的工资无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工人不得不“自愿”加班。

2017年制造业平均工资3444元，大致和沿海中小城市工人收入相当，比深圳等大城市收入略低。2017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为2130元，这是大部分资本家愿意支付给普工的最高的基本工资。假定某企业基本工资2130元，该企业按劳动法支付加班费，按底薪给工人缴纳五险一金，五险一金合计支出大致为360元。如果工人周一到周五每天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午饭和晚饭各休息1小时，则当天加班时间为2个小时；再假设工人周六加班8小时，周日休息一天。如此，工人每月应获工资为3700元左右，到手工资大致为3360元。这样的企业是工人眼中的“烂厂”，加班少没有钱。但就是这样的厂，每月加班已经高达76个小时，严重违反《劳动法》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的规定。大部分没有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企业，都是如此。资本家压低底薪，使得工人不得不“自愿”加班，资本家既可以最大限度压榨工人，还可以用加班为手段来“管理”工人。

因此可以说，中国大部分制造业，不是8小时工作制，也不是10小时工作制，而是12小时工作制，即早8点到晚8点。

日本宪法学界有句话，“工厂大门一关，宪法就进不来了。”对资本家而言，在利润面前宪法都不算什么，《劳动法》更不在话下。

资方会打击一切敢于反抗和挑头的工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不给加班。这在常人看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成了资本主义对工人最有威慑力的手段，资本主义的异化无处不在。

按《劳动法》规定，超过8小时，加班工资按每小时1.5倍正常工资计算。因为对工人而言，每天工作8小时之后，就非常累了，其后每工作1小时，消耗比之前更大，获得的报酬也应该比之前更高。但对资本家而言，他永远不会考虑工人“应该”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

（二）资本家变相延长工时的方法

资本家会想尽一切办法规避加班工资，从而变相延长工时。

周六上班本应给双倍工资，但是资本家将工人调整到周一去休息，就不必支付双倍工资了。这种方法叫做调休，规定在《劳动合同法》中，是企业常用的手段，也是工人痛恨的制度。工人罢工中经常提出反对调休的诉求，有些罢工甚至是因为调休而直接导致。

综合工时是另外一种变相延长工时的方法。综合工时规定，在174小时以内的工作，都不必支付加班费，174小时之外的工作，除10天的法定假日外，任何时候仅需支付1.5倍加班费。综合工时本来仅在某些特殊行业适用。我们以水手为例，假定水手连续航行十五天，在这十五天里面，每天工作10小时，剩下15天休息。这样，水手工作的十五天中，每一天的劳动时间都会超过8小时，但是平均每月总体的劳动时间不会超过174小时，在此情况下就没有加班费。这是合理的，因为轮船水手，需要连续工作，季节性很强。金融危机一来，政府要和资本家一起共度时艰，中央主动指示要扩大综合工时适用范围，地方各级政府迅速跟进。比如深圳，2009年5月13日颁发《深圳市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管理工作试行办法》，扩大综合工时制的适用范围。《试行办法》颁布不到一周时间，就有上千家企业获批适用综合工时制，其效率之高，令人咂舌。《试行办法》出台后，金威啤酒老板谢女士就明确表示欢迎：“啤酒生产行业有淡旺季的，如果像一般单位的员工一样每天８小时生产的话，没有任务的时候员工没有工作可干。申请了综合工时工作制，员工旺季的时候加班，淡季的时候可以休息。”凡是打工的都知道，这段话意味着什么。淡季的时候可以休息，意味着淡季的时候员工不再有稳定的收入，《深圳工资支付条例》明确规定“停工超过一个月的，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的百分之八十支付”。也就是说，淡季工人的工资很可能就1000多块钱。

除了调休和综合工时外，资本家还采取提高产线转速、增加单位时间产量的方法，来变相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

工人被极端压榨，精疲力竭，一回宿舍就恨不得躺下睡觉。

（三）工伤、职业病和社保

新工人工作环境很差，得不到有效的劳动保护。资本家根本不在意职业安全保障。在资本家眼中，工人的健康远远比不上机器重要，机器磨损了，还要花钱保养，计提折旧；工人的健康“磨损了”，既不需要“计提折旧”，也不需要“花钱保养”。

法律上有个概念叫做“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某种后果，但是却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资本家对职业病和工伤的态度，就是典型的间接故意。

如果职业保护会妨碍干活的速度，资本家会想尽办法让工人加快速度，而根本不管不顾职业危害。很多电子代工厂都需要接触天那水⁸，这个工序本应该要求工友带防毒口罩、手套，但是这样干活就会慢。资本家会提高额定产量或者严控单件价格，工人为了完成定额，有时候就会自己脱掉手套、摘掉口罩，导致职业病或者工伤。而一旦工人发生工伤，资本家就推卸责任，指责员工安全意识淡薄。

尘肺病也是如此。建筑作业中，打碎的岩石粉尘被工人大量吸入，导致肺部组织弥漫性纤维化，出现呼吸困难、咳血、最终死亡。尘肺病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使用水钻而不是风钻，就可以有效吸附粉尘，再加上通风管道，即可有效防止尘肺病。但是，“老板们从来没提过给我们打水钻，因为打水钻进度比较慢，进度慢就影响他们的利润。我们也不想得罪老板，不敢得罪，得罪以后就失业呀，老板心太黑。知道自己生病了，但不干不行啊。孩子读书，两个老人，七八十岁了，生活费没有着落，他们怎么办？”

表2.36：2012&2016年工伤职业病比例（单位：%）[^213]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2016	工伤	4.82	3.05	2.72	3.68
	职业病	8.13	6.28	5.42	6.84
2012	工伤	8.87	6.10	6.93	7.27
	职业病	10.50	8.99	11.26	9.91

上表显示，2016年每10个人，就有一个患职业病或者受过工伤。由于工人不断斗争，这个比例比2012年有较大幅度下降。

但是工人仍然时刻被笼罩在工伤和职业病的阴影中，下表显示，25%以上的工人被潜在的工伤或职业病包围。

表2.37：2016年目前工作有毒害情况调查（单位：%）[^214]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粉尘	13.38	13.08	8.42	12.21
放射性物质	1.41	0.67	0.33	0.88
化学类或腐蚀类	6.08	9.58	6.71	7.64
物理危害如高温、噪音等	3.02	3.24	3.73	3.26
生物类如炭疽杆菌	0.40	0.38	0.24	0.35
其他危害	0.68	0.94	0.60	0.77
无危害	75.03	72.11	79.97	74.89

而资本家给工人缴纳工伤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却非常低。工伤保险实质上是血汗工厂的一块遮羞布——工人为城市付出了血汗和青春，带着残缺不全的身躯回到家乡守望渺茫的后半生——即便拿到了工伤赔偿，也掩盖不住工厂吞噬工人生命的事实。更何况，申请工伤的程序漫长，导致工人维权艰难。根据北京市的统计，所有程序走一遍要3年9个月。申请工伤的过程中，拿不到任何赔偿，还需担负维权成本，承受精神折磨，很多工友被迫放弃。

图2.2：外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

（四）居住条件和子女教育

工人创造了宏大的城市，自己却居住在狭小宿舍、工棚或者卫生条件很差的出租屋，能在务工地购买房屋的工人非常少。

表2.38：2008-2015年外出农民工居住情况（单位：%）[^215]

年份	宿舍	工棚	合租	独租	务工地购房	其他
2015	28.70	11.10	18.10	18.90	1.30	21.90
2014	28.30	11.70	18.40	18.50	1.00	22.10
2013	28.60	11.90	18.50	18.20	0.90	21.90
2012	32.30	10.40	19.70	13.50	0.60	23.50
2011	32.40	10.20	19.30	14.30	0.70	23.10
2010	33.80	10.70	18.00	16.00	0.90	20.60
2009	33.90	10.30	17.50	17.10	0.80	20.40
2008	35.10	10.00	16.70	18.80	0.90	18.50

这些宿舍、出租屋的公共卫生条件非常差，床板下面有臭虫，生活区遍布着蟑螂，老鼠攀爬墙垣，出门就是堆积的垃圾，四处可见污水。房屋密集，管理混乱，一旦着火就会酿成大灾。2017年深圳沙井和北京大兴的两场火灾，都是发生在工人聚集的生活区。

资本不光把工人排挤到肮脏的房屋中，还把工人的后代从他们身边夺走。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7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马克思指出，劳动力再生产的价格，包含了养育后代所必须的费用。中国资产阶级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利用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体制，通过设置入学门槛、建立歧视性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设置升学障碍等方式，把农民工的子女从他们身边夺走，进一步降低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压低其工资。

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卫生状况太差，导致资产阶级感染霍乱等疾病，最终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关心工人的卫生。近年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开始关心农民工留守儿童问题了，因为留守儿童的犯罪行为已经影响到了资产阶级的自身安危。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有过相关统计,截至当年,我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除了6000多万留守儿童，城市中还有3500多万流动儿童，这些得不到父母关爱的无产阶级后代，都是资产阶级严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第三节 新工人的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新工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和资本或明或暗的斗争。他们的意识在斗争中成长，组织在斗争中壮大。

（一）2003年前：讨薪

1992年到2003年底，珠三角农民工的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与此同时，物价翻腾数倍。2004年之前的新工人，斗争主要不是涨工资，而是讨工资。2000年前后，总理帮农民工讨薪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一国总理屈尊帮助农民工讨薪，可见问题之严重。在2002年，欠薪甚至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当时新工人的主体还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的身份定位还是农民而不是工人，他们没有长远打算，而是希望打工赚钱回村盖房，他们意识落后，遇到问题保守妥协，仅有在被逼无奈下才爆裂的反击，这种反击往往是无组织的、混乱的。工人的行动也很容易被资方分化，被政府压制下去。

（二）2003-2008年：从讨薪到涨薪

2003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加入WTO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用工缺口扩大，资本家招工困难。工人处于有利的条件，不再是沉默的羔羊，当权利被侵犯时，敢于站起来抗争。一开始仅是在一条流水线或生产线上停工，几十人、上百人相互约定，一起停下手中工作，人也不离开产线，彼此相互聊天。如果工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稳固和扩大，就可以发展成全厂的罢工，大家一起走出车间，堵住厂门和行政大楼，甚至涌上马路、堵高速。这时的行动一般是基层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发起的，他们也深受资本剥削，普工相对比较被动。

列宁说，“当一无所有的工人单个人反对富有的资本家时，这说明工人是彻底受奴役的。但是当一无所有的工人联合起来，情形就不同了。”

从2004年到2007年，联合起来的工人，在外资工厂掀起了密集的工潮。成规模、有影响的罢工，多半发生在工资、福利待遇较好的大电子厂。罢工以女工为主，多是无组织的自发工潮，经常采取堵路、示威游行、堵政府大门、集体上访等手段。

涨薪的诉求多起来了，甚至在深圳宝安出现了典型的区域性罢工。由一家台资厂的罢工，引发同一工业区雇佣千人以上的大厂都发生了罢工，最终工人获胜，多数厂方将工资调整到法定标准以上。

斗争多起来了，但组织性还不强，斗争之后往往不能沉淀下任何组织。

然而新工人毕竟崛起了，他们随着大工业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斗争而成熟，他们组织力度还不够、意识程度还不强，但他们代表着未来。

（三）2009-2012年：从金融危机到第一轮工潮

2008年秋，金融危机导致各行业普遍萧条。资本家转移矛盾，大规模裁员、降薪，增加工作时间。金融危机之下，政府也抛开了表面的中立，露骨地站在资方的立场上。2009年的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负面的消息。劳动者每天耳闻目睹的裁员事件络绎不绝。在职的员工普遍感觉人心惶惶，朝不保夕。严峻的环境下，劳动者的行动趋向保守。整个金融危机时期，为了防止工人反抗，资本家管理更加严苛，劳资关系雪上加霜。

2008年底，中央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刺激计划的效果在2009年开始凸显，用工缺口明显扩大。用工缺口一来，工人就借机提出各种要求，包括改善伙食，缴纳社保，取消不合理的规定，增加工资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增加工资。涨薪的呼声越来越大，压抑一年之久的工人重新行动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自沿海城市开始，席卷全国的浪潮。

2010年1月，苏州联建爆发大规模罢工，要求加薪，打响了当年工人进攻的第一枪。随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罢工接连不断，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涨薪潮。南海本田的连锁罢工和大连工业区的呼应罢工，就在此时发生。

2010年5月，南海本田爆发了持续20天的大罢工，最终以工人的全面胜利告终。在罢工中，本田工人明确提出重整工会，要求选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真正的”工会委员。罢工结束后，本田工人进一步落实了重整工会的诉求，并于当年选出了自己的工会代表。之后，在工会的带领下，本田工人逐年与资方进行加薪谈判。这表明，工人已经意识到集体的力量，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南海本田的斗争，标志着中国新工人自发的走上了组织化的道路。本田工人胜利后不到一个月，十几家汽配厂和广东其他行业工人的罢工此起彼伏。

同样在2010年的5月底，大连开发区爆发了连锁罢工。从2005年到2009年，开发区工人工资平均每年增长仅45元左右。到2010年罢工前，很多员工的工资甚至还不到1000元。2010年5月开始零星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缓慢增多，7月初，零星的罢工汇总爆发。开发区集中了大量日企，罢工波及的企业，日企比例最高。7月下旬，一广毛巾、东芝、YKK、通世泰等数十家企业均发生罢工。工人明确提出增加工资，预期增幅大致为800元。但大部分企业的加薪方案与之相距甚远，平均仅为150左右，根本无法满足工人的需求。“我们卖着命为日企工作，为日本的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而我们得到了什么？只有满是老茧的双手，而我们得到就是那不到一千块钱的工资，更别说养家了，自己都得小心的花！”整个罢工潮，大致持续了三个月，波及企业70多家，参加罢工的工人7万多人，最终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工人工资平均上涨300元，平均增幅为34.5%，待遇较高的企业平均工资达到1400元/月。

除去上面提到的本田系统罢工和大连开发区罢工之外，2010年下半年的中国各地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罢工。深圳、珠海、上海、重庆、成都、南昌等数十地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罢工。

2010年的罢工是对资方长期压榨的反抗，是对金融危机期间资方各种恶劣措施的反抗。它是工人对自身经济处境反思的结果，也是工人对集体力量渴望的结果。2010年的罢工使得新工人第一次工潮达到巅峰。这一轮工潮，工人以经济诉求为主，组织诉求为辅。组织诉求中，比较出名的是汽车零配件行业的工会。以大连开发区为代表的连锁罢工，昭示着同一区域有相同诉求的工人联合行动的趋势。

这是新工人从自发走向自为的起点，新工人在意识和组织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工人在斗争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团结意识快速形成。而南海本田的罢工，更是表明先进工人走上了单个厂建立工会的组织化道路。

（四）2013年至今：余波之下的新特点

2011年欧债危机后，外向型沿海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搬迁。“追讨被拖欠的工资”和“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逐步成为工人斗争的主要诉求，而主动涨工资的斗争明显减少。

到2013年，发生在盈利企业、以主动涨薪为主要特征的工潮到此结束。2013年起，工人从进攻回归防守，工人斗争转向因搬迁而索要补偿金。

虽然整体回归防守，但是某些厂的搬迁斗争——比如先进微电子——组织性强、斗争坚决、持续时间长、参与人员多，这表明新工人在第一轮工潮之后正在迅速成长。这是第一轮工潮之后的余波，新工人的斗争也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斗争向内地扩散

金融危机后，沿海低端制造业破产的同时，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为了获得更有力的补贴和更低廉的劳动力，也开始成规模内迁，并在内地形成各自特色的产业集群。郑州围绕着富士康作配套，搭建电子制造的产业链集群，建设五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西安将半导体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打造千亿级半导体产业集群。贵阳重点扶持电子元件产业，大力推动与英特尔、戴尔等国际龙头企业的合作。再如合肥的中科系、武汉的光谷系，等等，都是重要的产业集群。

资本内迁，导致内地工人斗争明显增多。内迁的公司多是相对较好，能持续盈利稳定存在的公司。公司员工流动性较小，容易沉淀社会关系。由于资本内迁，本省就业员工比例增加。本省就业，不同于沿海的无根漂泊，更容易利用既有的社会关系形成组织，导致内地成为继沿海之后阶级斗争的又一个重要战场，从长远看影响深远。

2、社保成为重要诉求

随着工人平均年龄增加，越来越多工人面临退休等问题，工人在社保费和住房公积金方面的诉求明显增加，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工人，更是意识到社保的重要性。2014年东莞裕元大罢工，直接导火索就是资方没有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社保问题在以后还将继续。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43310亿元，其中征缴收入33403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38052亿元，当期征缴收入已经低于当期支出，且资金规模仅相当于当期基金支出的87.78%。这导致2017年财政补贴社保金额缺口巨大。因此才有了2018年税务局征收社保一事。社保一旦如此征收，势必导致企业成本加剧，这就形成了一个两难的局面，不征收就有巨大的缺口，征收就导致企业或员工利益受损。到底动谁的奶酪？让企业缴纳社保？还是提高员工缴纳比例？不管动谁的，最后负担都将转嫁到工人身上，导致矛盾激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四十年，是极其不规范的四十年。私人企业给农民工缴纳社保的比例很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纳率不到20%。越来越多的人临近退休，政府社保缺口，资本家的欠账，叠加在一起，社保在今后将成为斗争的一个重要诉求，甚至可能围绕社保形成区域性或全国性联动。

3、部分行业形成呼应罢工

出租车、教师、卡车司机、塔吊司机、公交司机、环卫工、外卖骑手，是近几年不断出现的几个呼应罢工的行业。

表2.39：2007-2018年部分行业呼应罢工情况

	2007-2008	2009-2010	2011-2012	2013-2014	2015-2017	2018
出租车	42起罢工	不详	71起罢工	340起罢工	454起罢工
	份子钱、黑车		份子钱、黑车、油价	黑车、份子钱	黑车、份子钱
公交车		10余起	36起	114起	次数不详
			工资低	增加工资
教师	上百起			125起	200余起
	落实和公务员同等待遇			工资养老	追讨欠薪
环卫工		15起		42起
		增加工资和补缴社保		增加工资
外卖骑手					2017年11起
					涨工资
卡车						全国联动罢工
						粗暴管理等
塔吊	至少两起					全国联动罢工
	涨工资					涨工资

不同行业出现呼应罢工的时间不一样，比如出租车司机罢工由来已久，教师罢工在2008年也是此起彼伏。2013年之后，不同行业呼应罢工明显增多，且出现了全国范围行业联合行动的趋势，这是前所未有的。

塔吊全国罢工最为典型。从2013年开始，受投资衰落影响，塔吊司机工资福利等逐步下滑，经历了长达五六年的萧条。这使得塔吊工人长期忍受数年不涨的工资以及低廉的加班费。2017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整体复苏，塔吊租金，行业利润暴涨。2018年4月25日江西南昌塔吊司机拉横幅抗议要求涨工资，其后塔吊司机通过QQ群串联，在数十个城市发起抗议，相互响应并约定五一总罢工。塔吊司机主要诉求：1、涨工资至7000左右；2、获得或提高平日和节假日的加班费。

劳动节前夕，不少发布罢工游行消息的塔吊司机已经被警方控制。劳动节当天，许多工地罢工，但没有上街游行的相关消息。劳动节过后，罢工的声浪逐渐平息。大部分地区塔吊司机诉求得以满足。罢工后个别地区成立了事实上的塔吊司机工会，帮助工友协商工资、协调工友与资方的矛盾，等等。

塔吊罢工是典型的行业罢工，有明显的形成行业联合的趋势。塔吊属于技术工种，工作随工程项目而不断变化，很难与同一家企业建立长期雇佣关系。大多数司机长期从事塔吊，甚至可能一生从事塔吊工作，对职业的归属远大于对单位的归属。这些特征导致多数塔吊司机提出加薪诉求时，一般不会针对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地区的整个塔吊行业。拉横幅抗议的塔吊司机，选择的地点也并非某家施工单位，而大多在城市的中心地区。

4、工人展现出更高的组织水平和斗争手段

2011年底，深圳海量储备有限公司被日立环球并购。作为导火索，该收购事件引发全体员工集体罢工，抗议公司长期低工资、粗暴管理、克扣工资，并要求工龄赔偿。海量罢工，是2011年持续时间最长、组织化最高的一次罢工。工人在罢工后明确提出诉求：要求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给予知情权；公司用年假抵厂休不合法，应作赔偿；在并购完成前，给以工人合理的赔偿，即2N+1赔偿。

罢工先后经历22天。罢工之初，工人堵住库房不让出货，资方和警察联合镇压，数百名警察驱赶堵库房的工人，并致使一名孕妇流产。此时恰值上班时间，数千愤怒的工人闻讯赶到将警察包围，高呼：“政府拿着我们的钱在养着违背人民意志的走狗汉奸，来欺负我们自己人!”大部分警察突围而去，少部分警察被围困一上午，中午才被工人放走，最终警察不敢再次插手。当日下午，工人继续在现场集会，要求厂方交出两名带头打人的高层。几千工人一起唱国歌，气氛很热烈。其后数天，每天都有数百名工人到厂区静坐，“每天上午9时多来，下午3时多回，就在外面聚集，喊口号”。工人还组织了上千人每天轮流守夜，随时防止警察偷袭。资方随后抛出了忽悠工人的《最终方案》，但离工人预期差得很远，工人严厉拒绝。工人在工厂墙壁上贴满了条幅，条幅写着“强迫年假及厂休，无耻！”“日企欺压中国员工”、“要改嫁先赔偿”等字样。再之后，资方组织了主管和文员集体到仓库，试图进入仓库，被工人赶了出去。双方在仓库门口拉开阵势，互相对骂。随后，工人展开第二轮反攻，进入办公大楼，要求骂人的主管出来道歉。数天后，资方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命令打扫卫生的外聘保洁人员（劳务工）装扮成本厂工人，加上被收买的部分一线班组长和办公室文员共三四百人，举着“复工”标语牌与一线工人对峙，喊出“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工作”口号。但工人组织了更大的反击，声势浩大的工人怒吼：“打倒汉奸”“滚、滚、滚”。在整个过程中，资方不断通过暗中收买和威胁分化，使工人选举产生的三批代表都遭资方打压，罢工工人干脆不再选公开代表。

各方都没有成功压制住工人，官方工会撕下伪装，赤裸上阵，联合资方，分化打压。工会副主席王某威胁到：“经过这么些天的谈判，哪部分人是骨干，哪部分人是核心，我们都一清二楚。作为工会工作者，我们真的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受伤，大家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去做的。最后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工人的权利都保障了，上班了，个别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最终，在多方压力下，12月28日，海量员工结束罢工，回到工作岗位。

海量工人复工了，但是也争取了相当的权益。公司承诺：一是上调基本工资380元，另外每年调薪大约7%×基本工资；二是对不住宿舍的工人增加房补；三是推出产品增长奖（0.6×2012年3月31日的薪水×工作年限），一次发放给工人；四是如果兼并，给工人0.6N+1赔偿。

海量工人在罢工中展现出很高的组织水平和丰富的斗争手段。工人们打着横幅、喊口号，向厂方、政府和社会请愿，罢工期间每天都组织日常活动，为了追究打人者，工人们还组织了规模盛大的群众集会，高唱国歌，以及跟管理层现场对答和辩论。一般而言，在工人斗争中只要放出几百警察或防暴队，都可以将工人斗争压制下去。但海量事件中，几百警察出动，却无法压制下工人，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撤退，答应只要工人不出厂就不再干涉。这表明，警察是无法把一致行动的工人压制下去的，未来运动必然势不可挡的发展起来。

5、工人阶级意识进一步成长

2010年本田罢工后，新工人的阶级意识在斗争中快速成长。组织诉求上，斗争后建立工会的诉求在增多。经济诉求上，越来越突破法律的规定。

以ASM罢工为例。罢工之初，就有工人发表《ASM员工维权倡议书》，针对“什么是工会”、“工会经费怎么来的?是员工筹措吗”、“ASM工会处于什么状态”、“为什么要大家加入工会”、“我们通过工会要求资方加薪资以及工龄补偿金违法吗”、“我们要求加薪1500–3000元,要求2N+1工龄补偿合理吗”、“为什么说工会代表广大工会会员而并不等于全体职工”、“为什么员工的权益屡次被侵犯!并且得不到保障”这8个问题作了回答，并向全厂员工发出了倡议。工人提出的六大诉求中，也是明确提出要“成立由广大员工直选的新工会”。

而且，ASM工人们不是单纯的喊口号要求涨工资，而是在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我们为公司创造了那么多，公司给了我们什么”的问题。工人们连自己的诉求将会对企业造成多大影响都计算清楚，让资方无法逃避、无法反驳。这说明工人们的阶级自觉更进了一步，他们意识到在雇佣劳动中，无产者才是价值的创造者，理应参与到成果分配中来，资本家的“资本创造价值”、“风险创造价值”已经忽悠不了工人们了。要求参与利润分配，也是工人斗争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随着阶级矛盾的不断尖锐，随着工人意识的不断发展，工人的诉求一定会继续前进，工人运动一定会越发成熟。

第四节 新工人的未来

（一）工人运动的一般规律

工人的成长是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组织上讲，工人的斗争最初是零散的，没有组织的，但面对高度组织化的对手，工人不得不组织起来。于是，开始出现老乡会、互助会、工会直至政党。老乡会和互助会是最初级的组织，工会克服了老乡会地域的限制，同时也不同于互助会纯粹的防御性质，因此是工人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政党把工人各种诉求通过政治活动集中反映出来，是工人的最高组织形态。从诉求上讲，工人最初的诉求一般是经济性质的，并且往往是防御性质的，只是要求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随着工人组织的发展，随着工人觉悟的提高，也随着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工人会慢慢意识到，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要求，永远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时，工人的斗争就开始转向政治层面，开始要求在国家机器中有自己的声音，开始积极寻求建立有利的社会制度，研究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力求在劳资对抗中取得主动。

上述整个过程，都伴随着意识形态方面激烈的斗争，也即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觉悟的工人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渐渐认识到，如果不打破雇佣劳动制度，如果不推翻资本对劳动力的统治，他们就永远不能获得解放。进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起来，成立马列主义的政党，为解放本阶级而奋斗。

从历史上来看，自发的工人运动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上述规律。

现代意义上的英国工人阶级，是随着176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而诞生的。从他们诞生的那一天起，劳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经过数十年的斗争，1824年，英国工人获得了结社的权力，工会开始大规模发展。在1836年-1848年的宪章运动中，英国工人逐步摆脱激进派资产阶级的影响，开启了独立的政治活动，积极干预立法，试图从政治层面解放自身。1900年，英国工人成立工党；1911年，社会主义者整合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建立了社会民主党；1920年前后，成立共产党。这个时期，特别是1848年之后的工人运动，一直受到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交替影响。然而遗憾的是，社会主义者迟迟未能组织成强大的政党，也迟迟未能以组织的形态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1916-1920年左右，工人运动最为高涨，当时全国性的运动开始萌发，工人组建了“全国车间代表和工人委员会运动”，由车间选出代表，进而选出工厂代表，进而选出地区代表，最后形成全国管理委员会。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者还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最终英国的无产阶级失去了这次解放自身的机会。

韩国战后的工人运动开始于60年代初。在1970年全泰壹自焚事件⁹后，韩国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筹建工会的斗争，其目标就是建立工人自己控制的工会或夺取公司的黄色工会，以集体的力量与资方谈判。70年代，在先进工人的努力下，逐步建立了少数自主工会。到80年代，韩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几千名学生进工厂做工人，他们组织小组学习，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在原有基础上对工人斗争起了推动作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开始突破单个工厂的范围，出现了不同工厂之间相互声援的团结罢工。1987年，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利用政治危机，开启了劳动大攻势，上百万工人卷入其中，反对低工资和生产关系中的独裁主义，要求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军政府被迫妥协，政府取消单一工会的规定，并取消政府有权解散工会及指定工会领导人资格的规定，工人获得组织权。之后工会蓬勃发展，并于1995年成立全国民主工会总联盟，2000年成立民主劳动党。90年代后，资方发展出了一整套对付工人的方法，比如采取临时工、分化工人队伍，比如在罢工中不承认非正式工的要求为合法的要求等。今天，韩国大企业中正式工的工会虽仍能对企业施加强大影响，但很难带动整个工人阶级进行反对全球化和反对资本的斗争了。事实上，这也是韩国的劳工活动家需要反思的地方，在缺少阶级大联合的政治视野、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前提下，工人运动究竟能否从根本上解决整个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

自觉的工人运动，不一定先有工会再有政党。俄国工人运动开始较晚，但却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最好的典范。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工人阶级开始逐步形成。在19世纪70年代，进步工人开始了“非法结社”，相继组建了南方工人协会和北方工人协会。19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者开始在工业区活动，组建先进工人的学习小组。1895年，列宁把彼得堡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起来，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1903年，布尔什维克诞生，积极联系先进工人，参与他们的斗争。1905-1907年，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领导了新诞生的苏维埃的伟大斗争。在第一次革命后，工人阶级争得了结社权，开始大量筹建工会。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为保持同群众的联系而利用了工会和其他各种合法的社会组织：疾病救济会、工人合作社、俱乐部，文化团体以及民众文化馆等，并代表工人阶级参与议会的斗争，这为布尔什维克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再一次参与和领导了苏维埃的斗争，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如何跟工人相结合，到俄国工人获得正式的组织权，大约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从俄国工人组建政党，到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彻底改变工人阶级命运，经历了19年时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工农当中，成功的将工人阶级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有效的避免了韩国的“大工厂主义”¹⁰和英国的改良主义，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典范。

俄国工人用了30年左右，完成了从阶级形成、骚动式反抗、罢工到提出建立工会的发展过程。列宁曾经评价过俄国工人运动，“工人阶级联合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会进展得无比迅速，比德国工人的这种事业进展得还要迅速”¹¹。

与俄国工人阶级成长速度对比，中国新工人的发展并不慢。中国新工人从1978年到2010年，用30年左右完成阶级形成、骚动式被动反抗、积极罢工到提出建立工会。未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也将以俄国工人的速度，完成历史上最大规模工人群体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二）罢工和工会

罢工是工人“战争的学校”，工人“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

大多数的自发罢工都是失败的，但却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联合。2006年-2008年间，爆发了一轮斗争的小高潮，劳资纠纷急剧增长。激烈的阶级斗争促进了工人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意识到工会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罢工除了经济性的诉求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先进的工人开始明确的提出要组建工会。2007年3-4月间，盐田港数家公司发生了一连串罢工，工人不同程度的提出了工会方面的要求，蛇口集装箱码头工人在罢工期间明确要求罢免不作为的工会主席，而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的吊车工人更是将“立即成立工会”列为罢工诉求的第一条。2010年的工潮中，更多的工人提出了要参与工会，组建工人自己选举的工会。

2010-2012，全国范围内经历了第一次新工人的大斗争。在此大形势下，以本田为代表，成立了大致数十个工人自己的工会，中国新工人阶级自发的走上了组建工会的道路。从2013年经济持续衰退以来，这些聚集起来的零星的组织力量逐步衰退，阶级斗争的战线被再次推了回去。曾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出现分化，一部分被资本家打压后收编（广州汽配行业），一部分成了中高层管理人员手中每年加薪的工具，还有一小部分举步维艰的坚持。从政治环境来看，十九大以来整体形势明显收紧，体系外的合法空间越来越小，体系内的合法空间管控也日益加紧，党的触角试图延展到每一个环节，其中工会是党在基层的重要依靠。所谓“根基不牢，地动山摇”，政府是不能允许在庞大的基层生产单位丧失其组织根基的。而工会，是重建组织的抓手。打造基层企业工会，进而维护社区稳定，维护劳资和谐，这就是中国政府关于工会工作的基本设想。

2018年塔吊罢工是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代表着行业联合的趋势。不同行业由于受平均利润的差异、工人劳动的技术含量的差异、行业经济周期的差异等方面影响，工人提出的诉求不尽相同。但“同一个行业，工人的利益诉求是高度一致的，行业工会可以最大范围团结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工人群体，进而形成与资方力量的平衡，稳定劳动关系”。塔吊罢工就是典型。塔吊工作本身具有一定技术性，工人的诉求高度一致，工人的身份归属是职业而不是单位，工人的斗争不是指向个别的资本家而是指向行业本身，这就会导致整个行业的呼应罢工，为行业的联合打下基础。相同的诉求、身份归属、斗争对象，是工人跨地区联合的基础，而技术进步将促进工人更便利地形成跨地区的联系，突破障碍形成组织。本次塔吊罢工后，有两个地方的工友成立了地区性的俱乐部，事实上就是地下工会。可以预计，在下一轮工潮来临之际，某些同质性较高的行业将出现全国性罢工，并在罢工后形成全国性行业工会。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新工人阶级从无到有，不断壮大。以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为标志，新工人阶级走上了自发组建工会的道路，到2018年，塔吊行业出现明显的全国联合的趋势。

以罢工为主要斗争手段，在基层生产单位获得事实上的结社权——组建工会，即是中国工人自发斗争所处的阶段。

当前是该阶段的初期，处于最严厉控制的时期。一般而言，当前条件下，任何在全总体系外公开建立工会的企图，都是难以实现的；在工厂中，在全总体系内建立工会工人自己的维权工会，并以此教育工人、维护工人权益的企图，也是很难实现的。

然而，在管控能力相对较弱的某些行业，工人可以建立工会或类工会组织，这类组织有些能公开活动不被干扰（如塔吊俱乐部），有些会被全总收编而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如网约车司机工会等）。但不论如何，工会可以相对独立的开展某些维权活动，并以此教育工人。即使在管控力度很强的工厂（工厂管控力度明显比塔吊等行业强），工人仍可以利用工会开展工作。工人可以将工会当作密切联系群众、进而开展工作的据点。先进工人还可以结合工人的日常需求，围绕群众的切身利益，进行各种力所能及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涌现出更多的积极分子。出现机会时，先进工人可以参选某些工会的职位。但先进工人要明白，参选工会职位，不是为了把厂工会搞好，而是占据平台，便于其接触群众，以培养革命力量。也就是说，工会仅仅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工人的斗争以及在斗争中组建工会，是由雇佣劳动关系本身决定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压制的。至于在什么时候迈出第一步，在什么时候大规模爆发，是依条件而转移的。回顾中国工人上一轮工潮，先是经济危机，其次是资本家进攻，工人在危机时行动趋于保守，再是经济复苏，资本家招人缺工，工人在经济高涨时开始斗争，最终汇成席卷全国的工潮。在斗争中，少部分先进工人提出重组工会的诉求，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上一轮工潮过去快十年了，中国的经济再次来到危机的边缘。近几年来，导致中国经济放缓的一切事实，都没有改善，反之，还在不同程度加强。数年后，危机必然到来，且比2008年更为严重，工人福利将大幅削减。政府必然印钞票救市，虽然饮鸩止渴，但短期会刺激经济复苏。经济复苏后，各行业对工人的需求加大，带来大规模斗争的有利条件。更多工人在斗争中将提出建立工会的诉求，获得结社权，并形成更大规模、甚至是全国的联合。这仅仅是一个起点，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必将超越经济斗争，最终走向政治斗争。

（三）中国新工人的历史命运

中国工人已经能够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到一定的工资提高和待遇改善。某些人开始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只去搞罢工，成立罢工基金会或互助协会，工人阶级仅仅通过罢工就能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甚至求得自身的解放。毫无疑问，工人的罢工和工会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这是工人消灭竞争的伟大尝试。先进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工人彼此竞争、也即工人彼此不团结的基础上。正因为工会运动反对这种竞争，反对资本家赖以生存的关键，所以资本家们才会对工会运动如此心惊胆战。但工会运动也有可能走向狭隘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走向英国的工联主义和韩国的“大工厂主义”，最后葬送无产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在于单纯罢工只是在争取一个较好的雇佣劳动制度，争取一个体面的当“奴隶”的条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新工人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工人将越来越多的面对以下问题：第一，物价越来越高怎么办？新工人已经能够争取到提高工资，而且近几年新工人平均工资提速可达10%甚至更高，并不算慢，但新工人收入真的增加了吗？富士康基本工资上调很快，但工人的收入不升反降，“工厂周边的商户听说我们涨工资，把物价抬得很高，房租几乎翻了一倍，我们员工真是伤不起啊！”¹²工人争取到工资上调，一般都是隔两个月以后才能拿到，但周边的餐馆、商店和房主都是听到消息就立马提价，这两年工人工资上涨以后存下的钱不但没增加，反而更少了。争取不断提高工资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确实无法为工人赢得更多东西，工人必须要思考怎样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工厂亏损了怎么办？在工厂盈利时，工人可以去跟老板搞集体协商，根据上一年公司业绩和利润增长情况，提出本年提高工人工资的目标。但一旦工厂亏损呢？工人工资那么低，养活自己刚刚够，养活一家子捉襟见肘，面对“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物价，工人就应该固守原有工资，永远熬下去吗？第三，工厂破产了怎么办？在工厂不破产的情况下搬厂，工人可以去讨要N+1倍补偿，但如果工厂就破产了呢？在工厂不破产的情况下，工人可以去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但如果工厂破产了呢？工人最宝贵的青春都献给了工厂，剩余价值都献给了厂主和管理层，而工厂倒闭是因为厂主和管理层经营不善导致的，工人却要承受这群吸血鬼经营不善的结果。第四，遇到经济危机怎么办？一家工厂倒闭了，工人还可以到别的工厂里找到工作，但所有工厂都经营不善、都裁员怎么办？在经济高涨期，工人为了资本家们的幸福流血流汗，勉强可获一盘残羹冷炙，到经济危机期，工人就要被一脚踢开，流落街头。现在工人越来越无法回到农村了，很多工人家里都没有地了，危机的时候城里连讨饭的地方都难找，难道他们就该到垃圾堆里找吃的吗？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是老板贪婪追求剩余价值的结果，凭什么经济高涨期老板赚得钵满盆溢，到经济危机期就要工人们去承担代价？工人创造的价值被不劳而获者挥霍，不劳而获者带来的危机却使穷苦人不堪承受，难道工人不该质疑这样的社会制度吗？第五，遇到普遍的社会危机怎么办？如果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成为社会各阶层都广泛卷入的社会总危机，那工人应该怎么办？社会各阶层都会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工人阶级只能去盲从，只能去选择有产者设计的圈套吗？新工人不该独立提出自己阶级的目标和改造社会的方案吗？这些问题都是觉悟的工人必须面对的，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只靠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而必须通盘考虑全中国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整天忙于奔命，没有、也不可能有空闲时间去考虑国家的任何问题，但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日常需要而进行的反对厂主的斗争，却必然使工人来考虑国家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国家怎样管理劳动者的、劳动法规是怎样发布的，这些法规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等问题。

目前，中国工人已经开展了罢工行动，这是工人的“战争的学校”，工人“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¹³。但“战争的学校”还不是战争本身。事实上，罢工只是斗争手段之一，只是工人运动的一种形式。只有觉悟工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成为解放事业的追求者，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到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教育工人掌握各种对敌人斗争的方法，并且建立起为全体人民摆脱政府压迫和全体劳动者摆脱资本压迫而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只有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才能吸引全世界所有工人，高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参加联合全体工人的伟大运动。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会爆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浪潮，斗争形式也会越来越多样。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新工人不论在组织上，或是在意识上，都将有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希望把工人运动纳入到有序化的工资集体协商下面，让工人有序化的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虽然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进而促进和谐的劳资关系。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却否定了这个前提。西方国家都曾经希望把工人的抗争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下面，但金融危机一来，工人的斗争就马上突破了以前的界限。这表明，只有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工人阶级最终的方向。

资本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到巨大的规模以后，便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生产出日益增多的商品使竞争尖锐化，使大批中小资产阶级破产变为无产者，而裁员和降薪则缩小了全社会的购买力，导致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¹⁴。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暴露出来，危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引起的，也必然要求变更现存经济关系加以解决。大工业生产的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正如列宁所讲：“工人应当万众一心地来反对所有靠别人劳动养活的人；工人自己应当联合起来并把一切无产者联合成一个工人阶级，联合成一个无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来说，斗争并不是容易的，可是在这个斗争中最后胜利的一定是工人，因为资产阶级，或者说靠别人劳动养活的人是人民中的极少一部分。而工人阶级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工人反对业主，就是几百万人反对几千人¹⁵。”在中国，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就是几亿人反对几百万人，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工人阶级。未来二三十年里，随着工人阶级思想和组织上的成熟，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将成为21世纪上半叶最为辉煌壮丽的事业，随着资产阶级灭亡，私有制也将被一道消灭，工人阶级的胜利最终将使得一切阶级统治和特权现象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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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