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斗 | 阶级斗争篇四 新经济平台从业工人的状况和集体行动趋势

自2012年以来，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之下，传统的工业企业遭遇了在去产能的政策导向下破产、倒闭的命运，而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被寄予了厚望。在政策加持、资本疯狂追捧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一时风头无两，成了资本竞相追逐的对象，上百亿市值规模的独角兽企业在行业中屡见不鲜。

新经济产业的光环后往往是高估值的泡沫，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没有其吹嘘的巨大需求市场，风险投资追逐的科技股也与企业的实际盈利水平相去甚远。然而，虽然过剩永远是资本市场的顽疾¹，但一些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业态公司的出现确实对无产阶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带来了大量的第三产业²就业，二是用工方式的灵活化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

第一节 第三产业劳动者的数量和来源

从就业结构看，1994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23.0%，超过第二产业；2011年，比重上升至35.7%，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特别是从2013年开始，第一、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均呈负增长态势，新增就业人员基本为第三产业所吸纳。

图3. 1: 三大产业人员分布情况

新经济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创造了以兼职服务为主的劳动模式。根据国家信息中心2019年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2018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7.6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人数约7500万。在这一庞大的服务提供者群体中，绝大多数都是兼职人员。但随着市场的发展，部分领域的服务提供者出现了专职化趋势，一批基于共享平台的专职司机、房东、骑手、主播等开始大量涌现……截至2018年，平台企业的员工数从2017年的556万增长到2018年的598万³，同比增长约7.5%。”

新经济下，出现了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主要是以即时配送、快递业为代表的运输行业。美团2018年发布的《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有超过270万骑手在美团外卖获得收入。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旗下饿了么蜂鸟配送发布的《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显示，蜂鸟配送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超300万注册骑手。根据2016年发布的《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全国社会化电商从业人员总数为203.3万人，其中一线人员163.6万人（主要包括站点快递员、站点仓库操作人员、基层管理人员）；二线人员33.8万人（主要包括仓库分拣人员、客服人员，货运司机）；三线总部职能人员5.9万人。

从户籍看，新经济中的劳动力多是来自农村。在电商物流从业人员中农村员工数是城镇员工数的3.27倍，近8成是农村人口⁴；美团骑手中，77%的骑手来自农村⁵。从上一份职业看，新经济中的劳动力一部分是在去产能中失业的产业工人，一部分是原本在城市务工的从事各种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有一部分是从事商业或工业的破产小业主⁶。截至2017年11月，美团配送骑手中有15.6万人曾经为传统产业工人，占比31%⁷。

第二节 新经济下第三产业劳动者的基本处境

新经济下的第三产业工人用工开始呈现出了兼职化的特点，这些行业中的劳动者并未与任何一家固定的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往往作为众包⁸或自由职业者在平台上工作，但实际工作状态与正式员工别无二致，甚至劳动状况要更加恶劣。这样的用工方式最初出现在美国。08年金融危机后，以“共享经济”为名的经济模式开始出现，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司机、保洁、保安等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和无数的任务需求联系起来，面临失业风险和经济压力的第三产业劳动者不得不在平台上寻找机会，在平台上工作随即成为美国普遍的就业状态。但是这些号称劳动者可以“做自己的老板”，自己为自己工作的互联网平台不过是将劳动者拖回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十九世纪。许多大公司，如沃尔玛、谷歌等将自己的业务外包给平台，这样就可以大量地裁减正式员工，降低人力成本。而为这些大公司工作的平台劳动者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奔波在数份低收入工作中，根本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活和时间，还面临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工作风险，一位美国的优步司机就戏称共享经济为共享面包屑经济。

在剥削劳动者这件事上，资本总是不分国界的，中国资本很快也学会了共享经济的这些技巧。金融危机后，在扩大内需的政策引导下，瞄准国内消费市场的平台经济发展起来，以滴滴、美团众包、蜂鸟众包为代表的平台企业，充分吸收了共享经济的精髓理念，以众包之名将数以百万的外卖员、配送员等劳动者置于劳动法律保护之外，肆意压榨。我们接下来就以新经济中的即时配送行业为例，来剖析当代共享经济的劳动者的真实处境。

（一）配送行业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大部分的美团骑手都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报告显示，75%的骑手来自农村地区，大多来自河南、安徽、四川、江苏、广东等省份，河南单省贡献比例超过10%⁹。

美团骑手多是20-30岁的男青年。80、90后为骑手群体的中坚力量，占比高达82%，男性占比92%。

多数美团骑手的教育水平都在初中以上。其中，34%的骑手是初中水平，21%的骑手是高中学历水平，29%的骑手是职高/中专/技校水平。

美团骑手们承担着养家糊口的压力，他们中62%已婚，已婚人群中87%都有一个以上的小孩，有很大的家庭压力。大部分美团骑手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包括吃饭、生活必需品、房租、手机话费、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电动车充电及维修等家庭日常花费。其中，吃饭、购买生活必需品、房租是最主要的花费。

（二）复杂的劳动关系

根据《2018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配送平台目前组织运力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自营，就是平台自己雇佣配送员进行配送；第二种是加盟，就是平台和物流公司合作，将特定区域的配送业务承包给特定的物流公司；第三种是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志愿者的做法。”

这三种运营模式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用工模式。以外卖为例，自营模式下，送餐员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美团外卖创始之初就以合法的劳动合同和齐全的劳动保障做宣传噱头，与其他外卖平台争抢劳动力做骑手。加盟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分包模式，外卖平台会将自己特定区域的业务承包给某个物流公司或者个人，由其来运营特定区域业务，承包商大多通过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形式规避劳动法律，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劳动关系网络，而平台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大大削减运营和用工成本。最后一种众包模式更为让人瞠目结舌，送餐员被认为和服务平台之间仅存在合作关系，平台不对送餐员承担任何劳动法上的责任，也不再预付劳动者工资。

在众包模式下，一方面，平台不再为劳动者购买社保，也不再为劳动者的工伤负责，平台更是不再苦恼于开除劳动者需要支付的赔偿，因此，相比传统行业的资本家，共享经济的资本家能够在付出更小成本的同时更自由地剥削劳动者；另一方面，由于节省了花在劳动者身上的预付资本¹⁰（即工资），同样数量的资本可以剥削更多的劳动力。因此，从2015年以来，各大服务平台纷纷上线众包服务。当初那个以齐全的劳动保障为宣传噱头的美团，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由自营转型到加盟再转型到众包，最终成为行业巨头。

自营模式下与平台直接签订合同的送餐员很少，多数送餐员都是在承包商和众包模式下建立的用工关系。加盟模式下，企业多采用劳务派遣的用工模式。北京的一位送餐员说，在他6年的送餐经历里，一共签过七次合同。而多数的承包商是不和劳动者签订合同的，例如蜂鸟配送的一位站长就告诉配送员，签了合同会有五险一金，但是送一单只能按5元计价，如果不签，一单就按7元计价，这种算法下一月几千元的收入差距，对外卖骑手是巨大的诱惑，所以很多骑手“自愿地”放弃签订合同。

众包模式在各大平台的劳动者中越来越常见了。众包模式来自美国，是一种社会协作生产的模式，是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在资本的牟利逻辑下，众包变成了一种对劳动者进行最无耻、最残酷的剥削方式。相较于建立劳动关系的专送外卖员，众包外卖员没有最低接单量的限制，可以随时加入，随时退出。但是除了前述的自由与灵活，这些众包骑手们从事的工作与专送骑手别无二致，都以外卖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没有假期，没有休息，有些人为了赚钱养家，一天甚至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他们也同样承受着平台严苛的时间控制和近乎抢劫似的罚款制度。但是在已有的司法实践中，官方态度暧昧，多数判决都不认为平台和网约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许多法官为了规避此难题，都以调解结案，避免犯错。这就是当前众包用工的本质：以自由和合作之名，抛弃自己原本的法律义务，更赤裸地建立自己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剥削。而当前政府对此的态度则是回避问题、偏向资方。

（三）逐渐降低的单价和收入

在外卖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为了抢占市场和招募外卖员，外卖员从平台获得的收入还算丰厚。在北上广深这些餐饮消费发达的一些城市，外卖送餐员月入过万似乎不是神话。但是随着行业内企业的合并，垄断市场的美团和饿了么翻云覆雨，一面对商家下手，挤占利润；一面又对送餐员开刀，不断削减配送费。首先，多数外卖员的工资计算由“基础工资+计件提成”的模式改为计件工资模式，以高工资、高福利为噱头的美团外卖骑手现在也以计件工资为主。2018年北京美团外卖的每单配送费已经下调到4元，其他二三线城市的配送费也有下调。对于他们来说，除非更加拼命地送单，否则多数外卖送餐员的收入就要减半。根据2018年的报告，约有72%的骑手的工资在5000元以下。快递行业亦如是，随着竞争的加剧，快递配送的单价不断降低，2007年，中国快递包裹的平均单价是22.4元，十二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是8.4元，仅仅是之前的三分之一，如果算上通货膨胀，还要再低一半¹¹。而四通一达的一线快递员的计件工资是0.8元-1元/件，多数的快递和外卖员一个月收入在5000-6000元之间。

多数外卖骑手、快递员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包括吃饭、生活必需品、房租、手机话费、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电动车充电及维修等家庭日常花费上。他们多数都表示未来不会在一线城市定居，年轻的表示想趁着能干在大城市赚些钱，回家买房娶妻生子，有家室的则表示要赚钱寄回家里。

（四）以罚代管的严苛制度

罚款——这是快递、外卖、环卫等服务业中最常见的制度，罚款话题总能让他们打开话匣，滔滔不绝。

外卖平台复杂而严苛的管理设计也让人叹为观止。首先是成本转嫁，各个外卖平台都有自己的统一标识，保温箱、帽子、T恤和外套，都要外卖员自己掏腰包。公司以交押金换装备为名，将外卖员与该公司捆绑，工作达到一定的时间（往往是一年）才可以退。一个20岁的送餐员说，因为公司提供的装备过于昂贵，自己最后在淘宝上定了装备。其次是严苛的罚款制度和高昂的罚款金额。罚款的情况至少包括：请假超过规定的休息日，暴雨天不出勤，客户投诉，差评过多，突袭检查中不穿制服、不戴帽子等。再次是严格的时间控制。用户从下单到接餐几十分钟的时间限制里，包括了餐馆接餐做饭和外卖员送餐的全部时间，所以留给外卖员的时间是很少的。专送的外卖员往往会收到同一方向的错落有致的几个派单，往往就差了几分钟，使得他们不得不每天都上演生死时速。一线城市所有的外卖员都认为，不违反交通规则就不可能按公司的规定时间送完外卖（送不完就要扣钱罚款）；最后是频发的工伤事故无任何保障，交通事故和意外伤害是每日疾驰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送餐员经常要面临的危险，许多死亡和流血事件见诸报端。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以及其他社会保险，而一些公司缴纳的商业意外险赔偿率又过低。

根据2018年的一项调研结果，超过75%的快递员表示他们所在快递公司有罚款规定，前三个月平均每月被罚金额高达566元，相当于受访快递员平均月工资的8%。罚款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收到差评或者投诉；二、所分配的快件没有被及时签收。对于第一种情况，一次罚款数额从10元到600元不等，平均为162元左右。而对于第二种情况，一单被罚数额从20元到1000元不等，平均为200元。

在即时配送行业，众包的用工模式现在已经相当普遍，以闪送、UU跑腿等为代表的即时配送、同城速递等行业都采用了众包的用工方式。在快递业务中，以个人承包、劳务外包等方式来规避劳动法律的情况十分常见。众包模式否定了劳动关系，因此也就否定了诸如工伤保险、劳动保护等一系列劳动保障责任。配送行业中，交通事故已经成了杀伤劳动者的头号凶手。但是他们得不到来自社会保险的任何赔偿，而骑手的商业保险赔偿额度低，手续复杂，起不到任何保障的作用。

快递行业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以中通快递为例，中通公司仅作为快递物流中心，负责货物的调配和中转，而送货上门的业务则全部外包给其加盟商。中通公司在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配送业务全部承包给了一百多家加盟商，加盟商或者直接招募快递员，或者将某个网点再次分包，承包给个体的快递员¹²。加盟商的运力组织和规模不同，快递站点也有大小之分，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快递员的劳动关系也较复杂，存在分包的现象，大多数都也没有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快件单价也越来越低。

从表面上看，新经济下的第三产业劳动者与传统的工业工人相比，在工作形态上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在形式上可以选择工作任务、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等。但是，工作形态在形式上的自由化，并不能改变雇佣劳动的本质。实际上，由于罚款等制度设计，这些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反而受到平台公司更加精确的控制。然而，资本家却以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化为借口，公然地否认劳动关系，逃避法律责任，更加残酷地压榨劳动者。

第三节 第三产业工人的集体行动特点和趋势

通过上面的分析，当下以外卖送餐为代表的即时配送行业的工人的处境十分艰难，收入不高，工作危险。而经过行业整合，几家大型的平台垄断整个行业，如美团和蜂鸟配送，以合作、承包的名义任意摆布这些劳动者而不必顾及法律的威胁，政府方面目前采取了默认的态度，新经济的劳动者得不到基本的法律保护。这些都使得他们的劳资矛盾以更加尖锐地方式表现出来。

（一）个案透视——重庆外卖员罢工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6年以来，北京、深圳、上海、咸阳、成都、重庆德清、临沂等地都有外卖送餐员的集体罢工事件，地点从内地到沿海，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的一线和二线城市。2018年以来更是愈演愈烈，多地发生了几十起外卖送餐员罢工。本部分就重庆外卖工人罢工为例，研究这些群体集体行动的主要特点、优势和劣势所在。

1）主要矛盾

2018年5月16日，在重庆南坪，一百多位美团众包的骑手停车罢送，罢工持续了两天。这次罢工的主要导火索是美团众包5月10日开始的强制派单。美团众包的工作一直以“时间灵活，自由接单”为特点，但是5月10日新版本上线后，接单自由被取消了，也就是系统会强制派单。对于一些价格低、路线不熟、太过遥远的单子，骑手已经没有拒绝的权利，因为如果骑手当天拒绝三次，系统的派单数量将大大减少，基本就接不到单了。

除了强制派单，这次罢工的矛盾还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基础单价越来越低。最低的单已经降到3.6元，在现有的单价下，骑手的收入甚至满足不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一位骑手如是说：“现在有的单价已经低得让你没办法接。比如现在3公里的订单，一般6块，少的时候4块多。但美团显示的3公里，一般来回你要跑7、8公里。我骑踏板摩托车，油耗是每公里2毛3，光油费就要去掉近2块，每单剩3块多钱。每天尽力可以跑三四十单，一百来块钱的收入，还要去掉电话费、车辆维修磨损、吃饭喝水，还有可能遭遇罚款、事故。我30岁，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这个收入能做什么？”

其次是保险问题。每天接第一单的时候，美团会强制扣掉3块钱，用于骑手当天的保险费。但骑手们认为，真正出了事故，索赔是个大问题——保险公司通常会拒赔，理由是：骑手没有行驶证、驾驶证。但是如果办理行驶证和驾驶证，对于骑手来说就是收入的降低，因为每个月的收入，至少一半要拿来交违章罚款。

再次是时间管控与交通事故。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优势，美团将每单派送时间从40分钟降到36分钟，骑手一旦超时就会罚款，这让骑手们不得不玩命疾奔，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骑手一般都是两三单同时送，一般从接单到商家手里接过餐盒，要花20分钟，送这两三单路上就只有16分钟，等红灯、找路、等电梯都要在这16分钟里完成，哪怕超一秒，一半的配送费就要被扣掉。为了赶时间，骑手们闯红灯、逆行几乎成为常态，导致交通事故高发。

最后是虚假距离。在一些外卖派单中，美团众包上面显示的距离比实际距离要短一些，为了使距离显得短一些，甚至规划了需要逆行的路线，强迫外卖员违反交通法规。这欺骗了骑手，增加了其负担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违规的风险，为许多骑手所不满。

2）事件过程和结果

这次罢工持续了两天，参与人数有一百多人，属于外卖中较大规模的罢工行动。但是持续至17号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这次行动的组织性较差。一位外卖骑手自发建了一个有88人的微信群，16日下午6点拒绝美团南坪站站长进群之后，群主的美团账号就被永久禁封。随后，不少活跃分子的美团账号也相继被封禁。而重庆南坪的美团外卖服务也停摆了两天，引发消费者的质疑和询问。18号之后，美团重新恢复了派送服务。

一方面，美团处理罢工事件经验老道。美团方面直接将参与群体罢工的积极分子的美团账号永久封禁。包括一位私自建群的群主。按照美团之前的罢工处理惯例¹³，会从周边站点迅速抽调人员，组建新的配送队伍继续工作，防止因停工造成的不良影响。

另一方面，骑手一方组织性不强、斗争性不强、经验不够等弱点十分突出。在被美团永久封禁之后，骑手们并没有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除了找媒体曝光之外，他们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达不到诉求就转行，找“一份稳定的，有五险一金的工作”，成了当下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

3）总结

与传统的产业工人相比，如今的第三产业工人面临着糟糕的处境：工作不稳定、工时更长、而实际收入却更低、受到更严重的剥削。而所谓新型的用工模式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2018年以来罢工的主体几乎都是所谓自由的骑手——众包骑手。这些都导致了劳资矛盾的尖锐化。而得不到法律承认的他们无法通过现有的合法纠纷解决渠道解决自己的难题，只能诉诸于劳动者集体的力量。尖锐的劳资矛盾的发展是2018年以来外卖送餐员集体罢工频频见诸报端的主要原因。

但是由于工作时间自由、工作方式灵活、工作场所不固定，这些第三产业工人很难像工厂工人那样形成紧密的联系和强有力的组织。国内的外卖罢工多以平台的强势辞退和劳动者的妥协收场。事实上，在国外，外卖送餐员的罢工事件也屡屡上演。但是由于西方国家遗留的工会传统和组织工会的空间，第三产业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形成了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表现出了一定的组织性。例如希腊的外卖送餐行业工会在2019年4月11日举行罢工，工会要求餐饮业雇主正式承认外卖送餐是一个独立的工作部门，因此有权与雇主进行集体劳动协议谈判。此外，工会还要求雇主向送餐员工提供更好的社保条件，以及提供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和配备防护设备。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比赛进入终极决赛周，消费订单达到高峰之际，巴黎各大外卖平台的自行车外卖送餐员则呼吁从7月8日晚上起罢工一周，他们借此呼吁提高自身报酬，并改善当前的工作条件。

对于中国即时配送员这一庞大的劳动力群体而言，剥削最为严重，劳资矛盾最为尖锐，但是从被迫的野猫罢工，到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还有一段路要走。在共享经济从业的无产阶级，还需要在一次次的集体罢工冲突中接受教育，积累经验，形成阶级意识，扩大自身组织，为未来更大的斗争做好准备。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第三产业工人集体行动趋势

1）处境恶劣 矛盾尖锐

重回十九世纪，劳资矛盾的尖锐化。我们以即时配送行业为例分析了当代第三产业工人的艰难处境，以兼职化为特征的用工方式让劳动者失去了法律的庇护，成为名义上的“承包商”、“个体合作者”，事实上的劳务奴隶。这一用工趋势不止出现在以外卖、闪送为代表的即时配送行业，依托于互联网的消费服务让传统的第三产业劳动者都面临这一艰难的处境¹⁴。这就是新业态公司增殖的秘密，以“自由之名”将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推回十九世纪，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大型公司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宰割他们。

白领血汗工厂——脑力劳动者的零工化。在平台新经济的发源地美国，面临着这种用工模式的除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保安、保洁、售货员、理货员等低收入第三产业人员，一些过去被认为是非常体面的脑力劳动者如撰稿人、会计、程序员也逐渐开始面临这种用工模式，这在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越发明显起来。例如著名的科技巨头谷歌公司，谷歌在全球约有12.1万名临时工和承包商，而全职员工仅为10.2万人，程序员、语言学家等从事开发工作的脑力劳动者都是临时工或承包商，他们赚的钱更少，享受的福利待遇也与正式员工不同，在美国没有带薪休假，甚至还要无偿加班¹⁵。在未来愈演愈烈的劳资冲突中，这种公然否定劳动关系及相应的责任，以便更残酷地剥削劳动者、减少成本的方式，将会成为资方的首要选择，也会成为阶级矛盾的重要引爆点。

2）集体行动呈上升趋势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对2015-2017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观察，在建筑业和制造业的集体行动分别位居第一、第二的情况下，服务业（报告里主要是酒店服务人员等，概念较为狭窄）、交通业的集体行动呈现上涨趋势。

图3. 2: 2015-2017年工人集体行动的行业分布¹⁶

在传统制造业倒闭、撤资、搬迁，新兴行业的不规范用工以及新兴行业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工人的集体行动呈多发趋势。“从产业分布看，工人集体行动正在从以制造业为主扩散到新兴行业。据我们观察，制造业工人集体行动的比例在2014年之后呈显著下降趋势，到2017年仅占该年收录个案的21.3%。反之，第三产业个案所占比例在报告期内呈逐渐上升趋势，到2017年已经达到了20.7%。”¹⁷当然，尽管第三产业的工人集体行动呈上升趋势，但是制造业工人的集体行动仍然占据较高的比例，如何进行有力的组织是其集体行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图3. 3: 2013-2017年集体行动中行业分布变化

在矛盾日益显化的地方，这些服务业的劳动者已经展现出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威力。美国的网约车市场被Uber和Lyft等巨头垄断后，网约车司机的薪酬待遇不断下降。司机们组成了网约车司机联盟（Ride Share Drivers United），在Uber和Lyft于2019年3月再次降薪时，司机们通过罢工来对抗平台，并在5月份Uber上市时再次组织罢工。国内各地方网约车司机罢工的消息也不绝于耳，但是很少听到比较强有力的组织。

2018年惊雷乍起，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行业的集体行动使得全年高潮迭起、此起彼伏。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的罢工分布各地，接连多起。他们面临着相似的处境，首先是劳动关系不规范，存在大量的分包、众包等等，风险全部自己承担；其次是在高昂的生活成本和运输成本（购买车辆、油耗、维修等）下，实际收入遭到挤压，非常低下；再次是以罚代管的管理制度减少了工人收入，也让工人们最为不满；最后工作条件恶劣，劳动保障缺失，常常要忍受多发的交通事故、中暑、颈椎腰椎等疾病而没有任何的保障，加之经济下行，感到盈利压力的垄断企业，本能反应就是通过压榨工人以获得利润。尖锐的劳资矛盾不可避免地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

3）组织性不强——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组织

尽管数量在上升，但是第三产业工人的集体行动仍然存在巨大的缺陷——很难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很少能出现持久的斗争。例如美团外卖送餐员的罢工通常持续不超过两天，至今仍未有类似于工会的组织出现。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方的有力应对，例如利用众包模式规避法律责任，组建新的配送员队伍来替代罢工团队，避免某个地区的配送业务因罢工而瘫痪。另一方面，这些工人相对自由的工作形态妨碍工人形成组织，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选择相对自由，使得这些劳动者缺乏交流、沟通的机会，难以形成紧密的联系。例如，2019年8月，法国多地的送餐员罢工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送餐员“平时很难见面，也没有固定交流地点，相互之间也处于竞争状态”，很难把大家组织起来。

综上所述，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在制造业生产过剩、利润下滑的情况下，资本依托日益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大量涌入消费领域，把市场化进行到底。人们生活服务的多个环节进行了产业化的发展，如外卖、同城速递、网约车等。这些行业创造了数量可观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一行业的劳动者也很年轻，以80、90后为主力。然而，在资本退潮之后，这些行业的最初红利也已经消失，劳动待遇逐渐降低，劳动管理日趋严苛，基本的法律保护缺失，劳动者们面临着来自资本的多重剥削，劳资矛盾在这一群体里更加尖锐。

在无产阶级的斗争还是自发斗争的情况下，限于这一群体的工作特点，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在组织化和集体行动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然而，雇佣劳动制本身势必导致劳资冲突不断爆发。在当前条件下，在这种劳资冲突中，“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在不久的将来，无产阶级的各个群体，都将爆发大大小小的斗争，并依据自己的特点，在不同的条件下组织起来。规模庞大的共享经济无产阶级，必然会将自己的斗争融入到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洪流中，和他们众多的阶级兄弟一起，挥舞着自己的铁拳，砸碎一切缠绕在他们身上的锁链。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