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斗 | 时代篇二 我们的时代与中华帝国主义的命运
绪论：把握时代特征
一百年前，列宁在其经典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里，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后半个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论证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随后俄国、中国等国的革命实践证实了这个结论，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斯大林和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革命学说，明确提出了关于时代特征的经典提法：“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坚持了这种观点，并在上世纪60年代重新表述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和社会主义走向世界胜利的时代”，70年代又进一步提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毛泽东主席在著名的《五二〇声明》中断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发生了根本变化。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的多次谈话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邓小平认为，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历史性竞争的现实说明，在世界范围内尚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当今世界，战争与革命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的两大主题。
邓的这些观点的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融入了世界新自由主义潮流，中国凭借巨大的市场、充沛而高素质的劳动力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工业基础，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续命场，使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欧美国家滞胀危机得以化解。搭上了资本主义末班车的中国，资本复兴的进程高歌猛进，一路凯歌。
但是，资本复兴近四十年之后的中国，同样摆脱不了西方国家的困境：生产相对过剩、资本积累条件恶化、产业空心化日益严重。这种困境，在社会层面表现为贫富分化加剧，阶级固化严重，在国际上表现为贸易战、地缘斗争、军备竞赛和逆全球化现象。
一个与此高度相关的问题，也是左翼争论较多的问题，即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简称“中帝论”问题）。争论此问题，并非是简单地弄清楚“是与不是”的问题，而是要服务于我们的目的：认清今天的时代特征、认清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大势，认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进而从无产阶级的视角出发界定敌我友、把握主要矛盾、确定行动策略。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提出了三个定义：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是最简短的定义，它表明了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是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经济特征。二，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这个定义描述了列宁所处时代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定义说明了帝国主义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占的历史地位和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
因本书中的一些章节谈到了中国垄断资本的发展以及中国的资本输出与全球争霸问题，因此，本文重点不是从列宁的定义出发来论证中国是否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重点是谈论方法论问题，从政治意义对相关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辨析，由此来明晰我们对时代特征的认识。
关于“中帝论”的争论中，一些最基本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也是左翼经常混淆的问题：帝国主义到底是一种生产方式、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还是一种相对的交换地位或某种特殊的侵略政策（如有人援引的大卫·哈维的“剥夺性积累”说）？帝国主义是让小粉红们热泪盈眶的祖国强大的象征，还是日趋腐朽与没落的标志？中国今天的问题主要是资本主义“成熟过度”造成的，还是因为受到外力的阻碍导致无法正常发展造成的？以美帝为首的超帝国主义能否实现？帝国主义战争是否有爆发的危险？
第一节 “帝国主义”与“中心国家”
左翼的讨论经常是回避这些最关键的问题，最常见的是用“中心国家”（或“核心国家”）的概念来取代帝国主义的概念，由此进一步产生对时代特征、对中国资产阶级定性判断的分歧，进而影响到敌我友、主要矛盾、行动策略等方面的分歧。
大致来说，世界左翼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从马克思到列宁一脉相承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结构，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外部的力量也会起作用，但需要通过改变其内部的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当某个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高度结合起来，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的阶段，也是垂死和腐朽的阶段。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说“超帝国主义”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有其限度，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升级，无论国际资本分工细化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矛盾。华为的产品分工涉及154家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供应商，其中包括33家美国供应商，但是，一旦帝国主义者认为华为可能威胁到他们的长远利益，这种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便顷刻化为乌有。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已被列宁时代的理论与现实发展所彻底否定，新时代的超帝国主义论（利益一致论）在现实面前同样濒临破产边缘。
另一种则把帝国主义体系当做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剥削与压迫，一些地方能够充分发展是以世界大多数地方“不发达的发展”为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针对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败，一种替代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观念发展起来了，即依附理论（这里说的是广义的依附理论，包括远航一号等人援引的世界体系论），以弗兰克、沃勒斯坦、阿明等左翼学者为典型代表。依附理论认为，分析的单元必须是整个世界体系，不同的地域或民族国家仅仅是组成部分。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不同，中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是通过世界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的分工地位来确定，通过某些国家被其他国家的剥削来界定，而不是通过其内在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来界定，也即不是通过这些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程度来界定的。中国、印度和阿根廷等差异巨大的国家被列入半外围国家。前苏联也被列入半外围国家。
依附理论学者的表述与主张各不相同，存在大量含混不清的概念与论述。依附理论的经典作家一般强调不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依附于中心国家的利益，并利用各种国家工具在这些国家制造了一种不发达政策，阻碍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总体来讲，依附理论出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式微的时代，大致属于进步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理论，它批判本国统治者依附中心国家，强调本国民族利益和民族资本的发展，符合第三世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目前，依附理论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因为它不能解释在所谓的外围国家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数十年间的工业化进程，也不能说明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它也很难解释近些年来中国在国际分工地位中的快速提升。二十年前，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也高于中国。而这些只能用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来解释，只能用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来解释。决定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主要不是所谓的国际分工，而是与国际分工相关性不大的一些因素，如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军事力量、完整的工业体系、高素质的劳动力等因素，这些正是毛时代留下的伟大遗产，市场化改革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垄断集团。否定这一点，将中国混同于一个普通的所谓外围国家或半外围国家，事实上也就是否定了毛时代的伟大成就。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成功”，并不是要否定目前国内明显的停滞与腐朽趋势，而是强调中国这种停滞与腐朽主要不是由所谓的核心-边缘结构来决定的。
图4. 29：“中心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区别
如图所示，“中心国家”是一个相对概念，与之对应的概念是“外围国家”与“半外围国家”，自资本主义产生初期就存在了。“帝国主义”国家是个绝对概念，即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的阶段（如果超帝国主义阶段不存在的话），产生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并延续至今。两者有交集，但内涵与外延不同，用以界定和表现的矛盾运动也不同。
具体到关于“中帝论”的讨论，列宁主义从来没有从“资本主义强国”的意义上去理解帝国主义（尽管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是列强），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心国家”也绝非同一概念（如列宁时代的俄国与日本不是中心国家，二战后的苏联也不是中心国家），所谓的中心国家早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即产生了，而帝国主义国家是19世纪末期的才产生的。一些同志将帝国主义国家等同于中心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与成功，正是小资产阶级强国派的庸俗看法。我们谈论的帝国主义是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因其内在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愈来愈走向腐朽、没落、衰老的阶段。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实体领域流出而转向金融领域，越来越多地从一个国家流出而在全世界寻找增殖空间，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被迫去开辟海外市场、强化国家能力与军事力量、加强地缘政治斗争，这正是资产阶级积累危机的表现。而贸易战、科技战、遏制与反遏制战正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日益尖锐化的体现，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衰老与腐朽的国际体现。
第二节 阶段论、政策论、体系论
“帝国主义”的基本含义自第二国际时期以来至今呈现出“政策论”、“阶段论”和“体系论”等多种视角。不同视角之间既相互补充，又存在着矛盾。
列宁是在阶段论的基础上，弱化政策论，吸纳体系论，进而形成了完整的帝国主义概念体系。
（一）政策论及其错误
政策论的第一个错误，是认为帝国主义不是根植于经济基础的客观存在，而是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外扩张或掠夺的政策，考茨基是这种错误的典型代表。
考茨基在《帝国主义》著作中提出了帝国主义概念，他认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的实质是“高度发达的新型工业资本”的针对农业国家一种征服政策。而这种政策是资产阶级“情愿采取”的。既然帝国主义仅仅是一种“政策”，那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该“政策”，也可以不采取这种“政策”。也即是说，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仅仅是资产阶级选择的一种“政策”。再进一步说，在考茨基看来，帝国主义存在的基础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帝国主义的出现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如此一来，由帝国主义所必然带来的矛盾，也就不再具有必然性。因此，考茨基认为，只要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合起来，组织成为世界统一的托拉斯，就可以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实现持久的和平。
政策论的第二个错误，是把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基于自身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而制定的某些特殊的对外扩张或掠夺的政策，视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
中国左翼有人认为：
帝国主义就其性质而言，必定意味着经济剩余从落后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移……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表现为金融掠夺与劳动力吸纳。在此背景下，中国主要是属于被剥削者，而非剥削者。再者，中国政治-经济的本质迄今还是以生产导向为主，这就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的顽强抵抗，也抵消了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全球范围的生产性投资不足、危机趋向。也正是这个本质，通过促进中国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投资，成为抵抗全球范围的投机导向的重要力量。
这些左翼人士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经济剩余从落后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移”，并且这种转移，在当前的时代，体现为 “金融掠夺与劳动力吸纳”。在这些左翼认识看来，一个国家即使资本的垄断程度再高，即使金融垄断资本与政权的结合再紧密，但只要不是用“金融掠夺与劳动力吸纳”的方式来进行“经济剩余从落后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移”的，就不能称为帝国主义国家。
还有左翼人士则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帝国主义租”，它是衡量帝国主义的主要指标。在他们看来，如果某个国家有超额利润，但没有帝国主义租（它的超额利润来源于掌握核心技术或者资本垄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手段获取高额利润），即使这个国家资本垄断程度再高，也不是帝国主义。美国通过美元可以获取大量的帝国主义租，欧元可以分享其中一部分，但人民币距离这个还很远。他们据此否定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在列宁的阶段论视角中，除了垄断资本的发展等根本特征外，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各自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帝国主义的特征在每个国家的表现形式、发展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不以一定的政策来界定：美国是托拉斯帝国，德国是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容克帝国，英国和法国是典型的食利型帝国，俄国与日本则是对西方资本带有依附性的封建军事帝国。如果套用今天的“帝国租”等概念，大概只有英、法两国有帝国主义资格。但英法工业资本的相对衰落与食利型帝国的特征，正是英法坠落成二流帝国主义的内在原因。
在论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联共布党史》和《苏联共产党历史》等著作是按照列宁阶段论思想来论述的，即强调俄国的帝国主义阶段性，同时也不否认俄国对西方资本的依附性与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国家色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前者，即在俄国封建军事性国家支持之下的垄断资本的高速发展。如果列宁不从“阶段论”的角度坚持强调俄国的帝国主义特征，那俄国布尔什维克恐怕会陷入护国主义的泥潭之中，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句空话了。第二国际的西欧共产党领袖们大都滚入了护国主义的泥潭之中，俄国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国家陷入护国主义泥潭就更容易了。
“政策论”的共同主张是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对外扩张政策或手段，“阶段论”则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同时也是垂死与腐朽的阶段。
“政策论”目前占据了很大市场。“政策论”在一定条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表现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批判与揭露上。它也是一种“安全的”学说，可以在庙堂之上讲述，所以有广泛的影响。比如阿明等人长期以来与中国政府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政策论”将批判的目标对准了个别帝国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一些特殊政策，而将本国的金融垄断资本排除于视野之外。在一定条件下，“政策论”是服务于本国大资本利益的，左翼中的“政策论”为机会主义打开了窗口。打着反帝的幌子，同时又将自己捆绑于民族主义的战车上，服务于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目标，而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
（二）体系论及其错误
体系论的根本错误，是无视各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把帝国主义国家在某个时期基于其力量对比而形成的暂时平衡，视为牢不可破的体系。“体系论”试图用宏大的体系视野来替代阶段论视角。例如，萨米尔·阿明认为，历史资本主义一直就是“帝国主义”的，因为它从诞生（16世纪）便在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产生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在后来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加深。可见阿明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两回事。“体系论”在远航一号等人的叙述中表现得十分典型。远航一号等人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看得十分强大、十分稳固，恐美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21世纪与共产主义》）
在远航一号等人看来，不仅现在中国的发展由这种所谓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所决定，连过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受这种天上掉下来规律所支配，社会主义的失败在所难免。远航一号等人的唯心史观可见一斑。
列宁也谈论“体系”。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谈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时，其中有一条“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列宁认为近代以来的殖民侵略战争都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瓜分世界市场的直接手段，殖民侵略战争养肥了帝国主义列强，也制造了被殖民国家的苦难史，造成了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但列宁眼中的这种“体系”决不是远航一号等人眼中的决定性力量，而是一种脆弱的平衡，一种随时可能变迁与瓦解的临时共同体。列宁的一大贡献，是发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首先阐明了这个规律。这个规律的发现，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重要论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战以来的西方帝国主义体系的相对稳固，并不表明这个规律失效了，而是二战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力量对比是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且存在着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阵营和强大的苏联集团，为了对付强大的外敌，帝国主义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团结和力量平衡，即阿明所谓的“集体帝国主义”和美欧日“三合会”。
这个“集体帝国主义”“三合会”不是万古长青的。相对的团结与平衡正在被打破。以中国为首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崛起，中俄准军事联盟的建立，欧洲与美国的渐行渐远，日本的“正常国家”追求的主要障碍不是别国，正是美国。欧洲两大国法德在反对“孤立主义”的名义下批评特朗普公然的民族主义政策，发出建设“一个主权欧洲”的信号。马克龙自上台以来一直推动建立欧洲联军。2019年10月，马克龙更是在一年一度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公然提出了“西方霸权正在终结”的言论。西方国家领导人公然提出这种结论是非常罕见的。马克龙暗示欧洲要进行战略调整，第一步将从重获“军事主权”开始，声称“我们经历的是，北约的脑死亡”，不能再依靠美国来保卫欧洲，否则将“不再掌握自己命运”。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内发生的，由来已久。马克龙说：“这不只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早在特朗普之前，美国的其他总统也作出了其他错误选择，克林顿的对中政策，小布什的战争政策，奥巴马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量化宽松政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可以比马克龙更进一步：无论美国总统作出何种选择，美欧渐行渐远的趋势都无可挽回。
从考茨基开始，超帝国主义论有很多变种。阿明虽然提出了“集体帝国主义”的概念，但并不认为管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世界政府”会出现。而远航一号等人所理解的世界体系论（这里强调是远航一号等人所理解的，与沃勒斯坦本人的想法不尽相同）则已经十分接近超帝国主义论。近些年国内理论界争论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时代超帝国主义论的变种）是否已经替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成为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一度也甚嚣尘上。
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日渐严重的今天，逆全球化已成为一股潮流，列宁的观点仍是最能够解释今天的时代特征的。
第三节 中国：未老先衰的末代帝国
（一）帝国的崛起
具体到中国，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未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因为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导致其无法进一步上升，还是因为国内垄断资本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窒息了社会的发展？如果是前者，那我们可以将中国理解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本的发展仍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如果是后者，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占统地位的国家垄断资本。
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论核心的观点是分工决定论。共同点是强调国际分工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分工体系的固化，导致国际社会的两极分化与秩序固化，富国愈来愈穷，穷国愈来愈穷。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是比较严重的。但中国的情况是否是这样？
图4. 30：2000-2016年中国制造业进出口技术含量比较
图4. 31：1995-2016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贸易状况
以上几张图显示了2000-2016年中国制造业进出口技术含量比较、1995-2016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贸易状况、1995-2016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一直在提升，2008年之后出口复杂度已高于进口复杂度。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额的比重也是不断攀升，由 1995 年的 7.9％增加到 2016 年的 30.7％，这期间高技术制造业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同时得到了提升。
附加值的大小直接影响一个产业的发展，根据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更高，如上图所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自 2000 年以来，附加值基本呈上升趋势，2015 年附加值高达 2694.98 亿美元，是 2000 年的 13.4 倍，除了 2009 年、2012 年附加值受世界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下降外，其他年份都是增加的。中国资本总体来讲是受益于全球化的。
图4. 32：2000-2015年中国高技术制造附加值状况
不可否认，中国一些行业，比如汽车等行业，在历经几十年的技术引进后，至今仍无法达到国际竞争的前列，出现了所谓“低端锁定”的情况。但是，鉴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人才储备以及可以构建一带一路等区域价值链体系，这种局面并非是不可改变的。
总体来看，人们所担心的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之后分工地位无法提升的局面并未出现。这就说明，分工决定论并不适合中国。全球化、国际分工本身并非是坏事，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打破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固化因素。全球化客观上为一些地区工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特色的垄断资本
分析帝国主义问题的核心与基础在于对垄断组织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视为世界垄断组织的排名。2019年7月22日发布的最新《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有129家来自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家）。即使不计算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大陆企业（包括香港企业）也达到119家，与美国数量旗鼓相当。30年前的1989年中国企业第一次登上世界500强榜单，当年仅中国银行一家上榜。
中国垄断资本的一大特点，就是国企占据重要地位。入榜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中，国企占70%左右，其中有48家央企。入榜企业中采矿及原油生产、金属矿业、银行等行政垄断型企业比重较大。大型国企与政府关系密切，国企领导人与党政机构领导人可以互相调动，各企业可以通过国家进行协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垄断资本的规模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有国有企业可视为一家，党政军企可视为一家。这种集中精力办大事的优越条件，造就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型垄断组织发展速度。这类似于当年德、俄、日等相对落后国家的情形，在技术相对落后的情下，充分利用封建国家的能力快速发展垄断组织，再反过来推动技术的进步与市场的发展，这是后发帝国主义国家的特点。
伴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在高速发展。根据2019年 9 月12 日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 «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数据，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 位居世界第二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 1.9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中国打破了发达国家主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格局。
有人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利润率较低，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存在绩效低下、管理不善问题，且中国对外投资类型以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中国的对外投资性质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官方表述也主要是“五通”的内容，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最终目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
但是，中国资本并不是学雷锋的。中国的对外投资，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在内，除了创造市场机会外，还有其他多重考虑，短期获利并非唯一目的和主要目的。多途径利用全球资源是一个重要目的，“一带一路”国家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总储量比约57.11%，“一带一路”的实施有助于消除中国与全球资源类国家的贸易壁垒，降低贸易与投资的成本，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一带一路”等项目在地缘政治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通过增加国与国之间的深度经济合作形成利益联盟，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朋友圈。美国智库就“一带一路”倡议发布研究报告称，通过对中国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柬埔寨等15个中资港口项目的分析，发现相关项目并非为实现“双赢”的经济发展，而是产生了政治影响力，扩大了中国军事存在，反映了中国的安全意图。
在对外投资快速扩张的同时，中国也悄悄修改了国防政策。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解放军实行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日益增多，因此不仅要关注国家生存利益，还要关注国家发展利益；不仅要维护国家固有的“领土边疆”，还要维护国家发展的“利益边疆”。“仗剑经商”的概念也经常出现在主流媒体中。自2008年底开始，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盗频发海域开展护航活动以来，中国这一活动从未中断，至今已持续11年，30余批次。中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也在悄无声息地发展，2017年8月1日上午，中国军队正式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据观察者网报道，美国《华盛顿时报》网站2018年1月3日报道称，2017年12月期间，中国军队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双方商定在瓜达尔港附近的吉沃尼半岛，设立一个中国“大型海空军事基地”。而由中国运营的瓜达尔港本身也具有很高的地缘与军事价值。
官方公布的2019年中国国防预算大约为11899亿元，约1776亿美元左右。仅次于美国。近年来中国军费增长速度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
图4. 33：各国军费增长率对比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然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而法、德等欧洲国家则高举“全球主义”的旗号捍卫欧洲的利益。而中国与俄国，按FT中文网评论说，中国是学会了“像全球主义者那样说话，像民族主义者那样行事”。
（三）未老先衰
据长期观察国际货币市场的日本前财务官行天丰雄预测，美元的轴心货币地位短期内难以动摇，唯一能动摇美元地位的威胁，是“美国国内日趋严重的社会分裂”。这名学者认为，距离2020年的总统选举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日趋变得保守的美国自身存在风险。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研究半个世纪的全球化的结果时提出，世界贫富分化正在日趋严重：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10%收入最高的人口占据着大约三分之一的社会总财富；而2014年则进一步急升至70%至75%。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中10%的高收入人口占据了75%的社会财富。
因此，帝国主义面临的最大风险，并非来自别国的挑战，而是自身不可遏止的衰朽趋势。当代美国如此，历史上的英法也是如此。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中帝论”的。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不是美帝的威胁，正是中国垄断资本的积累规律。搭上帝国主义末班车的中国资本正走向一条未老先衰之路。
图4. 34：1995-2015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
上图显示，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要优于发展中经济体，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发达经济体中最为严重。特朗普挑起的贸易争端，其背后的深层次动机，就是将美国国内长期恶化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转移为外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国际争端来缓解国内矛盾。而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正一骑绝尘，一路狂飙，在短短三十四年的时间内，将世界上主要大国甩在了后边。
收入的不平等反过来会影响资本积累。据相关研究，在控制其他影响消费的变量的前提下，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显著呈“倒U型”关系，当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小于 0.39时，居民消费率随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而增加，当其超过拐点0.39后，居民消费率则随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而减少。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39，如不能有效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靠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是无望的。
收入不平等不仅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对贸易模式及结构也会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对出口贸易的整体技术水平也会产生影响。
图4. 35：收入不平等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散点图
上图是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散点图，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大致呈现出负相关性，初步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将降低出口贸易的技术复杂度。也就是说，中国要进一步提高在世界中的分工地位，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国内阶级分化状况。
中国垄断资本的快速崛起，得益于中国特殊的政经结构，但同时，其空心化与腐朽化的速度也高于一般的国家。
2019 年入榜世界500强的中国银行 11 家，平均利润 181 亿美元，是全部中国企业 35亿美元的利润的5 倍多，银行总利润高达 2000 亿美元，占中国入榜企业总利润的50%。企业利润多数流向银行并不是因为中国银行经营水平超高和竞争力超强，而在于银行业的准入限制造成的垄断经营以及政府宏观金融调控政策不当造成的银行特殊地位。银行本来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如果借助自身垄断经营优势而获取超额利润，则必将阻碍实体经济以及其他产业发展。
图4. 36：2019年世界500强中国企业主要分布行业
另一个让人震惊的数据是，入围全球500强的五大房地产企业全部来自中国，恒大以 705 亿美元营业收入排名第一，碧桂园、绿地、万科、保利分列2-5名，在全世界的舞台上，中国房地产企业一骑绝尘、独孤求败。
2019 年入榜世界500强中国企业中，大多数属于能源、泛金融等行政垄断型行业，实体产业偏少。
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走上了一条“脱实向虚”的金融化、空心化之路。2008~2018年，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61%上涨到6.87%；从金融业来看，我国金融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5年时仅为4%，至2018年已上升至7.68%，尤其是2016年底这一比重高达8.4%，已接近甚至超过了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历史高位。
货币“脱实向虚”与虚拟经济之间存在一种正向反馈机制，即虚拟经济繁荣会加剧货币“脱实向虚”，货币“脱实向虚”又反过来强化虚拟经济繁荣。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刺激实体经济复苏，反而有可能加剧经济虚实背离。目前中国金融业对货币“脱实向虚”作用强于房地产业，这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有关。其主要表现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扩容，如期货市场不断推出新的期货交易品种，债券市场交易规模扩大等。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产业结构比重中，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占比已超过 20% ，而同期制造业、建筑业等传统实体经济部门的比重则从战后初期的 50% 下降到了不足 30%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失衡下的“产业空心化” 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美国尽管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但基本没有收效。空心化的总趋势不会有任何改变。
无独有偶，日本政府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提出了“产业空心化”的治理措施，其中包括向中小企业实施减税计划、对中小企业提供补贴和融资支持、加快建立高新技术主导产业、通过央行干预汇率缓解日元升值、完善外国对日投资的法律法规等。但从实施效果看，日本的经济仍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的萧条状态，并未从 “产业空心化”的陷阱中走出。
中国资产阶级在世界资本的寒潮中，陷入了未老先衰的局面。
结语：衰朽与希望并存
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其研究帝国主义论的最新成果，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认为，新帝国主义既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一般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的新阶段，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扩张，也是极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新体系，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霸权主义的新政策; 从现阶段国际正义力量和国际阶级斗争的曲折发展来判断，21 世纪是世界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伟大建设和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是进步的文明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是新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逐渐向全球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程恩富 鲁保林 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
在马列主义话语的掩盖之下，这个结论有两个本质问题：
第一，所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一般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的新阶段”，这是直接违背列宁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国际垄断”只能是一种现象或政策，但无法掩饰包括中国资本在内的国际垄断资本间的明争暗斗、渐行渐远，“国际垄断的新阶段”的超帝国主义是永不可能实现；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伟大建设和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前提是摆脱现有资本积累规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中国早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了40年后的今天，同样深陷资本主义发展危机，这样的“新时代”与百年前的帝国争霸年代并无区别。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左翼在谈论帝国主义问题时，热衷于批判西方帝国主义的政策，却忘记了全球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中国国家垄断资本集团的存在。“进步的文明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与“国际垄断的新阶段”也并无本质区别。
这是一个资本积累危机全面爆发的年代，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进行“时间-空间修复”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年代，这是个“全球化-逆全球化”的钟摆又开始逆向摆动的年代。这是个日益接近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的年代。这个爆发的规模与烈度将远超以往一切危机。“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尽管有核武器的存在，但是，核武器只能改变冲突的形式，并不会改变冲突本身。这是个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反动”的年代：资本主义高涨期的一些“普世价值”的信条逐渐为赤裸裸的沙文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所取代。
这也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代：作为全球最大的民族国家，中国人民在突飞猛进的全球化年代，大部分人已成为工业人口，无产者超过4亿，这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无产阶级队伍。这个队伍一旦觉醒并团结起来，将爆发出任何力量无法阻止的威力。这也是个全球无产阶级前所未有面临共同处境的年代，“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技术的发展终归有利于无产者，大资本试图垄断信息权，但却无能为力。
这也是个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在国家与民族的大旗下，纷纷滚入机会主义的泥潭中。今天中国勃兴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同样在腐蚀无产阶级的意识，影响无产者的团结。考茨基被列宁批评为“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无独有偶，今天中国左翼同样有人鼓吹“团结”“资产阶级左翼”，捍卫国家垄断资本，将自己绑在帝国扩张的战车上。这些观点最终会演变为“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理论。但是，只要我们今天意识到这一点，就有了最终战胜这些机会主义的保障。胜利终将属于中国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