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斗 | 时代篇三 资本输出与全球争霸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深刻地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大国的演变，即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之一便是资本输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¹。由于资本输出能对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将以资本输出为主线，来分析已经转变为帝国主义的中国如何试图在全球扩展自己的影响，以及这种扩张所必然带来的争霸局面。

第一节 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过程

（一）1979-2012年：从资本短缺到资本过剩

1979年，十年文革的“噩梦”刚刚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美好蓝图已经绘就，经济建设代替阶级斗争成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正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的时候，却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境。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提出了搞贸易合作区的大胆想法，邓小平听后表示:“中央没有钱, 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国内资本的不足只能用引进外资来弥补。八九十年代，外资成了资本短缺的中国社会的香饽饽²。

1979年至1996年，中国经济的特点是短缺经济，生产能力没有相对过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短缺经济下的经济过热，即投资端或消费端需求过剩，导致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价格猛涨，进而导致经济领域中轻重工业结构失调。1996年之后，中国经济步入过剩时代，900种主要工业品、60%的企业生产利用率不到50%。1998年的中国经济，来到了经济危机的边缘，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而被迫成为库存——1998年商品库存4万亿，占GNP的50%。WTO和城镇化挽救了中国经济，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在“出口——投资”模式的拉动下快速增长，资本得以在实体经济中获得大量收益。

2004年之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净额均在70亿美元以下（2001年为69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05年为126.6亿美元），占全球比重1.46%。从该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攀升，至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已达265亿美元，接近2001年的4倍。然而，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却高达783亿美元³，直接对外投资/实际利用外资=0.34，中国仍然是资本净输入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骤减。短暂的工业萧条后，中央政府出台了四万亿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城镇化进程得以进一步持续，中国经济从“出口——投资”模式转为“负债——投资”模式。企业大量负债投资，铁路、机场、桥梁等基础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房地产和基建带动整个社会经济欣欣向荣。重化工业产量井喷，轻工业蓬勃发展，各行各业赚钱赚到手软，今日的资本家依然在怀念那段梦幻般的黄金时代⁴。

也就是在2008年，中国资本的过剩已经初露端倪。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猛涨一倍有余，达到创记录的559.1亿美元，占全球比重3.01%。其后稳步上涨，至2011年达到746.5亿美元，占全球比重接近5%。从2008年至2011年，直接对外投资/实际使用外资≈0.6，中国仍然还是资本净流入国家，但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却明显快于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速。

（二）2012-2016年：资本输出快速增长

2012年，新一届领导核心上台，新时代领导人面临的是远比父辈们更加棘手的问题。2012年，4万亿强心剂的药力褪去，经济增速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整个中国的生产在疯狂的扩张后已经全面过剩。过剩导致商品价格暴跌、利润大减和各行各业的萧条。随着城镇化的结束，“负债——投资”模式进入尾声。2015年上半年，钢企每吨钢利润从之前的1000元左右暴跌至仅有0.43元⁵，2015年全国90家大型煤企的利润减少500亿元，同比下降91%。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感叹：“卖一吨煤的利润买不到一瓶饮料。”⁶资本在国内实体经济的投资空间越来越小，实体经济已经衰退，巨量资本必须要去寻找新的空间。从2014年至今，中国社会依次见证了股市⁷，P2P⁸，共享经济⁹、直播¹⁰等一个个全新领域在资本带动下的短暂狂欢，又见证了这些领域迅速的垄断和过剩。它们的空间都太狭小了，根本无力承接过剩的资本。国内增殖的空间越来越小，环境越来越恶劣。

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剩都是相对过剩。历史上的大萧条时期，与资本家倾倒牛奶、焚烧粮食相伴而生的，是千百万劳动群众的饥寒交迫。今天的中国，同样有广大的农村急需要资金的投入，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但这些地方，对资本来说太缺乏吸引力了。资本追逐的是利润，市场化条件下要追逐平均利润，在垄断时代甚至要追求超额利润。落后的农村无法提供充足的空间。而城市工业领域，市场已经饱和乃至垄断，行业厮杀异常激烈，利润空间微薄。相对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言，中国国内的环境已经严重过剩了。

图4. 37：2012年之后资本过剩，实体经济对资金的吸纳能力下降¹¹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强国（如一战前的英德，二战前的德日），面临国内市场过剩的困扰，都会选择把目光转向海外，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实现对过剩资本的输出，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¹²。资本增殖的本性使得资本家必须寻求海外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¹³

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也要遵循同样的逻辑。中国对外资本输出从2012年开始再次提速。金融危机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与实际使用外资的比值大致稳定在60%左右。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实际使用外资的比值从2011年的0.63猛增到0.77，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更是首次高于实际利用外资量¹⁴，二者比值达到1.03。

从2014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到2016年，中国资本输出达到顶峰，直接对外投资额高达1961.5亿美元，占全球比例高达13.51%，位居全球第二（第一是美国，占20.6%）。

图4. 38：1990-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¹⁵

图4. 39：1990-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亿美元）¹⁶

图4. 4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比例¹⁷

（三）2017年至今：加强管控，增速暂时下滑

2016年中国企业发起海外并购交易达923起，比2015年增长142％；并购交易金额达到2213亿美元，几乎是2015年的3.5倍，超过过去四年的总和¹⁸。其中，民营企业的并购额达1163亿美元，相比2015年增长4.52倍，超过国有企业的665亿美元¹⁹。

虽然数目庞大，但是仔细审视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结构，便能发现其中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参与并购的大型民营企业对海外房地产、酒店、足球俱乐部、娱乐业等产业的投资迅猛增长，这些企业的共同特征是：在国内都有数额巨大的负债，投资方向也和企业主业不同（如安邦集团巨额资金并购海外酒店，海航集团巨额并购涉及金融、酒店、物流、地产）²⁰。它们从境内金融机构融资，通过并购的方式将资产转移到境外。对于这些民营资本来说，对外投资带来了投资收益，并将“不安全的”人民币资产转换成了“安全的”美元资产，但对于国内经济整体形势来说，资本持续流出使得国内投资减少，过剩产品得不到消化，就业机会增加不足，外汇储备流失，人民币汇率承受巨大压力。截至2017年1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从2014年的4万亿美元跌至3万亿美元²¹。

于是，从2016年四季度以来，政府由全面鼓励企业“走出去”转向限制资本流出，特别是控制特定行业的对外投资，包括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行业，遏制海外转移资产性质的投资²²。商务部对非理性投资的特征进行了总结：“一是不能给国内带来紧缺型资源，二是不能给企业带来新技术，三是不能为国内带来就业机会，四是企业估值有巨大的弹性空间。”²³可以见得政策对当前资本输出的引导方向，即攫取资源、促进产业升级、支持国内就业、资本保值增值，并且不能给正在国际化进程中的人民币带来负面影响。2017年6月，银监会要求各家银行排查万达、海航、安邦等数家企业的授信风险，并进一步加强对这些企业的海外并购限制²⁴。此后，万达、海航等企业纷纷抛售海外资产。在强化监管的大背景下，2017年和2018年中国的海外投资流量分别下降19.3%和9.6%。

截至2018年末，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30.4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为19882.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荷兰，排名全球第三。中国已经成为真正的资本输出大国。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与对内投资存量之比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也低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对外投资仍将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

表4. 2: 2002年-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²⁵

第二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在各地区的影响力

从地域分布上来看，中国目前在欧洲，美洲，西亚影响力依然比较弱小，在非洲、东南亚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影响力很大²⁶。

在非洲，虽然FDI存量上中国仅排名第五，落后于法国、荷兰、美国和英国²⁷。但从增量上来看，中国在非洲的FDI远远超过其它国家，2014年-2018年，中国在非洲的FDI总流量为720亿美元，为排名第二的法国的2倍²⁸。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集中在建筑、采矿和制造业三大领域²⁹。建筑业是中国在非洲对外投资存量最大的行业，也是中国掠夺非洲的切入点。非洲许多国家由于遭受了数百年殖民，经济贫穷落后，政府根本没有资金承担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签订项目合同时，往往要以本国的资源做抵押（如石油，矿产），向中国的进出口银行贷款，获得的贷款资金要支付给承包这些项目的中方企业。项目完工后，这些国家留下的是中国企业修建运营的公路、铁路、桥梁、港口，并欠下对中国的巨额债务，这些债务又要以本国的资源做抵押，用数十年的时间还清。以肯尼亚的蒙内铁路为例，修建这条铁路共需要资金32亿美元，而其中90%来自于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工程建设由中方主导完成，建成后由中国交建集团运营维护，其收入用来偿还贷款。当铁路运载量无法达到约定额时，肯尼亚甚至要以港务局的收入来偿还相应的债务³⁰。再如西非的国家安哥拉，中国2000年-2014年共向其提供了212亿美元的贷款，占中国对非洲贷款总额的近1/4。这些贷款几乎全部以安哥拉未来开采的石油资源做抵押³¹，一度导致安哥拉几乎无油气可售，因为大部分新开采的石油都要被用来还债³²。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一方面贷款给落后国家获取利息，一方面强迫这些国家用借贷的资金购买自己国家的产品，增加本国商品输出。“输出的增加，恰好是同金融资本的骗人勾当相联系的，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被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铁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今昔对比，中国进步的方面，仅仅在于暂时还没有直接使用军事力量，以及兴建了占比很小的一部分民生工程。但就其投资实质而言，和历史上的殖民国家并无本质区别。

表4. 3: 2014年-2018年，非洲FDI前十大投资国³³

表4. 4：中国投资在非洲前五大行业³⁴

行业	存量（亿美元）	占非洲存量比例
建筑业	147.6	32.0%
采矿业	104.8	22.7%
制造业	59.7	13.0%
金融业	50.7	11.0%
租赁和商业服务	29.7	6.4%
合计	392.5	85.1%

在东南亚，以东盟十国为例，2013年，中国在该地区的FDI流量仅占到日本的1/3，为67亿美元³⁵；而2018年中国在该地区的FDI金额达到1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排名第二。如果算上从香港进入东盟的资金，则中国在东盟的资本输出与日本基本平齐³⁶。中国在东南亚积极地推动泛亚铁路网建设，努力修建中老铁路、中缅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新马高铁等，力争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已经和日本产生了竞争和冲突。

在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中国的FDI存量排名前十之后，影响力相对薄弱。但在个别领域，如5G行业，中国资本仍在迅速扩张。

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2014年，为了避免南车与北车在海外高铁项目中恶性竞争，中央将南车与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以更好

地服务于走出去的战略目标³⁷。此后，一大批央企陆续地进

表4. 5东盟十国的FDI最大来源国

行了战略重组，以提高效率，力争在海外市场中有更强的竞争力。在全球各个地区的海外资本项目中，央企都冲到了第一线。它们背靠中央政府的政治外交支持，以及进出口银行的雄厚财力，在各地拿下了大量项目，凭借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完成了铁路、公路、矿山、石油、电站等一个个工程，为私有资本走出去打下基础。

图4. 41: 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按企业注册类型分布³⁸

第三节 冲突加剧，军备扩张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是中国资产阶级“韬光养晦”的时期；而新时代则是垄断资产阶级希望开拓进取，有所作为的时期。中国这几年积极的对外输出，已经触碰到旧有的利益格局，矛盾正在酝酿升级之中。

在东南亚，中日之间正在积极地争夺建设项目，中缅铁路由于日本的阻挠而搁置，中泰铁路的修建也曾被日本搅局³⁹。在2014年-2015年之间，围绕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的修建，中方和日方争也几次争夺主导权。尽管贷款利率和工程造价相比日方较高，但中国以其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工期更短）和巨额资金不计风险的投入（无需印尼政府为铁路担保）最终战胜日本，拿下了这个项目⁴⁰。但在越南高铁的修建上，日本又占得了先机，拿下了全部订单⁴¹。从短期来看，具体的项目争夺有输有赢，但从长期来看，中国在东南亚的资本输出迅速增长，将逐步取代日本在东南亚的传统优势地位。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大背景下，双方在东南亚的冲突将要愈演愈烈。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在海外的迅速扩张，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日益恶化。一方面，随着新一轮危机的临近，美国在旧有的国际贸易经济体系中获益越来越少，正试图改变旧有的规则，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份额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地对外扩张，在部分地区成为主导性的力量，在个别高新技术领域迎头赶上，在如5G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国，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挑战并改

图4. 42: 中日争夺印尼雅万高铁

变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3月，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⁴²，并高调制裁华为等一系列国内企业和科研院所，中国对此强硬反击，双方打打谈谈，至今仍未结束。贸易战可能会出现缓和的局面，但贸易战背后关于是否改写旧有世界格局的根本问题，中美双方谁都不会真正让步。在没有拼出你死我活之前，两者的矛盾只会日益加剧。

各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会真正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们只是编织一个美好的谎言，说给国内的普通民众听罢了。中国资产阶级在继续高调讲故事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扩军备战。庞大的海外利益的保障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力量，还必须以军事力量为屏障。“积极防御”的战略已经不合时宜，中国正努力宣示自己的军事存在。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示：“在境外注册的中资企业将近3万家，在海外工作生活的中国公民达到数百万。所有重要国际航道中往来的货船，大都装载着中国货物，或与中国有关。在此新形势下，中国有充分理由提高自身的国防能力，以有效保护在海外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⁴³。近几年，中国军费支出暴涨，国防开支仅次于美国，远超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海军更是迎来大发展时期，新建军舰如“下饺子”一般。2018年，中国服役军舰的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一，新下水的舰艇总数量达到40艘，相当于一个法国海军的数量⁴⁴。虽然整体战力相比美国仍有不少差距，但中国正在开足马力进行追赶，以军事扩张来确保对海外的资本输出能够顺利进行，并在未来抢占更大的市场空间。

图4. 43: 中国历年军费预算及增速

图4. 44: 2017年各国军费对比⁴⁵

第四节 未来：看得见的硝烟

国内的全面的过剩，决定了中国的资本必须要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增殖的空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总结得很到位：“一路一带也好，亚投行也好，主要能做起来，就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5年，非常成功地从早先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现在变成资本过剩的国家，资本过剩国家，资本就是资本，中国的资本跟美国的日本的欧洲的没有什么区别，资本都会跑到他们转型去的地方……我觉得中国走出去不是政府走出去，而是资本走出去。”⁴⁶如果放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我们看到的则是全球范围内的过剩。相比于20世纪，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渗透到全球，缓和的空间越来越少。在海外市场没有开拓完毕的时候，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各自扩张，互不侵犯。但当海外市场已被全部占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过剩又更加严重的时候，资本输出所需的新市场已经严重不足了，只能依靠对旧市场的重新分割。这种环境也决定了一点，即中国要解决自身的矛盾，将不得不挑战旧有的势力范围，触动旧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

这种冲突已然开始并在逐步加剧。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达沃斯论坛时称，“当前的中日关系就像1914年的英德关系，广泛的贸易联系并没有阻止战争的爆发”。⁴⁷当然，中日的冲突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根本的还在于中美冲突。2018年打响的贸易战不过是一个开始，日益逼近的国内经济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中美对旧有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

图4. 45: 全球范围内的过剩

都不满意，而如何塑造一个全新的体系，谁来主导这样一个全新的体系，则是冲突的根本问题。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争霸时这样总结：“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列宁的结论仍然适用于今天，这种矛盾不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而只能依靠实力才能得以解决。硝烟就在远方，冲突和争霸的序幕已经拉开。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