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斗 | 思潮篇一 改革开放年代的思想斗争

1976年10月6日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居主要地位，对包裹在马列主义词语下的走资派意识形态也有一定影响。在此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复辟，国内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适应也产生了各种社会思潮。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¹。”阶级图景如此，社会思潮也不会例外。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潮，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潮和无产阶级思潮的不同表现而已。

第一节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走资派领导下的共产党在城乡大力扶植私人资本的同时，自身分布在党政军企各领域的高级干部也蜕化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集体占有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生产资料，每个成员按自身在党国体系中的级别享有相应的收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垄断了一切权力，并以政治吸纳（人大、政协）的方式将私人资产阶级纳入到政权范围，扩大其统治基础。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核心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作为其最重要的补充，最终服务于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一）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但是由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又面临着不同的具体矛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1982年，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分别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种观点。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理论至此形成²。

邓小平理论包括三个部分：政治理论——坚持党政分开；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军队建设理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社会上将邓小平理论归纳为一块石头（摸石头过河）、两只猫（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三条小鱼（三个有利于）³、四只鸡（四项基本原则）⁴。

邓小平理论是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否定。

邓小平理论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辩证唯物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本质上就是否定了理论（从前人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般规律）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本质上就是否定了目的（内容）和手段（形式）的辩证联系，认为手段独立于目的，而不受制于目的；从此出发，邓小平向人们传输一种错误思想，似乎用发展私人经济的手段也能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

邓小平理论是充满逻辑矛盾而不可能实现的。他一方面扶持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一方面镇压无产阶级的罢工和学生运动，一方面又要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其后的所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调：要在口头上坚持社会主义，但要在事实上发展资本主义；要在《宪法》上把人民高高抬起，但要在现实中镇压一切敢于反抗的人民；要坚持党的领导，但这个党不再代表人民，而是代表资本；要发展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但这个先进生产本身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

2）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1997年邓小平去世，江泽民成为新一代核心。在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后，资产阶级的利益极度膨胀，全社会对共产党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产生了疑问，共产党必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在此大背景下，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⁵，其具体内容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方面是口头上要代表广大人民，一方面却是在现实中培育资本压迫人民。人民笑着称“三个代表”代表三个大：代表大款（先进生产力）、代表大腕（先进文化）和代表大官（最广大人民）。

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粗犷式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沿海和内地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等等各种社会矛盾快速激化，原有发展模式给全社会带来了太多问题，已无法再继续下去。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发展观”⁶。科学发展观在“科学性”上比“三个代表”更退一步，它罔顾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的基本观点，而试图调和一切矛盾。

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资产阶级陷入巨大的危机，而中国垄断资产阶级以凯恩斯主义的方式续命，经济在平稳中下滑，但增速仍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此过程中，中国凭借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优势，集中力量协调各方资本，一跃完成赶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数量更是位列第二（不算台湾），与美国几乎持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逐步抛弃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的整体政策，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活跃。除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外，新兴小资产阶级群体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分得一杯羹。然而，阶级矛盾也更加尖锐。国外颜色革命屡屡发生、群众运动不绝于耳；国内贫富分化更加剧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把持一切，民营资产阶级也偶有不满；2009年后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巨大后遗症，即随时可能爆发的金融风险始终如笼罩在头上的阴霾挥之不去。怎么重新在国际上定位，怎么看待国内的矛盾，怎么应对已经积聚起来的巨大风险，这一切是习近平试图解决的矛盾。

2017年10月18日，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⁷。这个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必然发展，实际内容有如下方面：（1）在矛盾的判断上，无视阶级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用另一种词语重复了1956年八大的判断⁸，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的实质，是在否定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希望以经济的稳定发展，换取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性。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⁹、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¹⁰。（2）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强调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经济命脉、垄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正确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同时，将人民子弟兵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私家卫队，即“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3）在对外政策上，要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来重塑国际关系，即“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在对内管控上，试图建立全面管控的警察国家，即“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5）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是在民族主义这面旗帜下聚集起来的，即“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与各种力量的不断斗争中最终形成¹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如下特点：他们口号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这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被阉割的、去除了阶级斗争内核的、无害资产阶级统治的“主义”和“思想”。他们口头上要发展社会主义，但是在现实中却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反对西方代议制而坚持党对一切领域的领导¹²，但是这个党却是代表资本而非代表人民的党。他们坚持国有经济为主体，但人民在国有企业里仅仅是雇佣劳动者而非国有企业的主人，因此他们坚持的不过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有国有经济的权利而已。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一切权力，在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垄断传播渠道清算阶级史观¹³，在口头上代表人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国以来刘少奇新民主主义巩固论的发展和深化，到今天已经形成一种服务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私人资产阶级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庇护下成长并自由地剥削工人，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支持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过他们在政治上权力较小，这也导致他们在支持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常有怨言。部分小资产阶级在中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过程中，也分得一杯羹，因此他们也希望国家能够在平稳中壮大，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也是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但是他们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淡薄，因此他们的怨言比私人资产阶级更多。

（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1976年文革结束，群众运动被否定，阶级话语无法再持续。马列主义缺位后信仰缺失，官方祭出民族主义的大旗来填补其中的空缺。

1）2008年之前的民族主义：遏制下的反弹

1980年代，官方大肆鼓吹民族主义，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宣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周恩来在少年时代立下的宏伟志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种思想具有无可辩驳的进步性。80年代的中国，民族矛盾早就不是主要矛盾，而全社会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资产阶级仅仅代表社会上极少数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必须将自己包装成全社会利益的代表，此时鼓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可谓别有用心。

80年代的官方，一方面将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家包装成没有阶级色彩的民族英雄，一方面借助一切机会宣扬民族主义。

宣扬女排精神就是当时官方的杰作。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创下的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女排第一次夺冠后，官方出动全部的宣传机器，宣传“女排精神”，即“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精神；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遵法、团结友好、坚强拼搏”等精神。在这个宣传里面，阶级不见了，剩下的只有抽离阶级的民族和国家。

1990年代，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全社会陷入一种疯狂追求财富的狂躁中，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信仰迷失的时代。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天下，开始对中国逐渐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台湾也与大陆渐行渐远，1995年和1999年发生了两次台海危机。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在美帝独霸下如何自处？民族主义迎来了一次大爆发。

1995年发生第一次台海危机后，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横空出世，该书据称发行300万册。作者在书中狂热鼓吹民族主义和战争，书中说：“苍天当死，黄天当立。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抵制美国货，不看美国电影，不吃美国的小麦和大米！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剌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1999年发生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第二次台海危机，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反美游行。也就是当年，房宁等人合著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出版，此书封底广告说：“本书是继《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知识界又一次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族感情所进行的抉择。”这本书受“中心外围论”的影响，从经济方面论述民族主义，一方面反对全球化，另一方面提出中国需要光荣孤立。书中说：“西方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外围地带，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中心与外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这本书也是民族主义者对中国谈判加入WTO的反应。以该书出版为标志，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掀起了反对加入WTO的浪潮。2000年前后，一系列的书籍出版，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杨斌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和韩德强的《碰撞》。

《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彻底否定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组织，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中国周围，打倒美国、英国。该书认为，全球化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美英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乃是为了以软战争打开弱国大门，推行新殖民主义，重新征服并控制全世界。”《碰撞》一书主张经济民族主义，反对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少数人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该书认为：中国一旦加入WTO，美国农产品将挤开中国市场大门，中国农村可能破产；城市里大量的工厂企业也将关门大吉；银行体系将会破产；美联社接管新华社，紧接着记者大裁员。该书的结论是：“中国不仅完全可以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必须搞贸易保护主义。”

这两本书认为，一旦中国加入WTO，民族工业就将被摧毁，而中国就会成为英美的经济殖民地。这个观点在以后成了很多左翼论述中美关系的出发点，成了很多左翼否认中国已经变成帝国主义的理论支撑。

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是防守型民族主义达到最高点的一年，也是进攻型民族主义启动的一年。这一年，先是发生了拉萨3·14事件、奥运火炬传递被干扰事件和5·12汶川大地震，其后成功中国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民族主义情绪因这些事件而空前高涨。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利用金融危机弯道超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活跃，抛弃韬光养晦的策略，通过一带一路意图重塑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圈。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果说2008年之前的民族主义，是对美帝国主义遏制新兴资本主义强国——中国——的反弹，那么2008年之后的民族主义，就变成了凝聚国内各阶级民心、缓和国内各阶级矛盾、以支撑官僚垄断资产进行全球扩张的工具。

2008年之后，两种民族主义虽然还有交叉，但强调我国是经济殖民地而需要反抗、反弹的民族主义逐步减少，而宣言“厉害了我的国”的扩张型民族主义越来越多，扩张型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比2008年前的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我们可称之为“国家主义”。

2）2008年以后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2009年3月，一本叫做《中国不高兴》的书出版。这本书是国家主义的宣言，书中充满了国家主义甚至是法西斯式的叫嚣，书中说：“它宣扬的信念是：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它规划的目标是：做世界老大。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它追求的精神文化是：尚武精神，好战激情；它的依靠力量是：火炬一代和军事英雄集团；它的动员方式是：民间大规模凝聚；它采用的手段是：持剑经商，除暴安良，军战+商战；它的语言是：我们强大了，我们就揍你。”

2011年12月9日，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指挥部在云南西双版纳正式揭牌，这是中国经历了百年苦难之后首次以国家名义在境外执法。2012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呈逐渐走强的趋势，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似乎也更加活跃。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宣示其重塑国际关系的构想。2014年4月份开始，中国在南海美济礁、永暑礁等7个礁石上开展大规模填海作业，很短时间就建立起总面积约17平方公里的永陆岛礁，并在美济礁、永暑礁和渚碧礁上建立了较大的机场。2014年8月，中国政府开始在东非吉布提建设海军保障基地，2017年8月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吉布提基地。这些都是令国家主义者极为振奋的大事。很多国家主义者的口头禅是：“看见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

国家主义否认国家是由利益根本不同的各阶级构成的，强调不分阶级的团结，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强调对国家无条件服从。但是，国家只可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只可能是最强大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过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国家无条件服从，不过是要求被压迫阶级无条件顺从统治阶级的压迫。

当国家用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么流氓”地开拓海外市场，国内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上层也能分享一些残羹冷炙。但是，国家能对外“这么流氓”，当然也能“这么流氓”地“消除”国内工人罢工、农民维权、学生闹事等等不和谐的声音。

民间有很多宣扬国家主义的网站，其中观察者网¹⁴是国家主义在民间最重要的宣传阵地。在制度上，观察者网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是一届接着一届干，西方模式是一届对着一届干。宣扬“若有机会重来，当然选择中国发展模式”。然而，中国模式的实质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鼓吹中国模式的实质，不过是鼓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垄断命脉行业、在政治上垄断一切权力的模式。在公民和国家的关系上，观察者网鼓吹对国家的无条件崇拜和服从。该网编发文章：“老师说，看见国旗要戴红领巾，听见国歌要起立敬礼”。然而，不讲清楚国旗国歌的来历，不说明白国旗国歌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而仅仅是把国旗国歌当成一种超阶级的民族团结的符号，这样的宣传，唯一的目的就是用国家主义愚弄人民。短短7年，观察者网已经成为主流网络媒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随着今后阶级矛盾逐渐尖锐，观察者网有蜕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2008年之前，民族主义往往还带有对英美老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反抗。而这种反抗一旦越出官方的界限，势必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管控，因此，统治阶级一度也曾管控、抑制民族主义思想。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在刚刚接触政治的时候，往往会接受一些民族主义思想，经过学习、思考，一部分人转向了马列毛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思想曾经起过一些正面作用。然而，民族主义对无产阶级实现社会变革是极端有害的思想。它模糊了阶级界限，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某些情况下还会激化民族矛盾。

2008年之后，民族主义转化为了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的阶级基础甚至比特色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更广，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渴望中国在全球扩张，小资产阶级中的部分人也能够受益于中国资本的全球扩张，他们都成为国家主义的阶级基础。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思想，它欺骗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全球争霸的炮灰。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是极右思潮。而在中国，部分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具有工农情怀，有时候在不同语境下他们还会反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肯定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不反对甚至部分肯定文化大革命、认同马列毛的某些主张，因而他们一度也被归入左翼思潮，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与西方对应思潮的重要区别。

（三）新自由主义思潮

作为思潮的自由主义是从文革结束之后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在经济上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上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主张保障人权、保护资产阶级范围内的民主自由。

自由主义思潮从70年代开始发端，80年代在社会上广泛传播，89风波之后经过一小段的消沉，90年代重新兴起，与新左派展开论战。上世纪9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改头换面，一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完成国企改制和私有化、加入全球化进程、 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事业市场化改革，形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集体占有命脉企业并把持政权的利益格局。新世纪以来，还有一部分自由派仍然坚持要政体改革而为当局所不容，受到统治阶级打压，《零八宪章》是这部分自由主义思潮的最高峰，随后自由主义就逐步消融在当局国家主义的喧嚣声中。

1）80年代激进发展期

整个80年代的自由主义运动是舆论导向与知识分子“觉醒”相结合的社会运动。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利用他们掌握的文学杂志和新闻媒体，掀起了一次次的自由主义热潮。80年代最响亮的口号是“思想解放”。但在这个口号下面，涵盖了各种不同主张。自由主义思潮认为，思想解放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人权、民主，最终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最初通过文艺作品和报刊杂志宣传。

伤痕文学是自由主义在文艺界的代表。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因而得名，该派代表作还有刘心武《班主任》、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等。伤痕文学渲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苦难，控诉毛时代对自由的限制。与伤痕文学相呼应的伤痕电影，是自由主义在文艺界的另一股力量。《庐山恋》等电影，控诉前三十年的“极左路线”对老干部、知识分子、农民的“不公正”待遇，具有较大的艺术感染力，在马列主义空缺的时代，有较大的影响。

报刊杂志是自由主义另一个阵地。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长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时隔一年半，1982年7月，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张华，因跳入化粪池营救一位不慎落入池中的老农而牺牲。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新闻媒体用了较大的篇幅报道张华的英雄事迹。就在同时，社会上就张华救人是否值得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年轻大学生救年迈老农而牺牲，值不值？主流认为，就社会价值而言，一个大学生一般来说能比一个老农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句话，大学生的社会价值比老农社会价值高，一命换一命对于社会来说是亏本投资，所以张华救老农不值得，是“金子”换“石头”。在官方介入下，“潘晓”争论的最后结论自然是“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张华”争论的结论是，张华救人是伟大的，是值得的。然而，否定了集体主义，这种“政治正确”根本不能令人信服。

80年代的大学校园是自由主义异常活跃的地方，当时校园中出现了各种自由主义的学生社团，很多社团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为学潮的骨干。1980年代的两次学潮，虽然知识分子、市民和工人阶级的诉求是社会主义导向的，但运动主导者的主张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

80年代的自由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官方的默许。胡耀邦和赵紫阳对自由派是宽松的。《河殇》这部拥抱西方文明的纪录片，曾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支持。这部纪录片从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蓝色海洋”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辨析和评判，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

六四之后，高层发生巨大分歧，老左派趁机发难，清除了同情自由派的改革派，自由主义主张遭受严厉批判，陷入低谷，这是自由主义第一次失落。

2）90年代融入体制内

90年代是自由主义融入政权体系的蓬勃发展时期，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占据了媒体的重要岗位和大学讲堂。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行动力，影响力超过了80年代，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数和社会地位所能达到的高度。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却并不完善¹⁵。自由派知识分子凭借其对西方市场经济下法治、体制、国家权限、社会公共秩序、经济运行规律等诸多理论的熟悉，通过其占领的媒体和大学讲坛全面而系统的宣言上述理论，形成了一个相对系统的思想派别。

主要领军人物有李慎之¹⁶、朱学勤¹⁷、徐友渔¹⁸、刘军宁¹⁹、秦晖²⁰等人。他们互相应和，梳理自由主义的理论脉络，建立起一套自由主义的学理，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

1998年5月，李慎之在文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刘军宁论述了自由主义与私有财产权同生共死的重要关系。他说：“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权。……无数事实表明，窒息个人自由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剥夺个人的财产权……财产权所保障的创造财富的自由是人类一切自由的前提。”刘军宁不提社会福利，被人称作“最纯粹”的自由主义者，或“自由至上主义者”，被划为自由主义右翼。

秦晖强调自己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而倾向中间观点。他引用卫生部退休副部长殷大奎所说的中国80%的医疗资源都被官员享用的事实，批评中国实行“负福利”，即各项福利如住房、医疗等等都是优先覆盖社会强势集团如官员阶层，而不是优先覆盖最穷困的人。秦晖高调呼吁完善社会福利，实现公正平等。秦晖可视为自由主义左翼。

90年代，新左派思想兴起。1995年之后，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进行了多次争论。争论内容将在后面“新左派思潮”一节中论述。

3）新世纪以来受到一定限制

新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各个阶层都开始反思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受到一定限制。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国有企业，阶级构成是党政军企高级干部，政权体系采取党国专制的政治吸纳方式。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却试图将所有国企私有化，试图将让所有资产阶级不分出身按资本体量分享政权，建立宪政民主和代议制政府，这些主张与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不相容的。进入新世纪，大型国企成为巨型垄断寡头。在这个形势下，新自由主义的黄金发展期结束，当局对仍坚持宪政民主的自由派进行了多次打击：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清除出大学讲堂，自由派的重要阵地被整肃，部分维权律师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关押。

2008年，303位自由派²¹签署发布《零八宪章》，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零八宪章》主张修改宪法、实行分权制衡，实现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主张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绝大多数宪章签署者都受到了官方的打击。国内媒体没有任何关于《零八宪章》的报道。2009年12月25日，北京一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2010年后，金融危机下阶级矛盾越发尖锐，农民征迁上访和工人罢工维权频发，这些事件背后常见自由派活动家的身影。2013年开始，当局重点打压自由派活动家。2014年6月13日，当局以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将维权律师浦志强²²逮捕，随后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2017年12月26日，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判处吴淦²³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3年4月，北京公盟创始人许志永²⁴遭到软禁，此后被逮捕、审判，2014年1月26日被宣布判刑4年。像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

2016年7月1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接管《炎黄春秋》²⁵，宣布原社长、总编辑等悉数被撤换，并任命了新的管理层。2017年1月21日，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闭天则所²⁶网站，主要人员的微信和微博也无法使用。2018年11月，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其营业执照。2019年8月，北京市有关部门指控天则经济研究所违反监管规定，并下令强制关闭该研究所。

但总体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是非常成功的，深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内心，甚至影响到一部分工人思想。城市中产群体在整个党国体制下受到的压迫和感受到的不公平比资产阶级更强，很多人对西方关于文艺、法律、经济、政治、国家的理论津津乐道。

这些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坚持资本主义道路，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与执政者并无区别。未来一旦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阶级无法像往常一样延续统治，这时新自由主义仍有可能登台入室，再次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

第二节 其他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

除了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外，还有一些形形色色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其中形成体系的有两种，一种是民主社会主义，一种是新儒家。这两种意识形态，阶级基础薄弱，社会影响不大。

（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批判了多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曾经被批倒的社会主义思潮又披着社会公正的外衣，以学术词汇包装，复活了。所有这些新社会主义思潮，其主张都是在不撼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正。既然不撼动私有制，也就不会损害资产阶级利益，因而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并且这些人也无意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现。正因为如此，这些主张的提出者，以及一些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学者们，完全没有门户之见，互相唱和，也算是特色社会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观。所有这些思潮中，影响相对较大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曾撰写文章《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这篇文章首次明确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是错误的，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瑞典等西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谢韬在文章中指出：“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意识形态。它也号称社会主义，但是却坚持唯心史观，漠视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它也渴望民主、批评当局专制，但却主张超阶级的民主；它也承认贫富分化以及相伴随的社会不公，但却不承认这些现象的根源是私有制；它要求在分配领域二次调整财富，但却不愿触动私有制分毫；它渴望限制官僚的特权，但却不相信群众，反对群众运动；它有时也会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但是却不敢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改良派希望解决贫富分化等各种问题，但却不愿意消灭必然产生这些问题的私有制，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面临的最大矛盾，而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矛盾在理论上的体现。

除了民主社会主义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新的社会主义主张，如吴敬琏曾提出“市场社会主义”，高尚全曾提出“人民社会主义”。对这些主张，如果将他们文章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全文替换为“资本主义”，丝毫不会影响文章原意，由此可见这些“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

上面所列出的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其提出者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吴敬琏、高尚全等人还是政府高级官员。与特色社会主义思潮不同的是，这些“社会主义”思潮不再披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除了名字中有“社会主义”四个字以外，其内涵完全看不出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这些“社会主义”都没有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范畴。

（二）新儒家的主要思想

改革开放否定了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之而建立起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强调顺从、等级制，是能够为资产阶级所用的。在新意识形态建立的过程中，新儒家思想顺势而起。

新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最落后而反动的；新儒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几乎不具备任何社会基础，因此影响也是不大的。

新儒家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新儒家大师蒋庆不赞成依法治国，主张依靠教化提高民众道德。比如，蒋庆赞成儒家学说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观念。蒋庆提出了“儒教宪政”的理念。儒教宪政的构成要素分为三部分：虚君共和制、议会三院制和太学监国制。关于虚君共和制，蒋庆主张抬举孔子后裔为虚君。议会三院制就是通儒院（儒士组成）、庶民院（按功能选区选举产生）和国体院（宗教界以及圣贤名人的后代组成）三院制。通儒院不由选举产生，是从儒家饱学之士中选拔组成。通儒院可以最终否决其他两院的议案。另一位新儒家康晓光对现实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不过他也不赞成以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康晓光反对多党制和全民普选，主张由儒士共同体，即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掌权。

新儒家在经济上是反动的。新儒家张祥龙建议，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在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入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

新儒家在教育上是荒谬的。王财贵提出“老实大量读经”理论，它定了一批经典书目，包括大学、论语等，约30万字，要求学生“只管读，不要管懂不懂”。所谓“大量”，是平均一天要读经6到8小时，到最后达到进入最高学府文礼书院的标准“包本背诵30万字”。所谓包本，就是能无错漏、不间断地背诵整部经典。王财贵在全国建立了至少50家学生在50人以上的读经学堂。学堂严禁老师解释经典的含义，他们只需要知道六个字：小朋友，跟我念。除了圈定的经典之外，学生不能阅读任何课外书，手机也由老师保管，学生也极少接触外界信息。进入文礼书院的孩子将至少在这里学习十年。年龄处于小学阶段的孩子，脱离国家义务教育体系，进入读经学堂，本身就是违反国家义务教育法的行为。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制止，学堂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也没有受到惩处，这是很意味深长的。

大部分新儒家主张等级制，反对民主，主张精英政治。这与当今世界的潮流完全背道而驰。他们的政治主张，如关于政治体制的顶层设计、儒家特区等，完全是空中楼阁，没有实现的可能；成立儒教、儒化中国更是痴人说梦。

第三节 老左派思潮

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最核心的两个领导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陈云。二人曾联手清算文革派，扳倒华国锋。在是否推进改革开放上，二者主张是一致的，在怎么推进改革开放上，二者出现较大分歧。邓小平主张完全的市场经济，陈云主张计划经济为主。陈云身边聚拢了一批相同主张的老干部，包括李先念²⁷（1909-1992）、王震²⁸（1908-1993）和邓力群²⁹（1915年-2015年）等。他们的主张比邓小平派稍左，被称为老左派。

老左派是在与邓派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老左派与邓派的斗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81年-1991年，是两派的拉锯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到2001年建党80周年，老左派失去体制内的地位，转而以杂志为阵地，继续开展斗争；2001年之后，杂志被停刊，老左派以网络为阵地，开展新的斗争。

（一）基本发展过程

1）1981-1991年间的老左派

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改革过程呈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状况。一放就乱：改革派的改革政策造成诸侯经济，各地胡乱投资，乱上项目，很快导致经济过热；一管就死：老左派发动反击，进行治理整顿，导致经济紧缩。

这个期间，老左派抓住改革派的一些政策失误，发起了多次斗争。

老左派的第一次斗争，是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打击改革派。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周扬³⁰在中央党校的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大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称社会主义可能异化到自己的对立面资本主义。随后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中，最先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说，理论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在得到邓小平支持后，清污运动正式开始。然而，老左派却力图将清污运动推向包括经济在内的所有领域，当时一个说法是，“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超过了邓小平许可的范围。清污运动开始不久，即受到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等改革派的抵制。12月20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提了。这场来势凶猛的斗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一个说法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搞了28天就偃旗息鼓。

随后，老左派借助1986年的学潮将胡耀邦拉下马。整个80年代，大学校园的政治氛围很浓厚，很多知识分子宣扬自由主义，很多学生成立思想类社团，各种学者办讲座、开论坛，讨论政治问题。而当局中以胡耀邦为首的改革派对此比较宽容。1986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因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问题，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由此引发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学潮。学潮从合肥发端，在上海、武汉和北京等地扩展开来。中科大副校长方励之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总书记胡耀邦主张宽容、冷处理，受到老左派激烈攻击。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当时媒体发表大量文章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其中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言论受到重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视为“八六学潮”的主要思想根源。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党籍。1987年1月10-15日，中央召开民主生活会，批判胡耀邦，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

借助89学潮发起反攻。到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问题越发明显。贪污腐败的官员越来越多，高官子弟通过双轨制搞官倒大肆敛财，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日益增加。在这个背景下，1989年4月-6月，从北京发端，爆发了1980年代的第二次大规模学潮，最后以学潮被镇压、赵紫阳下台告终。1989年6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因为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导致了89事件，老左派趁这个机会发动了又一波反击，这个阶段老左派的领军人物是邓力群。这段时间，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央媒体及各种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市场经济的文章。江泽民也在不同场合中提出，要将损害社会主义的私营企业罚的倾家荡产。这段时间是老左派力量的一次短暂回潮。

2）1992-2001年间的老左派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政治形势急剧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老左派很快失去了体制内的阵地。随着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等人的年老及故去，老左派从外部影响党和国家政策的能力也基本消失。但老左派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利用《真理的追求》、《中流》、《当代思潮》等杂志开展理论斗争。

这个时期老左派利用三个杂志长期坚持反对私有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在1995-1997年发布四封反对资本主义导向改革的万言书；同时，还在1997年发起反对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关于所有制观点文章的斗争。

杂志方面。邓小平在不同时期说过一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三个杂志的主要斗争方法是，用邓小平的一部分话反对他的另一部分话。主要斗争方向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私有化，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因为失去了体制内的力量，这几个杂志一开始办的格外艰难，缺少资金，发行渠道也不畅。杂志主办人想了非常多的办法，征集网友捐款，在全国自办发行站。各地的杂志发行站团结了一大批前文革造反派和国企老工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各地的左翼积极分子，在杂志被停刊之后仍然坚持活动。

1995年-1997年，老左派发出四封万言书，反对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万言书在各级干部和社会上广泛传阅。1995年，第一份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在全国流传，作者未知。万言书的主旨是论证，中国已经出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同党内的走资派沆瀣一气，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1995年秋季，第二份万言书《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在社会上传开，仍然匿名。这份万言书结合苏东剧变，分析了我国有可能和平演变的形势。文章认为我国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1997年1月，第三份万言书《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问世。这份万言书提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要保住几十万个大中小国有企业的“国”字头，小企业也不能放。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抓大放小”方针是私有化的主张，是错误的。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后，第四份万言书问世。这份万言书作为其他三份万言书的补充，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者、作家和媒体的名单。万言书认为，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头越来越健，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步占据了一大批重要媒体。万言书指控这些媒介和学者、作家主张培育一个资产阶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有关方面加以惩处。老左派失去了体制内的阵地，又不能发动群众，并且不能将阶级立场贯彻到底，这几封万言书未能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自然归于失败。

批评厉有为。1996年秋，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学习。他在学习中写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文章认为全民所有制为主的公有制是拔苗助长；主张我国的所有制应以私有制为基础；认为国有资产的产权经过市场流通和交易，有买有卖，不是私有化。1997年2月10日，《历史唯物主义通讯》第28期发表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文章指责厉有为提出的股份制改革方案说，厉有为的文章“包含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要求：“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虽然受到老左派的批判，厉有为仍然在十五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97年4月，江泽民在中南海单独接见厉有为。

这一波斗争到2001年建党80周年后当局将《真理的追求》、《中流》停刊为止告一段落。

3）2001年建党80周年之后的老左派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发表吸收资本家入党的讲话，要求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里所说的“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就是指资本家。老左派提前知道江泽民将要在党建方面有所突破的风声，先发制人发表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等文。7月20日，邓力群等17人实名发表公开信《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以传单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并上网流传。与这封信问世的同时，还有另外5封实名公开信在社会上广泛散发。这些公开信说，“江泽民的讲话向国内私营资本公开投降，等于公开傍大款。”“将资本家引狼入室，等于变成全民党。”一些公开信还说江泽民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党中央。

这标志着老左派与当政者的公开决裂。2001年8月，《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停刊，《当代思潮》转向支持改革开放。老左派失去了最后的体制内阵地。失去杂志阵地后，老左派开辟新的阵地，创办毛泽东旗帜网，支持创办乌有之乡网，展开新的斗争。

网站方面。经过短暂的蛰伏，老左派转战“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老左派为这两个网站提供大量人力、物力帮助，并为其协调各种关系。两个网站发表了大量的澄清前三十年史实、为文革正名，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导向改革的文章，每年举办各种纪念会和网友线下活动。很多青年受这两个网站文章的启蒙，开始接触左翼思想，还有一些人成为左翼行动派。2012年薄熙来事件之后，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网站被封，二者相继创立其他网站。随着网络生态的变化，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兴起，独立网站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这些网站平台也转战自媒体，力图在新的时期跟上社会的脚步，继续传播左翼思想。

除了网络论战外，老左派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热点事件掀起舆论旋风，最出名的就是三大旋风：郎咸平旋风、刘国光旋风和巩献田旋风。

郎咸平旋风。本世纪初，MBO（管理层收购）甚嚣尘上，国有资产被大量侵蚀。2004年8月起，经济学家郎咸平发表文章，认为国内TCL、海尔、格林柯尔等国有企业以产权改革为名，变相侵吞国有资产。当时的背景是，国内经济学家鼓吹MBO，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郎咸平还分析总结了格林柯尔集团实际控制人顾雏军收购公司的各种手法，揭露其用非法手段侵吞国有资产。这个期间，老左派组织了多次研讨会，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郎咸平的观点，掀起了一波郎咸平旋风，最终导致顾雏军被捕判刑。

刘国光³¹旋风。2005年7月，一篇访谈文章《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在网上流传。刘国光说，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被西化色彩很浓的人篡夺了，要打教育部的板子。他说，经济学界反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已经形成势力。他要求加强计划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市场环境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老左派就此发动一波攻势，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支持刘国光，称之为“刘国光旋风”。在讨论中，刘国光引人注目地再次提出姓社姓资问题。主流经济学界难以回避该问题，也组织人回击老左派的批判，高尚全、吴敬琏、晏智杰和何祚庥等人也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刘国光。高尚全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领导人的支持。

巩献田³²旋风。200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8月12日，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致吴邦国委员长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封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草案）》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引起激烈辩论，从而掀起了“巩献田旋风”。巩献田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宪法一定要明确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物权法（草案）把公共财产头上的“神圣”二字拿掉了，这是不可接受的；《物权法（草案）》将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并列，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物权法（草案）》的立法原则“背离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老左派借物权法问题，发起了多次签名上书活动，最多一次签名者达3000人。然而《物权法》最终还是以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老左派的主张

老左派是一个庞杂的群体，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张并不完全一致。

陈云时期的老左派，反对文革，反对群众运动；在农村支持分田到户；在城市反对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主张建立鸟笼经济；不承认76年之后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寄希望于党内健康力量，希望最高领导拨转航向，或者开一次新的遵义会议，重新回到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的路线实际上类似于苏联在赫鲁晓夫、勃涅日列夫时期的路线。

陈云之后的老左派，一部分人开始重新思考、总结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他们愿意承认文革的进步意义，甚至完全赞同文革，但是带有一些民族主义倾向。

老左派在与改革派的斗争过程中且战且退，最终归于失败，主要原因在于老左派思想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老左派的一部分人，以魏巍³³和李成瑞³⁴等人为代表，在与改革派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思考，思想发生了转变。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肯定文化大革命，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和平扭转局势的可能，认为中国今后的命运取决于工人阶级。这些人已经转变为马列毛主义革命派，而不再是老左派。

随着老左派的主要群体逐渐老去、故去，老左派思想在老工人群体中仍然有一定影响，但对新一代工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

老左派群体不是以年龄划线的思想派别，有一些年轻人也持老左派思想。

第四节 新时代泛左翼思潮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的阶级分化日益明显，社会不公日益严重。一方面是90年代末期的国企改制和国企工人大下岗，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是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破产，农村土地撂荒严重，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基层矛盾非常严重，每年群体上访事件数万起，三农危机全面爆发。

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两种站在人民群众立场的思潮：新左派思潮和乡建派思潮。

（一）新左派思潮

90年代中后期，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在借鉴西方左翼研究成果、反思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关于政治、经济、历史、现实的系统看法，这就是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大量吸收了詹姆逊³⁵及其他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现实展开批判，主要思想家有汪晖、崔之元、杨斌、陈学明、王绍光等。

9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以几个杂志和新闻媒体为阵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他们争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大致理清新左派的主要主张。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后斯大林时代、后毛泽东时代，即威权社会主义。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活跃的部分。

关于怎样看待全球化。自由主义者则支持中国融入全球化，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新左派根据“中心—边缘”理论³⁶，批评全球化，说全球化导致第三世界受到发达国家剥削，加剧全球贫富分化。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汪晖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所谓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者其实处于一个中心与边缘、主宰和从属的不平等关系之中。”汪晖反对中国加入WTO，他发出质问：“我们还要问，中国加入WTO和如何加入WTO的问题，是否遵循了民主和共同参与的原则？”杨斌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杨斌说：“中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共同反对垄断资本鼓吹的全球化，揭露全球化名为促进开放和经济联系，实为变相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创造条件的本质。”杨斌反对中国加入WTO：“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要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企业无法与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势必造成失业狂潮，这样中国社会就会不稳定，政府就可能垮台。”

关于如何看待腐败和社会不公。自由主义者坚决支持改革开放，并认为是权力缺乏制约的旧体制导致了腐败的愈演愈烈。新左派认为，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造成了腐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结果。汪晖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他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货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层的出现与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国内的和国际的）合二而一的历史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 陈学明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级分化：“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造成的。”他的理由是：（1）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工具和商品；（2）市场经济是效率与资本相结合，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考虑劳动者境遇；（3）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竞争关系，造成以邻为壑；（4）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关于怎样看待1956年至1976年的历史。自由主义者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持批评态度，并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束缚和奴役农民，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废除。新左派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毛的“文革”虽然失败了，但左派的路线和思想理论并未失败，中国还是应当走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汪晖赞同文革，并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转变为资本主义：“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界标，以不断革命和批判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宣告终结……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王绍光写过一本关于武汉文革的书《超凡领袖的挫败》，研究视角虽然是社会学的，但是对文革的评价远高于官方。崔之元支持文革，认为文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内在矛盾的有力手段。崔之元在《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文中，赞赏毛泽东在“文革”中实施的“大民主”。他说，用“大民主”打倒“党内走资派”，是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尝试‘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竟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除此之外，崔之元还在其他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有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应该从“文革”中吸取群众运动经验。

关于怎样看待普世价值。自由主义者支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赞成选举，认为选举有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并能提供执政合法性。新左派近年来批评民主，特别反对选举制度，认为选举将导致混乱和倒退。从语境上看，他们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王绍光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所有民主形式中，最坏的莫过于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选举有可能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带来更多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的改革、民主改革，突破口在于实现竞争性选举，我并不认为那个可以带来任何好的东西。”王绍光认为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主张的群众路线。

新左派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对新一代的马列毛主义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锐利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必然要发生的社会危机，基本上都被新左派言中。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加入WTO以来，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未如新左派所预料，出现产业被跨国资本控制、失业潮和政府垮台等现象，反而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个失误，要从新左派的思想源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中寻找根源。

随着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一些新左派也发生了转向，成为“中国模式”的鼓吹者，成为国家主义者，如甘阳、王绍光、韩毓海等人³⁷。

新左派的活跃分子多数是比较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局限于学术领域，与工农群体和工农运动是疏离的。新左派思潮是知识分子的左翼思潮，是一种脱离了阶级和阶级运动的思潮。

（二）乡村建设派思潮

90年代中后期的农村出现严重的困境，从2000年开始，一些青年学生自发下乡调研，主要成员是来自全国不到10所大学的学生，主要目的一是访贫问苦，深入了解农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二是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个时候，《中国改革》杂志社创办了农村版，温铁军任主编。《中国改革—农村版》花了大量的精力帮农民反映问题，帮助农民维权，还评选农民维权先进分子。借助这个平台，民间自发的学生下乡运动规模越做越大。到2003、2004年的时候，全国推广到上百所学校。这时候下乡不再是纯粹的凭兴趣爱好，2004年之前的时候很多学校已经有自发成立的支农社团，学生专门下乡去做一些教员。2004年底，天津科技大学教师刘相波³⁸和数位下乡支农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学生一道，注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称“梁中心”或“乡建”），其宗旨是：通过激励和帮助，使农民自强自立，团结协作，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最终实现经济、文化、环境的和谐发展。梁中心很快聚集了一批理想主义分子。有不少在校大学生休学一年，专门参加到梁中心的支农活动中来。

梁中心以“生态农业、农业互助合作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为主要主张，实际上是代表资本主义体制下受压迫的小农的意识形态，希望通过合作社等方式把小农组织起来，对抗不断侵蚀农村的大资本。

梁中心以志愿者为主，其志愿者大多来自高校，学生们报名后经过筛选与培训，然后被派到全国各地的点，进行调研、支教或指导农民建立合作组织。

梁中心最初在服务农民、培训学生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乡建思潮却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合作社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体制下小农受压迫的问题。合作社本身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存活，就必须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运作。这就注定了，要么合作社内部发生两级分化，合作社被少数人掌握，多数人成为事实上的雇佣工人；要么合作社经营不下去，最终破产。

其次，从农民的现实情况来看，从1998年三农危机全面爆发到现在，20年过去了，农村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大多数农民已经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城市产业工人（农村户籍的新工人，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也没有意愿回到农村），农村留守人员被戏称为386199³⁹部队。二是土地规模发生变化，经过土地流转，部分农户耕种面积已经较大，不再是曾经的小农经济。三是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一方面农业生产已经逐渐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大资本瞄准了农业产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农村今后将逐渐成为各类资本的天下⁴⁰。在新的形势下，许多乡村建设活动分子遭遇新的困境——无农可支。到农村做什么呢？原来的服务对象已经不存在了。

在大资本面前，生态农业和合作社举步维艰。这些乡村建设活动分子，热血青年，将何去何从？

第五节 马列毛主义思潮

马列毛主义思潮，是新世纪逐步成长起来的社会思潮。马列毛主义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丰碑；当今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新的社会变革，将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引下，依靠新一代无产阶级，取得伟大的胜利。

老左派的一部分，以魏巍、李成瑞、马宾、刘实和韩西雅等人为代表，在新世纪逐步转变思想，成为马列毛主义者。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魏巍发表《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文章回顾了20世纪的伟大革命，历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剖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若干特征，批判了“补课论”思想，展望了新世纪即将到来的的新的斗争。

2010年，李成瑞出版《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李成瑞在书中指出，在我国的经济生活领域，随着阶级矛盾尖锐化，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了维持现有的统治秩序，运用了一些新的策略，在具体行动上，就是采取一些改良措施，主要是利用二次分配搞一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同时加强扫黄打黑、惩办一些贪污犯，以改善政府的形象。但是，所有这些，决不能逾越一条底线——坚持和强化已经形成的私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持和深化已经形成的工人阶级成为雇佣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地位。

2008年，马宾出版《纪念毛泽东》。马宾认为应该“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2008年，刘实、韩西雅等人以魏公哲为笔名出版《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实录》，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关系等多方面的巨大变化，以及工人阶级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有制经济的主人沦变为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演变。

以魏巍等人为代表的老一代马列毛主义者已经逐渐老去或故去，新一代的马列毛主义者正在迅速成长，其主体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其人数目前较少，力量仍然是非常弱小的，他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性质、今后社会变革的路线，仍在探索和争论中。毫无疑问，这个群体将是今后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力量。

注释

参考资料

1、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

2、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马立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马立诚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

4、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马立诚、凌志军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5、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