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斗 | 思潮篇二 当代中国左翼思潮中的民族主义
第一节 何为民族主义
民族本身的历史不长，西方大部分民族是在中世纪末期逐步形成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相互间交往范围越来越广，形成统一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强，这是民族形成的根本原因。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共同语言和文化，为民族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外战争在民族形成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往往是民族形成的催化剂。一般而言，民族国家和民族本身往往同步产生，为建立统一市场的需要而创立的，强制推行民族一致性的机关——即国家——政府部门、军队、宣传、教育等保证了民族的稳定性。民族主义是形成民族和民族国家时同步形成的意识形态，是运动的合法性旗帜，基本主张是一个民族应自我统治而不是被其他民族统治，民族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民族之间矛盾优先于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但基于民族主义口号建立的国家不是超越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掌控政权，民族国家就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主义往往用以掩盖国内阶级矛盾、破坏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壮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在西方，它曾帮助资产阶级凝聚人民的力量，冲破封建制度的樊笼；在东方，它曾帮助殖民地人民凝聚力量，打碎帝国主义的统治。但是，当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时，民族主义就成了统治阶级麻痹群众、转移矛盾的精神鸦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均对民族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进行过批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驳斥资产阶级指责说，“工人没有祖国……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恩格斯也曾说：“德国反动派无论在波兹南或者在意大利都力图使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复活，其目的的一部分是为了镇压德国内部的革命，一部分是为培养黩武主义以准备内战”。列宁甚至痛斥爱国主义，“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因为“谁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他自然就会希望在本民族、在本民族工人运动的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甚至明知城墙就得分别筑在每个城镇和村庄的周围，明知他的分崩离析的策略会把关于让一切民族、一切种族、操各种语言的无产者接近和团结起来的伟大遗训化为乌有，也并不感到不安”。
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曾起过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八年抗战的伟大斗争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时期，民族主义都曾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是，在资产阶级复辟的今天，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再次成为主要矛盾的今天，宣扬民族主义就不再是进步的而是反动的行为了。
二十一世纪以来，一批曾经的左翼学者，用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词语为民族主义鼓与吹，其本质就是麻痹无产阶级群众，为资产阶级的扩张摇旗呐喊。每一个马列主义者，都应该在理论上认清他们的本质，在行动上揭露他们的行为。
第二节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及演变
（一）90年代前：被批判和被边缘化的民族主义
近代以来，应对来自中国外部的压力始终是中国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救亡阶段，民族主义既是尖锐危机激发的自然情感反应，也是团结反抗侵略力量的有力口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气象，其领导的革命突破了民族叙事的狭隘视野，主张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将民族解放作为一个重要环节纳入到整个革命事业之中，如此一来，民族利益不再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信奉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也能够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爱国宣传离不开国际主义的大基调，保家卫国保卫的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那个时候，我们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我们在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同时，也高呼“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全面向资本主义世界看齐，对本国经济、制度、文化的态度由自豪转向质疑，从伤痕文学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宣泄式反思，到全盘否定中国制度文化、要求全盘拥抱“蓝色文明”的《河殇》，再到“六四”的爆发，民族自卑（或称为“逆向民族主义”）成为80年代的主流，而执政党需要为其打开国门、融入资本主义体系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故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一倾向。此外，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需要与中国联手抗衡苏联，对中国的态度相对友好缓和，这更加给中国民众眼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蒙上了一层梦幻色彩。
（二）90年代至2008年经济危机：民族主义之声渐起
90年代是市场化改革狂飙突进的年代，改革导致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失业等问题突出，相比于将矛头直接指向当局、揭露批判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本质，将矛头对准外部则更加易于接受，政治风险也更低。另一方面，“六四”运动被镇压后，中共亟需填补共产主义信仰离场后的政治信仰空缺，同时也要尽快将人民的注意力从内部矛盾转移开来，民族主义成为有效的官方政治宣传工具。在此期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联合的动机削弱，其友好和善的光环逐渐消退，中国民众在诸如“银河号事件”、台湾问题上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敌意，同时中国外交的趋于软化在民间也激起对帝国主义愤恨的情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及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者集中于指责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争抢国内资源、遏制中国崛起、干涉中国内政。
进入21世纪，中国重新加入WTO，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融合日趋紧密，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开始正面竞争。但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蛋糕不断做大似乎为所有人（或者说大部分资本家）带来了近7年的持续改善，矛盾只是在暗中积蓄。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者主要的担忧在于民族工业（资本）受到国外资本冲击，认为自由开放的市场将扼杀尚不成熟的民族企业，主张对重点领域实施政策保护，限制进口和外资进入，使其在没有外来产品竞争和外国资本挤压的条件下快速发展壮大。
这一时期也是“新左派”声名初起之时，汪晖、旷新年、何新等代表人物均表达了对于资本主义霸权的批判，如“发展中国家这么多的加工工业，等于给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的利润，大部分利润被西方抽去了，还把自己的生态环境破坏了”（汪晖）；“中国遭遇西方文明的现代时期也许与中古‘五胡乱华’的时候有着某些类似之处：中华文明经受着旧文明解体和被征服的巨大混乱、黑暗和痛苦，印度的宗教征服了中国最优秀的心灵”（旷新年）；“我认为美国对华既有一个短期的安抚政策，还有一个长期不变的根本性战略目标：这就是必须遏制中国走向强大”（何新）。
同时，老左派也强烈质疑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挤压。如程恩富所说：“正是在这种认为民族工业已经过时的流行观点的误导下，有些地区和部门‘招商引资’而不‘招商选资’，大搞国内的无序竞争，利用跨国公司消灭本国民族企业竞争对手，甚至放任外资对我国战略产业的恶意并购。这种只知道赚钱，不知道自主发展，只注重眼前利益，不知道长远利益的短视行为，已逐渐显示出过度依赖外资的依附性危害”。
（三）经济危机至今：民族主义从民间到官方、口号从“图存”到“崛起”
及至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和停滞，中国先后于2009年和2014年采取两轮大规模刺激计划，对冲外部需求不足造成的冲击。在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的支撑下，中国经济增速平稳下降，但仍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增速：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上端的产业如通信、互联网、高端装备制造等也在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经济结构上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在互补之余，竞争色彩越来越强。中国抛弃“闷声发大财”的低调形象，不再避讳展现自身实力，并开始寻求更强的政治存在感，特别是新一代领导核心上任以来，经济上对外投资快速增长，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2008年的3.5倍，政治上更加活跃，在南海、日本、朝鲜等问题上更加强硬，并积极参与维和等国际事务，这有意无意中终结了延续二十余年的“去政治化”趋势，培育了一轮“再政治化”的浪潮。浓厚的政治氛围不仅弥漫在国内，也有国际环境内外呼应：“阿拉伯之春”、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事件都标示着民众对政治参与不断高涨的热情。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后，潜在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不管中国是否愿意，不得不与美国正面对抗。
同时，长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使得城市中产阶层人数显著增加。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按照拥有5万至50万美元净财富的中产阶级标准，2015年中国中产阶级成年人口占成年人口比例达到20.1%。中产阶层在稳定的经济发展中品尝到了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持续提升，他们期待中国崛起继续做大蛋糕，同时恐惧经济恶化或政治动荡剥夺他们现有的安稳生活，是“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天然支持者，可以说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倾向民族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内民族主义氛围愈加强烈，原本活跃在民间的民族主义被官方认可，成为“主旋律”：电影“战狼2”“红海行动”“厉害了，我的国”三部宣扬民族自豪的大片接连上映，官方媒体以国际锐评、人民日报“九评”等形式高密度点评贸易战进展，重点批判美国政策措施，表明官方立场，塑造“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舆论氛围。这种氛围在华为任正非接受采访达到高潮，任正非两万字的访谈记录形成现象级传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的豪言壮语使得一个民营企业家成为了“凝聚各阶层共识”的标杆人物。
第三节 左翼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观点
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已完成转轨，国际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社会矛盾积聚、外部压力强劲，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民间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之一，不可避免地影响渗透到左翼思潮中，并已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现实：国家利益优先，坚决打赢中美争霸战
在中美对抗的格局下，左翼民族主义的重心是打赢中美贸易战，突破美国对中国的挤压，扩展中国的资源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为继续发展创造条件：
“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本质，以及它的‘逻辑’也不会改变，为了维护霸权，‘争夺霸权’，必须遏制中国发展，这就成了美国的‘国策’”“我们不仅要丢掉幻想，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务求多胜大胜全胜。这里的关键，是要科学地对准美国的软肋、要害、痛处，‘集中优势兵力’、优势资源，‘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岳青山：丢掉幻想，敢于斗争，打赢抗美贸易战）
“现在的情况是：北方国家的人一致剥削南方国家的人，大量资源和利润回流到北方国家，才能在北方国家中培养出一个人数居多的中产阶级……避免了阶级斗争的激化”“我们要有分享世界资源的权利，并以此来支持中国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国内的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也来一个‘工人阶级贵族化’”。（张文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而要打赢贸易战，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确保集中全国资源投向重点战略领域，实施扶持民族工业的政策，培育足以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的企业：
“面对美国以‘国家紧急状态’发起对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的疯狂打击，中国怎样在这场新形势下的中美高科技上甘岭战役中取得最后胜利？当前中国应该给予华为、大疆、海康威视一切所需要的帮助……同时对美国公司发起反击，通过对美国公司发起反击来策应和支持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战斗”。（李光满：特朗普以国运相赌，华为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怎么办？）
“华为研发的技术与阿里研发的技术之所以不同，在于华为所研发的硬核技术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影响之大，足以让美国心惊肉跳，让美国担心，总有一天，中国会在技术上超越美国，把美国甩在后面，美国再想利用科技的优势来薅全世界的羊毛，即将成为过去的事了”。（胡懋仁：为什么华为被美国针对，阿里却安然无事）
当然，企业也要以民族利益为重，要与国外资本竞争、与国内资本合作，绝不能与国内企业“窝里斗”：
“衡量当代新资产阶级政治上是不是成熟标志，主要看两点：第一点，是不是能够对毛泽东主席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亦即国父）有足够的尊重？第二点，是不是把‘产业报国’作为一条绝对律令置于利润最大化之上？从这次联想事件以及资产阶级此前自鸣得意的种种表现看，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不及格。”（郭松民|联想事件：资产阶级向何处去？）
“只要自己人不拖后腿，只要全行业都能支持华为这样的企业，我们想做的，总会做成。终有一天，用国产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申鹏|华为启示录：做企业，要有决心和战略搞技术的自主创新）
那么对于被资本剥削的无产阶级呢？鼓吹民族主义的左翼学者不敢公然抛弃无产阶级，只能惺惺作态地承认，正是无产阶级“忍辱负重”的奉献才将中国建设成了伟大的国家：
“所有这一切变化，都要归功于我们的人民。正是他们，靠着他们艰苦卓绝的劳动，靠着他们忍辱负重的精神，靠着他们吃苦耐劳的意志，把我们的国家一点一点地建设得更加辉煌，更加强大。……伟大的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几十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正在兴旺发达的国家”。（胡懋仁：人民的劳动改变了这一切）
他们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的伟大，实际上却不准无产阶级反抗。他们看似不提倡“996”这样不可持续的工作方式，但是却又认为华为的“996”和马云、刘强东的“996”不一样。他们成了资本家的吹鼓手，鼓吹剥削人民、制造251事件的资本家，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来企业：
“从中兴、联想、华为企业发展和对美制裁的不同态度中，看出其企业家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观的根本对立。前两个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为主。而华为就是把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和根本”“华为公司名义上是民营企业，但从整个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看，完全不像私人企业管卡压的方式，而是社会主义公有企业模式。因为它没有把股票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其管理的指导思想不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而是毛泽东思想”。（郝贵生：对中美贸易战的反思及十点理性思考）
（二）对中国革命：强调民族自救，忽略社会革命
如何评价前后三十年的功过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长期以来，官方媒体以“不争论”的方式回避这一分歧，但在左翼民族主义观念里，两段时期的矛盾可以在经济成就上得以弥合，他们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高度赞扬沿袭苏联模式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的建设方案，避而不谈改造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政治运动，最终将前后三十年统一为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
“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史，主导脉络就是国共两党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但是这两个学生一个建立了世界第一工业国，另一个跑到小岛上搞黑帮，共产党到底学到了什么？”被称为“工业党”宣言的《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给出了答案：学的是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并总结出苏联工业化的三大特点：前所未有的高速、不依赖外部殖民地、逆势上涨。这些特点非常适合有被殖民历史的落后国家：
“从建国到解体，苏联的生命只有69年，……6岁以前，年幼的苏联病病殃殃……到35岁的时候，苏联开启了人类的太空时代。在以前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个大国能以这种速度实现自己的强国之梦”“苏联工业化的另一大显著特征就是不依赖外部殖民地，所以苏联经验更容易被中国这种前殖民地接受”“苏联工业化的最后一个特征是逆势上涨。……每当其他工业国衰退的时候，就是苏联工业化进程高涨的时候。苏联因此摆脱了其他后发国家卖身求生的命运”。（《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
（三）对传统文化：将孔夫子和马克思统一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封建小农经济，主流的儒家、法家学说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平天下”的政策工具，不管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都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但一些左派通过奇妙的方式将二者统一起来了：
“我今天想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重新去看我们的中国。可能我们对中国的了解都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包括这25年的改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都需要重新了解。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我们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套用从前中国公羊学的一个说法，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甘阳：“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这些不伦不类的“统一”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而过去被批判、被打倒的保守学说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支柱。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都是对西方或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就是统一的基础，再通过儒家、法家等对马克思主义加以解释和改造，形成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结合的新学说，赋予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崛起更加有力的理论指导。
第四节 左翼民族主义批判
（一）抓主要矛盾：当前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
一百年前，中国人民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之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勾结，不推翻帝国主义的大山，就不能将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转变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这是当时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的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因为中国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其之所以新，不仅仅是要自强求富，更是要革除旧经济、旧政治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反动旧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若剥离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则偏离了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可能凝聚起强大的革命力量，民族独立也就无法实现，民族主义只能是空洞的口号。
而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已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成为经济体量第二的大国，甚至可以尝试与世界第一的美国一争高下，民族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当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不再包含民族独立，这使得民族主义丧失了与社会革命结合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也不再是当年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能够在世界500强中占据120多个席位的强大国际集团。所谓的贸易战，不过是中国资本国际扩张的需求越来越大，挤压了美国资本的扩张空间，引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和新中国成立前的侵略压迫存在本质的区别。
（二）停止内斗、共克时艰：民族主义在为谁摇旗呐喊？
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自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左翼民族主义者只看得见民族英雄企业华为足以在国际市场分一大杯羹的强大实力，却看不到“自愿”签署奋斗者协议的普通员工、35岁被优化裁员的中层、长期加班猝死的码农、因索要赔偿金被拘留251天的受害者，对于这些普通劳动者来说，任正非老板究竟应该是被革命对象还是被追捧的英雄？
左翼民族主义者多少还是带有“左”的色彩的。他们并不是总是讳言阶级矛盾，特别是分析欧美发达国家国情时，有时也不避讳国内阶级矛盾，但讨论止于无产阶级维持形式上的领导地位，似乎法律文本上的领导就是事实上的领导；对于毛泽东的崇拜是必须挂在嘴边的，但也只要挂在嘴边就够了，以至于看到任正非宣称学习毛泽东，就做出“华为的管理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样荒诞的判断。一旦涉及现实斗争，他们立刻要求所有阶级停止内斗、共克时艰，要求无产阶级无条件承认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确保国内稳定的发展环境，甚至适当给资本让利，“勒紧裤腰带”，保住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为本国资本扩张添砖加瓦，这不得不令人想起第二国际在一战中的表现。
（三）中华民族崛起：民族主义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当今的左翼民族主义诉求已不是作为被侵略国的“救亡图存”，而是作为世界第二大国的“中华崛起”，每每激动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提升，欣喜于中国在国际争端上的强势表现——“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可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对准国外，也可以在两个阶级搏斗时对准本国无产阶级；中国可以对国外耍流氓，也可以对本国无产阶级耍流氓。
中国资本对外扩张的趋势已经不容忽视，这一趋势为左翼民族主义者所乐见。若听从民族主义的主张，民族利益优先的思想在中美争霸的刺激下演化为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开始追捧悠久文明历史——特别是其中落后的部分，美化所谓民族特色，抗拒民主自由体制主张，要求与民族地位相匹配的生存发展空间，如此推演，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发展出法西斯主义，当然，不一定是军事入侵，可以采取更加“文明”的方式。这并非没有先例，日本之所以在二战前走向对外侵略的道路，正是从强调日本国家中心主义开始，“皇大御国作为大地最初形成的国家是世界万国之根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尽快达成现代化，快速现代化需要倚重国家专制力量，为此放弃政治民主，肯定暴力行径和民族歧视意识，日本对外扩张就是优越征服落后的必然。
第五节 结语
左翼民族主义在中国对外扩张受阻、内部发展动力减弱的背景下显著活跃起来。这些民族主义者虽然号称“左”，然而本质是为国内资产阶级扩张摇旗呐喊，他们将本国无产阶级利益与本国资产阶级利益混为一谈，支持国家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外姿态，要求国内阶级合作、一致对外；他们虽然口头上赞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只是将其看作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手段，并将所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强行嫁接，意图从“自古以来”天朝上国的历史中寻找民族崛起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管左翼民族主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边，中华民族崛起乃至称霸的愿景多么诱人，都不能忘记《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