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帝论 | 第二章 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修正主义中国

在毛泽东逝世后，修正主义叛徒华－邓反动集团为巩固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假意挥舞着红旗进行欺骗。他们开展了卑鄙的阴谋，并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华－邓路线是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路线的延续。他们因此被证明是资本主义的顽固追随者。毛泽东同志说过，“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¹“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讲过针对这些叛徒的论断——“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³

这些修正主义者最初是用革命的思想伪装自己，从理论和意识形态上解除人民的武装。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以一种曲解的方式承担起了塑造人民的意识形态的任务。为了这个目的，这个集团利用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给他们服务。邓修集团发表许多系列文章公开指责所有在人民群众脑中种下的、由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价值观。走资派声称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极左冒进，并抛弃了与之相关的每一个方面。他们全面否定了政治、革命、阶级斗争、社会政治经济平等、社会的民主化、独立自主、无产阶级专政等价值观，摧毁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些叛徒对毛泽东同志作了许多无端的错误指控。邓修集团通过这些文章用实用主义哲学⁴代替马列主义思想。同时，走资派对反对派诉诸于暴行，如诽谤毛泽东的追随者，专制政府逮捕，镇压，杀害毛派并以此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

邓修集团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政治稳定、纪律严明、经济增长、物质奖励、个人技能、外国技术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了道路。

邓修集团通过扩大资产阶级在与生产关系有关的各方面的权利来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说道，“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关闭性的国家。……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⁵由此，社会化生产与私有制生产以及消费制度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将导致下列事态变化：

1. 这种矛盾导致了民营企业之间的矛盾和竞争。由此，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就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与人民之间敌对情绪的重燃。富人成为了资本家。他们通过剥削人民的劳动来获取利润。穷人沦为雇佣劳工，并为谋生而出卖劳动力。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市场经济体制所固有的。
2. 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客观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必须是可以自由获得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劳动力可以买卖。生产资料必须通过投资“资本”购买。因此，通过生产社会化建立起来的市场体制，必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绝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不可能是这样一个“系统”。

因此，当中国的修正主义者说需要“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时，实际上就是“改革”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改革”的目标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仅此而已。

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分阶段实施改革。这被称为第一代自由经济改革。90年代以后的改革被认为是第二代自由经济改革。

第一代自由经济改革

1984年开始进行城市改革。面向外国资本“大门敞开”。1980年，中国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⁶和世界银行（WorldBank）⁷。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投入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阶段逐步转变为私有垄断资本主义。结果，出现了大量的私有化和大规模裁员，进而个体的私营资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修正主义中国重新启动了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变成了一个依赖于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力的体系。这就导致了对工人的加剧剥削，这是资本的积累所产生的效应和结果。跨国公司可以无限制地进入中国。1982年，有260万个私人企业，到198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80万。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一笔2.2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扩建铁路路线。

公社制度在社会主义中国非常健全。修正主义的当权者首先对此进行了根本的政治改革。公社的瓦解为实现资本主义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以“农业改革”为借口，对社会主义时期高度发展的集体化进行全盘推翻。他们废除了土地、家畜和农业设备的集体所有权，并引入了承包制。土地逐渐变为私有资产，最终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曾属于集体公社所有的工业、贸易、采矿、教育、卫生、儿童福利、养老保障、娱乐等领域，都实行了资本主义政策。

在农业方面宣布了以下主要的经济改革措施——

1. 农村公社和农业合作社被废除。国家签订了从每个农民家庭购买农产品的合同。重新引入个体农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
2. 除了在合同中约定的销售限额外，农民家庭还可以在当地市场自由出售任何剩余产品。由于政府关于粮食自由贸易政策的广泛推行，私人粮食交易商也随之出现了。
3. 公社动员劳工义务劳动及其他相关职责都被撤销。村庄或城镇的权力也同样改旗易帜。此外，为了鼓励和提高生产，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提高了20%。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加剧了农村地区在土地利用、养殖管理和生产设备所有权方面的不平等现象。1988年4月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农民因此受到市场波动摆布，导致数以万计的农民失业。这些缺乏生计的人成了“自由”劳动力。据估计，在此期间，农村地区出现了超过1.5亿的额外“自由”劳动力。这些措施被广泛用于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国内外资本的合资企业。中国地方政府强制向农民征税以筹集资金。

在城市改革方面，主要包含三个核心特征——

1. 东南许多沿海省市被授权建立“经济特区（SEZs）”⁸。同时撤消了这些特区对中小私营企业和对外贸易、商务的限制。
2. 由国家制定的，统一计划的经济制度不复存在。企业的经营策略变成了利润为导向。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根据统一的政府计划相互支持和协调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变成了自由市场竞争和对抗的资本主义关系。
3. 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财政和经济规划被彻底重组，以体现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

邓修集团并没有逐步分阶段地引入市场竞争，也没有分阶段地废除国家对商品生产的管控，而是使用了一个没有任何规章制度的改革政策。他们摧毁了长期以来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着最决定性作用的国有工业。国企所有权与管理权被分离。符合资格的管理人员通过竞争选出，全权负责且不受监督。政府给予他们报酬，增减其工资，甚至还会根据他们的绩效予以奖励。工人对国企的管理权成为天方夜谭。他们开始把小型国企卖给一些集团和私人，有些甚至被归还给了曾经的所有者。

中国的市场体系，正如邓小平所说，“不仅是消费品或政策的市场，也是生产要素的市场——例如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和土地。”⁹自第一次改革（1979-1989年）以来，修正主义者实施了以下分配形式：他们重新引入了债券利息、股东分红、给予承担风险的经理人奖金；对雇佣一定数量工人的私营企业采取激励措施，同时国家提供暴力手段使其得到相应的保障。

第一次改革时期，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引入了帝国主义势力来剥削中国劳动人民。外资企业按照预期获得了有利的基础设施。政府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并允许企业独自开展对外贸易。通过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向帝国主义资本敞开大门，中国融入了帝国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国给予外资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的特权，例如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工资和薪水以及裁减工人。至1994年，他们允许18.6万家企业接受外商投资，总额近1500亿美元。

利润合作协议¹⁰促使当地政府官员和工厂经理迫切追逐利润。这在经济特区十分常见。经济特区贸易和商业限制的解除促使中国在台湾、香港和东亚的企业纷纷将小额投资汇往国内，进而带动了小微企业和私营部门的快速发展。被农业改革出卖的农民、因国企私有化下岗的工人满足了这些私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此，中国资产阶级得以利用这支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从而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扩张。在此基础上，城市合作组织、乡镇企业或工商企业得以大规模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市场无政府状态也日益严重并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由于私营企业的高利润和收入合作协议，中央政府面临着巨额的预算赤字。当赤字增加时，贷款依然被银行部门轻易发放，而银行部门并未进行改革以抑制通货膨胀，进而对外贸易也出现赤字。为应对通胀危机，政府试图通过削减对国有部门的投资以平衡局势。此举不仅有助于节省政府资产，也协助减少了预算赤字。如此，国有企业的计划生产配额大幅减少。后来，这些公司的大部分产品被批准进入市场体系中销售，同时私营企业的重工业产品的市场价格也随之下降。为纠正这些经济上的失衡，政府进一步采取了更为自由的改革。

首先，更多的“改革”被引入国有企业，并将其塑造成比以往更加利润导向的商业组织。他们赋予经理和厂长更多管理工厂的权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党委书记对公司运作的政治干预。随着利润合伙协议的引入，他们加强了相关所有者对生产和投资的决策权力。特定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取消了国家固定薪资，转而实行按生产分配的薪酬体系。终身就业保障制度也被正式废除，并进而引入基于时限的雇佣合同。其次，他们试图减少对政府资金的控制，并与各地方政府机关就收入与利润分配问题商讨，最终重新建立了标准的普遍税收制度，税收的数额不再是具体的定额而是按照利润的比例。最后，银行系统在更加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组。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商品经济的报酬工资仅限于八个等级。虽然八级工资的差距并不大，但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府仍采取了逐步缩小工资差距的政策。即使存在差异，工人也享有劳动保障、廉价租房、免费医疗、对孕妇与产后妇女经济援助、对工人损失赔偿、各类保险、养恤金、娱乐设施和学校等等。1949年至1976年间，在社会主义中国，失业、乞丐和贫民窟的现象被基本铲除。后来，反革命分子夺取政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幌子施行资本主义复辟后，所有与资本主义有关的弊病都渗透反映到社会各个方面中去了。贫困、失业、囤积居奇、腐败、走私、卖淫、堕胎女婴、贩毒、拐卖、抢劫、强奸、谋杀和畸形审美等恶劣现象日益突出。

试图提高补贴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做法，加剧了城市地区的通货膨胀。如果政府补贴粮食供应，财政赤字会更大。否则，如果食品价格上涨，城市的动荡就又会加剧，城市工人阶级已经被必需品价格上涨与低收入压迫到窒息。到1980年底，日益增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导致了对自由改革的热情减少。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一个小规模的私人资产阶级开始出现。1990年，中国有9.8万个私人企业，这些项目的总投资达45亿人民币。这个私人资产阶级并不属于统治阶级，没有政治权力。它通过剥削所雇佣的工人来获取利润。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与私人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私人资产阶级提出了向“全民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需要政治“民主”的口号。这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稳定的法律规范体系、官僚专制政府的保护，明确的财产私有权以及政治多元化。官僚资产阶级积累了数千亿元的私有财产。作为统治阶级，中国共产党完全控制着政府财产。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其政治权力攫取垄断利润，并进而挤占了私人资本家的阶级利益。因此，私人资产阶级要求“民主”。修正的中国共产党中有一小部分人支持这一运动，而邓修集团的大多数反对这场运动并开始抑制它。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¹¹便是这个运动的结果。在自由主义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赵紫阳被革职，改革进程突然放缓。

在邓修集团的统治下，即使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国家仍直接对重要行业拥有直接的管理与所有权。但是，这种修正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复辟，恰恰相反，它将所有国有企业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意味着，当中国部分地转向了西式私人垄断资本主义¹²时，世界上存在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最终开始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帝国主义。而与之不同的是，当苏联走向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之后，实行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并未过渡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当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卖国集团在苏联夺取了党和政府的全部权力后，俄罗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经济权力被大规模扩大。这一特权阶层加强了其在党、政府、军队、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统治地位，并逐渐蜕变为对国家机器和社会财富寡占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利用其控制下的国家权力，将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最终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一党专政继续存在

中国“红色”官僚资产阶级的整合性和独特性等重要的内部因素，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事件再次证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压迫和反对民主的。他们用残酷的暴力武装镇压人民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将资本主义法西斯的压迫制度强加给劳动人民，一党专制对中国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有用，而镇压人民则为这种制度的巩固铺平了道路。

第二代改革

天安门事件和东欧剧变（即叶利钦开放东欧资产阶级的自由市场，与欧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盟的改革）对修正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第一代改革的结果使党失去了对行政的控制，因此，它开始重新组织中央对党和政府的控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重新获得了对财政预算分配的主导权，并在国家的支持下重新稳定了金融。邓小平在1992年夏季访问中国南方的经济特区后开始了第二代改革。这些改革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将经济特区扩展到更多的城市和省。统治集团现在确信，资本主义改革可以在避开东欧命运的情况下实施，并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方向。

20世纪90年代初，外国资本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基础设施中获取了巨额利润。跨国公司垂涎于并伺机收购国有企业，而中国开始超越其他东亚经济体，部分原因在于第一代改革的资本积累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因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建立的基础设施和协调系统。中国有能力提供重要的地方投入¹³和服务，这得益于本已强大的广泛的工业基础，以及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的辅助。

无论资本是否遵守规则，它在第二代改革中都与党和政府紧密合作。外国资本的机会相对较少，如果想要获取巨额利润，其必须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由于拥有强劲的经济体系，中国政府有能力与主要的跨国公司进行谈判并施加条件。中国只允许少数外国公司，并且甚至要在某些条件下，才能直接投资重工业等生产领域。在大规模投资方面，通常采取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合资企业的形式。中国政府试图利用跨国公司来造福中国经济，用中国劳动力换取真正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技术。跨国公司利用尖端技术建造现代工厂，并向国有资本家提供西方资本主义的组织方法和技术知识。这些公司甚至还提供必要的市场营销、销售和分销网络，以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作为回报，中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廉价而高效的劳动力、工人住所、道路、通信网络等其他经济基础设施。通过这些，合资企业的利润由政府和跨国公司分享。

直到1992年，外国投资主要来自香港、台湾，也有少量来自日本，主要是中小型投资。在第二代改革中，政府开始以新的包容的态度允许大规模投资。因此，1992年仅略多于1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到1994年已超过500亿美元。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迅速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的洪流给政府和国家资本家带来了许多直接的利益。首先，政府能够通过合资企业的利润带来的大量新收入填补其预算赤字。其次，正是由于这种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在出口增加的过程中转变为贸易平衡。最后，合资企业设立了国营部门的高级职位。由国家所有或经营的企业逐渐减少，并很快被重组，以创造一种更利于资本的环境。

国有企业改制

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改革集中于中小企业和农业。由于中央政府重点发展城市合作组织、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扩大工业等等，所有对大型重工业的投资减少，其发展放缓。第二代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革。其目标是将国有企业转变为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

在这个改制计划中，第一步是主要以收买企业管理或买断工人工龄的形式，对小型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第二步是将其余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企业。虽然在中国新成立的证券交易所中，有部分股票出售给了私人投资者，但大部分股票都是非流通股。通常情况下，政府各机构都持有这些股份。因此，全国几乎所有重工业的大部分股份都转变成了国有企业股份。通过参照西方模式，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这些制度改革为与外资建立合资企业铺平了道路，并进而促进了技术的发展和公司的现代化。第三步为私有化进程扫清了障碍。在这方面，所有国有企业都实行了以利润为导向的制度。工人阶级的利益几乎颠倒了过来。这就是说，工农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获得的社会权益被资产阶级当局彻底出卖与剥夺。这是迄今为止资产阶级对广大中国工人阶级的最直接最猛烈的反攻。

作为此次国企改制的结果，私人投资的扩张、私有化浪潮和大规模裁员开始出现。随着价值法则在中国政府所有的公共部门的贯彻，肆无忌惮的下岗潮开始涌现。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统计，从1998年到2002年，有超2600万工人被从公共部门企业或合作社中下岗。这些企业为了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而进行现代化，这导致了大规模的裁员。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另一个打击是，在公共部门机构中终身雇佣的权利被废除，合同劳动制度¹⁴被引入。因此，工人们每年都要根据个人情况与管理层续签合同。尽管工人们的长期反对这一政策，但官僚政府通过垄断管理、法西斯式镇压和分化工人阶级成功地将这一政策贯彻实施。另一个资产阶级对中国工人反攻倒算的例子是计件工资制度的施行，在这一规定之下，根据各自的产出领取不同的工资，工人阶级被分化孤立成了具体的单位和个人。

作为改制计划的一部分，国有企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限制。由此，中国的生产开始主要依靠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0%左右。1998年至2010年间，政府股份在国有企业的工业资产中所占比重从68.8%下降到42.4%，而员工的占比从60.5%降低到19.4%。同时，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出口份额也从1997年的57%降到2010年的15%。上世纪90年代，成千上万的国企破产，其规模也因合并而大为缩小。与此同时，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对此鼓励，并评论道：“大部分公共部门组织被改制、私有化。我们希望他们以利润为导向经营……预算拨款以及补贴被取消”。由于这一变化，世界银行对中国资产阶级利润率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示祝贺。

虽然国有资本机构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但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中国私营企业对公共部门机构的不动产投资接近35%。但世界500强公司中，有2/3是中国的公共部门企业。所有银行、保险公司以及超大型公共部门机构的股份都隶属于中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SASAC）¹⁵。

新兴资产阶级

在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阶级以资本主义方式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加剧。这个政府官僚统治阶级逐渐转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

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内资本。修正主义政权采取了“双轨制”¹⁶，通过这种制度，国有企业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原材料，并以较高的价格将成品卖给私营部门。这为大规模腐败铺就了道路。党的高层干部由此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此后，这些高级干部的子女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领域，并利用这些资本在其中确立了统治地位，形成了强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官僚阶层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和从党内产生的资产阶级以及后来的私人资产阶级夺取了党的最高权力。官僚垄断资本阶级和私人垄断资本阶级之间的差距在这一过程中被消除了。这两个阶级一起掌权。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通过对国家的控制进行剥削。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是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和私人资本的本质运作的。掌控少数垄断组织的中央政府对中国的金融资本有着严格的控制。世界上最大的10家银行中有4家为中国所有¹⁷。这些银行的管理系统由中共高层领导把持。概括地说，国家的这种垄断资本是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管理者就是他们。

公共的资产或者人民的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并不总是强制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统治阶级成员通过欺骗手段窃取人民的集体财产而积累私有财产，并且没有什么人能阻止他们。

统治阶级成员以欺骗手段窃取国家资产（属于所有人民的财产）以积累私有财产的主要方法如下¹⁸——

1. 利用官僚权力的垄断买卖——

根据中国专家的官方估计，通过“价格变动”、“利息变动”、“汇率变动”等方式（官倒）获得的“租金”（通过垄断权力攫取的非生产性利润）总额高达4000亿元人民币。其中40%落入与统治阶级成员有千丝万缕的寻租者手中。

2. 官僚权力机构的非法交易——

“官权非法交易”（官炒）不是普通的商品或服务，而是房地产和股票。股票是一种虚拟资本。它的价值可以超过它所代表的实际生产资料的许多倍。土地转化为商品后，虽然没有自然价值，但在土地交易中，土地的市场价值能够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元。因此，通过官僚权力进行非法交易所积累财产的速度和规模要远大于官僚权力的垄断买卖。

3. 官僚权力组织的自办贸易——

1992年，中国新增公司达22万户。总数比1991年增长88.9%。新公司大多由官僚机构管理。有超过60%的业务是这些官僚权力组织自己经营的。

甚至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开始经商。除了开设豪华酒店，解放军所有的工厂为市场大规模生产冰箱、钢琴、电视机和客机。在深圳经济特区，军队经营的工厂设立了近400个销售办事处。

因此，具有垄断权力的官僚机构所经营的企业所获得的垄断利润远非正常利润可比。

4. 买办资本——

在中国的统治阶级中，有少数人直接同外国资本勾结。他们帮助外国资本剥削中国人，再从外资获取的超额利润中分赃。协助外国资本逃避贸易管制和各种资本限制以谋求漏税避税。他们试图获得廉价或免费的土地和其他利益。所有这些都需要身居高位的统治阶级成员的帮助才行，这些人可以利用统治阶级的权力，充当买办资本家。而中国共产党高层（重要）领导人的子女占据了公共部门组织的高位，并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型银行和跨国公司沆瀣一气。党、政府和公共部门组织联系密切，没有任何分歧。

由于统治阶级以欺骗的方式窃取国家资产，政府的收入与财政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是政府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克服财政危机，必须增加收入，减少支出。如何增加收入？只有通过提高基本商品的价格。如何减少开支？除了削减社会福利，别无他法。

少数人通过欺骗窃取公共财产而积累了巨额财富。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被官僚特权阶层残酷剥削掠夺。到1993年，3%（3000万）的中国人口来自富裕阶层。从1986年到1993年，有约1000亿元的公共财产被统治阶级侵吞，变为私有财产。这意味着从1986年到1993年，官僚资本主义特权阶级共积累了高达8000亿元的私人财产。就这样，在中国一个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被剥削统治阶级创造出来。这标志着官僚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占主导地位。

贸易自由化——加入世贸组织

当中国的公共部门正在进行改制重组时，上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¹⁹席卷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出于阶级利益，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势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验性地推行资本主义，在后来被称为“亚洲四小虎”²⁰的国家建立了一道对抗“共产主义”的墙。为了允许资本以贷款的形式进入他们的国家，“亚洲四小虎”放松了对资本的管控。西方银行和投资基金急于购买东亚企业的股份，希望在东亚“辉煌的经济体系”中获得丰厚的利润。起初，这一波外国金融资本帮助加快了“亚洲四小虎”国家的实际资本积累，并引发了东亚地区资本主义的突然增长。

无论如何，随着劳动力短缺和经济增长放缓加剧，实际资本积累速度开始放缓。这种投资逐渐出现了投机泡沫。在1997年，当这些投机性投资无法获取预期利润时，外国金融资本因此迅速从这些国家转移。他们急于收回投资资本并兑换成美元后离开，而“亚洲四小虎”的国家货币因此无力承受美元而一个接一个地崩溃。最终在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蔓延到全世界。随着世界金融资本忌惮于投资于这样的经济体系，美国南部和俄罗斯也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中国虽然与“亚洲四小虎”的资本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却毫不费力地渡过了这场经济风暴。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其经济体系的广泛监管。中国政府可以约束外国资本，将其引入于具有强大经济基础的实际生产性资本，而避免投机性泡沫。中国政府还对资本的流入流出进行了强有力的管控，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外逃的风险。当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时，外国资本家无法撤回他们的投资，也就是说，资本无法从中国外流。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政府能够缓解由东亚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

但在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不久，流入中国的外资尤其是出口导向型投资开始有所减少。这就导致了出口资本堆积问题。中国于2000年启动的“走出去”战略（The"Go globally"Strategy）²¹有效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为此，中国接受了一些实际不利的条件，并于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WTO）²²。因此，中国进口关税由平均水平的40%最终降至34%，降幅达6%。远低于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出口补贴也被取消。由于经济自由化政策，中国落后的农业也面临严峻的问题。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通过贸易伙伴关系限制了美国对其进行孤立的措施。在贸易、产业自由化和去市场化等方面，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执行了其在WTO协议中所接受的指向和建议。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美国主导下的新世界体系。在美国经济体系的互联网泡沫²³破灭后，外资开始进入中国，进一步刺激了出口导向型经济。200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中国的统治阶级有计划地实施了这一切，以与美国和其他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在接受了游戏规则之后，中国也开始着手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中国政府与资本积累的这种良性关系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然条件。这种转变将增加中国政府的权力。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被外资压榨，并在政府的引导下被其融入世界资本的积累。因此，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并作为全球资本积累巨轮中的一个关键辐条，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