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 | 第一章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

第一节 民主革命业未竟，三座大山要推翻

一、新民主主义阶段

1949年10月-1952年9月这三年，是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阶段，是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生产力状况、社会阶级状况提出的，是进入社会主义前的一个过渡时期，具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¹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结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形式的民主集中制的政体。而新中国成立之初，选举人民代表的条件还不成熟，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并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是，尽管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人民取得了胜利，但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还在中国存在，他们还在进行疯狂的反扑，因而彻底打击和清除这些势力，巩固并扩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治任务。

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也要对经济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造，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重要任务。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²

在1949年的中国，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还在一半以上的土地存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还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资本主义企业中还存在着诸多封建式的生产关系，这一切非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因素都要扫清，这都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继续完成的任务。

与政治和经济的任务相应的，还有文化和社会风尚的任务。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³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⁴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⁵

新中国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百废待兴的状况，也是社会风尚和文化百废待兴的状况。在旧中国，城市、农村生活环境恶劣，卫生状况极差；吸毒、赌博、卖淫嫖娼广泛存在；封建迷信、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的习俗几乎深入每家每户，尤其是农村；封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横行；人民群众大多是文盲，大部分人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这一切都是新民主主义要改变的文化和社会风尚，这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文化和社会改造任务。

总体来看，新中国建立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三座大山还没有彻底推翻，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主要历史任务。当然，这不是说要建立资本主义的秩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同时，还应该尽可能的建立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制度。

二、清除反动残余势力，保卫新民主主义政权

1. 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确立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三、四野战军相继解放了中国的华南、西南，共歼敌130万，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原计划解放的台湾因朝鲜战争的打响被搁置了。对于西藏，解放军通过1950年的昌都战役，震慑和了西藏的上层集团，使西藏上层集团产生了分化，1951年5月，中央政府与西藏达赖政府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协议包括将英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解放军进藏和西藏制度暂时维持不变，这符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⁶

这里其实既是考虑在受反动势力四面夹击的情况下，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反动分子的战略，又是希望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提升政治觉悟，在党的启发和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避免干部包办代替。

在全国大陆统一的基础上，1950年1月到1952年底，中国建立了中国的地方政府体系，并在各地方召开了相应级别的人民大表大会。至此，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得以确立。

国民党还在大陆留有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希望里应外合，与蒋介石"反攻大陆"相呼应，他们谋杀了数万革命干部和群众，破坏经济设施，策动反动势力"反攻倒算"。因而，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法。

“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⁷

在群众运动的方式下，1951年10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胜利结束，“杀、关、管"了300余万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扫除了反动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2. 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确立

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兼具帝国主义买办和封建主义的性质，在解放前夕，官僚资本占全国工业资本66%，占全国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着中国的金融、运输、贸易和重工领域，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没收官僚资本、转为国营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重要任务。

没收官僚资本从1949年初解放京津就开始了，在没收官僚资本时，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全部留用，保留了原有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对原有组织机构和制度的改革，要经过慎重的研究讨论再改，军队负责监督生产，但不直接管理生产。这都保证了经济能够平稳顺畅地恢复，到1951年官僚资本全部没收完成。而在朝鲜战争中，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中国相应的征用了美帝国主义全部和英帝国主义部分资本，而很多外资企业也因为经济封锁放弃经营，到1954年初，中国的外资企业已所剩无几。至此，在中国，金融、商贸、运输、重工等命脉行业基本都实现了国营。这些国营企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当然，这个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不在没收的范围内，这些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将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在1949年-1950年，政府还通过统一财政、集中物资、打击投机资本、加强市场管理，稳定了物价，保障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使经济得以快速恢复。

在清除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全国经济逐渐走上正轨的基础上，土地改革也要在新解放区开展了。在旧中国，农村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既对贫下中农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又使得工业化进程无法完成。因而土地改革也是新民主主义的重要任务。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⁸

但是，土改也面临着重重阻力。

“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⁹

因此，土改采取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的政策，建立了农村的农民所有制，保存了富农经济，而且广泛地发动社会各界民主进步人士和贫下中农，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进行了土改。土改全部在冬季到春季农闲季节分批完成，到1953年春，除西藏外的中国大陆全部完成土改。土改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而不是采取包办代替的方法，既发动了群众打击敌人，又在斗争中培养了群众觉悟。土改过程中，部分地区存在"杀富农"的极左行为，都得到了及时纠正。土改改变了几千年来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大大的激发了群众的生产和革命热情，对生产力是一次大的解放。至此，中国基本建立了兼具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

3. 抗美援朝与新外交政策

新中国，在外交方面，通过"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一边倒的政策”，废除了一切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不平等外交，开始了新中国的外交，并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冷战的背景下，坚定地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

现在很多人说改革开放前中国是闭关锁国，这是完全不顾当年的国际局势的一通胡说。在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矛盾尖锐时期，唯一可能的战略就是站到某一个阵营之中。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疯狂绞杀，中国选择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在原则上和现实上都是理所应当，同时中国还广泛的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尽力争取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50年代末尤其是60年代，原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普遍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时候，中国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同时在70年代中期，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打压下，中国也为争取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改善做出了努力。可见，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始终在坚持符合中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利益，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符合当时国际局势的外交战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公开派军队支持南朝鲜资本主义政权，同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支持蒋介石台湾政府。面对这样的局面，“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毛主席果断决定进行抗美援朝，“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¹⁰中国人民群众满怀激情的参与或是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正如歌曲所唱：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

打败美国野心狼”¹¹

在战争中，毛主席要求志愿军将士，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¹²

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应有的面貌，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政治基础，也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沉痛的打击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粉碎了它们妄图打压中国革命的用心，保卫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支援朝鲜人民保住了革命政权，激励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和信心。这场战争也说明，武器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革命军队通过坚定的革命信仰、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钢铁的纪律，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同仇敌忾，完全可以打败具有先进武器装备的敌人，只有革命人民和革命军队的力量，才是不可战胜的。

三、“三反五反”

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中的预料，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很快开始出现了官员贪污浪费的情况，而且逐渐呈蔓延之势。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留用的国民党官员，解放后，大量国民党官员留用，他们早已贪腐习惯，而且有些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据统计，从建国到1951年11月的两年中，在发现的贪污案件中，旧职员竟占贪污人数的99%；第二就是在群众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机制没有形成时，在很多不法的资产阶级拉拢下，一些共产党员变质退化，蜕变为资产阶级。这既不利于本就一穷二白，还在进行抗美援朝的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又不符合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法律；更不符合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应有的作为。因而，打击贪腐官员，同时打击不法资产阶级，既可以使留用国民党官员和资产阶级纳入无产阶级政党的监管，又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自我的整顿，以及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监督，防止无产阶级先锋队走向人民的反面。

1951年10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¹³的号召，这就是"增产节约运动”。11月，东北局书记高岗送给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其中提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¹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随即，“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毛泽东主张应该大张旗鼓的、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三反五反”。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¹⁵

全国各界群众广泛参与了这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级机关、全体党员都接受群众监督。1952年1月，《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如果有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是因为他自己手上不干净所致，则还应受到法律制裁。”¹⁶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要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¹⁷2月，中央又要求，县以上党员干部均须在一定会议上作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评，检讨不深刻的还要再作一次。各地纷纷以群众大会的形式进行动员，并以可能的各种方式进行运动的政策和成果的宣传。这样，人民的监督不仅获得法律制度的支持，还得到各级领导干部实际行动的鼓励和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很快被调动起来，促使运动向纵深发展。

运动中，中央还保证群众监督渠道畅通，并能及时反馈处理意见。1950年4月，党中央指出，“报纸对于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负批评的责任。““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运动中，各类报刊媒体不仅及时宣传中央方针政策，还登载许多群众的举报和批评意见、相应机关和个人的处理或反省材料。当时的《人民日报》等党报每天都有两到三个版面专门登载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检举各种问题。同时，监察部门也专门设立通讯信箱接受人民来信。根据各地统计，人民来信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控告或批评干部的。

运动中，中央还提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严惩打击报复者。对群众的批评，党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监察部门和报纸编辑及时将群众来信反馈给相关部门和个人，并要求"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立即在同一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立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行为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如果群众对当事人的自我批评或表态不满意，当事人需要再次深刻反省，再做自我批评直到获得通过。党中央在"三反"运动中进一步强调，我们不能要求群众百分之百的正确，这种要求事实上是拒群众于千里之外。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因涉嫌贪污失职，被纪凯夫检举揭发，该市市委领导不仅没有调查核实，反而偏听偏信，命令公安局将纪凯夫逮捕，并使用肉刑和疲劳审讯。因这起严重案件，武汉市委被改组，引起全国震动。此后，人民来信激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压制民主等丑恶现象进一步被揭露出来，推动了各地的"三反"斗争。

党中央旗帜鲜明的态度和各级领导的层层检讨，打消了群众的一些顾虑，每天都有许多人写信批评党和政府及机关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偏向，提供改进工作的意见。1952年1至8月，上海市区两级领导机关即收到群众有关的来信30.4万多件，重庆1952年上半年收到人民来信35万件以上。在群众的支持参与下，大量"三害"问题包括一些大案要案被揭露出来。党对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在查有实据的情况下，敢动真格，毫不姑息。据统计，参加"三反"运动的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中，因严重贪污被判刑的共10060人。从1951年3月至1953年6月底，共有32.8万余人被清理出党。

当然三反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错误。第一，“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提出的指导思想就是，“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¹⁸

第二，“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顿工作。“毛泽东立刻对这一错误进行了纠正，1952年2月17日，他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¹⁹

“从1952年3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5月10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²⁰

在三反中，发现贪污腐败与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有很大关系。从各大区的报告中，均反映了这一状况。对此，毛泽东认为，

“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²¹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发出后，“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这样反对政府内腐败分子和不法资产阶级的运动相互配合的开展了。

“五反"运动揭发出来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一部分资产阶级甚至小工商户居然以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他们还能像在国民党执政时那样为所欲为。当然，五反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进行的，反对的是不法的资产阶级和小工商户，并不是要取消私有制。

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高潮。“五反"运动发动后，私营工厂的劳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工人是运动的主力，工作组作指导。工人监督资本家，成立了一个兼有劳资代表的委员会，检查账目和税收。对资本家分为大老虎（包括工厂主、经理等大资本家）和小老虎（账房和报税的等帮手），对他们讲明政策，要其交待清楚并指明出路。开会时，让资本家交待，一度有工人昼夜轮流看守经理等人，查出问题的，让其认错、补交税款并保证不再犯，然后给他恢复自由。有的资本家三两天就供出来了，有的则因为过度害怕上吊自杀了，后者是一种比较过激的现象。工会主席由工人们选举产生，通常的要求是出身好的贫下中农、思想觉悟高。资方一个月至少需要向工会汇报一次，开除工人也需要经过工会。而且，工人在工资、福利、劳保方面的待遇都得到了提升。

工人也在运动中提高了觉悟并壮大了自己的组织。国营企业工会组织的整顿有了显著的成绩。1952年3月下旬，天津市国营企业工会组织，在党组织和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在工人群众中普遍地开展了"洗澡"运动。经过这次群众的自我教育运动，工人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一步，和资产阶级划清了思想界限，自觉地清除自己身上沾染的旧社会的恶习，树立当家作主保护集体利益的劳动态度。过去，有些工人羡慕资本家的生活，有人甚至打算开铺子；运动之后，大家都说：“过去总看着资本家有钱、阔气。今天，我们认识了他们的钱是压榨剥削咱们工人得来的。还是咱们工人阶级光荣！“过去，工厂中有的工人常从工厂里拿工具器材回家。在这次运动中，大家把解放前后从工厂拿的东西，献交给工厂。大家都说：“过去总怕失业没有饭吃；现在不会失业了，还留着它干吗？交给工厂就增加一份力量。“天津纺织机械厂在这次运动中，有三百四十多个工人献交了二万八千八百多件器材工具，价值一亿二千多万元。工人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在生产上和对贪污分子追赃定案中的劲头也都更大了。各厂将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继续整顿工会组织，加强工会工作。

私营企业工会整顿组织的工作，也收到显著的成效。其中的店员工会，过去是工会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是违法资本家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主要对象之一。因而，该类工会组织不纯的情况相当严重，许多店员的阶级觉悟不高，很多工人和资产阶级划不清阶级界限。

“五反"运动开始后，各大城市的党委和工会领导机关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采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广泛而深入地对工人店员进行了阶级教育。在整顿工会组织时，各地大都同时放手提拔积极分子做工会干部，并放手扩大工会组织。在整顿组织中，工会把坏分子的罪状交给职工，让职工自己讨论，并提出处理意见。通过这些讨论，职工们更加爱护自己的组织，更加懂得了整顿组织的必要。所以，整顿组织的过程中，职工的阶级觉悟都进一步提高了，工会的组织更加扩大，战斗力也更加提高了。

“五反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毛泽东都予以了纠正。“在运动中，曾出现过’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毛泽东很快发现，很快纠正了。……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使守法户的面扩大一些。……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的工商户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思想，越来越鲜明。”²²

“三反”、“五反"巩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对党内的腐化分子进行了斗争，并将留用国民党官员和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了无产阶级的监管、计划之下，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运动中采取的群众运动的路线，不仅促使了人民群众政治觉悟和斗争能力的提升，鼓舞了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地位和福利待遇得到了提高，获得了更多阶级利益，加强了阶级组织，还保障了运动得以真正成功。即使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及时的纠正，这是党领导下群众运动的典型模式。要求群众不出错，就是拒绝人民民主，人民只能在运动中锻炼自己，从而解放自己。对照今天习近平的所谓从严治党，实质上只是上层运动，打击异己，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对"老虎"打击也的不彻底。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的路线，反贪腐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四、社会新风尚、新文化

1. “剿匪除霸"运动

土匪、恶霸，在旧社会中国大地上横行肆虐，残杀人民，国民党退却后，大量残余武装转变为土匪，为非作歹。到1952年底，大规模剿匪工作结束，共歼灭武装匪特240万人。“剿匪除霸"使得社会免受土匪恶霸的荼毒，使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得以形成新的社会风尚。

2. 新社会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动人民群众，扫除了旧社会的黄赌毒，清扫了民国时肮脏恶臭的公共街道。同时在打击嫖娼的同时，还为妓女治病、培训技能、帮助转业。黄赌毒彻底被消灭，社会展现出了新气象。改革开放后，黄赌毒全部重现蔓延，岂不是发人深省吗？

新中国还出台新的婚姻法，致力于妇女解放。1950年4月30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新的婚姻制度：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新的《婚姻法》给妇女解放、建立新的婚姻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妇女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中国没有止步于此，让妇女走向社会、在社会劳动和管理中男女平等、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文艺上宣传妇女解放都是后来逐渐进行的解放妇女的工作。当然妇女解放，归根到底需要全社会有其是妇女思想的解放，需要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解放而斗争。

铲除旧社会的遗毒，为社会新风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与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风俗、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远没有结束，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斗争、新的文化的发展成熟，才能真正扫除一切旧社会的遗毒。

除了铲除旧社会的遗毒，新中国还在教育、医疗方面进行了改革。教育方面，新中国大力创办大中小学，普及基础教育，进行群众扫盲。医疗卫生方面，1952年提出了"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相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医疗卫生四项基本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旨在消灭寄生虫，通过改善环境和医疗条件来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人民群众被广发的动员起来参与运动。这样的医疗卫生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使得新中国人民健康水平、人均寿命、大幅提升，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

由此出现了高出生、低死亡的人口增长趋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大幅上升的根本原因。很多人将人口大幅上涨归咎于毛泽东的错误政策，实际上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没有医疗卫生条件的改进，如何可能有人口的大幅上涨？只是随着人口死亡率下降，人们的生育习惯不可能及时改变，后来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但也需要一段时间对人民说服教育，让人民接受，因而人口增长不可能一下降下来。改开后"计划生育"之所以成效很快，是因为官僚把"计划生育"作为盘剥人民的手段，使人民苦不堪言，强迫人民接受低生育的计划，从而生育率很快降下来了。

4. 文艺批判运动

文艺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²³因而，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²⁴

既然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认识，那么不同于以往一切时代的文艺的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应该自觉的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以往的文艺，不自觉或半自觉的为本阶级服务，这样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毛泽东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把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条战线。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²⁵

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有自觉地无产阶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²⁶

这又对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学习有了一定的要求。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²⁷

要是文艺工作者能够达到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完成这样的任务，就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

这是文艺的政治性方面，同时还有文艺自身的创作水平问题。要想提高创作水平，首先就是来源问题。

“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²⁸

其次就是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

“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²⁹

普及和提高是相辅相成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但是两者都是为了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这就是大众文艺的导向。

在文艺类型方面，“延安文艺"确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方向。

同时，除了文艺创作，还有文艺界的斗争，“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³⁰与文艺创作的标准相应的，文艺批评也有两个标准，政治和艺术。政治说的是文艺创作在客观上是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能否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同时，

“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³¹

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的文艺界也开始了整风，在毛主席正确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延安文艺"诞生了中国一批无产阶级文艺家，创作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恩来称这次文代会实现了解放区和白区文艺工作者的"会师”。会议确立了"现实主义"为主导，批判性的吸收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的方向。此外，建国后，所有知识分子都都被纳入国家的行政、教育或文艺机构之中，很多具有行政级别，社会经济地位有了极大地提高，有"三名三高”³²之称。

既然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那么也就需要新的文艺与之相适应。这就既要继承延安文艺的传统，又要开创新时期的文艺作品；既要赞扬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又要批判社会中反动的、落后的现象，鼓舞人们继续革命，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实际上，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还广泛存在，这就需要文艺批判的斗争。文艺批判的第一个高潮，是由电影《武训传》的上映引发的。

1950年底，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公演，它讲述清末山东的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武训依靠乞讨和当地乡绅的资助，开办"义学”，影片中还有一个失败了流亡到此的太平军作为"反面人物”。在影片结尾处，借小学老师之口说武训的精神就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影片受到了热烈赞扬。然而，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这一电影进行了批判：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³³

在全国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造的时候，《武训传》歌颂一个推行旧文化的人，与共产党正在城市和农村推广的全民识字、现代生产、卫生、科技等在内的"新文化、新风尚"背道而驰，而这些新文化知识才是劳动人民解放所需要的。土地改革在新中国废除了土地地主所有制，废除了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所有农民的孩子应该受到现代教育，而不是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

1951年7月23-28日，《人民日报》连载了江青、钟惦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最终由曾经热烈赞扬《武训传》的周扬给其定了性：“反历史、反人民、反现实主义”。这篇文章揭开了文艺批判运动的序幕，之后就是一场遍及全国的文艺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实际上就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创作出有利于无产阶级革民事业推进的作品，真正发挥出其作为革命事业的一条战线的作用。

很多人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批判抱有很大的偏见。既然文艺是社会的一部分，根植于社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那么建立新的社会，就要批判旧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认为文化独立于政治的资产阶级观点，实际上是希望旧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可以在新社会不受批判，这实际上不是超阶级，而只是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况且，文艺工作者的物质生活，是广大劳动群众生产的，如果他们的作品，不能为劳苦大众服务，甚至有悖于劳动群众的解放，难道不应该批判吗？资产阶级将劳动群众踩在脚下，认为他们没有权利对所谓"高雅"的文艺指手画脚，这样难道是理所当然的吗？

新中国的文艺批判运动，在不同时期都在进行，对于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文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容污蔑的。有些人将这样的运动说为毛泽东的个人专权，甚至说成是毛泽东与文人的私仇，这完全是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上，不顾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胡说。只有认真地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研究当时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才能真正明白文艺批判的出发点和历史作用。

五、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很多方面的改革内容实际上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基本相同。但是，在中国当时的历史实际下，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发展异常艰难，资产阶级具有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而，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完成。

而且与其他国家的民主革命相比，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具有彻底性。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在建国最初3年的继续，使得中国彻底清除了旧的经济和政治，建立了兼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同时，也为中国新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文化的建立进行了努力，但是彻底清除旧的文化和社会上的旧风俗习惯，还要更长时间的斗争。

同时，这三年里，中国的经济在恢复了战前水平的基础上，稳步上升。财政和金融达到了统一，市场秩序得到了整顿，物价得到了稳定。工农业生产都恢复到了抗战前的最高水平。1952年农业总产值461亿元，比1949年增长41%。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粮食16392万吨，棉花130.4万吨。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采取的群众运动的改造方式，既有利于群众觉悟的提高，和政治参与热情的提升，防止官僚包办代替；又有利于改造的彻底进行，离开了对群众的发动和依靠，是不可能达到这样彻底的效果的。即使在其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也都得到了纠正。资产阶级不敢发动群众，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工农群众根本上是矛盾的，因而他们对群众运动大加污蔑，在史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新民主主义时期，也暴露出了共产党员自身腐化变质的问题。这也说明，先锋队走向群众反面的问题，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逐渐建立的同时，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在政治路线上，他们希望停留在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不愿意继续前进，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工人参与到国家和经济的管理中，反对消除三大差别，反对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在工作作风上，不是启发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在生活上，他们不愿意继续艰苦奋斗，而是腐化堕落。因而，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对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进行革命的同时，也要面临着党内的路线斗争。

第二节 社会主义始过渡，路线分歧渐加深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建设社会主义从而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也被认可为中国发展的方向，问题就在于，中国从什么时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有的人认为，从1953年开始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渡，并于1957年基本完成，是错误的，是超越阶段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的。”³⁴直到改革开放后，他们还说，“我们现在认识到，中国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开始把他请回来了。”³⁵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唯生产力论，邓小平的理论与之一脉相承。

正如马克思在反对将他的历史理论僵化时所说，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³⁶

在面对俄国的农村原始公社能否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时，马克思的回答是，

“另外一个有利于（通过发展公社）保存俄国公社的情况是：……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³⁷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但是，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³⁸

可见，马克思不认为每个国家的历史都会按照固定的顺序，依次经过每一个历史阶段，一个特定的社会能够向什么方向发展，要综合分析当时的种种具体的历史环境。

列宁面对俄国的发展也说，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³⁹

在欧洲发展向资本主义的时候，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促使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社会主义的建立奠定基础。而当时的中国，所面对的历史条件是，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科学技术已经在欧美和苏联发展成熟，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是政权的领导阶级，同时还有苏联对中国进行科学技术和资金援助。在这种种的条件下，如果斗争和经济建设策略得当，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进行工业化建设，最终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建立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基础，以及政治、经济关系和文化基础。

有人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来论证"资本主义补课论”，但是列宁明确说，“新经济政策"是"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⁴⁰，实际上主要是向中农做了让步。中国革命道路与俄国革命道路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是"农村包围城市”，因而共产党在贫下中农中有很好的基础，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一点也是农业实现合作化甚至在后来向人民公社过渡的阶级基础。

况且，实际上农业的合作社是农民自发开始进行的，后来只是中央做了推广。我们知道，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小农经济在清末已经达到了极限，想要通过小农经济实现富裕是根本不可能的。农业想要发展，只有依靠机械化大生产和现代的农业技术，但是小农经济无法与这样的生产力相适应，个体的农民没有经济实力和知识、技术来实现机械化大生产，在狭小的土地上也不可能进行机械化大生产。这就有了两个方向，一种是资本主义大农场，一种是从合作社发展向人民公社。向资本主义发展，又会出现"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有弥望之田"的局面，势必产生大量失地农民，而城市工业化又不可能一下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岗位，那么就会出现英国"圈地运动"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和农民工的悲惨状况。而且资本主义的农业势必造成农民和无产阶级承担国家工业化的成本，而资本家浪费掉大量剩余产品，造成工业积累困难且畸形。因而，实际上集体化是既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又有利于工业化的举措。

西欧国家的工业化，依靠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积累了原始资本。在这个原始积累过程中，美洲2000多万印第安人被杀，非洲损失了近亿劳动力，非洲人沦为黑奴，而英国本身农民和无产阶级也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爱尔兰大饥荒中1/8的人口死去，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走这样的道路。而且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发展，在当时的世界背景下，要么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工业畸形发展，重工也不可能发展起来；要么就是沦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地。而像日本这样靠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的东亚、东南亚国家，一方面有产业转移的国际背景，一方面纵深小，如果在中国就会出现严重的沿海、内地不平衡，正如今天中国的状况；而且这些发展起来的亚洲国家实际上也是依附于欧美，失去了独立性。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共同承担工业化成本，不会造成工人、农民生活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那样悲惨，还能逐步扩大工农的福利；而且国家可以有计划的进行工业化，平衡重工业、轻工业，工业与农业，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模式才是最符合当时的现实的。

因而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不仅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正轨，也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而，攻击毛泽东只懂打仗，不懂经济的人，实际上是完全无视当时中国面对的具体条件。毛主席就是根据当时中国面临的具体情况，才做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

二、三大改造与一五计划

1. 一五计划与过渡时期总路线

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土改的完成、朝鲜战争的胜利，下一个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就是国家工业化，在帝国主义的世界背景下，只有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才能保住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一五计划"是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初开始着手编订，到1952年8月，提出《一五计划轮廓草案》，1955年7月人大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纲要》。而一五计划的实行期是1953年到1957年。

一五计划的重点是重工业和相应的基础建设，因为重工业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的基础，能源、材料、机械都要依靠重工业，没有重工业的发展，轻工业将严重依赖外国，现代化的国防也很难建立。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国家工业化将从轻工业开始，这样发展将畸形，而且耗时很长，最终很难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而这也正是建国前二十七年中国生活水平提升没有经济发展快的原因，因为要建立工业的基础设施，需要积累大量剩余产品，而不能将之消费，这是从长远利益考虑的。改革开放时，中国工业体系基本建立完整，可以开始改善消费，实际上不改革开放，从重积累转向积累消费平衡也是必然的，而且没有资产阶级的剥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将远超于现在。从生活水平出发，不顾这一发展的结构，使很多人得出社会主义时期不如复辟时期经济发展快的结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经验主义的错误。

一五计划的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共694个，其中156个是苏联援建的，但一五计划中，至少70%的建设资金得由中国自己筹集。重工业企业往往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这就需要中国集中大量的资金投入工业建设。而资金的来源，只能是中国已有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这就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要求。

之前，在没有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中央认为新民主主义应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194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提出：“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在机械化基础上实现农民个体经济的集体化，达到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而到了1952年9月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面对当时的客观条件，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开始用10到15年完成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在会上毛泽东还批判了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1953年8月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⁴¹到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可见，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根据当时诸多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和诸多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提出的，这是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出发的决策。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实际上是不顾具体历史条件的教条主义观点。

2. 农业合作化

农业的合作化，实际上是土改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土改的同时就在逐步进行，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又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程。

在土改运动的同时，农民就开始建立互助组。互助组是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集体劳动组织，有农忙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之分，建国前许多老解放区就已经有很多互助组存在了。刚土改的农村，

“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冀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车，有车却没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另外，为了容易贯彻这个原则，互助组不宜过大。”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⁴²

中央也对互助组做了讨论，1951年9月9日，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但是，很快，互助组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

“各家各户一但开始在一起劳动，在决定上就发生困难。譬如说，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稼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如果决定合并土地，我们就解决了以上许多问题。”⁴³

解散实际上就是回到以前的小农经济，这当然是不可行的，因而就有了初级社。初级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村经济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初级社中，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将私有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分社统一经营和使用，按照土地的质量和数量给予适当的土地分红，其他入社的生产资料也付给一定的报酬。初级社在社员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统一组织集体劳动，社员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劳动报酬，产品由合作社统一支配，同时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初级社与互助组相比，实行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统一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公共财产，在社的统一计划下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部分地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初级社部分地改变了私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可见互助组也是在现实的条件下开始向初级社发展。

实际上互助组已经面临着很多问题，首先是农村贫富分化开始出现。

“据六个村的调查，1949到1950两年，有139户（占总户数的11.8%）出卖土地410亩（占耕地总数的2.28%）。有些富裕农民占有的耕地超过本村人均占有耕地的一倍、二倍以至三倍。有的富裕农民买不到地就放高利贷，说什么’人赚钱累死人，钱赚钱发大财’，其年利率高达60%，甚至180%。到1951年春试办初级社之前，据长治地委报告，全区新富农已占到农户总数的0.8%，由中农下降为贫农的占13.7%。”⁴⁴

其次，互助组由于自身的矛盾有两个发展方向，很多党领导不利的地方没有向初级社转变，而向解散方向发展了。因而由互助组向初级社的发展，虽然是根据实际的矛盾，而且也是基层的创造，但需要党的领导，才能使全国农村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然而这时党内的路线分歧就开始出现了。

1951年3月年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向华北局报告，

“必须稳健地，但是积极地提高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只有如此，才能基本上扭转涣散的趋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决定一方面把现有的国营农场、新式农具站办好，以影响农民；一方面推广已有的好经验，并在长治各县每县试办几个合作社——采取按土地按劳力两个分配标准，征集公积金，积累公共财产。”⁴⁵

然而这一举措遭到了党内走资派的反对，经过几次会议，7月3日，刘少奇同志批转山西省委报告，批语全文如下：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⁴⁶

然而毛泽东却支持了陕西党委的决定，并亲自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向党内印发了草案，“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⁴⁷

合作社实际上是根据当时的现实的矛盾出发提出的，合作社可以发展生产力、抑制贫富分化，关于合作社的争论实际上是党内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单从生产力的角度上讲，合作社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性质来集中生产资料、进行分工配合、有计划的积累，又克服了互助组的矛盾，事实上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毛主席在找少奇同志、一波同志、澜涛同志三人谈话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⁴⁸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初级社试办的头一年，就显示了他在发展农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威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在农业生产方面，10个社普遍增产，当年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上年21.5%，超过当地好的互助组9%，超过好的个体户28%；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普遍扩大，普遍增产，交售给国家的棉花、油料、烟叶等工业原料超过上年一倍多，有助于国家工业化。在工副业生产方面，10个社的总收入4156万元（旧币，下同），每社平均410万元。在社员分配和公共积累方面，社员户收入同1950年相比，折成粮食计算，多收一石以下的占3.1%，多收一石至五石的占38.4%，多收五石至10石的占26.3%，多收10石至20石的占23.1%，与上年持平的占6.7%，比上年减收的占2.7%；社员人均收入折款38.018万元，互助组人均32.043万元，个体户人均30.5万元。在社员生活提高的同时，集体经济壮大了，10个社已有公共山林600多亩，公有土地31.6亩，农具177件（内有新式农具和机械57件），牲口17头半，羊449只，公积金折粮315.85石，其它生产资料折粮256.92石。1953年2242个社粮食总产比1952年增长27.6%，单产增长21.6%，比互助组单产高21.5%，比个体户高39%。1954年全省因灾减产4.8%，而初级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由1951年的184万头，1954年发展到213万头，年递增率为10%，其中骡马的递增率高达15%，适应了初级社添置新式马拉农具的需要。特别是，现在晋东南老区在1276个老社中，生产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即占38%，这就为下一步过渡到高级社创造了有利条件。”⁴⁴

在山西的合作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到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随着一五计划的进行，出现了农作物需求的急剧增大。首先，随着工业化建设，全国城镇人口大增。1953年城镇人口已达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城镇居民的收入也明显增长，较之1952年，1953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15%。城镇人口的激增，加之大量失业者重新就业以及职工工资的明显提高，大大增加了社会工资总量，提高了城镇居民的购买力。其次，由于发展工业的需要，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粮产区缩小，使1953年农村吃商品粮的人数增加到1亿。第三，土改后提高了收入的农民增加了粮食消费。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陈云1953年秋在华北地区调查中发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一顿白面，现在则每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⁴⁹在这样的压力下，1953年12月开始在合作化的同时实施粮食统购统销。

同时，初级社也面临着矛盾。

“一般地讲，虽然我们都是些相对贫穷的劳动农民。但我们所拥有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的量却各不相同。如果我拥有的多，合并的多，我就应该得到的多，等到分红时我就要求为我入社的财产分配一部分，而不只是按劳分配。如果社员们能在按劳和按财产的分配比例上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个比例常常是一半对一半），那么以上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时间一长，小组里的生产关系（谁投入了多少）就一定会变化。如果集体领导得好，大家都辛勤耕作，毛收入就会增加，剩余额自然也以积累资金的形式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进行新的投资。这个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到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分配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儿。到后来，由活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越来越多，社员们就会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分配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

高级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规模比初级社大。高级社中，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时，全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一万四千多个。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统购统销面实际上也面临着矛盾，

“我们面对着这样为数众多的个体农户，在粮食的统购方面和统销方面，是遇到了困难的。困难不但来自我们对统购统销缺少经验，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⁵⁰

因而，农业集体化在工业化的压力下，速度大大加快了。党内命令主义、追求政绩的官僚主义作风开始蔓延，导致很多地区，合作社建立过快，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也没有对农民进行应有的说服教育。应对这样的情况，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报告系统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发展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

尽管出现了急躁的问题，当年农业生产还是获得了丰收，农业总产值为575亿元，完成计划的102.1%，比1954年增长7.6%。粮食总产量为18394万吨，完成计划102%，比1954年增长8.9%；棉花总产量为151.8万吨，比1954年增长42.6%。由于农业丰收，农民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了8.6%。到1956年底，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96.3%，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农业及副业总产值为610亿元，比上年增长4.9%。粮食产量为19275万吨，比上年增加4.8%；棉花为144.5万吨，比上年下降4.8%。

可见，农业合作化，实际上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既是考虑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改进生产关系中的矛盾、防止阶级分化出现，又是考虑工业化的资金积累。而且合作化过程中，通过党的教育引导，顾及农民的自愿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因而实际上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同时为农村进一步机械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党内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反对，看不到农业集体化的客观需求，死搬教条，认为只有实现机械化生产，才能向集体化过度；另一种是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不考虑教育启发农民，为了自己的政绩，过快的推动集体化。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体现。而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深，党内路线分歧愈演愈烈，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爆发出来。

很多人认为统购统销中存在的"剪刀差”，是对农民的剥削。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最终所有经济都转变为全民所有，国家工业化积累，同时是工人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因为国家的政权和经济本身就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而且在工业化建立的同时，一直在尽可能地反哺农业，例如大修水利、农机生产、化肥生产、种子革命。因而这并不是对农民的剥削。反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通过圈地运动强行使农民与生产资料脱离，为了进行原始积累，使得无产阶级和农民苦不堪言。

3. 公私合营与手工业合作化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来，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逐渐开始进行了。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也需要从资本家所掌握的轻工业企业中获取资金积累，但资本家的存在会消耗浪费掉大量的工业基金，无产阶级和农民既要承担工业化积累的成本，又要被资本家剥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使工业建设更加纳入国家的计划之下，这样就可以更加科学的进行工业建设，不会出现顺遂资本家自发性的盲目投资。对手工业的改造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就是通过合作化走向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提高生产力。同时，这是还出现了一个有利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就是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⁵¹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公司合营的方法进行的，这样的方法既可以吸收资产阶级中的管理人才，又可以减少冲突，在政治上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同时，又吸纳资产阶级中有能力的人为工人阶级做事。国家按企业资本的股份额每年付给原工商业者5%的定息，实际上即使只有5%也使这些人的生活水平要超出大多数工人、农民之上。还有一些资本家被完全吸纳进了体制之内甚至进入高层，比如在武汉，

“上层资产阶级的新岗位：副省长1人，副市长1人，省局副局长3人，市政协副主席1人，市局副局长5人，省或市顾问6人，副区长4人，合计21人。工业资本家的新岗位：董事会成员12人，大公司经理或副经理14人，大公司部门负责人9人，工厂厂长或副厂长532人，工厂科室负责人282人，技术员40人，普通人员1839人，合计2728人。商业资本家的新岗位：区商业局副局长6人，大公司经理或副经理17人，大公司部门负责人14人，区商店经理或副经理42人，商店经理或副经理1274人，商店部门负责人84人，公司顾问10人，董事会成员24人，技术员2人，普通人员2258人，合计3731人。”

到1956年，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至此，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一五计划取得了极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看，1953-1957年的五年中增长了55.54%，年递增9.25%。⁵²

三、路线分歧逐渐加深

1. “高饶事件”

正如前面所说，建国后，一个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官僚集团在逐渐形成，他们在经济上享有比群众优厚得多的待遇乃至特权，有一部分人甚至贪污腐败；在政治上，他们中有一部分奉行资产阶级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接下来的进一步改革；他们还为自己的小集团谋利益，任人唯亲，同时在社会改造上包办代替、命令主义，而不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但是党政文官和军队官僚集团还没有完成整合，军队官僚由于经济建设"靠边站”，而党政文官成为了主导中国政治的集团，这也引发了一系列政治斗争，第一次就是"高饶事件”。

由于大区的设置，主要是在革命时期发挥政治和军事领导作用，以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发挥改造当地社会的领导作用，因而随着这些任务的完成，大区的存在就没有了必要性。1952年8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大区书记和一批干部调到中央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各中央局主要领导人先后奉调进京。其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8月就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4月就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2年9月就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2年11月就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年11月就职）。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东北局领导人的身份，就任与周恩来的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远在其他人之上。故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成立大区行政委员会。1954年11月，各大区被完全取消。

1953年2月底，毛泽东提出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议一议调整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事机构的建议。刘少奇很快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接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草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刘少奇最初提出的书记处名单是：彭真当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业，安子文管组织，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其中，原来在中央工作的华北局干部彭、安、刘都是占居要职。新进中央的各大区书记，都没有安排在核心岗位上。安子文私自拟定政治局名单的事情暴露后，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七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

接下来在195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认为社会主义过渡要从现在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并联系到党内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分歧，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对薄一波的批判，不但高岗跳得很高，其他军队干部的发言也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维也夫”；谭震林干脆拍着桌子骂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饶漱石的发言也很激烈。会后，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交由副总理邓小平兼任。在财经会议期间，林彪与看望他的老部下谈论说：“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权力，很危险。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是久经考验的。“高岗也开始散布的一些言论，如"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刘少奇对干部有私心，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这些言论在军队干部中都很有市场。华东局的第三书记，向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面陈毛泽东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司令部掌握着党权、政权和财权；另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

到1953年6月，经过调整，中央实际形成了刘少奇管党务，周恩来管内政外交，高岗管经济计划的格局。进而，毛泽东提出了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高岗开始积极散布不利于刘少奇的言论，“他要抢这个一线。”⁵³11月在高岗与彭德怀的谈话中，高岗说：“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某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某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彭再未表示异议。后来高岗又找了林彪、陈云、邓小平谈话，煽动对刘少奇不利的言论，至少彭德怀、林彪都默认了高岗的观点。

1953年12月中旬，许多人，尤其是邓小平、陈云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

“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29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刘少奇为代表的党政文官官僚集团对高岗当然不会手软。

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实际上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但刘少奇也做了自我批评，承认了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2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陈云发言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最后，周恩来做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8月17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⁵⁴

高饶事件是建国以来，军队官僚和党政文官的第一次冲突。军队官僚由于建国后"靠边站”，在推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路线时，军队官僚往往会站到工农一边反对党政文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逐渐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开始站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并逐渐与党政文官合流。实际上他们都站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他们之间的斗争无非是官僚集团利益分配的问题。不是说领导干部都是属于官僚集团，没有脱离无产阶级，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推进革命事业的，仍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而脱离无产阶级，背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维持和扩大官僚特权的，才是官僚集团，也就是"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在高饶事件中，毛泽东之所以站在刘少奇一边，是因为当时路线分歧只是初露端倪，还不能认为刘少奇会"死不改悔；而且比起军队官僚，刘少奇更具有经济建设、领导国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高岗的行为实际上是小宗派活动，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

1955年，由于胡风对周扬和文艺界激烈地进行政治批判，也最终被打为了高饶同盟。胡风与高饶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与周扬的斗争是文艺界官僚之间的斗争，最终以文艺界上层官僚的胜利告终。胡风的批判有一些触及了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官僚化问题，但是与高饶事件同样，在当时这一问题还不严重，而且文艺界干部还不到死不改悔的地步，进行如此激烈的政治批判，显然是一种分裂行为，因而是不被允许的。

1. 工人经济地位的上升与社会分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得中国彻底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基本被消灭了，工人再也不是为资本家打工，农民也不再被地主剥削，而是在自己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工厂和农场里工作。积累的资金不是资本家的剥削，而是为了进一步建设工人阶级自己的国家的投资。同时，教育和医疗在不断的普及，城市和农村都在逐渐实行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城市工人还享有免费的住房。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所不能比的。尽管人民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升，但是从新中国建立时的基础来看，这已经是巨大的飞跃了。

然而这之中也有很多不容乐观的因素。一是工资差距的拉大，1956年实行工资改革，干部实行月工资从45元到594的24级工资制；技术人员实行15级工资制，工人实行从28元到104元的8级工资制，还有学徒工14元，合同工、临时工还存在。同时每一级都有对应的住房、医疗、教育、票券等福利待遇。一些官僚还利用公私合营中的一些漏洞来以权谋私，使得其工资远远超出规定的标准，有些官僚的工资甚至超过了他的标准工资的七八倍。尽管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分配制度，但是这么大的差距，还是远远背离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尤其是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应该超过工人，也不应该享有特权，这是一定要进行革除的。

其二，就是管理上的专业化机构、严密科层制和企业中的"个人管理负责制”。厂长只向上级下达的经济指示负责，对工厂党组织的听命越来越少，党只负责思想工作。这样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成为了工厂的掌控者，工人只能服从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同时工厂越来越强调物质刺激，但这当然更加有利于技术工人和有特长的少数人。工人和农民对于政治过程的民主参与还远远不够，党内存在着命令主义作风，很多官僚不去启发、发动、依靠群众，而是强行下达命令，农业合作化时这样的现象非常常见。

其三，城乡的分化、工农差距也很大，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教育和医疗上也是这样。在一五计划期间，小学入学人数从2600万增长到6400万，大学入学人数从12万增长到44万。显然，中学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十分有利于城市学生，尤其是特权阶层的子女:旧资产阶级、党政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些高收入家庭最起码可以拥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和资源。同时大学培养出的人，又成为了享受特权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

这种种社会分化，必须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改造，但是，这就不可避免的发生矛盾，这就是无产阶级与党内逐渐形成的走资派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在1956年之后逐渐上升。

3. 整风反右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官僚化的问题，毛泽东希望能通过党内整风和党外批评的方式来解决。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致辞中，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口号，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5月26日宣布了这个新政策，“双百运动"正式开始。毛泽东首先向党内的种种问题开炮，批评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赞扬了发动群众的大民主。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⁵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

“……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⁵⁶

总之，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同人民存在着矛盾，但是现在还不能认为官僚集团形成了明确的走资派，这种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的资产阶级作风可以通过发动群众批评，通过民主解决。当然，党外的声音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推动现阶段继续前进，革除种种弊病，向共产主义进发；另一种就是希望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声音。正确的方式是限制第二种声音，引导群众向第一个方向走。同时，群众中可能有不顾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声音，也应该加以引导，但不能强行压制。

在党外，知识分子反应极其热烈。章伯均在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傅雷在听了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甚至描述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无疑，毛泽东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正像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然而，党内的官僚集团却并不买账。在3月25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质疑。北京市委在报告中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有人说:“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甘肃省委报告，在高级干部中，大多数人"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认为"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个别人甚至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质问：“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人说：“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大多数干部强烈抵触，都不同意把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有的甚至提出退党。

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巡视，亲自进行说服工作。从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走一路，讲一路，毛泽东抱怨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但同样南巡的刘少奇却对双百一字不提。⁵⁷

随着中央的宣传和几次相关会议，整风运动和"双百运动"逐渐发动起来。工人也积极参与进来，批判一长负责和干部脱离群众，写了大量大字报。如北京农机厂范立法的《工人有意见》：

“月初没活干，领导看不见

管理跟不上，计划也很乱

工艺有问题，设计不连贯

领导有官僚，工人有意见

问题不解决，扯皮成习惯

浪费很多钱，装了流水线

效果怎么样，不如手工干

科里一道令，车间必须干

命令怎么样，说了他不算

零件来不了，车间不能干

月底抓了瞎，车间拼命干

主任总指挥，段长来参战

科长刷油漆，厂长来回转

前松后又紧，月底五更天

党要不整风，有苦肚里咽”

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在这之前，在官方组织的会议上，人们胆怯地发表不满意见的涓涓细流，很快地在5月和6月初的会议上汇成了批评社会批评政治的滚滚洪流。中央强迫干部们不得压制这些言论，报纸大量报道了有关批评的发言和讲话。其中有大量社会主义方向的批评。

“党在过去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时候是站在群众中间；解放后，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不是站在群众中间，而站在群众背后统治群众……（领导的）职务不同不是身份不同。一些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当官的，就是在吃饭和看戏时他们也要有专门的位置。”

一位批评者问：“那些享有很高生活水平的人是谁？““他们是党员和干部，过去他们穿着草鞋，但是今天却坐着小轿车穿着是中山装。“一位老革命者在致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得出结论说：“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即便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萌芽也正在形成和发展。“这些批评意见，与毛泽东对党内官僚集团的批评极为相似。

关于官僚过高的经济地位、官僚主义的作风、脱离群众等问题的批评是社会主义方向的，还有很多关于科学、文艺发展、经济建设的意见也都十分具有建设性。然而这其中也有很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言论和行为。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⁵⁸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这样的矛盾，已经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了，因而毛泽东予以了反击。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⁵⁹

可见毛泽东承认了批评中正确的方向，批判的是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而且要求要谨慎判断，不是严重违法乱纪就不整。5月21日开始，中央书记处联系召开会议，紧锣密鼓的布置任务，研究右派观点，准备反击。6月6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又相继发表社论，具体驳斥了在"双百"时期出现的各种错误观点，还强调需要用阶级斗争来对付那些在运动中自我暴露的敌人。同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针对"双百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右运动正式开始。

反右斗争受到了绝大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

“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6月16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⁶⁰

当然，既然"双百运动"中言论有两个方向，对"右派"的反对也有两个方向。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反对的是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而官僚集团反对一切有损官僚统治和利益的言论，这就包括了攻击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和批评官僚主义的正确言论。

按毛泽东的设想，右派份子的猖獗进攻被打退后，整风就可以继续进行。因此，毛泽东最初并没有想到停止整风，进行大规模的反右，而是希望把反右斗争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他说：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⁶¹

6月29日，中央发表《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试图进一步控制反右斗争的范围。指示提到，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到了7月9日，毛泽东对需要点名的右派人数的估计，就从4000人变到了8000人。⁶²8月下旬，毛泽东在修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时指出：“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材，应当大力争取过来。”⁶³当然这个十万的数字，是根据全国反右的汇报得出的，实际上已经是被官僚扩大的，而且指的是全国的右派，而不是需要点名的右派。

然而官僚集团不肯善罢甘休，9月20日至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报告中强调，关于反右斗争，要继续深入，不能草率收兵；报告总结了5月份以来的反右斗争，并对今后的反右斗争的工作做出了部署，还批评了反右中的"温情主义”。到9月20日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6万余人。为了解决前期随意乱划右派的问题，十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规定了划分或不划右派的某些参考标准，“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单位还规定了划右派的具体数字指标。“而下面的官员为了表明自己紧跟中央，在执行的时候，“上面的指标在下面一些单位也被突破了。”⁶⁴玉溪反右的时候，上面定下了反右指标，开始是3%，后来要达到4%-5%，此时其他地方的反右指标已经达到了15%，甚至20%。时任玉溪反右工作组小组长的褚时健连5%的指标都没有完成。“这样的数字心里总觉得不对头，他没有事硬要说他是右派，说他反对共产党，老是觉得整不下去。结果他们就说我手软，手软就说明你本身是右派。整别人整不下去，最后我自己被搞成右派了。”⁶⁵当时，中央下达的右派分子的指标是5%左右，但是，各地的干部都愿多抓几个，谁也不愿用"百分之五"约束自己。例如，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于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委一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复旦大学600多个教师中……右派只占8.5%。“而吉林省各高等院校，1957年7月初，讲师以上的教员中已经有7%-15%被定为了右派。⁶⁶在这样的环境下，反右派斗争迅速的扩大。在1958年夏季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55万。

除了官僚，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郭沫若、茅盾、马寅初、巴金、叶圣陶、老舍、周建人、许广平、许德玲、朱光潜，王亚南、李达、俞平伯、吴晗、秦牧、翦伯赞等人都积极参与了反右，并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文章，这部分也和他们已经与党政文官合流有关。

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代表和广大工农群众，反对的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知识分子。而党政官僚一方面打击这些人，另一方面还打击那些按社会主义方向提批评意见的人，而基层官僚还有完成任务、取得政绩的诉求。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打击的知识分子范围大大扩大了。被划为右派的大多数人，按照前述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都很难认为是右派。有些人是思想认识比较模糊，被划成了右派；有些人是单位领导为了完成指标，找出各种牵强附会的理由，被划成右派的；还有一些是由于在整风期间对领导提出了某些尖锐的意见，结果到反右的时候被打击报复，划成了右派。而真正的一心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其实并不多。这就是所谓的"反右扩大化"问题，而到今天，他们把这些问题反而算在毛泽东头上，这是对历史的完全扭曲。

195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发表《坚定的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讲话。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

……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⁶⁷

这里充分肯定了发动群众批判党内问题的路线。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化，党内的路线分歧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是希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而另一方面就是党政官僚集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他们越来越退到资产阶级的路线上了。最终克服党内官僚化问题的"双百运动”，在右派的干扰和党政官僚的反扑下，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也预示着，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爆发更激烈的路线斗争。

四、《红楼梦》研究批判与胡适批判

1952年，俞平伯将他出版于1923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加以增删，修改，改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对于俞平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青年批评家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中提出批评。认为，

“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但是，一些人以俞平伯是《红楼梦》研究权威为由拒绝发表其批评意见，最后文章登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1954年第9期）。在毛泽东了解到后，要求登在最权威的《文艺报》上。然而，主编冯雪峰在转载此文时，写了态度极其暧昧的按语。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愤怒，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信中说：

“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了袁水拍的文章《可贵的第一枪》。针对胡适的激烈批判开始了。以郭沫若和周扬带头，大批学者投入到了对胡适的批判之中，1955年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多达200万字。但这样一次批判仍然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也就是"思想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俞平伯由于承认错误，未受处分，他的版本的《红楼梦》也得以继续发行。

资产阶级的研究往往陷入唯心主义，通过唯心主义的方式卖弄才学，同时宣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往往通过繁冗的咬文嚼字式的方法进行。实际上，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和人文研究都不是脱离社会独立存在的，其中往往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无产阶级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认识世界，是为了解放；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剥削压迫和旧世界的必然灭亡，就通过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对社会和人文进行研究，这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这样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下继续革命都必须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经济斗争一起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手段。因而，对于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必须予以批判。

这件事情更暴露了，建国后，在文化领域，权威观念的官僚主义作风还存在，甚至有加剧的趋势。一个普通的研究者就不能批评一个"大家”，不论他的观点多么正确，这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路线。社会主义的文化路线，就是要让一切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科学研究和文艺作品自由的发表，而不应该因为反对权威就不予发表。而且为了减轻对知识分子个人的影响，毛泽东还故意将批判的方向引向远在台湾的胡适，这完全是出于保护知识分子的考虑，也体现了"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斗争原则。

五、斯大林逝世与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1953年3月5日，就在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导师，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与世长辞了。毛主席给予了斯大林同志极高的评价，

“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他的活动引导苏联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转移了全世界的局面，这即是正义的、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世界大规模的范围内，在地球上人口三分之八万万人以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而且这种胜利的影响，正日益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⁶⁸

斯大林在俄国革命中，同列宁等人并肩作战，带领格鲁吉亚人民推翻了沙皇政府。在苏联经济基本恢复正常发展，贫富分化加剧的时候，他带领苏联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尽管二战的打乱，使他在有生之年没有时间对社会主义的矛盾和继续革命有充分认识，但是他依然在战前，对官僚化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尝试，并通过整党遏制了苏共走向修正主义的趋势。他领导下的苏联援助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带领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而，他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

然而，在他死后，修正主义分子、帝国主义势力和托派分子，联合起来，对他进行污蔑诽谤，抹杀他的功绩，放大他的错误，甚至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苏联的修正主义集团，也疯狂地蚕食人民的政权，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干涉、甚至剥削压迫，最终使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切都是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的。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召开，24日会议结束当晚，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复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⁶⁹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中央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3月17日晚召开中央会议，19日、24日召开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4月4日又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于秘密报告进行了讨论。4月5日，中共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系统地表达了中共的意见。“它充分肯定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的方面，也批评了他们次要的错误的方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也发生深远的影响。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⁷⁰文章中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国际一片反对斯大林的声浪中，对斯大林进行了公正的评价：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此后，中共领导人一直在各种场合，在维护中苏团结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苏共的秘密报告，引起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帝国主义、铁托修正主义和托派分子都趁机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同时还发生了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叛乱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暂时接受了中国的部分意见。1956年10月30日和11月1日，苏联和中国先后发表宣言和声明，表达了团结和友谊。

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帅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最终，大会发表了宣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⁷¹

尽管中共做出了努力，但是随后，苏联仍然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中苏关系逐渐走向破裂。

第三节 人民公社大跃进，官僚主义酿惨祸

一、社会主义

1957年，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这不是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结束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⁷²

“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⁷³

在这个阶段，首要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⁷⁴这里所说的民主，当然的是指无产阶级的民主，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也可以说，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切领域的领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⁷⁵这也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行公有化改造，实行计划经济，实现无产阶级对经济生产的领导。而这些任务，我国在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

但是，为了向共产主义进发，还有很多任务是需要继续完成的。在经济上，还存在着两个所有制，也就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这是根据当时的生产力实际情况采取的所有制。在社会化大生产没有遍及各个领域的情况下，全民所有制往往需要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作为补充，“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⁷⁶尽管集体经济和商品生产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但它们承认个人或集体对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商品的交换本身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还有私有制的因素，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留。而且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是资本的产生的条件和推动力，“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所有权的。”⁷⁷商品生产还会使人们的私有观念和追求利润的观念加重，事实上，商品生产的出现，就是原始社会农村公社公有制解体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化大生产遍及每个领域和地方，那么全民所有制将会取代所有其他所有制，商品和货币将不再存在。

因而，尽管我们承认集体所有制和商品生产必然会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本身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它是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一个阶段里必然要存在的诸多事物上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事物接受下来，因为社会主义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使这些事物消亡，因而一方面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消灭这些事物的基础，另一方面要认清这些事物的资本主义本质和它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并加以批判、加以限制，时刻注意它的发展动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脑体差别还存在，同时人的工作技能也有差别，人们的思想中也还有资本主义的残留，因而按劳分配也还必须存在。按劳分配，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⁷⁸是一种平等的分配方式。但是，“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⁷⁹因为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等价交换观念的真正实现，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出发的。“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⁸⁰这种分配制度，“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⁸¹而且，它也是重新产生阶级分化，从而产生倒退到阶级社会的因素。

因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⁸²

在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不仅工资差距悬殊，干部和知识分子还享有很大的特权，而且工厂一长制，官僚对群众包办代替，群众无法参与工厂的决策和管理。尽管这些比起资本主义根本不算什么，但这不符合我们共产主义的方向。因而，尽管这些现象都将长期存在，但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逐步改变这些。工人和农民应该参加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应该参加劳动，还应该让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和技术，这样才能逐渐缩小脑体差别。工资等级也应该减小，应该实行巴黎公社的干部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原则。而且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特权本身是一个错误现象，应该予以纠正。

工农、城乡之间差别也很大，农村还需要大规模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生产，从而使得所有的集体所有制都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同时还应该不断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抵抗农民个体生产的自发倾向。“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⁸³

在政治上，群众参加政治决策、监督和公职人员选举撤换还不可能，这样就存在官僚利用政权进行复辟的可能。而1957年民主参与的"双百运动”，也因为右派的干扰和官僚的打击告一段落，因而政治关系上的革命也要继续。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时期需要根据实际条件逐渐解决进行改革的地方，应该逐步扩大民兵组织，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监督和管理中，更好地发展群众组织，以利于群众参与政治。文化上，也应该有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要真正拥有文化领导权。

所以，社会主义不会自然过渡到共产主义，因为，在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上还有很多需要革命的地方，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正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还存在着矛盾，阶级斗争也将继续存在。

首先，面对这些问题，党内的分歧越来越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本来应该带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但是从党诞生起，就不断有党员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他们不愿意接受人民监督，不愿意给人民民主权利；他们不愿意和群众过同样的生活，不愿意消除三大差别；他们不愿意群众参与到在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管理中；他们不放手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而是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以及文化上的进一步革命，最终他们想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实际上是已经消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招魂师和代理人。

同时，国际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以及被消灭了但还希望反扑的资产阶级都将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因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出现端倪，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进行，走资派越来越反对无产阶级的脚步。

实际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在和官僚主义者，国际的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上已经被消灭但还希望反扑的资产阶级斗争的同时，逐步使人民群众参与到经济和政治的管理中来，建立起全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全民所有制，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除三大差别。这个过程就是1958年以来一直到1976年全部的中国历史，但是最终，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没有能战胜资产阶级，没有完成这一使命。

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

1. 大跃进的发动

一五计划尽管取得了非常大的建设成就，但是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不足，1956年，在着手编订二五计划的时候，毛泽东对于一五计划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⁸⁴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城乡、工农差别，以及重轻农比例问题。有人认为，工业积累依靠农业的剩余产品是对农民的剥削，这是站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可以提升农业的技术、生产农用机械，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最终城乡都会成为全民所有制，农民也成为了工人，因而，工业积累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国家的工业积累，归根到底是工人和农民的积累，因而这并不是剥削。但是如果只是积累，不注意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对群众的脱离，也不利于生产的积极性。因而着手解决农民生活水平，包括改善农村包括医疗、教育、水利在内的基础设施，减小城乡差距，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在农业合作化后，随着生产力提升，以及农村卫生条件改善人口增长加快，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如何利用，这是第二个问题。工业化需要积累工业基金，但积累工业基金主要来自于见效快的轻工业和农业，而且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也需要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需要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如何在保证重工业为主的基础上，增加农业和轻工业建设，这是第三个问题。如何能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大搞科技创新，在快速建设的同时，让人民能逐渐参与到生产的管理中，这是第四个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指向了一个解决途径，那就是农村工业化，同时在城市农村搞生产竞赛和技术革命，使工人农民参与文化和技术的学习与革新。在农村，利用剩余的劳动力，建立劳动密集型而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轻工业，同时加大农业投资，在农闲时，或者是不需要从事农业的人，可以从事生产工具、消费品、农产品加工、化肥等轻工业生产，一方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快速提升积累，为重工业建设积累资金，还有就是逐渐消除城乡、工农差距，可谓一举多得。

同时，毛泽东还鼓励工农学习科学技术，开办工人和农民学校，以使得工人、农民掌握生产技术，从而逐渐消除脑体差别。“现在是新的革命，向自然斗争，要学习这些知识，需要五年时间。下半年就要提出学习技术，向全党提出，又红又专，在全党造成空气。”⁸⁵由此提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和革新技术，正如大跃进的口号，“群众必须自己掌握文化与科学”，“反对白专路线”。这样既能使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又有利于技术创新，因为很多技术只有在劳动生产中才有创新的动力和方向。群众运动式的技术创新是毛泽东的一个独创。同时，要保证这一经济计划能够顺利实行，就要在中央领导的基础上，扩大地方权力。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了党内官僚的反对。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反冒进”。同年11月10日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价时周恩来说：“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陈云也在同月说"1953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1953年的还大一点”。随着毛泽东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八届二中全会反冒进达到了高潮。其原因是各地官僚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建设力度能加大，不论是工业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希望能多留在自己这边，而不希望平衡各地建设和下放权力，尤其是将很多投资和权利下放到农村。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讲了七点意见，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提出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必须要平衡各地以及农村和城市。最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而这个口号之下就是农村工业化以及生产和技术群众运动的政策。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时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他谈的观点得到了反冒进人的接受，大跃进开始发动起来。

然而官僚依然不希望缩减城市工业建设，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大跃进的方针本来是"两条腿走路”，也就是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在农村发展以土技术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是1957年底到1958年初，大跃进发动起来后，由于计划权利的部分下放，和官僚为了政绩的高指标，第一条腿疯狂膨胀，这样就造成了煤的紧缺。要优先保证煤的供应，外运的运输线已经被运煤列车挤满，而中国铁矿分布得非常分散，当时中国钢铁生产却过分地集中，因而钢铁的生产和运输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疯狂变大的第一条腿。

最终，1958年8月，毛泽东不得不在听取了薄一波、王鹤寿等人证明农村"土高炉"是可行的汇报后，做出用"第一条腿压第二条腿"的决策，也就是发动农村用土高炉大炼钢铁，这意味着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被按劳动密集型的方式处理。很快，一级压一级的行政命令使得强行摊派的炼钢指标，取代了原本农村应地制宜自力更生发展小工厂的行动。不仅农村劳动力被过量占用，而且资源遭到极大的浪费。平衡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平衡各地，以及平衡城乡的战略，被官僚的高指标、瞎指挥彻底打乱。它还加剧了官僚的包办替代，而不是使农民参与到建设的规划和管理中。大跃进最终出现的严重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第一条腿严重压垮了第二条腿。

但是，大跃进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为重要的，就是鞍山钢铁厂工人有一个伟大的创造——“鞍钢宪法”。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把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结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政治挂帅；坚持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命。“首先，“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消除脑体差别的重要途径，只有工人有机会参与管理，学习技术，才能真正防止官僚不以权谋私，才能学习管理经验，才能真正达到消除脑体差别的任务。而政治挂帅则是否定了依靠物质刺激等方式激发积极性，而是依靠工人的思想觉悟的提升，这样工人就真正从劳动者转变为国家的主人。而群众运动是保证这一切的方式，尤其是它与技术革命是紧密结合的，通过群众、干部、技术人员的结合，创造出更符合生产实际、更紧密结合工人需要的技术，而不是资本主义下只重产量不顾工人死活的技术。鞍钢宪法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对生产关系的一次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逐步被消除，向着共产主义进发。

在这样的改革下，鞍山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机械化程度人为提高，鞍钢己由百分之七十一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一；地方工业也由百分之三十八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三。许多厂矿职工，为了摆脱笨重体力劳动，往往都是日夜苦战，不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不下火线。鞍钢运输部的职工，就是大干了一个月，基本上实现了装卸半机械化、机械化的，既放下了扁担、抬筐，又节省出一千多名工人。

……到二月底，已经实现重大的新技术十八项，攻克技术尖端十一项，试制成功新产品四十一种，……例如，在烧结矿中加生石灰，提高混合料固定炭温度和抽风温度，产量可提高百分之十八点六；喷焦少用冷水、多用热水，焦炭转鼓指数可提高五至六公斤，高炉试行铁水预热、降低含矽量，可使每一炉钢的熔炼时间缩短一至一个半小时；平炉的高温、快炼、分层混合烧透加料法，在第一炼钢厂首创成功全面推行后，全厂熔炼时间平均缩短了十九分钟。以上是原料、燃料、冶炼系统从技术操作方面实现了的重大革新和革命。在轧钢系统，虽然设备是最先进的，但是只要打破设计规定，敢于革新，就大有可为。例如，鞍钢第二初轧厂继创造"七双"轧制线成功，从送料到成品的整个操作过程中，实行双夹、双运、双轧、双推、双剪、双吊、双翻，可提高设备能力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之后，又在原来只能生产半成品的连轧机上进行革命，试轧成功型钢成品。这样由钢锭一次轧成钢材，不再加热，既可大大节省原材料，提高钢材收得率；又解放了型钢厂的生产能力，是一项具有巨大技术经济意义的创举。无缝钢管厂有五个操作台采用电气联动控制，已实现了无人操作；在一四〇毫米轧管机组上试轧二〇〇毫米管子成功，用小型机组轧大管，解决了我国目前不能生产的无缝大管问题。此外，鞍钢半连续轧板厂使用同位素测量钢板的匀度和温度；矿山设计院用低温煤焦油代替大豆油试验成功铁矿石浮选捕收剂；南部机修厂用高砂球墨铸铁、铸钢代替铜料；以及地方国营鞍山轧钢机械厂初步试验成功的无线电遥控天车，等等，都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有普遍推广价值的尖端技术。

……今年一、二两月，全区工业总产值均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中一月份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二；二月份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三。与去年同期比较：一月份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七，二月份增长百分之五十一点九。鞍钢总产值一、二两月份分别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五点二和百分之二点四，地方工业总产值一、二两月份分别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八点八和百分之三十三点六。”⁸⁶

很多地方还开办工人"半工半读"学校和工人学习小组，旨在提升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管理能力、技术技能。例如，“中共上海市委初级党校和区委的一些理论教师，已经开始深入工厂，帮助工人建立哲学小组，和他们一道在小组会上研究理论问题，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们也在和工厂联系，即将参加在工人群众中普及哲学的工作。”

可见，大跃进中，并不是中国普遍出现了问题，而是官僚主义越严重的地方，问题越严重。而路线正确的地方，按照大跃进的正确方向进行改革，则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2. 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中，一个基本的经济政策就是农业建设，主要手段就是组织人力、物力大搞开荒、农田改造、农田水利建设及农业新技术、机械化的采用。这就不是原有的合作社能够容纳的了。例如水利建设涉及很大的面积、人力和物力，这就需要原有的合作社合并为更大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除了是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外，基层政权机构（乡镇级），也就是所谓的"政社合一”。在人民公社中，原有的合作社（行政村）形成大队，自然村形成生产队。“兴造水利工程运动"开始于1957年秋天，到1958年初的几个月其规模便急剧扩大，达到千万计的规模，并直接引发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29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正式批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议。决议批准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并承认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决议认为，“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的规模较为合适。决议指出，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防止强迫命令和急于求成，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此外，决议强调人民公社的性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

然而官员为了政绩再次不顾中央的决议，强行命令组建人民公社。到9月底，至少有90%的农户已正式加入了新建立的人民公社。年底以前，实际上所有的农村人口都被组织进由75万个合作社匆匆合并而成的2.4万个人民公社之中。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官方规定的要大得多，在"一大二公"的号召下，平均每个公社由5000农户（约3万人）组成。不过各社社员数量很不均衡，少的有5000人，多的超过10万人。许多人民公社无视8月决议的禁令，乌托邦幻想的膨胀导致了完全废除个人财产，实行社会绝对平均的要求，即所谓"共产风”，把不同合作社强行拉平，还收回国家贷款，这就是"一平二调三收款”。由于绝大多数强劳力和妇女都参加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劳动，1958年初尚占耕地总面积7%的自留地实际上已被取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最激进的地区，社员家中从锅瓢碗罐到钟表、家具都成了集体财产，上交给公社，或者投入到土高炉中炼铁。尽管共产主义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这必须要结合生产力和人们的思想状况，超出了一定限度，主观主义地强行进入共产主义，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然，人民公社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个就是水利灌溉，

“从1950年到1955年共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四千万亩；从1955年冬到1956年春，在一个高潮中，扩大灌溉面积即达一亿二千万亩，接近过去五年的总和；从1956年冬到1957年春，在反冒进之后，只完成了三千六百多万亩；从1957年冬到现在，在大跃进的形势中，扩大了灌溉面积四亿亩，不但超过了解放后八年扩大面积的总和，而且超过了解放前几千年累积的灌溉面积。……去冬到现在全国所做的工程，完成土石方三百三十亿公方，共可扩大灌溉面积四亿亩，改善灌溉面积一亿六千万亩，治涝二亿二千多万亩，完成水土保持初步控制二十万平方公里。在已完成的四亿亩灌溉面积的工程中，大约有50%到60%已经发挥了效益。有相当数量的蓄水工程，在汛期蓄水后，就可以发生作用。”⁸⁷

医疗方面也有非常大的改进。由于新中国的医疗技术人员以及医疗资源都十分匮乏，而且不可能很快发展起来，在新中国提出的医疗卫生事业四项指导方针⁸⁸下，赤脚医生开始出现，所谓赤脚医生，就是"半医半农"的农村医务人员。在1958年，农业集体化运动进入高潮，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高涨，大量的上海医师组织起来奔赴农村，办短期培训班，将大量农民培养成卫生工作者。这些工作者通过自己务农和公社经费为生，这样就使得公社可以通过自己的经费办起免费的"合作医疗”。

教育方面，伴随着人民公社化，地方大搞群众教育，“红专"大学、夜校、业余教育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半工半读"计划纷纷出现。地方办教育主要目的是为农民提供开办农村地方工业所必需的基本技术知识和基础文化知识，并推动在农业生产中进一步采用现代技术。公社还大办幼儿园、小学，使得小学入学率大大提高。从建国到1976年，中国识字率从10%增长到90%，基础教育基本普及，这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不可分开的。

人民公社比合作社有很大的优越性，由于范围扩大，因而像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机械化生产、办教育、办医疗，这些不可能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完成的任务，被人民公社完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极左做法是导致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过快地、命令主义地建立公社，而不是发动群众；建立过大的公社，过分的拉平个合作社，这样"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极左做法，以及更为过分的刘少奇、陈伯达等鼓吹的"乌托邦式"的集体食堂、集体宿舍、取消商品等措施，完全不符合生产力和农民思想觉悟，更是极大地破坏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常进行；而官僚在刘邓的鼓吹下搞浮夸风使得问题进一步严重。因而，不应该彻底否定人民公社，而是应该革除这些不合理的因素，尤其是解决官僚化问题。

3. 从纠左到反右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官僚化的问题，很多令人发指的现象出现了。许多官僚为了追求政绩，不顾人民死活。自主权下放到地方，但是官僚将自主权截留，没有发动群众，而是为了政绩，定下完全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刘邓等人还在鼓励官僚的高指标。⁸⁹而这之中最为恶劣的就是"大炼钢铁”，造成了劳动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官僚还强行命令建立"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对不同合作社"一平二调”，严重打击了生产积极性。而刘少奇、陈伯达等人激烈的乌托邦鼓励更是助长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蔓延。而对于无法完成的指标，只能虚报产量。而且由于农业劳动力都被抽调从事工业、修水利和各种建设项目，尤其是"第一条腿"压过来的大炼钢铁，原本过剩的农业劳动力突然短缺，造成了粮食丰产不丰收的局面。国民经济的计划和协调被普遍破坏，从而导致了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与分配物严重低效，普通运输过分紧张，工业所需的材料奇缺。地方实行的"命令主义"即包办替代主义使得公社的集体劳动整齐划一，为了完成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而尽可能地延长了劳动时间，农民被弄得筋疲力尽。这完全背离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衷。

于是，毛泽东开始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以阻止党政官僚为了政绩在运动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1958年11月毛泽东激烈批判了陈伯达的废除商品生产的理论，商品生产的确是共产主义要废除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废除商品生产的条件，集体化经济和个人经济成分还将长期存在，全民与集体、集体与集体、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全民之间的商品生产不可能废除：

“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

1958年11月底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进行了批评。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

这次会议决定，重新以生产大队为劳动组织和生产的基本单位核算单位，工业企业归公社所有，而农业生产和副业的结算单位为生产队，反对了当时的"共产风”，是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和人民思想条件的。会议决议还论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区别，坚决申明公社依然是社会主义性质。与此同时，决议警告人们不要急于求成，过早地采用共产主义的措施，幻想超越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相应地，决议要求恢复诸如住房、家具、生活用品和小农具等财产的个人所有权，恢复自留地以作为粮食的补充生产，将小家畜和家禽归还给农民家庭。

毛泽东发现主要是省市干部强制命令推动了农村的种种问题，中央的指令到不了基层，基层的情况到不了中央，问题的根源是省、地一级的领导机关，因此毛泽东说：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到1959年，毛泽东的批评就更激烈了。1959年2月，郑州会议开始着手解决"共产风"问题，毛泽东提出：

“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郑州会议确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原则。这一时期的工作目标是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以及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对"共产风"进行全面清算和退赔。

但毛泽东这些纠正错误的举动，遭到了来自地方的或明或暗的抵制。1959年3月15日，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党内通信》。在中共历史上，采取这种以个人名义解决政治问题的做法是没有先例的，如果不是毛泽东认为官僚已经阻碍了基层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央的正确决策在向下传达过程中被地方党政机构普遍抵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被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需要"打折扣"的问题，他是不会采取这样的直接与地方基层通信的方法的。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正式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国家官僚作为决策执行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抵制毛泽东扭转大跃进形势的努力，因此毛泽东决定运用党的关系解决问题。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出了致六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的《党内通信》。它直接发给了最基层的党组织，因此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公开了对浮夸风进行严厉批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⁹⁰

这里的"包产"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主要负责生产，对于生产队无法容纳的企业和水利等归公社所有。这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和人民思想条件的所有制，“一大二公"实际上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逐渐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建成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有效途径，只是官僚化带来了种种问题。为了彻底解决官僚的包办替代和为了政绩瞎指挥带来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将大跃进扳回正确的轨道。1959年6月29日和7月2日，毛泽东两次开会，确定了提交会议讨论的18个问题，并定下了"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基调。改革的方向也就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政策下，革除掉那些错误的做法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当然，这时毛泽东依然没有认为，对官僚要毫不留情的斗争，而是主张，在纠"左"过程中，各级都要承担责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不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全党没有经验，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找到纠"左"的办法，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纳入正确的轨道。

但是，本来庐山会议会期预计7月15日结束，彭德怀觉得自己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欲言未尽，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于7月14日晨将信呈送毛泽东。7月16日毛泽东将信印发大会讨论。彭德怀的信没有吴冷西等人起草的《议定纪录》尖锐，毛泽东没理由因此发火，对于彭德怀的一些过分地否定大跃进、攻击党政官僚的言论，毛泽东开始只是不满意，也没有将彭德怀的信看得那么严重。⁹¹而且此前陈云也写了一封不比彭德怀温和的信，毛泽东就欣然接受了批评。毛泽东视察湖南时，主管湖南农业的华国锋直陈大跃进的种种弊端，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实际上，毛泽东意识到，当时不仅党内外，而且就是在庐山会议这样党内高层的会议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有着相当严重的分歧。彭德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是彭德怀一个人，而是相当一批人有这种看法和认识，因此将信转发为会议讨论，便于消除分歧，以利于今后的工作。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拟标题为《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在批示印发会议讨论时，他既没有对信作任何评论，更没有对信进行定性。

在讨论中，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一机部部长赵尔陆、财贸主任李先念、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总参谋长黄克诚支持彭德怀；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副总理贺龙则认为彭德怀观点不妥，尤其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7月21日，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肯定了彭德怀的信，为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做了辩护，系统阐述了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并从理论上作了分析说明。7月22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议，准备第二天召开大会。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主要批评了两种倾向：一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但听不进不同意见，一触即跳的人，劝他们要听得进批评；另一种是动摇的人，毛泽东认为他们是从根本上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毛泽东指责这是右倾的表现。但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批的是彭的观点，但并未点彭德怀的名，而是点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名，如柯庆施、王鹤寿、谭震林；对彭德怀的信及一些人的言论，并未全盘否定，而是肯定其基本正确，但指出部分不妥；明确指出他们不是右派，“离右派30公里”。⁹²

实际上彭德怀事件与高岗事件性质相同，都是文官官僚与军队官僚之间的斗争，在党政文官犯了严重错误时，彭德怀希望借此打倒党政文官，毛泽东自然不希望彻底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政文官，因为他们有执政能力，而且这时还并非不可改造。既然毛泽东支持了党政文官，党政文官也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原定7月31日会议结束，

“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⁹³

8月1日在八届八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在全会上，彭德怀等人出口随意，态度不冷静，比如彭德怀之前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骂娘"的话，要"请苏联红军来"的话，被陈毅、贺龙等人揭发后，更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紧张。而之前在7月23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谈话的小组织活动被罗瑞卿揭发。彭德怀的言论又引起人们对其与苏联关系的猜测，赫鲁晓夫批评指责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彭德怀刚从苏联访问归来，他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某些观点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观点相似，他也说过"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之类的话，因而被人怀疑为"从国外取经回来”，“里通外国”。

这些都使会议形势急转直下。很快，有人开始联系彭德怀与高岗的密切关系，批评他在"高饶事件"中的表现，认为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余孽”，甚至提出"彭、高联盟"的说法。在批判中，刘少奇、贺龙、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罗瑞卿等人的言辞尤其激烈。最终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为反党集团。罪名是否定"三面红旗”，“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还有与高饶集团有染。

而大跃进结束后，国家为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但是刘少奇说：“所有同志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后来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专门提到了彭德怀问题。

“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

很明显，真正要打倒彭德怀的，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政官僚。最终，

“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⁹⁴

可见，毛泽东并不希望彻底打倒彭德怀，尽管他在会议中言语激烈，多有触线的话，而且还有小集团活动，但是毕竟他是可以平衡刘少奇等党政官僚势力的力量。然而批判彭德怀却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就是党政官僚借此批判那些指出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的人，许多反对左倾、抵制"四风"的基层工农干部被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样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机会没有了，最终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4. “三年困难"与"三面红旗"的得失

大跃进中，最大问题在于，强行命令农民进行工业生产尤其是钢铁生产。大跃进最初的设想也是利用过剩的农村人口和农闲时期，然而大炼钢铁等高指标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被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并被疯狂的指标压得精疲力尽，农业劳动力迅速由过剩变为匮乏。1958年由于大炼钢铁，在丰收时，收割的劳动力匮乏，造成"丰产不丰收”。而接下来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台风在中国南部省份和辽宁省造成了巨大的水灾，而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则饱受旱灾之苦，害虫威胁着农村大片地区。全国60%的农田都受到涝灾或旱灾，农业生产直线下降。

一方面是自然灾害和瞎指挥导致的粮食减产，另一方面是工业大规模发展造成大量人口进城，以及中苏关系恶化逼迫中国还债，导致对农产品需求暴增。更致命的是，在上级要求放卫星的强大压力下，农村干部极大地夸大了农业产量，从而使国家领导人们得到的已经被挤压出水分的产量数字仍然远远超过了实际的产量。在农村拥有大量余粮这种错误的假定下，国家放弃了一直采用的稳健政策，大幅度地增加了粮食征购定额。1959年，尽管农业产量已经下降，国家征购的粮食却大幅增加了。直到1960年，中央才真正认识到形势的严重，削减了粮食征购数量，然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着大片农村地区了。

例如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大刮浮夸风，积极"反右倾"给河南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制造了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一九五八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一九五八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围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兰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兰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⁹⁵

刘少奇对于运动中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刘少奇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在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事实上，刘少奇对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左"倾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实施。

……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

……而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对于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的观点，刘少奇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如1958年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一点：‘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而在毛泽东努力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时，"……刘少奇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后者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⁹⁶

刘少奇先是反对集体化，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又搞极左，这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但是联系到整个官僚集团的行为，其实并不难理解。当时官僚们一方面为了政绩，另一方面不愿意人民做主，因而采取命令主义的做法，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问题，这些都是官僚主义者贯有的行为。而刘少奇即将上任国家主席，他作为官僚的头目也希望出政绩。因而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他不仅不反对，还推波助澜。毛主席纠正时，他为了官僚集团利益，不愿意承认错误。

1960年夏季，赫鲁晓夫突然撤走了在中国约200个企业工作的1400名科学家和专家，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危机。突然撤走专家意味着大批在建的工厂停建，而许多在建的工厂也无法继续施工，因为工厂是按苏联的设计图纸建造。由于苏联同时中止了交付计划和设备的合同，新的计划项目也被放弃。这给中国的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尽管中国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储备粮的分配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买的大批小麦，但是中国依然出现了十分严重的粮食短缺。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有多少，但是大量人口都陷入饥饿的状况。毫无疑问，它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征途中书写了惨痛的一页。

我们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从而消除三大差距的重要创举，各领域都有非常多的伟大突破。但是在官僚为了自身利益和不顾实际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之下，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大跃进期间，国民生产总值，1958-1960年的三年中增长了31.67%，年增长9.6%；1958-1962年的五年中增长指数为90.28%，按水平法测算，年递减2%，如按累计法测算，年递减0.62%；1958-1960年也实现了工业大跃进，这三年工业增加值年递增28.1%，工业总产值年增32.8%；按水平法测算，“二五"时期GDP年递减2%，农业增加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递减5.65%和4.3%。主要农产品产量中，除羊存栏数年增长6.4%外，其他都有大幅度下降。⁹⁷而且毛泽东原本想调节的重轻农以及城乡、各地的比例也没有调整，由于疯狂的指标是经济发展更为畸形了。尽管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技术人员以及要求还债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但是没有官僚的问题的话，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问题。可见官僚化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使得中国无法完成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

很多人不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历史过程，彻底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两个运动的具体内容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把毛泽东批判的官僚的种种行为，一并算作毛泽东和人民的愚蠢，这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胡言乱语！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问题，只能靠坚决彻底的阶级斗争——同党内的官僚主义者斗争——来解决，而不是走复辟的修正主义道路。复辟只会使农业的生产力遭到破坏，农村凋敝，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从经济调整到"三自一包”

1. 《六十条》与"人祸论”

1960年8月国家计委讨论编制1961年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8月底，李富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增加了"充实"二字，变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其适用范围则由计划部门的工作方针变成党和政府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时肯定了八字方针。当然大跃进的设想在后来，尤其是文革时期，逐渐的实行了，但是作为"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一段历史时期的大跃进就此结束了。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整改中，人民公社规模大大缩小，全国2.4万个人民公社分解成大约7.4万个，每个公社约有1600个农户，而且以生产队（即当年的农业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真正符合当时情况的制度。

这时，毛泽东已经对"大跃进"的问题也作了深入思考，他在党内公开提出了"人祸"论：

“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⁹⁸

后来，毛泽东还对庐山会议进行了反思：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⁹⁹

有人认为"人祸论"是刘少奇提出的，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除掉"说这话"的刘少奇，这只能说是对历史的无知。实际上，正是毛泽东一直在反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并提出"人祸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讲话只是复述了毛泽东的话而已。而所谓的"人祸”，主要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

2. “七千人大会"与"三自一包”

1962年1月11日开幕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主要负责人以及军队的部分领导干部参加。因有7000多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在会议上，刘少奇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在纠正共产风错误的同时，农村包产到户重新死灰复燃。原来主要是各省自己在搞，到了1962年春夏期间，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陶铸等均对此表示赞成。邓小平提出了"猫论”，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集体还是个人)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把个体企业作为基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但为了解决紧急情况可以暂时使用。现在看来，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当前最主要的是粮食问题。搞个人生产能增加粮食产量，这是件好事情。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据刘少奇在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田家英湖南调查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时也说道，“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这就有了当时提倡的"三自一包”，即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供个人买卖，实行企业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农业上有"四退还”，即退还土地、大牲畜、小牲畜和园林给个人；工业上有五调整，即对集体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改，意思是要把它们中许多变为私人所有。

为什么官僚会有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党内的官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思维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他们并不支持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党内革命派的推动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官僚集团又不愿意发动群众，让群众参加管理，而是希望采取命令主义的做法，包办代替，为了政绩大搞极左。但是问题确实出现了，于是他们就又退到了原有的路线上，希望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官僚的路线不论左倾还是右倾，都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他们始终不愿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使是不得不按照公有制，他们也要继续保留旧生产关系的残余，也就是一长制，效率优先，物质刺激，他们不愿意消除三大差别，尤其是不愿意无产阶级当家作主，参与到国家和经济的管理中，因而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对生产关系的革命的。

然而，“三自一包"实际上是开倒车，既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又会造成贫富分化，这样一来，近10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努力就白费了。资本主义的风气又兴盛起来，人们开始对集体生产懈怠，专谋私利，这从长远来讲，实际上完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小手工业和个体农副业实际上是阻碍生产社会化的，这就使得生产力只能停留在旧社会的水平。而且，富得越来越富，穷的越来愈穷，又会出现"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有弥望之田"的状况，这是让人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而农业的社会主义基础一破坏，整个工业的社会主义基础也就倒塌了，资本主义将会复辟。因而，实际上党内的路线分歧已经十分严重，已经不能不进行党内的斗争了。

3. 重提"阶级斗争”

于是毛泽东开始反击"三自一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很鲜明地提出存在如下的阶级斗争情况：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同时，在党内资产阶级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政治关系改造的情况下，在他们公然实行复辟政策的情况下，1962年8月6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竞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¹⁰⁰

8月9日的会上，毛泽东继续提到：

“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¹⁰¹

这些讲话，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重提"阶级斗争”，是在党内路线分歧已经不可调和的时候，党的路线的一次重大调整。随后，邓子恢等人开始做检讨。关于形势问题，刘少奇也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八届十中全会。中央委员82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一次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全会的公报中基本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¹⁰²

当然，这里只讲了复辟的国际基础和部分社会基础，由于党内分歧还没有公开化，无产阶级阶级代表也没有社会主义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矛盾认识还不成熟，因而并没有指出其实复辟动力主要来源于，先锋队中的部分人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了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实际上他们才是阶级斗争最大的对象。

但是，至少从此，“反修防修"和"阶级斗争"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从此以后，无产阶级及其阶级代表与党内走资派及其代表的各领域的资产阶级或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开始进行明确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双方，一方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继续革命，逐步改变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使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而另一方则是要固守现有的秩序，甚至妄图复辟倒退。接下来的"四清运动”，就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一次尝试。

很多人说毛泽东爱斗争，“有斗争要上，没有斗争创造斗争也要上”。实际上，斗争是针对客观的阶级状况进行的。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存在着两个发展方向，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因而，社会主义阶段，不可避免的要进行阶级斗争。否认阶级斗争的现实性，实际上是希望无产阶级消极化，放弃斗争，从而资产阶级可以毫无阻力的进行复辟，对人民剥削压迫。

四、西藏改革和对印自卫反击战

西藏和平解放时，仍然实行封建领主制度。领主对通过徭役地租、实物和货币地租等形式剥削农奴。占总人口2%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三大领主完全占有西藏地方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操纵着西藏的经济命脉。西藏所有部落都归三大领主管辖，部落头人由领主委任，有些甚至直接由领主派管家管理，领主按牧场派差税。领主的代理人¹⁰³同三大领主一起组成藏族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西藏的农奴阶级虽占西藏总人口的近95%，但不占有土地和牧场，对农奴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农奴全年的劳动成果约有70%~80%为农奴主所掠夺，所剩不到30%连维持肉体生存都很困难。

此外，高利贷盘剥是剥削、压榨农奴的重要手段，三大领主都是大大小小的债主，负债户约占户数总数的90%。债主中又以寺院领主为主，一般利息率为30-50%，有的高达100%甚至150%。高利贷是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正像一首歌谣所说的，农奴们"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脚印”。十世班禅在1988年4月接受《民族团结》采访时说：“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处在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其黑暗、残酷的程度，恐怕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¹⁰⁴

从民国时期开始，西藏虽产生了某些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贸易也有所发展，但封建农奴主经济依然占绝对的优势。农奴主对广大农奴的剥削变本加厉，封建农奴制日益走向没落和反动，成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长期以来，西藏的农牧业、手工业生产落后，与内地的商业贸易成为西藏地方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西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些商品，例如茶叶、粮食、盐、布匹和农具、金属器物等都来自于内地。在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以后，西藏统治阶级出现分裂。一些西藏贵族出于保护自己特权和财产的目的，在列强枪炮的威力面前转而投靠英国人，最终走上了分裂西藏的"独立"道路。到40年代，演变为以擦绒、夏格巴等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和以达扎为代表的藏独集团。

1951年5月23日，西藏的和平解放标志着西藏民主革命的开始，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的8年间，中央集中反帝，暂不反封。对于统治阶级，“只要他们割断同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干涉者的联系，不再进行破坏活动，就不咎既往。”¹⁰⁵因此，《十七条协议》除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外，在肯定了西藏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改革的同时，又根据当时的情况规定了"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方法解决之。“这是从统一战线和发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双重角度考虑的。毛泽东还着重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¹⁰⁶

进藏的解放军、干部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并认真执行《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不仅不提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不搞阶级教育，甚至像《白毛女》这样在祖国内地家喻户晓的电影在西藏都是禁止放映的。在从1951年至1959年的8年中，中共西藏工委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僧俗上层中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西藏各阶层人民为执行《十七条协议》而斗争；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开展影响群众的工作，做那些西藏上层同意、人民群众拥护的事，如筑路、架桥、建机场、办学校、免费治病、发放贷款等。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进藏之前，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建设”，“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西藏和平解放后，设法排除原有统治阶级的干扰，救济扶助贫困的农牧民稳定发展生产。1952年5月，进藏部队首次发放无息农贷30亿元（旧币）。到1958年，共发放贷款折合银元270多万块。其中，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决定对1950年以前各宗历年积欠的农业税全部免征。与此同时，还向贫苦农牧民和手工业者无偿发放生产工具、无息贷种和贷款。到50年代初，全西藏尚无一条正规的公路，中央投资2.6亿多元（新币）巨资，动员数万进藏部队进行义务劳动，用四年多时间修筑成康藏、青藏公路。¹⁰⁷

尽管中国政府坚持了《十七条》的方针，但是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1957年12月公布自治区筹委会规定凡是当了国家机关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农奴主阶级占有农奴人身的奴役制度被冲破了一个缺口。¹⁰⁸这些都已经动摇了原有统治秩序的方方面面，对农奴主提出了尖锐挑战。从1956年开始，四川藏区的民主改革（土改）引发了血腥反叛，西康叛军进入拉萨。叛乱向其他藏区蔓延，范围越来越大，终于在1959年3月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成立"西藏独立国”。驻藏部队坚决迅速地平息了叛乱，同时遵照"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进行了民主改革。

按照中央"充分发动群众，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的方针，民主改革进展迅速，摧毁了西藏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短短几年内，改变了生产资料的领主所有制，将280多万克耕地分给了20万户无地的农奴和奴隶，过去曾居无定所、食无定粮的百万农奴得到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房屋、财物全部没收，在农区土地"谁种谁收”，在牧区牲畜"谁放牧归谁”；第二步，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双减”（减租、减息）、“两利”（牧工牧主两利）；第三步，划定阶级，分配土地。对未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由政府出钱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土地、牲畜）赎买下来，平分给所有人，赎金由政府分期分批付给，并请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到政府、人大、政协去做官拿薪。牧区对未判牧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团结面更宽，打击面更小。

寺庙是封建农奴制度的典型代表，许多寺庙的反动上层就是武装叛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首先清查叛乱分子，其次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然后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由"贫苦喇嘛"当权，对被视为农奴主的"上层喇嘛"进行专政。民改后，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寺庙失去了行政、经济事务中的权力，按照宪法规定不能干涉教育、司法，失去了全部庄园、农奴和政府中的显赫地位。寺庙只保留553个，僧尼只保留约7000人，对于保留的寺庙也分给一定土地，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收入来源一是靠赎买金维持正常活动，二是老弱病残和念经的僧侣按月从政府领粮油，三是有生产能力的僧侣参加农牧业、副业和林业生产，为寺庙开垦出荒地和牧场，自食其力。¹⁰⁹

西藏人民终于从上千年的农奴制枷锁中解放出来了，正如纪录片《今日西藏》的插曲《翻身农奴把歌唱》所唱：

“太阳啊霞光万丈

雄鹰啊展翅飞翔

高原春光无限好

叫我怎能不歌唱

高原春光无限好

叫我怎能不歌唱

雪山啊闪银光

雅鲁藏布江翻波浪

驱散乌云见太阳

革命道路多宽广

驱散乌云见太阳

革命道路多宽广

毛主席呀 红太阳

救星就是共产党

翻身农奴把歌唱

幸福的歌声传四方”

翻身后的农奴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农奴们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有的还唱：“太阳出来了，青草长苗了，我们新生了！“在翻身农奴当中，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

按照毛主席提出的"稳定发展"的方针，生产资料从农奴主所有制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从1961-1965年"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更不搞人民公社。“从1964年起，中共西藏工委就开始了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工作。到1966年底，已在全区试办了150余个人民公社。1970年底，中央发出了《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当年全区就建立起1000余个人民公社。至1975年底，在西藏除阿里地区之外的将近2000个乡中，先后建立了1921个人民公社。1975-1976年，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又领导了全区范围内对城镇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¹¹⁰

因为解放军在进入西藏后，与印度领土接壤而产生一系列领土问题，在双方会谈破裂后，1959年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逃往印度受庇护，中印两国开始交恶。后来一连串交火冲突更使印度开始进军藏南地区建立军事据点，并出兵造成此次战争。1962年10月中国开展对印自卫反击战，11月中国取得了胜利，阻止了在苏修支持下的印度对中国的侵略。

五、苏联修正主义道路与中苏关系破裂

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根源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和管理、技术人员掌控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如果不能继续革新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不能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的政权就会丧失。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台，以及之后采取的一系列修正主义政策，一步步篡夺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是资本主义在苏联逐渐复辟。

在1957年宣言之后，赫鲁晓夫继续宣扬"三和两全”¹¹¹，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阶级斗争，鼓吹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所谓"和平过渡"的办法走线社会主义。苏联国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充斥着文化界，社会阶级分化逐渐加深，官僚化日益严重，社会的革命风气已不见踪影。这样，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也不可避免的走向恶化。而苏联与美国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妄图共同瓜分世界。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¹¹²

1960年6月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苏联又突击式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

7月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苏联的举动，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此后，中苏之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论战，世界上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分裂为修正主义的"莫斯科派”，和革命的"北京派”，也就是后来的"毛派”。

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给原本蒸蒸日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而且与苏联近乎同时，除中国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坚守着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当然还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剥削的人民，在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并肩作战。五连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一方面给中国极大地警醒，让人们知道，无产阶级获得政权，还有可能失去，而最大的敌人正是党内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不得不调整外交战略，谋求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

第四节 四清运动反复辟，阶级斗争初尝试

一、运动的发动与《前十条》

针对党内外的阶级状况，毛泽东第一个举措就是对干部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农民是复辟的一个重要阶级基础，“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¹¹³尽管当时的中国进行了人民公社化，但是农业机械化还没有实现，生产方式主要还是小生产，因而在缺乏党的领导教育的情况下，农民就可能向小生产的方向发展。因而毛主席在建国前就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¹¹⁴但是，如果说共产党员中有一部分，已经开始成为已经消亡的资产阶级的招魂者和代理人，那么通过他们对农民教育，就成为了不可能，因而也要对广大干部进行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阶段围绕着纠正"单干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进行。62年秋冬以后，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一些地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风整社。河北省保定地区进行了以"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小四清）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196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

第二阶段就是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风，对于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进行打击。1962年底到1963年初毛主席外出巡视，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城市中开展"五反"运动，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毛主席将湖南河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整风整社运动的两个报告批印会议讨论，并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抓。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¹¹⁵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组织机关干部"洗手洗澡”，开展运动。

1963年5月2日到12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局政治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草案）》（《前十条》）。规定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实行"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规定干部要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大事。

可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针对农村的单干风进行的，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奏。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方法，是希望发动贫下中农，组织贫下中农，对干部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说服教育，让群众在运动中教育、解放自己，并对干部进行批评教育。从而在农村建立起一套防复辟的制度。然而，在党内路线分歧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必然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

二、《后十条》与《桃园经验》

1963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各地试点提出的问题，又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对许多具体政策进行了讨论，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草案）》，经反复讨论和修改，到11月14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了这个文件，称为《后十条》。196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将两个十条下发到全国城乡，“四清"“五反"运动在全国城乡较大范围内展开。

这个过程中，王光美亲自蹲点桃源村，进行"实践”，并写成了《桃园经验》这部旷世奇书。她并没有按照毛主席所说，发动群众和基层干部，教育群众和基层干部，而是由工作组来主导一切。

“只有领导有决心，又采取了正确的方法，革命形势才能够形成。正如卢王庄有人所总结的那样：‘群众看骨干，骨干看核心，核心看工作组，工作组看领导。‘看领导上有没有彻底革命的决心。”

而在她的主导下，疯狂的打击工农干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且还把党本身的蜕化变质问题，全部都归结于"地富反坏右"的出身，从人的出身上大做文章，没有根据也要生拉硬拽。而实际上，“死老虎"本身掀不起大浪，的确有些"死老虎"在"三自一包"后死灰复燃，但是，问题的根子在于党的变质，而不是"死老虎”，况且不是所有"死老虎"都在掀波浪，根据出身把人一棍子打死，是完全不从实际出发，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发现干部有几类：一类是真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就属这一类。经过谈话，他谈了不少事情。还有一类，出身也还好，本人上过几年学，好像比较纯洁的，就是不敢讲，讲话躲躲闪闪，明显地是有人控制他们，袁秀英、卢彦来就是这一类。

第三类，见了我们满不在乎，说话嘻嘻哈哈，说：“我没有什么大问题，检讨检讨就过去啦！“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出有些慌张，越到后来越慌张，他们对"四清"抵触很大。像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都是这一类。

说是贫农，却不是农民出身，根本就沾不上"农"字，也不是工人。有的在东北做生意，有当店员的。也可能还有股金。他们能说会道，都是解放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

原来不是说吴臣是贫农出身吗！不是的。他父亲是小商小贩，他自己是捣动小买卖，卖破烂，跑单帮，一贯吃嫖赌博，无所不为，同一些流氓分子混在一块。政治上的"四不清"严重，一贯重用地、富、反、坏，许多好差使，副业里的重要位置，多挣工分的活，都安排给地、富、反、坏。

原来吴臣在支部里还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一说话，还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他的样办。要是不知道情况的人，来参加支委会，还会以为吴臣仍然是支部书记哩！他在支部里还是挺神气的。

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直到我们走，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她想达到的，是扶持跟她和刘少奇私交慎重的关景东，打击农民支持的吴臣。而关景东本人在当地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在1958年，任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的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后社员们将其改选为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她还认定肯跟她谈的都是好干部，不理她的都是坏干部。

她对基层干部实行严酷的打击甚至刑罚，1964年9月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是以假事实给吴臣定了案。

王光美怕吴臣翻案，1964年专程到唐山，对原桃园工作组长说：“我对桃园是担心的，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复辟，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刘少奇怕王光美压不住台，亲自出马，就抚宁四清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

刘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就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政权取而代之。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

在王光美蹲点桃园期间，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追"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把运动搞深搞透。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提出审查并纠正划错了的阶级成分，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薄一波起草关于城市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6-8月，刘少奇到全国各地了解运动情况，要求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要追查上面的根子，一直追到中央，强调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扩大四清的范围为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各方面存在的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等。1964年9月1日，刘少奇起草了《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正式推广"桃园经验”，介绍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进行"对敌"斗争的做法。1964年冬，全国共抽了100万干部组成工作队。1964年底，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借此机会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工作会议。

就这样，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集团，按照他们的方式开始了"四清运动”。他们通过工作组的方式，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对基层政权取而代之，通过严刑拷打等方式打击异己，把"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非但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反而对很多群众支持的干部和"死老虎"进行了残酷打击。最终在他们的破坏下，“四清运动"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助长了官僚主义的风气，而且造成了打击面过大的"形左实右"的结果。

三、《二十三条》出台

“四清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明党内的"走资派"已经完全形成，他们阻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们已经是事实上成了资产阶级的招魂师和代理人。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党内的路线分歧彻底爆发出来。

在会议中，刘少奇提出，运动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提法，毛泽东指出：“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表明了毛泽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党内外走资派的矛盾，尤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

与毛泽东不同，刘少奇仍紧盯"死老虎”，认为主要矛盾是地富反坏同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坏干部）后头有地富反坏，或者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不很密切。地富混进组织，包括漏划的地富变成贫农、共产党员”。毛则针锋相对指出：

“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过搞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又给他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心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毛泽东还批评工作队不依靠群众、冷冷清清搞运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

“谢富治搞6000人的工厂（沈阳冶炼厂），就依靠了5000人。为什么不依靠5000人，而依靠工作队的500人？只有一个人就行了，部长能靠5000人还不能发动群众吗？”

“读书多了，愈读愈蠢……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总之要依靠群众，不要依靠工作队！谁叫人少了就砍去一半，再叫再砍。通县人太多了，我看5000人很够了。““当权派少数人是混进来的，大多数是可以争取改好的，搞到群众是不会满意的，不能依靠人海战术！”

同历次运动一样，刘少奇仍然急于确定一个打击面的比例以结束运动：“打击面究竟多大为好？定百分之几恐怕有利。“邓小平也是同样的思路，集中在"打击面控制在百分之几有利？“这样的问题上打转。毛泽东却说：

“群众知道的，搞到一定程度就行了。牙膏不可挤得过净。有的地方只有十八户，没有虱子，非要捉虱子？”

“否则得罪人太多……我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右，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20%，七亿人口，划[20%有多少人，恐怕要发生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块的，一百块的是多数，先解放这一批，我们就是多数嘛！犯了错误的，对他们讲清道理，还是要革命的。那个报告中讲的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都是老工人，犯了错误讲清楚，让他做工作嘛！”

实际上可以看出，刘邓实际上根本上是反对运动的，他们希望通过确定比例来尽早结束运动，目的就是完成任务。然而运动的根本，是要教育走资派，他们自己就属于走资派，他们当然是不会从这个目的出发去思考的。

毛还意味深长的说：“多吃多占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汽车，房子有暖气。司机，我只四百三十元，雇不超，又要雇请秘书。“事实上已经指出了，参加工作队的高层干部同样是可能发生蜕变、享有特权的人，这些人同样是应受教育的对象。毛泽东始终希望的是教育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但是刘少奇却通过工作组，只批判基层干部，却不对高层干部和基层干部众的走资派批判。因而，这个时候，党内的分歧已经不可调和了，实际上已经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一场更为猛烈的"革命”。¹¹⁶

最终，在尖锐的斗争中，毛泽东的意见得以形成文件，12月底，会议制定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当即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对运动定性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统一规定城乡简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规定运动7年搞完，3年内搞完三分之一地区。1965年1月14日，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23条）。指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和交待好的干部要尽早解放出来。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强调反对神秘主义，严禁打人和其他一切形式的体罚。还规定"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运动中要自始至终抓生产。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运动中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这实际上是对运动中"形左实右"问题的纠正，但是问题并有得到根本解决。

1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批示了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一封信。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这里既提到了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又提到了官僚主义者与工农的对立。实际上矛盾的解决，以及干部参加劳动等想法，只能靠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来实现了。

四、批判文化部

除了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开始，毛泽东也开始激烈地批判文化部。11月，毛泽东开始言辞激烈的批判文化部。

“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¹¹⁷

我们之前就说过，毛泽东希望文艺作为一条战线能够成为革命的一部分，希望能够建立起新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但是文化部却并没有按照这个方向领导工作，在文艺界，官僚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封建残余的思想还很浓。文化界很少创作工农兵形象，很少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来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服务。反而是经常宣传有悖于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东西，宣传有悖于社会主义精神的文化。因而毛泽东认为，需要批判文化界的现状。12月12日，他更系统地批判了这一问题：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¹¹⁸

由此，1964年元月，中央开始了对文艺界的整风。整风持续将近一个月，中宣部写出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主席拿到这个报告的草稿后，立即在上面又写下了一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¹¹⁹

这一次批示，毛泽东进一步将文艺界的问题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联系起来了。文艺界，以及由此推广的知识分子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重灾区，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自己了不起，应该当官做老爷，由于他们工作的小生产性质，甚至不少人有自由主义思想。在东欧和苏联复辟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这一问题也不能不警醒。看看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们毫无廉耻的歪曲事实，丑恶嘴脸令人作呕，就足以知道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当然，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官僚集团立刻把运动控制在了自己的轨道内。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也就是后来文革初期的五人小组。他们实际上尽力把文艺批判和政治问题分开，因而根本不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对文艺界进行革命，正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序曲。

五、中苏论战

就在中国国内开始搞阶级斗争的时候，中国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大规模地开始了。1963年7月14日，苏联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把中苏分歧的责任推给中国，中国随即进行反击，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连发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也就是《九评苏共》，系统地批判了苏联的修正主义理论和实践。至此以后，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分裂。中国成为六七十年代世界革命的中心，以及世界人面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