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 | 第三章 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

第一节 温和派黯然收场，走资派全面夺权

一、华国锋政变

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是，广泛团结以求平衡，等到力量足够再继续推进革命。但是，在他逝世后，这种政治策略并没有被延续。江青等革命派希望迅速打破政治平衡，以争取主导，在自己掌握的媒体上发动了关于“按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争论，最终将温和派推到了反面。因为政治力量和政治策略的悬殊，温和派和走资派清除革命派的计划迅速成功。

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召开了排除革命派在外的政治局会议，制订了计划，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执行。10月6日晚，政变者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的名义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来开会，3人随即被捕，江青随后被捕。很快如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其他革命派也被逮捕，上海市的民兵组织也随即被摧毁。

10月7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证明自己从前任手中继承来的权力的合法性。10月8日，中央不顾毛泽东生前曾在火化倡议书上签字的事实，做出了永久保存毛泽东遗体和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同时做出了编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在诸多具有丰功伟绩并且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走资派中间，华国锋本人是很难立足的，因而他需要一方面通过拘捕四人帮、清查造反派来获得老干部的好感，另一方面通过展现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来获取合法性。1976年10月2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华国锋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就这样，这一只稳定了一个月的三足鼎立局面不可避免的以革命派的代表被捕、革命群众被镇压结束。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被镇压，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此中断，开始急转直下。这时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就只剩下两派，温和派与走资派，他们开始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权展开争夺。

用“文革温和派”来称呼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政治派别，并不是说他们支持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他们的路线从根本上说，是与文化大革命相左的。这种称呼只是表明，他们在文革中、文革结束后都不会公开的反对文化大革命，不会否定公有制，然而同样他们也不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是更倾向于回归到高度集权、官僚化的社会模式。

但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温和派”，却又不得不背负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包袱，因为这正是他们合法性的来源，也是他们对走资派进行舆论压制的工具。因而这样的矛盾，使得“温和派”在历史问题上没有办法像走资派那样彻底否定文革，为老干部平反；在现实问题上又不能走得像走资派那样远，因而“温和派”最终将被官僚集团所所抛弃。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华国锋强调“两个凡是”和“抓纲治国”，而“纲”就是阶级斗争。但他并不真的希望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因为他把镇压革命派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不过是沿用文革时的话语体系，以谋求政治上的合法性，同时压制走资派。由于历史问题和政治话语问题涉及走资派的合法性，因而成为了走资派与温和派最大的分歧。

他实际上希望由官僚主导来进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因而，片面地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把这种经济建设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要求。在1976年12月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说：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生产发展的越多越好，越快越好。”¹

在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²。他虽然口口声声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他片面地把生产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只是表面，他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希望以唯生产力论来掩盖生产关系革命的重要性，希望恢复官僚主导的计划经济。

在经济上，华国锋除了主张恢复高度集中、官僚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还主张继续进行大型重工业建设，进行“洋跃进”，也就是大量引进外国的贷款、技术，并尽量出口资源等低端产品。实际上，在扼杀了人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后，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国家，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只能依靠外国资本。实际上，改革开放后，走资派也只能积极地引入外国的资本来发展经济。

然而这种发展方式的代价，是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发展，处处受限，时刻受控制，这正是文革时所批判的发展方式。同时，这种发展模式还意味着，首先要把文革时下放到地方的大部分经济权力，再重新集中到中央来。但是地方分权化的格局，在文革期间已经成型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必将遭到地方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

而且对于走资派和温和派来说，劳动者对他们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暂时的。高度集权、官僚化的发展模式下，劳动者的权利将被损害。而在文革中，造反派又揭发出大量官僚腐化堕落的行为，因此走资派还要考虑重树自己的合法性。因而走资派更倾向于，在剥夺劳动者民主权利的同时，暂时提升拉动着的生活质量，增加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也就是所谓“消费品补课”。因而华国锋的这种经济政策既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也不能得到走资派的全部支持。

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下，走资派也还不敢提出，甚至也不想彻底改变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他们也希望先恢复以前的专家治厂、一长负责和物质刺激，这和温和派的路线大致相同。但是他们还主张对个体经济放松一些，以及为商品经济、按劳分配、生产力的基础地位正名，这些都是饱含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路线，因而不能被温和派接受。

因而此时温和派与走资派既有相互冲突，又有相互合作，共同拉动中国社会倒退复辟。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一段历史过程中，他们还是同路人，中国社会在两派的合作与斗争中徘徊倒退。然而，原先相制衡的政治格局一旦打破，历史就必然按照力量更强的意志前进，也就是朝着资本主义彻底复辟的方向一路高歌猛进，而不可能在一个过渡带上停留太久。

二、各领域的倒退与分歧

1.打击革命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在两派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开始了全面的倒退。倒退第一步就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和群众进行残酷的打击，结束文革时群众自己组织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局面，使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可能彻底消失，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

中央革命派被抓捕后，对群众革命组织的残酷打击随即展开，官僚集团提出了清除“隐藏的四人帮残余力量”的“揭批查”运动，一场残酷的镇压立即开始。这场运动火力十分集中，集中点就是造反派。

1976年10月中央的革命派刚被拘捕，叶剑英就提出“要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除其帮派骨干分子和余党，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揭批查”由此开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梁效”写作组中的知识分子，作为革命派的笔杆子，其成员被以写材料、揭发、交代以及大会小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开批判、审讯和斗争。

地方上的“揭批查”也迅速展开。以河南为例。官僚宣布：

“要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的革命气势，以当年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打仗、土改那样的革命精神，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绝不能心慈手软，决不可半途而废。”

河南文革相对温和，但是河南省“揭批查”的规模却大得难以置信，有地方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的口号。河南干部被立案审查4248名，省委常委14人中处理了10人，占67%，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中处理23人，占70%。全省18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处理，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中处理97人，占82.3%。比如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就以“准备上山打游击”的罪名被判10年徒刑。

为了赶在1980年1月1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生效前残酷打击造反派，河南在1979年底“突击判刑”2400人，把在押人员强行压给低一级的法院进行秘密判决，不准开庭，在审讯中不出示人证物证，亦不准上诉。再这样近乎疯狂的镇压下，全省各监狱关押犯中“文革罪”的一度占半数之多。如果算上不评职称，不提工资，不许做公务员等等处理，仅河南因参与革命而受牵连的人数就达到100万左右。

河南被清理的干部基本都是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的支持者，温和派组织“河造总”和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的成员不仅未受处分，还因清查中“有功”而授予高位。

在河南兰考县，焦裕禄当年一心为人民服务，因而得罪了不少官僚。焦裕禄的战友张钦礼在文革中得到周恩来的亲自保护，成为兰考县委书记，继续坚持进行焦裕禄开创的工作。但在1979年12月24日，他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

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人被捕入狱。兰考焦裕禄纪念馆直到90年代才恢复开放。而在同一年，1959年作为河南省委书记大刮浮夸风，制造了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在文革中被判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的吴芝圃得到平反，邓小平亲自致悼词。90年代河南老干部给中央反映情况说：

“在河南，文革期间坚持工作的，是老干部的多数，由于揭批查出了问题，把党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的多数损失掉了，使河南干部队伍伤了元气，给河南的工作带来损失。新任省委领导也感到河南‘缺了一代干部’。

一些工作先进地区和单位，如兰考、林县、辉县等，文革中形势稳定的早一些，生产发展比较好。这本是好事，但揭批查时，反而被当作重点，领导亲自坐阵，大批大撤大换班。例如，戴苏理去辉县坐阵，揭县委班子‘紧跟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盖子‘，县社班子全部批判撒换。许多当年跟着焦裕禄同志治沙造林，参加林县修“红旗渠”、搞水利工程的干部，甚至劳动模范，都被打成“四人帮”了。河南省120多个县，文革中闹得凶，比较乱的有三四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五六十个，近300个大中企业，比较乱的有七八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一百多个。揭批查中，对这些情况却完全不加区别，比较稳定的单位的干部同样被大批撤换、批判。在批判中，发生许多混淆是非的情况，例如对学大寨，不是批平均主义、大锅饭、割尾巴等，而是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批五小工业、批社队企业。这就不是批极左路线，而是批工作；不仅是批干部，连群众也批了。……这种错误的搞法，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级性，连工作也不敢干了。基层干部有顾虑，怕犯错误。”

“揭批查”运动直到1979年才结束，就官方数据，在1982年整党之前，除广西外，全国被开除出党的就有13万人，被直接处理的有40万人，而胡耀邦曾说受牵连的超过千万。

但是还有更猛烈的风暴。由于在清除造反派这个问题上，温和派和走资派的路线相同，也就是通过打击造反派，一方面扼杀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争取官僚集团的信任。因而在清除造反派中，两派形成了竞争的关系。既然华国锋通过“揭批查”争取官僚新人，那么邓小平就要进行一次更彻底的运动，不仅要把造反派斩草除根，而且要把华国锋通过粉碎四人帮和“揭批查”运动而获得的支持消除掉。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

1983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与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三种人”：

“这些人中间有的确实有点本事，能写能说，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会讨人喜欢，也会办事，容易取得人们的同情。……这些人可厉害呀，手段多的很。他们改换面孔以后，就欺骗了一些人，包括群众，包括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有的还在打华国锋的旗帜，在这旗帜下面聚集他们的力量。有的从当年搞极‘左’跳到另一个极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劲得很。对这些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们就会爬上来。等到将来土壤、气候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会兴风作浪，乘机上台。所以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能低估。对这些人绝对不能信任。”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用3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而打击的重点就是“三种人”。邓小平在会议上说得很明白：

“其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在此之后“清理三种人”运动在社会上迅速展开。在文革初期犯下打砸抢等滔天罪行的是干部子弟“老红卫兵”，而后来所谓通过武斗破坏社会秩序的，也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双方，然而整党的对象一开始就明确的指向了造反派。“三种人”实际上只有一种人，也就是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后来邓小平也说：

“这里面是讲了‘造反起家’嘛，是跟着林彪、又跟着‘四人帮’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过一段反，后来被打下去了，或者有一段时间他闹腾得相当厉害，后来变成逍遥派了，他没有起家嘛！”

无论在文革中打砸抢的暴行多么骇人听闻，只要没进入革委会，不是造反派，也就不是“起家”的人，就不在清理此列。无论是初期的血统论红卫兵，还是后来当权派支持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多数都被免除责任。在文革初期打砸抢的高干子弟们被认为是“反对林彪、江青”而得到了保护，党政元老陈云和在解放老干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胡耀邦，都多次表态说高干子弟、“老红卫兵”、“联动”分子不是“三种人”。这些犯有弥天大罪的高干子弟，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完文革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后，许多人将走上“官倒”的金光大道。而血统论骁将谭力夫，竟然无耻地试图证明江青支持血统论，最终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改名。

因而，这场运动不是根据参与运动的人在文革中的行为是否恶劣来判断，而是直接以派别来划分。因此运动的目的也就再清楚不过了，无非是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和群众。

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就曾辩护道：

“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吧？”

结果，胡厚民因“认罪态度恶劣”被判处20年徒刑，和姚文元刑期相当，超过“林彪反革命集团”中的所有人，最后死于狱中。

全国只有广西一地清理了保守派，因为只有在广西，造反派几乎彻底失败，保守派完全“起家”。广西保守派组织“联指”，依靠官方和军队的支持，屠杀了数万“4•22”造反派群众和骨干，进入了革委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1969年局势稳定后，陆续丢了官，但依然在位的也有很多，派系斗争一直持续到1983年。到1985年还在台上的就成了清查对象。而“联指”要保的韦国清本人，虽然犯下了屠杀造反派组织“4•22”数以万计革命群众和骨干的罪行，却没有受到一点处分，连检讨都不曾写过一份。

尽管当年造反派也确实犯了许多错误，然而这种只追究一边，却毫不触及另一边的做法，却充分暴露了走资派的虚伪面目，他们貌似公允地站在维持稳定的立场上，实则是残酷的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最终，“清理三种人”一直持续到1989年底才宣告结束，造反派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彻底消失了。这一系列清理使政府部门整合成一个高度集中的官僚体系，使对党政官僚进行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可能消失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直到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有力量的政治代表还没有出现，工人也还没有整合成一支革命队伍。因而在文革结束的40年来，中国工人阶级始终处在无组织、无力发言的状态。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华国锋正式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这无疑是对当时政治局面的确认，因为文革的结束不在于是否被宣布，而是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被打击殆尽，在于中国社会开始了全面倒退。虽然他在口头上没有明确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他既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得失进行分析，以为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做准备；又在实际行动中采取完全违背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政策，因而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事实上的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被中国共产党彻底放弃了。

2.生产关系的倒退

政治上打击革命派只是倒退的第一步，经济领域的倒退接踵而至。随着工业体系的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以及国际局势的缓和，因而压缩日常用品消费，以进行大规模重工业和军工建设，已不在必要，而且资产阶级复辟需要用物质手段暂时收买劳动者。

1977年8月国务院下发通知，为全国3000万工人涨了工资，1978年2月又下发通知，实行节假日双倍工资。通过先给予劳动者一定的好处，以稳定人心，然后再剥夺更大的权利，这是资产阶级惯用的手法。伴随着工资上涨而来的，就是更加严格的劳动纪律和管理制度，还有就是工厂民主管理的全面瓦解。很快，工厂就建立一长专制、专家治厂的的官僚制度。工人只需要按纪律和计划去完成工作，刺激他们积极性的，不再是他们的民主参与和政治觉悟，而是计件工资、奖金³和纪律。

“1977年4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称：’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党和其它组织的关系就是向导和信徒的关系。’同样的，这里已不再是群众首创精神的问题，或是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了。党委会大权独揽，工人们只能唯命是从。任何事物只要是符合群众或不论那一种残存的群众组织的积极性，一律被谴责为是和‘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相一致的。对领导进行任何监督就被认为是破坏纪律，同时着重批判那四个人鼓吹工厂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和他们所讲的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对立。”⁴

在这样的倒退下，利润挂帅取代了政治挂帅，发展速度被片面地强调，工人开始丧失当家作主的地位。中国报刊的核心机构，把这一点作为197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最重要的主题：

“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归根结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一句话，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

这种经济主义的论调，实际上就是希望人们不再关注经济发展为谁服务，经济发展由谁领导的问题，让工人忽略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工人民主管理可以发展经济，专家治场也可以发展经济，究竟采取哪种方式，说到底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而这里闭口不言阶级斗争，以发展经济为幌子剥夺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使人民丧失主人地位，用心何其险恶。到70年代末，严密劳动纪律和物质刺激的管理措施，已经完全取代了文革中的政治教育和民主管理。

然而这还远不能使走资派满意，温和派尽管实行官僚专政，但他们不主张改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完全排斥资本因素。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掌握着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他们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走资派的政治路线，却是促进中国彻底向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招魂师和政治代表。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上私人资本的经济力量非常弱小。那时几乎没有私营企业，可以勉强算作私人资本力量的就是数量不大且资金产值都极小的个体经济。据统计，1976——1978年三年个体经济纳税占总税收的比重都只有0.7%⁵,不及国有和集体经济的百分之一。个体经济的从业者也没有和学术界、政治界的直接联系。

但是在历史上，每个阶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代表，不一定总是跟随在这个阶级群体后面出现。由于旧有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遗留，以及意识形态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在一个地域内，可以出现还尚未出现阶级的或者是远远超越该阶级发展阶段的政治或意识形态代表，也可以出现一个已经死去或垂死的阶级的阶级代表。中国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在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因素还残留在生产、政治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中，三大差别、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官僚本身享有着特权，控制着生产资料，当他们的政治力量战胜无产阶级时，他们的特权地位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会使他们倾向于资本主义。而小生产者，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总而言之，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有一定经济实力、特权或与官僚有密切关系的人，就成为了支持官僚复辟资本主义的群众基础。

走资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已经消亡的资产阶级的招魂师和代理人，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官僚集团就发展成为了一个与全体劳动者相对立，与私人资本既斗争又整合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控制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命脉。

由于政治路线的分歧，走资派与温和派展开了历时两年(1977-1978)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论战，而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要不要实行按劳分配，要不要坚持生产力的基础地位。

第一个焦点问题是商品生产。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力群组织撰写的《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这是表现走资派立场的纲领性文件。这篇文章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必须大力发展，另一方面也强调这种商品经济应在党的限制之内进行，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它的发展不会产生资产阶级”⁶。

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因而也必然存在着商品经济，这是但凡有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人都不会反对的。张春桥曾写道：

“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⁷

但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商品的交换本身体现着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承认个人或小集体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而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破除这些。在共产主义社会商品将不复存在，因为个人或小集体都不再占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也不再成为商品，生产资料将归全社会占有，产品将按需分配。

同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本身是资本的产生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促进因素。因而，尽管应该承认商品生产必然会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本身不是最终目标，它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所以，不能把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作为社会主义的事物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社会主义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使这些事物消亡。

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承认商品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要认识和批判这些商品所具有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它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并对之加以严格限制。

然而，一方面，走资派要否认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因素，否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同时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因为官僚式的计划经济，既不能正确的确立商品价格体系，从而避免经济的比例失调；又不能拥有充分畅通的信息，从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商品生产既被认为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又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他们此时还想限制商品生产，因为此时，他们既要复辟资本主义，又没有找到新的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继续盘踞在社会顶端，控制政治和经济，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可能瓦解国有制和党政机关的各种社会职能，从而把党政官僚掌控社会的客观基础从它的脚下搬掉。

尽管温和派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然而在走资派的压力下，却不得不在1977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的通知》中写下：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

但是温和派对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质疑却始终存在，而且在具体的农业发展问题上，也还是坚持提升农业生产的核算单位。

第二个焦点问题是按劳分配。与商品生产问题相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用论证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办法，把按劳分配肯定下来，认为“按劳分配不是资本主义旧事物，恰好是社会主义新事务”⁸。这篇文章在受到温和派压制，得到了走资派的支持，邓小平批示：“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这实际上是官僚集团拒绝相对平等的分配方式，希望通过扩大管理和技术劳动在分配中的地位，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是为之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活和阶级分化，提供合法性基础。

而按劳分配的实质是在消灭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后，仍然承认劳动力的所有权，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这种所有权的出现和加强，将加剧社会分化，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成为资本运动的一个条件，提供了资本活动的可能性。

同商品经济一样，按劳分配尽管在社会主义阶段不能消亡，但必须批判其资产阶级本质，并逐步缩小这种差距直至使之消亡。而党政官僚将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东西进行宣扬，加大了脑体差别，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活和阶级分化提供了合法性，使中国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

而温和派一反面迫于压力同意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另一方面却依然对这种原则进行质疑。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还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汪东兴也对1978年5月发表的胡乔木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撰写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大加挞伐：“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还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中宣部“把好关”。

第三是生产力基础地位问题。对生产力优先地位的论证，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政治挂帅，开始将官僚集团合法性建立在发展经济的能力上。当时的理论界声明“评价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最终就视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⁹

在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可以发展生产力，但是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究竟为谁服务、由谁领导，离开了这些，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就将不复存在。因而生产力标准的确立，在排除了政治挂帅的同时，无视经济发展阶级性，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了掩护。同时，走资派对历史大加歪曲，说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停滞，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一派胡言。

尽管华国锋强调阶级斗争为纲，还在十一大报告里装模作样地批判了“唯生产力论”，然而在实际进行经济改革时却毫不顾及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并且屡次强调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阶级斗争为纲”和反对“唯生产力论”实际上只是温和派的政治筹码。因而对于这一个问题，温和派和走资派是一致的。

在农村，温和派和党政老干部集团的发展思路差别就更加彰显。在农业上，温和派继续推进“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并且强行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进行由生产队向大队“穷过渡”。而且还在全国选择10%的生产队实行统一核算，提出到1980年全国要有1/3的县建成“大寨县”的具体指标。

然而在整个过程中，温和派采取了派工作队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强行大搞建设。看似这是朝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然而这种官僚主义的做法，实则是为了扩大官僚专治而进行的。因为在这种过渡中，人民的权利毫不被顾及，权力被牢牢地掌握在官僚的手里。而且，人民不是被广泛地发动和教育，而是被强迫进行“穷过渡”，这种命令主义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作风。

而走资派希望利用部分农民小生产者的自发性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主张放宽对自留地、自由贸易等的限制，这和之前的“三自一包”以及后来的分地包干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顺从小生产者的自发性，而不是耐心的对小生产者进行政治教育和引导，实际上是给予眼前利益而剥夺长远利益。从这里，就更清晰的看到了走资派的复辟本质，也更清晰地看到了走资派和温和派之间经济观点的对立。

3.拉拢知识分子

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倒退，更多的是在邓小平复出后主持的，这使得邓小平在知识分子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收买知识分子也正是走资派的重要手段之一，联系到之前党政官僚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击，和后来知识分子经济、政治地位的全面下降，就可以知道这仅仅只是一个手段。

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说过：“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¹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个因素，但把它本身独立出来叫做生产力，或把它作为“第一生产力”，就有明显的贬低甚至无视体力劳动者的意味，离开了劳动者，离开了劳动产品的积累，也就是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就什么都不是。

而科学工作者的确是劳动者，但这里故意将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混为一谈，掩盖了脑力劳动者尤其是其中的管理者、技术官僚控制生产资料、甚至剥削劳动者的事实。这里抬高知识分子地位，混淆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区别，实际上是在否认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性的同时，拉拢知识分子。在1977年8月的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又一次肯定了这一点。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再次重申上述内容。郭沫若代表知识分子作了《科学的春天》为题的发言，表现了知识分子在这个时候已经逐渐倒向了走资派。就这样文革的科技制度被破坏，知识分子又一次得以凌驾于工人之上，而不必与工农相结合，不必进行改造，工农也丧失了学习能力、技术和文化知识的机会。这实际上是使得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距加大，使得脑体差别缩减的可能消失，而且使得脑力劳动者失去了逐渐向无产阶级事业靠拢的可能。

1977年8、9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肯定了建国初17年的教育科研战线，认为主导方面是红线，一套资产阶级的人才选拔制度被重新树立起来。虽然文革时期教育制度不是尽善尽美，基础教育有着重大突破的同时，高等教育却没有比教好的路径。但至少文革时在探索一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道路，而且避免学校成为资产阶级培养奴仆的场所。

然而这时教育制度完全回到了文革前，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应试成绩成了主要标准，后来成了唯一标准，知识分子也开始逐步回城工作。知识分子下乡有着双重意义，农村的建设、农民的知识素养提升和知识分子的改造。然而这一制度的取消意味着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都将难以消除，为后来农村的破败和农村教育的凋敝买下了伏笔。

文化领域从无产阶级领导专项资产阶级领导后，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伤痕文学和新诗也开始出现，人文学界异常活跃。这也就是官方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这事实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被彻底打倒后的“一家独鸣”。实际上主要表现为对文革的清算，其做法无非是叫苦连篇引来同情，把一切错误模糊地归给文革，而根本不谈犯下错误的究竟是谁。而文革高潮时的异端派在得到平反后，许多人从极左跳到极右，成为改革初期民主派的雏形，如广东“79民运”和北京民主墙事件。

这种种举动，都使得知识分子彻底倒向走资派，原来的右派也更加嚣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甚嚣尘上，文化大革命否定，甚至整个中国革命都被否定，社会主义建设也被否定，全社会兴起了鄙视劳动的风气。无产阶级逐渐在意识形态上败下阵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在全社会复苏。

三、走资派全面夺权

就这样，中国社会在两派的斗争与合作中徘徊的走过了两年的倒退岁月，最终，政变上台的华国锋却并没如愿迎来自己的“雾月十八日"。革命派的高层和基层力量，在抓捕“四人帮”及接下来的“揭批查”运动中被清除殆尽，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使得温和派完全处于不利的境地。尽管温和派与走资派在复辟道路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但温和派没有办法完全向走资派靠拢，不论对于历史问题，还是对于实践问题，他们都不能走的像走资派那样彻底。虽然他也采取了诸如清查造反派、涨工资等手段拉拢各阶级的手段，但政治天平还是越来越向走资派这边倾斜，温和派的边缘化已经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当然，这个必然结果也并非是政治结构自发发展的结果，而是在走资派同温和派的斗争下，通过邓小平复出与解放老干部、真理标准讨论和三中全会及其之前的工作会议上政治路线的调整，这样三个历史过程实现的。

首先邓小平复出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在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获得了党政官僚普遍认同，而且整顿时的政策也使得他取得了知识分子们一定的认同，他的复出对于走资派整合力量进行反攻有着重要作用，因而双方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展开了多轮交锋。最后在陈云、叶剑英、王震等人的压力下，华国锋不得不作出妥协，中央政治局的集体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¹¹。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恢复工作标志着走资派开始群龙有首；这既是对“两个凡是”路线的重大打击，又大大增强了走资派力量的凝聚。

解放老干部也是一场重要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走资派被打倒，动摇了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削弱了这一阶层在中央的代表性，同时在舆论上压制了走资派主导政局的合法性。因而，解放老干部并给予平反对于走资派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邓小平复出、解放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是走资派为支配社会而进行的组织力量的准备。

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重压之下，胡耀邦于1977年底出任中组部部长，开始了从中央到地方解放干部的工作。仅1978年一年，中组部就平反了130多名副部级以上干部。¹²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有4600多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¹³

陈云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建议破例由中央全会选中央委员，将陈云、邓颖超、王震选进政治局，将宋任穷、习仲勋、胡乔木等选进中央委员会，再由党的代表大会追认。这实际上是通过党内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加强了走资派在组织上的力量。

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走资派的全面胜利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走资派与温和派之间争夺主导权的思想斗争，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与“两个凡是”这一命题之争的形式展开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是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著名的“两个凡是”。这一温和派的路线主张，看似愚蠢，但实则展现了他们在力量对比悬殊面前的无奈，他们只能依靠已经去世的毛泽东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这是华国锋一贯的政治策略。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说法并没有受到有力的挑战。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复出前致信中共中央并华国锋、叶剑英，也只能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不能直接反对“两个凡是”，可见这时走资派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在舆论上还处于弱势，合法性还需进一步确立。

而在5月24日的谈话中，邓小平直接说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核心问题，“‘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因而，很明显这根本不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这里是两个政治集团围绕历史和实践一系列问题展开的政治博弈。

1977年7月15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理论动态》这一内部刊物，发给高级干部阅读以施加影响。其指导原则有二：“一是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际上是用办内部刊物的办法反对“两个凡是”。不能公开反对，就内部反对；不能直接反对，就从各个问题具体提出不同看法。1978年5月10日，这一刊物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两种观点的冲突公开化。

温和派激烈反对《实》文，而走资派则明确支持，并慢慢占了上风。开始人民日报受到吴冷西、汪东兴等多方面的压制，但随着邓小平6月2号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直接支持《实》文，形势开始发生逆转。从8月4号到12月8号，27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和解放军各部队领导同志均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温和派被完全孤立，失败已经在所难免。

很明显，支持《实》文，实际上代表着支持走资派。而《红旗》杂志作为温和派唯一的舆论阵地，坚持7个月以“不介入”的方式介入讨论后，终于在高压之下，被迫于1978年的最后一期发表谭震林支持《实》文的文章，而华国锋、汪东兴均只得同意。在力量对比形势逆转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肯定真理标准讨论，华国锋做自我批评，否定“两个凡是”，思想斗争以走资派取得决定性胜利告终。

在经过了邓小平复出、解放干部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后，走资派已经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取得了巨大的优势，温和派则江河日下，现在走资派只差彻底夺取政治权力，完成全党在政治上的转向了。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这样的一次历史转折，文革后引导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权就是在这次会上正式易手，从温和派手中转到了走资派手中。

这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温和派就已经明显不能控制局势。一开始，华国锋作为主持人宣布三个正式议题：讨论两个农业、农村工作工作的文件，商定后来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此之前花两天时间先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结果会议一开始，陈云就提出，不解决重大历史问题，就无法转移工作重点至经济建设。他提出了六个历史问题：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陶铸、王鹤寿问题，彭德怀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乱点名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

之所以讨论历史问题，就是为了确定新的政治路线。只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才能树立资本主义复辟的合法性。虽然华国锋立即宣布关于历史的讨论结束，接着讨论农业农村问题的文件，可惜宣布无效，大多数与会者还是自行其是，继续讨论历史问题，会议已经在温和派控制之外。

华国锋在会议失控、中央委员们自行讨论十二天后，即12月13日，不得不作出答复，满足了老干部们几乎所有对历史问题的要求。胡乔木起草的常委指示纪录要点开始主要写邓小平的话，“从那时起，华国锋同志已失去工作的主动权，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已经逐渐变成了邓小平同志”¹⁴。

会议结束时，五个政治局常委中的两个温和派，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做了检查，汪东兴还照走资派的要求辞去所有兼职，可见温和派大势已去。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认为与温和派的斗争基本结束，说“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开始号召全党把工作的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几天后开的三中全会，“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好了的事履行合法手续”¹⁵，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的解决也标志着政治路线上的彻底转向。温和派与走资派共同主导中国社会这一局面的结束，走资派从此确立了自己对全社会发展方向的支配地位，中国开始迅猛地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第二节 放权让利初改革，商品经济定方向

一、放权让利

1.“放权让利”的方针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走资派彻底掌握了中国的政权，中国社会接下来走向怎样的资本主义，以及如何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在第一个阶段，走资派空前统一，那就是削减计划因素，扩大市场因素，将权利从劳动者那里收上来的同时，更多的交给企业管理者，同时在农村复活资本。1978年12月22号的三中全会公报对于下一步复辟进行了总的规划：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¹⁶

1979年3月8日，陈云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

……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增加。”¹⁷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经济工作政策，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做了讲话。

“在整个经济的管理体制上，总的看来是集中过多，计划搞的过死，财政上统收统支，物资上统购包销，外贸上统进统出，‘吃大锅饭’的思想盛行，不讲经济效果。这些都使得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束缚。

……第一，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第二，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第三，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第四，精简行政机构，更好的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¹⁸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¹⁹。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又讲“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²⁰。

经过这几次讨论，中央基本确定了复辟的第一步计划。第一，在工人权利被收回的同时，扩大国有企业官僚自主权；第二，在农村复活资本，首先是包产到户；第三，流通方面，扩大市场因素；第四，外贸方面，下放外贸权利；第五，财政方面，扩大地方财政自主权。

最终，在1982年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步进行了确认。总的来讲，这一阶段的主要政策就是“放权让利”，不同于大跃进和文革中放权的是，权力放给了官僚，促进了官僚向资本家转化；也放给了小生产者，直接使私有制经济复苏。总之，这时的放权根本上是资本主义方向的。

2.农村资本主义复辟

农村被作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突破口。农村是当时城市政权较为薄弱的地方，而城市涉及多方的利益，关乎党政官僚的经济基础，因而农村改革引起的冲突和阻力会小很多。而且农村本身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薄弱环节，极其容易向私有制退化。毛泽东曾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²¹

实际上，农民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是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另一方面他是小私有者，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虽然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了人民公社，但是由于机械化还没有普及，很多地方生产方式没有彻底实现社会化，农村工业化也由于官僚的破坏而受阻，农民的小生产倾向就还没有根本消除。而很多农村由于政治思想工作差、官僚主义严重，集体化就更是难以得到农民的支持。教育农民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就在于农民向小私有者的发展的自发性，“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这种自发性的集中表现。而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与统一计划的公有制经济背道而驰，因此建国以后在农业领域两个方向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要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逐渐实现集体化，将农民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通过机械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建设加快农村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使农村实现生产社会化；同时要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农民并对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在农村开展反官僚化、反复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现农民的民主管理。

尽管作为薄弱环节的农村成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农村改革被温和派激烈的反对，更被广大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社员反对。首先要做的是反动派的惯用手法，先给农民一些经济的好处，以换取农民的支持，然后进行剥夺农民长远的政治、经济权利的复辟措施。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决定，第一，从此之后较长时间里征购指标稳定在1971年到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并且从1979年起减少统购粮50亿斤。水稻地区口粮在400斤以下的，杂粮地区口粮在300斤以下的，一律免征统购粮。供给城市不足部分用进口解决。

第二，调整粮食统购价格和农用工业品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50%。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区别情况逐步相应提高。农用工业品，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降低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1979年至1980年降低10%——15%。仅收购提价这一项，“农民增收约200亿元”²²。

在这两个重大经济补偿措施之外，还决定增加农业投资到整个基本建设投资的18%，国家总支出中农业事业费和支援社队支出提高到8%，对农业贷款增加1倍，并有计划的发放长期（甚至到世纪末）低息或微息贷款。这些政策性经济补偿，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保持了农村在80年代中前期的稳定，保证了农村的改革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同时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使得新一代领导人建立起了政治合法性。

加上在此前后对工人生活水平的提升政策，1980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提高9.4%，其中农民提高9.5%，城市居民提高7.1%。1978年——1984年城乡差距由2.5倍缩小到1.8倍。劳动者生产生活条件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如此巨大的提高，其占人口比例又是如此压倒性的，因此新模式的合法性得以迅速建立。

然而，这种成功的条件极其苛刻，而且难以复制：政府没有债务负担，经济资源高度集中于决策者手中，决策者又有决心在劳动者身上使用这一经济资源来树立自己的合法性，而且还没有类似于私人资本这样的其它社会集团的政治干扰。因而，这种生活水平短期内大幅的提高，由于环境一去不复返，在以后的复辟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随着80年代的资本主义复辟，这些让利很快被持续的通货膨胀尽数消解了。可见，这一手段同温和派一样，不过是用短暂的眼前利益蒙蔽人民，从而剥夺人民的长远利益。

在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序幕也拉开了。三中全会走出了微小的一步，首先放开了自由地、自由市场。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²³

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革命派和温和派的思想还影响着农业领域，斗争还没有结束，因而党政官僚还不能走得太远，因而在《决定》中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3月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未果，但允许了田间管理包工到组、包工到人、常年包工包产到组等生产责任制的具体办法，还允许了县委批准的包产到户²⁴。这次会议实际上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开了口子。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口气也稍有放缓，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处，也不要包产到户”。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场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占了上风，温和派王任重当时就提出，小农经济搞了几千年都没有解决吃饭问题，为什么现在就可以解决？在会议上把杜润生开的口子又堵了回去，在华东组甚至形成了围攻包产到户的安徽的局面。因而，邓小平讲话时只能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这种情况下地方干部便不知所以了，像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本来已经赞成包产到户了，看到王任重宣传集体经济，就又变回去了。后来，王任重调离农委，杜润生感叹，”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²⁵

围绕农村改革的争论，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温和派坚持集体化路线，要求推进“学大寨”运动，认为走人民公社的道路才是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并提出在发展机械化的同时将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升级至生产大队、公社。走资派主张尊重按劳分配的原则，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一一事实上是顺遂小生产者的自发性，在联产承包的名义下搞包干到户、包产到户。

在走资派没有完全掌握中央和地方权力之前，不发文件、口头传达，先在贫困落后的云、贵、川等地试点，再说服领导争取合法性，对于来自另一派的批判坚决抵制。1980年，赵紫阳取代陈永贵、万里取代王任重后，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推动分田。

中央层面夺权后，马上在1980年9月召开各省第一书记座谈会，希望统一思想，要在贫困地区先搞分包，为包产到户打开缺口；然后逐级传达，配合组织手段，以党的权威层层压下来。然而甚至在陈云、邓小平公开表态支持包产到户后，对于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多数与会者仍然不同意允许包产到户，只有辽宁、内蒙、贵州省委书记表示支持，会上甚至有人表示：“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由于意见不一，会议很难开下去，最后在胡耀邦、万里等人的主持主持下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其中写道：

“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这份文件仅将包产到户作为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农委主任万里很郁闷，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说：“农委的人，除了杜润生以外，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然而就是这个文件，却等于给包产到户打开了突破口，这个文件下发后，各地的包产到户就开始大面积的开展了。

凡是不愿意推行包产到户的省份，例如福建、吉林等，都调整了领导班子。像反对包产到户的国家农委，被撤消了建制²⁶，代之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²⁷这样，杜润生再去宣传包产到户，地方就没有领导反对了.

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²⁸到现在中央的宣传经常是人民拥护分地，而少数保守僵化的干部却反对分地。然而事实是，在整个改革中，尽管有一些引导差、效益差的公社确实有分地的愿望，这样的公社占30%左右，绝大多数的公社是不同意分地的，当然其中技术较好、有上层关系、私有财产多的人除外，他们中有一些希望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与其他人拉开差距。因而很多公社都是在强制的命令下分了地，比如张庄在顶不住压力的情况下被迫分了地²⁹。还有极少数的公社如南街和华西顶，在分地后，又恢复到集体所有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发展出了少有的集体资本主义。

这些工作完成之后，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转批《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为包干到户正式正名：

“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联产记酬的占生产队总数的80%以上……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干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改变。”³⁰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变动，包产到户这一制度终于从安徽走向了全国，从地下走向了合法。此后发展迅速，到1983年98%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

在承包制改革的同时，自由市场也逐步建立起来，因为这两者本身就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有了自由市场，农民可以自由选择生产的作物，然后到市场交换粮食，上交国家。小副业也在自由市场的刺激下开始了大发展。随着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农村的生产就被彻底置于了市场的引导下，农业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生产开始面向市场，以金钱为导向，而不再是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因为统一的计划不复存在。

的确，统一计划可能会出现命令主义，信息不对称导致计划不符合实际，不能多方向引导导致生产单一。然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阶段的继续革命，逐步消除官僚主义，实现农村的民主管理来解决。然而走资派就是故意编造了一个只有两种选择的谎言，公社一一僵化一一命令主义，包干一一活跃一一自由，这样的二元对立根本上来说无非是确立改革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罢了。

就这样，农业的资本主义复辟为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时候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³¹

承包使集体财产严重流失，土地由农户直接占有和使用，大牲畜、农机工具等集体生产资料一般都折价归户，社队企业的固定资产被折价变卖或承包给个人经营。据统计，农村水利设施、农业机械中70%低价卖出，30%废置丧失效益。1978年底，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拥有的农业固定生产资料（不包括土地）达到977亿元，到了1986年末，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固定生产资料已经只剩下不到30%。在过去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黑龙江，绝大部分农村都变为个体经营，农用机器20%承包给个人，80%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大队领导及其亲戚、朋友。³²

而与集体财产流失相对应的是私有财产的增长。据统计，到1978年，全国每个农户平均拥有住房3.64间（其价值不超过500元），年末储蓄余额32.09元，除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小型农具外，物质资料储存很少。³³然而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农民私有的生产资料迅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推算，农户私有财产1985年比1981年增长1.68倍。从1983-1985年，农民私人拥有的大中型拖拉机由27%上升到62%,小型和手扶拖拉机由68%上升到89%,农用载重汽车由33%上升到61%,农户拥有的脱粒机、磨面机、碾米机所占的比重都在50%以上。1987年，农户拥有的生产资金占农村生产资金的比重，从1980年的9%提高到54.2%,农村生产资金已由集体所有为主变为以私有为主。³⁴

尽管个体农户占有了机械，然而机械的使用却非常艰难，大面积的农场不存在了，大多数农户是没有机械和耕作牲畜的，有机械的农户在自己狭窄的土地上也施展不开，有的土地伸直狭窄到连一个手推车都容不下³⁵。水利设施由于没法在集体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得到兴建和修缮，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很多还被逐渐废弃了，至今中国农村的水利设施，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

除了这些物质性的设施，农村的生产技术也遭到了破坏。公社时代，由于知青下乡和集体化生产为分工提供的基础，农村中有很多技术人员，然而分田单干后，这样的情况不复存在。例如在内蒙古，分产到户前，大队有兽医，给全大队的牲畜看病，还带几个青年学习兽医技术；承包到户后，牲畜全都分到了各家，兽医也就只管自己家的牲畜，结果不懂技术、文化素质低的人家，一旦牲畜生病，就大批大批的传染、死亡。再如很多农村，以前种子、化肥、农药都是大队里内行的人为集体购买，现在各自购买，很容易上当受骗，价格也比集体购买要贵。

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简直是痴人说梦。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梦呓般的指出：

“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负责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³⁶

在没有进行包产到户的1978年农业增长了7%，在经历了1978——1984的大增长之后，农业生产开始徘徊不前。而且1984年市场粮食达到了4亿吨，实际上主要是那一年，由于粮价上涨大量库存粮食流出。之后由于库存粮不足，粮食只能在3.8亿吨左右徘徊。

而且产出同样多的粮食，还需要农民更多的时间投入，因为机械再也没法使用了，尽管一些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起来，然而这种积极性能带来的无非是比以前更长时间的投入，然而这种投入是有极限的。认为只靠积极性就可以使得生产大发展，岂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吗？因而农村的生产力发生了严重的大倒退，而且直到现在，小农经济还在阻碍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实际上1978——1984的粮食产量上涨，尽管有积极性被激发的因素，但主要在于技术的发展。第一是种子革命。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包括水稻、小麦、棉花、油料等在内的各种农作物，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引发的水稻产量的革命性大增长。这项技术于1973年10月“三系杂交稻”研制成功³⁷，1975年多点示范5600多亩，亩产比常规品种增产20%以上；1976年示范推广迅速扩大到208万亩，1990年全国推广2.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50%，而总产量占61.6%。以杂交水稻为首的种子革命，对八十年代初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二是化肥革命。1970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厂。72年1月13日，又从国外引进8套化肥成套设备，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案。1973年，我国化肥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第三是改革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示了成效。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除了技术发展，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1979年3月开始，陆续提高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从夏粮上市起全国粮食统购价平均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从新棉收购之日起，全国统购价格平均提高15%，北方另加5%的补贴，超购部分再加价30%；食用植物油统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27%，超购部分加价50%；生猪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6%,其他产品也分别提高20%-50%。79年11月开始，又对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八种主要副食品提高销售价格。1980年又先后提高了棉花、羊皮、黄红麻、木材、生漆、桐油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全国农副产品价格总指数，1979年提高了22.1%，1980年又提高了7.1%。同时，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有计划的下降了10%-15%。这样1979、1980年两年国家每年用于调价的开支达80-9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可以正常增长的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了，这是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分配的一个大调整。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极大的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79年农业生产即取得了少有的大丰收，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但正如前面所说，这种刺激是有条件的，是不能持久的，而且通过积极性增加产量也是有限度的。

承包制不仅破坏了生产力，还成了破坏资源和环境的源头。集体生产被破坏，对环境的治理不再可能。而且在私有观念的促使下，农民也以眼前利益最大化为导向，而这种眼前的利益最终损害了长远利益。例如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从1981年开始，强行改变、调整草原牧区的生产关系，简单粗暴的照搬农耕地区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做法，实施以“草场、牲畜双承包”为标志的牲畜所有权、草场使用权和分配制度的改革。从此，自古以集体方式进行生产的游牧民族，被迫改变生产方式，四季游牧制度被取消，通过游牧转场防灾、避灾的能力同时丧失，通过游牧平衡营养元素预防地方病的能力也丧失了，牧民开始了类似农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由游牧被迫变为定居固牧，在有限的资源的草场上出现了人多畜多的过牧和反复践踏的现象。

就这样草原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然而自治区主席，走资派布赫却在1984年7月4日讲：

“只要冲破阻力，把这种双承包制全面推行、全面贯彻下去，就能引导牧民逐步摆脱小生产的封闭状况，突破自然经济的束缚，走出一条适合我区牧区实际的社会主义畜牧业发展道路。”

1984年7月8日，在全区牧区工作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搞双承包，就是最大限度地把劳动者同劳动成果联系起来。……但是水草丰满也有它的坏处，那就是身背这个包袱，躺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吃大锅饭。……我们要尽可能地把人与畜、畜与草，人、草、畜的关系协调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牧民的积极性。”

1985年8月8日，在全区牧区工作会议上讲：

“在旧的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中，人、畜、草这三大要素一直处于彼此分离、彼此脱节的状态……‘草畜双承包’不仅解决了人、畜矛盾，也解决了人、草矛盾，这就为逐步解决畜、草矛盾提供了条件……‘草畜双承包’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把草原彻底承包下去，群众的劲才能使在草业上，才能走出一条建设养畜的路子来。”

这些毫无根据的话，无非就是为了落实资产阶级的复辟政策，然而现实已经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原来水草丰美的内蒙大草原已经大面积沙化，环境破坏了牧业也就随之衰落了，原先生活丰裕的牧民也成为了贫困户。

经过了1982年包干到户、1983-1984年取消政社合一、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农业从集体生产倒退回了小生产，个体生产的分散状态，又为大量征收土地税费、土地被非法侵占提供了客观基础。从而造成了九十年代农民日益悲惨的处境。

尽管小生产具备了资本增殖的可能，但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主要的生产资料不能转移，仍然不能像资本那样自由转移，因此，农村的承包制只能作为恢复资本力量的先驱和示范，也能为资本提供自由的劳动力和市场，而不能成为资本运动的主体，但农村改革毕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步，对于复辟资本主义有重要意义。

就是在农业逐步走向衰落的同时，农村的个体、联户办企业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的工业、基础建设劳动不再进行，劳动力大量过剩，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上去，搞多种经营，出现了一批种植、养殖、运输、建筑、加工的专业户、专业组、专业队。³⁸

同时，随着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农民剩余资金增长并逐步转化为资本。农户储蓄年末余额从1980年的117亿元增长到1986年的766亿元，少数有劳力、资金、关系的农户开展多种经营，形成了“两户一体”³⁹。

1984年末，“万元户”平均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4786元，比一般专业户高出58.5%；拥有机械动力26.6马力，比一般专业户高出96%。1984年共有各种形式新经济联合体5.9万个，从业人员50.3万人，形式多是个人入股，每个联合体平均投入资金8273元，平均获得营业性收入3.1万元。根据温州市委的调查，1982年全市有专业户、重点户20万户，占农村总户数16%,其中50户比较拔尖的户均纯收入7150元，比全市农村人均收入高出3倍。资本开始在农村快速崛起。

资本要增殖，必须要榨取自由雇佣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这与社会主义精神是相违背的，在民众和官僚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转变的情况下，歪曲和欺骗成了唯有的办法。在1980年的中共中央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还明确规定“不准雇工”。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并雇工的情况，展开了历时三个月的讨论，最后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认为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例子进行歪曲，推出结论“八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八个人以上就叫雇工，八个人以下不算剥削。”⁴⁰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八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1983年1月，中共中央对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有了明确的说法，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就这样，农村走上了全面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农业开启了小生产的时代，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从农村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农村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先声。

3.城市资本主义萌芽

比起农村改革，城市的改革显得比较谨慎。首先是工业企业和流通的改革，1979年1月，四川作为试点，制定了14条试点办法，包括可在完成计划后可以面向市场生产；完成计划后可实行利润留成和提取企业基金；可以自己提拨中层干部；可以销售流通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和自己的新产品等。这几项措施，都是将市场因素引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开始部分地以利润为导向，再加上官僚权力的扩大，使得官僚越来越具有资本家的特质。尽管自行销售部分需要个国家定价，但是这已经是一个突破，因为出现了产品和原料的市场，为国有企业资本化和商业资本出现、私人资本出现提供了条件。

尽管放权有损地方政府官僚利益，但是阻力还是被克服了。1979年4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四川的改革开始走向全国范围。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布五个文件，规定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具体办法，要求在少数企业中试行。⁴¹征税、贷款也是资本主义的因素，试图用资本主义税收和金融的方法控制企业，而不是用统一计划的方式。这样资本和市场，逐渐成为了国企生产的主导性因素。

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6月又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但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⁴²1980年9月2日，国务院转批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将扩权工作在国营企业中全面铺开。⁴³

同时为了建立资本主义的流通，进行了“三多一少”的商业改革⁴⁴,减少了指令性计划在生产、分配、交换领域的作用，促使国内资本主义市场蓬勃兴起。在生产资料领域，1979年以后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开设了一大批生产资料商场，在这些商场中，交易活动不受行政区域和部门的限制、不受企业所有制性质的限制，可以自由选购。这既有利于促使国有企业资本主义化，又为私人企业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二方面改革在于对外贸易。

“第一，初步改革外贸商品分工，赋予一些地区和部门部分商品的进出口经营权，开辟新的外贸渠道……第二，组织多种形式的工贸结合试点……第三，外贸出口收汇实行内部结算价格，提高地方出口外汇留成比例……第四，适应多渠道经营外贸的情况，制订了若干协调管理的办法。”⁴⁵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二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由两省分别自行安排和经营本省的对外贸易，成立省外贸公司，承办口岸进出口业务。1980年5月，批准成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关税优惠，自主经营对外贸易，并可代理外贸部不统一经营的、经各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各地的进出口业务。⁴⁶

这样的改革，实际上主要是加强了国内市场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为将来中国融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做准备。同时，国际资本主义又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

第三方面是财政改革。1980年2月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

“地方财政收支包干基数，按照规定的收支范围，以一九七九年财政收支预计执行数为基础计算确定。凡是地方收入大于支出的地区，多余部分按一定的比例上缴；支出大于收入的地区，不足部分从工商税中按一定比例留给地方；有些地区，工商税全部留给地方，收入仍小于支出的，不足部分由中央财政给予定额补助。分成比例或补助数额确定以后，原则上五年不变，地方多收了可以多支出。……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后，中央各企业、事业主管部门，对于应当由地方安排的各项副业，不再归口安排支出，也不再向地方分配财政支出指标。”⁴⁷

财政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财政自主权，一方面可以在推动资本主义复辟时获得地方政府官僚支持，又可以充分发挥地方官僚积极性，推动经济投资，以更快速的发展资本主义，这样地方官僚就具有了官僚资本的因素。

与官僚权力扩大相伴的，就是工人阶级雇佣劳动化。由于华国锋上台后开始的强化纪律和服从，恢复一长制和物质刺激，遭到老工人的抵抗，70年代末开始实行顶替制，孩子可以顶替父母的编制，这既打破了国家统一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了资本主义式的继承制，又使得老工人退休，老工人的力量被瓦解。很多企业还内办集体企业，都起到了瓦解工人的作用。

1980年开始缩小统包统配的范围，实行在政府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三结合的就业方针，招工采取公开招考择优录用的原则。这也就是使劳动者开始向雇佣工人转变，工人的企业就这样逐渐被官僚窃取了。

在“放权让利”阶段，工人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而且增长的速度较快。改革开放前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4.4%,改革开放初期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幅度为改革开放前的6.3倍。⁴⁸这种眼前利益使得无产阶级放弃了长远利益，而且与农民相同，这种短暂的眼前利益是在不可复制的条件下实现的，因而并没有持续很久，还被不断上涨的物价抵消了。

随着一长制的恢复，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权利，管理层逐渐失控。1982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他们说：“工人只尽主人翁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企业干群关系开始紧张，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干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⁴⁹

因而，企业的改革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而不是工人的积极性。文革时工人的生产热情，在企业的改革中不见踪影，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国有企业工人积极性差。但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工人积极性都差，而是资本主义式的国有企业，厂长官僚化，多吃多拿多占，工人的积极性才差。毕竟，你们学和珅，不能让我们学雷锋。

4.资产阶级专政建立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有资产阶级专政以保证资本主义复辟顺畅进行。这一时期，除了给劳动者短暂的眼前利益，打击劳动者的政治代表，还确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告，宣布须到指定地点登记才能张贴大字报，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

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决定“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年的新宪法进一步取消罢工自由。这样，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在政治上保证了资本主义复辟不受干扰。

同时，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建立的庞大的民兵组织也是对官僚的巨大威胁。既然要恢复资本主义，就要建立资产阶级的官僚制度，就要取消民兵，保留强大的常备军作为暴力机器，镇压无产阶级。

从1980年起，缩小了组建民兵的范围，原来人民公社、厂矿、机关、学校、街道、企事业单位都要组建民兵，现在改为只在人民公社和厂矿等企事业单位组建。1981年，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民兵武器管理防止枪支弹药被盗的通知》精神，改进管理方式，以公社、厂矿为单位，将武器集中到基层武装部保管。到1982年底，全国民兵总数保持在1亿左右，比原来减少了60%。1985年，除执勤、训练武器由基层单位保管外，其余大部逐步集中到地区和县、市两级仓库封存保管。

就这样，资产阶级专政，以及相应的官僚制度建立起来。这就保证了资本主义复辟可以顺畅的进行，而遭不到有实质意义的抵抗。

二、经济调整与清除精神污染

1.自由派与官僚集团的斗争

“放权让利”阶段，官僚还不希望一步走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这是官僚还没有确立起在市场经济下控制社会的手段，因而一步走到市场经济可能会导致官僚丧失了控制经济的能力，从而失去了统治的经济基础，从而造成官僚权力的丧失。因而这时候主导的经济观点是陈云代表的的“鸟笼经济”，也就是计划管控下的市场。官僚利用计划管理经济，从而控制整个国家，获得最大的利益。

而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代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希望一步到达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对经济和政治都有比官僚集团更为激进的改革方案。

首先是一步到位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案。1980年8月成立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暮桥为总干事，吴敬琏等为研究人员。这是一个对决策层有重要影响的咨询机构，它的主要人员参加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会议，同时官僚在制定改革战略时也会咨询他们的意见。他们是私人资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代表。

这个研究中心在1980年9月8日提交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总体设想，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独立于党政机构，把产品调拨体系改为开放的商品市场，变指令性计划为主要实行指导性计划，扩大地方管理权限，以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取代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把党政直接管理经济，改为主要通过经济机构管理经济。”这实际上就是希望快速的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官僚可能丧失经济的主导权，因而这一方案当时被官僚拒绝了。

还有就是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方案。1979年初社会上自由主义性质的活动兴起，西单民主墙上有的大字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号召“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鼓动“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上海“民主讨论会”打标语抨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要“坚决批判中国共产党”。这也就是要打破官僚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这当然遭到了官僚的反对。邓小平认为这些人“就是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其实官僚和民运人士都是搞资本主义，只不过官僚希望自己在资本主义中垄断权力，获得至高利益，但民运人士希望实现形式民主。

资产阶级把自由、民主、平等作为自己的旗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所有人的利益。他们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通过代议制和选举，使得政府称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的自由，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和贸易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允许无产阶级的声音存在的；他们的平等，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无产阶级没有资本，他们只是资本的奴隶，平等无从谈起。这些政治诉求是体制外的私人资本的诉求，是不可能被官僚资本同意的，因为他们希望占据更大的利益。

与这些社会活动相呼应，理论务虚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开始活跃起来，讲了不少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话。还有的人把这些内部讨论中激烈批评共产党的话拿到了香港去发表。甚至有的讨论小组完全肯定西单民主墙，希望中央也这样做。面对这样的进攻，邓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理论务虚会结束前，发表了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反击。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实际上就是申明了，在中国，必须坚持官僚独裁专政，民间的资产阶级不要想在政治上与官僚分权。虽然沿用了社会主义时期的话语，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1980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廖盖隆在全国党校系统党史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提出了其自称的“庚申改革”方案，要求修改宪法，司法、农会、新闻独立，中央领导机关分权制衡，取消政治局等。这些也自然遭到了官僚的拒绝。

可以看出，虽然“放权让利”阶段是资产阶级共同支持的，但这里有官僚专治的资本主义和形式民主的资本主义之分，实际上也就是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的阶级斗争。他们既有斗争，又有共同利益，因为两派共同的是，他们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哪一方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而官僚集团此时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既能保证官僚最大利益，又能复辟资本主义的途径，这使得八十年代的复辟过程，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时放时收的局面。

2.经济过热与调整

就在1980年下半年，自由派提出比官僚更激进的复辟方案时，经济形势发生了不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变化。“放权让利”造成消费和投资的同时增长；各地、各企业官僚为了政绩，在获得更大权力的基础上，开始疯狂投资；同时财政更多的留在地方，而不是上交中央，这使得财政出现巨额赤字；银行发行货币过多从而货币信用下降，社会上开始出现通货膨胀。

“放权让利”步子迈的很大，调整的步子却不够。1979年基建投资由457亿元调整为360亿，加上外国贷款总额为400亿；1980基建投资完成了539亿，远远超出了计划规定。⁵⁰结果就是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170多亿，1980年赤字120多亿88，比建国后此前29年全部赤字的总和还多100亿⁵¹,已经到达爆发经济危机的边缘。而以财政赤字形式表现出来的复辟成本，又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分摊在劳动群众身上。1980年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⁵²。

官僚都经历过民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对此高度警惕，并行动起来，一方面调整经济，一方面把矛头指向自由派，准备暂时控制改革的步子，以避免丧失政权。陈云在1980年11月讲：“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⁵³

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中，陈云发表《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讲话，指出，

“除了若干种国家规定不准涨价的商品以外，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生活。这种涨价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⁵⁴

邓小平做了总结，提出总体上“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面明年不再扩大，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巩固提高上”在中央与地方、企业的关系上“在调整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完全必要的"，“要规定比较详细的法令,以防止对自主权的曲解和滥用”；在特区的问题上，“步骤和办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等等⁵⁵。

1981年，为达到财政、信贷平衡，采取了企业拨改贷、商品最高限价、集中货币发行权、压缩基建等多项措施，强行稳定了物价。其中拨改贷，既是为了限制财政赤字，同时为国有企业进一步资本化做了准备，因为拨改贷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控制方式，这也为后来大批国企破产埋下了伏笔。

在调整的同时，中央也开始批评商品经济。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不同意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从1981年第二季度开始，有人开始公开批评这一观点，指出在理论上商品原则与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相容，在实践上过分削弱指令计划、过多提倡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冲击了1979-1980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⁵⁶

1981年11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陈云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两者的关系是主要方面与从属方面的关系”，“在目前条件下，相当一部分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不能不背离”。⁵⁷

1981年12月22日，陈云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八亿农民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经济特区“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国家建设必须是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⁵⁸1982年大年初一，陈云专门找计委负责人谈话，讲“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给计委的人打气鼓劲。

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再次强调“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⁵⁹报刊和学术杂志上则发表了无数的文章阐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批判商品经济的改革思路⁶⁰，造成了坚持计划经济的舆论。

至此，资本主义复辟完全回到了在计划经济里，适当引入市场因素以完善计划经济的框架。实际上，此时党内除了代表私人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官僚集团也逐渐分裂出了两个派别，一个是以陈云伟代表的“鸟笼经济派”，也就是计划为主，商品为辅，但是他们并不是希望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希望用这种方式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只是当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时，他们会展现出左转的样子；另一派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派，他们希望官僚通过政权和市场经济手段控制社会，因而他们主张推进改革，但是他们不会同意私人资本妄图民主化的主张，在经济出现危机时，他们也会停止推进改革，转向调整经济，但他们不会批判商品经济，这是这一时期他们与“鸟笼经济派”的不同。至此，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统一的走资派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在资本主义如何复辟上分道扬镳。

在收紧计划的同时，官僚还通过打击走私，进行了一场全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斗争。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差价很大，走私活动极为有利可图。广东、福建两省走私活动泛滥，甚至发展到了工人不上班、农田不种田、渔民不捕鱼、学生不上课，都去走私谋利的程度。地方上一些领导认为走私有利于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群众致富，不但不加制止，而且加以鼓励。⁶¹

1982年1月5日中纪委报送了一份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给陈云。陈云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后转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大家均同意，邓小平还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1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落实，并发出紧急通知。

这场打击行动持续了一年多，除了治理真正的走私之外，对于一些超出明文规定的做法，如用市场化的方式处理留成外汇、贸易洽谈中的交易活动等，也作为投机和贪污进行了处理。

3.“清除精神污染”

除了经济上的调整，官僚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打击自由派，从而实现对社会发展方向较为稳固全面的掌控。这一过程就是“清除精神污染”。

自由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非常活跃，一系列攻击官僚，宣传形式民主的言论出现，这是官僚所不能容忍的。“清除精神污染”的导火索是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1983年3月7日，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做了一个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题的讲话，在异化部分讲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都有异化。

“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和其它方面的问题。”⁶²

这实质是攻击官僚控制下的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体制都有问题，自然引起官僚的反对。更为触碰底线的是，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中宣部打招呼不要发表的情况下，发表了周扬的讲话，从而引起了官僚的全面反击。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提出“整党不能走过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⁶³彭真、王震、邓力群等此后积极进行了宣传和组织，力图清除思想领域里对官僚的攻击，树立官僚的正统地位。周扬等的代表人物在《人民日报》上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公开检讨。

通过各地的“清除精神污染”行动，自由化的声音受到全面压制。报纸和社会上声势很大，一些老同志发表了尖锐严厉的言论，文艺界、理论界以至社会上气氛都十分紧张。

总之，在经济的危急形势下，官僚统一了内部意见，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对自由化思想进行了全面打击，进一步控制了政权。

三、确立“商品经济”

1.经济恢复正常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经过经济调整，财政赤字从1980年的127.5亿减少到25.5亿，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但经济增长率下降到4.1%。1982年沿续了调整方针，财政赤字29亿，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经济增长加速到8.7%。1983年经济增长达到10.2%，而通货膨胀只有1.5%。

同时，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有经济，也有巨大发展。从1978年到1984年，农业生产发生了幅度巨大的增长，虽然我们说过这与改革并无根本关系，也并没有持续下去，但至少在当时，为复辟提供了合法性。这使得批评改革的声音不再那么理直气壮，“鸟笼经济派”也开始转向进一步推进商品经济改革。

社队企业，再加上改革后出现的“专业户”，成为了后来的乡镇企业。改革开放伊始,它们便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出售产品，而只在贷款、审批等困难上才求助于作为自己所有者的社队政府的行政力量。

与国有经济相比，社队集体企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但员工福利等支出小，又不受计划限制，可以自主生产市场需求强烈的产品，且制假售价，偷工减料，投机倒把，用金钱收买关系，因而利润丰厚，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从而得到大力支持，发展很快，超过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

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也有巨大发展。一方面，大量知青返城，造成了极其沉重的就业压力，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餐饮、零售、运输以及各种服务业的社会需要又没有得到满足。因而城镇的集体和个体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

非国有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的发展，既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又要求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复辟。在经济形势转好的情况下，官僚开始积极推动进一步复辟。

2.邓小平南巡

1984年1月22日晚，邓小平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视察。2月24日，他谈到要增加对外开放城市，1月28日会见港澳知名人士时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2月1日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⁶⁴他实际上希望通过肯定经济特区的发展，为进一步复辟提供合法性，从而将内地的体制向特区靠近，也就是建立起资本主义。

同时，他希望停止“清除精神污染”，以便进一步推进商品经济。2月28日同薄一波谈话时，说：“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来镇住了，把文艺界、思想界一些人的气势压下去了。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的很厉害，我说过，他们实际上是搞自由化，现在这样就可以了。”⁶⁵

当然，在此之前，党内自由派也在积极活动，希望缩小“清除精神污染”的打击范围，以保存实力。1983年12月底，胡耀邦就在全国叫停了这项工作，还通过新闻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传播了自己对清除精神污染的不同看法，底下同样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自然欢欣鼓舞，从而使政治风向发生了变化。在邓小平清除精神污染可以暂停的指示传达以后，这股风向就自然而然的从支流变成了主流。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3月24日与其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谈话，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⁶⁶作了这些表态后，邓小平指定“鸟笼经济派”的姚依林和宋平，将这些内容向陈云汇报。陈云看了谈话纪录，又专门听了两人的汇报，明确表态赞成邓小平扩大对外开放的意见。⁶⁷此时市场经济派和“鸟笼经济派”，又一次统一意见，继续推进复辟。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3、4月间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议会《纪要》，同意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⁶⁸这一政策既扩大了经济特区的范围，又给予了特区更优惠的政策，从而掀起了开放的新热潮。

5月10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在计划、销售、定价、订货、留成资金使用、固定资产处置、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副厂长和中层干部任免、分配、联合经营等十个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也就是“扩权十条”。⁶⁹国有企业进一步向资本主义企业迈进。同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体改委印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除国务院批准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外，有条件的省、自治区可以选定一、二个城市进行试点。⁷⁰复辟正式从农村走向了城市，从局部走向了全局。

1984年5月15日，赵紫阳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的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件大事。农村改革，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继续改善农业结构，支持农民积极扩大商品生产。城市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要从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入手，把适合于当前情况的各项改革措施初步配套起来。”⁷¹6月30日，邓小平谈话表示：“总之，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⁷²从此，全面复辟开始了。

3.十二届三中全会

1984年5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开始准备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鸟笼经济派”同“市场经济派”以及“自由派”对于是不是要发展商品经济产生了分歧，官僚们对于如何掌控社会的意见开始出现不一致。各单位的意见也不统一，一般说来，地方和企业代表强烈要求改革，而国家部门则强调集中统一，不肯放权，这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利益争夺。

7月28日，赵紫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向起草小组进行了传达，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实际上“自由派”和“市场经济派”观点。1984年7月29日，胡耀邦表示了对起草小组的不满，调整了起草小组的人员组成。但“鸟笼经济派”代表人物姚依林有些保留意见，因此起草小组内部讨论中仍然对商品经济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有不同看法。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自由派知识分子也积极行动起来，开会、写文章、送报告，纷纷要求明确肯定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造成了非改成商品经济不可的社会舆论。

8月29日，“自由派”的赵紫阳同起草小组座谈，重申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为文件的起草定下了基调。他又在9月9日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专门请示了四人的意见。信中在论及经济体制问题时，认为需要讲四层意思：（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二）市场调节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只起辅助作用；（三）计划经济有指定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形式，现在应当扩大指导性计划而缩小指令性计划；（四）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在价值规律的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明确认为“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样的表述不宜沿用。⁷³实际上，这就是要建立商品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派”邓小平、“自由派”胡耀邦都不会对这样的改革设想有什么异议，而“鸟笼经济派”的陈云、李先念，在经济形势好转，改革合法性已树立的情况下，以及“自由派”、“市场经济派”和舆论的压力下，也转而支持进一步商品化改革。实际上，复辟的车轮一启动，想要停留在过渡状态就是不可能的，“鸟笼经济派”只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关于计划体制的四层意思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⁷⁴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基本确立下来。《决定》第四节的标题即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为所有制，而不是经济运行机制，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现在应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商品经济是资本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所有权的。”⁷⁵这一改革方向的确立，促使中国国有制企业进一步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变，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私人资本的发展。

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具体政策、法规，落实商品经济改革。首先是国有企业资本主义化。1983年9月15日，国务院批准经贸部《关于外贸改革意见的报告》，要通过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⁷⁶9月18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将税后利润作为企业留利，全部留给企业，工商业企业同步实施。

同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全面推行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⁷⁷12月14日，国家计委等3家单位下达《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全面实行拨改贷，自1985年2月1日起试行。⁷⁸

这些改革使得国企官僚拥有了类似私人企业主的权利，同时开始受资本积累的驱动，而不是受国家的统一计划管理，这样就与资本主义企业基本无异了，只是在名义上还保留着国有制。

从1984年开始，国企展开了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特征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国营小型企业实行租赁经营责任制。这一改革受到了企业干部、职工的强烈抵制，为顺利推进承包责任制改革提供组织保障，开始进行以“四化”为核心的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准备换掉不支持改革的老干部。国营企业开始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离退休制度，逐步将原有企业干部调离岗位，大批干部转为企业“顾问”，称为调研员，保留相应的待遇；同时新的一批“敢闯敢干”、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这就为国有企业进一步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变奠定了基础。

与承包制相配套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就是厂长负责制。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的内容主要有：厂长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厂长任免或聘任中层干部；厂长提出工资和奖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业享有劳动招工权，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厂长可以制定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可以奖惩职工，包括“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等。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规，明确“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至此，企业官僚已经基本上转变为资本家。

承包责任制是一种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承包者与所有者共同分割收入的一种形式。两权分离使企业财产所有权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权；厂长独揽支配生产资料使用、产品分配、奖惩劳动者等权力，获得了可以开除工人的无上权力。资本的自由一旦在企业中取得优势，就必然按照获取最大剩余价值、最快增殖的逻辑发展，即追逐所谓“利润最大化”目标。由于法律中规定占有国企的剩余价值是非法的，管理层盗窃国有资产、私开小工厂的现象就自然出现了。

官僚们通过贪污、低价转卖原料、设备、产品给自己的“小工厂”，挖走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填满了自己的腰包，却使得国企效益不可避免的下滑了。因而所谓国企效率不高，正是因为它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模式，但又不是私人的，因而官僚掏空国企，效率怎么可能高？

与官僚转化为资本家同步的，就是工人从主人转变为雇佣劳动者。1984年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开始招收合同制工人；1985年1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确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1986年废除子女顶替和内部招工办法。这样，国企工人地位进一步下降，首先他们的工资不再有保障，企业效益不好，为了资本的积累他们的工资也要下降；其次就是合同工的引入，逐渐替代了老工人，工人逐渐转变为雇佣劳动力。

国企向着资本主义企业转变，同时私有制企业也大踏步的发展。1984年乡镇企业从上一年的134万户猛增到606万户，职工总数从上一年的3235万人猛增到5208万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中，80%是私营企业。而这些私营企业初始资金41%来源于银行、信用社贷款，37%来源于自有资金，⁷⁹而贷款往往只有有关系的人才能获得，因而所谓凭借努力发家的鬼话，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

1983年8月，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雇工”问题被“鸟笼经济派”看成是“精神污染”在农村的表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于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尤其是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明确的规定。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明确指出：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⁸⁰

随着雇佣劳动力的“解放”，私人资本获得了增殖的重要条件，逐步繁荣起来。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指出：“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⁸¹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允许农民自办企业；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要积极地“鼓励农民兴办乡镇企业”；1986年国家开始实施“星火计划”。这样，农村的私有制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经济运行模式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1984年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范围等12条改革措施，自1985年开始试行。⁸²1985年9月1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给部分大型企业直接对外经营权，部门和城市都要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等。

在农业生产方面，1979年以前，国家对25种主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实行指令性计划；到1985年，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基本消灭，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别实行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在工业生产方面，1978年国家计委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产品有120种，到1988年缩减为60种。从1984-1988年，中央各部管理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900多种减少到380多种。在分配领域，1979年国家计委统配的物资256种，1985年减少到26种；在商业系统，国家计划收购和调拨的产品，1978年为188种，1984年减少到60种，1985年再降为23种；在进出口领域，1978年国家计委负责平衡协调的出口产品500种，1985年减少到31种。

这样，资本主义市场逐渐建立起来。1984年以后出现了以城市为依托的物资贸易中心和钢材等许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生活资料市场页同步形成。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原材料和日用品市场进一步扩张。⁸³

1984年，国务院下文，把生产和企业所需物资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以利于企业拥有更多自主权，这就是促使无数皮包公司诞生的价格双轨制。到1989年3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煤炭149%、原油213%、钢材105%、木材112%、铜150%、铝124%；1989年企业按计划价购进生产资料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以实物量计算约为44%（以金额计算仅为28%）,其中煤炭计划调拨数量45.4%、钢材29.7%、木材21.7%、水泥15.5%。⁸⁴

随即，城市里出现了一批与传统不同的“公有制”企业。这类企业主要是官办背景，以利润生产为目标，有的是挂靠国营、集体企业的服务企业，有的直接以个体、私营的形式出现。包括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各行业主管部门设立的、工会妇联成立的、省市各级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设立的、军队设立的批发公司、商业企业等。初始资本主要来源于银行的贷款，利用价格双轨制获取第一桶金，在价格闯关中发挥巨大力量。这就是老百姓痛恨的“官倒”，也就是官僚私有的资本。

到1985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32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86年还有17万家。到了88年6月，又陡增至40万家。直到1988年10月，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其中的重点就是小“官倒”，要求严格执行机关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盛极一时的“官商”才开始有所收敛。

同时，一批有关系的能人也活跃起来。最热门的是开公司，最盛行的是倒批文，批文换钱成就了先暴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据估算，仅在1988年，我国商品价差总额就超过1500亿元，加上银行贷款利差和进口牌价外汇的汇差，三项合计达3500亿元以上，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腰包，转化为官、商们的原始积累。⁸⁵

官倒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重要的资本原始积累，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原始积累，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的，这并非个人奋斗的史诗，而是投机倒把的闹剧。

这一阶段复辟的最后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为了与国际资本主义进一步接轨，继续扩展开放。1985年3月18日，国务院同意上海市的县城和重点卫星城镇可享受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9月18日，佛山港对外开放。

四、“十二月学潮”

1.经济过热与调整

随着进一步复辟，各地方和企业为了积累资本无政府地投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至过热，1984、1985三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4.2%、16.4%；⁸⁶投资和消费增长过快，国民收入超分配，通货膨胀开始再次出现。“鸟笼经济派”开始积极活动，希望退回到计划主导，市场为辅的状态。

为解决经济过热问题，1985年的2月、4月、6月、9月分别召开四次省长会议，试图控制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来达到压缩总需求的目的。由于权力已经下放，仅仅口头游说收效甚微。

第一次省长会议后，经济过热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变，甚至愈演愈烈。1985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基本建设投资和物价指数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2.9%、35%和5.6%，增幅甚至超过了上一年增长最快的第四季度，外汇储备继续下降。4月召开了第二次省长会议，希望统一认识，特别统一对外汇、货币投放、经济发展速度上的认识。6月又召开第三次省长会议，重点强调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但这两次会议仍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再次强调：”从全国工作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党代会过后，接着召开了第四次省长会议，着重研究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问题。由于经济问题严重，“市场经济派”也希望暂时转向调整经济，邓小平出面进行了干预，才使得省长们不得不收紧计划，逐渐降低了货币供应量。

即使如此，全年大部分时间的经济过热仍然使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8.8%。另外，由于国企资本化，造成过期效益下降。国企效益下降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不再，官僚独断专行，腐败贪污，使得工人丧失了劳动积极性，生产信息也不再通畅；第二是官僚掏空国企，养肥自己的私人工厂；第三是市场化的生产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产品积压。工业企业利润从1985年8月至1987年3月连续20个月下滑，甚至引起了经济整体滑坡的忧虑。这也使得，“市场经济派”官僚，不得不减缓复辟的步伐。

经济过热情况，一直持续发展到1986年。1986年1月11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1986年的经济工作要执行“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的出发点，就是要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以缓解宏观经济过热的情况。

为实现此方针，计委提出要采取四项措施：有效控制地方、部门、企业的自筹投资和银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切实管好银行信贷；加强对外汇和外债的集中管理。

但上半年社会总需求仍然偏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大大超过工业生产的增长；财政支出增加；银行投放的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相当于1985年同期5.9倍；外汇储备继续下降；1月至5月，全国自筹投资增长25.7%。经济过热的情况没有改善。

1986年下半年，国务院采取了更坚决的措施来减缓经济过热的势头。由于这一系列措施，1986年下半年经济过热的状态开始得到缓解。就1986年全年而言，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9.3%，明显低于1985年的16.4%；物价上涨6%，低于上年的8.8%。⁸⁷

2.“十二月学潮”

然而“自由派”认为经济问题，不是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而是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的结果。知识界开始强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自由派”领导人又加以支持，于是形成了一股风雨欲来的气氛。

上海的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制。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认为现行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等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人民日报》的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

官僚集团当然不能同意自由派的要求，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写进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并取得了邓小平有保留的支持。党内支持自由派思想的人则想尽各种办法试图限制党政的反击。比如陆定一主张不要“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概念”，但随即受到许多反驳而没有成功。邓小平最后讲话，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的最多，而且我最坚持。”⁸⁸

但是，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代表，主张形式民主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在各个高校的讲座以及各种讨论政治问题的沙龙，宣传自己的主张，组织自己的队伍并开始付诸行动。1986年12月初，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不满当地人大代表选举，在副校长方励之的鼓动和支持下举行游行，从而揭开了史称“十二月学潮”的自由化运动序幕，官僚集团和自由派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斗争。

学潮随即扩大到上海、武汉、杭州、南京、成都等多个地方，其中有些城市的学生还冲击了党政机关。12月23日，北京出现学潮，从清华大学开始，到北京大学再到中国人民大学。这次游行之后，一些学生开始组织1987年元旦的天安门示威，要求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官僚的政权受到实质性威胁；有自由派的总书记胡耀邦以不处理的方式事实上支持了事态的发展。

官僚开始集结起来，对此进行反击。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谈话，认为学潮“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邓小平还在讲话中含蓄的批评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处理王若望这样的代表人物不坚决。⁸⁹

邓小平的讲话传达以后，胡耀邦事实上已经在党政力量面前失去权威，无法继续主持工作；官僚主导的反自由化的斗争开始在全国展开。1987年1月2日，胡耀邦致信邓小平，承认错误并辞职，邓小平接受辞职。1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生活会，胡耀邦受到猛烈的抨击，也作了自我批评。接着在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的辞职，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198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月13日到23日，私人资本意识形态代表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被先后开除党籍。接着，成立了国务院新闻出版局管理书籍报刊的出版，并把中宣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部长朱厚泽换成了“鸟笼经济派”代表人物王忍之。持续一月有余、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学潮也告结束。

第三节 “价格闯关”引动荡，私人资本闹风波

一、重启复辟进程

1.“自由派”积极防御

由于邓小平代表的“市场经济派”需要依仗“自由派”的力量推进复辟，因而也不希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大，以致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被放慢。因而，邓小平放任了“自由派”政治代表赵紫阳等保护自由派的行为。从1987年1月到4月，“自由派”通过限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拖延以至取消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处理，以及阻止重要人事变动的办法，反对“鸟笼经济派”的进攻，积极防御、稳住阵地。

1987年1月28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赵紫阳在文件中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了诸多限制。文件一共七条，除第一条讲必要性、第六条讲宣传之外，另外五条都是在讲政策界限

第二条：

“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技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

第三条：

“需要在报刊上公开指名批评和作出组织处理的，只是极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影响很大的党员，并需事先报中宣部审核后由中央批准。”

第四条：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采取正确的办法，不搞政治运动。”⁹⁰

这样，实际上就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限制在思想领域，与组织处理和经济改革划分开。1987年1月29日，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

“有些同志和朋友担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影响当前的改革和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已经正式宣布，城乡内外各项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变，不仅不变，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⁹¹

赵紫阳还有其它一系列讲话，利用自己总书记的身份限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有效的阻滞了“鸟笼经济派”进攻的展开。除了政策上的限制之外，“鸟笼经济派”进行重要人事任命的努力，也被赵紫阳部分挡了下来。

对于处理党内搞自由化的人，具体实施的办法是由书记处研究室搜集材料、开出名单交中纪委，再由中纪委提出意见上报书记处，而主持书记处工作的是“自由派”赵紫阳。赵紫阳在进行讨论时，采取了拖的办法。隔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会上每个人都讨论很长时间；这样没有讨论完几个人，就不了了之了。除了邓小平点名要开除的人外，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保留了党籍，减少了自由右派力量上的损失。

2.“市场经济派”与“自由派”反攻

1987年4月28日，赵紫阳与邓小平进行了一次长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已经大体完成，而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的论调已经形成气候。为保护改革开放，胜利召开十三大，需要加强对改革开放的宣传为十三大召开创造舆论。

这时，“市场经济派官僚”邓小平，由于担心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被扭转，也开始反对“鸟笼经济派”。他对外宾讲：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几十年来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⁹²

赵紫阳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学校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批评了经济体制改革搞乱了经济、把企业承包租赁看成“搞私有制”、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了、对外开放是自由化泛滥的根源等看法，声称“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要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一定要深入，社会主义的改革一定要宣传，两点必须并重，不能偏废”。⁹³

198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提出：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深入，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这是我们当前工作中必须紧紧掌握的两个要点”；“无论是那种认为搞改革开放，就可以不再注意四项基本原则的看法，还是那种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改革开放得‘收’了的看法，都同样是错误的”。

这样，“鸟笼经济派”的观点被压制，复辟再一次启动。

3.推进改革与中共十三大

反攻中，经济改革开始继续推进。1987年4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经济形势，“鸟笼经济派”认为1984—1986年连续三年都出现了严重的国民收入超分配，货币发行过多，财政赤字增大。这种观点符合当时的实际，也有统计资料支持，但代表私人资本的赵紫阳否定了这种观点，责问说：目前的问题是前中的问题，还是多年失误的爆发？如果是多年失误集中爆发，就得改弦更张。⁹⁴

第一步重大改革，是全面落实“承包责任制”。早在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加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一九八七年要在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方面迈出较大的步子”，措施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的经营自主权”；二是“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三是“继续缩减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

《规定》提出了四种办法：“全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有些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服务业企业，可……由企业主管部门进行拍卖或折股出售”。

但是是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1987年初并没有全面落实这个文件，直至1987年4月23日，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今后改革的基本思路》。提出了1988年四方面的改革任务：进一步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继续贯彻国务院1986年103号文件”；改革投资体制；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推进价格改革；搞好改革试点工作。

然而，1988年进行的改革提前得到的实施。1987年第一季度，预算内工业成本同比上升5%，亏损面增加40%，财政收入下降2.3%，国务院在1987年5月决定在全国普遍推广承包制，1987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普遍推开。

第二就是私营企业雇工进一步合法化。1987年，在中央5号文件中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彻底放开。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

“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

中共十三大的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称法，并决定“第一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第二，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第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第四，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五和第六条讲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

报告中，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把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作为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方式肯定了下来，提出“目前实行的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是实行两权分离的有益探索，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在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上，报告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样就明确的反对了“鸟笼经济派”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的看法。

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报告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改革方向上，向资本主义市场化大大迈进了一步。

在私营经济问题上，提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利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为了减小市场经济改革阻力，十三大还做出了人事调整，彭真、邓颖超全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半退，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个职务，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任中顾委主席，李先念任全国政协主席，而“鸟笼经济派”邓力群被排除在政治局委员和中顾委委员之外。此外，在十三大以前书记处研究室被解散，《红旗》杂志停刊，“自由派”胡启立接管宣传工作，这样，“鸟笼经济派”在政治上全面失势。

十三大后，继续推进了之前就开始的“承包责任制”。到1987年底，在11402户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8843家，占77.6%；在88000个国营小型工业企业中，实行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和转让的达到40000个，占总数的46%。北京、上海的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几乎百分之百的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8年2月27日，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规定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原则、形式、内容，将承包责任制制度化了。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有了法律依据，成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的正式制度。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承包制使得国有企业变成了既面向计划、又面向市场的独立生产者，而面向市场又追求利润，正是资本的特质；同时，国企还完成国家计划，也是官僚集团的经济基础。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正是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原则，该法还规定“企业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决定，可以采取承包、租赁等经营责任制形式。”在得到法律确认的情况下，进一步推动了承包责任制的发展，1988年年底已有90.8%的大中型企业实施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⁹⁵

私有经济也得到了法律的正式确认。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6月15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及配套的税收法规。这样就正式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私人资本从“地下”走到地上。随着私营企业的合法化，雇工也得到了合法化，人数限制被取消。

此外，修宪还允许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使得这一重要生产资料可以为各种所有制，当然主要是被私人资本所运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还批准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进一步建立了与国际资本联系的口岸。

1987年国家开始建立乡镇企业试验区，一系列的政策都直接改善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乡镇企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从1984-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从1710亿元增加到6496亿元，企业个数从606万增加到1888万，职工人数从5208万增加到9545万人。⁹⁶到1998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2218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7.9%。

但是，乡镇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对劳动力的容纳程度有限，80年代后期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县、市及沿海开发区转移，出现了“离土、离乡”的农民工。1987年8760万农民工当中就有2000万离土离乡。随着1988年开始治理经济环境，乡镇企业生存环境恶化，开工不足、亏损上升、企业职工人数下降，同时沿海地区却一支独秀，于是涌向沿海的民工潮出现。同时，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同国有企业争夺资本、原材料、资源，为解决这一矛盾，也需要开始发展外向型乡镇企业。利用沿海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同时给予优惠税收，吸引台资、港资华侨进入，两头在外，搞来料加工。这样，外资在沿海地区也迅速发展起来。

在经济运行方面，国家把计划权放给企业，进一步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从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同全社会生产的盲目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形成。自此全国范围内开始建立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生产资料市场上，双轨制进一步发展；生活资料上，计划管理范围迅速缩小，大部分必需品都由市场配置，除统治集团以外，福利住房基本上不再分配。

二、“物价闯关”失败

现在，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基本完成，只有计划价格还存在。如果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成功，主要商品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就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1988年进行价格改革的条件并不成熟。理论上来说，由于当时实际上存在着计划内价格和市场价格两种价格，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计划内价格，因此价格放开一定会导致物价的普遍上涨。改革比较理想的条件，是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时进行两种价格的并轨震动会比较小。

但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被逆转，与之相应的调整方针也变成了深化改革、促进增长的政策，从而导致宏观经济还没有来的及在1986年实现“软着陆”，就在1987年再次“起飞”。1988年上半年，已经过热的再次加速。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6.7%，是1985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的；第二季度，又进一步上升到17.6%。广东、江苏、福建、山东四省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达到24%—31%。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膨胀开始失控。上半年，国内财政支出达943亿，同比增长10%,且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银行各项贷款同比增加3.5倍；银行现金支出增长45.9%,收入增长40.7%；预算外投资增长20.9%,货币过量发行。上半年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总供给增长17.2%,而社会总需求则增长了31.4%；社会集团购买力同比增长19%。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同比1月份上升9.5%,6月份达16.5%,7月份达19.3%,创下历史最高纪录。2月份开始即有少数城市出现过抢购风潮。

在这种总供给高增长、但仍然赶不上总需求增长、通货膨胀有失控危险的时候进行价格改革，有相当的风险。但兼管经济的总书记赵紫阳希望通过增发货币、供给的进一步提高、工资与物价挂钩的方式，解决国民收入超分配、通货膨胀导致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问题，执意推进价格改革。价格改革在赵紫阳的大力推动下开始了。

1988年1月12日、13日，国务院开会分析经济形势，国家计委几个综合部门都强烈的提出当前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大幅度的上涨，稳定物价应当成为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汇报认为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6%已不可能，如果所有的涨价因素都出台，物价上涨要达到12%。

1861月25日，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批评综合部门“满脑子物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提出“消费价提高，我们就给城市居民以补偿，这样做，连锁反应就不会大”。2月6日，赵紫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纪要下发全党，提出：“进一步稳定稳定经济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针，是一个积极的方针，而不是消极的方针。”“必须用改革的办法稳定经济。”

4月2日，赵紫阳在生产资料价格座谈会上说：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涨价，结果自发乱涨价，越乱越不敢涨价。工资也是如此，怕涨工资，就去控制消费基金，不敢提工资改革方案，实际上消费基金也上去了。导致这种后果的关键是缺少主动地去理顺等方面的关系。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

“市场经济派”也希望冒险，继续推进改革。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率领的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谈话提出：“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⁹⁷物价“闯关”的说法就此传开。

5月16日，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讲：现在的形势，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会议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审议。

“鸟笼经济派”不再支持进一步改革。5月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表示反对讨论中提出的价格、工资改革方案，说：“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帐派，脑子里面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⁹⁸但在一片推进改革的气氛中，在“鸟笼经济派”占劣势的情况下，这种意见不可能被采纳。

5月28日，国务院成立国家物价委员会。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并扩大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的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

这个方案经8月5日至9日国务院常务会讨论后，提交8月15至17日在北戴河由赵紫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价格闯关的决策正式作出。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的基本内容。6月份物价上涨了16.5%，7月份达19.3%；抢购风潮在上半年已经出现过，劳动者已经感觉到了储蓄保值的必要性。这样，在物价已经大幅上涨、通货膨胀预期非常强烈的时候，《人民日报》对政治局价格改革决定的报道就像一声发令枪，瞬间引起了全国人民挤兑存款、抢购商品的狂潮。

在口口相传物价将在9月1日全面放开，仅仅几天后手中的人民币将大幅贬值的情况下，谁还会留着纸币呢？抢购风潮从消息比较灵通的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开始，席卷全国各大城市和部分乡村。无论是耐用消费品，还是日用商品，甚至食盐、火柴都在抢购之列。抢购时已经不问品种、不问品牌、不问价格，只要是商品，均在抢购之列，以至很多商场多年积压的残次商品均被一抢而空，更不要说其它的正常商品了。

伴随着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的挤兑风潮；不仅挤兑活期存款，而且挤兑定期存款。一方面，储蓄存在大幅度下滑；另一方面，挤兑导致货币投放大幅增长，进一步推高了物价，反过来引起更严重的物价上涨、更疯狂的抢购和更多的存款被挤兑，形成“越涨越抢，越抢越涨”恶性循环。

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上升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仍增加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41.2%，绸缎35.5%，洗衣机130%，电冰箱82.8%，电视机56%。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定期减少27.8亿。短短几天时间经济形势便极度恶化，局面面临完全失控的危险，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就有可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进而演化成全面的社会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鸟笼经济派”、“市场经济派”和有远见的“自由派”，都集结起来，准备遏制状况进一步恶化。1988年8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国务院第二十次常务会议，当日发出《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紧急通知》首先声明：

“‘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长远目标……明年作为实现五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

这里已经把价格改革原定的五年时间改成“五年或更长一些”，实际上终止了这次物价闯关。《紧急通知》还提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的规定”，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国务院管理的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各地一律不得擅自提高；地方管理的，也不得任意提高；企业也不能乱涨价。违反这三方面规定的，要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9月12日，邓小平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汇报时谈话时提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只有多方面、综合的改革，才能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⁹⁹

9月26日至30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公报强调“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还专门提出“为了保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¹⁰⁰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针正式从推进价格改革变成治理整顿，同时，“鸟笼经济派”开始重新夺取塑造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扩大行政手段作用范围、缩小市场支配领域。调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调控物价，二是压缩基建，三是清理公司，四是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这样，不但停止了价格市场化的进一步实施，而且还把许多原来已经放开的价格又收了回去。

1988年10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详细规定了各种商品的价格政策。例如“城市居民定量供应的粮食、食油价格一律不动”、“大城市的大路菜，要实行计划价格，不能放开”、“坚决执行计划外重要生产资料的最高限价”等等，实际上是用行政手段冻结了物价，恢复了官僚计划控制价格的方式。又如“对已经放开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也要进行管理和引导”、“最迟在十一月十五日前，实行工商业企业提价申报制度”、“对企业申报的提价要求，物价部门可根据控制物价水平的需要，制止提价或推迟提价”等¹⁰¹,实际上是把价格已经市场化的商品又重新纳入了行政控制体系，剥夺了私人资本的定价权。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更是用指令性计划的方式层层落实，并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通过物价的调控，官僚把许多失去控制的经济领域又夺了回来。

在压缩基建方面，1988年9月24日和1989年1月5日，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的通知》，实际上把分散到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权力又收了回来，把前几年放权让利、经营承包责任制中实施的部分措施也给取消掉了。

在清理公司方面，198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主要解决公司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等问题”。《决定》除解决机关干部经商问题外，还划定了市场不得进入领域，如“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供应业务，应由国营商业、物资供销部门、供销合作社和生产这类商品的企业依法经营”，“对违反者，按《投机倒把处罚暂行条例》处理”。这个文件在试图解决官倒、官商等问题的同时，也对商业领域里资本作用的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在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方面，1988年10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从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要求“今明两年的社会集团购买力，要在上年实际支出的基础上，按实际可比口径每年压缩百分之二十”，“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按照下达的控制指标，逐级核定，层层落实。”这个文件还具体规定了许多商品的具体控制办法，和总的目标一样，都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乡镇企业和街道集体企业）的部门管理权力上收到了上级单位，实行了直接控制。

除了这四个方面以外，还采取了像控制信贷、外贸、财政等其它办法。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官僚通过行政、计划领域控制的领域明显扩大了，程度明显加强了，而私人资本力量、市场逻辑贯穿的领域极大的缩小了，程度也显著的降低了。在官僚资产阶级还没有找到通过市场经济和政权控制社会的合适方法时，经济一出现严重问题，“鸟笼经济派”的主导性就再次确立了。

三、“六四”事件

到了1989年，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首先是资本主义复辟引起了劳动者的普遍不满。严重通货膨胀威胁到了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固定收入者和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人生活水平绝对下降，对现实自然不满。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新的突破，农产品提价带来的增产效应早已衰竭，因此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增收缓慢，负担加重，怨气很大。

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两极分化，也一再拨动着对这种现象并不熟悉的劳动者的神经。资本主义的逻辑自然就会带来两极分化、贫富不均，更何况相当多的人发财不是靠着合法经营，而是靠着各种在普通人看来其实是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官僚中的腐败分子利用价格双轨制的价差谋取私人利益正值其顶峰，把权折现的现象愈演愈烈，引起了劳动者极大的愤慨。为了得到掌握计划物资的党政官员的批条，大量行贿者有之，拉关系、走后门者有之，靠爹靠妈者有之。得到计划价格商品后，转手倒卖便成巨富，这样明目张胆的腐败形式，劳动者怎么能够不深恶痛绝？

一首当时的民谣很好的总结了这种情况：“市场供应紧绷绷，经济秩序乱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怒冲冲”。劳动者对现状不满，构成了“六四”风波的社会基础。

同时，当体制内私人资本代表在价格闯关中遭受挫败，在治理整顿的条件下失去历史发展的主导权时，体制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活跃了起来，试图以体制外施压的方式，推动资产阶级“民主化”，从而以政治先行的方式把资本力量的扩张继续下去。

北京高校里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研究会”、“讨论会”、“沙龙”，而私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方励之、严家其等经常到这些场合发表攻击党政的演讲。其基本主张是全盘西化，其主要抨击目标是四项基本原则，其主要批评对象是“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1月6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1月28日，方励之等在北京搞“新启蒙沙龙”，不少西方国家的记者也参加了。

在2月4日友谊宾馆举行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上，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这个呼吁反映了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力量已经自觉的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并开始尝试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与之结合。2月13日，陈军发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2月25日，美国时任总统布什访华，次日在长城饭店举行德克萨斯式烤肉招待会，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便邀请了方励之、钦本立、严家其等人出席。28日美国官方就此发表了谈话。国际资本对中国私人资本力量的支持表现的非常明显，而这种支持也使得体制外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了起来。体制外自由派已经开始了初步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组织整合，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公开化。

就在这时，导火索出现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私人资本政治代表，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逝世。胡耀邦由于处理1986年的“十二月学潮”不力下台，因此是自由派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如果对胡耀邦的评价发生变化，那么就等于变相的承认了胡耀邦所不愿意处理的学潮有一定的合法性，因此胡耀邦的个人评价问题具有相当的政治意义，对现实的政治斗争有着直接的影响。“自由派”为了取得舆论宣传和政治组织的合法性，要求为胡耀邦平反，从而间接的为1986年的“十二月学潮”平反，以铺平当时进行类似活动的道路。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广播之后，当晚北京就有学生上了街。4月18、19两日的深夜，游行者两次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学生游行活动迅速曼延到全国，中心要求是中央为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胡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时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有几万学生集会，但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追悼会后，有三个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递交请愿书，要求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见未果，结果激起群情激奋，开始酝酿罢课。

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力量，这时主要通过学生体现出来，而他们把请愿的矛头对准“鸟笼经济派”的象征、国务院总理李鹏，而不是实际上应该直接负责此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4月24日，34所学校6万多学生罢课，提出了言论自由等自由派的主张，官僚面对的形势开始恶化。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召开碰头会，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4月25日，邓小平同李鹏、杨尚昆谈话，完全支持这个决定，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要求“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定性“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对策上要求采取强制措施“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定性，矛盾随即激化。

社论的第二天，4月27日，北京发生了十万人规模的游行，自由派也进行了策略调整，要求从为胡耀邦平反、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新定性，变成了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

“自由派”策略的调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使得“四•二六”社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失去了根据，“打倒腐败、打倒官倒”又让自己代表了劳动者反对官僚腐败分子的要求，把官僚孤立了起来。人民群众在自己的阶级代表还没有形成时，被资产阶级利用，充当了资产阶级运动的炮灰。

而且4月27日大游行没有受到“四•二六”社论中强调过的镇压，也使得私人资本政治动员受到了一定鼓舞。5月4日，学生再次游行；这次游行还有500名新闻工作者参加。游行结束时，组织者宣布请愿活动结束，5月5日结束罢课。

同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时发表讲话，在谈到事件性质的时候认为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谈到国内形势的时候说“事态将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谈到处理方式的时候说“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可见，体制内的自由派，也开始声援这场运动。

这样，本来已经宣布复课的学生又重新宣布罢课，准备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际进行绝食抗议，继续向官僚资产阶级施加压力。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将到访；北大和北师大有数百名学生于5月13日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政府与学生对话，促进民主化进程。5月14日，为顺利接待戈尔巴乔夫，政府与学生对话。学生要求中央承认学潮是爱国行动，即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定性，而官僚坚持学生有爱国热情，但行动是错误的。

谈判就此破裂，学生坚持绝食，拒绝撤离天安门广场。于是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外事活动只能在学生仍然在绝食抗议的情况下进行。5月17日，北京各界声援学生的群众游行规模空前。全国还有27个城市170所高校的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局势全面失控，官僚资产阶级面临可能丧失政权的空前危机。

也就是在这一天，在邓小平家召开了一次关键的会议，会议由邓小平召集，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五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到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军队代表杨尚昆。

虽然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赵紫阳5月4日亚行讲话是局势恶化的转折点。会议多数人反对赵紫阳主张退让的意见，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体制内自由派在关键时候显示出明显的组织力量不足，被官僚资产阶级以合法方式击败。

这个时候，体制内外的私人资本力量还只是进行了初步的相互试探，继续整合已经不可能了。5月18日上午，李鹏等再次和学生对话，学生坚持“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否定‘四•二六‘社论"，会谈仍然没有结果。5月19日凌晨，李鹏和赵紫阳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用扩音器向学生做了即席讲话，恳请学生结束绝食，但仍肯定“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赵紫阳鞠躬，学生热烈鼓掌。这也是体制内外的私人资本力量接触最为直接的一次互动，但已经无法挽回局面。

5月19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讲话要求“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官僚资产阶级开始统一思想，并进行组织动员。5月20日，邓小平在家开会，提议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日，李鹏签署国务院命令，决定自20日起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5月26日，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党委会议，他说：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二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以李鹏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到会常委一致表示同意陈云讲话。

同日，彭真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座谈会上讲话，说：“国务院的戒严令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同宪法和法律没有丝毫抵触”、“全国人大常委会怎么能不支持呢？”5月27日，李先念在政协主席会议上讲话，说：“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的制止动乱、稳定局势的决策和一系列措施……我们应当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制止动乱……执行神圣的戒严任务，我们应当坚决支持”。

至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顾委会这些核心的党和国家机关，态度均已明朗，体制内私人资本力量到这个时候大势已去。6月3日晚上军队从各个方向向天安门广场推进，排除了沿路阻碍后于6月4日凌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清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体制外的私人资本力量也被击败。

这样，体制内外的自由派，由于组织上不及整合、缺少互相支援和统一行动，特别是由于在力量对比中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被官僚资产阶级分别击溃。而官僚资产阶级在空前的危机面前，显示了空前的团结，对党内和社会上分离的私人资本力量各个击破，成功的捍卫了官僚专政。

在统治权力被威胁的情况下，官僚资产阶级实行了残酷的保证，用枪和坦克镇压人民。军队甚至采用爆破弹、螺旋弹来打击群众，造成大量人受伤后伤口难以愈合而死。尽管这次运动的方向主要被自由派把控，但是很多工人、农民也提出了解决腐败、通胀、官僚气压人民的主张，然而这些人，因为他们都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因而被同样的镇压了。整个清场造成2000多人死亡，上万人受伤¹⁰²,主要受冲击的是工人、市民，学生要受损严重。对广大人民实行这样的暴行无论如何，只有站在所有人民对立面的官僚资产阶级才能做得出来。

就算人民群众被错误的方向引导，难道就应该用暴力机器碾压人民吗？对比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更能看出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官僚资产阶级对待人民的不同的态度。尽管人民被资产阶级利用，然而镇压他们的是更加反动、更加无耻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指责别人是资产阶级以进行镇压，无非是掩盖自己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本质。

同时，资产阶级争取民主是不可能彻底的。他们一方面希望在自己弱势的情况下争取民主以进入统治集团，另一方面他们也要依靠专政来镇压无产阶级。因而只要在经济上获得好处，又逐渐被统治集团拉拢，他们就会好好的享受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位，把民主、自由的鬼话抛到一边去了。

无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民主、自由作为金科玉律，而他们的现实社会力量只是把民主自由作为幌子，来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因而，随着之后私人资本日益被吸收进统治集团，知识分子的呼声也就很难再掀起波澜了。

“六四事件”之后，大规模的清查活动开始，大量体制内自由派被清除，体制外的自由派被捕，或是流亡海外。社会上开始了“鸟笼经济派”主导的整顿，私人资本掌握政权的尝试彻底失败了。

四、“新启蒙”——八十年代中国文化

1.从“人道主义”思潮到“去政治化”

八十年代，在文化各领域都掀起了一股“人道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的“伤痕”、“反思”文学，哲学领域的“异化”问题、“美学热”、“主体论”、“诗化哲学”，在艺术领域的“人文主义”作品，都是这一思潮的表现形式。

“人道主义”思潮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在欧洲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兴盛于启蒙运动。“人道主义”强调无阶级的抽象的人，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提倡“人性论”，认为存在着超历史、超阶级的人性。而实际上这种抽象的“人”和“人性”是不存在的，它只是资产阶级学者在头脑中的构造的。

资产阶级把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的起点，赋予“人”种种必备的本性，如理性自私等，接着他们的一切研究就从“个人”的“本性”出发，进行逻辑建构。然而这个所谓“人的本性”究竟存不存在，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像他们说的那样，他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科学研究。他们无非是将统治阶级自己在当前时代的某一方面特性，描述成为“人的本性”罢了。

而现实的人是通过实践与整个社会相联系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¹⁰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地位都会造就不同的人。

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人道主义反复强调一些看似毋庸置疑的命题，如“把人当作人”，毫不加以理论证明，毫不顾及现实历史。它用抽象的“人”的理论，宣扬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把资产阶级的利益，说成是一切人的利益，为资本主义社会树立合理性，从而达到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这样的思潮在社会主义时期，就从欧美和修正主义的苏联、东欧传入中国，但是这些思想很自然的被无产阶级革命代表所批判。而八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人道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复辟同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需要这样的思潮，同时官僚资产阶级有意识的扭转知识界的导向，收买知识分子，鼓舞了这种思潮的出现。这种思潮一旦出现，又成为了推动和保证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意识形态力量。

中国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其重点在于“反思”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话语，提倡无差别的“人”的话语；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主义和统一计划，以及所谓对个人的束缚和迫害，宣扬个人的自由；批判革命文艺，反对文艺与政治联系，实际上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复辟，正是借助这种人道主义对所谓“非人”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批判，以及对个人自由的观念的宣扬，得以顺利完成的。

同时，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还把自己看作是“五四时期”启蒙在“新时期”的重现。李泽厚对于八十年代与五四的关系就论述到，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¹⁰⁴

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把自己看做一次新的启蒙。五四的启蒙精神，由于社会主义对“人”的践踏，而丧失了，因而需要一次新的启蒙。实际上，他们批判社会主义，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不允许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存在，不允许资产阶级的“人性”肆意发展，因而他们就高喊着“人性”需要复归。

八十年代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潮，以哲学领域的“美学热”、“异化问题”，和文学领域的“伤痕”、“反思”文学为主导。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工，文学直击社会政治问题，美学貌似超然于社会，哲学居于之间，及联系现实，有构造一种浪漫的人性幻想。

八十年代早期，哲学领域的人道主义思潮主要是围绕“异化”问题展开的。马克思早年的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了人道主义的合法外衣，而这篇文章，事实上是马克思正处在理论转变时期的文章，是“一次根据人本学的异化总问题的原则而进行的批判……一次企图从唯心主义总问题得到解放、但依然受这个总问题奴役的批判”¹⁰⁵。

这个时期，马克思实际上还受“人-非人”的人道主义理论批判框架的影响，而没有真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八十年代初期的哲学界正是抓住这一缺陷，借助这一合法外衣，把马克思青年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抽象化，转化为了一切时代的“非人”现象，甚至于加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从而达到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所谓“非人”政策，人被奴役，人被贬低，异化普遍存在的目的。

他们批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经济领域的异化，也就是不按规律办事，攻击火力集中在大跃进；政治领域异化，民主、法治不健全，攻击火力集中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呼唤资产阶级形式民主；思想领域异化，存在个人崇拜，实际上是间接的批判毛泽东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时期，把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解释为个人崇拜的结果。

这样的理论显然是否定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辩护。但是，在1983年底，由于经济形势恶化，以及自由派与官僚的斗争，周扬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被作为自由派攻击官僚的举动，受到批判。这里也展现了官僚与知识界的矛盾，一方面，官僚需要借助文化界批判社会主义时期，从而为改革开放树立合法性；另一方面，文化界批判社会主义的思路，会直接引出西方式资本主义，危及官僚的统治，因而官僚也要压制这一倾向。

胡乔木等官僚对异化问题的批判，依然借助社会主义的话语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然而这只是被他们作为一种工具，也正是体现了他们一方面要复辟资本主义，一方面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为官僚统治辩护的矛盾。他肯定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但否定了周扬等对官僚化的批判，认为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尽管周扬批判官僚化，却不希望以继续革命的方式解决，而是希望走向西方式资本主义。可见这两方，根本上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

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潮出现得更早，而且其政治指向更为直接，主要是通过“伤痕”、“反思文学”，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人性被践踏，人的生存和尊严权利被漠视。而且，这种文学，“在以‘人性’的名义完成的对暴虐历史政权的批判的同时，通过一种不同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国家的表达方式，整合起对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式民族主义认同。抽象的‘人性’修辞，在呈现为具体的情节构想和历史想象时，是关于‘家’与‘国’新秩序的重新构建和书写。”¹⁰⁶

“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有朱新华的《伤痕》（1978）、陈凯国的《我们应该怎么办》（1978）、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1979）、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1979），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古华的《芙蓉镇》（1981）。这些小说无不是控诉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把文化大革命描述成丑恶人性的爆发，描述成邪恶人物对人民的操纵，控诉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摧残，和对家庭伦理道德的破坏。

这样，一方面是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描述文化大革命，使得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内涵和历史地位不能被认识清楚，从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另一方面是构造出了小家的重要性，呼唤所谓的家庭的亲情伦理，呼唤个人的价值，而这种个人主义正是体现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之中，因而它实质上呼唤着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伤痕”文学用家国的民族主义叙事，掩盖了国内阶级日益分裂的状况。这样的文学，无疑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然而，正是资本主义，把笼罩在家庭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撕扯掉了，一方面资产阶级用金钱换取性关系，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家庭被摧毁的支离破碎。资产阶级越是宣扬个人和家庭，就越显示了自己虚伪的本质，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塑造了资产阶级在个人上的享受和成功，在家庭上的混乱；以及无产阶级在个人上的失败和被奴役，以及家庭上的破碎。

而这种论调也正是展现出了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与五四时期的截然不同。“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正是展现了封建家庭对人的束缚，展现了对旧家庭的批判和挣脱，宣扬把革命事业与个人相联系，个人要反叛旧家庭，走向更壮丽的事业。

八十年代的文学风尚，还逐渐从欧洲古典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偏向于浪漫主义。雨果的《九三年》，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取代了《悲惨世界》、《孤心血泪》、《复活》，成为了文学上受推崇的作品。实际上，这是借用欧洲浪漫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来批判文化大革命，对所谓革命的暴政进行反思。

社会主义时期，文艺是革命整体事业的一部分，这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是相矛盾的，因而，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美学热”，实际上就是希望奠定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八十年代，把美抬到了到了至高的价值。

“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最完满的展现，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最高级的巅峰；从哲学上说，这是主体性的问题，从科学上说，这是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¹⁰⁷

八十年代的“美学热”，就是像这样，把美作为“自由的王国”。实际上，既否认了审美的社会历史性，否认了审美的阶级性，又使文艺从现实的革命斗争中的退却，美既然被作为了人的最高价值的终极体现，那么现实的革命就不再被文艺关注了。实际上这也预示着，文艺领域越来越脱离现实，一方面它承载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对自己的本质遮遮掩掩，不断重复着“人的本质”的空话。

八十年代中后期，逐渐出现了“主体性哲学”，实际上是八十年代早期“美学热”的继续，是人道主义思潮的进一步理论化。“主体哲学”借助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倒退到了康德哲学。在强调个人的主体性的表面下，实际上是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强调从阶级革命，回归到个人。实际上这些哲学思潮是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对自身的哲学总结，对自身的理论论证。

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大背景下，人文学科全部发生了“主体性”转向，开始形成个人主义的风潮，文艺、哲学等全部不再需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不再需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转变为以作者，也就是知识分子为中心，实际上起到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作用。

随之而来的刘小枫、周国平等为代表的“诗化哲学”更是将审美的地位推到了极端，文艺本身成了终极价值，不再需要称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进而在文学领域兴起了所谓“纯文学”的思潮，意在剔除对文学的政治批评。文学史也被改写，以往对文学阶级性的讨论被彻底否定，开始以文学所谓自身的发展脉络来重写文学史。这种“去政治化”，不过是一种“再政治化”，不过是掩盖他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不过是为了把群众引向不关心政治，从而无阻碍地资本主义复辟和维持资本主义社会。这正是革命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的区别。革命文艺为无产阶级自觉的服务，但资产阶级文艺一方面为资产阶级服务，另一方面却要用“去政治化”来遮遮掩掩。

八十年代所谓“人道主义”，本质正是在于这种个人主义，是对社会主义下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反动。个人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原子化个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又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复苏，成为了资本主义复辟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力和合法性来源。

2.“现代派”文学与“寻根”文学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框架被抛弃，去阶级化的现代与前现代的叙事被热捧，文艺领域也掀起了一股追捧欧美20世纪欧美“现代派”的热潮。所谓“现代派”文艺，是发迹于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没落时期，在21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兴盛起来的，一系列文艺流派的总称。

现代派类别很广，在文学中，有表现主义，如卡夫卡的《审判》；存在主义，如加缪的《局外人》；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荒诞主义，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在美术中，有野兽派，如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立体主义，如毕加索的《阿维尼翁少女》；表现主义，如蒙克的《呐喊》等。在音乐中，摇滚乐、嬉皮士盛极一时。在哲学中，以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结构主义哲学为代表，如福柯。

“现代派”根源于资本主义的没落，和大量知识分子、工人贵族以及没落的小企业主的出现，因而与资产阶级具有双重关系，“它们自称是极端憎恨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文明”，”却起了消解人民的革命意志的作用”。“现代派”的中间阶级属性，使得“他们不满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可又不信赖人民的力量；他们被夹在越来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夹板里，感觉到自己没有前途，他们像火烧房子里的老鼠，昏头昏脑，盲目乱窜；他们是吓坏了，可有仍然顽强地要把‘我’的尊严始终保持着”¹⁰⁸因而，现代派展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绝望的哀嚎，而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鼓舞。这也就形成了“现代派”独特的艺术倾向，

“正是因为对现实的态度是不可知论，否认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所以现代派的文艺家或者逃避现实，或者把现实描写成为混乱的漆黑一团，把人写成只有本能冲动的生物。正因为他们是唯我主义者，所以他们强调什么‘精神自由’，否定历史传统，鄙视群众，反对集体主义。正因为他们是不可知论的悲观主义和唯我主义者，所以他们的创作方法是‘非理性的’形式主义。因此，……不利于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¹⁰⁹

社会主义时期，为了了解西方文艺的动向，同时避免这些精神衰颓作品，在社会中产生不良影响，这些文艺作品被通过内参的形式引入中国，这些书目只有高级干部和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可以阅读。但是很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青年知识分子，由于崇拜欧美资本主义，凭借父母的关系，借阅这些书目，并组织地下读书小组，写作地下文学。

从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现代派”文艺在中国引起了热潮。既然整个中国在向资本主义转向，在加强与国际资本主义融合，文艺上自然把西方当代的思潮作为一种“新启蒙”的素材来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既先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又不能不反映当时的时代特点。

由于经济向资本主义复辟，知识分子把西方社会作为“现代”、“先进”的典型，不仅引入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也把“现代派”这种衰颓文化作为先进文化、文艺发展的最高阶段崇拜。这种文艺流派由于其浓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被知识分子所推崇。因而，继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浪漫主义转向之后，“现代派”又被知识分子拿来对抗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文艺。

当然，在八十年代上半叶，社会主义的思想还没有完全退去时，知识分子采用“在批判其中谬误意识内容的同时吸收器艺术手法中可供借鉴的成分”¹¹⁰的策略，以获取引入“现代派”合法性。而实际上，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还没有西方“现代派”产生的社会基础，因而中国“现代派”文艺，也主要是在表现颓废意识，和采用“现代派”手法之外，还是在表现对社会主义所谓“暴政”的控诉，以及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如宗璞的《我是谁》，以及王蒙的《蝴蝶》，以及朦胧诗。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如恶性通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频繁出现。此时，余华、苏童等“先锋小说”也创作出来，中国的现代派文艺开始成熟，不仅借用“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也开始具有“现代派”的内涵。然而这种内涵在八十年代与中国社会还是极度分裂的，因为它不是完全产生于中国的社会基础，而是在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复辟，西方被作为“现代化”的楷模时，为了对抗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文艺、集体主义，而引入的个人主义的艺术形式。

在“现代派”热潮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在形式上是“现代派”的反动的“寻根”文学。韩少功在寻根“宣言”《文化的根》中写道，“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寻根文学主要是表现民族文化，如写草原文化的乌热尔图；地域文化、民俗，如写苏州文化的陆文夫。除却小说外，还有诗歌，如杨炼的《大雁塔》《半坡》等；电影，如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黄土地》；还有音乐和美术作品。寻根文学迅速爆发，又迅速结束。但其余波，在九十年代产生了很多成熟的作品，如张承志的《心灵史》、莫言的《丰乳肥臀》、王忆安的《长恨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

“寻根”文学是一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产生于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受到资本主义世界文化冲击，以及“文化热”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整体在资本主义复辟中迅速分裂，需要构建出一种“民族”的文化认同来掩盖现实中的分裂状况；同时中国作为相对落后国家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这种文化如“现代派”超前于中国时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构建出一种与中国社会比较亲近的资产阶级文化。因而“寻根”文学应运而生，与之相伴的还有香港的民族主义文化的引入，如电视剧《霍元甲》、《上海滩》，音乐《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

国家和民族实际上是建立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因而不存在一个不分阶级的民族和国家。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掩盖本国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建立合法性，或是抵抗帝国主义，发展民族资本。

文化也同样，不论是民族的文化还是世界的文化，都有为哪个阶级服务之分。与社会主义时期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文化的最高原则不同，“寻根”文学试图用民族这个虚假的共同体，掩盖事实上的社会分裂，不分阶级的谈民族文化，实际上是借用民族文化的材料，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及不分阶级的民族认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3.“文化热”与“现代化”叙事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把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中来，现代化逐渐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了全社会的主要讨论重心。现代化是一个去阶级、去政治的词语，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农业社会化、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走资派故意掩盖现代化的不同模式，为的就是以现代化为名义，进行资产阶级复辟。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把文化看做现代化的最重要条件。而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理论正是为这一看法提供了基础，韦伯不是把新教伦理看做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出现的意识形态，而是看做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唯心主义理论正是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梦呓。在这样的梦呓中，农民被圈地运动残酷的变为无产者，工人遭受到深重的压迫剥削，殖民地国家被帝国主义国家血腥的奴役统治，全部被掩盖过去。资本主义现代化成了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而这一史诗的英雄正是一位位文化巨人。

这样的现代化理论，掩盖了现代化的阶级属性，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涌入中国提供了合法性。既然西欧是现代化的楷模，那么中国要想建成所谓“现代化”，就必须学习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既然西欧能够成为现代化的楷模，主要得益于西欧的资产阶级文化，中国就必须摒弃传统，尤其是封建和社会主义的传统，吸收西欧的所谓先进文化。这实际上就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树立了合法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八十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股“文化热”。除了文艺领域的“现代派”和“寻根”文学，美学领域的“诗化哲学”，在哲学、历史领域也产生了新的历史解读。围绕着历史重新解读，八十年代中国产生了三个思想流派。

第一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他们是科学主义倾向的，其代表理论是“封建社会超稳结构论”，代表作是灵魂人物金观涛、刘青峰的《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他们借助二十世纪中叶产生的系统论，描述中国封建社会，论述了封建社会在中国得以长期稳固存在的原因。他们实际上实用看似客观的科学话语，批判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封建的遗存，是极端的“封建法西斯”、“封建迷信”。而且这种分析把历史的发展看做结构的自行发展，阶级斗争和革命被剔除了，那么只有不同结构的接触才能改变结构本身。既然中国长期停滞是具有稳定结构的，因而只有学习西方，也就是学习资本主义，才能克服中缝间的落后性。

第二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他们是文化主义倾向的，其代表理论是“传统与现代冲突论”，代表作是学派主力甘阳的《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他们主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实质是主张全盘西化，是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代表。如书中提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而掩盖中国文化本身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更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异问题。”实际上这里完全掩盖了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差别，将封建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全部概括为传统文化，而资本主义文化被“去政治化”为现代文化，从而达到掩盖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本质。当然，全盘西化的派别，在八十年代遭到了批判，因为这种主张危及了官僚的统治。但根本上来说，他们与走资派的利益相同大于不同。

第三是“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他们是反对革命倾向的，其代表理论是“救亡压倒启蒙论”，代表作是代表人物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他在书中论述，认为中国在五四时期，有两个方向，一是救亡，一是新文化启蒙，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被中断。其中隐含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实际上将中国文化又推向了封建，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中断。实际上，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谓的中断，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断。他们的这种论调，就是要否定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资本主义复辟无耻的辩护。

这股“文化热”，对后来中国文化有深刻地影响，因为他们塑造了革命与现代化的冲突，从而使得革命被否定甚至被惧怕“去政治化”的现代化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就这样，资本主义现代化成为了不容置疑的历史发展方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被学术界污蔑唾弃，阶级划分被掩盖了，历史完全被篡改了。

可见，所谓“文化热”的三个思想派别，实质上都是否定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概念，掩盖不同社会性质的差别，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合法性和参照模板。这样的“文化热”，正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背景下，走资派的鼓舞下产生的，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力。

总体来看，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通过“人道主义思潮”、“现代化”叙事和历史“反思”，完成了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篡改和清算，否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确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无可辩驳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以历史反思的名义拒绝历史反思；作为一次成功的话语实践，它相当程度上成就了一种社会共识：无保留地‘告别革命‘。”¹¹¹因而八十年代的文化产生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复辟，又借助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形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推进和确保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

走资派对知识分子暂时的收买政策，在鼓舞了知识分子的热情的同时，还让知识分子产生了自己是“愚昧时代”的受害者，是新时代的启蒙者和推动者的意淫。知识分子，从科学领域到文化领域，地位瞬间被抬高到不应有的位置，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利益获得者。然而正是与政府的三次政治冲突，让知识分子产生了自己是只身对抗政府的正义的化身，而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官僚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枪，枪爆膛伤到主人，主人自然会把枪丢掉。

随着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官僚集团走向分裂，并最终引发八九年的惨剧，知识分子开始陷入迷茫和绝望。在他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下，很多知识分子认为那不过是中国封建传统的再一次回潮，认为自己是捍卫真理而牺牲的英雄。他们根本不能清楚地认识这场悲剧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他们看不清斗争双方的阶级立场。这样，中国的文化界陷入一片失落的气氛中。

第四节 九二南巡定基调，官僚垄断终确立

一、南巡讲话

1.“鸟笼经济派”主导的治理整顿

“六四事件”以后，体制内“自由派”全面失败，“市场经济派”也不得不暂时退却。6月23日到24日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自由派”赵紫阳、胡启立等均被免职，选举“鸟笼经济派”的江泽民为总书记，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鸟笼经济派”盛极一时。

八九年的整顿，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整顿，也就是彻底打击体制内外的自由派。社会上很多民运人士，如吴晓波等被捕，党内自由派和资本家被清除出党。8月21日，江泽民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讲话，提出，

“抓住有利时机，认真抓好清查、清理工作，保证党的队的纯洁性。这项工作要领导重视，组织落实，政策明确，步骤稳妥。要防止走过场，不留后患。”

“这次会议的文件里面讲，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我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工人级先锋队，如果让不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¹¹²

这里，实际上就是要加强官僚资产阶级的专政，防止私人资本及其政治、意识形态代表篡夺官僚的政权。这样的举措使得自由派在很长时间都没有恢复实力，后来的改革使得私人资本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在政治上也与官僚资本逐渐合流，继续进行民运的社会人士也被长期打压。

经济上的整顿延续了价格“闯关”失败后的整顿。首先是打击官倒，清理公司。四中全会后，中央提出清理官办公司，制止干部子女经商。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把经济拉回官僚的掌控之下，另一方面也能稳定社会。

最为严厉的还是整顿私营企业，同时弱化私营企业地位。江泽民在组织部省长会议上提出，要把违法的私营企业“至于个体和私营企业主，……要依法严格管理，狠狠打击一些人的不法行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是拾遗补缺，不能本末例置，不能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¹¹³此时，官僚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控制社会，因而这实际上是加强官僚在经济上的主导权。

在这样的整顿下，私有企业发展的确有所放慢。1989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有90581户，从业人员1640051人，注册资金844776万元。但到1990年6月底，私营企业的数量下降到了8.8万户，直到这年年底才回升到9.8万户。到1991年底，全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还不到1987年的水平。

同时还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计划，收回了部分下放权力。江泽民说，

“过去强调厂长可以决定任命干部，如果这个厂长是一个有政治水平的厂长，在任命干部的时候，他必须要和党委书记一起在党委面很好地议论，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如果认为长负责制意味着厂长原意任命谁任命谁，是认识上的偏差。”¹¹⁴

11月9日，五中全会《决定》通过，指出了之前改革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也有失误。从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就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现象，但党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一九八七年虽然提出了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这些年来，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对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纠正不力；在改革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经济体制过程中，忽视了必要的适当集中；在强调微观搞活的同时，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由于对国情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国力缺乏清醒的估计，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¹¹⁵

这实际上是“鸟笼经济派”对“市场经济派”和“自由派”主导的改革的批评，并认为，要“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¹¹⁶。

具体措施，一是控制社会需求，坚持财政信贷双收紧；二是对私营乡镇企业进行管控，防止私营企业与国企争夺资源，大力发展国企；三是加强对价格的计划控制；四是财政、金融集中，增加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的范围。这些措施都是希望经济回到“鸟笼经济”的轨道，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控制经济。

这样，实际上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被暂时中断，“市场经济派”的主张无法推行。在治理整顿之下，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9%，比1988年的11.2%大幅下降；全国零售物价上涨17.8%，略低于上年。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上涨5.1%，比上年回升；全国零售物价上涨3.1%，比上一年大幅下降，恶性通胀得到遏制。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比上一年又有上升；然而国有企业亏损额比上一年增长10.6%。¹¹⁷

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市场经济派”势必要争夺经济发展主导权，按照自己的目标进行改革，在中国建成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鸟笼经济派”所希望的经济模式，实际上只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过渡形式，随着私人资本的发展、国企的资本化、市场的扩大，这种模式必然不可能维持太久。

2.“皇甫平”与“姓资姓社”论战

随着“自由派”被打击，经济发展逐渐被“鸟笼经济派”主导，“鸟笼经济派”和“市场经济派”关于经济发展的争论也在持续升温。

1989年1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接到通知，邓力群受党中央委托，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七十天的经验教训。吴敬莲参加了部分会议的讨论，与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之间发生争论。

许毅说：本来应该是“计划取向”的，却搞了个“市场取向”，导致种种问题的发生。吴敬莲紧接着许毅发言，表示完全不能同意他把这些负面现象归因于市场取向改革。吴敬莲说，事实恰恰相反，问题正出在没有坚持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发展战略上，继续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增长；在改革的问题上，不是扩大市场的作用，而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

不久，北京《当代思潮》杂志在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文章说：

“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文章还进一步指出：有些人正是想通过发展私营经济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随后，《真理的追求》杂志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和平演变”战略与经济》、《重提“姓社”与“姓资”》等文章，将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头指向经济领域，指向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这都展现出了“鸟笼经济派”对于官僚政权可能在市场化改革中丧失的警惕。

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上，两派经济学家又发生激烈交锋。“鸟笼经济派”批判“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化”与“私有化”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起批判，这实质上是指出了自由派的社会基础。薛暮桥批驳“计划取向”的言论，并在会后上书中央倡言市场经济改革。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表态说，他看不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

此时“六四事件”刚刚结束，苏东剧变也引起了官僚的警惕。国内一片反和平演变、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浪，以及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讨论。“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¹¹⁸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派”几乎被“鸟笼经济派”完全压制，他们的建立市场经济的主张无法推行。

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召集几位中央领导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¹¹⁹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谈话。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随即，地方“市场经济派”予以响应。上海《解放日报》周瑞金等人，于2月15日，正月初一，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这些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的原话。

1991年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

“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表现为，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4月12日，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

“皇甫平”的文章，实际上代表了“市场经济派”的思路，直接向“鸟笼经济派”开炮。基本主张就是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彻底与国际资本主义相沟通。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争论。

“鸟笼经济派”立刻予以反击。《当代思潮》1991年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强调“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随后，《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指出“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同时，《高校理论战线》也在1991年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指出“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

当然，正如前面所说，“鸟笼经济派”不是真的拥护社会主义，他们也只是借姓资姓社的诘难，反对进一步市场化改革，以避免在市场经济中，官僚丧失统治的经济基础，从而丧失对社会的控制。根本上来说，他们还是站在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只不过他们希望停留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过渡状态上。

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自由派知识分子又予以反击。吴敬琏说:

“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

在当时整顿的大背景下，“鸟笼经济派”的言论占主导地位，“市场经济派”的主张依然无法说服大多数人，无法继续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既然他们已经铁了心要继续推进复辟，那么他们就不会轻易妥协。

3.邓小平南巡与中共十四大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中央争论无果的情况下，邓小平携全家以及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开启“南巡”，一路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讲话，展现了要坚决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以及与“鸟笼经济派”决裂的决心。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歪曲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合法性，矛头直指“鸟笼经济派”。当然他的歪理不可能说服“鸟笼经济派”，关键时刻还是要暴力机器出马。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宣称“解放军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大有要动用资产阶级专政机器的架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泽民妥协；李鹏辞职，由于李鹏签署了镇压学运的戒严令，为了避免“自由派”被鼓舞，李鹏被准许长期“休假”，“市场经济派”副总理朱镕基开始代行总理之职。

“鸟笼经济派”彻底被打垮，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明晰起来，就是建立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接下来的改革只是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而已。“鸟笼经济派”既然代表了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的一个复辟状态，那么就不可能持久地把控社会发展方向。在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善，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社会的新方法还没有找到时，“鸟笼经济派”时而会主导社会发展，但是终究将被历史所淘汰。

赞扬1978年至1984年的中国社会的人，实际上只是不明白，资本主义复辟的车轮一启动，就不可能只是待在“鸟笼”里，在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情况下，过渡状态只能很快的向着完全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发展。

10月12日至10月18日，十四大召开。“鸟笼经济派”姚依林、宋平等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派”乔石、朱镕基、胡锦涛等选入常委，在组织上清除了阻碍市场经济的力量。江泽民讲话，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305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¹²⁰

这样，市场经济被彻底确定下来。具体措施是：

“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继续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积极培育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等市场，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实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政企分开。凡是国家法令规定属于企业行使的职权，各级政府都不要干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¹²¹。

实际上，主要措施就是，第一不再用计划的方式管理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运营，面向市场生产，以资本增值为导向，国有企业正式变为国有官僚资本集团的资本，同时自负盈亏，这也就直接引发了大批非战略性国企倒闭；第二就是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市场来引导生产，主要是废除价格双轨制，除重要物资外，全部按照市场定价。

在这样的改革下，1992年固定资产投资即比上年增长44.4%，货币发行首次突破1000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高达14.1%，经济已经过热。1993年上半年各项指标再创新高：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达30.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8%；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3.1%。

同时物价开始快速上涨，通货膨胀开始出现：1992年全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一年上涨8.6%；1993年6月，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92年同期上涨13.9%，12月达到17.3%，1994年10月高达25.2%。经济过热的现象已经相当明显，物价高速上涨的情况甚至高于1988年物价闯关引起发生抢购的时候。这个时候劳动者其实也已经开始抢购粮油等基本生活资料。

财政赤字也进一步扩大，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

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按照80年代的发展逻辑应该是重新收紧计划。但是，既然“市场经济派”已经下定决心，同“鸟笼经济派”决裂，要彻底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而他们必须要找到新的控制社会的方式。新一轮体制改革由此开始了。

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最终确立

1.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确立

到1993年，中央财政已经十分困难，因而，朱镕基主导下第一项重大的改革是财政改革，也就是分税制，改变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比例。这样可以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从而使得财政拨款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社会的第一个手段。同时，由于地方财政被削弱，地方上层层盘剥，最后农民成为了最惨的牺牲品。

1993年7月，朱镕基发表《整顿财政秩序，加快财税改革》讲话，

“分税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财政体制上不再搞什么包干、什么分成，而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中央收哪几种税，地方收哪几种税。”

然而，这样的改革势必受到地方政府的抵抗，在省长会议无果的情况下，朱镕基选择各个击破。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他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解释分税制方案。经过讨价还价，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五倍。这样中央拥有庞大的财政收入，成为了占有绝对优势的资本集团，可以通过财政拨款控制经济，也可以解决基础投资过热的问题，或者是之后出现的生产过剩。

由于国企废除工人民主，实行官僚专治，工人生产积极性下降；同时官僚贪污腐败，掏空国有的“大工厂”，养肥自己的“小工厂”；再加上国企面向市场，无政府地生产，导致很多产品供需失调，因而国企已经全面亏损。第二项重大改革就是国企改制，让国企彻底自负盈亏，可以破产，从而实现“甩包袱”。

中央只控制100多家战略性央企，涉及金融、能源、交通、建设、化工、电信等领域，利用这些战略性央企，也就是国有垄断资本控制社会，非战略性的自负盈亏，亏了就变卖，不亏也可以变卖，总之它们对国民经济不重要，可以放弃，以减轻财政和行政负担。同时让国企彻底面向市场生产以资本增值为导向，彻底转变为官僚资本资本集团。

1992年朱镕基视察首钢时说，

“首钢的成功经验，给我们一个启示：只要让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自主经营，让它有一个自负盈亏的机制，有一个风险机制，不是企业花国家的钱，而是企业花自己的钱，这样一个钱就可以顶两个钱用。……要创造条件，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不能再由政府各部门用行政干预来代替企业作生产经营决策。”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分开，股份制改革，自负盈亏。这一年还通过《公司法》，允许国企破产。

同时，工人全面沦为雇佣劳动力。1993年实行企业用工自主权，企业在工资总额宏观调控下自行决定招工，不再到市劳动局审批招工计划。1994年通过《劳动法》，确定资本主义雇佣关系。1995年公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全面推行了合同制，国有单位的劳动合同制职工由1992年的2059万人猛增到1996年的5549万人。在签合同的过程中，一开始领导告诉工人这不过是“走过场”，签个字就行了；到了90年代末，签了字的合同就开始起作用，领导们宣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合同制的职工这时就傻眼了。

1997年9月，朱镕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称，“要真正搞好国有企业，让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最重要的，一是结构调整，不要再搞重复建设。二是没有资本金就不要上项目，三是减人，不减人办不好国有企业。”

90年代工人开始下岗，从1992到2002年，每年下岗人数由1992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1151万人，后下降到2002年的618万人，累计下岗7601万人（该数字应包括期间退休的工人）。¹²²

同时，大量非战略性国企，被低价变卖给关系户或者厂长本人，没钱买的，银行给贷款来买，赢了利再还贷款。到2002年，私营业主开办企业前的最后职业，企业负责人所占比例从1993年的15.4%上升到55.4%,普通工人、农民从36.2%下降到6.7%。2002年私营业主的职务经历中，干部、国企承包人（相当于分厂厂长）、企业供销人员占72.7%。在2002年的300万户私企中，有18.3%的被调查企业是由国营、集体改制而来的，6.3%的企业已经兼并或收购了国有企业，还有10.2%的企业正在准备兼并或收购国有企业，总计比例35%,大部分大中型私企都卷入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当中。

在这场盛宴中，不仅效益低下的国企被私人吞并，很多效益很好的国企也被私有化，而很多购买国企的私企效益比国企低下很多，比如2007年建龙集团收购通钢。实际上，这场瓜分国企的运动，填满了资本家的腰包，甩掉了官僚资本的包袱，两者合流成了这场盛宴的共同出席者。这场运动浩浩荡荡，一直持续到胡温时期。

就这样，中国的工人阶级白手起家，筚路蓝缕，辛辛苦苦40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巨额财富，被资产阶级全部窃取，工人沦为了雇佣劳动力，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事业，甚至连做雇佣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国企问题也就这样被“解决”了。2002年3月15日，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国企不再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负担，因为凡是负担的且没有战略性地位的都被甩包袱了，凡是战略性地位的都被官僚牢牢抓在手里，用以控制社会。2004年，10月20日，国资委成立，成为国有资本的统一大股东，国有垄断资本集团成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垄断财团，同时也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官僚资本。

第三是金融改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金融服从于物质生产，毛泽东指出“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需要有计划、按比例的进行，银行是国家手中掌握的一种按计划配置资源的工具。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消灭了股票、债券、保险等形式的生息资本，仅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了存贷利息。从1953年开始建立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资金由人民银行统一掌握，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计划。对于长期资金和定额内流动资金，不计利息，由财政按照国家计划统一划拨，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更新；对于工商业超定额流动资金，计利息，由银行贷放。银行不再是经济的核心，而仅承担簿记、会计、核算的职能。

1978年，邓小平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得大一些”。1979年1月，首先恢复了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纳入中国农业银行管理，重点“支持商品生产的发展”，1983年举办低利率开发性贷款，主要贷给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专业队、专业组和专业户，以及从事副业综合服务的经济联合体，1984年后主要向乡镇企业、农村专业户、承包户倾斜，为农村私营经济获取初始资本提供便利条件。

1979年3月，改革中国银行，成为外汇专业银行，并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1983年8月，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控制信贷总量、调节金融机构资金，保持货币稳定。同时新设工商银行，把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会计、计算和监督”的行政机关角色发生变化，以贷款业务为基础的生息资本体系逐步建立，并初步确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1983年，银行系统开始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制度”，把各项指标考核与利润留成挂钩，专业银行以获取利润为目标。1985年人民银行出台政策，专业银行业务可以适当交叉和“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可以选择银行”，鼓励四家专业银行之间开展适度竞争，打破了银行资金“统收统支”的“供给制”。1987年核定“三率”¹²³、下放“六权”¹²⁴,推进专业银行企业化。从1986年起，还建立了一批新兴商业银行，打破了专业分工和地域格局，其中交通银行以股份制形式组建，成为商业银行诞生的标志。至此，银行不再是计划经济下财政部的会计，而是独立经营的生息资本，成为支配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经济核心。

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发生明显变化。1983年，国营企业定额内流动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从1985年起，全面推行“拨改贷”，国家财政预算内以贷款方式安排基本建设投资。一方面瓦解了计划经济全国资本统一积累、通过财政无偿供应资金的方式；另一方面复活了生息资本，使银行成为社会的统治者，掌握国企债权。

199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划转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完成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1995年3月，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立法将人民银行确立为中央银行。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设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强化了其金融调控的能力。1998年，央行对分支机构进行重大调整，跨区域设置了九大分行和21个地方监管办，这样各地方央行由中央直接控制，避免地方行政权力控制央行，央行通过杠杆率、调息、发行货币等调节经济，同时调节商业银行。这样国有资本集团通过央行来控制全国经济，完全按照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式控制社会。

2003年12月27日，经过修订的《人民银行法》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强化了人民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方面的职能，明确地规定了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

除了银行，保险业也是生息资本的形式。1979年4月国务院转批《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纪要》，决定逐步恢复保险业务，设立保险公司。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国内业务，企业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和运输工具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农村各类财产保险和养殖保险、人身保险等业务纷纷开展起来。1993年以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成了财产险、人寿险和再保险业务的分离，改组设立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辖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公司和中保再保险公司3家子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与交通银行脱钩，改制为独立的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陆续批准设立了大众、天安、华泰、永安、华安、泰康、新华等一批新的股份制保险公司。以榨取社会财富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保险业繁荣起来。

证券市场也逐步恢复。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揭开了新时期证券市场发展的序幕。1986年9月，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一一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恢复中断了30多年的证券交易业务。1990年末，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为标志，证券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到1994年底，专业证券公司已达91家。上市公司数量快速增长，1999年共有上市公司949家，2007年增加到1550家；投资者开户数1999年4810万户，2007年增加至13887万户；截至2007年底，上市公司市值达32.7万亿元。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金融投机也随之兴起，进行投机的商人“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股票等形式的证券，其“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350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融资领域不断扩大，生息资本形式越来越多。198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分行行长座谈会，作出决定：企业及企业主管部门的多余资金，可以委托银行对指定地区和企业投资或贷款，也可以委托银行代选对象进行投资或贷款。此后，信托投资机构迅速发展，到1981年末全国共有各种信托投资机构600多家。1981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先与北京机电设备公司、日本东方租赁公司共同创建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后又与国家物资局等单位合建了中国租赁有限公司，开始通过融资租赁吸引外资项目。¹²⁵典当也死灰复燃，并日趋活跃，到1988年10月底，全国21个省份设立168家典当机构，其中浙江温州市典当商行就达42家。

适应生息资本发展的分业经营监管体制逐步形成。从1984年开始，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履行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的综合监管。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我国金融业开始“分业经营、分业监管”。1998年，证券委员会与证监会合并为中国证监会。1998年11月，中国保监会成立，统一监管保险市场。2003年4月，中国银监会正式对外挂牌，履行银行业监管职责，中国金融管理“一行三会”的格局形成。

金融行业由于集中了庞大的资本量，因而可以控制工业企业；而工业垄断企业也凭借自己庞大的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共同控制整个经济生活。由此，国有资本集团控制金融体系，再由金融体系控制社会生产，这样国有资本集团就实际上控制了全社会的生产，而且是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控制。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高度融合，形成金融资本，控制着国民经济生活。与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同之处是，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同时还完全把控政权，不需要通过民主制来控制政治，也没有不同财团争夺政治控制权的忧虑。

第四是确立土地制度。1999年1月1日起实施《土地法》，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

“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

“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

官僚集团由此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地主，地方官僚资本集团为土地的直接管理者，通过卖地获利，同时控制地方经济；中央官僚资本集团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地方官僚资本集团对土地的管理。

这样，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正式确立，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通过财政、金融、战略性国企、土地这些经济手段控制社会，又通过政权和暴力机器维护统治，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统治阶级。

同时官僚资产阶级与私人资本也逐渐合流。南巡后，政府官员中出现下海经商热，大批转化为资本家。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如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7月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同时，大资本家被纳入“体制内”，2001年7月1日，江泽民讲话：

“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资本家开始由“体制外”成为“体制内”，共产党正式成为了全体资产阶级的代表。2003年私营业主有34%是党员，侵吞国有资产而产生的私营业主中，党员比例高达50.66%。同时私营业主可以直接收买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据统计2003私企的公关、招待费用占纳税的18%;同时私营企业还招聘专职的党务工作者，事实上私人资本已经和官僚日益紧密融合在一起，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2003年，中国基本建成了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内资本主义市场最终成熟。到2001年底，全国拥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93085个，其中消费品综合市场47152个，农产品交易市场27167个，工业消费品交易市场10163个，生产资料交易市场6631个。

中国的改革可以说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之后的历史，就是在这里确立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继续扩展，经济危机日趋严重以及走向帝国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再度兴起的历史。

2.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

同以往一切社会相同，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其固有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

“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¹²⁶

社会化大生产是一种长链生产，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工业品都经历了数十甚至数百个工业部门，而资本主义的占有使得这些部门分为一个个的资本主义企业，这就需要通过交换来完成整个生产过程。而每个企业内部也有非常复杂的分工，因而在每个企业内部都在进行着越来越严格的计划。然而，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工，却是通过无政府的方式完成的。每个资本家考虑的就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了最大化的剩余价值，他们考虑的是无止尽的加快生产、节约成本、压榨工人。而全社会的协调配合需要考虑的却是使用价值，因而，比一个企业内部更需要计划协调的社会，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这正是资本主义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的矛盾的重要表现。

起初，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力飞跃式的进步，使得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但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能容纳如此巨大的生产力了。因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又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与消费绝对不足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

在经济危机中，“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¹²⁷

而资产阶级面对这样的危机，除了将这样的危机归结于偶然因素，以掩盖自己无法继续统治的事实，就只能用自杀的办法。“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¹²⁸

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逐步发展起来。在89风波后的3年治理整顿期间，重复建设受到一定的遏制。92年南巡以后，出现资本主义大跃进，社会出现剧烈的分化，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日益尖锐。各地争相上项目，审批权限逐层下放，造成了各地、各企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这种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各地、各企业的重复建设极其严重。全国有22个地区把汽车制造列为支柱产业，24个地区把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23个地区把石化列为支柱产业;27个地区生产电视机，有302家电视机厂，年产电视3000万台，市场需求2000万台，23个地区生产洗衣机，有89家洗衣机厂，19个地区生产电冰箱，有186家电冰箱厂；1995年全国轧钢企业达7363家，而冶金部系统仅有271个，其余都是各地自行决定的项目，平均每个地方21家、每个县3.4家。

无政府的生产造成了生产相对过剩与消费绝对不足的矛盾。到1995年，我国82%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75%,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在9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以上的有33种，主要是能源产品、部分化工产品，生产能力闲置一半以上的有35种，主要是轻工家电产品、机械产品、轻工产品、纺织产品。¹²⁹

轻工业领域，92~94年轻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27%、33%、57%；远超过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速度，在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轻工企业纷纷限产、半停产、甚至停产。其中家电行业市场饱和，电视机、空调器、洗衣机等一批工厂面临关停窘境。

重工业领域，以发电设备为例，“八五”期间机械部安排生产3000万千瓦，进口发电设备却多达4897万千瓦，造成国内每年500〜600万千瓦生产能力放空，哈尔滨三大动力厂一台订货合同也未接到;冶金部系统从德国引进3台套轧机，价格比国内制造高出125%,使国内历时8年研制的技术设备闲置。¹³⁰到1996年末，全国28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4成以上处于闲置状态，如发电设备生产能力利用率在25.5%以下，小型电子计算机的利用率仅为3.5%。全国3万多亿元的国有资产存量被长期闲置的就有1/3。

资本主义的矛盾有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伴随着国企改制，工人地位下降，失业加剧，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1981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88,1995年为0.388,个人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0.455。从1981到199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8%降低到59%,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工人们说：“现在孩子上学学费越来越贵，看病花费越来越贵，百姓有钱也根本不敢花。国家总盯着个人储蓄，想掏出来，但大家只能把口袋捂得紧紧的。”¹³¹而生产还在非速增长，这又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日益严重。

3.亚洲金融海啸与“三驾马车”

就在中国生产过剩日益严重的同时，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危机也再一次爆发，这就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海啸。国际金融投机者索罗斯于1997年3月和6月两次抛售泰铢。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由此引发了这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金融投机者的攻击对象。

1997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997年10月下旬，金融投机者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

1997年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投机者的猛烈进攻，中央政府向香港注入巨额资产，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

1997年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制定的对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98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

1998年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金融投机者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一个月后，国际金融投机者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金融投机者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

1998年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金融投机者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等待资本主义世界的，将是一场范围、持续时间、剧烈程度都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

亚洲金融海啸的根源在于东南亚和东亚国家或地区生产过剩的危机。由于生产过剩，因而通过金融借贷等方式拉动经济，依靠通货膨胀来保持经济虚假繁荣，最终经济危机通过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而金融投机者只是加快了这一危机的爆发，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按照资本主义运行的机制进行投机，因而这只是反映出了资本主义走向了腐朽没落。

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完全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但是国内本就生产过剩，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使国内矛盾进一步加剧。中国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到1997年中期，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朱镕基在国务会议上承认，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当时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总数达到了创记录的1275万人，其中只有少数找到新工作，失业率也暴增，中国也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为了应对危机，中国官僚资本集团建立了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也就是投资、消费、出口。

首先是投资。投资中政府投资占很大比例，国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启动城市化建设，重点投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行业。为了完成这一措施，从1998-2001年，中央政府累计发行特别建设国债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各大商业银行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这种方式为日后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政府债务激增，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同时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1999年我国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33万家。在移动通讯领域，天津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手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3,其余部分分别为另外七家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程控交换机工业，七家合资企业产量占全国程控交换机产量的70%以上。照相机95%以上由外商投资生产。复印机98%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¹³²

然而，投资尽管可以在一时间缓解产能过剩，但却创造了更大的生产力，为日后更大的危机奠定了基础。

第二是出口。为此，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凭借着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中国商品得以价格低廉，社会主义时期奠定的工业基础，又使得中国商品质量有保证。因而，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中国资产阶级开始了大规模的商品输出。而中国为了商品能够卖出，使得人民币长期保持在购买力之下的水平，中国无产阶级的血汗，被中国资产阶级当做了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中国人民的劳动果实被拿去换取美帝国主义的债券。同时，中国经济也越来越依赖世界经济，当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出现，这种手段也将失去作用。

第三是刺激消费，主要是开放房地产市场。早在1994年8月4日，朱镕基在《房改试点的政策》中提出，“住房商品化是住房改革的终极目标。”当时，城镇房屋为国家所有，商品化主要是把这些公屋卖给个人。1997年，朱镕基又说，“住房建设是振兴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方向，符合市场需求变化的方向。可以带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行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就业，另外，老百姓扩大消费，购买力有了出路。”

1998年7月，国务院做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几乎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繁荣，房价顿时飞涨。

1999年6月朱镕基再次重申住房改革的重要性。“现在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能力很大，需求不足，供需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推动消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对住房的需求还是最大的需求，也是最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

从而住房市场化，成为了拉动内需的主要杠杆，政府开始卖地创收，地产商通过借贷开发房地产，购房者贷款买房，这样，虚假的经济繁荣被创生出来。然而，房价一路高涨，和医疗、教育一起成为如今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无产阶级买房已经越来越成为虚幻的梦想。

因而，所谓的“三驾马车”，无一不是建立在更深的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基础上，无一不是准备了下一场范围更广、时间更长、程度更猛烈的经济危机。

三、劳动者的反抗与左翼再度兴起

1.劳动者权利全面丧失

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实现了合流双赢，然而工农却遭到了全面的失败。资本主义的建立，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本身就是小生产者被压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成为“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力，生产资料被资本家集中的过程。

到九十年代，农村的问题非常严重，矛盾非常尖锐。七十年代末对农村的让利实际上只是党政官僚树立合法性、获得支持的手段，到了九十年代他们再也不肯而且也没有能力进行那样的让利了。“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农业投入占国家总投资规模的比例在1978年达到10.3%的纪录之后，就开始逐年下滑，到1994年的时候，农业仅占2%，在扣除通货膨胀后，1994年的农业投入实际上是-7%。”¹³³

不仅如此，自从农业产量在1984年达到了最高点，整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及整个九十年代农业始终停滞不前，小生产已经严重的桎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朱镕基为了稳定粮食价格，刺激农业生产，从而从农业中榨取剩余价值，在90年代中后期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对粮食的收购政策。然而，这一行政措施之后，中国粮食产量四年连续下降，农业生产没有发展，还造成中国国有粮食系统3000亿的亏损。

在农业衰败的情况下，农村还要继续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剩余价值，这不仅是通过通货膨胀，也是通过中央和地方极高的税收，以及基层官僚为了捞一杯羹而征收各种名目的税费，还通过计划生育敛财，农民苦不堪言。而基层组织在“政社合一”取消后彻底奔溃，农民不仅丧失了民主管理的可能性，还要单独面对着官僚体系对他们的压榨。

仅乡镇一级，官僚体系每年就要从中国农民身上“创收”1840亿元。基层官僚还随意调整土地承包权，以此牟利，这更让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山西一位村支部书记一上任就立即废止了原来的承包合同。这位蛮横的基层干部对这种毁约行为毫不在乎，他说，‘中央要求承包地30年不动摇，我不管他那一套，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而这位山西村支部书记的一位河北同行甚至威胁农民，‘谁敢往上反映就整死谁‘。”¹³⁴

同时基层官僚还用暴力“执法”，打击胆敢反抗的中国村民。“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之后，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¹³⁵

而农村基层官僚之所以会采取成本高昂、风险极大的暴力手段压榨农民，正是因为农村可被榨取的剩余价值已极其有限，官僚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能采取暴力来尽力榨取。实际上农村基层官僚对农民的榨取，只是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一个缩影，他们既要完成城市官僚下派的榨取任务，又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在这个本就没有多少剩余的农村，就只能采取血腥暴力的积累。实际上，这只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血腥暴力本质的必然结果。

超过农民承受的税费最终激发了农民的大规模抗税运动。

“1992年年末到1993年6月，四川仁寿县的农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税‘暴动’。这次暴动，无论是规模之盛，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中共建政之后的最高记录。现在已经广泛披露的资料证实，在这次抗议的最高峰时期，包围仁寿县政府的农民有上万之众。而在1992年之后，中国农村类似仁寿事件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不绝于耳。”¹³⁶

由此可见，农村的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小生产者在官僚资产阶级的压榨下，已经难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因而不得采取暴动抗税的斗争来保障自己的生存。

工业化需要从农业提取剩余，这是不可否认的，但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的积累本质上是全体人民的公有财产，它必须不断的反哺农业，尤其是在工业体系基本确立的八十年代后应该大规模反哺农业，以缩减城乡和工农差距。可是资本主义的积累却不会这样，农村永远只是官僚资产阶级榨取利益的地方，他们只需要照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不是暴动威胁到官僚统治，农民的死活是根本不被顾及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到2002年的时候，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显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比1.5，超过2的国家极其罕见。而现在所有统计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都超过了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种隐性福利，这个数据甚至达到4—8倍。”¹³⁷

2000年，中国一位乡官李昌平先生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长信《我向总理说实话》，他说：“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¹³⁸。至此“三农”问题被提到了中国政治的大问题。

有人天真的认为城市化是农民的出路，然而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只能是对农民的剥夺。据粗略统计，从改革开放到江泽民朱镕基政府任期满，农民被剥夺土地价值5万亿之多，考虑到通货膨胀，这是一笔更为巨大的资本掠夺。而失地的农民则被彻底抛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农业的停滞和资产阶级的掠夺，导致农业收入难以维持农民的劳动力再生产，再加上大量农民土地被剥夺，大量农民已经难以在农村生存，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九十年代开始加剧。1992年后，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形成，而资本的集中也随之加剧。随着中国城市工业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化以及治理加强，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以每年7%的速度倒闭，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急剧减弱。

辉煌一时的乡镇企业逐渐消亡，部分成功的乡镇企业也发展为城市私营企业，城市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迅猛发展，城镇私营企业户数占全部私营企业的比例从1990年的38%上升到1996年的60%¹³⁹,由此出现了繁荣拥挤的城市和日渐衰落的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模式在经过短暂的繁荣之后迅速破灭，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1992年，进城农民工人数突然爆增到4000万，到2002年已有8800万之多，时至今日，已经达到2.8亿左右。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农民只能进入了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在城市中，依然要面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九十年代，“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筑、餐馆、发廊、搬运、街头摊贩这些边缘性职业中”¹⁴⁰,而这些职业不仅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待遇极差，工作极不稳定。在九十年代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背景下，失业时刻困扰着农民工。

“中国新华社的记者从2003年七月起，对一位来自湖北仙桃的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一次跟踪采访。在短短的115天中，这位26岁的湖北农民更换了11次工作，有60天处于失业状态。应得工钱925*元，遭到老板克扣后实得415元，*平均下来每天只有4元。他吃不饱饭,并且经常露宿街头。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彭红平个人的独特遭遇，有调查显示，有37%的农民工曾经遭遇过身无分文的境况。”¹⁴¹

然而，尽管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低到几乎难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但是依然没法保证如数拿到。

“陈荣祥无意中做了一次新闻人物。为了讨要工资，他爬上了位于北京一所工地的塔吊。那是他和他的伙计们打工的地方。在30米高的塔吊上‘示威’了三个小时之后，陈荣祥如愿以偿，为他的几十位民工兄弟讨回了工资。最后，这位65岁的老人用一个令人吃惊的动作结束了这次‘示威’行动，他颤抖地双腿跪下，口中连连有声：‘给各位添麻烦了’。陈荣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2003年11月3日，地点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这之前，在中国的各个大城市中已经有一系列类似的新闻发生。”¹⁴²

可是为什么他只是为了拿自己的血汗钱，却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还要抛弃自己的尊严？但他已经是幸运的了，“2003年12月四日，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一位向建筑老板讨要工资的农民工徐殿彬竟然被残忍的砍断了手筋。”¹⁴³

而且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极差，安全没有保障。1993年深圳一家港资工厂—一致丽玩具厂—一发生大火，近百名女工遇难。而这场惨剧的原因，正是电路老化，生产车间、库房与宿舍混在一起，逃生通道被堵。资产阶级根本不把农民工当作人来看待，更别说保障他们的安全。

不仅如此，农民工还在遭受着歧视和制度的排斥。他们不仅被城市人瞧不起，被认为脏、没素质，甚至被认为是犯罪的根源，而且还在被像收容遣送制度这样的制度压迫。一旦被查没有暂住证，他们就会被送进收容站，如果没有拿钱来赎，就可能惨遭毒打。

2003年，孙志刚就因此被毒打至死。农民工在城市里，医疗没有保障，当然在农村也没有，而子女的教育就更是无法解决。

可以说农民在乡村呆不下去，来到了城里，成为农民工，等待他们的却不是解脱，而是新的炼狱。而与农民一样，城市国企工人，在国企改制的大潮中，也沦为了雇佣劳动力。

自从国企改革开始，工人就丧失了主人地位，被官僚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随着国企股份制改革和合同制改革，国企工人已经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者无异。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合流，形成了庞大的无产阶级大军，而还没有沦为无产阶级的小生产者和知识分子也在逐渐向无产阶级转化。

然而随着国企改制，几千万工人下岗，城乡工人都难以找到工作，连自己奴隶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很多工人一家两代人在一个国企，有的城市就是围绕国企建立，国企变卖导致很多工人全家失业，造成了数不尽的人间悲剧。其中一个真实而悲惨的故事是这样的：

“‘爸，我们家好久没有吃肉了，我真的好想吃一次肉’。父亲望着期盼的儿子，无声地点了点头。答应了儿子，但他的口袋里则是分文全无。在市场里他不知在肉摊前转了多少圈，几次离开又几次回来。最终他心一横，提起肉摊上的一块肉就飞奔而去。摊主本能的反映就是大喊：‘有人抢肉那，捉住他’。市场人多，他最终被人们扭送到当地的派出所。当警察了解他的实际情况后没有难为他，那位摊主也将那肉送给了他。他提着肉回家了，但他的手里多了几包‘毒鼠强’。他无声地将肉和‘毒鼠强’一起下锅，煮下了一锅致命的“回锅肉”。妻儿欢天喜地地吃下了久违的“回锅肉”……”¹⁴⁴

可见，资产阶级为了填满自己的腰包，可以完全不顾无产阶级的死活。也许他们会用现代化的代价来解释这一切，但是历史的真实面目，终将被世人看清。这一笔笔欠下的血债，他们终将偿还！

2.工人的反抗

这样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血腥的资本积累，必然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抗。一方面，资本主义复辟，引起了原有国企工人反对侵吞国有资产的护厂斗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又引起了农民的抗税斗争和新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维权斗争。

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制开始之后，下岗失业工人为了争取自身的权益而举行的集体上访、示威、堵路、请愿等行动就持续不断。

国企工人斗争主要是针对复辟过程中对工人权利的侵害和对国有财产侵吞，他们以失业下岗工人为主体，包括了少量的退休工人和在职工人，他们来自中国的东北、西北、西南和中原各省的一些老工业基地，集中在能源、森林加工、军工、纺织、钢铁、炼油、建筑、制糖等产业，这些产业正是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主要对象。

失业下岗工人在斗争中的具体诉求主要包括：要求实现就业的权利；要求企业发还拖欠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集资款等；要求惩治造成企业破产的经营管理者和政府官员；要求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工人代表等。

下岗工人的斗争有些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如：

1999年12月至2000年4月，四川省六枝煤矿上万名工人十余次冲击、阻断铁路，表示对失业补助方案的不满。

2000年5月至2003年，辽宁省辽阳铁合金厂数千名工人举行持续的抗议行动，初期是要求追究经营者造成企业破产的法律责任，后期则要求政府释放被捕的工人代表。

2001年7月9日，吉林省舒兰市舒兰矿务局约1万名工人和家属冲击吉林市至哈尔滨市的铁路干线并占据火车站，抗议矿务局领导贪污和经营不善而拖欠长达30个月的工资。

2003年6、7月间，辽宁省葫芦岛市发生由南票矿务局数万名矿工参与的示威及堵塞铁路行动，参与者要求矿务局支付拖欠的工资。

在职工人也参与了很多护厂斗争，他们大多来自正在或者即将改制、破产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他们的斗争主要诉求包括未来的职业保障、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惩治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贪污腐败行为等等。参与行动的工人清楚的看到，如果听任改制和破产的操作者们为所欲为，他们将面临与下岗失业工人同样的生存困境。这样的护厂运动频繁爆发，如：

2000年8月，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3508军工厂1000多名工人连续6天包围厂部大楼，要求厂领导说明有关工厂破产的实情以及对工人生活出路的安排。

2001年3月8日，山西省大同煤矿集团白洞煤矿2000多名矿工堵塞了当地交通干线，要求提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

2004年9月14日至10月23日，陕西省咸阳天王纺织集团5000多名工人罢工，要求收购该企业的香港华润集团修改并购条件并提高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

除了国企工人的斗争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新一代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也随之而起。蛇口工业区早期的劳动争议发生在港资开达玩具厂中，1983年这家厂雇佣了1600名工人。工人不满工时过长，向蛇口工业区工会提出申诉，蛇口工业区工会是受当地政府支持的，建议厂方限制超时工作。20个工人支持工会的立场，在开始与管理层谈判的第一个晚上拒绝超时工作，管理层则还以颜色，解雇了一个带头的工人。蛇口工业区工会要求该公司让被解雇的工人重新上班，玩具厂则以撤回投资相威胁。当时的政府还没有完全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因而在蛇口工业区政府支持下，工会代表工人对玩具厂提出诉讼，最终迫使工厂管理层答应了工会的要求。

同一时期，深圳一家日资工厂雇佣了21名农民工，他们停工了10小时，在此期间，工会和党员干部日夜跟在他们身后，劝说他们重新开工，该地的政府和工会已经站在了资本家的立场上，只是还没有开始采取暴力手段镇压。1992年后，随着外资涌入和民工潮形成，官方工会和政府逐渐完全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成为资本家的代理人，外资企业中也很少建立工会组织，政府的主要角色是镇压工人运动。

从1992年到1994年，工人运动数量激增，中国南方外资企业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一些人尝试去建立独立工会，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深圳政府对独立工会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1994年，深圳一家台资制鞋厂工人罢工期间组织了“临时工会”，罢工结束后被宣布为“非法”。

应对这一罢工浪潮，中央政府实施了《劳动法》。原劳动部部长李伯勇这样讲：“今年劳动和就业状况非常糟糕，劳资冲突有快速增长的趋势，去年罢工、停工、集体上访、游行和示威不低于1万起，其中外资企业尤为明显……劳动部正在积极筹备立法，配套相关政策……希望上述问题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和调解。”

90年代中期，立法和监管框架基本建立起来。1993年劳动部颁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1994年开始实施《劳动法》。《劳动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以法律形式，正式确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确立的现实；另一方面，它也是无产阶级斗争争取来的权利，建立起了资本主义下工人权利的基本框架。

然而，由于地方官员和投资者的恩庇侍从关系，当地政府也不愿意执行劳动法，工人工资标准往往比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于是仲裁程序成为解决劳资争议的最后途径。随着无产阶级数量增多，和用法律武器争取权益的意识的增强，登记的劳动争议案件总数从1994年的19098件上升到2003年的226391件。但对于工人而言，仲裁程序非常耗时和复杂。这种劳动管理体制无法有效处理工人的投诉，而且往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于是，工人越来越多绕过工会和法律，采取停工、罢工和抗议的新模式。

不仅是行动次数的急剧增加，行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个人的辞职、自杀、自残或者暴力伤害雇主等原始方式表达不满，到采取罢工、“集体睡觉”、“集体旅游”、“集体散步”、堵路等集体行动形式来表达经济利益的诉求，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停工（罢工）——劳资谈判——达成协议”的模式。

1998年全国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为6767件，比1997年增长近65%；1999年为9043件，再增33%；而2003年，集体劳动争议案件达到了1.1万件，5年间增长了63%。

上访也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维护权益的方式，他们还抱有“中央是好的，地方坏了”的幻想。仅从2003年7月1日到8月20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到中共北京市委门前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门前上访的人员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最多一天达到152人。这也引发了地方政府对上访人员的围追堵截，打击恐吓。随着现实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人们也将逐渐放弃这种幻想，上访的方式逐渐减少，通过团结一致的斗争，争取权益的方式，日益增加。

3.左翼再启蒙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阶级代表大批被捕，以及走资派对人民群众的愚弄欺骗，马列主义思想在社会上近乎销声匿迹，剩下的只有被阉割了革命锋芒的假马列主义。

随着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不仅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再一次兴起，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也开始重新在中国大地上传播。

首先是党内失势的“鸟笼经济派”，他们中部分坚定的人，在89之后，逐渐成为“老左派”，批判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方向，进行姓资姓社的论战。92年后，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步确立，“老左派”开始怀念毛泽东，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义。他们通过《中流》、《真理的追求》等杂志和一些学生社团，传播马列毛主义，重新讲解中国历史，为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正名。

但是，他们因为自己的官僚地位，不可能彻底地支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而是寄希望于党内健康力量，惩处汉奸进行左转，提出“保党救国”以及“举毛拥邓批江促胡”的口号。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确立，无产阶级力量还没有发展壮大，因而他们的理论在学生和社会上很有市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客观上促进了左翼思想在中国大地的复兴。

90年代末，“老左派”杂志被封，他们在2003年办起了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左翼网站，继续宣传“保党救国”的观点，但是社会越是向着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力量越是壮大，无产阶级的斗争越是兴起，他们的思想就越是反动，他们的影响力也逐渐下降，终将被革命人民所抛弃。

经历了六四事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政府血腥的镇压所震惊，一个号称无产阶级代表的党大规模血腥镇压人民，于是部分人也陷入了思考。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同时也有很多知识分子成为了“新左派”，主要进行文化和学术批判，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逐渐遁入书斋，与无产阶级相脱离。“新左派”产生了汪辉、戴锦华等一批领军人物，在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于扭转中国的社会舆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量被捕的造反派出狱，其中还有部分人依然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继续传播马列毛主义，启发人民斗争。

还有一个政治派别产生于世纪之交，在农村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以温铁军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应运而生。他们看到了农村问题的根源在于小农生产，却看不到农村问题和城市问题是统一不可分割的，都是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弊病。他们希望在乡村修修补补，希望在乡村恢复集体化，然而在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大潮里，他们只能像堂吉诃德一样胡乱奔忙。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也启发了中国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突破了“乡建”的视野局限，走向了马列毛主义。

这些都成为了90年代初中国左翼思想再次启蒙的来源，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左翼的队伍也日益发展壮大，并且其中逐渐产生出了一批真正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列毛主义理论，坚定的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代表。在不远的未来，革命的左翼思想启蒙与无产阶级运动的融合，将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真正希望。

四、“去政治化的政治”——九十年代中国文化

1.“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诞生

在六四事件的重创后，知识分子携带其精英文化，陷入了长期的沉寂。他们从八十年代时成为新时代英雄的梦中惊醒，有的就此退入书斋，感受着作为精英的优越感，但是已经难以影响社会；有的加入了商业化大潮成为弄潮儿；只有少数，还在坚持自由派的观点，继续代表私人资本，与政府斗争，但是随着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合流，他们的斗争日益脱离了自己的现实基础。

就在精英文化沉寂之时，大众文化却陡然兴起。90年代，尤其是92年以后，无疑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最激烈的时期。短短几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在中国确立起来，完成了一场资本主义的大跃进。城市之中，现代化的摩天大楼、购物商场树立起，肯德基、必胜客等西方品牌在中国大获成功。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港台、欧美流行文化大量涌入，本土的流行文化也在兴起，大众文化逐渐在中国活跃起来。

大众文化是二战以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运行模式。大众文化是商业化、大规模复制、承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群众尤其是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的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兴起的物质基础。大众文化迎合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的趣味，同时又塑造着大众的趣味。它按照资本和市场的逻辑运行，以营利为目的，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外表下，塑造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产生的，因而也必然是一种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文化。

1990年，一部在台湾票房惨败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席卷大陆，高居当年票房之首；同时，中国内地第一部肥皂剧，也就是大型电视室内剧，《渴望》上映，造成万人空巷的场面；继而官方主旋律电影《焦裕禄》，也创造了票房奇迹。三部影片都是“苦情戏”，它的社会功能正在于，“它能以充裕的悲苦与眼泪，成功地负载并转移社会的创伤与焦虑。通过苦情戏所唤起的廉价且合法的泪水，我们得以释放现实中匿名伤痛与巨大的失落和绝望，将它转换为一份‘人间真情’与‘日常生活之正义’的安全感情。”¹⁴⁵

90年代初，整个社会都处在重重矛盾，迷茫与绝望中，工人由于企业亏损和恶性通货膨胀日益拮据；知识分子刚刚遭受重创，并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资产阶级对于未来也不明朗。于是在全社会需要释放情感时，“苦情戏”把人们视角从社会移向家庭内部，既在满足了大众需求的同时获得了高额经济收益，又达到了官僚对社会去“意识形态化”，以稳定社会并继续盘踞社会顶层的目的。可以说，大众文化一走上社会舞台，就很好的践行了它的使命。

继苦情戏之后，《渴望》主要策划人之一王朔的《王朔文集》出版，风靡一时，王朔成为内地第一位“畅销书”作家。随后，王朔式词语奔溢、温和政治调侃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热映。这一类电视剧依然是扮演了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引导的角色，只是政治性的话语已经不再，一切都转变向了将大众向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引导的方式。

与此同时，香港导演徐克的《新龙门客栈》、大陆香港合拍的《戏说乾隆》、中国版好莱坞爱情片《青春冲动》纷纷上映，林语堂小说中译本刊行、香港“财经小说”梁凤仪代替三毛、琼瑶而流行。商业式的大众文化席卷中国，再赚足了金钱的同时，将群众的视线从政治转移到了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中，将资本主义的观念移植到群众头脑里。其起到的效果，远大于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说教。

除了影视，广告文化、卡拉OK与KTV、港台天王巨星、“文化衫”与追星族、VCD与CD、发烧影响与发烧友文化、有线电视与热线电话、电子游戏、周末版报刊，这一系列的商业文化都席卷而来。文化不仅仅成为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承载者，更成为了资本增值的场所，成为了引导大众把目光从政治转移向消费娱乐的“功臣”。青年人开始追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潮流，开始沉迷于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讨论的话题从国家命运转变向了巨星和消费品，青年人的政治意识彻底被消解了。

因而，在大众文化的运行机制之下，“一方面，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加强，而另一边却是文化市场与文化工业机制愈加深广地分享着经典意识形态机器的权柄，并开始了一个不间断的、将其转化为资本的过程。”¹⁴⁶

很多政治意味的内容也被去政治化为商业文化。八十年代，反思文革成为时代的主流，《枫》、《芙蓉镇》等伤痕文学拍成的电影，一度遭到禁播。因为对文革的控诉，一有不慎，就会走向否定官僚统治的历史合法性，这一点始终被官僚警惕，也给知识分子造成了自己是孤胆英雄，面对整个旧秩序的意淫。

随着知识分子的沉寂，商业文化的席卷而来，这些政治性话题也很好的被商业化了。1989年，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恐怖片《黑楼孤魂》上映，1991年《午夜杀手》和《雾宅》也是同类影片。这类影片都是将政治禁忌与色情暴力联系起来，既达到了进一步遮蔽、歪曲历史，并用歪曲的历史更改人民的记忆的作用；又达到了创造消费点，获得资本增值的作用。

更为奇特的是，1990年开始出现了一次“毛泽东热”，当然这个毛泽东是被商业化的“毛泽东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与特定的公共空间之初现、禁忌的重申与对禁忌的消费、主流话语重述与政治窥秘欲望等等彼此对立、相互解构”¹⁴⁷，成为了“毛泽东热”兴起的基础。90年代，一系列革命历史巨片，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上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以毛泽东为主角的故事片、电视连续剧。

官僚希望借毛泽东塑造统治的历史合法性，资本需要借毛泽东创造消费填满腰包，人民群众在社会重重矛盾中怀念英雄人物。与这些诉求相应证的是，这次“毛泽东热”中，毛泽东的阶级属性不再被谈起，革命时代的革命目标鲜有提及，毛泽东成了去政治化的“民族英雄”，成了理想主义的化身，成了被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分析的典型。同时，大量纪念品、影像消费品出现，资本家借此大捞一笔，革命伟人就这样成了商业文化的资源。

与“毛泽东热”相伴而生的，还有中国近现代史图书，尤其是名人野史、政治揭秘图书大热，这也就是地摊文学、史学，数千种印刷物，每种数万、数十万印数，铺天盖地而来。尽管此间有文化禁令，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此类图书的绝佳广告，人们纷纷抢购地摊文学史学。与“毛泽东热”相同。在满足人们政治窥秘的心理的同时，革命历史被“去政治化了"，成为了资本增值的手段。

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白鹿原》、《废都》流行之后，“一个新的流行文学配方被‘确认’：或真或伪的民俗、风情、赤裸的性爱描写，以及重要的、贯穿性的现、当代史的事件背景，辅之以先锋文学、‘纯文学’、现实主义为旗号的纯色情、暴力写作及男性角色的变态心理描述。”¹⁴⁸

总而言之，随着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复辟的完成，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融合，科技的发展与电视的普及，九十年代文化发展为以商业化为核心本质的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用“去政治化”的手段移植意识形态，从而为现存秩序辩护；鼓励消费，塑造需求，以获取资本增值，服务资本主义经济；按照资本、市场的逻辑运作，按照工业化、批量化的方式生产，快速的深入整个社会。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文化，既是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见证，也是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的最后挣扎。

2.“启蒙文化”的“沉寂”

知识文化精英不仅遭受了八十年代的重创，而且在被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完之后，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开始成为为资本增值和资产阶级统治而服务的工人贵族或小资产阶级。尽管如此，他们比起日益被奴役践踏的劳动人民，仍然生活在社会的中层。

现代派先锋艺术也展现了此时知识分子对于时代转变的焦虑，和对于时代“断裂”的错觉。1989年一“枪击事件”结束的行为艺术《对话》，以及1991年的《鬼打墙》和1994年的行为艺术《是强奸罪还是通奸罪》，展现了一种“荒诞”的艺术旨趣，而这正是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与自由主义幻想和美丽新世界的许诺之间的巨大裂隙，所爆发出的绝望的情绪。

知识分子内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分裂，也就是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是究竟应该继续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还是大众文化会自然而然消解旧有的意识形态的争论。随即，知识分子分裂为三个阵营，纯学术，脱离人民群众，在学术领域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商业化合流，成为资本主义时代大众文化的弄潮儿；或者就是坚持自由派的观点，进行社会活动。

在大众文化的趋势下，纯学术也融入了商业趋势。《学人》杂志推起了一股新保守主义的“国学热”，同时《围城》电视剧上映。钱穆、陈寅恪、钱钟书、杨绛这些脱离社会政治的学术人物，被市场大肆贩卖，他们的书除了装饰书架外很少被阅读，反而是《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牛棚杂技》等名人轶事畅销不衰，俨然融入了商业文化的大潮。

同时，知识分子继“伤痕文学”之后又兴起了“知青文学”，主要是标榜“青春无悔”，实际上继续延续了对文革的否定，但彰显了个人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血色黄昏》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小说。而这股知识分子彰显自己“理想主义”、“无悔青春”的文化，也与商业化大潮相融，由此各种畅销书、返乡旅游盛极一时。以此为背景的流行音乐，李春波的《小芳》也红极一时，传唱大江南北。

随着商业化的侵袭，精英知识分子又掀起了一股“怀旧”文化，如郭润文的油画《永恒的记忆》。实际上怀旧文化凸显了社会对于商业化发展的忧虑与质疑，无论是流行音乐《再回首》、民谣《同桌的你》、连续剧《风雨丽人》都无不体现着这种怀旧情调。这种怀旧情调正是体现着小资产阶级对于日益资本主义化的不安，以及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无力感。而这种“怀旧”文化迎合了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同时，成为了商业化文化的又一力作。

随着知识分子对大陆政治的失望，以及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出国留学成为了一种潮流，以出国为培养目标新东方应运而生，发展成为中国教育行业第一家商业巨头。同时，与之相伴，“留学生文学”开始盛极一时。《北京人在纽约》出版，并大获成功。

中国开始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展现在世界面前，以往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不在，面对这样的际遇，中国知识分子不禁产生巨大的失落感。由此既八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化兴起之后，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化在一个方面就表现为“留学生文学”，因为留学生正是感触中国与世界新的关系的最前沿。而此时，构建民族主义文化，正是意识形态机器和商业逻辑的共同诉求。

可见，八十年代的“启蒙文化”退出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商业文化合流，一部分尽管退回书房，但是他们的很多文化动向却不可避免的被商业化大潮卷入其中，继续纳入大众文化的轨道。

3.“去政治化的政治”

大众文化，并不是真正属于大众的文化，在大众为之买单的同时，它却依然承载这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怕的还不在于它塑造了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是在于它在塑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塑造了大众对政治的冷淡，是大众被商业文化同化，在这里，资本主义的规律，统治了社会的一切人。

由于大众文化着力于迎合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和中小企业主，因而也把塑造中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目标。法国时尚杂志中国大陆版《世界时尚之苑》、大型豪华休闲刊物《时尚》、《How》，以及相对便宜的《购物导报》等，着力塑造着中国的消费社会和中产阶级。各种奢侈消费品开始出现，《白领丽人》等中产阶级趣味的电视剧热映。这一切都在展示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成为文化主流。

在这样的消费文化，将大众的视野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生活琐事，转移到奢侈消费，从而消解了群众的意志。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却无不在诉说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庭伦理、职场生活、个人追求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对于日益绝对贫困化的劳动者，却不被提及。国企改制中的下岗大潮，将劳动者推到了绝境。然而主流媒体却在用种种公益片，将下岗与家庭冷暖、个人拼搏联系起来，将失业指责为劳动者的观念和职业素质问题。公益片主题曲《从头再来》就是这种无耻地推脱责任，遮蔽阶级矛盾的努力的最好展现。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

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致爱的亲人。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就这样，大众文化看起来脱离了政治，但实际上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它在移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使大众对政治消极化，从而达到稳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就在阶级分化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时代，大众文化闭口不谈阶级，将人的个人境遇进行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解读。它迎合所谓“中产阶级”的趣味，使得无产阶级丧失了阶级意识，成为了无组织的工人群体。大众文化实际上实现了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和知识分子的利益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