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 | 第二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 文艺批判揭序幕，白色专政造恐怖

一、重上井冈山¹

1965年，3月16日，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开武汉到长沙，5月21日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毛泽东在火车上对随行的张平化说：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大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二十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一到井冈山，毛泽东说，

“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

当时主席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

“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惊叹，又一阵尴尬。毛泽东超凡的记忆令他们叹服，博大精深的思想又使几位一时难以体会。也可能毛泽东察觉了一二，滔滔不绝的话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话题一转，说：

“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

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

“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1965年5月25日下午，在井冈山宾馆115房，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

“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那天，毛主席说：

“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1965年6月下旬，上海卫生战线召开了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医疗队到基层和农村，为工人和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当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巡回医疗队，上海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志远在农村巡回医疗队中，还发明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治疗农村妇女多发病，受到当地好评，也成为上海巡回医疗报告会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可能联想到上个月重上井冈山及红军医院在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儿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不能忘。6月26日，毛泽东有感而发，说了下面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四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的亲属都说过这样的话：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可以看到，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是在党内分期已经不可调和的时候。“四清"运动是解决路线斗争的一次温和的尝试，然而在官僚的阻挠下，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要不要来一场更激烈的路线斗争，在于官僚斗争的同时，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正是毛泽东所思考的。重上井刚山，正是在为这一场不知胜负的革命鼓气。但是，尽管革命面临着重重风险，但是想到当年在井冈山牺牲的先烈，以及由此推及到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两千万烈士，难道要让他们的鲜血白留？他们浴血奋战，爬雪山，过草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难道不是为了中国穷苦大众的未来？眼看着中国的革命成果即将被那些官僚主义者窃取，眼看着人民的江山可能复辟，眼看着工农群众可能"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就算再艰难、再危险的，也要革命到底。

二、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纪要》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响了这场伟大的革命的第一枪。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啥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这里，姚文元主要批判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吴晗抹去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另一个就是吴晗宣扬百姓要等待"救世主"，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这也正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一个很大的分歧，也是"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

在官僚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必须要启发、发动和组织群众，对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进行批判，而不是依靠官僚来运动群众。只有人民群众的斗争，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而《海瑞罢官》却宣扬官老爷为民做主，抹杀人民的积极性，抹杀了只有人民群众才能解放自己这一事实，这既不符合历史，又有悖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

而对这一问题的批判，首先是震动整个文艺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更重要的是，宣扬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而不能依靠官僚，只有群众在斗争中，在无产阶级阶级代表的领导下提高觉悟，逐步掌握政权，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才能防止复辟，才能继续推进社会的改造。

因而，正是这篇文章，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揭开了这一伟大的世界历史时刻的序幕。但这个时候，官僚集团并没有感受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无非像之前的任何一场文艺批判或是政治运动，完全可以被他们掌控，被他们引向他们的轨道。1966年2月4日，北京市市长彭真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制订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经刘少奇批准后，成为这次文艺批判运动的纲领。彭真等官僚希望把这次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而不涉及政治问题，很快各地领导都加入了这场批判运动中。

然而，这一次运动逐渐展露出不同于以往的情况。也是在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此为基础，经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修改，经毛泽东3次审阅，4月10日经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表。纪要中说：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我们也要标新立异，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保守派的棍子。”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工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

“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纪要》既批判了错误的文艺创作路线，也客观地分析了新中国以来文艺界的得失，对国内外各流派，认为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还提出了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创新，创造出样板的思想，这些都是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改开以后，官僚及其走狗对这篇《纪要》歪曲解读，恶毒攻击，可见其用心险恶。当然，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必须要取得军队的支持，因而毛泽东采取了争取林彪的路线，这一点从《纪要》的题目和内容都有体现。军队由于经济建设被边缘化，因而在文革开始时，军队是站在支持的立场上的，但是随着共同敌人的倒台，军队官僚也越来越站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从1965年末到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主要还是序曲阶段，主要是中央的斗争。要想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就要批判党内的错误路线，将文化革命范围扩大，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5月4日至5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这一轮斗争的集中爆发，会议上正式提出"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彭真等人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文艺批判领域，要求运动必须要有党委领导，因此与江青、陈伯达等人发生严重分歧；由于担心当权派在地位和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后会寻求军队支持，因此打倒了与当权派关系密切的罗瑞卿，使林彪基本掌握了军队实权；陆定一是中宣部的负责人，实际上就是错误文化路线的领导者，要想进行意识形态的变革，掌握宣传机器的中宣部当然也要进行换血；而杨尚昆是因为卷入了当权派"窃听"毛泽东的案件而受到审查。随着中央斗争以革命派阶段性胜利告终，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起来。

三、从"五一六通知"到"五十天白色恐怖"

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它宣布撤消了原先的《二月提纲》，并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设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也担任顾问），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通知》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总路线：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明确阐明了，文化革命不只是文化革命。实际上意识形态的革命只是一个切入点，文化大革命根本上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从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很快，文化革命就得到了社会的响应，第一个响应的是北大的聂元梓。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点名批评北大党委领导领导限制运动的发展的做法。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北大以及工作组就极力压制给党委提意见的人，直到《五一六通知》发出，聂元梓等人受到鼓舞，贴出了这张大字报。²可想而知，如此"大胆放肆"的言论遭到了北大党委的激烈批判，聂元梓被打为"邓拓帮凶"、“叛徒”、“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大坏蛋”。但是，聂元梓的大字报迅速得到了中央革命派的支持，毛泽东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日，在邓拓等人被打倒，《人民日报》被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后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这里，实际上是从"破四旧"的角度来阐释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确实是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作为入手点。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对聂元梓大字报全文登载并且给予极高评价。

在中央对聂元梓大字报予以重视和肯定的鼓动下，一些高校、中学开始了对党委的批判，开始指责官僚限制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矛头迅速从文化领域指向政治领域。一些学生还自发成立了群众组织，比如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人成立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造反派组织。

但是，中央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官僚们还极力想把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还希望这是1957年"双百"运动的翻版，他们还说文革就是"引蛇出洞"，也就是引出那些批判官僚的人，然后予以打击。6月3日开始，刘少奇开始派工作组进入各学校"领导"运动，各校开始停课。同日，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工作组的"八条指示"即"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鉴于之前的教训，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态度暧昧：“也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后来又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专程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在3人一再的坚持和保证下，6月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派工作组在全国铺开。工作组进入学校后，打击造反派，保护保守派，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残酷的镇压，为了把运动引向官僚的轨道，工作组还打击了一大片干部，这就是"五十天白色恐怖”。³

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北京师大一附中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像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⁴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⁵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⁶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⁷

而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后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⁸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后，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⁹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¹⁰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¹¹

清华大学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亲自蹲点，工作组进校后就声称：“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清华干部8年也改造不过来”。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仅数力系一个系内，党支委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干部55人中，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有39人，占干部总数的71%，该系党总支委员12人全部被打成"黑帮”。6月19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率先"炮轰"工作组，要求夺权，许多人响应支持。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后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刘少奇对他在清华的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在关押中，蒯大富写下37份大字报，“炮轰"工作组组长叶林，“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这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同"四清"一样，刘少奇采取大兵团作战。既然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派工作组的数量也要空前规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学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学校，还有半工半读的学校约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¹²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的作法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原党委已经垮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原权力机构，有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然而所有的工作组行为一致的地方在于：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五七年反右为参照，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迫害。清华大学的一位政工人员后来回忆到：“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¹³

在反对工作组中，很多学校爆发了轰动性事件。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生了"十号事件”。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XXX’，‘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后，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¹⁴

北京地质学院爆发了"六·二〇"事件。据首都三司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

北京师范大学爆发了"六·二〇"事件。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¹⁵

北京林学院爆发了"六·二〇"事件。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XX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¹⁶

这张大字报到底邪恶在哪里，使工作组视它为洪水猛兽呢？和当时各院校普遍反对工作组的言论比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动"的地方，最不对工作组胃口的，不过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等话，以及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直接见面这种作法本身。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透过"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棱镜，将反工作组的风潮理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三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性质类似的反工作组的"六·一六"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总之，工作组对群众的作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革命的、“极左"的词句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正是在文革运动后来的受害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发生的！

鉴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六·二三"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六·二三"报告，把"反干扰"推向顶峰，“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据《大事记》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¹⁷六·二〇以后，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参加运动、要求解放的心理，诱导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换取早日"洗澡下楼”，让他们"将功补过、立功赎罪"。例如清华大学工作组让下楼的干部参加"反蒯"运动。

首都的政治气氛浓厚、消息灵通，发生上述矛盾斗争可以理解。然而，北京并不是例外，五十天里，类似的矛盾冲突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作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六月间，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将近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¹⁸

中南地区在五十天内压制群众的现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观点。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¹⁹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后，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²⁰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²¹

另一桩残酷迫害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以武永泰为首的工作组是六月二十日进校的，“原来受到黑党委压抑的广大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用热泪迎进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工作组的政策是，全部干部"靠边站”，“在横扫的基础上找重点”、“剥笋政策”，并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杀，据他的同学后来的控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逼死一个人就象杀一只小鸡似的平常。当把高尚年从井里捞出来时还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学生干部李志宇，在工作组"天天敲"的口号下，不时被提审、被斗争，低头、立正、手放下的训斥声接连不断，并被关在屋子里写检查。²²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六月十三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²³

工作组与群众面对面对峙的场面，也几乎同时发生在重庆大学校园。以下是群众出版物《八·一五战报》所叙述的事件经过：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6月8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在师生的强大压力之下，6月16日工作组被迫叫校党委书记郑思群就压抑群众的一系列错误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一次假检查。而当晚，由各系党总支书记照定下的框框分别向群众作检查。但是这样作却更加暴露了工作组、校党委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无线电系党总支召开的检查大会上，一些参与了以前官方秘密会议的同学自动起来揭发了系党总支召开秘密会议以及会上布置的压制群众的种种措施，师生情绪高昂，纷纷要求当时追随校党委的一年级辅导员刘XX交出指示其开秘密会、布置开黑名单的幕后指挥。接二连三的提问弄得刘XX手足无措，冷汗横流，不断以目光向当时在场的校党委委员王XX和工作组组员张XX请示和求援，张、王上台几次也不能控制会场，为了挽回败局，他们请示了校党委办公室主任丘崇兴和市委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丘崇兴数次从同学手中夺过话筒，叫大家"这个会不要开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多钟，而同学们认为时间还早）留在后台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也极力劝阻在后台排队准备发言的同学：“今天很晚了，这个会准备不充分，开不好，谨防阶级敌人利用。“软硬兼施，终于制止了这次大会的继续召开。据形容，此时"重大校园内象堆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火星，立刻就会燃烧起冲天大火”。

6月18日，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的报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导火线。那天上午，无线电系的同学听说电机系的一些同学因揭发校系两级的问题受到围攻，马上组织全系同学排着队伍冒雨前去声援。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出来接见同学时，说：“你们的热情是好的，但是，这么多人，乱糟糟地来，解决不了问题……电机系的问题，他们自己解决，你们还是回去学习文件吧！“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十分反感，不再搭理他，而诵读了给电机系同学的声援信，两系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一时群情激愤。

声援结束后，无线电系的同学又找人去把情况讲给作镇重大校园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要求他对此表态，但何正清认为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是正确的。联系到工作组到校后的一系列表现，同学们认为市委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镇压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天中午，就有几个班的不分同学分别联名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加急的求援电报（有的电报被邮局卡下来了，未发出）。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使一些同学结成了某种集体。

6月18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6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报告传达完毕，就已经有人跳上台去，准备发言。但是，当时负责传达的系团总支书记高XX和工作组成员张XX拒不同意，于是，在要不要继续把会议开下去，要不要批判这一报告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突然电源被切断，工作组的另一成员杨XX跳出来指责同学批判张海亭报告的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事情的过程中，又有人打电话请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大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他十分不满地回答：“你们实在要开就开吧——叫工作组成员全部回来开会！“在场的人都知道事情变得严重了。一些胆小的人离开了会场。三、四百名坚定分子留下来了，大家推选出了几个人组成了会议临时主席团（绝大多数是同学们上午推选出的学生代表），有人搬来了录音机，为大会录音，有人自动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继续开下去了。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台，对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的行为进行揭发和控诉，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组"“在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派人来之前，自己组织起来闹革命"等口号，还有人提出：鉴于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为了保证文化革命运动的正常进行，必须"接管广播站"“接管武装部”；最后，会议决定：要把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汇报，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会材料，用放录音、大字报、演讲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断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联系，电报发不出去，我们要杀出校门去，到工农兵中去宣传，争取工农兵对我们援助。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等待上台发言的人在台后派成了一条长蛇阵。电机系、机械系、冶金系和其他外系的同学也来声援了，也要求发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钟。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揭穿市委工作组的大阴谋、大骗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夜空。

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就在党委礼堂，宣称：无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当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

“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筹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6月19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一八"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重庆市委、省文革小组专门为此事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情况简报”。然而，事件之后，重庆市委也被迫调回了原来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张海亭，又派了新的更大的工作组进驻重大。²⁴

最后来看一起发生在校园之外的冲突，这就是南京"六·一三"事件。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

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进门，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比如，六月十三日晚上，宁海中学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校。

事件延续到第二天，六月十四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论，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后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

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委员会通电话，调查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有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

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们承认错误。

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人闹事"的事件。怀疑过《新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编辑前检讨、认错。²⁵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乾运事件"等等。如果中央再不采取果断行动，那么文化大革命将无几而终，反而加强了官僚的专政。但这一次，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派绝不会妥协。

第二节 阶级斗争大爆发，万里河山红烂漫

一、从八届十一中全会

1.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

就在"五十天白色恐怖"之时，毛泽东正在外地视察，这是重大历史转折时争取各方力量的举措。6月份，在南方视察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此时的毛泽东，踌躇满志，正在准备将革命推向高潮。7月8日，他在韶山滴水洞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信中说的朋友，自然是林彪。当时毛泽东为了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只能团结军队干部。但是对于林彪鼓吹《毛泽东语录》，宣扬个人崇拜，毛泽东并不认可，但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他只能"违心地"默认。他实际上对这场运动能否胜利，并不抱有信心。因为这场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先锋队中走到群众对立面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真假难辨。

原来是先锋队领导人民革命，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要反对先锋队中的走资派，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十分艰难。要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以及文化，更是艰难。因而毛泽东把它看做总演习，实际上也是为以后修正主义上台，人民反对修正主义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让人民看清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时至今日，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毛泽东的愿望达到了。人们正是通过毛泽东留下的这笔财富，真正分析清楚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由此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本人当时十分清醒，人们所说的毛泽东当时"老糊涂"了，完全是无知或是蓄意污蔑。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看到革命的群众被工作组残暴镇压的景象，悲愤地说：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7月21日，毛泽东又怒斥工作组：

“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马上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骂人、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随后，毛泽东立即派出中央文革小组与被镇压的学生进行联系。7月21日，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7月22日、23日，陈伯达、江青两次到北大进行调查。

7月2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

“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XX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4次前往北大，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在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31名高干子弟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驳。江青在大会上说：“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顿时北大学生们情绪激动，口号四起。

最终，在毛泽东的坚持下，7月28日，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中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宣布工作组从北京市中小学校撤出，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²⁶。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回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

“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²⁷

“五十天白色恐怖”，反革命的镇压，使一大批青年真正看清了革命的方向，他们认定了毛泽东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至此中央文革派与基层造反派的政治整合开始基本成型。随即，围绕着撤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争论在学校中白热化了，这时候学生已经明确分裂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

但是，这时，很多人还没有认清党政官僚的面目，再加上高干子女的迷惑，很多人都不知道文革的方向。而且很多人在未来形势不明的情况下，不敢于批判工作组，而出头的造反派政治组织还没有力度。因而，面对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往往是高干子女、且有官僚支持的保守派，造反派并不占优势。

2. 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4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激烈地批判了工作组。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当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讽刺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插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准备再留情面，他把矛盾公开化了。5日，毛泽东在会上散发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6日，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实际上是出于中央可能出现动荡，需要军队来稳定的考虑。同日，在党内已严重分裂的情况下，陈云致信毛泽东，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8月8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审阅，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系统阐释了文革的理论和政策，被称其为"文革宪法”。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刘少奇由党内第2位降至第8位，实际上等于在中央基本倒台了；林彪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央书记处的职务被撤掉；陶铸上升为仅次于毛、林、周的第四号人物。这样，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在党内斗争中暂时失败，文革派掌权，文化大革命真正全面开展起来了。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通过，当然其中个人崇拜的话毛泽东违心地接受了，但在后来适当的时侯予以了批驳。

“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

二、红卫兵运动

1. 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

但是，这时群众运动还没有真正取得阶段性胜利。到了7月末，工作组和官僚开始受到冲击，于是高干的子女开始转移斗争矛头，变换以前打压革命学生的方式，将高校中的争论的核心话题引向"出身"问题。7月29日，在工作组撤出学校的同一天，北航附中贴出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随着这幅对联在高校间的传播，引发了学生之间的大辩论，这副对联成为了几个月内运动的焦点。这副对联实际上就是说，党政官僚的孩子，老子是英雄，孩子也是好汉，闹文革也要掌权；文革要反对的仍然是"死老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依然是"混蛋”。他们将文革的矛头引向"死老虎”，为的就是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官僚，而且他们通过"血统论"树立了自己领导革命的合法性。很多真正的工农子女，有一些人坚持造反立场，但大部分人鉴于反右的教训，以及因为对"血统论"和文革的真正方向认识不清，“随大流"跟随了保守派，这使得保守派在组织性强大、有官僚支持的同时也在人数上具有优势。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提到要接见红卫兵。此消息在高级干部中迅速传播开来，大量知情的高干子弟纷纷组织红卫兵，这些人组织的红卫兵又叫"保皇派"或"老红卫兵”，但他们只是取了红卫兵的名字，实际做的却不是毛泽东支持的行为，他们主要是保护官僚集团利益，把矛头引向"死老虎”。工作组虽然撤走，但是干部子女仍然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操纵新成立的"文革会”、“筹委会”、“红卫兵"等组织机构控制运动的方向。比如清华大学：

人物	关系	职位
刘涛	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	“三临”（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鹏飞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之子	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凤	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之子	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菊芬	人大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	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宗淮	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	“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劲波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之子	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新民	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王维舟之子	“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苏民	第四机械部部长王铮之子	“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其他学校的还有:

人物	关系	职位
刘平平	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	师大一附中文革筹委会主任
刘婷婷	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	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委员
邓榕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之女	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委员
邓林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之女	中央美术学院的文革筹委会副主任
邓朴方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之子	北京大学党委"内定"委员
陈晓鲁	外交部部长陈毅之子	北京男八中红卫兵领导人，“西纠"组织成员
董良翩	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子	北京六中红卫兵领导人，“西纠"组织成员，“现代渣滓洞"北京六中劳改所的创造者
孔丹	调查部部长孔原，国务院秘书长许明之子	北京男四中红卫兵领导人，“西纠"组织领袖

为了解决血统论造成的问题，中央革命派在中央路线斗争的同时，也紧密的与基层造反派互动，试图避免"血统论"引起学生们的分裂，让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矛头指向官僚。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接见了"血统论"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然而，依然没办法扭转局势，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反对成立"贫协”。她认为这是搞分裂，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尽快在学校里成立学生文革组织，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工作组和当权派。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亲自宣布为蒯大富平反，并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江青、康生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很多学生一再坚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则发表讲话：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是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做法上就叫一斗二批，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改，教育改革。……我们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法前进了。我们要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你们现在若是还顶在这儿，就不能斗那些家伙了，内部老紧张。我们现在有好多成语是过去的，你们不改我们也不勉强。你们请我们来了，我们出点主意行不行？既然革命就不怕有什么错误缺点嘛！你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也可以，或另外改也可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

……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们，这样才能孤立打击少数。换言之，就是团结中间的，把打击孤立面缩小。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队伍要树立起来，要团结大多数，才能斗倒、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看一个人第一要看其阶级立场。第二不要唯成分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要看表面。”

这实际上是正确的阶级观点，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主要是看人在革命中的政治表现，文化大革命要反对的是走资派，是官僚集团，要推进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不是打"死老虎”。然而，很多人修改对联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造反——很难，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他们既然下定决心，要保护官僚，转移斗争矛头，那就不是中央文革小组讲两句话能扭转的。很快，保皇派红卫兵取得了运动的主动权。

“保皇派们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

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个14岁小女孩要求参加红卫兵，结果红五类们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够坚决。“小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抄起刀走进关押老师的"牛棚”²⁸，连续数刀将老师捅死，然后趾高气扬地对红五类们说：“我革命怎么不坚决？现在该让我参加红卫兵了吧！……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队，真是骇人听闻。”²⁹

这一时期，如老舍等很多文人都成为了保皇派红卫兵的斗争对象，被残忍地迫害，很多人死于非命。文革后台们把这些都归究于毛泽东及造反派，这是可笑至极。

8月10日晚，毛泽东到中南海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他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家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激情满怀。可是，实际上，造反派和保皇派红卫兵在进行"两个文革”，造反派批判工作组，批判官僚，推进继续革命；而保皇派转移斗争矛头，批判"黑五类”。这里就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一个人主导的对众人的破坏，它是从中央到基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分析清楚不同的派别的主张和行为，才能认识清楚这场阶级斗争大爆发。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贴出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大字报由该校学生谭力夫、刘京创作，故意曲解江青的阶级观点，极力捍卫"血统论”。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不是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北京各高校纷纷传抄、张贴这张大字报。对此，中央文革小组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同志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以便重申正确的阶级观点和革命路线，然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这张大字报的事件。可见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是像后来所说呼风唤雨，他们只是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阶级代表，面对着官僚的强大势力。8月12日，北京中学数十万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批判团中央的大会，以北大附中为代表的保守派要求斗争"小流氓"与以清华附中为代表的造反派要求斗争工作组的分歧公开化。最后，在王任重、李富春等人的支持下，保守派的观点占了上风，此时，在基层，运动的领导权几乎完全落入保护官僚的保守派的手里。

在劝说的方法没有办法团结保守派的情况下，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和鼓舞，造反派红卫兵队伍由此开始扩大，他们坚决反对"血统论”，把矛头指向党委官僚，因而，当即受到了官僚和保皇派的打压，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日渐激烈。

老红卫兵为了转移斗争对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资本家，他们还歪曲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将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领域的革命变成了打砸抢。

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的老红卫兵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主要是针对社会上的奢侈品消费以及服饰装束等。为此，他们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8月18日凌晨3点起草完毕。8月18、19日，北京二中的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引起强烈的反响。破四旧开始后，22日新华社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2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向旧世界宣战》，破四旧活动由此推向全国。

但是，既然文革中的两个阶级有两条路线，那么破四旧也不例外，也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被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支持和执行的，主要是在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如更改商店、街道、学校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婚礼、教育"革命化”；以及反对高薪制度和高利息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特权；还提出一些意在减轻工人体力劳动强度的要求。文革中，为了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减小分化，取消了奖金制和物质刺激，停发定息，没收私有房产、取消特权等等措施，实际上与造反派的破四旧中的部分主张是相同的。造反派的破四旧路线中，尽管有些内容比较偏激，但是，主要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他们也需要被引导和组织。

但是，因为这条路线触及了官僚的利益，很快保守派就提出了不同的路线，以保卫那些本应被破除的东西。短短两三天之内，“破四旧"就发展为大范围的破坏文物古迹，砸烂教堂寺院，焚烧图书，打人，关押，折磨，抄家，驱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动。在这之中，很多文人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迫害致死。但是文革结束后，这一切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行为，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罪状，成了无产阶级及其阶级代表的罪状，简直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保守派红卫兵为了保护官僚，还对学校领导干部和老师、同学大打出手。8月24日，清华红卫兵领袖，刘少奇之女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在清华大学临时筹委会支持下，同清华附中保守派红卫兵制订行动计划，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派，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镇压清华造反派。他们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刘涛则鼓吹"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下午，“12校联军"手持皮带、棍棒冲进清华园，冲散正在大礼堂开会的造反派红卫兵，包围了大字报区，殴打看大字报的学生，撕去揭发批判刘、邓、薄等人的大字报，以及校内反筹委会的大字报，严密封锁礼堂大字报区，实行戒严，还派专人抄录大字报内容及作者姓名。之后他们拆毁了"清华园"牌坊，殴打了写作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成员，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晚上，12院校保守派红卫兵高呼"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举行了所谓"镇压右派"的示威游行，大搞所谓"红色恐怖”。他们强迫清华中上层干部拆卸、搬运二校门的砖石，对所谓"黑帮分子"进行了抄家，把大批中上层干部从家中拉到西阶，用带铜头的军用皮带³⁰进行毒打，尔后将这些中上层干部关押起来进行了长达两周的折磨。³¹当晚北大、北航和除北京外的许多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行动。文革中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判，就这样被"自来红"们的一通拳脚棍棒和铜头皮带镇压。

官僚们也动用自己手中的暴力机器为造反派助威，兰州、陕西等一些地方当权派使用部队武装、警察对付造反派，纵容保守派群众打死人，中央在8月21、22日发出《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禁止这种做法，要求"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2. 造反派全面反攻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很多原本持中立态度的学生，在这样的种种暴力行动下，在毛主席的鼓舞下，终于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造反派的力量迅速扩大。由于无产阶级本身是多数，因而随着运动的发展，人们对官僚认识越来越清楚，逐渐加入了革命的队伍。8月31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都强调"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林彪还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已经发展成社会的斗、批、改”，再次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变革社会的主张，还说：“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这实际上是肯定了造反派的路线。

9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正式组织红卫兵大串联，大批外地造反派红卫兵涌入北京，大大壮大了北京造反派的力量，为后来与保守派的决战奠定了基础。同时，造反派红卫兵开始走南闯北支持鼓动各地被保守派压制的学生们起来造反。南方各省市领导则以"揪南下一小撮"“抓黑鬼"的名义对串联的红卫兵进行严厉镇压，冲突不断。

同时，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用文斗，不用武斗》。批判了保守派的"打砸抢"等暴行。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大鸣大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动口，动笔，就必须动脑筋，让群众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文斗，学会动脑筋，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同志历来告诉革命的人们，要善于用脑筋。他指出：“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这就可以看出，实际上造反派是反对暴力的，而保守派手中有暴力机器，他们才是暴力的施行者，这一切罪行他们都推给毛主席和革命群众，可见用心之险恶。为进一步鼓励造反派，毛泽东又于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26日接见红卫兵，检阅大会共举行8次，接见1100万人次。

到了10月份造反派已经具备了优势，全面反攻的时机成熟了。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150万红卫兵。10月3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要求"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正式揭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序幕。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必须把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10月6日"红三司"举行10万人集会，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张春桥在会上宣布全党对"紧急指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继造反派学生对谭力夫讲话进行激烈批判后，10月9日，张春桥在谈话中说谭力夫"他代表一个阶级”，周恩来亦评价其"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认为血统论对联是"造成人为的阶级对立”。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批判谭力夫：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用其它形式来代替。例如，在一些学校、机关中，有那样的人，他们完全违背党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则，预先指定，暗中操纵，成立所谓’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或者是别的什么组织。甚至当各地大量的革命师生来到首都见毛主席的情况下，也有的地方组织一小批人跟着前来，宣传自己反对中央十六条的决定，企图打击那些来京的革命师生。……

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不做阶级分析，不把事物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

……我个人认为，在有些学校，有些单位，高干子女掌握领导地位，是没有好处的，对我们将来的革命事业不利，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有的人就很快采取对付的措施了。他们说，‘中央已有指示（并没有这个指示），高干子女不担任红卫兵领导。趁群众不知道，要争取主动’。于是就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辞去了职务，指定了他认为立场’最坚定’的人去接替。”

同时刘少奇、邓小平作检讨。

10月24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激烈批判了官僚，“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并谈到了出身问题，“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11月6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宣布：“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宣布无效，全部清除，一律当众焚毁”。这就使很多群众放下顾虑，加入了造反派，很快造反的浪潮席卷全国。11月8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全国各地"革命小将"群起响应。12日，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大会，揪斗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12月14日，北京文艺界"革命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揪斗陆定一、张闻天、林枫、杨献珍、李维汉、蒋南翔、陆平等人。21日又揪斗安子文、周扬、林默涵、田汉、杨翰笙等。12月24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揪斗罗瑞卿、萧向荣、梁必业。12月27日，“政法公社"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周荣鑫、雍文涛。1967年1月4日，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在工人体育场揪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在台上的谷牧、余秋里、王震、邱会作等人也遭到围攻。同日，江青、康生等人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时宣布中央文革顾问，“党内第四号人物"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作为开明保守派陶铸随即被打倒。最终，经过了六月七月的"五十天白色恐怖"的倒行逆施，经过了八月九月的保守派红卫兵的残酷打压，经过了十月十一月的全面反攻，在中央文革派和基层文革派的联手努力斗争下，走资派在中央和基层都暂时败下阵来，运动的主动权终于回到造反派手中，运动开始走向正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始真正开展起来。

3. 官僚子弟的疯狂反扑

但是，在造反派重夺主导权的同时，保守派的行为也越来越极端。在他们丧失主导权的时候，在官僚们地位不保的时候，他们要疯狂的反扑，其行为令人发指。

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禁止"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次日陈伯达在亲自视察后下令解散北京六中劳改所。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宣布决定解散取缔各种"红卫兵纠察队”。

这时，官僚子弟也终于清醒的认识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他们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11月27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并于12月5日发表《成立宣言》，他们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并宣布"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由"西纠"“东纠"“海纠"的核心力量联合成的高干子弟组织。领导是牛皖平、宫小吉、卜大华、杨继平、邹建平、苏振生等人，连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翩都卷了进去。其成员根据等级地位不同，所佩袖章质地不同（呢、绒、缎、绸、布五级），尺寸不一（8寸、7寸、5寸三级）。“联动"成员以中学生为主，谭力夫、李洪山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

12月18日保守派的"理论权威"谭力夫被逮捕。被保守派打压很久，情绪激动的造反派提出"把谭政文³²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的口号，还准备召开全市批判"血统论"大会批斗谭力夫，但被周恩来制止。12月25日在中央文革的安排下，北京造反派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和示威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口号。

保守派也针锋相对，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大会上他们高呼"打倒’红三司’！““刘少奇万岁！““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从1966年12月26日到1967年1月11日，“联动"为解救被逮捕人员上演了”‘联动’六冲公安部"的闹剧。

12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的分子在抢摩托车时被北航造反派"红旗战斗队"逮个正着，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第一次冲击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联动"发起营救行动，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但营救没有成功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3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

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2人。

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多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还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贴出标语"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的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造反派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

1月8日，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并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

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可是人心所向，由于这次自发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10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

联动成员还极端发泄自己的不满，在干部子女学校，他们撕毁图书，破坏教学标本仪器，砸烂教室，拆卸桌椅板凳，肆意吃喝玩乐，对"狗崽子”、“流氓"进行不由分说的殴打，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劫和袭击造反派甚至普通市民的恐怖活动。据统计，“联动"仅在3所高干子弟学校中打砸抢造成的损失就高达145万元。

“联动"的社会恐怖活动已经引起了各方的不满，造反派一方面把怒火进一步发泄在那些作为"黑后台"的领导干部身上，另一方面开始处理"联动”。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随后，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在中学里，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对"联动"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对"联动"组织展开直接攻击。从1月17日开始，公安部在造反派的配合下，开始逮捕"联动"成员。造反派相继摧毁了北京一。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景山学校、育英学校的"联动"据点，共逮捕139人。

最终，在中央和基层革命派的打击之下，干部子弟的暴行终于以失败告终。他们从"五一六通知"之后，一直到1967年初，这8个月里，实行法西斯专政，采取残忍的暴行，为的就是保护自己和自己官僚父母的利益。也正是这些暴行，教育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学生，让他们站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让他们真正认识清楚了官僚的本质，让他们奋起反抗，继续革命。

三、“一月风暴”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限制在学生和知识分子领域以及中央，但是，随着造反派红卫兵的胜利，他们开始试图将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进一步对官僚主义者进行斗争，并推进社会关系的革命化改造。1966年11月30日，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公社"发表了大字报《到工厂去，去学习、去宣传、去战斗》，红卫兵开始正式有组织地进入工厂鼓动工人，去与工矿企业中的"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进行斗争。

“我们这一革命的正当要求，却再三地遭到了以吕XX为首的厂筹委会和以陈XX为首的临时厂党委的无理拒绝。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吕XX为首的一床厂筹委会一直执行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违抗十六条，私设监狱、刑堂，私自抓人拷打，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把与他们意见不同的革命职工开除出厂，谴回原籍，对革命群众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使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长期受到压抑。……

在革命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多次的斗争，我们终于冲破了一床厂一小撮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及其幕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刁难和阻挠，获得进厂的权利。……入厂后，我们深入车间参加半天生产劳动，还深入到工厂宿舍同工人师傅谈心，了解一床厂革命职工坚持斗争的情况，向工人阶级学习。与此同时我们还帮助师傅抄写大字报，印发传单，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从这一大字报开始，红卫兵运动与工人运动逐步合流，由此，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斗争开始落实到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改造，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逻辑，中央文革派也对这一举动表示了支持。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即《工业十条》），宣布工人可以在8小时工作日之外参加运动，“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规定工人可以进行"革命串联”，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同时规定红卫兵可以到厂矿进行"革命串联”。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规定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鉴于初期运动的经验教训，还要求"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社队之间可以进行串联，还要"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联”，开展"四大民主”，也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宣布"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这样，文化大革命遍及了一切社会领域，一场遍及全社会的继续革命开始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触及现实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变革，因而，遭到了地方和基层官僚更加强烈的抵制。因而就在1966年底产生了"经济主义妖风”。走资派领导为了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动罢工旷工，导致停工停产、交通瘫痪。如吕正操鼓动铁道部罢工，火车停开，石油工业部鼓动油田停产，上海的保守派组织"赤卫队"还曾以停水、停电来威胁造反派。当权派还以滥发补助、滥长工资的手段来收买保守工人、瓦解造反派，如上海一些工厂给工人提前发了3个月的工资。这实际上是利用人民的财产，收买人民，而且没有可持续性。这样的做法不可能收买全部工人，但确实给工人制造了分裂。这样的举动更加教育了人民，只有人民参与到生产的管理，才能真正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缩小脑体分化，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同时避免当权派采取这样的方式来抵抗革命。

在上海，造反派"工总司"与保守派"赤卫队"的矛盾逐渐激化，“赤卫队"甚至以停水停电来威胁造反派。12月30日，上海发生了"康平路事件”，“工总司"彻底击败了"赤卫队”。“工总司"的一统天下为夺权行动奠定了基础。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1月6日，王洪文率"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强行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等揪到上海人民广场批斗，宣布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停止办公。这就是"一月革命"或"一月风暴”。毛泽东随即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1967年1月9日，毛泽东谈到机关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时，提出"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由上面派去的少数干部和下面的绝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由毛泽东审阅的《编者按》全面肯定了夺权行动。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它宣布：“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

这就实现了政治关系的变革，人民可以选举撤换公职人员，而且拥有四大民主权利，这实际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并不是说所有以前的领导都不能当公职人员，只要不是走资派，不是阻碍政治关系的变革的领导，或者是改造好的干部，都可以参与到新的领导机构。打倒党委也不是不要党的领导，只是因为原有的党委被走资派把控，现在要建立新的党委，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这并不同于无政府主义，因为这不是要取消专政，不是不要政权，而是使人民能够更好的掌握政权。它变革了原有的政治结构，使得社会继续向共产主义进发。

此后各省造反派纷纷开始夺权，文革从文化批判、群众造反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夺权激化了造反派内部的矛盾，部分地区造反派为争权、或是因为小的分歧而分裂。重庆市学生组织"八一五"和工人造反军联合成立"重庆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很快左右了重庆局势。重庆市委为分化造反派，给"八一五"送了3个简报，说"学生打了天下，轻轻松松让给工人了”。在夺权前夕，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³³带几十个人包围了办公室，把指挥部公章一劈两半，宣布解散联合指挥部。从此以后，重庆工人造反军和"八一五"学生就再也没有联合起来过，并埋下了派仗和武斗的种子。³⁴同时，一些造反派怀着报复心理对很多干部进行残酷打击。一些被保守派用来整人的酷刑，如"喷气式”，也被造反派拿来使用。对于这些问题，中央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两报一刊"开始集中发表文章批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认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打击一大片"的余毒，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谋”，反复劝说造反派们"走资派"只是一小撮。对于绝大多数干部，也是希望在教育后继续任用，而非简单的"打倒”。中央还禁止了全国性的群众组织³⁵，不允许群众组织全面代替国家和党的作用，允许造反派冲击国家机器的意图是要"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露我们的阴暗面”，并建立新的革命政权³⁶。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对政治关系改造，在中央革命派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应当在地方改造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而不是不要党，否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事实上党的领导是继续革命所必需的。同时，“打倒一切"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思想，不能够团结大部分人，不能够具体分析需要改造的社会关系，而是绝对的打倒一切。

对个人进行迫害也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人，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应有的行为，毛泽东在12月27日给周恩来写信说：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我们是无产阶级，斗争要文明一点，为什么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出来。”

但是这很难阻止在前几个月惨遭迫害甚至背负了家仇血债的群众，大批干部受到激烈批斗。1967年1月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成为文革中第一个死于造反派之手的高级干部。领导"西纠"血腥镇压造反派的孔丹，其父调查部部长孔原也在这一时期被激烈批斗，其母国务院办公室副秘书长，大力协助了"西纠"活动的许明也被逼自杀。之后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也相继被迫害致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险些丧命。

可以说，内部分裂、整人、“打倒一切”、不要党的领导，都是错误的小资产阶级路线，中央虽然在尽力纠正，但是在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达到效果，这是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三节 “二月逆流"大清洗，林彪暴政终倒台

一、从"二月逆流"到"全面内战”

文革初期，军队的高层支持了革命派，但是这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党政官僚集团，而且各地军队官僚对文革的态度也并非统一。在很多地方，造反派的势力远不如有地方党委领导和国家机器支持的保守派强大，因而，在夺权行动中，很多省军分区和地方党委联合起来对付造反派，压制群众运动。很多当权派被打倒后，被军队保护起来，因此很多造反派把军队视为走资派的最后避难所，到军分区司令部静坐请愿，军队则罗织罪名进行抓捕。

为了促使军队支持造反派，1967年1月23日，中央提出"三支两军”³⁷，28日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即"军委八条”），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档、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成立革命委员会，

“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那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他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得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还是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吧！”

《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转引了毛泽东的指示：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8年3月30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再次引用了毛泽东的话：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这些举措，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打击的是走资派，可以解散反动的党委，但是党的组织还要存在，党的领导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前提；二是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这样即可以获得军队支持，又可以留用有经验且支持革命的干部，反对"打倒一切”，这是无产阶级应有的做法；三是反对武斗、建立全国性群众组织；四是鼓励军队支持革命；五是要建立一元化的领导机构，这也正是列宁所说的"实干的"政府组织。

但是，这里有两方面困难，一是并非全国的军队都会照做，实际上随着夺权的进行，军队已经不能再像文革初期那样不作为，很多地方军队和地方官僚集团合流。实际上，只有上海、黑龙江、山西、山东、贵州五省驻军支持造反派。北京是中央所在地，因而也没有人敢于镇压群众。二是革命群众继续受到小资产阶级路线的破坏，派性、整人、“打到一切”、不要党的领导等错误做法在很多地方没有改变，还有部分人提出过左的主张，希望彻底踢开军队和原有干部，这样又导致了造反派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因而，在很多地方，军队和造反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些造反派要求批判军队官僚，这就引发了军队更大的不满。

军队对造反派的反对也体现在中央的军队官僚上。2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叶剑英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你们凭空捏造刘志坚是’叛徒’，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即宣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引者注）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要保陈丕显，张春桥则称要同群众商量。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随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说：“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

这些人的言论实际上说明，他们已经站在官僚集团一边了，对于"联动"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他们居然都想为之开脱。毛泽东得知后，震怒，他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3月1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干部，

“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也就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后各地保守派在地方党委和军队势力支持下大肆打击造反派，被称为"二月黑风"或"三月黑风”。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二司”、和"工造”，逮捕近500人，牵连超过6000人；广州军区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河南省军区把"郑大联委”、“8·24"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二七公社”，逮捕数千人；福州军区把"红革会”、“9·2"等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安徽省军区把合肥"红卫军"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8·2革联站”、“红革会”、“工人一司”；新疆压制"红二司"等等。2月18日，成都军区用飞机撒叶剑英签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一封信》³⁸，开始打压造反派。³⁹在这段时期内，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抓了12万人，连同情造反派的老干部李大章、龙天宝都抓了，《红岩》作者罗广斌被迫害致死。2月23日，西宁全城戒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制造了"二二三"事件，当天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40人，逮捕、拘禁10157人，次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12人，同时对革命群众采用各种刑罚实行逼、供、信，大搞跪倒"请罪”。⁴⁰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革命派坚决反对军队镇压革命群众。4月2日中央台播送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在4月6日又发布了《军委10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不能打击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取缔群众组织，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并要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主持支左工作⁴¹。4月12日，为了做各军区的工作，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江青发表了讲话：《为人民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轻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像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在中央的一系列举动之下，造反派重新活跃起来，在更大范围上建立起新的组织。地方在不能公开使用军队警察对付造反派后，转而设法将武器交到保守派手上，挑起武斗。为了自卫，造反派于是也设法抢夺武器，武斗逐步扩大。在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8201部队的指导下，保守派组织红武兵于5月16日改组为百万雄师，开始有步骤的镇压和屠杀造反派。6月17日在汉口六渡桥、6月24日在汉阳轧钢厂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先后发生大型武斗。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4日至30日，武汉市在武斗中死108人、伤2774人⁴²，死者皆为造反派。到6月底，百万雄师已完全占领汉阳，控制汉口大部分地区，造反派伤亡惨重，退缩到武昌造反派占绝对优势的少数院校里。⁴³江西、四川等地当权派挑动农民发动武斗，中央下发《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禁止各地挑动农民进城、禁止武斗、禁止抢夺军队武器弹药。⁴⁴部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后由于权力斗争发生分裂，一部分成为温和派，加入到"革委会"中，一部分较激进的对"革委会"不满，两派因此也发生武斗。7月11日，复课闹革命代替了停课闹革命，学校秩序开始恢复正常。但派系斗争并未停止。

7月中旬，毛主席亲赴武汉试图化解两派群众矛盾，促成大联合，但遭到保守派顽强抵抗，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抓走王力，酿成震惊全国的"720事件”。武汉"720事件"后，陈再道被撤职、到北京接受批判，周总理先后批评新疆军区、江西军分区，指出:“过去军区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就是策划，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任”。借处理武汉事件，新华社报道了各地一系列造反派，中央希望通过解决武汉问题推动周边，却低估了军队干部和保守组织，许多地方矛盾反而激化，部队甚至公开挑起冲突。江西有的地方和组织，公开抵制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认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至出现严重武斗和新成立的省革筹认为的"军事叛乱”。造反派也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大联合，一些省形势失控，全国掀起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恶风。⁴⁵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提出：“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冲击解放军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浙江省军区、湖南省邵阳军分区武器弹药库先后被抢。⁴⁶8月7日，谢富治提出"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这些曾经血腥镇压群众的专政机关干部遭到了造反派的残酷报复，3.4万人受到了打击迫害，1100多人被迫害致死。8月7日，王力又发表了"王八七"讲话，煽动群众组织夺外交部的权，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带领群众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王力和新外交部长姚登山还向全世界的中国大使呼吁"将中国的革命带到其他国家”，几天后被周恩来制止，姚登山下台⁴⁷。同时，社会上的极左势力（以"五一六兵团"为代表）也要求打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政府”，后来还要求彻底否定文革前的官僚体系，按照"巴黎公社"模式自下而上的重建国家机器。

这里，实际上既需要反对军队对革命群众镇压，也要反对造反派的"极左"行为。“极左"主要是说，文革实际上是要完成政治关系的革命，使人民参加到国家管理中，但不意味着要彻底砸烂国家机器，而是要对国家机器进行改造，而这种改造必须是谨慎的，不能打倒以前的一切；也不是说一切旧有的干部都要打倒，对于大多数干部应该留用，改造好的也应该留用；更不应该对干部进行迫害，对于反有罪行的官僚应该依法惩办；同时军队干部只要不是反动派，不是镇压群众，就应该予以团结。

8月9日，林彪讲话批评军队领导人镇压群众运动的行径，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对于军队干部，“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8月16日，周恩来也指责军队：“他们讲成分、讲党团员，听话的就觉得好。根据这一点，支左常支错了。“8月中旬毛泽东批示《红旗》杂志发表的王、关等的社论是"大毒草”。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生活会，中央极左势力（王关戚）遭到批判，随即被隔离审查⁴⁸，社会上的极左思潮也被批判为"形左实右”。

从8月起，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各个地方抢夺武器、武斗等问题，但是各个地方的武斗仍然相当严重。9月5日，中央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军用物资的命令》，要求"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⁴⁹，造反派向军队归还了不易隐藏的重型武器和部分轻武器，情况出现一定好转。此后中央发布了很多稳定局面、确保生产的通知。

随着外部形势越来越有利时，造反派内部的派性问题日益凸现出来。9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告诫造反派：“告诉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要求红卫兵多作自我批评，迅速实现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9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十四期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再次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明确指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10月17日，中央下发《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求各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系统、行业、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要求"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⁵⁰。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大联合要坚持"三结合"的原则，“要扩大教育面”，将愿意接受教育的老干部解放出来，“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⁵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⁵²

然而，很多造反派并未理解毛主席的意图，将目标定位于争得更多、更有利的革委会席位，而不是推动变革社会关系。各派造反组织高喊"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口号，在革委会筹备委员会里为权力分配明争暗斗、互不相让。同时，许多造反派不把老干部结合进去，仍按照打倒一切的思路，拒不解放和起用老干部，或者一派起用老干部，另一派就起来又把这个老干部打倒。大联合陷入僵局。

1967年11月，两报一刊发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此时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斗争正在高涨。尤其是1968年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也发生了革命运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学生运动；法国、意大利、德国的学生、工人运动，都受到了中国文革群众运动和毛泽东一系列思想的影响。中国一时间成为世界革命的思想中心。

毛泽东曾设想到1968年初完成"大联合”，“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⁵³，但到1967年年底，全国只有青海、内蒙古、天津等少部分省份成立了革委会。1968年初将约束造反派作为很重要的任务。1968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提出，1968年的战略目标之一是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各个群众组织"都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提高觉悟，纯洁队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1月中旬，运动达到高潮，所有中央和地方报纸都连篇刊登批判派性的文章。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编者按语提出"要打倒派性，还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历数派性罪状，大揭派性危害，人人批判，个个抑制，使它在群众中象’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同时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各省造反派时，都不失时机地批判派性。1968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指出：“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当前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反扑的主要手段。如果不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就必然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政府主义思潮"是阶级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的阴谋伎俩;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革命不彻底性的恶性发作。同时，也是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⁵⁴从1967年底，中央开始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一些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帮助造反派开展"斗私批修”，以解决这些地区的问题，促使其早日成立省革委会。

从群众组织到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家庭都掀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热潮。以福建省为例，1967年12月5日-1968年8月15日，中央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学员分三批先后入学，学习分三步：一是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二是联系本单位、本地区"文革"实际，座谈讨论，提高认识；三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革命大批判和组织重点斗争。同时，省军管会举办第1期、第2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省各市、地、县、社、队都不同程度地办班。经过学习班批判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造反派逐步改变派性观点。1968年3月福州市127个单位实现大联合；5月福州地区75家工厂实现大联合；7月福州地区44个群众组织在北京签订《关于大力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8月经中央批准，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⁵⁵

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实现"大联合”，但部分造反派出于派系利益，1968年2、3月间重新恢复跨行业组织，局部地区开始大打派仗，武斗事件仍经常发生。1968年2月3日，就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当天，保定市两派群众组织就发生冲突，开枪对射，死伤数人。

“二三武斗"拉开了武斗的序幕，保定市此后大半年时间内枪声不断⁵⁶。1968年3月，中央第二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下发"315指示”，批评54军仍是支一派、打一派，没有一碗水端平。“315指示"传达后，军队支持的"八一五"组织几乎瓦解，反到底⁵⁷开始骄傲，武斗苗头重现。54军各个机构都给中央打电报，梁兴初找中央摊牌，说军队想不通、群众想不通，“315指示"可能造成更严重武斗。4月27日，周恩来又传达了毛主席的"427"指示，“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

3-8月，重庆发生数十次武斗，双方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榴弹炮、火箭筒等武器⁵⁸。在6月2日重庆市革委会成立之后，武斗却愈发如火如荼，“八一五"开展大规模"剿匪"运动，“反到底"派无还手之力，步步后退。武斗从重庆市区向周边专县扩散，群众伤亡惨重，数十万"反到底"成员逃往成都等地⁵⁹。陕西也是同样，1968年5月1日成立革委会同时，汉中、西安等地就相继发生武斗，两派抢走泾阳302武器库各种战备武器万余件和大量弹药，陕西境内的陇海、宝成铁路系统和沿线地区铁路交通多次中断，面粉厂、米厂机器、粮库被炸毁，城内交通中断，粮菜供应困难⁶⁰。

一些造反派认为，如果能在武斗中取得胜利，消灭另一派组织，就可以以自己为核心组织大联合⁶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4月23日，清华大学团派和"四一四"之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百日大武斗”。以往较好执行中央政策的北京高校陷入动荡之中。

广西两派武斗过程中冲击军事机关，抢夺部队武器弹药，援越物资受阻。⁶²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七·三布告”，针对近两个月来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等地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武斗事件，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惩。“七三"布告后，武斗仍屡禁不止。7月7-9日，重庆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炸药等；7月19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21人；陕西省其他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委会成员的事件。⁶³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武斗不断升级等一系列严重事件，颁布了"七·二四布告”，重申：“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七·三布告”，不得违抗”，“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产，中断交通通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依法惩办。还要求必须立即恢复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要求无条件结束武斗，但随后不少地方的保守派乘机一举打垮甚至消灭了造反派。广西军区韦国清趁机指使保守组织"联指"发动对造反派"四二二"的武装围剿，酿成骇人听闻的大血案⁶⁴。宾阳县从7月26日到8月6日，打死所谓"阶级敌人"3681人，灵山县打死3200多人，上林县打死1906人，白色地区打死1073人，河池地区打死7000多人⁶⁵。军区和"联指"共同攻打"四二二"控制的南宁解放路、百货大楼、展览馆，到8月5日夷平南宁闹市区，打死反对派1470人，抓获俘虏近9000人。⁶⁶更令人发指的是，“四二二"几千人为躲避围剿，躲进地下人防工程，联指在军区的默许下，竟打开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水淹南宁，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后一批反对派，尸体漂到港澳地区，震动世界⁶⁷。

对动荡的高校，毛泽东看到光是批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决定派一些优秀的产业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让工人收缴学生手中的武器。7月27日开始派"工宣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目的是制止学校内的武斗，促进两派大联合。蒯大富为首的团派抵抗工宣队，在十多个小时里，打死5名工人，打伤多名工人和解放军，这一事件直接震动了中央。毛泽东于7月28日凌晨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批评了激进学生的武斗及抵抗，高校文革运动从此转变方向。⁶⁸毛泽东对蒯大富讲：“你们不是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你现在很不好办，我看你毫无办法。布告明明宣传了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要打到哪一年？““北京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在打，一打不可开交，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

但总体上，毛泽东对高校学生仍是保护的，“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员大将，我是保护你们的，你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还有其它学校的头头，但著名的还是你们五个。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难。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没经历过，不管你们有多少缺点错误，我们还是保护你们的。”⁶⁹毛泽东不同意中央文革将五大领袖打倒，而是希望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通过教育和到基层单位劳动锻炼促进造反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身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

1968年8月25日，《红旗》1968年第2期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指出"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上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工人阶级的领导"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工人、解放军"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工人阶级不但要到学校，而且要"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去”。⁷⁰从8月底起，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9月份，66、67、68三年的毕业生都毕业了（俗称"老三届”），这些毕业生开始上山下乡做知青。因此红卫兵的运动停息下来。

1968年夏，中央通过下发两个布告、派工宣队和军宣队等方式，很快控制局势。部分地方的武斗一直持续到1969年"九大"以后，但全国总体已经安定下来，大规模群众运动结束。1968年9月3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毛泽东提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由此，文化大革命由造反派夺权，转向了"军干群"三结合，改革社会关系。

实际上，军宣队、工宣队以及成立"革委会”，都是希望造反派能够保住革命成果，稳住阵脚，先解决派性问题，同时把目光从夺权转变到社会关系改造上。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改造社会关系，夺权目的是为了清除走资派对继续革命的阻碍。但是当走资派基本被打倒，那么就应该放下派别争斗，进行社会关系改造。在很多地方，革命委员会中实行"军干群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军队掌权，其次是原地方党委，造反派实力并不大，还经常被排挤迫害。但是，在造反派实力不够继续推动变革，且内部分裂严重之时，应该先稳住阵脚，争取大多数的支持，同时尽可能的改变社会关系，等到自身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实力增长了，再进一步推进革命，这实际上是继续革命的正确路线。

二、中共九大与军队专政

然而，由于成熟的革命骨干太少，没有办法形成对造反派群众的领导，这一调整，没有被造反派领悟。因而，不得不依靠军队来稳定混乱的局势，反之造反派在无休止的武斗中使自身陷于灭亡。同时这样的武斗不仅无利于改变社会关系，还会造成经济的严重滑坡，

社会的严重动荡，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不保。但是林彪为代表的军队官僚集团利用稳定社会秩序的过程，既对党政官僚进行残酷迫害，又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打击，同时他们还利用对毛泽东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来转移革命群众的注意，以图达到专权的目的。

从1967年开始，针对造反派无休无止的派性斗争，中央希望对造反派进行一次系统的整顿工作，使造反派能建立有力的阶级组织。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讲话中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清理阶级队伍"由此开始。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一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在于平息造反派武斗，恢复社会秩序。但是很快，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委会在全国成立后，军队在社会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由对造反派的整顿，变成军队官僚为了巩固地位，对倒台的党政官僚和造反派进行的疯狂迫害的手段。在1967年到1968年，随着夺权的进行，造反派犯了很多"极左"或是"形左实右"的错误，招致了人民群众的不满。而军队就利用这种不满，对造反派进行打击。造反派组织受到沉重打击和迫害，在革委会中能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小。这对于支持文革力量的发展和保留文革仅存的成果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针对这种情况，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但是军队并没有完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过，尽管军队的打击方式很重，但打击的很多都是有极端行为或主张的人，一些同意妥协的激进造反派被保留了下来，一些温和组织以"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名义加入"三结合”，造反派的头头被"突击入党"吸纳进了体制之中。这对于文革是有利的一方面。

同时，大批倒台的当权派和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遭到了清洗和处理。以刘少奇为首的当权派的遭到清洗，知识分子此时又像50天专政一样被关进"牛棚”、“学习班"或下放到干校。这段时期是1966年后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的又一个高峰期。翦伯赞、吴晗、田汉、范文澜、杨朔、李广田、赵树理、萧也牧、孙维世、闻捷、郑君里、海默、邵荃麟、严凤英、以及"乒坛三杰"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等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军队专政时期遭迫害逝世。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随着党政官僚的倒台，他们的子女也受到残酷打击。

因而，总体上来讲，尽管军队清理夹带私货，但是对于稳定局势，保存在反派实力，保存革命成果，进步意义更大一些。

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毛泽东在全会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

1969年3月9日-27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准备解决军队专权的问题，他认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承认文革造成的军队专权的既成事实，有"唯生产力论"的嫌疑，让张春桥重新起草。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24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并说党的全部历史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并提出了"斗、批、改"的新任务。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军队干部达到了136人，占49%，群众组织代表和老干部平分了另一半。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可以说，以林彪为代表的军队官僚，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当然文革的很多主张也得以在此后逐步实行。

1970年1月31日，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一打三反"运动开始。这又成了军队的清洗运动。

在运动中，一些在文革中进行打砸抢，煽动武斗，对敌对派系进行残酷打击的造反派头头也在这一时期被处死。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将死刑的最高核准权被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需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即可。而省一级将权力进一步下放，最终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大清洗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毛泽东在公安会议上愤怒的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然而这并阻止不了军队，在"一打三反"进行10个月内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人，逮捕28.5万人，9000人被判处死刑。

清查"5·16"运动也成了军队官僚清洗的手段。在江青批判"5·16兵团"的"9·5讲话"发布之后，1967年9月8日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其中提到：

“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取了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清查"5·16集团"正式拉开了序幕。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既然"5·16兵团"产生于造反派中的激进思潮，那么清查运动就是军队用以清洗造反派的最好形式。为了阻止军队利用清查"5·16"打击造反派，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然而军队并不肯罢休，1971年，林彪曾说：“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

三、九届二中全会与“九一三事件”

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经济的好转，以及文革派力量的恢复，文革派也决定结束军队的暴政，纠正之前军队的错误。毛泽东首先从遏制个人崇拜开始。1969年6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1970年4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10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他在稿中删去了：“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文革开始前，毛泽东"违心"的接受了林彪搞个人崇拜，为的是能够不打击革命群众的热情，现在个人崇拜也该退潮了。很多人说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上正是毛泽东在纠正个人崇拜的问题。个人崇拜其实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的变革，让人们觉得毛泽东很伟大，但是小资产阶级性使得这种伟大被神化了；而另一方面，就来自林彪对革命群众的误导。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准备在庐山召开，主要是为四届人大的召开做准备。8月13日下午，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后来吴法宪在会议上以此为把柄激烈攻击张春桥。叶群、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积极支持，在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同时危言耸听地声称要揪出"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人。显然这是军队官僚集团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改变了全会的原定议程，甚至狂热地煽动"揪坏人”，矛头直指张春桥，目的就是打击造反派。江青、张春桥被迫向毛泽东求救。毛泽东则针锋相对，1970年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给林彪张目的著名理论家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等人被迫做了检讨，但是林彪自始至终拒绝做出任何检讨。由此，全国开始"批陈整风”，开始停止军队干政。

在文革派准备集结力量，团结老干部，使军队停止干政的时候，林彪也坐不住了，1971年3月林彪之子林立果制订了《“571"工程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在周恩来积极筹办四届人大的时候，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主要谈党内斗争的路线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对林彪、黄永胜提出批评。毛泽东还提出限制军队权力，“权归政，兵归营”。这轮工作下来军队各个派系都不再把林彪看作他们的利益代言人。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11日中午，专列突然离沪北上，在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使林立果等人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9月12日晚，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出逃，最终机毁人亡，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到了1973年，经过"八大军区对调"与老干部恢复工作，军队官僚和党政官僚进行整合，成为了统一的政治力量，虽然文革前的党政官僚还没有完全恢复实力，但是其力量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尽管老干部经过批判，但是很多人并没有进行"改造”，反而更加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但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派在没有实力推行进一步改革的情况下，也只能暂时妥协。

四、珍宝岛战役

1969年3月，由于苏军挑衅，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交火，中国击退了苏修军队，并俘获了苏军的一辆坦克。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并接连提出了"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中央领导（包括已被打倒的）被疏散到全国各地，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至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

1969年10月1日，建国20周年国庆节上，打出了一条口号：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这一口号为毛泽东亲自草拟，展现了中国人民决心革命到底，打倒一切反动势力的决心。而且，此时的中国绝对有充分的信心保卫国家。经过20年的工业化建设，中国的工业体系初见规模。国防工业更是突飞猛进，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中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仅用4年时间，1960年中国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又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到1970年，我国用长征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除了"两弹一星"外，1968年中国首艘核潜艇在葫芦岛船厂动工，1974年8月7日交付海军使用。至此，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这一切都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能够抹杀的。

第四节 “批林批孔”再掀浪，落日余晖终悲壮

一、文革中的社会变革

1. 生产关系变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它的根本任务是变革社会关系，改变社会关系中一些资本主义的残余。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残余还存在，因而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⁷¹

与旧社会的不同在于，现在是无产阶级通过先锋队掌握政权，所有制在"法权"意义上为公有制，因而，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变革。从1967年，文化大革命从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到社会关系领域后，社会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变革，就是经济关系的变革。

1）所有制

从"法权"意义上的所有制来说，中国的有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如上海市共约9800个企业和生产单位，其中3200个是国家所有的，6600个是集体所有的。”⁷²全民所有制企业又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分为重工业，生产第一部类产品；轻工业，生产第二部类产品，满足人民生活和出口。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居民街区或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管理的企业，为中小规模工业企业，主要满足农业和居民生活需要，也附带供应工厂。集体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值低，“它们只占工业生产的4%，而国有企业占96%。”⁷³

从大跃进开始，毛泽东就试图调动地方积极性，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破除僵化的中央统一计划，同时为劳动者管理企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因而，除战略性的大企业，其他企业下放到地方管理，由于官僚的破坏，这一计划没有很好的完成。但是到了文革，这一计划逐步实行，就上海而言，“1957年46%的工业产值属于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企业，而1970年只有6.8%，另外的93.2%属于地方管理的企业。”⁷⁴

文革时期，集体所有制企业发展突飞猛进。由于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对于解决城乡劳动力剩余、加快积累、改善生活、激发人民生产积极性，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街道工厂’是由邻近街区的居民所有，并由街道革委会经营的。它们在大跃进期间产生，文化大革命给了它们巨大的推动。它们代表了新的工业发展方式，并反映了打碎旧形式的努力。它们使得妇女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劳动，1971年大约有20万上海居民在这种企业中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原来是家庭主妇。这些妇女主要出于政治原因想参加工作，她们在经济上没有补贴其丈夫收入的必要。她们的动机主要出于对参与生产劳动的渴望。

街道企业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它们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修补衣服、缝纫、洗涤、零修。它们减小了家务负担，并使日益增加的家庭主妇参与到生产中。它们同时也适应了更广泛的需要——轻机械加工业，晶体管制造业，等等。这些企业不会依靠国家投资，而是全部依靠这些边际资源（废弃原料，旧机器，自筹经费）。

虽然这些集体的城市小企业现在主要是满足当地需求，但是他们也开始尝试去适应更广阔的工业需求，并且希望最终出口他们的产品。在地方上和人民公社，小企业主要为农业生产（肥料，农业工具和机械，小机车，等等），有时候也为其他工厂生产。”⁷⁵

当然，这不是说要扩大集体所有制，只是根据具体条件，使生产力快速发展，既然不能很快达到一切生产领域进行现代化生产并纳入全民所有制，那当然要鼓励这种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当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转变为国家所有，这种结果是辛勤工作所获的至高无上的成就。然后这个工厂就直接纳入国家计划。”⁷⁶同时，发展这些集体所有制企业，由于是从无到有的建立，那么就可以直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按照"鞍钢宪法"生产，而不用像之前建立的企业那样，需要经过生产关系变革。

2）统一计划

工厂为基层经营机构，之上为工业厅（局）及个专门初级机构。工业厅（局）专门协调各生产经营同类产品的单位；工业厅（局）还设有一些下属的处级专门机构，各处级机构的负责领域更窄。

“处级机构，位于生产单位与工业厅（局）之间。不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工厂，都直接由相关的厅（局）领导。这些厅（局）和处，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控制企业的计划，它们管理企业计划的起草、创立、协调和执行。

极少数企业直接归属于中央政府，由国务院的各部来掌控。为确保各省的统一计划，各省计划中也包括中央直属企业。这些企业并没有脱离所在省份，它们在生产计划和产量分配方面同时获得中央和省革委会的帮助。

实际上，地方政府（各省、区、市）在计划和管理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种"权力下放"使得省、市政府能够促进辖区内企业的密切合作。各省的管理遵循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发展大方针，通过生产辅助设施、鼓励创新、寻求当地原料，促进了各省经济的持续发展。

……‘权力下放’使得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管理机构得以大量削减。而且，这样的"权力下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管理形式的条件，也是工人参加管理的条件。不过，只有每个下属企业在制定计划时将自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权力下放’才能有效与经济计划结合起来。

……中国人民把这种并非靠行政力量来集中的计划叫做’统一计划’。统一的标准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它充分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它的作用是促进和集中群众的创举。

‘统一计划’要求在各级、各生产单位实施如下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在工人制定计划和管理工厂时也必须遵循：政治挂帅——工厂的利益服从全局的利益和中国革命的利益；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干苦干；‘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备战备荒为人民’；194遵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两条腿走路’——土洋结合，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运用先进技术也不排除传统技术。对不同行业，制定计划还要依据具体方针（定量和定性），以贯彻政治总路线的精神并确保全面均衡发展的需要。”⁷⁷

除去战略性物资国家计划，次要物资省计划，其他全部为地区计划。

“国家计划首先集中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出口产品也由中央计划。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垄断的，进口和出口由政府部门控制，这些部门直接指导对应单位的生产。对外贸易计划的技术细节不得而知，但指导原则是清楚的：一是避免任何一种产品过度依赖进口；二是为特定国家提供援助；三是增加贸易伙伴的数量。

国家计划并不包括所有省及地区计划的细节，但是它规划不同省份的主要需求。例如对水泥来说，中央计划制定水泥生产省对其他省的供应量。这种需要被合并在省级计划里，必须满足本省和其他省份的水泥需要。

尽管国家分配部门控制省级产品的分配，但并不规定每个省或地区怎样使用分配到的原材料。每个省也遵循同样的过程。各个地区收到的指示被视作它对其他地区的承诺。不同的水平是按弹性规则配置的，而不是抽象的、刚性的和官僚的。”⁷⁸

这样的计划方式，为工人参与国家经济管理，创造了条件。否则，工人服从于外在的计划，直接的生产者就不能真正掌握生产资料。

“工业消费品首先在地区或省级水平上计划。国家计划和那些不同生产单位的计划不仅关注生产，也关注产品分配。消费品通过国家物资局分配，这在制定和调整计划的时候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物资局具有重要的控制功能，因为对于企业来讲，他们代表了消费者——在企业和物资局之间的会议上，他们会详细的探讨消费者的需求——并确保这些需求会得到充分的考虑。生产单位进行自己的调查并且尽各种努力了解人们的需要。这些调查是在物资局的协作和帮助下进行的。在计划人们对各种不同产品的精确需求量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会对如下因素进行计算，如存货周转率、日循环产量等。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有助于生产单位明确需求、制定计划，尽管这些计划不能详细说明单一产品多样化的细节。产品分类计划是地方政府的职责。

新产品的样品会有一个展览，以此了解消费者的想法和需要。国家物资局制定产品的具体数量，并在一年中间进行修订。生产单位也要调查消费者的反应来完成产品设计；他们在商店、家庭、和工作场所进行调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做一些必要的更改。

……制定计划需要通过基层和高层之间不断的交换意见，从而达成一致。党有最后的发言权，但是因为问题基本上是通过协商解决，产生的任何矛盾都是次要矛盾。中国的计划制定有如下的特点：依靠人民群众而不是只关注"专家"的意见。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结合了这样的政治取向——总路线和党的具体指示都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其焦点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创新，作出一切努力避免浪费。虽然中央政府在总量平衡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制定和改进计划中的作用则相对有限。这样的计划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合作，依靠联合的工人阶级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⁷⁹

总而言之，这种计划方式，破除了官僚制的僵化模式，通过不同层次机构之间的互动，综合需求、工人、工厂、地方、中央，最终形成统一计划。既能保证工人参与经济计划，又能达成统一、平衡的经济计划，还有利于产品满足工人需求，有利于技术的革新。可以说既有利于推进生产力飞跃，又有利于工人当家作主。

3）生产单位间及与个人的关系

“生产单位之间不仅通过对应的办公部门保持间接接触，而且通过工厂工人间的密切联系直接接触。无论任何难题发生，大家都一道努力想办法。这些直接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协作的具体体现。

不同生产单位之间存在的紧密接触却决不意味着他们保持直接的市场关系。价格并不由工厂制定。企业之间的产品分配由国家物资局决定，同时它也将产品分配到消费者个人。这对于限制计划外交换非常重要。

价格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相当次要的作用。在全社会或特定生产单位层面上，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并不是影响计划目标的主要因素。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不努力降低成本，但价格并不指导生产。生产由政治路线决定。价格本身不过是政治路线的次要表现。

……每种工业品的售价是以成本价为基础的：对物资局的售价等于平均成本价格加价15%，这个增量被添加到社会累计基金中；对消费者的售价依据政策的变化来确定。

简言之，消费品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1）必需品——按可能的最低价销售；（2）日常用品——其价格高于成本，但随成本下降而下降；（3）目前看起来的次要需求——价格保持不变。总体来说，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有所下降。

设备、原材料、能源等是按照成本价提供给生产单位的。这里同样尽力保持价格稳定。如果成本价下降，这种下降不会自动反映到产品的售价上。成本下降，商品价格却不下降，这使得生产厂的利润增加。如果成本下降相当大，这种价格下降会传递到工业品消费者那里，但不会在一个年度计划正在执行的时候，以此来保证有效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对比不会失效。企业通过比预期支付得少而获得的节余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是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为每个生产单位都能够准确计算运营成本，价格稳定更为可取。在任何情况下，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技术应用、原材料使用等）并不主要依赖货币竞争。基本的决策反映了总体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这与货币核算不同，后者是可以由独立生产单位做出的。”⁸⁰

因而，价格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要素，在社会主义中不再起重要作用，实际上人们不再被外在的，物与物的关系所束缚，而是可以自主的调节社会关系。当然，在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全民之间，实际上价值法则还在发挥大的作用，急于消灭商品，消灭价值法则，实际上是超越阶段的。当然，社会主义下，人们不是盲目的被规律控制，而是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根据需要，按照规律，进行一定的调整，使得价格服从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利益。

“生产企业的利益就这样服从于国家总体利益。这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产品不再被交换价值、产量及货币收益所支配，而是被使用价值所支配。这预示着社会关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⁸¹

4）工厂管理与群众组织

大跃进时，鞍钢工人提出了"鞍钢宪法”，但是在官僚的阻碍下，很难推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生产关系得以在很大范围内实现。工人参加管理主要通过几个层次的组织实现。

一是工人管理小组。

“工人管理小组的选举由班组或车间组织，并接受他们的监督，管理方法也以工人管理小组的原则进行。小组成员由小组所在层面对应的组织选举产生：工厂、车间以及班组。这使小组有着坚实的工人基础。候选人必须积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经验，并且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

……管理小组有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思想政治工作；（二）生产、技术革新；（三）财务、物资事宜（成本控制、投资等）；（四）劳动安全；（五）一般福利。他们介于职能管理部门和群众之间，扮演着管理实体、以及党员和行政部门的助手角色。”⁸²

二是红卫兵。

“红卫兵和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息息相关。红卫兵实际上起到监督其他组织的作用：他们记录工人对工人管理小组、革委会、党委工作成效的批评和意见。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些组织脱离群众。红卫兵推进了工厂的思想革命化，协助各工作小组的领导，并在分析群众思想、反修防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⁸³

三是革委会，这是核心领导机构，“三结合"组成。

“革命委员会负责协调工厂间的关系，以及工厂和计划处的关系。它对根据总体政治形势制定的计划及其实施进行监督。文革中取消了厂长职位，由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担任管理职务；革委会主任则对更高的部门负责。革委会主任在计划及与其他厂事务（例如交付日期）有关的方面有决定权，但这些决定必须在征询工人意见后作出。

……革命委员会是民选的机构，其组成人数由职工自己决定。他们制定候选人名单，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缩小候选人的人数。工厂工人随即进行最后表决。在我访问的工厂的革委会，大部分委员都是产业工人，他们不脱产，工资不变。”⁸⁴

四是党委会。

“干部接受群众批评改变了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选举新的委员会，是党在各个领域完成整顿之后开展的。在准备选举的过程中，由人民群众来决定委员会的组成人数（因厂而异）和确定候选人名单。

……党委是政治领导，并得到革委会和工人管理小组的支持。革委会有来自三方的代表，而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则只有工人。除了党委实施全面领导，党在车间和班组两级还有党支部。每个工厂的革委会执行党委所确定的革命路线。管理工厂是革委会的责任，因而可以看作执行政治路线的一个特殊方面。”⁸⁵

这种管理模式是解决脑体自发分工的重要一步，只有直接劳动者能够逐渐管理生产，复辟的社会基础才能消灭。当然这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工人只有在工人夜校、学习小组中学习提升政治觉悟，学习管理和技术知识，并在这种管理模式中积累管理经验和技术革新经验，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劳动中改变思想，才能最终实现脑体自发分工的消灭。这就需要在合适的条件下，继续推进生产关系改革。

5）分配方式的改革与消除特权

文革时，工资制度缩小为8 级，缩小了按劳分配的比重。而干部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特权也被取消，很多走后门的现象被严厉批判。新提拔的干部，采取不涨工资的方式，目标是逐渐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尽管不能很快实现，但是，文革使人们认识清楚了资产阶级法权是复辟的基础，并缩小了差别，向着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迈进了一大步。

6）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由于生产关系的革新，尽管大武斗的1967年下半年、1968年，官僚罢工的1975年和灾难不断的1976年，经济受到一定破坏，但三五时期(1966-1970)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9.6%，四五时期(1971-1975)，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7.8%。

工业企业(社队企业以上，不含个体、家庭工业)新增19万多家，职工人数新增4534万人，全民单位投资年增9.05%。在很多地区，农业已经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农村社队企业也有了大发展，在70年代末13套外国引进的化肥设备投产之前，农村生产的化肥占到了全国的一半。而农业机械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农村自己制造。一些小工厂的生产遍及行水泥、钢铁、化工、医药各个领域。到70年代末，社队企业达到130万个，产值超过200亿元，吸收劳动力达30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10%。

此外，为了缩小城乡和工农差距，城市把过时的小工厂和技术转移到农村，技术人员，科学家，管理人员到农村去，通过提供书籍和教师来培训农民。一些下乡的知青成为社队企业中的骨干。而交通、水电、医疗等基础建设也都是中国社队企业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同时，根据毛泽东"生产资料在公有制范围内可以交换"的理论，国营拖拉机站被取消，拖拉机被交给公社或大队。大中型拖拉机从1965年的7万台增至1978年的55万台，中小型拖拉机由1965年的4000台增至1978年的137万台，许多地方开始使用机械耕作和灌溉。

当然为了短时间内培养大批的农村医疗队伍，采用速成的方式。医学院学制由6年减为3年，课程也减少了。整个医疗体系的管理权被下放到了地方，所有城市医疗人员都开始向农村轮换流动。到70年代初"赤脚医生"这样的辅助队伍比1965年增加了4倍。他们往往只接受6个月的培训就投入实践，除了常见病治疗外还负责卫生保健教育和计划生育工作。这样的举措大大改变了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

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通过缩短学制、加快普及，小学在校学生人数由1亿人增加到1.5亿人，中学在校学生人数由1300万人增加到5900万人；小学教师由385万人增至522万人，中学教师由71万人增至328万人。而这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中学管理权下放给了公社，小学下放给了生产大队，不再由县政府统一管理。学费、入学考试和入学年龄限制被取消或大幅压缩。大跃进期间的业余教育和半工半读教育也都重新恢复。

[外贸有节余9.8亿美元，财政有节余22.3亿元(按原统计口径有31.63亿元)，文革时还有一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未达到的，即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和财政最理想的状态。货币流通量年增长6.75%,累计增发钞票121.2亿元，平均每年仅发9.32亿元；银行存贷差，到1978年为715.5亿元，消费物价每年仅增长0.3%，零售物价仅递增0.1%，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0.35%，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2.25%。⁸⁶

教育和医疗存在着毛泽东讲的文艺中的普及与提高的矛盾关系。但是，社会主义，应该以人民大众接受到教育和医疗为根本目的，因而，普及是基础，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才能更好。资本主义社会一味地强调提高，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医疗教育以及文艺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而他们不用考虑工农的死活。

很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经济，这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变革了生产关系，激发了工人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事实证明，工人可以逐步参与到管理中，在旧社会他们没有机会学习知识，积累经验，而只要有这些条件，工人一样可以管理好生产。尽管政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产，但是正如每一次社会关系变革，不经历这样的阵痛，经济最终会停滞不前，为了长远利益，暂时牺牲眼前利益是值得的。更何况，这只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经济发展为谁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不能说经济发展不快，但是创造价值的工人和农民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2. 政治制度变革

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该用实干的机构取代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机构；“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⁸⁷

“三结合"的革委会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权形式。尽管在很多地方，这种形式不完善，完全的选举撤换也不可能，而且在清除军队后，很多地方的革委会主要还是被走资派把控。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力量只足以把政治关系推进到这一步。如果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路线能够继续执行，那么还可以通过继续革命进一步推进政治关系的变革。

经过"精兵简政"和全面放权，1970年国务院部委已经由90个减为27个，行政人员由6万人减至1万人，各级革委会就"精简"得更多。基于毛泽东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批示，大批被打倒或"精简"的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但保留工资待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革除了资本主义"官僚制"的遗毒，使得无产阶级逐渐地将官吏变为"简单执行者”。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还拥有"四大民主"权利，这样，就可以不仅选举管理机构，同时自己也参与到国家的管理和监督中，这样就不是简单的形式民主，而是真正的"大民主”，对于防止复辟有重要作用。

同时，为了使"武装的工人"逐渐取代常备军，文革时提出"全民皆兵"的口号，在文革结束时，民兵发展到2亿之多，而且可以持有武器。这也是进一步消灭官僚制的举措，只有暴力机器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在政治上保证官僚制不复活。而改革开放时，官僚第一步就是消灭人民武装，加强常备军。

3. 文化变革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的一个变革就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取代了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工农兵形象取才子佳人的形象，成为了文艺的主要正面形象。通过"突出正面形象，突出正面形象中的英雄形象，突出英雄形象中的主要英雄形象”，鼓舞人们消灭一切反动派，推进革命。并且通过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手法的结合，批判社会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宣扬革新的因素，对于提升工农的政治觉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为成功的是江青主持创作的八大"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其中除了政治性外，艺术手法也极为高超，采取了在结合中外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方法。电影：《春苗》、《红雨》、《决裂》也极为成功，分别以医疗、教育的革命为主题，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路线，讴歌了无产阶级推进继续革命的革命精神和伟大创造。

二、最后一搏

1. 中共十大与"批林批孔”

1973年5月20日-31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中共十大做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并同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王洪文负责的党章修改小组提出党章修改草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秘密召开，它只开了短短的5天。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13名老干部。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

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该报告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中共十大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任务；提出"反潮流"的原则，要求党员要具有"反潮流"的精神，做到"五不怕”。十大选举了5位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和李德生，再加上朱德、张春桥、董必武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江青和姚文元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十大的安排，实际上是希望，在文革派还没有实力主导政权的情况下，文革派和党政官僚能够达到均势，在保证革命成果的同时，积蓄力量，积累经验以求再次推进革命。

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领域的斗争，继续巩固文革的成果。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揭开了批判儒家思想的序幕。很快各种批判儒家、批判孔子，赞扬法家，赞扬秦始皇的文章开始冒出，“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实际上，这场运动主要是将林彪与儒家的倒退联系在一起，通过"评法批儒”，赞扬推动历史前进，批判倒退复辟，实际上隐喻是，批判资本主义复辟，鼓舞人民继续革命。

同时教育领域的批判也开始展开。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赞扬了"反潮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干部子弟钟志民拒绝父母"走后门"的安排，要求退学、退伍一事。这一被揭发出的腐化现象迅速与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联系在一起，上升为"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对高校推荐制度产生的"走后门"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后来叶剑英又"顶风作案”，送两个高干子弟上大学，江青把这件事拿到中央政治局严肃讨论。在这期间，河南省发生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一个女学生因未答完英语考卷，被校方指责而自杀，这也引发了社会对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开批判。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地方上曾经被军队强行压制的造反派再次展开斗争，然而，这时派性问题又一次爆发，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武斗。但是这场运动受到了限制，串联和战斗队都被禁止。很多地方还是发生了内讧和派性斗争，而官僚由于被批判再次罢工，导致生产下降。6月1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说，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3.7%。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了召开四届人大的"长沙决策”，他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这实际上，是毛泽东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的完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正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必须加以限制，推动社会发展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才能取得最终胜利。通过1968年开始的整顿，文革派稳住了阵脚，并适时的采取了反击，而且在经验和理论上也获得了提升，这实际上有利于下一次推进革命，但是，留给毛泽东和文革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官僚整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张春桥的新《宪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正式提出：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到1975年，中国已经基本建立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可以说第一步已经基本完成，如果能够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四个现代化"也不成问题。实际上当时很多地区农业已经实现现代化生产。但是，最终资本主义复辟，给经济发展战略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使得农业至今都没有实现现代化，而很多工业和三产行业也同样停留在或是倒退回了落后状态，不能不使人唏嘘。

新宪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新宪法肯定了人民公社和革委会是中国政府的行政机构，革委会"都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同时，提出了"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新宪法还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次就是在自由的一部分，加上了毛泽东自1956年就要求加上的"罢工自由”。

1975年3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对经济政治各个领域进行大整顿。在整顿铁路运输时，他提出：“抓革命，主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健全规章制度……‘严’字当头，矫枉必须过正。“之后展现的是邓小平一贯的铁腕甚至冷酷的作风，在对基层造反派组织进行猛烈打击，坚决镇压了所谓"闹事派"后，强行压制了派性问题。5月份，邓小平又进行钢铁工业整顿，同样是通过铁腕打击派性，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劳动纪律的方式。并于9月份形成了《工业二十条》。这都是文革曾经强烈批判的。在残酷打击造反派的同时，4月份中央宣布开展平反释放工作，长期被关押的干部300多人被释放，成为文革中"解放老干部"的一次重大行动。

邓小平通过整顿行动镇压派性，解放干部，使得他获得了官僚集团的认可，也增强了官僚的力量，打击了文革派的力量。文革派则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予以还击。1975年2月，《红旗》杂志发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出"在消费品的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其焦点是社会不平等和官僚特权。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提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4月1日张春桥发表其力作《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将导致"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的产生。”

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肯定文化大革命，提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结论，认为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尽管在复出之前邓小平赌咒发誓"永不翻案”，但邓小平此时已经不再同意"三七开"了。1975年11月，毛泽东让邓小平"专管外事”。11月下旬，在专门召开的"打招呼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的举动"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各地开始开展学习，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底，对于走资派实力强大，革命派实力弱小且斗争经验不足，不能团结更多人的现状，毛泽东十分忧虑，他深知自己死后，无产阶级政权可能不保，在万分忧虑之下，他给周恩来写了一首诗：

诉衷情

当年壮志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尽，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在这里，毛泽东当年的盖世豪情已经不再，他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未来十分担忧，然而，在当时，又能怎样呢？

1976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

列宁曾经指出：“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触动私有制，触动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要维护的传统观念，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同革命的矛盾，同坚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的矛盾，也就越尖锐。......

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也是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不能接受而要加以反对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三大差别。这些东西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地铲除和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项长期的任务。

由于文革派的中央、地方、基层政治力量整合不够，派性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斗争经验也缺乏，尽管毛泽东在生命将要终结时采取了一系列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不被篡夺的措施，但都不能真正扭转局势。

3. 四五事件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逝世。对于谁继任国务院总理，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最后在这个历史关头被推上前台的是公安部长华国锋。毛泽东在世时，由于具有巨大的个人威望，并且能够对各派力量进行充分统战，他一直坚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党政官僚始终无法取得全面优势。但是，他去世后，文革派很难真正与党政官僚进行斗争。因而，毛泽东在去世前，为了确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在自己身后仍能得到贯彻，选取了文革温和派代表华国锋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一方面，这样做避免了将政权直接交给力量较大、但明显是奉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官僚集团；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将政权交给虽然坚持文革主张、但力量过小、自身又不成熟的造反派——如果这样做的话将导致力量对比与政治代表性之间的巨大落差而造成政局不稳。通过温和派主政，文革派与温和派可以联合起来，以平衡反对文革的官僚集团，不论是否能继续推进革命，至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成果得以保住，而且不至于被完全否定。

二月初，开始出现了一些悼念周恩来，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尽管不成规模，但是其煽动性的语言确实具有很大的分量。3月份广东甚至还流传出了一份《周总理遗言》。3月底，南京工人、市民、学生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先达到了高潮。而随着清明节的临近，越来越多的花圈和悼念活动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4月5日清明节当天，由于前一天当局将花圈收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迅速演变成了一场近200万人次的激烈的示威抗议活动。晚上9点半，民兵和警察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镇压。但是由于民兵警察也同情示威者，而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也采取了谨慎态度，因此未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多数人被劝说离开，但是最后拒绝离开的200多人遭到了殴打，38人被捕。这就是"天安门事件”，或"四五事件”。

实际上，这次事件，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党政官僚子女对邓小平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支持，当然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出于缅怀周总理和对文革后期一些问题不满，被资产阶级路线所裹挟。4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将"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同时，这个决议正式宣告华国锋就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三、“三个世界"理论与外交关系调整

面对苏联和东欧资本主义日益复辟的局面，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并进行了一系列外交调整。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希望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抗衡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干涉和对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而中国在短暂的27年社会主义时期中，尽管经济落后，依然给予了第三世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反抗殖民统治、建设经济大量援助，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反抗的中心。

除了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毛泽东还希望与西方外交正常化，争取能争取的一切力量，给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决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

1971年7月17日，基辛格访华，中美开始邦交正常化。197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这一切调整，都是从客观的国际局势出发的，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闭关锁国，完全是污蔑。实际上所谓闭关锁国，就是不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怎么可能允许外国资本剥削本国人民呢？

四、革命时代的辉煌与终结

1976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社论，完整的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6月份，毛泽东身体已经非常差，中央宣布毛泽东将不再接见外宾。6月15日毛泽东对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段话中，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它是一个与毛泽东前半生领导的革命战争相对等的新的政治革命，它开创的是一个不同于新中国前17年的新的革命时代，它是毛泽东真正在乎的未竟的事业。另一方面也也看出毛泽东此时的悲观情绪，他清楚地知道反对力量大于支持力量的现实，知道自己安排的局面很可能是不稳定的，但现实如此，毛泽东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最有可能把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继续下去的安排。

7月6日，在四届人大后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9月9日中午，各地广播电台宣布"下午4时有重要广播。“下午4时整，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在哀乐声中播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9月18日，华国锋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赞扬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理论贡献：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text_11}[210]{.block_17}[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做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的逝世，不仅是一个伟人的离去，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并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然而，由于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矛盾认识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才能完成，因而，尽管毛泽东深刻的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和继续革命的必要，然而官僚集团已经形成并发展壮大，革命派骨干和群众力量弱小、缺乏经验，没有办法很好地进行政治整合，和团结更广大的力量，因而，文化大革命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败，无产阶级的政权被资产阶级篡夺。可以对马克思评价巴黎公社的话，稍加改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的转折点，它’发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本的阶级斗争形式。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⁸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