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 | 第四章 走向帝国主义

第一节 新政改良未及本，经济危机劫难逃

一、所谓“胡温新政”

1.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随着朱镕基的改革，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渐确立起来，到2003年，中国新的社会格局基本形成。新世纪，是中国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并最终走向帝国主义的时期。

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于垄断资本形成，并在国家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生息资本与产业资本高度融合，形成金融寡头资本，成为最具统治地位的垄断集团。垄断组织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或几个经济部门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大企业或大企业之间的联合，它们凭借这种统治地位，控制相应部门的商品生产，分割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投资场所，规定垄断价格，榨取高额垄断利润，控制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

垄断组织是在资本集中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集中发展程度的不同，大型企业之间互相兼并或联合的程度和具体目的也不一样，因而垄断组织便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是垄断组织的四种主要形式。

卡特尔是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垄断市场、赚取高额垄断利润，通过签订各种协定，如划分销售区、规定商品产量、确定销售价格等，所组成的垄断联盟。参加卡特尔的企业，要受所订协议的约束，但各企业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仍然保持独立。卡特尔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垄断组织，这种形式最早在1865年出现于德国。

辛迪加是由生产同类商品的各大企业，为了高价销售商品和低价购买原材料，通过签订共同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材料的协定，而建立起来的垄断组织。参加辛迪加的企业在生产上和法律上仍保持独立性，但丧失了商业上的独立性。这种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比较流行。

托拉斯是由生产同类商品或者与该类商品有密切联系的许多大企业联合组成的，参加托拉斯的各企业在生产、商业、法律上都不再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由托拉斯组织董事会及其委任的经理来统一全部经营活动。它是比较稳定和高级的垄断组织形式，这种垄断组织形式于1882年最先在美国产生，20世纪初迅速发展。

康采恩是由不同经济部门的许多大企业联合组成的垄断组织，参加康采恩的既有单个的企业，又有其他的垄断组织如辛迪加、托拉斯；既有工业企业，又有商业企业、交通运输企业以及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其中最大的银行或企业则是这个庞大复杂组织的核心。康采恩最明显地表现出垄断市场上金融机构和工业相结合的特点。

垄断组织形式的不同，主要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决定。不论何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它们凭借在生产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对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进行更严酷的剥削，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垄断资本凭借其垄断地位，取得的垄断利润远超过平均利润。而这样的超额利润的根本来源依然是无产阶级的生产的剩余价值，垄断组织凭借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和对政治机器的操纵，可以对无产阶级进行更残酷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它通过压低原料价格、提升销售价格，剥削殖民地、半殖民的农民、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也剥削本国的人民群众；它还通过军事、经济侵略，血腥的控制其他国家，掠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

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在中国，资本主义是由社会主义复辟而来，因而也具有历史的特殊性。中国的官僚资本集团通过攫取亿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财富积累，成为了中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康采恩。他们控制着中国的金融、能源、交通、钢铁、矿产、电信以及土地，到2013年其产值占中国GDP的40%以上¹。他们还牢牢控制着中国的国家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是中国最高的统治阶级。

由于国企改制，大量国企被变卖，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战略性行业外，其他行业都是私人资本可以进入并获利的行业。在国企改制中，很多私人资本凭借与官僚的关系吞并国企，或者国企官僚直接转化为资本家，攫取了巨额财富，成为了盘踞在社会顶层的大资本。新世纪以来，这些大资本，在汽车制造、电子商务、互联网、软件开发、房地产、商业领域也逐渐形成垄断。比如汽车领域的奇瑞，电子商务、互联网、软件开发领域的BAT和360等，房地产、商业领域的万达、万科。

这些私人垄断资本或大资本与官僚系统高度融合，或是收买官员，或是进入人大或政协，本身也具有了官僚资本的性质，是中国高层统治阶级的一部分。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党政军官僚资产阶级占64%，私人资本占23%，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占9%，基层工农兵只占4%。足以见得，中国的政府完全是是官僚资本和私人大资本的代理人。

通过胡温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格局基本形成，全社会都被官僚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控制。而且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中，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高度整合，形成金融资本，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命脉。

垄断资本主义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首先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严重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必须不断推动技术的进步，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淘汰。但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垄断资本控制了某些部门甚至经济中所有重要部门的生产，可以通过规定垄断价格,来获取超额利润。这样,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情况下，使用新技术往往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升，从而使得利润率下降，而资本又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因而资本家就不倾向于技术革新。而且新技术的引入，有可能会造成新的竞争出现，从而影响垄断资本的利益，例如爱迪生打压特斯拉的交流电技术，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直流电厂利益受损。

其次，垄断资产阶级日益成为单纯的食利者。自由资本主义的企业中，资本家具有管理者和资本占有者的双重角色，但是垄断企业中，企业完全交由专职的经理人员去管理，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完全同生产过程脱离了联系，单纯凭借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入过着寄生生活。“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

再次，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上走向全面反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资产阶级还用“民主”、“自由”、“乎等”、“博爱”作为幌子，来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些虚伪的“面纱”被撕掉，垄断资本牢牢把控着政治，在中国是以官僚专制的形式，在美国垄断资本通过行使民主操纵选举和议会。总之，民主制在资产阶级内部也名存实亡，垄断资本完全控制了政治。

最后，同经济、政治上相适应，垄断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上也日益腐朽堕落。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凶杀、色情、消费主义为内容的书报、电影、游戏充斥着市场，文化领域没有了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昂扬向上的作品，剩下的只是衰颓、绝望的哀嚎或是低级趣味的娱乐。

2.所谓“新农村建设”

经过九十年代的恶化，胡温面对的农村，是经济衰败、政治黑暗、文化腐朽、阶级矛盾尖锐的农村，而最为突出的斗争焦点就是农业税和各种收费。农民的劳动力再生产难以为计，各种税费已经导致各地此起彼伏的暴力抗税。这不仅危及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增大了收税成本。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衰落，以及中央财政改革，农业税在GDP中也不再占有重要位置，2004年农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一。

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花费高成本征收农业税，收不到多少还惹来农民的怨怒，倒不如直接免掉农业税，这也正是互文时期免除农业税的最根本原因。这不是皇帝的恩赐，不是中央的爱民，更不是所谓的为人民服务，而是阶级斗争，是官僚资本主义在农村实行盘剥搜刮时，农民采取的反抗斗争所导致的结果。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今天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一月一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农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为了应对农村的衰败状况，2006年2月21日，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但是这些政策，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小农生产已经不可能再爆发出更大的生产力，再加上种子公司、化肥公司、农产品商业公司对农民的剥削，大部分地区农业劳动都无法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

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也在践踏这城中村、近郊村的农民，土地被大规模征收，而在很多地方，地方官僚和基层官僚与资本家黑社会合流，不给农民合法的补偿，用种种暴力手段驱逐农民，有劳动能力的农民成为无产阶级，丧失劳动能力的只能活活等死。这也就引发了新一轮的农民斗争，也就是围绕征地补偿的斗争。

农民也知道农村根本不能生活下去，对新一代农村人而言更是如此。农村劳动力开始以远远超越他们的九十年代的规模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农村的空巢现象，到10年代末，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情况十分严重，据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统计，2009年“全国农村有58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留在农村的全成了老弱病残。农业劳动力从1991年3.91亿人，下降到2009年1.5亿人。”而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则得出结论，到2009年，“农村常驻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57岁。农村劳动力中50岁以上者占到大部分。”

取消农业税和新农村建设也不可能根本上扭转中国农业的颓势。化肥农药污染、水污染和资源短缺、钾肥和磷肥等等农村硬件设施的破败，无情的粉碎了分田单干的天堂许诺。中国的粮食谷物和油料作物这两项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生产，完全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基本标准。

“虽然大米、小麦、玉米的自给率都在99%以上，但是油料作物的自给率却非常低2010年粮食总产量54641万吨，201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创纪录的57121万吨，达到2020年规划水平。粮食产量看起来很高，但是如果计入大豆和食用油、肉类的进口，从重量来看，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仅仅还不到90%。如果再考虑大豆为高蛋白高热量低产量的谷物（大豆不仅榨油，而且豆稻也是动物饲料，是人的间接食用口粮），那么中国的粮食和油料自给率估算还不到80%。另外，中国西部地区很多人的肉蛋奶消耗都比较低，如果这些人的肉蛋奶消耗增加，那么中国粮食需求的缺口还会增加。”

农业的根本发展方向是社会化大生产，而这要么是在资本主义浪潮下向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发展，农民彻底变为无产者；要么就是通过新一轮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向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

2007年开始，尤其是汶川地震以后，领导人开始讲土地流转问题，其目的不过是进行土地的资本主义集中，将土地承包给种田大户式，进行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与土地上的大资本相对立的，则是几亿的失地农民，他们将被抛到社会上，成为无产阶级，他们只能寄居在贫民窟，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

农业资本主义化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公司+农户”。这种所谓的现代农业模式，无非是早期资本主义家庭手工业在化妆间打扮了一下，披上了“科技兴农”的外衣，再出现在农村资本扩张中罢了。

除此之外，废除农业税后中央对农村进行了一定的补贴，并建立了农村低保、义务教育和新农合等一系列福利制度，这些措施都试图对农村尖锐的矛盾予以缓和。但是，缓和终究是缓和，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尽管有了新农合和义务教育，但是农村的教育、医疗早就在八九十年代衰败了。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农民失去了接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

可见，胡温时期在农村实行的改良政策，实际上是农村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且确实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这无法解决小生产落后生产力的问题。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农村不可避免的向资本主义化农业生产发展，再加上城市化建设，新时代的圈地运动在中国大规模兴起。由此也引发了农村新一轮的斗争，这种斗争主要是围绕征地补偿问题的。同时农民日益丧失生产资料，加入了无产阶级的大军。到2012年为止，农民工数量已达2.6亿人，基本上除了老人小孩等弱劳动力或非劳动力，以及小部分一跃成为资产阶级的人，和部分进城从事小生产的人，农村人口已全部成为无产阶级。

3.城市化建设

在亚洲金融海啸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及城市化建设加快，中国城市化率从1990年的26.4%，上升到2000年的36.2%，再到2010年的49.7%。

然而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绝大多数成为了无产阶级，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住房，只能住进简陋的工棚、拥挤的宿舍、或是破败肮脏的贫民窟；他们收入微薄，只够糊口，却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寄回家里；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市民的福利，看病不能报销，子女不能入学；他们把老人小孩留在农村，丈夫与妻子分离，家庭四分五裂；他们被人瞧不起，被当作又脏又臭的下等人。

随着城市化建设，富豪小区与贫民窟、高档会所与煎饼小摊、豪华轿车与破衣烂衫、摩登大楼与低矮工棚、宽阔的城市道路与肮脏泥泞的小道，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景象，却作为不同阶级的生活环境存在着。资产阶级一路高歌猛进，而无产阶级已经被遗忘在城市的角落。

除了在职的无产阶级，城市里还有另外一群人过着举步维艰的生活，那就是在国企改制中下岗或待业的中年工人和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保障的人。很多人只能活活等死，或者在绝望中自杀。例如2010年6月10日，49岁的西安华山厂国企职工潘鸿强，在车间自杀，他的存折上只剩0.46元。

因而，中国逐渐建立起了一套城市低保体系，包括下岗职工保障、失业保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在内。但是，由于金额只有100余元，因而几乎连奴隶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而且，由于官僚系统的腐败，很多拿到低保的都是有关系的人，很多真正困难的人却难以获得低保。

随着房价一路飙升，越来越多的城市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无力购买住房。因而胡温时期开始，中国开始大规模兴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但是，同样由于官僚系统的腐败，大多数城市劳动者无法得到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很多都被有关系的资产阶级得到。而且农民工尽管被算作城市常住人口，但是这里他们并不被当做城市人。

医疗、教育的市场化也日益困扰着城市的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医疗、教育资源越来越按照市场的逻辑进行分配，也就是利润最大化，因而资源高度集中在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在城市中，有集中在贵族的学校和医院中，这些都是平民无法企及的。就连最普通的教育和医疗都成为了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因病返贫的事例在中国层出不穷，因为穷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状况，也屡见不鲜。

尽管胡温时期，逐步落实社会保险制度，以及逐步实行12年免费教育，但是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医疗按市场分配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教育医疗依然是家庭的重要负担，而且孩子也很难在极差的条件下，考入好的大学，实现阶级流动。

因而，胡温在城市的改良政策，并不可能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文化、物质资源按照金钱分配的问题，教育、医疗、住房日益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实际上，无产阶级只有靠斗争，才能取得更多的利益，也只有靠革命才能重新夺取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

二、全球经济危机

1.经济危机的根源

伴随着“三驾马车”的确立，从2003年起，中国经济步入新的高涨期，经济增长主要靠重工业投资带动。从2003年开始直到2007年的5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率长平均保持在25%以上，高速地推动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2003年到2007年名义GDP平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²。

以钢铁为例，2003年钢铁工业在工业总产出中占7%，利润占22%,引发民营企业“大炼钢铁”热，钢铁投资高达100%年增长。2005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3%¹。在2004年的总投资中，65%来源于非国有投资主体，2005年一季度该比例上升为71%。

机械设备制造业投资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土建阶段，二是设备安装阶段。这两个阶段结束后，就会进入生产供给阶段。我国这一轮投资，2003—2005年，土建阶段完成，2006-07年，设备安装调试和试生产阶段，08年起大量生产能力投放运行。06年开始进入投资收尾阶段，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回落，2005年前5个月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24%,2006年前5个月为23.6%。³

伴随着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在发展。在项目投资建设阶段，过剩状态就已经生产出来。2005年全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72种，占28.7%；供过于求商品428种，占71.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中以饮料、服装、纺织品、家电、家居用品等的比例较高。⁴2006~2007年，在300种主要生产资料中，供求平衡的占72.7%,供过于求的占23%，供不应求的占4.3%。

供需偏紧和供不应求商品主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属和木材市场。2006年上半年，我国除石油、天然气两类产品外的48种主要产品全面过剩。商品房空置面积达1.3亿平米，加上开发商明购暗存的房屋总计达1.5亿平米，一方面高房价、高空置，另一方面居民望房兴叹；汽车生产过剩200万辆，国内需求600万辆，实际生产能力800万辆，全国2/3省份把汽车当支柱产业抓，仍在发展；06年煤炭总需求21.7亿吨，出口0.8亿吨，总供给24.5亿吨；05年底钢铁生产能力4.7亿吨，实际需求3.5亿吨，2010年生产能力将达6亿吨以上；05年发电装机7亿千瓦，2020年将达10亿千瓦，用电能力不超过6亿千瓦。⁵

加入WTO以来，中国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基本矛盾也同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分割。无论投资需求还是出口需求，都是同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的。美国凭借货币霸权，用美元在世界各地购买产品，其他国家则把过剩的美元投资美国的国家债券。因而，美国变成了一个完全的赤字国家，可以用别国的积蓄去做任何有利于美国的事，包括发动战争。而其他国家，为了出售本国过剩产品，只能继续出口产品给美国，并把美元换作美国国债，其中中国就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和供货国。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前提是美国仍不断大量进口，这就依赖于美国经济和美国金融市场继续繁荣；而美国经济要想继续增长，必须依靠股市、房地产市场拉动；美国股市、房地产市场要想繁荣，就必须中、日等债权国继续向美国投资，同时全球利润仍流向美国；中国继续向美国投资，前提是中国仍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前提是中国出口仍然维持高速增长。

然而，这样的链条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下，是不可能持续运转的，一旦一环断裂，整个链条就无法运转了。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由此引发了持续多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资本追求不断地增值，然而生产相对过剩与消费绝对不足的矛盾，导致资本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市场，然而随着世界都被资本主义填满，都被纳入了帝国主义体系中，那么资本就只能在时间上扩张了。因而金融业就开始膨胀，借贷消费、金融融资等开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早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的金融部门在GDP中的占比就已经超过制造业，到了2007年美国金融部门所创造的利润更占到全美公司的40%，各类抵押担保资产的价值大得惊人。

在1990年代上半期美国股市一直在3000点上下起伏，而1997年后却一跃至近10000点，当股市回调时，美联储为维持这一波股市泡沫不至破得太惨，采取了货币注水政策——这是美元既放弃与黄金挂钩后的又一次突破，即不再按传统理论一分钱一分货地投放货币，使得美国由股市鼓起的泡沫得以维持；2001年美国由网络经济引发的投机热潮，美联储为维持这一波泡沫，弥补银行的投资亏损，仍然使用了加大货币投放和降低利率等注水办法。为此，美国经济的货币量与实物量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但因为被美联储释放出来的巨大货币量不断地扩散到了世界各国，尽管货币投放量连年高涨，物价并没有多大上扬，通胀率仍然较低。

由于生产过剩的矛盾日益严重，金融从业者又追求极大的利润，因而他们放松信贷资质，引导美国人举债消费，直至把钱借给“明显没有偿还能力的借贷者”，例如在房地产领域给那些根本买不起房的消费者，大肆贷款，由此又吹起了一个个更新更大的泡沫。金融投机者把这些放松了资质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并经过魔术般的包装、再包装成各种复杂衍生产品后，变废为宝，获得了市场AAA的评级，随即满足了美国的退休基金、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投资者的巨大需求。

最终，由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消费和偿还能力有限，次贷危机爆发。直接引发危机的是，截至2006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17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而且，自从2005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随着住房价格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者通过抵押获得融资。受此影响，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开始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2007年8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2.危机的蔓延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应对

随着次贷危机的持续升温，2008年9月14日，雷曼兄弟在美国联准会拒绝提供资金支持援助后提出破产申请，而在同一天美林证券宣布被美国银行收购。接下来一星期全球股市大崩盘，在9月15日和9月17日全球股市发生市值暴跌的情形。紧接着，从2008年9月到2009年3月，危机横扫了欧洲、日本、东南亚、中国，全世界陷入金融危机。由于金融危机，资金链破裂，因而进一步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国在2007年已经日渐成为世界工厂，而经济危机严重的打击了中国的出口，月度出口增长率已从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12月的21.7%,经济危机还造成了国外进口公司信用问题。因而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爆发出来，大量沿海工厂开始倒闭，大量工人失业。

在“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架疲软的情况下，经济受到严重打击，2008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跌到了3.5%,名义GDP增长率9.7%,经济衰退的同时出现了较大的通货彭胀。此时，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只能寄希望于其他两架马车的膨胀。首先是投资，由于中央有极大的财力，因而在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出台了总额高达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开始大规模兴建高铁等基础设施工程，奥运场馆建设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程也是投资点。除去中央财政四万亿拨款，地方大规模进行借债，地方债规模达到20万亿。

同时，央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贷款规模限制，2008年11月新增贷款4700亿，12月新增贷款7700亿，2009年1月邢增贷款162万亿元。中国经济发展也开始走上借贷经济的道路。政府还采取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的政策，补贴消费，从而拉动内需。

这些举措，使得中国政府财政财政赤字猛增，债台高筑，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的成本被转嫁到全体人民身上。

不仅如此，这些举措还将经济压力转移到金融领域，同时造成生产能力进一步膨胀，如果下一次金融危机在出现，必将再次引发经济危机，可想而知其猛烈程度将远远超过这一次。

而且，尽管中国通过投资和借贷，暂时避免了经济危机造成更大的破坏，但是由于此后世界经济长期没有走出经济低谷，因而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还是日趋严重。中国强大的财政手段和以往社会债务较少的绝无仅有的条件，使中国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是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中国还将继续面对生产相对过剩与消费绝对不足的矛盾，经济持续疲软。

由于国内矛盾日益加剧，中国的资本输出急剧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从2007年265亿增长到2012年的878亿，中国在本国资本主义日渐强大，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开始进行资本输出，逐渐走向帝国主义。

三、工人运动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群体不断扩大，同时无产阶级意识也不断提升，无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成熟。

首先，维权主体发生着变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4年，发生的集体维权行动以国企下岗工人和在职为主体，诉求主要集中于经济补偿、再就业、惩治腐败的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2003年至2004年间，集体维权行动的主体加入了在东南沿海城市私营企业中的农民工，他们的诉求主要集中于支付企业拖欠的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缩短劳动时间。

2005-2006年，以失业下岗工人和退休、内退职工（城市职工）为主体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集体行动仍在不断发生，在此基础上，改制后的原国有企业在职职工（城市职工）也开始以罢工的方式争取自身权益，城市职工与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基本诉求正在趋同。

2007年直至以后，新工人都正逐渐成为主体，而这之中又以产业工人斗争为最多，可见，中国新一代无产阶级，正在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主力。他们的诉求主要集中于支付企业拖欠的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缩短劳动时间，在08年经济危机后，工人因工厂搬迁、关闭、裁员、出售而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集体行动占很大比例。随着集体斗争的深入，还出现了要求增加工资、企业合法购买社保等诉求，以及更具政治性的要求成立工人自主的独立工会来有效保障工人权益。

其次，集体维权事件在增多。2007年全年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5万件，比2006年增长10.3%，涉及劳动者65万人，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1.3万件，涉及劳动者27万人。

2008年11月，北京市发生的外来工群体讨薪事件及参与人数环比分别上升300%和900%，同比分别上升146%和132%。2008年下半年，沿海地区大批制造加工业企业倒闭，一些雇主在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和社会保险费之后逃匿，引发大量的集体劳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截至2008年11月底，广东省广州市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立案的仲裁案件总数已超过6万件，相当于前两年案件的总数。2008年1月至9月，广东省公安部门处理的由拖欠工资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占群体性事件总数的近五成，在广东省东莞市发生的此类群体性事件中，工人采取聚众堵塞交通要道方式的占40.5%；集体上访占22%；罢工占8.1%。

第三，斗争的影响范围在扩大。2008年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舆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便捷的方式传播，这样可以弥补行动中组织资源不足的缺陷。罢工期间利用手机短信、微博等通讯手段，传递行动信息、召集行动。尽管这些集体行动仍然缺少成熟的组织形式，但也能够在事件发生后的最短时间内，通过一个虚拟的空间将大家聚集起来，并将信息及时传出，以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2010年5月南海本田罢工发动之后，有关罢工的帖子迅即在互联网上流传；工人们建立了一个名为“团结就是胜利”的QQ群。通过这个QQ群，他们可以随时传递罢工的动态，媒体的记者们也可以跟踪报道，律师与劳工维权人士则可以提供专业性建议。

2010年6月9日，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的固力本田（Honda）制锁公司工人发动罢工，要求资方提高工资。有国外媒体称，在罢工刚开始几小时之后，工人就开始将罢工的详细情况发布在到互联网上，该公司一位工人说：“我们用手机将罢工情况录了像，并决定把这些视频贴到网上，好让大家知道我们所遭受的有多么不公平。”

南海本田罢工的成功，促进在与日本汽车制造业产品有关的工厂发生了一系列的工人集体行动，自2010年5月17日南海本田罢工之后，截至2010年7月16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共有20多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企业发生了罢工。

在职工人的集体行动方式主要是罢工。罢工的人数从数十人到数万人不等，这些行动发生在正常生产的工厂中，罢工者在并无预告的情况下，自发地停止了工作。由于罢工并未受到法律的严格禁止或者约束，对资方正常的生产和经营秩序又会造成直接的威胁，故为工人广泛地采用，成为集体行动的主要方式。而且，在一些罢工个案中，工人们设置了纠察线，阻断了生产资料和产品进出的通道。

最后，这几年间，工人运动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第一工人的要求越来越激进，从要求工厂守法，到要求基本工资超过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再到要求建立独立工会，争取社保权利。第二，采用的斗争策略越来越复杂，开始走上公路，以便吸引公众和政府部门关注。2007年同属一个外商的两家工厂的工人发动联合罢工。第三，罢工的规模也在不断增长。

工人抗争也促使中国政府被迫给予无产阶级一些列法律有权利。李伯勇的讲话就是一个明证，1993-1994年罢工促使政府出台劳动法。2004-2005年罢工后，2007年劳动合同法立法程序开始启动，加强了工人的个体和集体权利，此外罢工还促成《劳动争议仲裁法》和《促进就业法》出台。在地方层面，2004-2005年罢工潮后，法定最低工资显著增长。

但是，这些只是改善了无产阶级奴隶般的生活而已。只有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暴力机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得到解放。而只有无产阶级通过斗争的实践、通过先锋队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逐渐成长为一支真正能够撼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队伍，到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只能在无产阶级的斗争面前瑟瑟发抖！

第二节 “一带一路亚投行”，新兴帝国志四方

一、资本主义扩张与帝国主义政策

1.十八届三中全会

到2013年时，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确立，并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改良和发展。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制定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⁶

这实际上是再一次确认了中国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并且把继续明晰官僚与私人资本各自支配领域继续作为重要问题。政府依然主要通过市场手段，也就是土地、战略性垄断资本、金融、财政等资本主义的市场手段控制经济，而除了国家资本抓住的部分，其他领域都是私人资本可以盈利的。

同时，在国企改制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国企混改的措施，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⁷

国企混改在很多人看来会危及官僚资本的统治基础，但实际上这是帝国主义垄断的方式。通过一定的资本，撬动比之庞大的多资本，层层控股，从而可以控制远远大于自身资本量的资本。这样还进而有利于国有垄断资本集团整合资本力量，进行规模更大的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和争霸。

在农村，《决定》确认了土地流转的事实，为农业资本主义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⁸

同时，对金融业进一步市场化，继续鼓励通过金融手段延缓危机。此时，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资本和工业实力，加入国际金融体系，进一步控制整个国际金融，因而《决定》还确定要扩大与国际金融的融合程度，为确立金融霸权奠定了基础。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⁹

可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各领域全面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再次确认了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各自控制的领域，为中国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和争霸做了准备。

2.供给侧改革

由于资本主义本身不可能克服自身的基本矛盾，因而尽管中国官僚资本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斥巨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但产能过剩危机还是日趋严重。中国经济各领域，过剩状况都已经十分严重。

房地产行业，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收单，已经严重过剩。统计局公布的现有库存房有71416万平方米，而实际上销售的数据中有很大部分是投资性房地产，还有很大部分是地产商名购暗存的，并非用于自己居住的，因而将这些空置房都算在一起，中国的房地产过剩状况远比报道的严重。

房地产过剩造成房地产行业低迷，2015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7880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而在201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基本保持在20%左右的增长速度。由于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50%左右，因此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大幅回落，又导致许多与房地产相关的部门严重过剩，如中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直接与房地产投资相关的产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都只有70%左右。¹⁰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工业，是技术、资金、能源密集产业，但同时也是产能过剩最严重、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该行业的产能利用率2007—2011年保持在80%左右(79.5-81.3%)，但2012年之后产能利用率明显下降，产能过剩矛盾突出。2012-2015年，我国粗钢产能分别为10亿吨、10.4亿吨、11余亿吨和近12亿吨，粗钢产量分别为7.2亿吨、7.79亿吨、8.23亿吨和8.03亿吨，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4.9%、不足74.8%和不足67%。预计2016年国内钢材消费量将进一步下跌至6.48亿吨，产能利用率也将进一步下滑。¹¹

水泥、煤炭也过剩严重。2016年上半年我国水泥熟料产能利用率依旧较低，仅为64.5%。截止2015年底，全国煤炭总规模57亿吨。如果按照煤炭行业有效产能47亿吨、2015年原煤产量37亿吨计算，中国煤炭产能利用率只有78.8%。受产能过剩影响，煤炭价格持续下滑，企业盈利严重恶化，亏损企业数量大幅增加。

2010年初中国尚有3000多家船企，规模以上企业约400家，2011年大量中小企业停产，2012年则出现倒闭潮，有业内人士甚至预计“中国有50%的造船厂将在未来2—3年内破产”。

产能过剩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Fathom Consulting统计数据显示，仅讨论城镇人口的失业率，相比多年来平稳4%-5%的全国范围官方统计数据，被隐藏的失业率其实高达12.9%,几乎是官方数据的三倍，而来自Fathom的历史数据表明，以他们的统计口径，在2012年时仍与官方统计十分接近，但近年来这个数据在快速上涨¹²。

应对这样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中国官僚资本希望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解决。2016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

去产能就是要消灭过剩的生产能力，实际上就是让小企业破产，进一步加剧垄断。2016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化解过剩钢铁产能的目标任务：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2016年的任务是去钢铁产能4500万吨，至9月份已经完成去钢铁产能目标的80%。钢铁行业去产能的任务，将导致约200万钢铁工人失业。政府为了缓解失业危机的爆发，2016年财政拨了1000亿资金用于失业工人的失业补贴，但这远远不能解决工人面对的就业困难。煤炭行业2016年的任务是去产能2.5亿吨，这是受钢铁产能减少直接影响的结果。

去库存主要是指消化庞大的房地产库存，逐步化解房地产过剩的危机，主要是采取多项政策，如降低首付，公积金贷款、降低商品房价格、卖和租并举推行公租房政策、农民工可以到城市入户等，从而鼓励无产阶级购房，把消化房地产库存的希望放到无产阶级上。然而广大的无产阶级并没有能力购房，因而2016年上半年主要由于股市动荡，股市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进而出现了短暂的购房热现象。

由此又引发房地产投资热，2016年1—9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7459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5.8%，实际增长7.1%，增速比1-8月份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49931亿元，增长5.1%，增速提高0.3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6.9%。¹³

截至2016年底，中国商品房现房库存，即现房待售面积约4.26亿平方米，去化周期23个月；期房库存，35.7亿平方米，去化周期4.5年。在此基础上，如果每年住房供给再增长10%，那么未来5年中国商品住宅的供给将高达到88.2亿平方米。¹⁴由此可见，房地产去库存不仅使得中国国民负债率倍增，造成再一次金融危机的隐患，同时也不可能根本上去掉库存。

去杠杆是是在经济萧条期，减小资本负债率，从而降低债务风险，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表式扩张，导致了政府负债的提高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近十年来中国全社会的债务率（杠杆率）已经上升了40个百分点。¹⁵

降成本主要是政府为企业减负。第一是降低人工成本，2015年和2016年两年，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基本没有上升，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工人实际收入下降，而且工人社保缴费标准降低，实际上相当于削减福利；第二是降低融资成本，鼓励小额信贷公司放贷；第三是降低税收，提高增值税免征额到10-30万。这实际上主要是把经济危机的成本转嫁到无产阶级身上，导致无产阶级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补短板就是扶贫，目标到2020年26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确保3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要把南疆四地州、边境地区、特困山区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点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贫困县一定时间内摘帽不摘政策，贫困家庭逐户销号、脱贫到人。其实质主要是在扶贫的名义下，推进农业资本主义化，通过资本主义农场和家庭手工业来建立现代化农业，同时为资本投资找到了新场所，从而在化解危机的同时为将来更广泛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供给侧改革，实际上不算改革，只不过是让过剩的产能被消灭，亏损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收入下降，并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向农业扩展而已。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经济危机的结果，而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因而，资产阶级实际上只能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

3.帝国主义资本输出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中国资本输出日益增加。官僚资产阶级又动用政策支持，和巨额资本支持，进一步加大资本输出规模。2013年9月到10月，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亚洲和欧洲访问时进一步推广，并写进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中国对外的主要经济战略，目前已有60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一带一路，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世界的63%和29%。

为了配合进一步对外资本和商品输出，国内经济建设也进行了相应的战略部署。2014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在这个基础上，官僚政府提出了对中国各主要城市的定位。

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地的定位是，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对沿海诸市的定位是，加强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国际枢纽机场功能；广西的定位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的定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的定位是：建设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同时要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郑州、武汉、长沙、成都、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并进而提出了四条商贸线路，北线A，北美洲一北太平洋一日韩一日本海一海参崴一珲春一延吉一吉林一长春一蒙古国一俄罗斯―欧洲；北线B，北京一俄罗斯一德国一北欧；中线，北京一郑州一西安一乌鲁木齐一阿富汗一哈萨克斯坦一匈牙利一巴黎；南线，泉州一福州—广州一海口―北海一河内一吉隆坡一雅加达一科伦坡—加尔各答一内罗毕一雅典一威尼斯；中心线，连云港一郑州一西安―兰州一新疆一中亚一欧洲。

在这样的政策支撑和鼓励下，中国资本输出日益增长。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5年达到了1456.7亿美元，是2005年的13倍多，超越日本，位居美国之后，首次位列全球第二；同时，中国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中国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对外直接净投资1701.1亿美元。

从2008年期中国掀起了并购海外企业狂潮，截止2014年6月底，中国并购海外企业5270起，金额337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中国垄断资本开始成长为国际垄断资本。同时中国的金融资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中国产业资本并购境外资本，中国的金融资本开始成为国际寡头。

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商品输出日益增长。中国具有联合国工业分类的所有工业部门，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因而中国的商品遍布全世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国。中国强盛的工业实力，为中国确立货币霸权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开始逐渐成为世界货币。世界上尤其是亚太地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把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主要支付货币，2015年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五的支付货币，和第六的交易货币。人民币开始成为国际贸易和储备货币。

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推动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11月30日，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占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五种货币组成的“特别提款权价值”的10.92%，排第三位。同时中国还推动建立了14个人民币离岸市场，银联也走向了世界。人民币日益成为国际货币，中国逐渐建立起了货币霸权。

“一带一路”除了加大对外商品输出之外和资本输出之外，还加大对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城市轻轨、电网建设，从而既可以将广大的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与中国进一步相沟通，便于中国确立帝国主义霸权体系，又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控制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半殖民地国家，往往经济落后，资金匮乏，为配合资本输出，中国牵头建立了一系列国际金融机构。

2014年7月11日，中国牵头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储备资金1000亿美元，中国注资410亿美元，为最大股东。2014年11月8日，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上，习近平又宣布中国出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2014年10月，中国牵头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决定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最终，确定了57个来自五大洲的成员国，包括英、法、德、意在内，2016年1月16日“亚投行”成立。

这样，中国通过巨额资金，撬动其他国家的更多资金，给亚非拉国家贷款，再让他们用贷款给中国的企业付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一方面通过利息和建设利润获利，而且不是用中国政府债务，而是用半殖民地国家政府债务，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同时，中国通过让半殖民地国家政府背上无法还清的债务来控制它们。这正是二战后美国所采用的新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中国开始凭借自己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美帝国主义争夺利益，共同瓜分世界。

通过官僚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的一系列措施，中国开始在世界进行大规模资本输出，建立起经济霸权、金融霸权和货币霸权，日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帝国主义国家。

二、对内镇压与对外军事准备

1.帝国主义世界格局

随着苏东剧变，苏美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瓜分世界的格局迅速结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牢牢把控着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欧盟建立的初衷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对抗美帝国主义，但是随着常年的经济萧条，欧盟正日益走向解体。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通过，意大利支持脱欧的党派执政，欧盟正在瓦解。

同时美帝国主义，多年来通过科技霸权、军事霸权、金融霸权、货币霸权、文化霸权统治世界，本国工业生产严重衰落，实力大打折扣。2016年，特朗普上台，希望通过贸易保护和民族主义重振美国。

正在此时，中帝国主义正在日益加强对半殖民地国家的控制，以及进一步扩展势力范围。这不可避免的引发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甚至导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正是因为德日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日益崛起，但是半殖民地的利益主要控制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等国手里，这就必然引发德日希望冲破就有秩序，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拼命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矛盾，因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

这种帝国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必然规律，导致帝国主义世界不可能保持长时间和平，现在这种不平衡状况又出现在中美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而帝国主义的矛盾首先在边缘国家爆发，因而近年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东亚国家矛盾日趋尖锐。而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半殖民地，或是美帝国主义集团的附属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地缘矛盾，实际上正是中美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

中国帝国主义的崛起，以及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战略，不可避免的受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抵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障中国的帝国主义崛起，中国官僚资本也在积极地准备帝国主义争霸，和可能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

2.国内政治高压

为了支持中国的帝国主义争霸，官僚资产阶级首先要实现国内的稳定统治，“攘外必先安内”，因而在国内开始实行越来越高压的政策。

第一是解决官僚资产阶级个人、派别和整体官僚资本集团的矛盾。官僚垄断资本想要更有力的统治社会，进而在全球争霸，就需要有强大的资本实力。但是官僚资产阶级作为个人，又希望更多的资本进入个人的腰包，这样就损害了官僚垄断资本的整体力量，也损害了官僚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官僚资产阶级内部派别纷争，也损害了官僚资本的凝聚力。因而反腐成为了必要的措施，一方面凝聚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加强官僚垄断资本的力量；另一方面，还可以在人民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

2012年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大力度反腐，两年时间，有超过18万名党员干部被处分，包括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在内的56名“老虎”落马。但是反腐并不能使无产阶级得到半点好处，实际上反腐只是加强了官僚垄断资本的力量。同时，由于反腐被限制在官僚系统内，因而反腐成为了派别斗争的最好手段。与“三反五反”时期的反腐对比，两个时期反腐的不同阶级本质一目了然。通过反腐，官僚系统内的各派别被打倒，官僚资产阶级达到了空前地统一和集权。

第二是打压国内其他政治派别。从2014年开始，随着党内其他派别被打倒，官僚系统的统一局面形成，政府开始加大对社会异见政治派别的打压。自由派、女权组织、社民组织、左翼都遭到了严厉的打压，很多知名的“民运人士”入狱。但是，除了一些在危险面前妥协的人外，自由派和革命的左翼依然在进行着斗争。

第三是镇压工人运动。对于工人运动，官僚一方面严厉打击其他政治势力介入，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官方公会活动，希望把工人维权纳入官办的轨道，从而化解工人运动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工会开始改变八九十年代通过不作为来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手段，积极的参与工人运动，以把工人运动纳入“官办”，从而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适当的予以疏导。

这样的高压政策，导致中国维稳开支巨大，从2010年起就超过了军费开支。

但是，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工人运动数量实际上并未减少，反而与日俱增。2016年上半年报道的罢工1454件，比去年同期高出18.6%。

可见，这样的国内高压政策，不可能真正解决无产阶级通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能真正把工人运动打压下去，也不可能将无产阶级的革命镇压下去，中国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关键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是否能够持续成长，而不在于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手段。只要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起来，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得住无产阶级革命的脚步。

3.外交强硬化与军事准备

同时，中国帝国主义的成长，要求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对经济霸权进行支持和保护。从2012年开始，中国官僚政府在外交上的态度逐渐强硬化，地缘矛盾开始成为国内舆论和社会的关注焦点。

1979年日本在钓鱼岛上修建了直升飞机场，1990年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建灯塔，1996年7月14日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新设置了灯塔。2010年9月7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冲撞一艘中国拖网渔船。这些事情要么根本没有引发热议，要么以中方严正抗议作为新闻的结束，从来没有引起中国官僚政府真正实质的应对和媒体、群众持续多年的关注。

但是，2012年1月3日上午9时30分左右，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那霸）的巡逻船发现冲绳县石垣市议员仲间均等3人登上了钓鱼岛。约20分钟后，石垣市议员仲岭忠师也登陆了该岛。从此以后，钓鱼岛问题开始逐步升温。

2012年3月16日，中国海监定期维权巡航编队抵达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厅PL62号、PLH06号和PL61号三艘巡视船先后抵达钓鱼岛附近海域，于中国海监巡航编队形成对峙。

2012年8月15日，香港人士冲过日本拦截，登岛插旗。2012年9月，中国各地爆发了反日大游行，出现了砸日货的行为。2013年4月17日当天，中国海军170“兰州”号导弹驱逐舰以及572“衡水”号护卫舰通[冲绳近海公海海域返航，并在中国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2013年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包含钓鱼岛附近相关空域。

南海问题也是一样，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东南亚诸国就开始了对南海资源的侵占。知道2012年4月10日，驱逐中方渔船的菲律宾军舰“德尔比拉尔”号与中方海监船发生对峙，南海问题才逐步升温，2013年12月中美军舰在南海发生了激烈的追逐对峙。此后中越、中菲、中马在南海的争端愈演愈烈，舰船对峙事件屡见不鲜。

2011年、2012年、2014年、2015年中国连续四次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伊朗的提案。从2016年开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表态也日渐激烈。2017年初，又爆发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的问题。

实际上，这些地缘矛盾，实质是中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在瓜分世界问题上的矛盾，中国政府为帝国主义争霸，采取强硬的手段应对诸多地缘问题，同时通过媒体引起民众的热烈响应，引发全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还在军事上进行积极准备。2007年中国开始研制大型运输机C919,2008年第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开始在亚丁湾为中国船只护航，2009年8月中国开始航母研制计划，2011年歼击机歼20试飞成功，2012年中国在中东塞舌尔建立军事基地，2014年，中、印在南亚马尔代夫争夺建立军事基地，2014年11月中国在非洲纳米比亚建立军事基地。除此之外，坦克、装甲车、导弹等一系列新型武器装备在此期间开始研制或研制成功。

2015年12月开始，中国又开启了一轮大规模军队改革，裁军30万、人均军费增加到6万美金的同时，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也就是说在加强军队武器装备的同时，又加强了军委对军队的领导指挥能力。

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加强上合组织和金砖五国组织等新兴帝国主义联盟，屡次进行联合军演，以试图与北约进行抗衡。

2015年9月3日，中国还在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之际，破例举行大规模阅兵活动。这几年间还拍摄了《那年，那兔，那些事》《湄公河行动》等一系列民族主义影片，媒体也在不断加强民族主义鼓动。这些都有力地煽动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为可能到来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可是，帝国主义的争霸战争始终只是国际上资产阶级进行利益划分，在这样的战争中，无产阶级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浴血奋战，去充当炮灰，而资产阶级借大战赚得盆满钵满，同时进行了阶级内部的利益分割。因而，这样的未来，绝不是中国人民的未来，也绝不能被中国无产阶级所支持。

三、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中国在帝国主义争霸过程中必然地面对着挑战，和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战争，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国内矛盾。而且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也将准备一场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程度更剧烈、持续时间更长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而，资产阶级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无非是自掘坟墓。

同时，即便中国正式崛起为帝国主义大国，不能改变的是，中国和世界广大无产阶级仍将面临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因而，中国和世界人民也必将掀起反抗。

当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正在兴起，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必将是资本主义的黄昏，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