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 | 绪论 一穷二白旧中国，社资冷战铁幕落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¹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也是在一个既定历史条件下开展，不能理解这一历史条件，就无法清楚地理解新中国的发展轨迹。

一、一穷二白

新中国刚成立时，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毛主席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²“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³

中华民国的37年，经济少有进步。经济总值增长十分缓慢，而人均收入几乎维持了清朝末年的水平。虽然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积累了一些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工艺和组织经验，积累了几十万的工人，还有一些技术专家、管理人员以及工业企业。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工业化还极其初步，对社会生产无足轻重。商品生产的主体，依然停留在小手工业的水平；城乡之间的人口比例变化极小，人口职业分布也没有较大变化；全国的统一市场还没有形成。可以说，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还没有改变自己落后农业国的面貌。

农业仍然是国家经济最主要的部分，到1949年我国的农业人口还占全国总人口的82.6%，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而正是因为落后的小农经济始终没有真正的改变，加上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商品输出和要求战争赔款，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农业始终没有任何进步，饥荒经常爆发。到1949年，农业生产还停留在落后的小农手工生产状态，农业生产资料购买额仅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4.8%。到1949年，中国已有近5亿人，落后的小农经济已经不能满足中国日益膨胀的人口，直到1949年大多数人口还处在半饥饿状态。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满足吃饱肚子问题，在农业内部结构上，种植业占82.5%,林牧副渔业仅占17.5%。在种植业中，按产值计，粮食作物又占绝大比重，经济作物分量较小。到194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棉花0.8公斤，油料4.8公斤，生猪0.11头。能填饱肚子已是万幸，更别说享受丰富、美味而有营养的饮食。⁴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但是正如同一切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规律，轻工业投资少、获利快，而重工业投资大、获利慢，因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轻工业发展远快于重工业。因为农村荒败，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但工业化的程度远不足以给这些人提供就业，因而城市中贫民生活苦不堪言。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依靠的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和劳动力。可是中国面对的是已经形成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而且自己沦为了半殖民地。同时，中国的封建地主根基还很深厚，难以撼动，封建地主的掠夺进一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官僚资产阶级也凭借政治特权，把控经济命脉，通过向帝国主义出卖本国人民的血汗，填满自己的腰包。在外有帝国主义的掠夺，内有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掠夺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资金积累十分困难。因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终缓慢而畸形，始终没有达到足以深刻地影响社会的程度。

到1949年，全中国的铁路总里程为大约21400万公里，公路总里程为8万公里，而且主要集中在日本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而到1952年经过三年恢复，人均生铁产量0.46公斤，人均钢产量0.29公斤，人均原煤量为59公斤，人均水泥产量为1.22公斤；城市职工809万人，只占全国劳动力的4.5%；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1952年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和工业水平实际低于1800年的英国、1890年的法国，接近于1910年的俄国，只是同时期印度的不到一半。⁵

到1949年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依然极差，人口保持着高出生、高死亡的增长状况，死亡率达到20%，人口平均预期寿命37岁。而建国后人口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因为医疗条件迅速改善，人口死亡率尤其是新生儿死亡率快速下降。尽管很早就有计划生育政策，但人们的生育观念不可能迅速改变。所以将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归咎于毛泽东，是对历史的无知。到1949年，中国的教育水平极其落后，学校数量极少，文盲率90%左右。⁶

新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航的，我们将要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27年里，中国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突飞猛进，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物质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匮乏，不可能很快达到极大富足，人民生活水平尽管在不断提高，但也将在较低的水平上持续很长时间。但评判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应该看的是它在怎样的基础上，以怎样的速度发展，而不是看它的绝对量。只有完全不顾历史的人，或是恶意抹黑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才会说社会主义的27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⁷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进行革命的。这样的社会状况，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⁸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⁹

这样的革命性质，又决定了革命的目标。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¹⁰

面对当时中国农民占主要人口的基本状况，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和主要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尤其是建立工农联盟，工人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这样的革命道路，既使中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又使得共产党与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得中国农民的政治觉悟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正是因为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与苏联“城市暴动”的革命道路不同，为两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提供了不同的基础。因而，照搬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批判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人民的故意欺骗。

建国伊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还没有完成。以白崇禧、胡宗南集团为核心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还盘踞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以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和海南等一些岛屿，负隅顽抗。国民党是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只有彻底消灭国民党势力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任务。而英帝国主义和西藏农奴主贵族还用农奴制的方式控制着西藏，西藏的解放也是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及其买办资本、封建地主还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广大的中国国土还没有完成土地改革，而且这些反动势力还在对人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的反革命活动，旧的文化和社会风尚还在统治着中国，这一切都是新中国面临的没有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继续完成这些任务也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开篇。

三、冷战格局

自从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尤其是在二战中和二战后，世界上建立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下图中红色的广大地区外，中北美洲的古巴也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同时其他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也在进行着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遏制这一情况的蔓延，美国和英国首先起身反对社会主义革命。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铁幕演说”，

“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与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饱经沧桑的城市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只有雅典，放射着它不朽的光辉，在英格兰、美利坚、法兰西三国每一个人的眼下，自由地决定它的前途。

……我不相信苏俄希望战争。他们所希望的是得到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的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因此，趁今天还为时未晚，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是永久制止战争和尽速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遏制社会主义革命的号角。1947年3月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遏制共产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的“杜鲁门主义”。从此美国开始援助土耳其、希腊政府，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并出台了对欧援助的“马歇尔计划”，旨在援助西欧战后重建，遏制社会主义运动，同时控制西欧各国。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同盟，旨在应对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干涉进行了抵抗，因而世界迅速的走向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

这样的世界格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外交政策。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反美是闭关自守，但是实际上这是无产阶级政权与强加干涉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选择，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资产阶级利益而进行的干涉政策。无产阶级为了保卫自己的革命果实，难道不应该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吗？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逐渐转变为修正主义国家，冷战从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逐渐转变为了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控制权的斗争，冷战的性质与1949年时发生了极大不同。这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