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 | 简介：中国的农村改革

简介：中国的农村改革

1988年是所谓中国“改革”¹的第10个年头。因为改革家们最先在农村推行他们的政策，因此农村的改变是彻底而深远的。这些改革措施带来的短期后果已经充分显现，而且长期的趋势也日益明确。一开始，中国和西方对农村改革是赞不绝口的，尤其是从粮食的增产上来看。但最近的资料却显示已经有一些忧虑在新闻报道中出现了。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关于农业的当年投入和长期投资都下降了。农业的基础设施已被破坏，环境在严酷的冲击下日益恶化。国内，从上到下，自夸开始被痛苦的重新审视所取代。

每个人都在猜测中国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但从频繁和迫切地要求公众耐心，理解和稳定来看，这冲击无疑是深刻的。连篇累牍的各色文章，要求读者理解中国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变革：前景美好但需要付出辛劳和牺牲，困难和反复难免而且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文章的作者没有丝毫的悔悟，也没有任何的提示现在走上的可能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不断尖锐的矛盾，持续上升的代价被一句“一切都是过渡性的”所勾销，所有的麻烦都能够而且终将即使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均衡态特性”――借用一下政治学家John Elster的话，它们并非新政策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后果，仅仅是凯歌高奏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泛起的短暂的涟漪。这样，当问题不断涌现时，出现的是要求改革全面深化的呼声。问题并非来自“太多，太快”，而是“太少，太慢”。令人担忧的通货膨胀必须缓解，需要一段强制时间来调整，但那仅仅是生产和流通领域向私有化全面进发的征程中的一小步后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批的中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大小官员都忙于重新发现亚当斯密，都忙于重新发明“车轮”——“自由市场”的伟大奥秘。对他们而言，从1840年以来，中国所接受的深刻和苦痛的教训都烟消云散，无需理会。海外媒体的博学家们也都毫无例外的同声附和，并敦促他们以更加实用主义的态度迈出新的步伐。

有人也许期待着国内外做出更加深思熟虑的反应，但自从邓上台并从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之后，五湖四海，几乎没有听到任何批评。许多中国人，也确实质疑过甚至抗议过，激起了持续的挑战和争议，但冲突并没有表面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控制在改革支持者的手中，无论是国有的、国家资助的乃至私人的。不过这不能解释为何缺少来自海外的批评声音。 与此同时，在美国，我们又遇到了与50年代相似的境况，不过是以倒像出现的：那时我在参加到中国革命七年之后回到了美国。那时我是屈指可数的少数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实践公开辩护的人之一。这些年来思潮慢慢发生了变化。各处的青年学者发出了越来越多的赞同中国革命的声音。到了1972年，甚至是尼克松这样的死硬分子也转过来了，在整个西方世界面前，亲自到北京访问并承认毛的政权的合法性。从此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直到1978年。当邓上台并掉转方向时，他赢得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专家们很快中国的声明中从得出结论，新的过程表明改革是“资本主义式”的。

当邓的政策得到普遍的赞誉时，我发现我自己又退回到“光荣的孤立”之中了。在我看来，中国正在走上一条与前三十年不同的、可能是多灾多难的道路，我成了这一切的一个孤独的批评者――如果不是完全孤立的话。

我也并非一夜之间就从拥护者变为了批评者。作为在海外的新中国的老朋友，我当然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见解。不过改革开始时，我有意避免草草做出结论。我决定以极大的耐心来等待和观察这个新时期。当然，我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的农村。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剩下的产出归农户。在一些偏远地区，人口居住极其分散，集团开会、生产和公共财务几乎没有意义，这个家庭合同制或者“责任制”被认为是不可取代的。我根本没有想，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的政策，会被邓用于清算整个集体化农业系统。经过一段时间，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细碎土地上的成功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东北民谣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改革重要的十年，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这一过程。除了一年外，从1978年后的每一年我都有5到6个月时间在中国。从1980年开始，为期五年，我作为联合国草原管理项目的顾问呆在离北京东北约600英里的内蒙古chao区，翁牛特旗²。在那里，我们寻求草原沙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一有空就去山西省长治市的张庄，在那里我帮助农民们发起了空前的全面机械化的实验。

但当这个改革开始反对农村的集体化所有制时，它迅速地和我所从事的两个项目发生了冲突。翁牛特牧场，在这片被我们称为大面积沼泽化、盐碱化、退化和沙化的草原上，是一个独特的国营－集体合资性质的企业，为牧民与省政府共同所有。双方合资的生产性质，与私有化的改革家们和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渴望“先富”的牧民发生了冲突。他们共同煽动起当地人清算集体化。

五年过后，当联合国投入4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也投入相同的资金之后，私有化使得我们的草原项目全泡了汤。地区政府不愿根据具体情况而保留牧场，他们将家畜、干草场、草原都统统分给了牧民个人。到1984年，新建的牧场灌溉系统难以维持，而且也征集不到牛、羊、草场来做放牧踪迹实验，联合国不得不放弃了，草原沙化问题研究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中止了。联合国购买的农业机械就废置了。我们的工作转为帮助单个的牧民，但我们的项目被认为过期了。

这是在北部边疆的情况，而在山西东南角的张庄，虽然五年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张庄的农业机械化项目最终也化为乌有。1978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200英亩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12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的15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地锈烂，默默地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避的年代。

这两个实验的失败使我震惊。并不是我没有付诸努力，为了这两个项目我投入了汗水和辛劳，我知道其他人也都和我一样。成功似乎近在咫尺，而它们的成功对中国的未来是多么重要啊！但是，这两个实验可能只能算做特例。国营－集体合资的牧场是非常少见的，而看起来更为罕见的是机械化的农庄。不能因为两个流产的实验就怪罪改革，但显然可以归罪于当地的官员们教条地不假思索地推行改革政策。

也就在那个时候，一次不同的经历使我认清了中共中央推行的所谓改革走得有多远。1983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3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

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的“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中国的农民一度曾有了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农业制度，使他们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导向的机械化武装的城市居民兄弟们一起，多少能算同步地进入现代社会。可到头来却成了这样！就像荧光屏上闪过的一个小小的亮点，曾经有过的规模化生产，曾经有过的制度，就这样消失了。历史的书卷中，这新的一页刚刚翻开，却又马上后退了千百页，又一下子回到了起点。

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合作化时期也有不少的村庄陷于萧条状态。现在，个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这都使不少单个农户拥有了可观的收入。

然而，在我看来，单毫无理性地将土地分为细碎的小块这一项，就足以抵消政府所能看到的、或是精心修饰使其看起来比美妙的所有的优点。在我看来看，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无法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可以有什么长远的的希望，而且他们当然不是中国现在这样的只有四处分散的一两亩土地的小农。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进一步，退两步

你没想好就说，你没说完就去做，等到做了发现其实一团糟。

山西农村关于实用主义的民谣

不过，“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由于化肥，农药供应充足，灌溉用管道增加，获得国家的超定额奖励成为一件容易的事，这样以前住在闭塞的村庄里的农民们也找到了通往市场之路。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增加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与我的预期相反，农产品的产量普遍与以往持平甚至有所上升，至少从图表上看是这样（官方的统计从来不会犹豫尽量地利用产量数据，尽管冷静地看那些数据仅仅是产量预测而已）。而且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籽，烟草和其他特产，因政策性大幅涨价产量增长尤其迅猛。考虑涨价和非农收入带来的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出现的“生机勃勃”的增长有了根据。

1984年，政府宣布并庆贺粮食产量有了历史性的增长——粮食总产达4万吨。因为大量商品粮出现，在自由市场上粮食的价格降到接近国家供应粮的结构。改革带来的丰收给了多少人幸福和快乐啊。有关部门认为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贸易商们甚至开始商谈饲料粮食大量出口的合同了。改革看起来确实有效，至少在如此美妙的丰收面前。如果有什么严肃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个私有化的“新社会”通向何方？改革之路是否通往社会主义？

到处都是改革带来的繁荣昌盛（而实际上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看起来没有多少人会关心最终的结果。不过，因为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承诺搞社会主义而且也很重视毛主席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改革家”们以承诺坚持社会主义来获得“顽固派”（难道他们不是“动摇派”吗？）的支持——而同时“辩证”地发展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的含义。（译者注：若干年后一度洛阳纸贵的《交锋》一书的作者这样评论到：“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人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不仅包产到户、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私营经济、雇工剥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多么幸运呀！他们一下子就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家们都奉旨投身到这项任务当中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发明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筐——这样美妙的词儿，他们把社会主义定义降低为，1）公有制，因为土地仍然是国有的；2）按劳分配，因为签署承包合同之后农户们都是自负盈亏。

当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存在大量农户（鱼塘的款爷，果园的财主，养鸡场的大亨——诸如此类媒体的新宠）雇用邻居并将大量的利润装入腰包时，理论家们开始宣扬管理也是劳动（从来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却并不澄清资本带来的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差别。这两者于是都统统归结为管理的努力应得的合法回报。剩余价值消失了，剥削也随之不见了。“怎么会有剥削呢？”他们问道，“被雇的人比干自己的农活挣的钱要多啊！”

这套“公平合理的一天的工作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一天的收入”的逻辑打消了对剥削的顾虑，至少对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是如此。中共中央认定，只要工人数目没有超过八人，雇工是没问题的，甚至是再好不过的。雇工在8人以内的都是“个体经济”。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人被认为是雇主的家人（从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有不少人是雇主的亲戚）。这样一来，如果存在剩余价值的话，也仍保留在家族内部。但很快这个解释就行不通了，在新生的富有的企业主里，不少人建起了工厂，并拥有成百上千的雇员。这些企业主无论言行举止还是挣钱花钱的方式都与资本家一样。再不能认为他们雇佣的都是亲戚，再也不能认为工作条件和支付的工资是公平的。现有理论不能驱除剥削的罪恶，于是新的折衷方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应运而生，为剥削的现实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间。这套新的辩护说词大概是这样说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只要能实际上刺激生产力发展，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被定义为等价于社会主义的进步。邓总是强调“抓老鼠”，也就是说通过一切的方式方法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旧时代的做法，私人为了获取利润而投资等等——就像我的老同事，纽约奶牛场联盟主席Archie Wright曾说过的“一块钱该怎么挣的，就怎么去挣”。有了这套推理，中共中央创建了叫做“私营企业”的新的企业类别，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类别。

这套实用主义的做法在社会上推行之后，很快产生了各种的反常现象，矛盾冲突，并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这个阶级斗争被宣布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就是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同时也有极少数人成为了资产阶级。农村改革后，大量小农从小资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阶级转换。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机械化带来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造成的。在成为工人阶级的这部分人中，有的是因为不想签承包合同，大部分则是因为年龄，健康，性别，缺少劳力或是耕作工具等等。

这次的阶级转化也有其特别的地方。大部分成为新的工人阶级的个人，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雇佣工人，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只是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合同。这一点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将在最后一篇文章《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谈到。

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私有化，使得农村经济退回到与解放前相似的境地（很多将土地承包合同转包出去的人，所作所为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同时也带回了旧社会所有的陋习：迷信、赌博、吸毒，以及操控这一切并从中牟利的新生的黑社会。从文化环境来看，带着浓厚的封建意味的旧风俗、旧习惯、旧意识形态还有旧的迷信统统卷土重来。没有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大自然，农户们自觉地退回到旧文化的支持者，诸如重新开始拜土地、祭灶神等等。张庄最新的建筑就是一座土地庙。他们又热衷于嘈杂的传统的庆典，付更多的彩礼，办更浪费的婚礼和奢侈的葬礼，建更铺张的坟墓，为了应付这些高昂的开支他们又开始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理性和科学的承诺退却了，革命努力提倡的节俭、朴素失败了。

党组织内部的堕落同社会风气的倒退一样严重。一旦党叫农民开始自己致富，党员怎么能不带头呢？否则，就没有人相信党是支持“先富”那部分人的。为了追名逐利的蝇营狗苟破坏着共产党员应守的准则。领导的滥用特权，一直是集体化系统下的严重问题。现在更和金钱联姻，为了追逐财富，腐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肆扩散。渎职、回扣、投机，使得党还仅存的一点威望降到了低谷。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家已不能指望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在同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做交易时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层次上，社会风气败坏已威胁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抛头颅洒热血辛辛苦苦换来的国家主权。

最后，改革也引发了对环境的空前的破坏狂潮。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计的人们开始寻求可以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这引发了对已受破坏的脆弱的环境的一次大进攻，遭受劫难的不仅有山地、树林、水资源、草原、渔场、野生动物、矿藏，还有一切可以被砍伐的、被耕作的、被抽取的、被发掘的、被捕获的、被拿走的⋯⋯在集体化农业时代，矿藏和林木这样的资源都被认为是国家财产而保留，不过也允许当地有控制的开采、砍伐（不幸的是也时常遭受滥采滥伐）。国家对如何使用山坡、草原、大片水资源以及其它容易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做出了规范（虽然不是所有时候都有效）。而许多公社为了公众的利益，也执行和强化了上述管理。改革后，公社不复存在无法再限制滥用自然资源；国家不仅放松了对自然资源保护规定，就是仍存在的规定也无法执行。

从这些年的经历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邓集团在中国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倒是和50年代初土改后搞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非常相似：公有、私有、公私合营、公私合作等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虽然看起来运转得似乎不错，但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经济形态是不可能巩固的。工业、运输和贸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都来自私营部门。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它们增长速度却是最快的。通过将公有企业承包给经理，政府也在为公有经济的私有化而努力。再考虑到已经全面完成私有化的农业，结论就再清晰不过了：1）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按自由企业的方式运作了；2）除农场外的农村，实质上将很快实现私有化；3）通过承包和向管理层的让步政策，公有经济也在朝同一方向发展。这些看起来是难以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

从1985年的秋天开始，改革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飞速发展日渐显露出真相。据农业部统计1985年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3千万吨。从其它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是下降了接近5千万吨。最后他们达成共识，粮食产量下降了2千5百万吨，数据如何得来却已无从考证。因为全年天气并不太糟，减产没有合理的原因。一些权威人士将其归结为价格波动，84年的大丰收使得国有粮仓囤满了粮食从而导致国家承诺的粮价下降。

现在可以看到，问题并非来自于85年的粮食产量，倒是84年的粮食产量有问题。84年的收成并没有打破记录，仅仅是个普通的年成。增产的粮食中，其实大部分来自集体的粮仓。合作社解散分产后，农民们将分得的粮食卖到了市场上。而且，因为害怕家庭责任制带来粮食减产，国家同时也从国外进口了数百万吨的粮食，这样造成了市场上粮食的“涌流”和粮价的下降。“那个冬天我们吃的都是加拿大的小麦。”一位北京居民告诉我。

实际上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并没有40500万吨，因此他们此后也无法再重复这一创纪录的“大丰收”。改革家们脍炙人口的胜利不过是个幻影。持续粮食短缺的忧虑使得人们冷静下来。回顾历史，1985年也是其它领域的转折点，正是这一年，价格双轨制使得高层的投机者的职务腐败，不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中央向地方分权政策，使得省、直辖市在贸易领域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一方面他们设置对自己有利的省际贸易壁垒，比如囤积紧俏物资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向国外大肆购进昂贵的豪华轿车等大件消费品。这样，他们很快花光了国家的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当年与日本贸易逆差超达150亿美元，大量进口也击垮了很多的苦苦挣扎的国内工业。

在此期间资本投资激增，但大部分没有进入生产部门而是进入了非生产性部门， 如城市高层住宅，办公楼、娱乐设施和几乎空置的豪华旅馆。政府的所有部门都争先恐后地挤入有巨大利润前景的涉外旅游业，但鲜有成功。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单位能够启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工程，因为合作制度被取消后无法无偿动员农民，而没有任何单位有钱投入。

没有生产作为补偿的消费带来了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冲击了城市居民。他们已经将收入的一半用于食物。但通货膨胀同样也使工业品价格上升，尤其是燃料、化肥、杀虫剂和农用机械，这使得农民减少购买从而也对农产品产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改革给经济带来的刺激日渐消退，1985年改革家们开始遭到报应了。直接的和承包制的私有化，以及经济从政府导向开始转为市场导向的所带来的矛盾不断尖锐。当年10月，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学生游行，抗议日货泛滥，物价上涨，腐败盛行。

从此，中国内部的混乱持续上升。虽然重新主张中央加强控制一定程度减少了贸易的不平衡，但非生产性的资本支出仍在控制之外。通货膨胀率达到新高，1988年末一度出现了挤兑的狂潮。其它问题也每况愈下，诸如不断增高的犯罪率、出生率、人口增长率、传染病发病率，以及环境的急剧恶化，还有粮食的减产等等。1988年，粮食据报道减产9百万吨而实际上可能被低估了，政府将此归结为受天气的影响。一些城市居民不得不在粮食配给份额接受部分粗粮。农民杀光了鸡、猪乃至奶牛，因为没有足够的粗粮作为饲料。

关于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已不再是：这条道路将通往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资本主义特征是明确无疑的。新的问题是：这条道路是前进还是后退？

责骂的典范

五十年代人帮人， 六十年代人整人， 七十年代人骗人， 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

山西农村民谣

本书中收集了我的一些文章，都是针对从1978开始的中国的“波澜壮阔”的改革的。十多年来，这些感觉和想法日臻成熟。 我决定本书从张庄的故事开始。故事发生在1979年，在中共中央开始确立伟大的“改革”（实质是大回潮）几个月之后。这个故事对这本揭批“改革”的书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描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农庄，按照毛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在中央提出的五业之外，张庄又加上了颇为成功的农业机械化进程。

张庄的故事，在1982年12月开始执行改革前，很好地阐明了农民们是怎样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建设一个先进的公社的。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决不会分田单干或是把集体工业承包出去。他们不得不屈从于上级的压力。从此，张庄也同整个地区一样经历了改革带来的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增长，虽然一些方面变好了，另一些方面却越来越糟，尤其是土地问题。改革七年过去了，却很难估量现在的情形，是否会比一直保持集体化好。

“凤阳之旅”写于1983年，应当时的副总理万里之邀访问了安徽省之后。在那里我看到了改革可能给农村带来的最好的一面，但我也看到了土地私有化和“零散化”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一端出现了“先富”的私营企业主，一端则是廉价的雇佣工人。

从那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改革给农村和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增长。我试图用两篇文章来总结这些“新问题”，一篇最初是演说 ，一篇是一封长信，在本书中的标题分别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和“解读改革”。第一篇提出了这条道路是否通向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篇则质疑改革家们是否有能力实现持续、稳健的增长——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尤其是他们能否在美欧日资本主导的世界上建立一个富强、独立、自主的中国。

另外两篇文章写于1980年代中期，即“草原现状”和“农业机械化问题”，探讨自主发展的技术性问题。它们并未直接质疑改革的政策，但也揭示了改革给资源保护和农业机械化带来的严重阻碍。

“再访大寨”写于1987年秋，为了回应当时中国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对毛领导的农村集体化道路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击，夸大并丑化公社的发展，因为在1983年它们就不再按集体化方式运作了。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媒体一贯地歪曲大寨，一方面蔑视集体化时代取得的任何成就，另一方面却醉心于改革的成果，无视两者的事实。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在1987年根据官方报道的数据，大寨人甚至不能收获足够的口粮。

对大寨的攻击其实就是对毛的攻击。因为农业学大寨是毛的农业政策的核心之一，这些无端的谴责不过是全面背离毛的政策的一部分罢了。这个结论，Herb和Ruth Gamberg发表在每月评论1988年9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也给予了支持，也引发了二战曾作为中国通讯记者并担任中美友好协会领导的休·迪恩（Hugh Deane）的回应。他承认大寨遭到了错误的诽谤，尽管如此，毛时代的农业政策的失败却大于其成功，有些失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宣称大跃进后的饥荒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并罗织、控诉毛的罪状——他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可以当作改革集团全面否定毛以及毛的政策、毛的功绩的一个样本。“毛泽东的农村政策反思”原本是为毛辩护的，也为了驳斥休·迪恩对毛在解放后中国历史上所起作用的偏见。在“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我尝试总结和更新毛提出的命题，资本主义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中国的可行之路。

精明而可怕的特色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

1989年北京的顺口溜

回顾迄今为止的十年，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一些在十年前不太明显的特色。其中之一属于改革家们惯用的手段。在改革的整个进程中，他们采取的手段都是这样的——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者上层建筑领域中多少不太起眼的问题入手进行“试验”，从而避免引起太多的争议，然后以试验卓有成效为名大规模的进行推广，而且也不再限于试验的原有目标。在推行这套渐进的、曲线式改革的过程中，改革家们总是避免与可能反对他们政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正面冲突。而当任何可能的反对者明白过来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改革家们攻击的法律或实践已被基本改变。

邓首先用这套渐进的办法实现了农业的私有化，然后又用同样的手法解决了私人雇工剥削的合法化问题。禁止一切私人雇工的政策被修改为允许“个体”企业雇用8名以下的工人，后来又放松为批准私营企业雇用成百上千的工人。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就从禁止剥削转变到全面允许剥削。最高领导们为私营企业正名，称其为新近发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经济成分。到1988年底达到的目标是，私人所有已占全部工业企业的30%，而职业经理人也通过承包逐渐占据着残留的国有部门。与此同时，国家计划在工业领域将其所持有的国有资产以股票的形式出让给工厂职工、个人经营的国有单位以及私营企业。

改革家们娴熟地重复着这套手法，直到大家都明白，改革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思想，探索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道路”。改革的领路人们并没有“摸着石头过河”——就像邓声称的那样——他们处心积虑，蒙着面罩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而代之以一整套与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相适应的所有制，生产关系，法律，习惯，文化。

可以看到的第二个特色，是改革又给中国带来了似曾相识的一幕：上层腐败糜烂，特权飞涨，而严峻的通货膨胀使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的处境日艰，难以为继；就像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曾经苦难的重演，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国民革命瓦解了，早于共产党获取政权的另一个革命党——国民党蜕变了。

共产党在49年革命胜利后有效地压制了腐败，但从来没有根除过。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腐败的复苏。腐败的大跃进始于1985年，那一年改革家们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这是用市场经济取代“万恶”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步骤，改革家们假定通过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对市场公平合理的调节。但是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大量官僚利用差价牟取暴利，这很快被观察家们命名为“官倒”。这种形式，正如被流放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³所说的，是“通过权力（或关系）从低价的国有部门获取日用品或者其它紧俏资源，然后在私有部门高价转手倒卖。”日益增长的倒买倒卖消除了价格双轨制可能带来的任何益处，而且使得高得惊人的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

高级官员通过官倒投机得以“先富”，同时大量的高干子女也投身到各种商业活动中，尤其是利润丰厚的进出口业务（法律禁止官员做生意）。这两者合在一起，表明一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就像解放前统治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一样）正在日趋成熟。

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对此发出了警告，其中有被流放的记者刘宾雁⁴。“很多中国人担心，”刘这样写到，“在中国大陆又将出现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那样，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的买办集团。这样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既然中国事实上已经对世界敞开了大门，那么国际资本与国内腐败官僚相勾结，是否将像刘宾雁预计的那样产生一个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从而威胁到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呢？一旦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后果看起来是无法避免的。

天安门事件之后

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山西东南部顺口溜

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根据我关于中国前民主运动的一次公众演讲修改而成的。其中特别强调了广大的北京市民挺身而出、阻拦军队进城驱散学生。这样历史上罕见的势不可挡的群众参与，也以不同的形式在全国各地上演（无论是在北京的大屠杀之前还是其后），反映出群众对国家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改革后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抗议。

无论是遍及全国的广泛的抗议还是邓对其血腥的镇压，都表明邓的实用主义路线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危机。人民不能接受邓刮起的私有化风潮导致的结果；而邓及其党羽也不能够接受任何的民主的妥协，哪怕仅仅是象征性的，因为这会限制他们为所欲为主宰中国的权力。结局是愤愤不平的群众和一小撮失去了任何统治的合理性独裁者之间的僵持对峙。大量的共产党员，政府官员，军人现在都和要求变革的人们站到了一起。但是没有任何人（当然也包括那些引发抗议怒潮的学生）站出来给出一个清楚的答案解释究竟是什么地方错了，或是提出一个扭转局面的可行的政策。即使被资本主义道路带来的结果所震惊，很多人仍然无法把现实和产生它们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联系起来。

但是，天安门的大屠杀迫使每一个人去分析和重新评价我们近十年的历史。作为对自封的改革家们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的回应，仅仅要求民主、自由和进一步改革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反抗和揭露假社会主义者们掩饰资本主义道路的花言巧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必须作出明确的选择，赞同复兴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变革，并为持久的斗争做好准备。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