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 | 中国的一个小城镇：1978年的张庄

中国的一个小城镇： 1978年的张庄¹

三十年前，在张庄听到的是乡村的声音：拂晓前黑暗中公鸡的啼叫，手推碾磨滚过石床时吱吱的响声，村长在没收来的天主教堂塔楼里通过扩音器开会的嘶哑的声音。至今仍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的最响亮的，是负重的大车驶过冬天路上冻结的车辙时，笨重的木制车轮和横梁对撞的声音，从远处听好像是不知疲倦的阴间鼓手的声音。

今天，火车站上驶过的蒸汽机车发出尖锐的叫声，似乎要用自己的怪诞嗓音跟Great Ridge Hill侧的试验场上军用坦克咆哮着碾过的背景音较量一番，这一切驱除了原来笼罩在张庄上的乡土旧调。还有高速公路上卡车、公共汽车和吉普喇叭等的杂音，因为受阻的司机想穿过手推车、驴车、大货车、自行车和步行者流前进。

在村子里面，相对低些的背景音，是生产队的水泥厂里巨大的研磨机发出的声响，夹杂着旧时作为会议室的长棚底下传来的砂轮研磨钢铁撕破空气的尖厉叫声。年轻的女人们按点轮班抛光锯齿，这些锯齿将出口坦桑尼亚。

教堂塔楼很多年前就已经被拆毁了。队里的领导在他们办公的地方的屋顶上装了一个扩音器，在很远的地里都能听见他们的巨响。多年来，他们依赖喇叭广播来管理在1958年创建完备的生产队。喇叭早晨起来叫人们起床，中午召集人们从地里回来，晚上通知一天的工作完毕。但是多年来播放的歌曲不是东方红，一曲对领导人毛泽东的赞歌，而是用双簧喇叭和几把中国的蛇皮小提琴演奏的活泼的山西民歌调子。村子里面，被放大的干扰让耳膜发痛。在半英里外的一队的菜园子里，声音活象侏儒、妖精、木精和狐狸精的婚礼舞曲。

1979年，个人收入基本和付出成正比，物质奖励成了努力工作的动机。同时，扩音器的规劝和命令已经不起作用。村子里面又恢复了拂晓的鸡鸣声和小巷里面步行者的叫卖声，但是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到处是铁路换车场机动车的噪音。

和以前一样，人们可以从Great Ridge山顶上俯视，像在地图上一样看到张庄在平原上延伸。村子里两极分化相当明显，穷苦农民和雇佣劳动者的坯房，屋顶上是泥和稻草，而老板和富农则是砖房，屋顶上是瓦片，对比鲜明。富裕家庭利用整个庭院，而穷苦农民只能在他们能找到的有墙的地方铺床睡。这是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前的状况，土地改革1945年在山西进行，1950年遍及中国北部。

今天从山上看到的是一片绿意。1954年土地集中运动导致了合作化，同时特派工作队开始植树，种了250000多棵。居住环境大变，以前土地荒凉、干裂、半荒废，现在则凉爽、荫凉的像公园：错落有致的院子、街道和可以提供保护以抵抗各种极端情况的小路。

新种植的绿意之下，中国北方农村普通土砖的生机勃勃的棕褐色是主导的颜色。张庄不是这样，1971年村领导听说外国客人要来，动员大家把街道两边的墙壁粉成白色，耀眼的白色成了主导。在这种背景下红色的标语像三维模型铸出的一样醒目。粉白色很明显赢得了村民的欢迎，因为他们一直保留至今。

1971年张庄实施了另一项改进。所有沿街修筑的厕所——出于积肥的考虑——都被拆除了。现在厕所都搬到了院子里，自从队里水泥厂建成后，深水池盖上了水泥板防蝇，至少可以防下面的蝇蛆。后者要求更多的空气使水泥板下空气流通，甚至比有缝的水泥板所需的还要多。这项改进曾使张庄赢得了良好公众卫生的表彰。水泥板的确改善了公共卫生，部分是因为那种得奖之后充满每个人的喜悦，尽管这也无法完全去除整个中国乡村特有的那种粪便味道。

赫赫有名的大寨大队，位于太行山顶上，人们说：

崇山峻岭石满坡，出门上山复下山。

张庄流行的韵律强调的自然特点和它相反：

平地上，好灌溉；迈出门，看五里。

但是，大寨农民每英亩可以收100蒲式耳，而多年来，张庄农民甚至都不到30。尽管毛说“灌溉是农业的生命线。”张庄的农民没能利用他们充足的水资源。每年冬天政府花大力气动员张庄人种好地以灌溉，但是到了春天发现没有什么进展。政府对这个行动迟缓的公社失去了耐性，称之为“老大难地方”。

行动迟缓的真正原因在于土地。农民浇的越多，土地越难弄。水带来了盐而不能把它冲走。太阳把水蒸发了，土地裂成块，扯开了植物的根。人们用脚投票反对灌溉，对丰收不抱希望，并将注意力转到副业上，在邻近的工厂签合同工作，甚至做投机买卖。

一个名声不好的投机倒把的例子是李宏昌（Li Hongchang），一个单身汉开着货车到湖南，在那里他用干甜土豆等重量地换小麦运回张庄，然后以两倍的购价卖出。到湖南往返四天挣的钱比在地里干一个月活挣的都多。

改良土地的工作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受阻更大。张庄1/3的土地已经属于铁路、市有水泥厂和锯片厂。队里得到了相当于三年土地收入的现金补偿，可是锯片厂毁了一个灌溉工程，这个工程花费了农民成千上万的劳动日。这些劳动没有被补偿。 太行锯片厂在20世纪60年代从滨海城市天津搬过来的。在1977年，村里面的知识青年有90多个——男女比例是一比一，因为政府停止了向农村中迁移城市居民，结果到了1979年只剩下很少了。他们中的多数都是“锯片”人——他们这么称呼它。他们自认为是大城市天津人，尽管他们长大的地方离张庄只有几百码。他们对村子的影响很深很广。他们中有学过科学的，音乐家，演员，舞蹈家，艺术家和运动员。他们画了巨幅的壁画，使张庄的墙很活泼。他们在八一建军节时做讽刺画嘲笑四人帮。他们组建了近半的研究组，帮着张庄逐渐克服土地的碱度。

在过去几十年里外界影响改变着张庄的社会生活，带着天津特色的知青们只是这外部影响的一个方面。在公路和铁路之间，有很多芦苇和坯搭建的临时住房和成千上万的临时居民，他们是修建东西铁路及其附属的工人。他们匆忙搭建的帐篷充满了张庄，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伙外来人，来自吉林的少数民族朝鲜人，来自抚顺（Fuxun）的采煤工人和开滦（Kailan）的技工。他们大都在非洲铁路建设中干过，带回家一些录音机，磁带和计算器，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这些房客穿衣、发型、唱的曲调及说的话都和张庄当地人不一样。亲密接触悄悄地影响着张庄的风俗。几年后，张庄人发现他们和距离公路几里的人相比，比较时尚了，后者被认为是穷乡僻壤。

这种混合的结果之一是张庄的领导人发现开会越来越困难，附近总是有比赛进行或者电影播放。这些电影有的是间谍恐怖片，19世纪50年代之前发生的历史剧，其中有男女在建设工程中相遇的浪漫情事，要不然就是来自越南、朝鲜和南斯拉夫的外国片。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极大的破坏了其他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一些张庄的孩子决定反对扩大当地的学校。生产队某领导的女儿，转学到了建设总部为铁路职工开设的学校里，她独立性很强。她父亲打她直到胳膊都倦了，她还是拒绝转学回来。 如果一个人不想搬进村里，是不可能娶得张庄的女孩的，因为老成的年轻女孩不愿离开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一刻钟一路到长治市的公车，两天一路通往北京和郑州的火车。

原则上，中国农村的年轻人婚姻自由，但实际上这很难实现，年轻人相遇的机会太少了。既然大部分人的公社是相联的，在求爱开始前，必须遇到外面的某个人。既不去学校也不上班的人是很难遇见合适的对象的，必须依靠父母做媒。

但是张庄通常很特殊，年轻人可以遇见并且和外面的人结婚。一个例子是李灵巧（Li Lingchiao），尽管退学了，长相极好，麻花辫垂到腰身（在1978年她剪掉之前至少是这样）。她的嘴唇老是张着，好像很渴甚至气喘吁吁。她是妇女组织的副主任和队里党支部成员。作为一个党员，她应该等到25岁结婚，她的丈夫应该等到28岁，但是她在20岁的时候和一个年龄相仿的男青年结婚了，他们是北面一里的马场中学的同学。

当我问及此事的时候她脸红了，她解释说当时丈夫的父亲病得很厉害，想让他的儿子在他死之前结婚。她不想违反制度，但是丈夫是如此的可怜，她很同情，就答应和这个年轻人结婚。结婚后他的父亲从草席上跳起来再也没有生过病。

“你怎么被允许的呢？你年龄不够呀。”

“我们没有去马场公社，我们去了东边的Congdao公社，他们不介意。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各地的行政部门都垮掉了。”

如果遇见不相关的人是自由择婚的必要条件，受过教育的张庄的年轻人很令人羡慕。他们都住在一个大的曾经被北塔人占据的二层楼上，男的住下面，女的住上面。但是他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我问了一个和我面对面交谈的代表“住在这样的宿舍里，一起工作，难道你不想谈恋爱吗？”

他们脸红了，都否认脑子里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他们说他们都太年轻了，不能考虑恋爱婚姻之类的事情。尽管我再三逼问，也没能打破他们坚固的防线。

张（Chang）以前是在湖南当兵，自从大队总部改成客房后，就任命在这里看大门。他总是以“我发现”开始谈话，好像他的每个发现都值得调查。

他说：“我发现，这里仍有一些令人憎恶的地方。”

他所说的憎恶是指文革遗留下来的痛苦的感觉，文革开始于1966年，结束在1970到1976年，取决于询问的对象。公社里数年关于谁掌权的党派争斗造成的伤害很难痊愈。

晚上，张（Chang）和我走出住宅区的大门，像农民一样蹲坐在地上，看着来往景象。张（Chang）有一台沙哑的便携式收音机，花了他13块钱。他常常把它调到湖南歌剧，来自山西南部边界的广播。张庄人在街上走时，有些人会停下来听听，聊上几句。

一天晚上，一个老人开始咒骂小李宏恩（Li Hongen），1967年他们取得政权统治村子南部的人民。取得政权意味着占据了队办公室，接管官方印章。印章在手，一个人可以签发队里文件使之生效。总之，一个人可以动用队上的钱。

老一辈共产党员有一些支持“海燕”“上甘岭”——他们以那些在全国范围内造反夺权的学生红卫兵为榜样——的人，小李就是其中一位。

海燕（取名于高尔基的暴风雨中的海燕之歌）和上甘岭（取名于朝鲜战场上一次著名的战役）接管了队办公室，推翻了队书记石双贵（Shi Shuangguei）和他的弟弟，副书记王金红（Wang Jinhong）。但是造反者不能执政，人们不听从他们的命令。一周之后，他们被迫交出政权给接管委员会，由五个其他的类似的草率组建的村组织像真理战斗队和揭露战斗团组成。一个月后政权回归，王（Wang）当上了新的党支部书记。

为了巩固政权，五个“忠臣”有必要把造反者置于死地。他们不得不让造反者和他们的祖先遗臭万年。小李和暴风雨中的海燕、上甘岭的领导者被称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和黑五类”，想翻土地改革的案恢复封建主义。他们没有粮食、粮票和外村的亲戚的款待时，他们回到了张庄，只会被逮捕、殴打并再次撵出去。直到1969年他们才可以回来呆在家里，直到1971年政府才去掉了他们反革命的帽子。到那时，指控已经深入人心很难被擦除了。数年后，街上的老人仍然指责小李试图翻土地改革的案。 文革中山西被杀的第一个人死在张庄第四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他不是张庄的成员，而是滦中（Luan）中学的学生，家住在老天主教孤儿院。他带着他的小集团袭击学校以获取所需的粮食和粮票。他被铁路工人的流弹杀死，当时粮食袭击已经升级为争夺铁路调车场的夜战。

“每次一想起它，我就害怕。”王金红（Wang Jinhong）说。王金红（Wang Jinhong）现在是张庄的队长，不是党支部书记。“战争中，我们很容易杀死一个人。队里的成员可能会像那个学生一样死掉。我们很幸运，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它使我很怕想起这件事。”

我问：“你真的认为那些造反者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黑五类’吗？”

“我不知道，但是当时是那样。我们让自己确信。全地区流行着告发风，每个人都认为他的对头是反革命分子。”

王金红（Wang Jinhong）的职务起伏很频繁，他的事业很像国家的副总理邓小平。1966年后，他两次被赶下台，三次被提升为队里的最高职位。身体上，很突出因为身材魁梧和有些驼背。他小时候承担的担子如此之重，腰弯了，头不变地向前凸着。这使他走路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走不到他要去的地方并且在焦急地寻求着达到目标的捷径。这种印象和他的性格很符。金红（Jinhong）的确非常渴求、好奇、不耐心并且很聪明。

1967年他重新执权担任党支部书记后，他领导着人们度过了文革的后几年。后来认为他对破坏了团结和生产党派的过激行为负有责任。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人能控制的了。当时该地区负责调和党派的人民解放军将军，陷害和他竞争职位的人并称之为国民党密探，一个队领导者还会怎么被指责呢？

不管他承担什么样的指责，1971年王金红（Wang Jinhong）被免职了，长治市派来工作队来整顿文革后的混乱状态。突然翻案使得对手复职，让王金红（Wang Jinhong）很失望和压抑。小李、金红（Jinhong）和其他几个相关人逃跑了。正如小李在逃跑途中发现的，没有配给证农民是无处可逃的。几天后，金红（Jinhong）回家了。有一段时间，他靠给邻近村民盖房谋生，后来他同意掌管队里面在铁路旁边设的修理自行车手推车驴车和托运货车的店铺。当队里其他生产萧条时，这个铺子由于金红（Jinhong）的手艺而繁荣起来。工作队把金红（Jinhong）和他的朋友称为黑帮，因为他们路过的时候，金红（Jinhong）等人拒绝向他们低头。他们为这个称号自豪，黑帮共同斗争，分享着一些东西像金红（Jinhong）的很肥的母猪下的小猪仔，藐视队里的其他成员，有力地破坏了当时在队里掌权的工作组的权威。

事实上，金红（Jinhong）是张庄技术最熟练和政治上最有远见的人。1958年作为电工学徒应征入伍，作为能源建设厂工人花了四年的时间在中国北部修建工程。这些年成了他的“大学”。他学了很多关于电配线、电焊接、发动机修理和设计方面的知识。他还学了一些政治经济学。大多数年轻人希望金红（Jinhong）领导，不管他是不是在职。当他不在职的时候，他们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试着从他那里学习一些技能。

1973年，王金红（Wang Jinhong）再次就职。他自我批评，承担了六十年代党派之争的一些责任，并发誓团结其他人改变张庄的现状。这是一个转折点。王金红（Wang Jinhong）和临时取代过他的人言归于好，集中精力获取生产上的突破。他们成功了，1970年粮食每英亩稳产28蒲式耳，前二十年的平均水平，1973年48蒲式耳，1974年60，1979年达到了100蒲式耳。 产量的激增让我着迷。显然，它也期待着一个可以使得队里团结的政治解决方案。但是，一旦队里团结了，仍然存在着技术问题——张庄土地的碱度怎么解决？

金红（Jinhong）说，到现在我们为工业失去了很多土地，我们一直在种植经济蔬菜。为了它们的生长，我们获取粪便，厨房废物和工人家的煤灰。我们发现将煤灰施入土壤可以降低碱度。它会被冲走，不会被吸收。

他接着说：“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在黄碾镇（YellowMill）附近的电力厂，大烟囱向村子周围喷洒着灰烬，厂子周围庄稼全变得灰白。人们抗议，厂主并不理睬。但是每年庄稼都长得比一年比一年好。是灰烬对粘土起了作用，它们增加了渗透作用。”

“所以我们让学校的孩子门在Shen Majin研究组的指导下做实验。他们从电力厂的废物堆里获取灰烬，然后放到他们的试验田里，每英亩超过100吨。地上覆盖了三四英尺厚。确实有用，产量提高了一倍。后来，我们让所有的生产队收集灰烬，每年，每个队都会改良一些土地。”

“土地一旦改良，我们就可以灌溉了。我们必须打更多的井，抽更多的水，从水库里面转移更多的水，修理灌溉渠道。这需要花费很多的劳动力。我们最优秀的人以前都是外出挣钱—在火车站卸载货物，在钢铁厂切割齿轮，给水泥厂用手推车运石头。我们必须得把他们叫回家。”

“二十几年来，我们首次将农业放在首位，而且真的盈利了。”

“你们的副业也很兴旺。”我说。

“是的，我们集中精力发展副业以利用部分劳动力，像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她们抛光锯齿，给锯厂制把手。我们需要木材制把手，因此我们买了锯磨，当然需要熟练操作的人。我们需要磷肥，但是只能买到原料，因此我们办了粉碎厂，进而把它转化成水泥厂。部分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原料铺建灌溉管道。这些工程都很有收益，远远超过了外出挣的钱。12％从事副业的人制造了我们70％的收入。”

王金红（Wang Jinhong），队长，爱工作也爱玩儿，喜好传统也热衷于变革。例如，当人们去长治市庆祝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conclusion of a national party congress）闭幕时，他参加了张庄的踩高跷队。那时，金红（Jinhong）扮成骑着毛驴回家探望母亲的新娘。纸制的驴脖子和头从他的腹部突出，相应的屁股和尾巴从他的背部伸出，他跳着响应由同事扮成的马夫挥舞的鞭子。另一个扮少女的从鱼钩末尾摆动着蝴蝶，同时她的求婚者徒劳地想抓住它。还有其他的踩高跷的扮演解放军、少数民族少女、农民、工人和当时的政治批判对象——四人帮，在四人帮的影响下踩高跷被禁止了很多年。

踩高跷是山西的传统，但是只有张庄有踩高跷的人耍杂技，跳桌子和爬斜坡。村里人从抗战大学的一个接受再教育的国民党军官那里学到的这些活动，当年林彪做校长时，学校从延安迁了过来。这些舞者站得很高以至于最矮的都得低着头看晃动的四轮拖车上表演的乐师，这些拖车由拖拉机牵引着穿过城市。吹喇叭的双颊疏松得像两个肿胀的膀胱。他的手上下移动很快以至于人们看不清楚。有时他把喇叭从他的脸移开只吹簧片。声音好像森林里两只火鸡在开战。其他演奏者的竹管、蛇皮小提琴和膨胀的红鼓都停下来让火鸡吵架，突然随着喇叭低了两个八度和簧片齐奏，他们又恢复了狂乱的节奏。

乐车和它的两队欢快的舞者，穿过密集的人群缓慢前行。在看不到尽头的队伍中，乐车前后是其他的彩车，演出者，舞者和杂技演员，有一部分人还在高跷上。他们的活动在街道上扬起了很多灰尘，外围变得模糊不清。透过灰尘，可以看到前面用软杆撑起来的穿戴一新的孩子，后面是工人们上下舞动的纸画。另一辆拖车上面是歌剧明星们的叠罗汉，象征八个世纪以前被逼上梁山的水浒英雄。这是十年来传说中的人物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用锄耕地是中国最久远的传统。

过去我们都在地里挥舞着锄头，鹤嘴锄。熟练地把刃伸进去，把土翻过来，把最大的土块粉碎，再把刃伸进去⋯⋯没有使用其他的任何方法把土壤弄得细密。

“这将会持续多长时间？”金红（Jinhong）问。

“什么会持续多长时间？”

“使用锄头的日子。我们使用锄头已经几千年了。该扔掉这些古董了。”

“是呀。”我说。

“我不怕吃苦。我愿意跟着别人一样锄地，可是我不喜欢。在美国你一个人可以耕种250英亩土地，可我如果能耕种1英亩已经是不错了。该改变一下了。”

“两种庄稼一起种的话，很难在地里使用拖拉机。”

“两种庄稼没有关系。在我们学会使用机器之前我们只种玉米。同时我们要不断提高产量。”

“你指的是这个？”

“是呀。”

“这是个问题。在美国你尝试什么，你有机会。如果失败了，你不能偿付贷款。你在拿你的土地冒险。这里没有任何风险，但是大部分事情我还是不敢尝试去看它们是成功还是失败。过去些年都是这样，公社决定一切－种什么，在哪里种，种多深，间距多大。如果你想尝试新东西障碍很大。”

“那你打算怎么办？以你自己为中心？技术问题转变成了政治问题。你在违背民主集中制。”

“这就难办了。你怎么实验一种东西呢？”

“不容易。事实上，在队里我们比其他人在实验方面处于更有优势的地位。实现机械化，我们有土地，劳动力，钱和材料。我们没有的材料一般也能找到。其他的谁能这样调剂？供应部有材料没有劳动力。工厂有劳动力没有材料。机械办公室除了门上有个标志什么都没有。这些人除了说说还能做什么？”

王金红（Wang Jinhong）不满足于仅是说说，他不顾后果，怎么想就怎么去做了。1977年，他问我，怎么把粮食弄到办公室楼二层的顶上？怎么灌溉玉米地？怎么使粮食干燥？我推荐了粮食推运螺旋，有中心轴的灌溉系统和以煤做燃料的粮食干燥机。（粮食推运螺旋像一个长的没有被破坏的螺杆或者钻子，运着粮食沿旋转罗纹形成的螺旋上升。中心轴的灌溉系统是一个至多半英里长的管子，每隔几码装在轮子上，在井中心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给管子提供水向外面喷射。）

不像中国的很多人那样只说说而已。金红（Jinhong）说：“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有那些东西。明天我就开始做。”十天后，他建造了26英尺长的的粮食推运螺旋。一个月后，他建造了一中心轴灌溉系统，管子长约100码，水在自身的能量下沿着管子环形前进。冬天过后，他克服了数年来折磨队里粮食处理的重重阻碍，制出了一台粮食干燥机。

1979年，他耕种了100英亩土地进行玉米机械化实验。使用从省机械所借来的和张庄已有的设备，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建议下，他的特别队每人生产了25吨粮食，一年的生产能力增加了14倍。

这项成就意义深刻。它意味着每一个人留下种地，就有14个人可以离开土地去做别的。在张庄，他们可以去操作打谷机，灌溉系统和干燥粮食，如果国家给这个想法一定的支持的话。

但这只是“如果”。让我觉得压抑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正视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即使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对此的支持也是越来越少。新疆和东北土地的联合收割机，国营奶牛场的挤奶机可以算是政府支持农业机械化的正面的例子。但是，用于山西农村玉米播种机、收割机和除草机等等，就不一定得到政府的支持了。这种剧变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几乎不能想象。政府没有任何计划要实现它。事实上，公共舆论大多持反对意见。机械化有风险就不要机械化，这样的标语维护了锄头的地位。 不过，1978年，国家对于发动农民改革者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中央声明国家必须尊重合作社的适当权利。在这种政策的框架下，生产队有权利自己做管理决定，根据当地情况种植最合适的作物。如果可以贯彻，将会解放巨大的创造力。只是希望这些政策不会被官僚统治的逆流所阻碍。

金红（Jinhong）已经病了三天了。街上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会计进出村政府的大门，我们决定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看门的张（Chang）和我跟着唯一一个好像是前行的人。他直奔金红（Jinhong）家。

房子的主要部分很大。起居室天花板很低，约15英尺长，连着的是东边灯光黑暗的卧室。屋里都是人，大约有十个，其中两个在卧室里面和和衣在床的Jinhong谈话。锯片店的歌剧爱好者，Manfu，在锯场工作了12小时浑身是灰尘的瘦弱的Chou-fa,从五队菜园过来的浑身散发着猪粪的味道的Wende。还有两个带着帽子穿着外套的城市商业组织的人和一个从被粉碎的马场公社过来的送信的在等着和金红（Jinhong）谈话。在屋外的厨房，队里小诊所的沈医生正在熬治疗咳嗽的草药。他不得不和金红任性的女儿一起挤在炉子旁，她在给她的父亲熬粥。

卧室里面两个人（邻队的领导）出来的时候，两个顾客进去了。他们从门里面出来的时候，每个人从他们的衣兜里掏了一只烟。这是个约定俗成：办事情之前，先要敬烟。

看到这些，张（Chang）把我叫到不起眼的边上。他说，当和一些工业单位或者或者声名狼藉的官员打交道时，农村的客户要准备好三样武器——二十发的子弹夹（名牌香烟）、手榴弹（瓶装的好酒）和炸药包（盒装糖果）。商谈生意条件人称“yanjiu”，既指研究问题又指烟酒。不用说，金红是不吃这一套的。他的政策是根据收益判断出手。

我们等着顾客完成他们的生意，他们想确保能得到大量水泥。又三个人进来了。一个是铁路建设局的干部想商议一下张庄更多土地的转让问题。第二个是从铁路运输大院货车车站过来的技工头。他已经修好了张庄的一台拖拉机。最后一个是妇女组织的主任，Zhangwenying。她爽朗的笑着，说一个卫生组织的代表团在过来的路上。她希望动员大家打扫街道。Shen医生给了她一只烟，她用嘴上的烟蒂点着。

“又有两个妇女同意做绝育手术。”她说。

“那一共有多少个了？”

“今年一共50个。”

这是一次谈话记录。

考虑到没有人给我们上茶，金红（Jinhong）突然从床上爬了起来。

“你不是病了吗？”我问。

“没那么严重，差不多好了。”他以一种反抗的声音说，说到后面时逐渐平息下去。他开始咳嗽，令人焦躁的声音从胸部传出。对我而言他听上去很不好，可是好像没有人担心。脚下的潮气和空气中的尘埃加剧了他的咳嗽。雨后几个小时灰尘就会被吹起来，因为很多土地都是裸露的。不管你怎么咬紧牙关你都可以感觉到嘴里的沙粒。

在家里呆着对金红（Jinhong）没有一点好处。为队里的事情日夜操劳。它们就像空中的灰尘一样永远存在着。虽然十分操劳，但他的精神却在挑战下愈发旺盛。我明白为什么。在那里坐着，我意识到了本能的活力，集体和它的2000多成员释放出的创造力。眼下水闸泻水了，几乎每人都投入战斗：装沙袋、投入水中，建设工厂和家园。控制人口增长，设计新学校，向远至上海和哈尔滨等地派采购员。总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有勇气向年代久远处于统治地位的锄头作斗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