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 | 凤阳之行 1983

凤阳之行 1983¹

“什么时候农民曾梦想过拥有两层的房子？在这个二层的阳台上，我们可以晚上坐在外面而忘掉蚊子的叮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全心支持这个新政策，我祝它能够永远坚持下去！”

杨景立这样说，他从前是贫苦农民，并曾经做过乞丐。每当我们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他都声音洪亮，慷慨激昂的赞扬“责任制”。他几乎不能把他的思想放到这些世俗的事情上来，比如每亩生产多少，或者一头肥猪的价格。

我能够理解杨的热情。他的家乡，一个叫做后阳的小村子，一直以穷山恶水而臭名远扬。该村的男性居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穷以至于找不到老婆，1979年共有17名单身汉。尽管他们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是全国平均值的六倍，但处在县城偏远角落的与世隔绝，领导的无能，反复出现的自然灾害都使得他们不得不年复一年的寻找救济品。现在，解散集体劳动而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4年之后，他们中比较有技能的农夫已经获得了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的粮食产量。多于一半的单身汉们已经找到了老婆，而且一些从前的乞丐都盖起了混凝土构造瓷砖房顶的两层房屋，高高地矗立在四周环合的树丛中。

后阳是凤阳县的名胜地之一，1979年，副总理万里让这片停滞不前的地方踏上了新的道路。从那时起，这个小村庄和他周围的许多村落都享受到了增长的繁荣。县里的粮食产量每年增长50000吨，达到了超过从前记录两倍的水平。公共仓库里的大米，小麦，大豆和油籽都快要溢出来了，负担过重的铁路来不及运走它们。在充足供应的刺激下，新的加工企业也开始迅速成长，它们由既有钱也有时间的的个体农民投资兴建。

我在1983年3月应邀去凤阳，参观新的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好景象，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全国范围强制执行。在1981年和万里会见时，我曾经对解散集体土地表达过严重的疑虑，尤其是对这些已经被有力领导并充满繁荣的合作者经营得非常好的土地。尽管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号召采用选择性的政策，建议仅仅在集体管理失败的地方采用家庭承包制，但我曾交谈过的山西农民说所有集体的东西都受到非常无情的压力，不管集体的东西是好是坏。党的领导人正在要求解散（集体经济）而不管具体条件环境如何，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强行推动，人们称之为“一刀切”。万里激动地否认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人民可以自由选择，”他坚持说。然而他建议我去看一看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省创造了什么。两年后，我在张庄的老朋友最终屈服于强大的压力，并解散了已经发展为中国最先进的集体农场。我终于找到了时间去（中国）南部转一转，并看一看这将给将来带来什么。

从省会合肥往北行途中，第一件打击我的事情是安徽北部农村的极大退步。我们似乎在时间上滑到了中世纪——被废弃的灌溉工程，留下了成群满是碎片的土坯房屋，在没有框架的窗户和门上面是黑色的茅草房顶。泥土围砌的院子刚刚高于街道的污水坑。一些猪背部凹陷，它们倾斜着身子，满是蠕虫，在喧闹的脏乱的孩子中间漫无目的的游荡。仅仅是这些孩子们身上的衣服，掩饰了对可怜贫穷的普遍印象。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到处跑着，它们不是穿着解放前的破布衣服，而是穿着制作得很不错的夹克和裤子，它们是由带有印花的机器织的布做的。尽管街上的孩子很多，但闲逛的无所事事的大人们更多，他们看样子除了时间之外一无所有——悠闲的时间是世界上每个落后乡村的祸根。

1979年以前每年的生产数字记录了经济停滞的情况，它导致了贫穷和慢性的不充分就业，这是我们看见的周围的景象。20多年来，产量保持在或者低于每英亩30蒲式耳（容量单位，等于8加仑），1977年（1978年是灾难性的大旱年）的人均产粮下降到低于1952年的水平。无论什么原因，这里是合作失败的地区。在20年的社会实验之后，安徽北部地区的农民无路可走，只好寻求其他的道路。

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凤阳过去遭受了非常糟糕的领导。县领导告诉我没有哪个合作政策似乎能够起作用。当地干部一腔热血往往在群众的冷漠面前碰钉子，那些土地上的人们总是拖拖拉拉，无视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毕竟，产量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当地努力。为什么能获得最多东西的人在确保产量方面却什么也不做，或者几乎什么也不做？

副县长王长泰说，这是因为任何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他所获得的回报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农民根本看不到通过努力能给他们个人带来任何进步。他们的目标就是干尽可能少的活，依赖政府把每个人带到第二年的春天。当坏天气破坏了他们的努力时，即使政府也不能弥补这个空缺。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出去乞讨。王说，在过去10年中有9年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无论是干旱还是洪涝。每年冬天平均5万人离家乞讨。在最糟糕的年份，15万人出去乞讨。出去的人并不总会来。在回来的男人中，许多人再也找不到老婆了。人口增长缓慢。在某些地方，人口甚至减少——这个现象为新政策的成功搭好了舞台。当到了分配土地的时候，每个人得到了至少2亩土地，有的人得到了多达5亩（几乎有1英亩）土地。这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至5倍，并为家庭式的生产提供了相对牢靠的基础。

我发现自己很难理解，为什么合作社在安徽如此沉重的失败，而在我近年来参观过的其他地方却是如此的成功。1980年由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新任命的中国共产党凤阳委员会第二书记翁永锡——所做的全国调查表明，在中国有30%的合作社发展得很好，30%做得很差，另外的40%位于中间水平，既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没有得到惨重的失败。我所见到的大部分成功的合作社都在北方，尽管不是全部，它们位于或者接近老解放区，那里的农民最初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它领导了抗日战争或者反对国民党的解放战争。长年的武装斗争培养了懂政治的农民干部队伍，他们后来领导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而且都领导的非常好，至少在许多地方都如此。在另一方面，安徽省没有经过这样的历史。1949年被北方的部队解放，1952年在外面人员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然后没有经过任何互助组的实验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土地合作运动，这在短短几个月就实现了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跳跃。在初级阶段，当分配收入的时候，所占有土地的份额会算在内，但在高级阶段，仅仅是劳动力会算在内。在后一阶段甚至都没有在表面上取得巩固之前，公社运动就把平均主义发展到了空前极端的程度。因此合作耕种（在这里）从来没有获得过威信。

根据王永锡的说法，安徽的合作化运动违反了农村组织的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农民必须是基于本地模范在经济上的成功，而自愿地参与；第二个原则是收入必须基于所付出的劳动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党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些基本原则，在他们能够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合作化的高级阶段）能够取得的优点之前，就匆忙地催促农民进入到合作化的高级阶段，并且建立了收入分配的形式，这种分配形式把收入或多或少地根据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到个人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经验的地方领导人，在新的按人分配的体制下，不能够激发任何生产的热情，只能利用自己的权力筑起了自己的安乐窝（即只为自己谋福利）。这样周期性的，揭露、挑战并取代他们的人，当面对同样的惯性时，也最终使用了同样的价值观，开始为他们自己服务而不是为公社服务。解放30年后，当安徽的农民不能让人均产量比他们开始（实行合作化）时有任何提高的时候，像目前党的第一书记王宇新，它的副手宋林生，和副县长王长泰之类的人决定，是到了痛苦的重新评价（合作化）和倒转前进道路的时候了。

王宇新说这个决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们决定试验的道路就是刘少奇臭名昭著的“三自一包”政策的变种，刘少奇的政策多年来被谴责为“资本主义道路”。王和他的同事从两个阶段引入了这个道路。第一步，他们催促农民把他们的生产组分成许多小组，每个小组根据合同只在指定的土地进行耕种。当这个措施在1979年取得了一些成效之后，领导们就催促农民更进一步，根据“大包干”（包括所有东西的合同）的体制一家一户的签订土地合同。大包干最应该描述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在实行合作化的政策挫败之后，凤阳农民希望得到按人头分配的土地进行耕种，但他们不想要产品配额、按百分比给予的奖励和变化的义务。他们想知道政府和公共部门需要以现金的方式从土地得到什么。然后他们可以答应上交（政府希望得到的）最小配额，只要他们能够任意处置剩余的作物。

王书记一直都做这件事情。在省一级的官员中万里支持他，因此“责任制”以大包干的形式产生了。在凤阳县，那里的人均土地比中国其他地方几乎都多，每个家庭获得了人均2亩土地的使用权。作为回报，每个家庭答应上缴国家农业税，并上交少量用于支持本地（大队和公社）官员，然后以固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少量固定配额的粮食，这个配额已经根据传统设定好了。由于这种安排需要的相对较少，它释放了农民的能量和热情，并且以很快的方式推进了产量的增长。该县全部粮食产量的数字显示了稳步的增长：

1977 . . . . . . . . . . . . . . . . 180,000 1978 (大旱) . . . . . . . . . . . 147,500 1979 (分组承包) . . . . . . . 220,000 1980 (家庭承包) . . . . . . . 251,000 1981 (家庭承包) . . . . . . . 320,000 1982 (家庭承包) . . . . . . . 359,000

“我认为我们用这个制度会有成果的，”王书记说，“但我从没有想到结果会如此的惊人，并且如此的持续。这对我是个奇迹，这对所有人都是奇迹。”

1979年以后的每个收获季节，农民都早早起床，努力工作，比以前更长时间地呆在田野里，而且他们每天收获的东西都比自1956年集中土地以来多得多。因此，他们常常在紧张的几个月内完成了每年的工作量，而后在剩下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在过去合作化的日子里”，王昌礼说，“我们常常每天都整日地劳动，从年初到年末都这样，但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完成——工作一小会儿，休息一下，再工作一小会儿，再休息一下。我们感到很疲乏但收成却很少。我们在做的事情看起来像是工作，但事实上我们止步不前。现在我们把每分钟都利用起来了。我们的劳动产出了结果。我们挣得了好的生活，并且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支配。”

在副县长王长泰的帮助下，我细细察看了几个家庭的账本。下面是二石英公社，张老庄大队，张老庄小组的李万华的数字。 李的家庭共有8个人，签了22.5亩的合同，平均每人2.8亩（稍低于1/2英亩）。根据他1982年的合同，他应该给小组交积累金（用来支付地方干部的工资，给困难家庭提供福利等）91.74元，作为农业税给国家上缴545斤（11蒲式耳）的粮食，以国家正常的粮食价格卖给国家679 斤（13.5蒲式耳）的粮食。除以上之外，他计划卖给国家计划外粮食2392 斤（47.84蒲式耳），价格要比正常价格高50%，并且卖出22.5斤的蔬菜油，498斤的干烟草，2头肥猪，10斤的鲜鸡蛋。他的实际产出要比以上计划还要多得多，到年底，他还结余20300斤（406蒲式耳）的粮食，960斤的烟草，600斤的油料籽（大部分是芝麻），800斤（15蒲式耳）的大豆，更不要提养猪和家禽等副业的收入了。他所有途径的净收入达到了4800元，或者说人均600元，这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在1979年以前，承包制开始之前，李万华从来没有积累到足够的工分来给家庭每个人支付由大队提供人均520斤的粮食。他总是不得不通过上缴出售他的两头猪所获得的收入来填补之间的差别。保留的人均现金收入要低于100元。李万华坚持认为在那个时候家庭也能过得去，但很明显在1983年家庭成员要过的好得多。

在姚印大队我们遇到了一位刚结婚的年轻男人姚宇阔，他以前每年人均获得仅500 斤的粮食，100元的现金。现在，他们承包了5.4亩（稍低于1英亩）的土地，他和他的妻子每年每人净收入现金或者其他类似收入价值700元。这是在给当地积累金上交了20元现金和给国家上缴了300斤（价值60元）粮食之后的收入。姚宇阔强调他每年仅工作大约4个月，并且彻底地享受漫长的冬季农闲时期。当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坐在他新的石头瓦房（石头墙，烧制的瓦屋顶）里。因为石头是他自己切割的，这个房子仅花了他3000元，他已经完全支付了这些钱。

我们遇到的农民中最富裕的是老王昌礼，来自后阳的前乞丐，他的滔滔不绝使我们烦得不行。1982年他们家8口人共承包了42亩（7英亩）的土地，收获如下：

小麦 . . . . . . . . . . . . . . 270蒲式耳 水稻. . . . . . . . . . . . . . . 324蒲式耳 大豆. . . . . . . . . . . . . 47蒲式耳 高梁. . . . . . . . . . . . . 12蒲式耳 红薯 . . . . . . . . . . 61蒲式耳（等价到粮食） 食用豆类. . . . . . . . . . . 12蒲式耳

由于他打破纪录的产量，他获得了10蒲式耳粮食的奖励。杨拥有的总粮食达到了726蒲式耳，或者大于20吨。此外，他还收获了烟草（2000 斤），花生（1000 斤），油菜籽（400 斤），大麻籽（50 斤），薄荷油（20 斤）。他用多余的粮食和筛后的残余物养了3头肥猪，16只小猪宰，30只鸭子和29只鸡。他可以出售鸭子和鸡下的蛋获取现金。

杨的净收入在扣除各种包括税赋在内的各种花费之后高达10000元，人均收入1250元。在他最疯狂的梦想之外，他投入了6000元盖了新的两层楼房，然后买了3辆上海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

上面描述的3个家庭要比大部分家庭做得好。他们的人均收入都超过了县的平均水平100%甚至更多。但是该县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在4年内翻了一番，并且迅速增长的迹象在哪里都能表现出来。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许多家庭新盖的房子，公社大量新盖的剧院，在国家粮站膨胀的粮仓，以及在流动农贸市场上热闹的买卖情况。王副县长喜欢强调并不显而易见的事情，比如私人生产资料每年500万元的增长，包括工具，机器，大车和劳动水牛。集体生产资料同样也并行增长，以每年100万元的速度连续增长，这里最显著的增加是在4年内修建的500公里的电力线，这个数目是以前修建的所有公里数的总和。每个没有接上电的公社都根据人口情况给电力线集资。后阳的每个人掏了15元。即将被立起来的水泥电线杆，躺在到达县城公路的旁边。这条公路也是新的，同样是通过集资兴建起来的。

后阳的杨庆利（Yang Chingli）自夸说，他要集中精力进行粮食生产，在接下来的几年打破他的旧生产纪录。然而很显然，在粮食领域凤阳县正在进入一个上升中的平稳时期。每英亩超过60蒲式耳的小麦产量和超过100蒲式耳的水稻产量正在到达现有技术水平的极限。如果收入将继续用来提高扩张的家畜生产，其他的农村副业和许多小的产业必须即将出现。这也看起来是解决成千上万冬季由于没有粮食生产而无所事事的人口就业的唯一方法。

王副县长带我们去看高人公社——在副业生产方面很有前途的范例。在那里，7300个强壮的劳动者经营者31875亩的土地，平均每人4.5亩（大于2/3英亩）。公社负责人李计算说，由于每10亩一个人就够了，因此在这片土地上多了3500个工人，他正在忙着鼓励创建各种可能的副业。目前为止高人的人们已经创办了83各企业，雇用了大于2500人，还有超过1000人仍然没有工作。大部分企业是家庭创办的，3到8个家庭联合起来，集中资金，进行生产，包括水泥，粘土瓦，石棉瓦，烧砖，磷肥，鱼塘，面粉磨房，榨油，淀粉制造，粉碎石头。一些还创办了建筑公司。个别的家庭和大队公社联合起来创办了一些较大的联合股份公司，除了其他东西之外，他们投资了3个机械化的石头粉碎厂，和一个中型的磨面厂。

我们去看投资了41000元的磨面厂。为建造它，公社购买了价值2000元的4.5亩土地，它还包括24股投资，每股价值1000元。个体家庭共购买了15股。被家庭购买的每股还包括在该工厂的一个全职的工作岗位，另外在17个人（15个工人，一个公社代表，一个当地生产小组代表）的股东大会上还有一个投票权。该会议选择了包括3个人的管理委员会，他们反过来雇佣经理。在1982年的后8个月里，面粉厂产出了净利润10812元。其中23%作为红利，剩余的部分作为积累金用来进行新的投资。工人每月的工资为58.2元，另加一双皮靴的年终奖，价值17元。

“这个企业的优点是什么呢？”公社主席李问道，“它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剩余资金找到了出路，为民主管理找到了机会。每个工人都有股票，每个股东都有投票权。”

最后一点相当重要。中国农村合作社继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作为国家基础部分的单位里，一人管理且滥用上面分配的职权。这些新企业，由底层投资并在国家体系之外，是由拥有他们的人管理经营的。如果经理无法令同时是股东的工人们满意，他们将解雇经理。当一个新的石头粉碎厂的股东们正在寻找经理时，他们在合同中规定必须提供至少每月每位工人65元的工资和每年每股196元的红利（预计57500元净利润的30%）。这些成绩能给经理赢来如下的权力：任命职员，和工人签署合同，如果工人违反合同及就解雇他们，并能获得每位工人两倍的奖金。（我忘了询问经理如何解雇一个同时是股东的工人）如果另一方面经理没能完成规定的工资水平和利润，其间的差额需要从经理的腰包来弥补。未弥补差额的经理将面临指控，逮捕和拘留。

在高人公社，新的产业远不能解决所有人的就业。但在该县另一端的一个偏僻的停滞不前的地区，我们参观了一个大队，那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每个强壮的人都有充分的农闲时期就业机会。这个大队在一个大湖的旁边，那里的芦苇面积几乎等于耕地的面积。除了他们的人均耕地外，每个家庭都承包了一些芦苇地，他们收割和存储的芦苇提供了全年编织席子的工作。持续的编织和土地上的工作合起来带来了全县最高的平均人均收入：每年900元。数十户农民正在建造新房，更多的人开始买自行车，收音机，电视机，和拖拉机。他们村非常的偏僻，背后什么也没有，而且看样子正在缓慢地陷到湖边的泥沼里，但他们显示出了进行现代化的很高的精神和热情。和我们谈话的所有家庭对未来都有雄心的计划。他们主要正在计划二层的楼房，因为他们希望能把第一层转换成编织席子的车间。他们希望能在一年内接上电。这个湖边的公社显示出了匹配很好的农业和副业之间的联合所带来的收入潜力，和作为收入支持的全年劳动的重要性。劳动力仍然是中国最充足的资源。这个大难题正在起作用。

在凤阳县我们所到过的所有地方，人们谈论最多和期望最多的是一种作物：水稻。水稻种植的最新事物是杂交种子，它具有远超过100蒲式耳每英亩的产出潜力。一些大队已经开始专攻杂交水稻种子，他们每斤售价2.5元。水稻需要水，至少一半的水来自50年代集体运动建造的大规模灌溉设施。剩余的来自小湖泊，池塘，和当地许多年来修建的集水池。一共加起来，他们存储的水能够灌溉该县大约三分之一的耕地。和南面各县如此明显的混乱相比，凤阳县几乎所有的水利设施、沟渠、水闸和泵都处在运转状态。这些东西都是和土地一起承包的么？如果是的话，怎么做的呢？

王副县长向我们确认说，人们仍然是集体拥有这些水利设施。公社和大队根据需要组织水资源分配，但和过去相比，每个人都必须预先交付现金才能得到水。为了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去了位于该县西边的巨大的凤牙山水库。在那里，低低的起伏的小山忽然让路给了两座巨大的山脉，这提供了完美的水坝地点。该水库水面面积146平方公里，存有125万立方米的水，其中一半的水可通过水龙头灌溉。水库目前正为89000亩（约15000英亩）的土地提供灌溉，刺激了水稻产量的显著增长。在颍涧公社，由水库提供水的五分之一耕地的产量已经从1978年每英亩51蒲式耳增长到1982年每英亩118蒲式耳。王副县长说农民承包了土地之后产量上涨的原因是：（1）农民劳动更努力了（2）他们买了更多的化肥（是1978年的4倍）（3）他们种植了大面积的高产量的杂交水稻（4）他们认真地灌溉每片土地（预先为每立方米的水付钱使这成为必要）。

在大跃进的年份里通过集体劳动建造的这个水库，仍然是国家单位。该县雇用的职员必须通过销售鱼和水为日常运转和资本积累提供资金，但在1979年以前，这两项产品都没有带来多少收入。当农民集体需要水的时候，县里的官员没有选择只好放水。获得水的人开始答应说以后给钱，但非常少的人遵守承诺。每年该县不得不投资3000-4000元给水里放些鱼苗，但偷猎者把大部分都偷走了，以至于官方每年捕获的鱼都没能挣够足够的钱来支付鱼苗。

1979年所有的情况都改变了。开始，水库职员在付现款的基础上释放灌溉水。下面的小组、大队和公社不得不提前从农民用户以每100立方米0.5元的价格收钱。同时他们组织了一个水监护队，每个小组，每个大队轮流来，保证水到达了每个地点。水库职员，由于手里有了钱，就额外释放了足够的水以弥补由于蒸发和渗透导致的水流失，并且保持水流直到每个家庭得到了他们为自己的土地所支付的水。水的收入从1978年的6000元增长到了1982年的49000元，水库第一次变得富裕了（有存款了）。

其次，水库职员重新组织了渔业。作为国家单位的水库承包给了3个附近的公社和5个水边的大队，并且以每股2000元的价格卖出了开发股份。水库买了其中的3股，每个公社买了一股，5个大队合买了一股。这带来了足够的钱来给水库存放鱼苗。由于他们投资了金钱，当地人密切注意并赶走他们发现的偷鱼者（曾经有一个人在逃避追捕时淹死了），他们共同捕获的鱼超过了100吨。以每吨800-1000元的价格，每个单位都获得了成千上万的金钱。忽然他们又有了一个值得开发的副业。陈经理估计未来潜在的产量是200吨。王副县长认为总数能够可能达到1000吨，如果他们寻找方法放养在不同的深度生长的鱼类，这样下面的鱼就能够以上面鱼的排泄物为食。

我们对该县的快速调查——对东西南北先进单位的四天紧张参观——揭示了正在前进中的县城：农业和工业产量增长，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每个人都把进步归功于“责任制”，归功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它把个人努力和直接收入相联系并给每个劳动者提供了很强的刺激进行生产。结果看起来证实了这个理论，但县的领导们只是顺便提起或者根本不考虑许多与物质刺激无关的因素，这些因素也能够使显著的生产纪录成为可能。

支持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水利基础设施——大坝，灌溉设施，河沟——是由过去的集体劳动建造的。农民们在大跃进中建造了大量的这些基础设施，大跃进被“责任制”的支持者们嘲笑为极左，唯意志论和冒险主义，但如果没有大跃进，凤阳今天能有多少水能够进行分配呢？在大跃进很久以前，成百万的人也在改造淮河盆地。他们建造了水库以保存流失的水，建造河沟以控制水库不能保持的水。没有这些集体努力，现在的任何人能够有希望控制充满危险的淮河旁边的低地里的洪水么？

其他伟大的工程设施也是必需的，如果凤阳的农民想在未来能够突破到新的粮食产量。这些工作能够在“责任制”的框架内实行么？能够得到资金付钱给人们让人们为了金钱而单独做他们曾经为了工分而集体做的事情么？在过去，人们把他们的劳动投资到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工程中。他们在数月甚至数年之后才能收获回报。（如果要做类似的工程）现在农民要求根据天数或者月数提供报酬，那么必要的资金从哪里来？

劳动力供给没有问题，听见这种说法并不惊奇。我已经描述了成千上万的人如何在冬季的月份里无所事事等待春天的播种季节再次到来。集体经济时期总会在农闲时节组织农民劳动，这条常规被指责为浪费劳力，因为农民的干劲不高。但是那些浪费真的超过了今天由未用的劳动力所造成的浪费么？

王副县长向我确认，大的工程仍然是可能的。在1982年的大水季节，当淮河威胁要冲垮堤坝时，县领导人派了30000人加高和增强堤坝。县里没有付钱，但取代的是给每个家庭、每个个人安排了需要完成的份额。每个完成自己的份额的人可以自由回家。工作进展迅速而且良好。王说，要比过去的集体劳动好得多。

然而，这项沟渠工作在我看来是个特例。发洪水中的淮河在洪水到来时给所有的居民都提供了明显和现实的危险。县里的官员可以不付钱来动员人们保护他们自己以免河水溃堤。但他们能够不付钱而动员同样的人们建造对他们未来有用的事情么？而且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其他人能够不指责该工程为平均主义的复活和另一种方式的“大锅饭”么？

支持产量增长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体系，该体系慷慨地回报出售给国家多于要求份额粮食的人。该体系的另一个变种已经长期起作用了。这不是一些最近的报道所暗示的由四人帮领导发起的。正如该体系今天所做的，高于份额的粮食以高于国家标准50%的价格出售。由于凤阳农民过去产出的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的份额一直很低。一旦他们能够提高产量，他们开始收获高于份额的粮食，并以优惠的价格出售。优惠的价格是收入增长，并让农民能够在生产上投入更多，这反过来促使产量变得更高。当产量继续增长，以优惠价格出售的粮食不久就超过了以标准价格出售的数量。额外的收入用来进一步加速上升。今天，凤阳县生产的粮食有多于80%都高于规定份额的粮食，而且他们以高于标准50%的价格出售。也就意味着中国全国都在资助凤阳的农业投资和农作物生产。财富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责任制”通过释放农民的积极性使得该进程能够进行，一旦该进程开始，通过以高于正常价格出售粮食而带来的额外利润就给当地的经济增加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当资金涌入时，人们把大部分都投资在为粮食生产的增长提供能源和供给，并且收获了利益，这比单纯扩张的劳动力带来的增加要多得多。把所有的进步都归功于“责任制”，掩盖了高于配额粮食的高价格的影响，它给这些进步提供了巨大的贡献。

在供给缺乏的情况下，有钱也买不到东西。1978年以来高增长的第三个主要因素便是由于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水平的支持，而这种支持过去是不曾有或仅仅在60年代初期有过的。当我问农民他们这种高增长的具体原因时，他们都说“承包合同给了我们动力”。但是，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工作也不可能使任何一块土地的产量翻两番，当我以此反驳他们时，他们都说“那当然啦，我们购买了更多的化肥”。

事实证明，农民们不仅对每亩地所使用的化肥量是过去的四到五倍，而且他们还首次使用了磷肥以及氮肥（他们仍然还没使用钾肥）。多种肥料组合的大量使用对产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当我问及他们以前为什么没有买更多的肥料时，他们说以前太穷了。但是确切的是，政府过去一直都有贷款给农民购买肥料。我猜应该是十年前供应不足的缘故吧。即使合作社的农民们在过去能够找到足够的钱，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能够买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当我问到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来提高产量时，他们都说“优良的种子”。他们极为称赞某几种冬麦品种，但是谈得最起劲的便是杂交水稻这一项重大的突破。杂交水稻的推广使得这个国家的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而这在五年前是无法实现的。“承包责任制”正是及时抓住了这项新技术并把它推广，新技术的推广反过来又使得这种承包责任制看起来很有效。难道有谁会说旧的那种农业合作模式没有使用杂交水稻的优势？我并不这么认为。数年前山西引进杂交水稻的史实便否定了这种说法。在跟农民纠缠于有关获得高产的物质条件这个话题时，他们也时不时地提到了虫害的控制。看来，每一户人家现在都有一种喷雾器，以使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来防止水稻、小麦、大豆和烟草的虫害。这样一来，只要虫害有所呈现，人们便可使用这些药剂在数小时之内把它们消灭掉。而在过去，整个大队也就仅有一台或两台这样的喷雾器。我问他们“为什么只有这么少呢”，他们答道：“我们太穷了，买不起更多的工具。”

或许“承包责任制”是让所有这些因素产生效力的催化剂。如果没有“承包责任制”，凤阳一带的村落或许还会继续萧条下去。然而，必须记住凤阳的生产起点水平是如此的低下，以至它的增长如此明显。四年之后凤阳的农民才达到中国许多其他村庄在集体的努力下早已达到的农副业生产水平。只有在凤阳或其他地区的农民经过他们的努力把生产水平提到另一个新的高度时，这种新制度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让那些在中国过去二十年里已经成熟的物质因素产生作用相对来说要容易些，但是要在此基础上获得更高水平的成就就难多了。

在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公社的领导告诉我们他们正开始提高土地生产所可能达到的上限。为维持发展的势头并保证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开始寻求专业化生产，主要包括牲畜——家禽，制酪，养牛，养猪，养兔，养蜂——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例如那些已经开始运营的大型旅店。这些官员们所提到的几乎每一种行业都需要密集的手工劳动，就像他们所谈到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一样。他们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思考如何利用机械化生产提高人们对土地的生产效率。不过，这可能就是为了在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保证每单位产量的收益进一步增加的最重要方式。

现在看来，中国省级和地区上的领导降低机械化水平并非是偶然的了。尽管数年前农业的集体化就已造就了农场使用拖拉机的物质基础，尽管他们非常赞赏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把实现机械化提到高度的议事日程上，但几乎没有一个官员在任何水平上对其认真地对待过。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通过把土地分成无数小块的方式打碎了这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物质基础，这样，任何人都很难再去认真地考虑如何使用机械了。土地的重新划分已经摧毁了所有机械化的经济基础，使人们不得不放弃任何机械化的打算，尽管它意义深远。

“我们的土地是丘陵地”，当我们开车穿过一个广阔平坦并一直延伸到淮河堤坝边的平原时，王副县长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完全使用机械的话，这些机器的体积必须比较小，并且它们应该具有多种功能，这样才能适应丘陵地的需要”。然而就在那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整天和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穿过了一个又一个广阔的平地，最后，我们到达了一块延绵起伏并且也基本上跟平原一样适合机械化耕作的的土地，而这块地正是从平原中分出来的一块。

不合逻辑的是，王副县长继续侃侃而谈丘陵地和小型机器，就好像机械化必须首先从最不利的地形开始实施似的，而不是从该县最有利的地形开始。通过集中论述其所辖区域边缘的小块土地如何难以使用机械，王回避了“承包责任制”对不利地形的影响以及承包合同对平坦土地的破坏性后果。他似乎是这么认为的：机械化要么必须适合全县的所有土地，否则一块也不能适用。因此，即便新政策破坏了有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有利因素，甚至摧毁了该县过去土地集体化的所有成果，也是不要紧的。

王副县长预料农民一旦富裕了就会购买机器，形成小组的联合耕作，并把各自的土地连起来以形成足够大的耕地从而使农业机械化显得更有意义。这种发展形势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困难是巨大的。25年前，依靠全党的力量支持所掀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力量才使得这种联合得以发生，现在它又一次被切分为成百上千万的小块土地了，这样每一个家庭就能够按人均计算得到相等的土地，而这些家庭能够缝合这些裂痕从而再次走到一起吗？

如果他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又有什么希望呢？很明显，凤阳的联产承包释放了某些重要的生产力因素，但是它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对其长远发展不利的可怕的物质障碍。很难看到，农民们在以家庭为单位并且相互竞争多于相互合作的情况下能如何克服这些自然障碍。

在一种新的理论里，农业被看作是个人主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占有形式，这种理论也给将来的联合耕作添加了意识形态的障碍。这种障碍可能会跟自然条件造成的障碍一样大。县领导现在已经认为集体化本来就不适于农业耕作。因为耕作的过程和家禽饲养的过程需要数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一些不可预见、无法避免的外力将会再次影响其生产过程，而这期间的可能变化需要及时彻底的补救措施，这一过程需要高度的机动性，独立性和自我主动性。只有在生产者和这一过程有最直接的关系时才能够处理好这些变化。任何疏远这种关系的做法，任何推托责任的行为都会打消人们的积极性，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根据这种新的理论，只有分散的家庭经营才能天然地够满足这种需要。凤阳二把手王永熙（音）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听起来就像某种经济法则的规律，如供给需求的经济规律一样。“这么多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用各种各样的集体化的管理方法，可是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了，我们不得不断定这样一个事实：受中央领导的农业合作化在其试图促进的每一个必要环节都出现了矛盾。在农业生产上，从种植到耕作到最后的收割存在某种生产循环，这种循环对中央制定的方向与群众参与来说是不可相容的。我们过去的所有失败源于最初的一个失误，也就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法则。”

王这些异常的推论完全推翻了早些时候共产党开始组织农业集体化时的基本看法。1956年廖鲁银（Liao Luyen）把它们归纳为：

“农业合作化，通过合并土地，去掉了田埂以及不必要的田间过道，可以增加耕地的面积（平均增加5%的耕地面积）。

“农业合作化为水利工程的完成，水土保持，大面积的土地改良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它还使得把酸性土壤的改成可灌溉土地，贫瘠地和荒地改造成肥沃成为可能。

“农业合作化为充分利用所有农村人口提供了可能，包括那些强壮的劳力，那些普通的劳力，以及那些只能做一些轻活的劳力。合作化可以让所有这些劳力按不同的分工从事所有的生产活动，以发展农业生产，副业，饲养业，一些辅助性职业，还有渔业。

“农业合作化为农田的专一管理，根据不同的土壤类型进行最优的耕作，为投入更多的劳力改良土地，深耕细作改进耕作，采用更好的技术播种，提高田间劳动的组织水平以及提高亩产量提供了条件。”

对以上看法的否定听起来好像是对农业集体化的一个完全抛弃，也像一个回退到过去传统个体农户耕作制的宣言。但“承包责任制”的拥护者们否定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这种新的承包制体系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能够让个人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下发挥个人主动性的体系。这种集体主义原则包括生产资料的全民（国家）所有，土地不得买卖，租赁。它还包括一个集体支持网络，得到国家支持农民所有的供销合作社，其中国家负责供应关键物资，并负责大部分产品的销售。改革者认为这在宏观上是集体主义的，而在这个框架下，也就是在微观水平，农民们自己制定计划，决定投入的资金和劳力，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农户们对其每一个生产环节投以足够的关注。根据这个论据，这就是适合中国独一无二的农村状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针对这种新的体系是否能被看作社会主义作进一步的思考下，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即使从四年之后的凤阳县看来也是相当公平的。但是，人们也可以预见到这种由家庭联产承包所释放出来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将给集体主义的原则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并最终推翻它，而这种原则正是现在支撑着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许多长远的问题仍待回答。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主要的问题还是两极分化的出现。当1950年开始集体化运动的时候，人们最初认为集体化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阻止社会的分化，防止农村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通过这种方式，农民将实现共同富裕。集体化运动在实践中确实是阻止了两极分化的发生，但许多合作社并没出现重大的生活改善。所有社员都仍然很贫穷，更糟糕的是，许多人根本吃不饱。

现在，“承包责任制”的鼓吹者们对这种状况的反应就是大肆宣扬那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这种原则很明显得到了那些年轻、健康、强壮、精明以及富有挑战精神的人的青睐。但是，对于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农民，他们通过占有最好的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土地，如牲畜，卡车，拖拉机，水泵，脱粒机等发家致富。我想问，对于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他们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对那些没有他们这么走运的人们进行剥削呢？要知道在消费较低的50年代，一个拥有两头牲畜的农民就可以不用工作，难道一个拥有数台拖拉机的农民在今天不能这么做吗？而且，如果这些拖拉机传给其下一代的话，难道这个家庭不会拥有某种长久的特权阶级的地位吗？

王副县长并没有看到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过去这个县有27，000户贫困户，大概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他对贫困户的定义是按照谷物人均年收获少于700斤以及人均年收入少于50元来算的。）而现在全县只有1，021户这样的贫困户而且政府还给他们提供了十种不同的特殊援助以免他们过不下去。这些援助包括：

(1) 每个地方政府和当地的干部开展一对一的扶贫义务活动：考查贫困户的困难，给他们提供建议； (2) 贫困户不需要纳税； (3) 县政府拨出50，000元以帮助贫困户买肥料，改良的种子以及其他的一些必需品； (4) 县政府拨出30，000元以给贫困户提供低息生产贷款，并把利率设为1%而不是银行的4.8%； (5) 公社和生产队拨出额外的30，000元以提供类似的生产贷款； (6) 建校费不向贫困户摊派； (7) 贫困户有权以低价购买饲料，并在任何时候向当地的粮站出售，哪怕当地粮站由于供应过剩已停止对外收购粮食； (8) 贫困户看病不用交诊费（他们仍然只需付药费）； (9) 供应社保证向贫困户提供所有必须的肥料，而其他的农户就得自己去找所需化肥； (10) 家畜专家免费给贫困户提供帮助，免费提供育种服务，如给幼猪消毒等。

王副县长还介绍，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也会得到特殊的援助：

“政府给每个老人每年补贴700斤粮食，6斤菜油，一顿草、稻草以及秸秆作燃料，30元钱买衣服，30元就医费，40元零花钱。这些加起来共相当于每年300元的援助，有了这些援助，老人们就能自我照顾了。”

“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王补充道，“年轻人如果看到老年人即使没有儿女也能生活的话，他们生儿育女的压力就会减小些，特别是生男孩的压力，他们主要靠儿子养老。”

为了阐释当地政府对贫困户实行的政策，王副县长特意带我们拜访了陈德芳，她是一个寡妇，有四个孩子，耕地17亩（将近3英亩）。她拥有五间新房子，配有很好的家私，跟邻居共用一台水车，养了两头猪，估计这两头猪长成以后每头能卖200块钱。在其兄弟姐妹和其小姑子的帮助下（她自己17岁的儿子正在上学）她种了133蒲式耳的小麦和稻米（平均每英亩产47蒲式耳）并将其中的一半卖给了粮站（其中百分之80以较高的价钱出售）。尽管她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贫困户的标准，但她仍然得到了乡里，大队，生产组的援助，因为她丈夫在采石场因公牺牲了。她不必缴税，孩子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药费除外）。乡政府每年给她一吨的复合肥料，并且大部分不要钱，而生产队给她180元，生产组给72元以让她支付生产开销。乡政府也给了他一本“贫困户”的册子，让她有随时向粮站出售谷物的权利。当王副县长翻看这本册子的时候，他不由得抓了抓脑袋，她出售的谷物远比她收获的多。大多数谷物都是她邻居借她的本子拿去卖的，这样他们就能更方便地出售了。他们大概给了她什么东西以换取这种特权吧。陈寡妇在这件事曝光后窘迫地向主席保证她以后再也不会滥用她的册子了。

王副县长给我们介绍和阐述的措施只不过是掩盖这种制度缺陷的一个安全网络罢了。它主要由大队，公社和乡政府的税收提供，而这些支出由所有承包了土地的家庭来承担，这是他们的一部分义务。然而，似乎恰恰是通过这种承包责任制度本身使得这种安全网络几乎不可能阻止两极分化的出现或者某些人利用其掌握的权力进行剥削。陈太太的一个邻居已经拥有两台拖拉机了。每台拖拉机的运输能力能够给她带来每吨每公里2.8元的收入，这样，她一个月的总收入将达到1000元。这些15匹马力的四轮柴油机车，加上小型的2吨双轮拖车，每台也就是4900元。任何一个农民都能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用其赚来的运货费用买一台。在耕种和收割季节，拥有拖拉机的农民也可以帮其邻居做一些传统的工作——以每亩1-1.5元的价钱给他们犁地，以每亩2元的价钱为他们打谷。由于柴油的价格是每斤0.3元，每小时耗油1-2斤，因此纯收入是很高的。我想问，如此高的净收入是否表明其对邻居们索要的服务价格太高了？

王副县长否认了所有这些可能性。他认为这些收入是其投资的一种合法回报，其运作费用的一个合法补偿，也是对其劳动技能的一个报酬。他认为剥削应该是通过市场的投机倒把以及放高利贷所获得的收入，或者是试图使用旧社会的那种租让土地形式以获得收入。农民之间互相提供服务而获得的报酬不应该认为是剥削。王副县长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当今在中国被广泛宣传和引用的一个涉及土地所有权的理论上的。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的手段就是使用土地，历史上剥削制度的产生是建立在土地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自从土地掌握在公社手里后，除了从公社里按人均分得的一份土地外，没有人能够获取更多的土地使用权，这样就不没有剥削存在的物质基础，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从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看，退一步来说，这只是一种天真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的生产方式从来都不是土地，而是机器，工厂以及工业化资本。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占有，资本家已经能够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得收益了。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不是促进而是妨碍了企业家与非生产性的地主阶级分享利润的能力。无数的经济学家，从卡尔马克思到乔治亨利，已经论证了土地的国有化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理想的条件。各种各样的中产阶级也鼓吹这一点，尽管历史上资产阶级总是跟他们的地主阶级反对派相互妥协，相互合作以反对更加激进的工人阶级。

王副县长所说的拖拉机主人“合法的资本投资回报”到底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他所引导的一种重要生产手段吗，接受这种服务的人必须以一定的比例支付费用，而这种比例则反映了当前流行的一个收益率。当拖拉机的主人同时也是司机时，这种剥削关系的因素就被遮掩了，然而它到底是存在的。如果拖拉的主人雇佣工人驾驶其机器的话，那么就得加上另一种价值的形式——劳力工资的剥削收入。

人们可以认同王的这种观点，也就是少数个人拥有自己的机器并通过这些机器给别人提供服务以获得一定的报酬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人们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促进这种形式生产的小量的私人所有制并保证他们的利益，增加他们的雇佣人数对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上并把它作为阶级分化的根源而否认机器私人占有制所潜在的剥削，就是明显的愚民政策了。

近来，发展中的贸易也会给剥削和两极分化打开方便之门。现在凤阳地区个人最大的收入，据估计，并不是来自农业生产收入而是在开放的市场上进行商品买卖所赚的收入。王副县长特别给我们谈到有个人通过把席子运到北方去卖而赚了成千上万的钱。这个商人的席子价格高达每床3.2元（而官方的价格是2元），他把这些席子运到一千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卖，一个季度可以得到20，000元的收入。从官方的观点来看，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与公社签订了合同的个人罢了，——这个合同授权他做席子方面的贸易。根据合同他每年要上交10，000元，公社给他开一封介绍信以向当地的银行贷款支付购买和运输的费用。因为他在其花费上赚了20，000元，因此政府向他克以重税，高达15，000元。这样他还有5，000元剩余，而当地的平均人均年收入是345元。他可以把钱投回其商业上，存到银行里获取利息，或者购买一些新型工业建筑的股份。无论他怎样做，这些源自投资所产生的收入都必须归入不劳而获的收入并且最后必定积累成为一个富有的资本拥有者。这个人被称为小贩的时间会有多久呢？显然，现在充斥市场的商业自由必然会产生一批商业新贵。

我们在高郡乡（Gaojen）所看到的新企业，好像也同样使该地区走上了发财致富和严重分化的路子。村民们通过购买一定的股份就拥有在新的磨粉厂工作的权利，但是，工人们能有持有主要的股票多长时间呢？假设最初的股票持有工人退休了，并假设其继承人对这个厂并没什么兴趣，但是继承了其先人的股票持有权和投票权，这样，新的股票持有人不就可以不上班并从其邻居的劳动中获得相应的股票收益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能够预见到这样一个分化过程，一部分人通过其拥有的股票从厂里获得收益并成为工厂的主人，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工厂的基本工作而成为工人。让人们以股份形式投资好像以某个加速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也打开了不劳而获的大门。

两极分化可以说是“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令人烦恼最消极的后果，但它决不是仅有的一个严重问题。该体制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计划生育问题，入学率下降，臭名昭著的土地滥用问题，对树木的滥砍滥伐问题。它也导致了许多地区对成熟作物产品的公开抢夺。许多承包了土地的家庭需要小孩到农地里帮忙，他们就超生，孩子长大后也不送他们上学以补充成年劳力的欠缺。许多家庭未经许可就在其承包的土地上盖房子，而有些家庭则在最好的土地中间修建坟墓，这样就减少了耕种面积。农民们也开垦一些永远无法用来耕种的荒地，他们还在夜晚偷偷砍伐公路和水道两旁的树木来建房子或做家具。

当我问王副县长有关这些问题的情况时，他并不否认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他只把这些问题当作一种暂时的不正常现象，这些现象终将得到控制。他说出生率在分地后急剧的上升了，但是随着收入的提高以及上面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出生率会再一次回落的。他说入学率从95%降到了88%但是现在又回升到90%。随着农民们变得越来越富裕他们会再次想起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教育的重要性的。他说许多人在其承包的土地上非法建房，政府正插手并阻止这些问题。他注意到有块空地上堆着一堆建筑用的石头，很明显是用来准备建新房子的，但是他说这块地的主人已经得到这块地不能用于建房的警告并答应把石头搬走。对于在耕地上建造坟墓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情况了，有新的也有旧的。王副县长没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指出这样做是违法的。我们看到了公路两旁许多刚刚被砍掉的新树桩，而且沿着公路好长一段路程都已经没有一棵树了。王说，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种肆意破坏行为，政府已经把路基两旁的树木分派给每个承包户以作为其“承包责任”的一部分，他预料这些树将来会长得更好。我们看到极少的山地，因此很难估计由于农民们的草率开垦而导致无法控制的水土流失到底有多严重。对于农作物的抢夺问题，所有和我们谈过的凤阳领导和农民们都直截了当地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现在还有谁想种地呢？”他们反问道，“我们拥有的粮食都比我们能买的要多。我们把这些粮食堆在自己屋外的街道上，不会有人把粮食收走。抢粮不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我假定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自从家庭承包以来山西的抢粮现象这么多，而这个问题却从未困扰过凤阳。也许是这里的领导人的热心与周到的工作使得这里创建了一个不同的法律秩序氛围吧。

王副县长对未来的看法正确吗？上面提到的这许多问题真能如其所言会得到控制吗？或者这些是他们所自豪宣扬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体制的固有矛盾吗？我觉得现在还很难判断。跟凤阳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问题是次要的，但是在其他地方这种相比的结果却又相反。是什么意识让每一个人都放弃集体化呢。为什么不保留这些已经取得如此成就的合作社并让他们与承包的个人相竞争呢？为什么不给不同的社会组织留出一定的空间来看看到底哪种体制会更好呢？一个人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借口，但是在中国，这股政策的风在某一时刻似乎只能从一个方向吹，并强制性地一刀切，好像没有中间路线的先例。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