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 | 大刀阔斧的改革：农村的变化 1984

大刀阔斧的改革：农村的变化 1984¹

在中国最初的土地改革以后，土地制度发展为两级合作社所有。到1958年和大跃进，合作社合并为更大的一级，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人民公社。尽管有着某些调整和政策变动，这些人民公社仍一直是农村的组织核心，直到1980年开始被拆散。现在，绝大多数农民家庭依照责任制从地方政府承包土地。

要理解这种新的体制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你就必须了解一下中国农村。在西方，农场主们住在农庄里，工作也就在周围的土地上，但是在中国，尤其在北方，农民是住在拥挤的村庄里、到远处的原野劳作。当你坐飞机经过华北平原时，你可以看到这些村庄分散于各处，彼此相隔不超过1英里甚至还要近得多，每个村庄都有1000到3000人。村庄在发展，外围的土地就收缩，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只能依赖不断减少的土地资源生存。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已经低于1949年，但人口却几乎增加了一倍。

责任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1962年即大跃进造成崩溃之后制定的“三自一包”政策的复苏。“三自一包”的“三自”指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

倒退到60年代？

这种制度在60年代早期就大范围推广实行，可以拿当时的情形和现在坐一些有趣的对比。当然，在几乎全部土地都承包给个人的时候，扩大自留地面积的自由也变得毫无意义。扩展市场和开办以利润为目的的个体副业是整个政策最重要的附属产物，而核心仍然是将土地承包到家家户户。

当承包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确定的年限，承包只是临时性的。后来规定承包年限为3年。到现在土地承包期为15年，并且有继承权。如果承包者在15年内就去世了，其子女能继承所承包的土地接着执行合同。这一制度发端于安徽，在那里，合同规定十分简单：承包农民交一定的现金给当地政府，按规定价格出售商定数量的粮食给国家，再缴纳基本税款，其余的就全部归其个人所有。收成不用移交了，因而这一体系也没有什么变动，更高当局只需要掌握总产量。

其它的形式就要复杂得多，农民往往有义务将粮食移交给村级组织。这些粮食可以挣得工分，承包者得回相应份额的粮食，每年还能分发一两次现金。不过还有一种形式是，只有部分土地承包出去，公社保留其余的土地，每个农民都要到这部分公共土地上劳动同样的天数。当然哪儿的土地能用来承包就是可变的。有时承包的土地面积由家庭成员数决定，有时则是家庭内壮劳力的个数来决定。主要的变动就是以家庭为单个生产单位而将资源承包给它们。

从官方观点来看，承包制的重要优势在于能够自动解决按劳分配的问题。每个家庭都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劳动，不管它的成员种植什么都表现为他们投入的劳动量。这一体系不需要多少计划，也不用怎么组织和领导。不用记帐了，也不用开多少会了，每个家庭自顾自就可以了。同样，除了承包者自己没有人需要为他/她的贫困负责。当局将土地等资源简单分给个体农户，并告诉他们自己来致富，如果五年之内他们还是不能富裕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的确，也没有人能怪罪得了当局的掌权者。

鼓励分工

承包是与一个很开放的市场同步发展的，这很重要。比如说，一个承包户可能要按照合同上交一定的谷物，但他自己就不一定要种这些谷物了：他可以种棉花或者别的任何他认为更有利可图的农作物，再从其它承包者那里购买谷物交给政府来兑现合同。在某些地方这种情况变得相当普遍，以至于谷物生产迅速下降，当局不得不制定新的法令来要求人们自己种植谷物。

市场刺激了所有门类的小副业。在引导工作很差的公社体制下，手工业和专业分工是被人为阻碍了的。人们不能自由到市场上交换。因为他们的产品没有销路，他们就只能停止生产。现在有了开放程度很高的市场，人们能够开始制造所有他们想到的产品并为它们找到销路。因此人们在各行各业有了专业化分工，包括很奇怪的门类，比如有个农民就养殖蝎子。很多人去养蜂。中国是一块高度多样化的土地，有着各种各样的资源，她的人民有着非凡的聪明才智。虽然我并不认为合作社体制肯定会扼杀这种智慧——在很多场合它甚至也鼓励这一点——但是新的政策的确大大释放了这种个人创造力。

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人们也有了创立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个人或合作企业的自由。今天股份化工业合作社状况已经好多了，很多人都合资创办类似于股份公司的企业。与此同时雇用和解雇员工的权利也得到发展。起初政府限制私人企业雇工的人数。有一段时间规定可以雇佣6到8个员工。后来业主被允许雇佣足够多的人数，雇佣期也不设限制，前提是雇工要是家族成员——这并不算一个严厉的限制，因为在中国很多公社里每个人的姓是相同的，都称得上亲戚。现在即便这样的限制也不起作用了，雇工实际上并没受到约束。

市场交易的巨大增长为众多的商贩和售货员提供了收入。你能看到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年内不曾出现过的情形：大街上成年男子前面摆着三个苹果或四个梨出售。就在五年以前你都不可能在中国看到壮劳力做这样的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商贩进行管制，并且为经商作出了不同的定义以将它区别于投机分子。一种定义指出，销售的货物足够用一辆自行车装下可以算作商贩而不是投机分子，但是用火车或者卡车装运货物就是投机倒把。如今，这些都成为往事了。

最后，人们现在有了私人购买和拥有生产设备的权利，比如拖拉机或普通机械、卡车、加工器材等等。这种所有制已经相当普遍。

中国大概有98％的土地被承包了出去，甚至大部分国家农场也是。以前建立国家农场是为了作现代化生产的示范园或者就是简单地开垦荒地。在东北，在处女地上建立粮食生产基地曾经是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许多国家农场不再作为一个单一的管理单位：它们的资源都很简单地出租给全体职工了，承包者可以随意种植庄稼，只要按“承包价”缴纳租金就行，这些收来的租金就算作农场的利润。

经济成果

当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谷物增产量并没有像所声称的那样多的时候，很明显谷物供应并不短缺。自由市场上的谷物价格正在下降并接近国家的粮价，如果谷物出现大量短缺的话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另外，一些人正饲养着大量的牲畜—-每户家庭12,000只鸡或者125只猪—-如果没有谷物的话他们是做不到的。玉米、高粱等人们不喜欢吃的粗粮的形势非常地好。在过去大部分人不得不吃这些粗粮，但是现在他们吃小麦和大米并且给牲畜喂养更多的粗粮。

但是有一些地方谷物产量事实上已经出现大幅度下降，农民改做其他的事情，或者甚至抛弃土地。例如，在湖南的一些地方，他们让土地撂荒，到外面去找一些其他的工作。

与此同时，经济作物已经开始增加，棉花产量已经翻了一番，油料作物以及其他的特种作物例如水果和蔬菜已经显示出重大的增长。在中国，过去好的合作社和现在出色的个体农民能够达到的产量已经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或者已经跟欧洲和美国的农民一样高。所以不会有一些快速的途径让产量翻倍、再翻倍。

但是当这些好的结果被广泛宣传的同时，其他的结果却没被很好的了解。其中之一，非常突出的，就是土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对将来实现现代化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在集体体制下土地是按照非常实用的方式连在一块儿的。土地是宽阔的，当现代化有了这个自然的基础，在中国，机械设备（如果他们有的话）将很容易在土地上工作。现在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跟改革之前比起来，土地已经被分得细碎的多了。

这一过程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土地上的家庭数量已经增加了一倍。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努力让承包制公平。这意味着几乎每一个农村家庭都得到一份同等质量的土地。每一个家庭也会得到一块近地和一块远地，这样每一块大片的田地被分割成无数块细小的田地。由于原来未分的土地是宽广的，而通往每一块小田地的道路又是必需的，政府给每一个家庭一块长而窄的土地当田埂，连接一条条道路。如果土地是正方形的倒好办，但所有这些小块的土地引起了巨大的困难。许多田窄小到连手推车都不能通过，这意味着每一样东西都不得不用扁担挑来挑去。而且，田埂的宽窄和彼此之间的欺诈引起了无休止的争吵。“我从你那里抢了一垅沟，你又从我这里抢了一垅沟。”法庭被有关土地使用、灌溉权利之类问题的诉讼弄得焦头烂额。

土地分割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谷物产量，因为农民仍然用锄头耕种土地，毕竟一块土地是一码宽还是10英亩大对锄头农业并没有多大的影响――除非它包括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只是更努力地工作，工作更长的时间，投入更多的精力，农业有一个总体的加速，并且这部分超额的努力使产量保持平稳，甚至增加。

资源的破坏

对于集体财产（资源）的长期的破坏是新政策的最恶劣的后果之一。许多情况下，集体财产简简单单就被断送，而卖给了个人；当集体的财产已经确定要被出售而无法保留的时候，人们就会来拆除而拿走曾经属于他们共同拥有的一切，包括总部（总指挥部）、学校、任何公共的机器等等。他们（拆毁了房屋），拿走了窗框，门板，房顶的横梁。马场（Horse Square）公社在靠近张庄公社的地方有一个大的猪场。我们拍摄了它被拆除后的场景。它不是一个值得下手的伟大建筑，没有人能从获得几根檩木而致富，但是被人们清洗过之后，它还是变成了一片杂乱的废墟。当张庄公社不得不实行同样的政策时，公社领导秘密进行会谈决定解决办法，同时派民兵站岗，守住集体财产，这样才避免了破坏。

破坏还以牺牲环境的方式剧烈增长着。大量的树木被砍伐，就在北京周边，甚至电话杆电线杆，也被砍倒了，就是为了获得木材，为了满足城市中存在的巨大的家具市场的需要。在北京北面的山区所有的土地也都被开垦了，甚至45°的斜坡也开了荒种了地。

有四个夏天，我曾经做同一辆火车从北京北上，但我从没有见过山区像如今这样被开发利用。坡地上曾经或许有过过度放牧，但至少没有被开垦。如果那里还有灌木，就还会有一些柴火可以收割，但是现在巨大的地区都被锄头开发出来，种上了庄稼。这或许还可以持续二到三年，那时坡地就被开垦完了。坡地上的土壤面临着流失的危险。其他那些本不该开垦而却已经种上了庄稼的土地会受的风的侵蚀。房价在上涨，坟墓出现在良田的中间。人们像过去一样把死人埋在田地里，毫无顾忌，如同土地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一样。

当你对这些破坏提出疑问时，人们告诉你这是一个制止滥用的问题，解决之道在于新的法律，在于治安员提高警惕。但是一些人已经变得这么富裕，他们有能力反抗法律，收买执法者。

雇佣劳动

新政策的整个地推行是要把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变为现实。但是既然一个家庭能够承包更多的生产资料，甚至比他们自力所能耕种的更多的土地，他们就能雇佣他人来工作。人们曾颇为羡慕的向我讲起山西北部的一个人承包了750亩（大于100英亩）土地的事情。我说他一定有很多机械，但是他们告诉我说没有，他没有任何机械，他借助于雇佣劳动。在太原北部的一个生产队，一对夫妇承包了80亩（12英亩）稻田，加上近10英亩旱田，他们也同样雇佣别人劳动。（注：1英亩=6.07亩）

新的个体企业的规模在不断地增长。报纸登发了中国第一个买车的农民的图片，是一个妇女。她的企业生产鸡蛋，而且她自己养鸡并营销鸡蛋。从数字上很清楚就可以知道她至少养了12，000只鸡，她的家人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我估计她要雇佣10到15人在他到企业里做工。所以，她雇佣的人数已经很不少。

新闻提及的另一个农民是制造香肠的。他家有四口人。但是他的香肠生意增长得这么快，几个月前他雇佣了4个熟练工人，每一个工人还带一个学徒。根据过去的说法，如果一个家庭雇佣了比家里劳动力更多的人，它就是一个富农家庭。

在最初，当然，承包者维持着旧有的关系，他付给工人与原来的工分相等的工资，自己也拿适度的一份作为自己的报酬。但是没有人控制进一步的发展。张庄公社的六个果园（gardens）——每个大约六英亩，曾经有15个人共同劳动分享收入——被承包给最高的出价人，然后每个承包者雇佣了15个人来劳动，但是工资却比标准低得多。

另外，中间商或者代理人也大量出现了。这些人控制着资源与运输。例如，有一个人负责长弓公社水泥厂所有水泥的运出与所有材料的运入。他租用大车（carts）来运送货物。如果车是当地的，就是说是本村村民的，每车他能得到10%的收入；如果车不是本地的，他得到20%。像这样的人就正在发大财。

权威们声称农民的收入现在已经加倍了——这是很大的功绩。但是数字本身并没有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很明显这一段时期物价也在剧烈的上涨，——城里的人正在抱怨食品的价格贵多了。

所有这一切包含的不仅仅是收入的差别，而更是阶级的分化。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会占据优势地位，并最终剥削那些落在后面的人。所谓的自由市场受到推崇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麻烦。有一种情况，接管了西红柿市场的一群人不许其他的农民到市场上售卖西红柿，把他们赶到了街头巷尾，而后他们自己则直接在市场上售卖。我不确定这种强力手段有多普遍，但是它们是丑陋的，而且还在扩张。

任何不对承包资产进行限制的体系最终不会按劳动量分配报酬。发展的结果是按承包生产资料的数量进行分配的体系。资本的控制作用很快就会超过劳动。

可怕的风俗

新的体制也从根本上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个体制表现出的旧的经济关系或者转向传统经济关系越多，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就复苏越多。去年八月在张庄两个农村老人的死亡和安葬让我们看到了家庭可怖的一面。通常，人们尽可能快地埋葬死者，尤其是在八月！但是现在如果家里死了人，须向村里的算命先生或是“先知”求得一个适合安葬的吉日。一个死者埋在哪里和什么时候埋都很重要，星象是不能错的。而这个先知却是村里那个曾被认为是白痴的人。他们称呼他为“八毛”，也就是8个一角硬币的意思（1元就是10个1角硬币，8个表示头脑不正常）。这个人不知怎么从他祖父那里继承了一本和神谕有关的书，现在他就是村里的首席先知了。

这个家伙告诉人们死人应该在八天后下葬。在下葬的日子——不到晚上七点钟，大约太阳落山的时辰也是不能下葬的——，他们抬着棺材在村子的各个地方展示，还要奏一整天的乐。他们雇佣一个送丧队，规模越大就越显得这个家族有威望，也算是死人的更大的荣耀。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尸体发出恶臭，人们无法在近前演奏，所以他们把棺材摆在一百码以外的街道上。一方面是活人的奏乐折腾，一方面腐水从棺材里面滴出来，在街上形成一个泥坑，苍蝇在四处乱飞。当表演两个小时后，他们去移动棺材时，不得不先泼下高粱酒（sorghum liquor）除去臭味，赶走苍蝇。然后，他们沿大街抬一段距离，放下后再演奏二个小时——又留下了一个恶臭尸水的泥坑。1983年夏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两次。

我还看到许多老式（是否译为“古旧”）的消遣方式的复活。两三年前，有700万戏剧业余爱好者，现在已经下降到250万。但是各种各样的杂耍大大增加起来，其中多数是相当低级趣味的，像把一条蛇从鼻孔塞进去从口里拔出来，带有黄色性质的舞蹈，诸如此类。农村的风俗文化方面真是发生了大倒退。

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业

新政策带来的一种令我特别感兴趣的现象是劳动力大量脱离农业。我曾经有很长时间为机械化争辩，但过去几年人们总是说：“我们的人口这么多，怎么可能实现机械化？” 依我的观点当然是应该从像张庄那样繁荣而且地处城郊的地方开始机械化，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也容易找到别的工作。以此开始，再逐步解决技术问题。逐渐推广的话，刚开始能有20％做到，然后会增加10％，接着发展另外20％，类似可以搞很多年。但是没有人愿意听这样的意见。现在责任制在一年中已经让30％的人即那些没有承包的离开了土地。在这30%当中，1984年1月只有一半的人找到了别的事做，这样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转移，但并非技术进步，而完全是社会经济政策造成了这种状况。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不可能有可行的机械化计划能做到这一点。人们说中国有3亿人忙碌在土地上。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是1亿，当中有一半也就是5000万失业。他们都在哪里呢？当然他们是靠其他的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生活。他们没有外出找工作，因此这种转移就被掩盖了。

所有这些都让人回想起中国在五十年代的新民主主义计划当中的一些问题：混合经济在某些地区鼓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产生了两极分化和劳动人口转移等问题。当时的解决办法是过渡到集体农业。现在政府在重建一个混合经济体，其中私有成分在不断增长。它相当有活力，而我认为也很不稳定。问题在于：它将往哪个方向去？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