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 | 解读改革：1986年农村的变化

解读改革：1986年农村的变化¹

1986年，在中国工作了5个月以后，我觉得没有去年的稳定了。整个国家看起来很不稳定，问题的涉及面很大也很紧迫，而且政府的处理能力变小了。

最关键的弱点在于对外贸易。去年底或者今年初，中央决定一些城市或者整个省有权利自行处理对外贸易。结果导致了中央失去了对整个过程的控制，省和市开始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道，进口暴涨，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花去了国家半数甚至更多的外汇储备。大量商品是从日本进口的：小汽车、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它们横扫整个国家，对大量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威胁。人们开始谈论“日本对中国的第二次侵略”。

此前对外贸易平衡一直是有利于中国的，现在突然反过来了，特别是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逆差。严重的腐败加剧了这个问题，例如海南岛的事件，当地官员以高美元汇率进口了数千辆小货车，然后以更高的令人吃惊的价格转手卖给其它地方，为海南和他们自己创造了大量的非法利益。然而这样的事情还在继续，通货膨胀还在继续，导致了大量的物价上涨，特别是粮食、蔬菜和肉类的价格。拿固定工资的城市居民开始发现生计的维持越来越困难了。

九月份，北京的学生终于上街了。天安门出现了几千人的游行队伍。政府快速反应，动员了大量的青年堵住了清华和其他大学的大门，阻止了首都更大规模的上街抗议。但是在其他省，由于年轻人之间联络起来很方便，很多城市有学生游行。

贸易问题

表面上看，示威主要目的是反日。直接的原因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那是他们供奉军人、包括被中国认为是战争犯的人。此举震动了那些对于日本跟军事复辟相关的行为非常敏感的中国人。有人重提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以贸易和投资开始的。所以第一个口号是“打倒日货洪流”或者“抵抗日货泛滥”。然而很快矛头转向了国内的问题，从“反通货膨胀”、“反腐败”到尖锐得多的“政府无能”、“打倒新李鸿章”。

李鸿章是清政府的总督，他参与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引进外商兴建现代工厂，组建了一支所谓现代的陆军和海军，1895年对日战争失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称邓为新李鸿章首先是指责他对于日本的处理：中日贸易，对日贸易逆差，进口商品和引进日资。但一个政府失去了对进口和货币储备的控制能力的时候，理所当然的会被指责为无能，特别是在中国，有过150年被列强凌辱的历史。

贸易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以大量的原料输出来弥补进口赤字。山西西北部的新煤矿将由阿曼德·哈默公司（Armand Hammer）和中国政府联合开采，在山西北部和内蒙的一些大煤田也被列为开采的对象，大量的石油也有同样的趋势。这对许多人敲起了警钟，害怕中国走向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大量廉价的宝贵原料来换取昂贵的进口工业品，而不是建立自己的工业。不需要太多的贸易赤字就可以将中国置于与尼日利亚相同的境地——深深陷于债务危机的泥潭中。

我听到了很多中国工业的故事，他们由于国家进口有补助的进口商品而被削弱，然而这些进口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国外的，而不是因为它们优于国产货。我妹妹和她的丈夫²花了数年时间研制牛奶设备。现在他们终于成功了，但是所做的努力现在却很危险，因为丹麦、日本和德国在这方面都有很强的出口驱动。中国政府机关更愿意买外国的产品，这就切断了自己人民的喉咙。我也听说了深圳本来准备向成都的一家公司购买计算机，后来向意大利买了，就因为这是外国的。于是成都的那间公司境况就变得非常的差。

在汽车工业方面，国外的优势非常明显。没有人想买中国的汽车。每个官员都想买一辆日本的小车好与自己的同僚平起平坐。我的妹夫曾经担心过在北京饭店前面找不到自己的小车和司机。但我告诉他，在数百辆日本制造的汽车当中，他单位的那辆是唯一的一辆上海制造的。在哪里他都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来。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他的单位如此落后呢？因为它是农村的。

知情人士说很多不良贸易正在进行着。如果一个外国公司不能使政府接受合同购买他们的产品，他们可以下到省市级的单位完成未果的交易。就这样他们卖给了中国大量劣质设备和过时技术。由于对高技术的狂热，任何称为高技术的都能卖得很好，即使它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或者中国本来就有了更好的技术。

农民减负

农业方面，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正在发生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趋势表明，现在在邓领导下恢复的、所谓的新发展正是毛的时候出现过而且是邓当时最尖锐地批评过的。例如，大量的劳动力离开了土地，数百万的农民脱离农田而进入工业和下海经商，正如大跃进期间，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一样。

由于土地劳动力投入的回报缓慢，没有人想留在家中的土地里。集体不得不使用工业的所得来补贴农业，导致了财富上的巨大的平调（leveling and transferring）。这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粗暴的违反。人们都说合作化肯定是会违反这个原则的，但现在突然之间在私有化了的农村集体中，大量从承包的土地和副业企业的所得都被用于补贴给那些愿意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如果这不是平调（leveling and transferring），那又该是什么呢？我们又回到了“大锅饭”，这本是对合作化的嘲笑。情况改变的越来越多，但越来越多的却还是同样的。

集体的农业补贴的总量并不小。在张庄的农村，我花了四天时间，那里的承包者可以从每亩土地上获得60元，这也包括了免费的耕犁、化肥、种子、害虫控制的因素，以及国家的优惠收购价（每斤在国家定价基础上的补贴5分钱）。这些加起来大概每英亩120美元（官方汇率），比美国政府为各种造成减产的农业计划所支付的补贴还要多。整个国家总的补贴的数字肯定是巨大的，而且这还不包括那些含在收购价里面的各种补贴，尽管1980年就已经提了20％的价格。我以前认为虽然像日本这种工业国家会补贴国内的粮食价格，但这是不会发生在中国的，可现在很明显的是这发生了。在机械化上哪怕一点点的提高都会使得这种补贴变得不必要的，但是只要农业还是以锄头为主，用镰刀收割的话，农业都不得不需要补贴，因为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是很重要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坏事情。数百万的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如果能够进入其他的生产领域这是一件好事情。劳动力的抽调、找人帮忙的困难、工资的急剧增长，都为机械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是此问题唯一的长远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新的政权并没有像原来的那样准备了农业所需的机械，因此劳动力的问题由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来解决，大量的人从贫瘠的山地地区到其他地方做一些粗重的体力活，按日计工，并在农忙之后带着少量的钱重回家中。

这个秋天，在广东一个收割劳力的价格是每天6元，还没包括免费的饭食、酒水和香烟等雇佣方必须提供的。因为每亩水稻需要一个农民4天的时间收割，现金就要花掉差不多25元。25元每亩也就是150元每英亩（官方汇率的50美金，市场汇率的25美金），这仅仅是用于收割的成本，还没有提到其他的。这大大超过了美国使用机械收割的成本。所有这一切是由于副业和工业发展导致的劳动力价格上升。

四川劳动力的成本去年秋天是每天4元，黑龙江今年秋天是每天10元，山西今年秋天是每天3－5元——但是妇女只有每天1.5元。这些与过去对比有了很大的增长，也增加了对于机械化的需求而不是移动的劳动力市场，这其实是肥沃地区农民对贫瘠地区农民的一种剥削。不幸的是，高层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个问题。

一个仍然正常运行的集体经济

为了看些不同东西，我们去了一个仿照张庄乡的机械化而建立、并且变得繁荣的村庄——王公庄，它的发展没有被新的农业政策打断。每当当局者下来找他们（强迫分田）的时候，所有的公社领导都藏起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分田之风刮过一年到两年之后。现在王公庄是中国合作化和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村庄之一，镇区领导现在在动员其它的村庄也来向王公庄学习。虽然这种与政策不一致的成就不能够被北京甚至是省会太原知道，但是这种经验已经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省里分管机械的官员给我写了个报告，说那种促进机械化的道路是通过种粮专业户承包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而进行的。我确实不反对这种道路，只要他们可以找到快速机械化的道路，但是我同样提倡王公庄的围绕“四个统一”的合作化道路。后面的道路包括了所有的土地承包人，在共同的努力中实行统一计划、统一财务、统一管理和机械化。另外一个“四个统一”的说法是统一计划，统一购买，统一技术和统一机械加工。

换句话来说，在这些合作化公社里面，虽然土地是承包了的，但是所有的麦子、玉米和豆类都是一起种植的。公社购买最好的种子和化肥，然后由中心机械队——或者是由公社所有和管理的，或者由当地的私人专业户承包的——来实行所有的耕作、施肥、种植和喷雾直到收获前。所有的单个家庭只做些临时的看护庄稼工作如一些轻的除草工作或间作。到了收获时节人们把作物分开。每个家庭储藏自己的作物并计算自己的帐目，支付它欠（公社）投入和机器工作的费用。

这是高度集体化和高度联合管理的代表。我们见到的采用这种方法的地区的成果是很突出的。但是这和遍及中国农村的私有化政策背道而驰，而且它是如此偏离了国家的当前政策，山西省负责机械的人们都不希望我在我的报告中指出这是一条可能的前进道路。

王公庄的结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从山西平均水平看来，他们的人均土地面积很高，1611个人有5680亩，其中455个人是强壮的劳动力。他们占有5442亩土地，或者相当于每个人多于一英亩。所以按照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分得的亩数来计算，他们将有大量的土地来进行经济作物种植，承包的同时像以前一样联合作业。收成如下：

年份 每英亩产量（蒲式耳bushel） 1978 46 1979 71 1980 88 1981 96 1982 103 1983 112 1984 118 1985 118+

这些进步的确是开始于机械化的，尤其是内置了秸秆粉碎机的玉米收割机的应用。由于收割机把秸秆粉碎了，使得所有残余的有机物再次回到土壤中，年如一年地使农田增肥。这使得土壤有了更好的保水能力，化肥也更容易被吸收。当你再加上优质的种子、增加的化肥、在传统氮肥基础上附加的磷肥、除草剂的使用、也许还有玉米去雄穗技术的推广，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无容置疑的产量连年增长的公式了。由于机器解放了以前不得不用于田间工作的劳动力，他们得以进入副业——加工、运输、畜禽养殖（特别是养鸡）、养蚕、丝绸业（silk filiatures）和当地建筑业——使得收入增加了333％。农业和副业现在总收入达到了每年每人418元，而1978年的是66元。

王公庄的成功激励了整个镇和县，很多大队已经决定仿效了。这个方式现在已经得到了县领导的支持，但是没有人能够在全国甚至在省的范围内公开这个经验，因为它与当前政策不一致。

王公庄和其他地方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在别的地方看见了农民为了腾出地方种麦子而在田中烧掉大量的秸秆。在山西的东南部，他们秋季的时候烧玉米和豆子的秸秆，夏收以后烧小麦的秸秆。所有的有用的有机物都被烧掉了，因为它们碍地方，而且农村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人手处理它们。当然，传统上他们是燃烧秸秆作为燃料来做饭和取暖的，但是随着山西采煤的进步和煤价的便宜，人们都燃煤作为燃料了，不再需要秸秆了。

我们看到了一些地方农民把秸秆堆放在田的尽头沿着公路两侧，然后燃烧，产生的热烧毁了路旁的树木。10月底的时侯，到处的燃烧使得山西的空气充满了烟，到处的风中都有它的味道，到处都能看到远处地平线上有蓝色的烟雾。这是多么严重的浪费啊。

由于私有化，所有的打谷场都显得太小了。每户农户都要为自己寻找地方，所以凡是接近公路的农户都把他们的谷物铺到地上，让经过的汽车碾压去壳，然后放在路边晒干。农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使用公路的，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大范围的。今年10月份，我们在这种扑满粮食的公路上走了几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其间一根豆子秸秆卷进了车轴卡住了，我们花了大概一个小时才把它弄好。

这种在公路上处理的谷子会非常脏。车上来的油，马和骡的排泄物，路面的柏油，一同污染了粮食。各级政府屡次禁止公路上的这种处理方式，但是事情照旧，甚至规模越来越大。没有人可以控制它。不占用公路而又要获得足够的打谷场地，就必须占用农田，这是谁都不愿意的。集体化的打谷需要少得多的空间，而私人的就需要到处扩展。

在山西北部，我们看到了一个县，由于领导很好，他们土地私有化后建了一个很大的牛奶厂。山阴（Shanyin）现在号称有8000头奶牛，其中大多数都是私人的，但全都是从一个老牌国家农场继承过来，这家国有农场原有1000头奶牛。在一个村子里面，我们找到了500头奶牛——一家农户有2头，一家农户有3头，一家农户有1头——每头奶牛在牛奶上每年有2000元的收入。农民种植玉米，给奶牛喂食玉米和打碎的秸秆（从一个地方工厂提供的配给的谷物是添加了营养的），他们每天两次挤奶，挤完后就把奶送到一个奶粉厂。多么壮观的场面啊！所有的人，老的小的，将盛牛奶的塑料容器搁在自行车后座的两侧，在通往牛奶厂的公路上连成了一条线。毫无疑问副业是要发展的，饲养奶牛是有效益的副业，至少现在如此。但是这整个过程导致了两极分化，并且相当迅速。最大的私人饲养户已经有30头奶牛了，而平均起来每户只有一到两头。30头奶牛就必须雇佣劳动力了，至少每三到四头奶牛就需要一个人。

到处我们都听到对于税费的抱怨，这个牛奶厂也不例外。似乎轻工业部有权对于所有非农产品征收费用，而不管它的源头，甚至它对于企业的建立和管理根本就没有任何贡献。例如，当你开始挤奶，在你所得的每斤26美分中的1.5美分就以管理费的名义到了轻工业部的手中。另外1.5美分以其它税项的形式也没了，因此在牛奶还没到工厂之前，就已经总共不见了3美分（几乎是12％）。此后它还会被征以各种过程的税项，如运送税（shipping taxes）等——农业集体肩上的负担是实实在在的，人们对此抱怨不已。

买了一辆小拖拉机或者货车，选择从事运输的农民需要担负超过20种不同的税费——执照费（license fees），公路使用税，货运税（load taxes）——你能说出名堂的，就有一样税。这大大降低了运输的利润。在这20多种里面他们列出了保险。这算是有理由的费用，但是其它很多费用是根本没有理由的。他们仿佛是封建时代的苛捐杂税，是地方掌权者强加于贸易之上的无端束缚。

合作化的成功

在东北的黑龙江，过去机械化是很普遍的，至少在农业上。农民使用联合收割机收获小的谷物和豆类，除了玉米。改革像狂风一样席卷机械化。黑龙江的10000个村子里面，只有181个在机械化上面保留了集体的控制，也就是集体所有和管理。百分之二十的把机器承包给个人了，剩下的百分之八十通过内部关系以极其廉价的价格卖出去了——例如大队领导，他们的亲戚和朋友等，平均起来机器只卖了原价格的三分之一。如果一个人认为机器已经折旧了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机器就会以半价出售。不管你怎么说，这是对集体财富的巨大的掠夺，集体财产大量流失，而且那些以如此低价买到机器的人，常常是不愿意进行大修的。使用的机械，主要是拖拉机、犁和少量的联合收割机，他们用到直到需要大修的时候就把它们废弃掉了。

改革以后，大部分的机器只完成了原来工作量的一部分。在几乎每个例子里面，整套的设备都是分开单独出售的，因此新的单个所有者不能承包整个工作和种植流程。一个人为农民犁田，另一个来播种，还有别的人来收割，而没有人能够拥有全套的设备。因此效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在全省范围内，政府强调说作物收成没有下跌，而是维持在相当好的水平。这是因为土地承包者主要用双手和牲畜完成了大量粗重的劳动，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

我们参观了与此不同的两个村子。他们都选择了拒绝解散。坚华（Jianhua）村拥有人均13亩的土地，如果把山地算上，几乎是人均26亩——大概是全国平均值的12倍。党委书记决定保留机械的所有权，并且通过一个或者几个机械化小组来组织它们的使用。大概有10户农民认为解散以后他们会更加富裕，因此离开村子到外面去了。但是整个村子仍然作为一个集体运作着，运行得非常好，今年这10户农民回来了，请求重新加入。党委书记很明智地让他们回来，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欢迎他们回来的派对。他们之所以回来是因为他们发现要单靠自己来致富其实并不容易。留下来的人们共同劳作反而收获得了更多。

这个大队在副业上有骄人的记录，数十农户饲养的50000只鸡（每户数百到数千不等），使用人工池塘的大型淡水鱼企业，一个石油加工厂，山地的牛养殖，还有很多其它的项目。他们也拥有相当高的机械化水平，包括一个可以浇灌数千亩（主要是小麦田）的大型并行洒水系统。这里蕴藏了巨大的潜力，尤其他们以集体化的方式管理。

我们第二天去了齐齐哈尔北部，这是更大的一个村子，20多年前原是山东人定居的一片荒地。这里的集体化水平甚至比Jianhua村的还高。这个地方过去曾经是中国最成功的集体化单位（The place was functioning as the most successful collectives functioned elsewhere in China in the past）。由于拥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个大队有自己的奶粉厂和水果罐头厂。大队的成员都有自己的果园、长绿树林和鹿园。他们还投资了三个大型的城市商场（2个在齐齐哈尔，一个在哈尔滨）和一个出租车公司。

跟我同行的中央官员问当地的党委书记为什么他没有按照新政策将所有东西都承包出去。“我不想给你讲长篇大段的马列主义理论，”党委书记说，“因此我只给你三个理由。那样做不现实，我们也找不到实现的方式，而且我们不想那样做。”然后他开始解释这三点，尤其是最后一点。他自己就是企业的经理，自称睡觉的时候也能挣钱。1985年，他建立了一个跟企业利润挂钩的奖金制度，从而收益远远超过了人均3000元的计划。这个村的人均收入是1700元，其中600来自个体的农田项目，如饲养的奶牛，1100来自于集体的项目。党委书记计划在1988年收入达到7百万元——1百万来自于农业，1百万来自于林业，1百万来自于畜禽养殖（主要是奶牛）和3百万来自于工业、商业和外面的企业，加上1百万来自个体农业的所得。这样就可以达到人均3000元的收入。

这个集体拥有17辆大的拖拉机，5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和数十台其它各种设备。在机器的帮助下，合作社社员人均耕作300亩（50英亩）土地，这是东北平均值的10倍多。如果这样都被解散掉，实在是很荒唐的事情，但是事实是，上万个拥有同样水平机械化的集体的确被解散了。而且现在没有人再为这些集体高唱颂歌了，因为他们被视为特立独行的，违反现行政策的。然而他们却被机械化部门的人（the machinery people）所赞扬，因为他们证明了合作化加上机械化能做到什么。

东北支持机械化的人们都尝试着通过推动机器所有者进行联合，来使得当前恶劣的境况得到最好的改变，也就是说，那些买了或者承包了机器使用权的人组织起来，互相协调，制定价格和标准，从而为个体土地承包者提供有效的定制的作业服务。但是如果这些土地承包者不实行类似“四个统一”的形式的话，这些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因为这将没有了机器可以有用武之地的大片的土地。

今年东北南部地区的辽宁省，洪水泛滥严重。在雨季辽河泛滥，毁坏了大面积的庄稼。由于破坏如此严重，北方城市的人们非常紧张并开始抢夺粮票，这是几年来的头一回。在1984年出现了过剩的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觉得个体的粮食市场就可以以低价供应足够的粮食了，但是现在明显这不再可能了。突然之间，配给、粮票和国家定价再次受到了人们的青睐。有传闻说广东粮食短缺希望从湖南购买更多的，但是湖南不允许粮食外运，因为它的领导害怕他们自己本地也短缺。同时，由于长江下游平原在收割的时侯遇上了大雨，导致了大量的粮食腐烂变坏。陈云尖锐地提出了粮食问题，并要求政府对于粮食要给予特别的关注。1985年12月12日的《中国日报》报道了国家粮食收成的大幅度下降，第二天的后续报道说广东的半数土地已经转向了非农业用途了。

草原上的两极分化

1986年的夏天，我走遍了整个内蒙古，考察了那里的草原和沙漠（有时候还真难区分这两者）。那儿我发现形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峻——到处都是过度放牧，没有针对这种破坏的实质性的举措。不管我们到哪里，人们都说放牧是万不得已。（此处原文缺失⋯⋯）

即使在人烟如此稀疏的沙漠地区，我们依然看到了跟其他地方一样的社会差别现象：大胆的承包者想着拥有比他们自己能使用的更多的财物使用权，从而可以雇用贫穷的邻居来做粗重的手工劳动。一个人从他所在的集体中买或者通过某种途径得到了一个新的果园，他雇了三个人正在苹果树之间种植西瓜。当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工人去找熟了的西瓜来给我们吃，非常丰富地招待我们，那些工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于是就给了他们一点点。这是我想起来了旧中国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政府启动了沙丘固定项目后往往会承包出去。政府为每亩支付的价格是很高的。内部有关系的人大面积地承包了，然后雇佣别人来做粗重的手工劳动，自己赚取巨额差价。因此两极分化到处都是。一个蒙古朋友说：“劳动管理关系已经回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初期。”但我问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说：“所有者拥有全部权力，劳动者一无所有。纯粹的雇佣、被雇佣和剥削，还没有任何保障和工会的抵抗。”

我们去了在鄂尔多斯中心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区，那里的地下水位数百英尺深，井的数目很少，而且间距很大。由于数千头牲畜需要水，这些井的周围都出现了轻微的沙漠化了。当我们参观一口井的时候，得知附近另外还有一口井，那是集体花了10000元开的，已经被一个私人以3000元买了。这个牧民只用了30％的价钱买了这口井，用它来充实自己的财富。还是在那个地区，我们看到了一些农田的机械——如用于制作饲料的铡草机，大型割草机，和大型发电机——都被废弃了，散架了，生锈了，发电机上的铜线被弄走了。所有的现在都是私有的了，规模太小了以至于根本没法使用这些机械来作业。

我在草原见到了最大的个人承包户，总共承包了20000亩。一个有庞大家庭的Atakachi人承包了这大片的土地（大概3000英亩），从银行贷了款，将差不多一半的土地都用篱笆围起来了。他还向集体承包了一个干草打包机的使用权——那是一个10000元的机器——在没有围起来的土地上面制作干草。在割草的季节他会雇佣几个劳动力。那里之所以还有草生长是因为那儿没有可供牲畜喝的水源。

官员告诉我在整个地区共有5个承包户是超过10000亩的。大部分承包户是2000到3000亩，很多是1000亩或者更少的。我想那个有20000亩的人可以做得很好，但是1000亩的那个人能做什么呢？像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山脉附近的资源已经被严重地耗竭。现在已是雨季的尽头了，一年中最适宜草生长的时间，但却很难见到草的影子。唯一可见的绿色是没有牲畜愿意吃的很差的草，这些草之间到处都是贫瘠的土壤。

荒野山地，未开发的草地

在呼和浩特北部和鄂尔多斯北部的山区中我们看到了百万亩严重侵蚀的山地。那些山看起来就像被巨大的老虎爪抓过似的。权威人士都不称这些地区为草地了，而是称为荒野山地（waste slopes），尽管它们本来是被草覆盖的。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树木。在内蒙古，他们说，如果你要上吊的话，需要走100公里去找一棵树。

由于到处的山都被小冲沟和平地分隔开，这些地方可以供农民耕作，因此他们把这些土地分类到农业用地中。农民在这些贫瘠的土地上耕作，然后放尽可能多的牲畜到山上。没有人想过要控制放牧来拯救这些山，或者核算一下这些严重侵蚀的破坏作用有多大。当我问及目前有什么可行的措施的时候，我们的导游惊奇地看着我，“但这些是荒野山地啊，”他说。很明显根本没有人对荒野坡地做过任何规划。我并不是说他们对其它草地做的计划是有效的，但是至少很多人们正在担忧着那些草地的未来。大多数的人们都意识到那是一个问题，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大量的会议，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这些荒野山地就不是这样了。但是目前内蒙古有四分之一的牲畜是在这些荒野山地上放牧的！

锡林浩特的东部——离外蒙古边境不远，只需要往东走两天的旅程——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适度放牧的山地，在大兴安岭山脉的西坡。这些土地没有被放牧主要是因为地下水位很低——几百英尺以下——因此牧群仅仅在冬天有雪解渴的时候才会过来。这里我们甚至看到了天然的树林，和一些在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原始的村庄——大部分不是被树木而是被草所覆盖——巨大的连绵起伏的山峰整个儿被草覆盖，像无穷无尽的地毯向地平线蜿蜒。在这整个地区，我们仅仅看到了一个牧群，有牛和羊。当我们准备拍照的时候，导游阻止了。“不要给它们照相，”他说，“他们是在偷牧的。他们是从山的南面过来的。”他们来自于巴林右旗——我1983年曾经去过——一个比锡林浩特大多数山地过度放牧更加严重的山地。因此这些无计可施的巴林右旗的牧民只好勇敢地到这些没有水源的山里头来寻找未开发的草地。

兴安岭地区的确是一个天堂，但它只有比例很小的草地。尽管如此，它也提供了很大量未开发的资源。如果政府在北京少建一些高楼，而给一些资金在兴安岭里钻一些井的话，整个山区很快也会被耗竭了，因为如果牧民能够找到水源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带来足够多的牧群来把山区的所有东西都用光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农业上的投资较少，也许是一种幸运。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