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 | 改革所绕过的：农业机械化 1986

改革所绕过的：农业机械化 1986¹

今天有许多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评论。数以千计的人才出国学习最新技术，工业部门进口最先进的煤矿开采、钢铁冶炼、运输、电器制造和计算机等设备，掀起了狂潮，“信息革命”的幻象激励着年轻一代。但是有一点被所有人忽视了，那就是农业的机械化。在改革初期的政府大重组中，唯独那些事关农业机械化的部门撤销了。这些部门里的官员通过设立“农业机械化服务站”半官方半商业性质的单位以免下岗。中国，看起来想把所有一切都现代化，却唯独把粮食生产的体力劳动排除在外。可是，问题还在那里：没有农业机械化的中国能够现代化吗？

现代化，如果有意义的话，必然意味着生产的现代化以及现代生产的核心必须有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离开高生产率，何谈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防呢？既然农业生产是一个主要部门，即便不是最重要的部门，那么农业生产也必须现代化。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不能在个体单干的农业基础上持久的发展。一个半现代化、半原始的经济在形式上就是悖谬。乡村的倒退破坏了其他领域、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农业劳动力现代化的钥匙是农业机械化。没有机械化，体力劳动就不能摆脱土地去从事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没有机械化农民就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工业品；没有机械化，结果是，农民落入二等公民的地位，不能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因为他们不能生产或者消费足够多产品以成为现代化的参与者。

当今政策制定者提出通过“责任制”的执行及推广所谓科学种田以提高农业生产率。通过“科学种田”意味着通过改变动植物组成，促进更好更多的肥料，应用先进的灭虫剂，注意田间管理，田间套种，密植，精耕细作。

一方面这种“科学种田”被设想成提高每亩或每公顷的产出；另一方面，家庭承包责任制，却想通过直接的物质激励以增加劳动量来提高劳动生产力。

改革者对农业机械化不予重视，甚至是无知。新的五年计划（1986-90）仅提到了一次机械化，把它作为必须支持的某个东西，这很像只是为了完美避免缺陷所作的一样。但是科学种田加艰苦劳动根本不可能解决土地生产力的问题。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比较高了。科学和艰苦的劳动可能会使产出翻倍，也可能翻三番，但是要翻四倍则不太可能。然而即便通过这样的方法，中国农民能够翻四倍，也是远远落在世界水平之后。这是真实的，因为第一，应用这些所谓的科学方法，差不多总是需要额外的劳动力力投入，在劳动生产率角度上讲，也抵消了收益。而且，第二点，因为生产力差距太大了，以致中国不是两倍四倍或六倍的提高生产力，而是必须百倍地提高其生产力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通过下表可以看出：

对比一下宾夕法尼亚和山东的谷物产量图，就可以看出（1）宾夕法尼亚的农场主平均耕种土地是山东农民的142-405倍；（2）宾夕法尼亚农场主平均生产谷物在每个劳动日内是山东一个相对发达的农村农民的213-438倍。唯一可以恢复平衡、缩小差距的办法是推行机械化，并辅之以“科学”的方法。

机械化不仅被定义成现代科学耕作和农作物生产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意味着促进在许多方面的科学耕作。例如说，土壤有机物含量必须增加以促进水分吸收能力、水分保持能力和提高土壤中肥料的利用效率。然而现在农民通常烧掉秸秆给下一茬的作物清除障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把秸秆进行别样的处理。没有机械切断秸秆使作物茎扑倒，他们不得不将其付之一炬。这样的行为将破坏亩产量。充足动力的机器也可以起到促进定时翻耕、定时播种、统一作物间距和播种深度、肥料有效吸收、方便灭草剂杀虫剂应用的作用，经常是机器过一遍之后就完成整个过程。所有这些因素促使产量提高。

失业问题

对农业机械化的最通常的异议是：农村已经有过多的剩余劳动力，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并不能找到足够的就业机会。机械化，习惯上被认定会产生无法接受的失业。

这种议论把问题简单化了。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情况是局部地区有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同时其他地区缺乏或者很快会缺乏农业劳动力。哪里经济发展越快，哪里的副业和小工业就扩展得越快，大量农民就离开土地，随之劳动力的短缺开始发展，农业劳动力工资急剧增幅。在1986年黑龙江部分地区农业劳动每日工资10元，这比北京大多数单位的工人工资高出很多。在广东，收获时节雇请的劳力每天能挣6元，雇主还提供烟酒饭菜。在北京郊区，外地来的水稻插秧者每天挣6到15元，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找到好的劳力，因为没人再想在稻米种植上弯腰曲背地干活了。土地的低生产率和与日俱增的、离开土地的经济机遇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健壮的劳动力到其他地方谋生去了，这意味着留在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成了老人、孩子、弱者和妇女。不可能将土地耕作好，导致低产出，没有能力管理土地的人则开始抛荒。

其次，部分由于这种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基础设施——梯田，排水渠，灌渠，江河堤坝，阻风带，森林带——都被忽略了。秸秆肥料、粪便囤积和许多其他高产措施都迅速减少了。

最后，没有集体通过各队工分制对副业和工业利润进行的再分配，农民不愿承包土地从事农贸生产。这样，许多公社不得不继续承诺提供免费的种子、免费化肥、免费犁田，保证以补贴价收购粮食，以确保农户急需签署承包合同。而公社支持力度的大小，取决于公社自身的经济实力，公社可以把这些资源用于其他产业的扩大再生产，但却把它返还给一般农业生产，这当然制约了发展。这归结为一种称之为“平调”的形式——测度和转移财富的汉语术语——从高效到低效的生产者，而责任制认为应当取消这种形式。但新体制并没有取消它，事实上仅仅用另外一种形式再生了它。乡政府从哪里筹到这笔款呢？他们从个体劳动者为工商业商品和资产的使用而支付的合同费中筹得。毕竟工业还是支撑农业的。

在迅速发展的地区许多组织和管理很好的村庄痛彻地感觉到劳动力的匮乏。在山东招远县东良村，那里有1600个壮工，村领导提出到1990年前村里会缺473个劳动力。这是因为他们正计划创建几个新的工业企业。他们想通过高度的机械化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劳动力。

山东黄县业绩村，有1350个壮工，提出到1990年将短缺213个劳动力。业绩村的领导也想通过机械化的方式获取劳动力。只有机械化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在新机械方面的适度投资可以立刻以数十倍的速度提高生产力。这些机械也可以提高单产、降低生产损耗，鼓励部分最优秀的壮工留在土地上而不是离开。

劳动力短缺在三种情况下是明显的：（1）那些副业、工业、采矿业发展迅速的乡村；（2）在大多数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周边的乡村；（3）在那些人少地多的地区——东北、西北和内蒙古。总共加起来这些地域占到中国版图的30%。

在前两种类型地区，劳动力转向副业工业和采矿业，农业劳动力产生短缺并提高工资水平，已经创造了机械化的有利条件。通过集体和个人积累的从非农业生产得来的利润保证了投资基金。

然而，在这些地域，机械化是困难的，因为种植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农作物的复杂度，现时土地的小块化，许多特定条件要求发明新的机械或者对旧有机械进行改造。人们和相关单位没有最新的研究和试制工作以决定所需机械和器具的类型，而且短期内不能提供有效的成套的机械化工具。

在第三种类型的地域，相反，机械化比较容易进行，因为从欧洲北美进口的机械只需要稍加改进即可投入生产。原型已经具备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资本。

机械化应该在这三种类型地域立即开始因为条件成熟并且要求强烈。但是不管何时这样的举动被提出，人们总是提出诸如多山地区，山坡稻米区，黄土高原，以及其他一些不能实行机械化的困难，似乎暗示机械化除非能普遍适用否则就不会开始。但是事实是对于那些贫穷、落后、多山的地区，一旦他们也创造了社会条件，即可选择的就业机会以减少农业劳动力，那么更发达、条件更好的地区的机械化将对条件差的地区形成极大的促进，帮助它们更快地机械化。到那时大量的拖拉机和工具就会具备，大多数必要条件将会可以应用，大多数生产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清楚，政策应当这样提出：“让一些地区首先机械化起来”。这可以给后来者清除道路。

比例和范围的问题

一旦机械化的许诺作出后，什么样的机械首先被采用就是应当考虑的问题了。中国应当把精力放在为小型的15马力四轮驱动的拖拉机制造工具上并依赖它进行未来的农业生产呢，还是把精力放在为中型10-100马力拖拉机上并依靠它进行农业生产呢？ 一些人争论说既然已经生产了这么多小型步进式四轮驱动拖拉机，既然已经有这么多农民拥有它，那么它就应当作为机械化的中坚。依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方针。除了这些机械力之外还有太多耕作任务，例如深耕、heavy discing、deep chiseling、平整土地、切断秸秆、拖运肥料、撒布肥料、玉米采摘，以及许多其他收获杂事，现在都做不了或者只能花费大量成本用小马力机械去做。产出已经受影响了，因为小拖拉机不能犁多于几英寸的深度。如果在表层以下形成了一层砂砾层，这些小型拖拉机无法打碎它。

把40-100马力系列的重型拖拉机作为中国机械化的主流是有很大意义的。这样的拖拉机，有完整的配套器具，可以做从耕地到收割的一系列农业劳动，并有相当高的效率。公社应当把土地集中起来分块耕作以使工作更趋合理。

每个装备好的中型拖拉机，可以耕作1000-2000亩规则的庄稼地，可能对水稻田要少些。既然北方大多数村庄都有1000到4000亩庄稼地，管理的规模比较适宜这种类型的机器。计划可以在一个村子大小的规模上展开，通过机械队和机械专业户提供附有一系列广泛服务的土地租约。在这种规划下，还应考虑小型步行式四轮拖拉机，它可以提供田间运输、局部喷雾以及其他随机的轻服务。

事情的核心仍然是：机械化，如果是成功的话，必须有一定规模。全力发展15马力的机械化会将中国一直限制在缓慢滞后的农业水平上。

另外一种观点偏重考察机械化所遇到的季节性问题：中国应当关注于农忙季节劳动的机械化呢还是为全面综合的农业劳动机械化而奋斗呢？有一个强烈的偏见认为中国机械化只适合于明显限制公社劳动生产力的农忙季节。依我看这是短视的。解放人力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农业劳动的全面机械化。每一种作物的全部生产过程都应当机械化。只有这样种植专业户或是机械队才能承包更大地域的土地而其他人则把时间和精力放到别处。

全面机械化可以在短时间内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大大提高每台机器特别是拖拉机的工作时间，这样可以减少所有者的成本耗费，并可以执行更多的耕作任务。拖拉机应当有足够的装备和工具，使之不仅可以犁、耕、种，还可以在播种前、中、后同时施肥，喷洒除草剂灭虫剂，堆肥、翻肥、运肥、撒肥（粪肥和混合肥料），收割大量庄稼，粉碎并撒布秸秆，平整土地等等。

应当具备的多样性和弹性

技术上讲，综合机械化并不困难，但是应当注意到一些一般的情况：

首先，中国不应试图“再次发明轮子”，就是说，中国应当明了世界上已经发明了的东西，在任何必要情况下改变调整以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农业是复杂的变化的，但是对几乎每一种手工作业，现在世界上都有对应的相当有效率的机器代替了。

第二，中国应当乐于改变耕作和种植方法以适应机器耕作的合理需要。许多技术员和农民非常反对这种观点，坚持说机器应当准确地代替手工，即便没有科学依据证明这种或那种特定的手工方法更好或者更能促进高产出或高质量。许多人坚持把粪肥和堆肥施在埂上和玉米小麦的种子下面，对机器来说这太难做了，甚至所有证据表明把肥料撒布整个地面上即便不是更好但也能有同样产量的时候，很多人也还是这样坚持。

农民应当由有效的示范来被教育和动员使之承认：

(a) 调整行距适合机器耕作。这里主要的决定因素是拖拉机和/或其他机械的轮胎必须能穿过各行。 (b) 精确的不需要间植的播种。这必须配之以高质量、能够保证发芽率的种子。 (c) 种子应当条播而不是把它播在埂上。 (d) 撒播或者条播肥料代替埂播。 (e) 适宜地区实行少耕甚至休耕。在华北平原冬小麦收获之后，在将要种植玉米或豆类的地方不耕地，事实证明生产效果特别好。不耕地而直接种植可以防止大雨之后水分的渗漏并且可以防止土地干涸时的地表龟裂。 (f) 干法种植稻米。 (g) 将秸秆粉碎，同土壤混合。农民总是说他们不想联合收割机把秆捣碎，但是只有很少的秸秆实际地用来编织或者编成辫子。那些以这种方式利用秸秆的地方必须采取特殊的措施。 (h) 采用新的种植方法，例如两年三季代替一年两季以及减少间作。

劳动力消耗不算什么，在中国到处都有过剩劳动力，事实上这种偏见诱导人们一成不变地推行多熟种植和间混种植，它浪费了巨大的劳动力，这甚至是在没有可靠证据证明它可以带来更好产出的情况下作出的。在日本，最近一段时间，农民修改大面积的复种为单一作物种植长季稻因而提高了每公顷的产量。在四川人们变三种为复种，同样增产了。

第三，中国应当努力提供在基础机器方面尽可能多的选择。大多数联合收割机可以处理多达30种不同作物。每种作物需要特别的配备——特殊的收割台，特别的气缸，特别的去壳机和筛子，切草机，轮子的重量，轨道代替轮子，宽轮或者窄轮，等等。目前，机器和工具只有很少的选择。当农民试着用而无法正常工作，他们就会认为这台机器不能做这个活。这样的经验极大地阻碍了机械化的发展。

中国人种植中耕作物有各种各样的间距，这取决于地域，作物，和间作作物的不同。拖拉机和相应工具应当装置易调节的轮子，不管是宽的窄的或是任何居于其间的型号，包括前轮是独轮引导的情况。所有种植机、耕田机、收割机等等，都应当根据不同的行距，作物高度和其他特殊情况制作成可调的。

第四，为了保证多样性，农机工业应当规划生产小批量的多用途产品。工业不应当期望或者计划制作无穷无尽的单一原型的拷贝。现代自动化机械工具可以很容易地适合小批量，在某一个基本方案上进行改动，从而改变模型，丰富其种类。现代工厂通行的不是重组而是重构。在日本个体家庭拥有自动化机械工具，从大工厂里承包小批量的订单。其核心是柔性的。

最后，中国不应当在仅有一个方案提出或者一种模型完成时，就认为问题解决了。中国急需适应灌溉土地的两路犁，适合硬土的掘土犁，适合小块土地的装配了玉米采摘机的轻型拖拉机，以及许多到处都能应用到的其他一些工具。农机工业的目标应当是提供多种选择以使不同地域的、种植不同作物的农民可以解决他们特殊的种植问题。

适当的社会组织

最要紧的是什么样的全面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才能最好地促进机械化。在1985年和1986年，我走访了几个机械化程度超过平均水平的比较发达的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坚强的集体核心。他们通过公社组织的中心机械队或者通过签订合同的专业户制订大部分生产计划，并以计件方式支付给这些小组或者合同工工资。个体家庭把所有地都承包下来，但是每户只执行田间管理的一部分功能——漫灌，施肥，手工喷雾。

我感到机械化最适当的形式是一个强有力的村集体配合所有承包农户，草拟一个统一的种植计划，通过统购提供所有必须的投入，通过一个中心提供机械维修。这样一个体制把个人的责任和集体力量连接在一起。它有四个统一，这在我访问过的所有公社中都提到过：（1）统一规划；（2）统一购买种子肥料杀虫剂和其他投入；（3）统一的技术手段的应用；（4）统一的机器分配和操作。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农民可以调节粮食生产的比例，可以种植大面积的单一作物，可以经济地配置机器。

在承包责任制下，唯一可选择的是鼓励农业专业人员独自承包越来越大的土地，自己实现机械化。但对要是用一整套机械这种情况来说甚至600亩地也嫌太小了。如果有公社选择专门人员实现这个计划，那仍然需要考虑中心机械组要为他所做的工作。或者那样或者几个专职人员集合到一起共享必须的配备，而这种合作的形式不容易实现。在两个形式中，第一种有比较大的潜能待开发，不管现在还是未来。第二种比较难以创造、组织、坚持。它远没有那么稳定。

如果政府发给津贴或者奖励刺激机械化，应当不仅适用于个人，也同样适用于集体。不应当像目前经常发生的那样歧视集体的力量。

对于农村组织来说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经费。许多人认为机械化对农民来说太昂贵了。然而，小麦玉米豆类轮换的一整套配备只需要投资每亩100到150元。这不包括灌溉设备。（官方汇率人民币3.72元兑换一美元，但在外汇市场上实际汇率现在已经达到人民币7元兑换一美元了。）

按7年折旧以及8%的利息算，物主的花费每年每亩需要22-33元。既然许多村子已经有许多基础工具，特别是耕作的工具，他们就不需要因为新投资而花费过多了。

机械化耗费每年22-33元（物主耗费）可以节约多达每亩20天劳动。按照劳动力每天3元的估价，那就是30元了。另外，人们还可以期望作物产出会因为有组织的组合、合时、统一等因素获得一个相当的增长。

政府支持的形式

为了促进机械化，政府同时应当考虑采用美国政府二战以来的支持农业机械化的措施，例如，联邦税收条例鼓励个人大力投资生产型的设备。许多年，政府提供信贷以保持投资比例，降低所得税。生产者发现买新的设备比把钱通过税收上交给国家更为有利。

另外，美国政府直接资助有利于环保的技术创新。例如，“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心”（the Agricultural Stabilization and Conservation Service）在70年代支付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休耕种植者的损失。这个中介也会给那些经核准的在农场上存储谷物的农民提供信贷，这样农民就可以支付生产费用，而不用在收获季节低价卖掉自己的谷物了；农民售出谷物后偿贷，但是如果谷物价格上涨不抵贷款利息时，政府就购买这些谷物。此外，政府通过生产信贷协会（the Production Credit Association）为农民购买设备提供信贷，利率是合理的，分至少7年偿清。

几年来，美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金融措施，调整价格、信贷、税收以及其他经济因素已帮助农民维持原有职业。这包括促进出口，购买过剩产品，直接生产津贴，直接的粮食减产津贴。

然而可能没有任何措施适合中国，中国确实需要采取措施，不仅支持农业生产还要支持农业机械化。现在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给予关注。

第一是农业设备的价格。目前，厂商由于国家法规在农机上定价过低。这样的价格农机工业不可能赚钱，结果没有人想生产农业设备。低价格是为了帮助农民，但是他们对工业刻薄成如此，以至于没人愿意生产农机设备，最后农民很少有或者没有机械可买。或许应当给予购买机械的农民津贴，同时生产设备的厂家可以按较高的市场竞争价格收费。

对机器工作的例行收费也需要补救。过去，农机操作员为犁地种植收割或联合作业定的价格太低了。他们几乎赚不到什么，这还没考虑机器折旧和还债。结果，就及其报废后，没人能够负担得起买新机器。甚至在最近价格取消管制后，收费极低的习惯还在许多地区保留着。

最后，农业计件工作和统一费用标准需要调整。这些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不要试图设定惯例而阻碍创造力和革新。

在中国对不同的农业区域适用适宜的配备将需要投资和计划。当局应当在每个种植区域选择示范村在实际生产中试验机器。技术工作者应当选择最佳配备，全世界包括中国，在这些中心里集中进行测验、修改最终成型。现在在中国生产的几乎全部拖拉机和配件都已经过时很久了。大多数，都是依据美国30年代以来的模型，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为什么中国生产现代化的汽车、轮船、火车、飞机、火箭、工厂、矿场和建筑机具，却还生产着30年代的农机呢？大多数型号都是笨拙的易损的，设计上、质量上经常遇到问题。这些机器名声都不好。如果农业是基础的话，为什么不打造一个坚实、高效、现代的基础呢？

为了机械化农业，应当采取稳妥的措施来调整工业同农业的关系。目前，生产农机的厂家不使用机械，只把它卖给终端用户或者只提供维修，而那些使用机械的人则不懂如何生产机械。工业提供很有限的一些原型，要么用要么不用。型号改变速度缓慢、距离实际需要很遥远。一旦出厂，往往就没有人再对机器负责了。

在欧洲和北美，厂家必须兼有出售和维修它的产品的功能。公司发动使用者和商人签订合同，通过售后服务、零件配给和建议等继续维持贸易关系。在农民与经销商和农民与公司之间，或者通过经销商或者直接通过区域代理维持双向交流。公司和经销商的生计取决于消费者的满意度、质量、维修以及服务的质量。

中国应当找到连接生产厂家和机械使用者并使之更紧密的方法。更多实行当地自治，更少定型（ding xing），这会有帮助。定型，或者“固定形式”，官员的审批高于实际物质分配的需要，会在工业中产生极大的僵化，并抑制多样化的发展，而这正是中国机械化必须发展的。机械化到了迅速扩张的边缘了。某些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和高工资正在推动人们使用农业机械。一般地说，农民要比政府和工业更早的面临这个问题。

政府部门、机关和有关单位应当抓紧时间，解决制造全套综合机械化产品的问题，带头推动农业机械化。资金必须适当，外国交流适当，引进原型，测试需要引导。这是摆在当今议程上的一个重大任务！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