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 | 毛泽东农村政策再思

毛泽东农村政策再思¹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的失败案例是否在总体数量上多于成功的？我的结论是否定的。一些倡导改革的年轻的经济学家认为，1980年30%的人民公社经营良好，30%表现极差，中间的40%可以说有发展潜力也可以说存在危机，总之面临着很多问题。根据上述信息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我们可以把下层的30%与中间的40%加起来，认为主体状况不佳；也可以把上层的30%与中间的40%加起来，认为主体至少说的过去；或者，还可以说成功和失败的数量大致相当（各占30%），但折中的结果占主体（40%）。

我认为最后一种结论比较现实。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就，这意味着2亿4千万人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既然这么多人能够进行合作化，那么合作化确实是中国农民一条可行的出路。2亿4千万农民能够通过政府的帮助和重组以及他们个人的努力开展很好的合作，那么对于中间那40%的3亿2千万人也一样可以。

当然，我的数据可能有问题，其它对成败的比例有不同说法的研究在这里暂不讨论。但是，即使成功的合作化例子占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几千万农民可以有很好的合作化，意义也是极其重大的，几千万人可以做到的，其他几千万人也可以。这就是大寨在毛泽东时代作为成功典型在全国宣传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所在。如果大寨是成功典型，那么它就指明了其他农村、农民可以学习的一条道路。

粮食战线

我不太多争论关于中国的谷物产量在大集体生产时期仅仅能跟人口增长保持同步的观点。这确实是事实，尽管许多状况良好的生产集体产量以二倍、三倍、四倍的速度增加。如果说大量的生产集体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产潜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农业合作社生来就是行不通的则让人难以理解的。既然到现在大集体生产至少已经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5或6年，那么就应该问：新的制度有没有使人均粮食产量增加呢？

答案显然是：没有。自从1984年政府报道当年的谷物产量超过4亿吨以后，官方数字显示了一个急剧的下降，然后，在1985年，没有扣除地面损失的产量出现了缓慢增长现在，新闻媒体例行公事地报道粮食生产停滞、粮食短缺、产量下降，最后，在今年又报道了两千万农民面临饥荒，另外八千万陷入严重的粮食困境，两亿人面临农作物减产。

此外，就我所知，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并没有达到它声称的4亿吨。那年市场上充足的粮食供应只有一部分来自当年的产量。剩下的部分由集体生产时期的粮食库存提供。这些粮食在市场上出售，或者在生产集体分散时被分发给农民。在此时将粮食卖出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因为改革后粮价的急剧上涨，以及超额售粮能够得到的奖金。出于同样原因，1985年报道的大幅度的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生产的失败，而是储备的粮食被耗尽了。1983至1988年真实的作物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5亿吨到3.8亿吨之间。如果我们把最高的年产量（已是非常乐观了）在11亿人（目前估计的人口）中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得到人均的粮食拥有量为345千克，这并不比休·迪恩报告的1978年的平均数字高多少。由此看来，改革并没有改变粮食问题的状况。

并不是说所有有关集体化的指示和政策都是对的。一个被改革者频繁突出的观点是在集体化时代被夸大执行的毛泽东提出的“以粮为纲”（grain is the key link）的政策严重限制了农村的多样化经营。很明显，在合作社时期政府有时过分注重粮食生产以至于损害了石油和工业，尤其是水果、家畜和农副业。然而并不明显的是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以及谁该为此负责任。毛泽东的口号并没有错误的地方，这个口号全面而可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这个口号在那个时候是合适的，而且现在也是合适的。把粮食称为纲意味着它并不是全部，并且在粮食生产搞得好的同时，链条中的其他链环也必须而且能够发展。

如果在特定的时期片面的政策减少了多样化，那么解决的办法是纠正那些片面的政策。在合作化运动中没有什么因素抑制了多样化。事实上，领导得好的合作社比私有化经济中的个体农民更能实现多样化，更能采用所有的技术、才能和资源。在20世纪的60、70、80年代，许多出色的公社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北京市市郊的窦店。

迪恩提出的另外一个附和改革者的观点是在合作化时代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不可否认的是，在大部分合作社经营得不好的地区，生活水平确实是停滞的。但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则没有停滞，某些公社实现了非凡的繁荣。42.8%的队年人均收入低于50元，这与提供给我的收入结构按30-40-30分层数据相矛盾，但这个数字究竟是总的收入还是可支配收入，所指的并不是很明确。在合作社时代,许多服务和福利是免费提供的，人们也能分享公社的公积金，并且也作为拥有者从公社的投资中增加了收入，还有生产费用都由公社支付。在作比较之前，必须先认真分析被比较的各个概念。真实收入可能至少两倍于所报告的50元。但是，当然，根据日常需要，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是必要的，并且农村整体上并没有产生本应该产生的、与它在20世纪60、70年代所拥有的潜力相对称的发展。停滞不前的地区，不管是30%还是42.8%，在数量上太多了，也太广阔了。农村确实需要改变。问题不是是否应该改变，而是应该怎样改变，难道在合作社体制范围内没有有效的选择可以用来克服停滞吗？私有化是解决被引起的问题的首选解决方法吗？

另外一个指控是西北的农村特别的贫困。在解放之后，偏远的山区确实趋向落后，尽管中央政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那片土地贫穷，远离市场，非农职业贫乏。集体制时代的农民面临着这些问题，私人承包制时代的农民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有在今天，农民们才独自地面对它们，独家独户，在对自然的斗争中和公平的市场上单打独斗，代替了以往作为一个公社一起承担风险的方式。在历史上，生活水平取决于公社经营的好坏，这可能是一个优点，也可能是一个缺点。但总体而言，一个黄土地上的农民会发现独自面对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1988年，我在延安东北的黄土高原呆了一个月。我的印象是情形令人非常绝望。实行承包制的土地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因为首先农民买不起化肥，或者有钱也买不到。结果，他们开垦山上的坡地，并将之作为自留地，在耕种过程中破坏了这些土地。大坝、梯田和其他集体的工程设施都土崩瓦解了。我们看见废弃的灌溉系统和被冲毁的土木工程。很明显，这些设施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可能在私有制经济中建设，并且它们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里恢复。跟我们随意交谈的农民非常生气，并且说在合作社体制下他们过得更好、更富裕。

剪刀差

迪恩提出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策使农民牺牲了太多。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投资的积累来源只有农业，没有其它选择。政府规定的谷类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保持较低的水平，以保证城市有低价粮食供应，也使城市工人们的工资保持较低水平。这样的政策提供了低价的原材料，有了廉价的粮食和原料，工业的积累速度就可以保持高水平。机器、设备、农药和化肥等又流回农业作为投入。从1953年到1977年4.27%的工业总投资流入农业投入品，这些产品都以很低价格卖给农民，并且价格随着时间逐渐下降。在1959年农民以116500公斤的小麦换回一台75马力的拖拉机，到1979年，这个数字下降到53500（公斤）。在1950年1.6公斤小麦换1公斤化肥，到1979年0.5公斤小麦就可以买1公斤化肥。1960年35公斤小麦换的1公斤农药，到1979年5公斤小麦就可以买到。²

农业的确被剥削，但是没有被耗尽，而是与工业建立了互助发展的关系，由于现代化产品的使用得到了带动，使得剪刀差逐步缩小。

此外，国家在农村基础建设上进行直接投资，以帮助农村的发展。农业投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总投资的7.3%，到1978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的11.4%；国家的农业收入中返回农业投资的比例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49%到二五期间的56%，到四五、五五期间的164%。³

1980年以来，国家直接农业投资和向农业提供产品的工业投资都大大减少。向农业提供产品的工业投资从1953-1977的平均4.27%下降到1980-1985的平均1.3%。基础建设的直接投资从1978年的11.5%跌到1980-1985年的6.3%，到1985-1987的4%。同时，农民的人均人力投入（主要是农业基础设施）在70年代后期每年80亿工作日，现在连该数量的1/4都达不到。这两项指标的减少导致了对生产条件改造的后退，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⁴

然而，尽管粮食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剪刀差加大了。最近的五到七年里，化肥价格上涨了37.7%-60%，柴油机燃料上涨了22%，电价上涨了167%，灌溉水上涨了100%-200%，使得生产成本提高，农民为工业投入的现金减少，那么实际上购买的投入更是下降⁵。我认为，农业生产者进入市场的范围越大，剪刀差就越严重，他们就受到更严重的剥夺。

迪恩也认为毛的政策造成了过高的积累率。我认为有些时候的确是这样。尽快改造世界的高涨热情下，一些干部受到误导，把一些时期一些地区的积累率推到非理性的水平。这一条对于全中国的农村是否成立，还不清楚。我认为可以找一个很好的案例来说明。但是，这不是合作化中的必备因素。积累率由政策决定，不必为了在消费和投资之间权衡而放弃整个机制。

迪恩认为福利在积累基金（accumulation funds）中的比例在20年中从40.2%跌到22.5%，这一点也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数字并不一定说明福利基金的绝对下降，还要看基金的规模。既然生产量上去了（尽管很慢），积累也应当是提高了。

命令主义（Commandism）

改革者声称毛泽东强迫农民进行合作化，因而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确切地说，在合作化建立期间，以及整个集体化时期，都存在着命令主义。干部们在许多农民在并不了解合作化意义、不愿意进入合作化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让他们入社。这与自愿实行的精神相违背，在很多地方严重的阻碍了合作化运动。强行建立的合作化组织蜕化成了封建领地，有些掌权的共产党干部甚至比他们取代的地主还要恶劣。

命令主义，一般表现为日常运行中官僚主义的干涉，即使在最好的合作社中也是如此，这一点严重的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合作化组织需要更多自治，尤其是他们自己的资源和投资分配的管理方面。我敢说，如果当时合作社的权利能赶上80年代包干到户时个人得到的权利的一半，合作化成功的比例将远远超过当年的数字。仅仅是这样的一条规定就给合作化制度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这条新规定就是，农民不一定耕种合同上规定的粮食，可以耕种其它的作物，通过买卖得到粮食而后按量上缴即可。那么每个农户可以自己判断什么作物的收益最大，自行决定种植什么。合作化本来也可以在这个方面下放自治权，如果粮食产量不足，政府可以使用价格激励维持平衡，正如改革以来不断使用的措施一样。近年来价格控制引起了很大程度的不平衡，但是这是改革新形势下的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如何对市场进行控制，与之相关还包括拒绝价格承诺，农业投入品无限制的涨价，腐败等等改革带来的新情况。

不用怀疑，命令主义是一个严重而且持续的问题，但是要说明命令主义和合作化总是同时出现却不容易。解决官僚问题，要引入更多的自治和民主，使用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指令来影响生产决策。几万个合作化单元不可能不互相联系，并联系到国有经济，就像当前的个体能够做到的一样。破坏了合作化运动的命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中央集权制的一种延伸，使得党内中央集权制风气抬头。中国的官员声称他们有权管理所有事务，甚至人民生活的小事。这是非常封建的传统，普通老百姓对此极为反感，这也是深圳等地的自由市场经济之所以特别为中国的普通市民关注的原因之一。对于长期受封建主义压制的人们来说，金钱关系似乎成为一种解放，有价值的不再是社会关系的影响，而是能力。（当然，至今，能够支配金钱操纵地位的依然是高干子弟。）

讽刺的是，那些打着反命令主义旗帜的改革者，又一次通过命令解除了农村的合作制经济。当然，许多农民很欢迎承包制，对解除合作制举双手赞成，但是还有很多农民不是这样的态度。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迪恩必须为他所声称的农民用脚投票支持单干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数据。一刀切在中国太为普遍，各级官员收到中央的精神后，狂吹政治风，对拖延不办的进行严厉制裁，而对反对意见不闻不问。所以要知道人们的真正想法和需要实在很难。就像命令主义把很多农民强行推入合作化时一样，命令主义又一次将这些农民拉出了合作制。

私有化风潮

张庄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达两年，最终以失败告终——高层领导给当地党委一纸最后通牒，命令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在当地完成承包制，否则开除党籍。王公庄的领导躲过了这样的最后通谍，县里领导一来他们就躲。 在中国零星的存在着一些公社，他们根本没有解除集体制，或者只进行了表面的改造但仍保持着坚固的集体核心。可惜的是，在我的观点里，他们是太小的一部分，或许1%还要少。在这里我们想反映的是农民的真实愿望。在大规模的运动下，在违抗处罚服从有赏的情况下，在回到过去总比开创未来更容易的意识下，改革者能够解除集体制（哪怕是运转良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经济萧条，集体制与其说是解放生产者的自愿组织还不如说更像封建农奴的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勿庸置疑，农民把这次改革当成“二次解放”。能够摆脱头上的干部让他们欢天喜地。但是农村从整体来看，农民的处境千差万别，有大量的成功的人民公社，也有更多的不甚成功的，前景也各不相同，都有不甚乐观的情况。 在这样情形下个体农户的心态相去甚远。即使在管理最好的、最成功的、最得民众支持的公社中，有一技之长或者很有体力的农民都希望单独劳动。越是不成功的公社，这样的想法越是普遍。然而，即使在那些经营非常不善的公社里，仍有许多没有特别的本事的、没有多少或者根本没有体力的、把集体化看作救星的农户，想继续维持集体制。在不同的地方总可以发现有一些非常有远见的个人，他们在哪种体制下都可以干得很好，但是他们在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意识到只有合作制才是中国农民的出路，于是才努力为之奋斗。他们只是想要在到来的社会繁荣中的平等一份，别无他求。我私下认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反对私有化，被改革者们称为保守派。

许多人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改革中颁布法律政策、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进展程度。1983年中央1号文件中允许私人雇佣体力，允许购买大规模生产工具（设备、拖拉机、卡车等），允许私人投资的资本积累，允许向个人出租集体财产。紧接着，开始有人从事高利贷。新的财政信用政策对私有经济放松了税收政策，允许银行向这些企业还有个人发放自由银行贷款，实际上同时堵塞了集体生产企业、农村大队的信用渠道。家族企业越大，私有经济越发达，贷款条件就越有利，也就越容易得到贷款。承包集体企业的个人有对工人的聘用解雇权，有确定工资水平和利润率的权利；而且如果他们对企业加大投资，他们就有将企业逐渐变为私有财产的权利。

此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者仅仅是忽视了，在清算集体财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无耻的剥夺——这使得那些有“钱、力、本事”的所谓特殊家庭迅速先富起来。在瓜分集体资产的时候，有影响有关系的那些人——干部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亲信，可以大折扣的买到拖拉机、卡车、井、泵、设备等，这些都是集体在几十年里公社成员们一起奋斗积累下来的。这些买方不仅能够给资产开低价（经常是实际价值的1/3甚至还少），而且能够很容易得从国家银行拿到贷款，最后经常也没有按条件还贷款。特权阶层如此尽情的侵吞财产，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场交易的规模之广、对普通社员的利益的损害之深真让人难以想象。

公共财产的迅速清算、能够从容地分得一杯羹的特权阶层的大规模“先富”、以及有足够的财富成为“专业户”的人能享受到的优厚的待遇——有鉴于此，改革席卷一切的“滚雪球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旦这样的让自己致富的风气刮起来，那么大多数人也就很快意识到应该抓住眼前的利益捞一把。在周围都是立即抓住财富和利益的情况下，要退让、要因大局利益将集体牢牢团结住是十分困难的。不仅如此，私有化后的农民看到尚存的集体中有粮食和财产，伺机瓜分，又一些公共财产面临清算。集体变成被环伺的孤岛，很难团结起来。

意识到上述情形，究竟有多少农民支持改革似乎是个不相干的问题了。他们面临的不是二选其一的问题。从中心层而言，决定早就做好了。一家之主必须考虑公社解散后如何能使家族财产和收入最大，在利益还不错的时候如何获取最大份额，保证将来不处于劣势。

一个流行说法，迪恩也提到过的，是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在毛泽东时代下滑，在改革后迅速提高，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当然在一些管理不善的公社里，士气不振，人们浪费很多时间，但是生产的规模、土地的规模、合理设计的灌溉系统、土地机械的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士气的问题。在改革的第一起浪潮之后，人们耕种原面积的土地要付出更多的体力劳动。亩产量上去了，但是根据每小时的产出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显然下降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分离耕作。改革把大块田地分割成窄小的条块，经常不过几米、十几米宽。有时候用手推车去卸肥料、运庄稼都不行，更别说用拖拉机去犁地、播种和收割了。改革把锄头确立为卓越的农具，并且保证不会有其它更先进的工具能很快的代替它。 现实上看来，改革带来了巨大动力。人们起得更早，劳动更卖力，在田里待得更久，原来大块的田地可以按部就班的耕种，现在人们小家小户的分散开侍弄。这并不和近年来拖拉机数量猛增的事实相抵触，大部分的拖拉机根本没用在田里，而是用在农田和公路之间的运输上了。小块而且分散的农田使得拖拉机十分浪费，但是农民们必须有一定的农田工具和设备，他们不得不进行这种过度投资。

迪恩还反复提到灾难性的大跃进，而且毛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应该如何评价大跃进？我认为，对大跃进（Great Leap）的评价有一致的观点，大跃进中出现的理想主义（utopianism）、主观主义（voluntarism）、命令主义（commandism）、大干快上（gigantism）、急功近利（egalitarianism）和其它不良风气，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引起的混乱，是导致生产危机、粮食歉收和大饥荒的重要原因。（大饥荒的影响面和破坏程度尚不清楚。）现在讨论自然灾害和政治原因对大饥荒的影响孰轻孰重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两者都是重要原因。但是，大跃进中的政治问题，还有究竟是毛的想法本身有缺陷还是执行中出现了偏差，都是值得深入的探讨的。

大跃进是要动员中国农村的闲散劳动力，开发未利用的资源——边角土地、灌溉渠道、矿物等，这不是一个荒谬的目标。湖南有一些公社创造性的把公社当作集中劳动力从事大项目的方式。毛泽东也对此表示赞成，他认识这是释放人们潜力、继续解放的过程。在创造非官僚主义化的自治组织，自行管理当地的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军事的过程中，农民在废除传统地方权力体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这些做法震动了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认为农业生产合作制是“错误的、危险的、理想主义”。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 ）写道：

毛泽东主义者（Maoist）在理论上赋予公社的政治功能，以及人民公社的现实，对当时党内和地方的官僚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人民公社能够按毛泽东的设想一样发展，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将已经土崩瓦解，正如马克思歌颂的，在巴黎公社中夺回被地方篡夺的社会权力还给生产者。公社的反官僚主义倾向是很明显的，既得利益阶层对这种威胁做出了迅速反映。⁶

这段话强调了一个被传统学院派和当今中国官方认为无足轻重问题，那就是（可以看作当时的政治背景），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在革命方向问题上，党内和社会上存在重大分歧。1949年后，长期存在两个司令部对立日益明晰。一派是毛泽东为首的，主张建设土改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派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主张扩张和巩固新民主的混合经济（现在被改革者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派都有党内外从高层到底层的拥护者。由于后者控制着中共中央组织部（Party Organization Department），负责干部的任免、奖惩、教育和党组织建设，有更多机会进行公开声明和政策管理。尽管如此，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毛派仍占了上风。但是，在现实中农民并非直截了当被动员起来进行合作化，相反经历了严峻而长期的斗争——双方相互采取行动争夺主动权的拉锯战。这场斗争从合作化的第一步起就开始了，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直到今天——农村集体大部分早就被解散的今天还在继续。

毛一直保持着优势（The predominance of Mao was never more than marginal），这来源于他获得下层支持的魅力。他直接向激进群体和基层群众直接发表演讲，以此避开反对意见，给刘邓造成一系列的既成事实，而刘邓也操控手下的广大职能机关造成既成事实予以回击。

在这样的气候下，政策极容易歪曲最初面貌甚至走向反面，政策的优势减弱了，缺点却被放大。如果职能人员对政策的结果没有信心甚至持反对意见，还能希望他们能够执行像合作化这样复杂的政策吗？他们对中央的各种消极信号非常的敏感，他们懂得如何拖延不办，如何反其道行之，把上头指示执行到荒谬的地步，然后归咎于政策的失败。

世俗力量现在把毛和毛主义者斥为偏激、极左、乌托邦、唯意志论，同时却赞赏刘少奇和其官僚体系为一贯的、冷静的混合经济路线。确实，毛曾经高估过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端风潮兴起打开方便之门，但毛并不是像当前社会所指责的那样“左”，例如，他建议20个而不是2个5年计划（100年而不是10年）从集体所有转入共产主义所有制，并且鲜明反对集体剥夺私人财产和其他形式的平均主义如“一平二调”的蔓延。

形“左”实右

在相反的方面，有太多的证据显示，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复的在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之间摇摆。面对二战时国内战争的恐惧，他从土改退却，但当土地革命爆发出来并且无法遏制时，他跳出来开始执行“左”的“贫雇农路线”，这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政策，由于疏远了中农和其他中间力量，几乎把革命变成了灾难。这条路线攻击那些真正执行土改政策的革命农民群众，说他们没有创造“平等”，破坏性的极左做法将朋友和敌人混淆在一起。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和后来的文革初期，刘均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说着超级革命的词语，反复的把斗争目标针对基层干部，却根本不触动上层的错误路线，这些都阻碍了毛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的战役。

然而另一件事情不太好证明，在大跃进期间，刘派官僚把农村搞得一片混乱的、形“左”实右的极左策略究竟是不是有意识的对毛的反击。他们所有的人都采取“一刀切”（“one stroke of the knife” ）的手法，当一项政策颁布下来时，只揪住其中的一方面并把它极端化去执行。如果毛号召以粮为纲，他们就把所有的果树都拔掉去种谷物、降低油料改种粮食、在山坡和斜坡上本该种树的地方种粮食，如此等等。如果毛号召深翻土地一英尺，他们就要求耕地两英尺、然后三英尺，就这样将劳动浪费了无效的工作上。密植、大炼钢铁、集体食堂、供给制以及农村劳动军事化等问题上都是同样——把每一件事都极端化。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尤其中层的领导干部，是由刘派提拔的基层干部组成的，深受刘的路线制约和影响，既然如此，就很难把所有的一切罪恶都归于毛派分子身上。在中国的官场上，挑衅是一种进攻的最有力武器。要将一件事情罪恶化，没有一种办法比将其以夸张的手法极端执行更好了。如果你无法战胜它，就先加入它，将灾难将要发生的预言化作自己去执行的计划。我相信这样的行为确实发生了。

换一个视角，考虑到如下的因素，所有的争论都不相关：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农业合作生产的生存能力。58年运动脱轨后最后明确下来的东西，就是“队－大队－公社”的三级所有体系，6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70年代、直至80年代，它在亿万农民中完好的发挥着作用。集体经济应该从它们取得的成果来进行评价，它的意义深远、潜力巨大，它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机械化提供了基础社会结构，而中国农村现在却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深束缚着，农村现代化完全被打断。

迪恩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跃进期间水库，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他还尤其提到中国北方平原的盐碱化问题。毫无疑问，大跃进确实给某些地方的环境造成了一些损害，然而，那些损害远比不上大跃进期间为环境保护而进行的工程。而且，大跃进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比起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对环境的破坏，简直是没法比。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富光荣”的口号下，亿万农民争相做那些可以短期迅速增加收入的一切事情。牧民不顾一切的在草原上过度放牧，农民则烧掉草地开始无限制拓荒耕种，守林人不顾一切的砍伐他们能够找到的树木。到处是这样的现象，尤其在山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四川西部的多山地区和河北北部山区（我自己曾经亲自观察到的地方）更是如此，农民将所有的山坡都开为耕地，而那些地方从来都未大块开垦过。勿庸置疑，历史上从未这样大范围的开发过，中国现在到处都发生着这样的对环境的破坏。

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中国最近在黄河下游执行了几个排水和脱盐的工程。我参观了其中之一，这个工程完成还没有两年。短视的农民已经堵塞了很多三级渠道，目的是为了给他们小的可怜的土地多增加一点点水。土地分割细碎化、让每个家庭仅关心自己的利益得失，诸如此类的政策实际上也注定了这样的破坏。没有任何规章和劝告可以制止这样的行为。也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警察站在每一条沟渠旁边看着。

文化革命

还有人谴责毛，说大跃进的方向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文革是否像通常宣传的那样，是个大灾难呢？而且，即便如此，是不是只有毛一个人对此负责呢？这是一个比大跃进更大、更复杂的问题，然而它们的答案却是相同的——毛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为贯彻社会主义方向而进行的尝试。这里，又一次，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共产党内两个司令部的基本分歧以及两条路线的斗争。

事实已经证明，毛正确的评价了反对派的作用，毛提出要看他们代表谁、想利用权力做什么。自从毛逝世和华国锋下台后，邓和他的官僚们一步步的拆除了几乎所有前30年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他们迫不及待的将剩下的一切瓦解掉。最近关于发行股票的建议预示了未来不久它将卖掉现在仍占80％工业比重的国有企业部门，而现在所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仍是改革者们实践社会主义的旗子。看一看过去政权逐渐加快的私有化速度，似乎政权不会在80％或是以下的某一个比例停下私有化的脚步。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到那时社会主义还会剩下什么呢？

毛早看到了这一点，说这是“资本主义道路”，把刘和邓称作“走资派”。他发动了史无前例（注：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和邓意见一致）的文革，主要就是为了从政权中清除这些人，阻止他们执行资本主义的路线。最后，毛失败了。这里要记住的是，文革确实是一场革命，一场规模巨大的阶级斗争，一种革命战争的形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它不仅仅是毛要执行的一些政策——“早请示，晚汇报”。正像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事情一样，但却是在更广的范围内，文革释放出了革命和反动、主动和被动、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局面。只谴责毛，说文革引起了生产的倒退和破坏，这跟国民党骂共产党发动解放战争中断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一样的手法。“他们不会做任何建设”，一位国民党的官员对我抱怨，“他们能做的就是炸毁铁路桥梁。”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人民造反的话，中国将早就得到和平和重建起来了，国民党总是这么说的。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要想执行一种政策，你必须掌握政权。1949年革命胜利，共产党人继承了旧中国的烂摊子，同时也继承了原有的阶级对抗，虽然在致命的敌人面前这种对抗没有激化。解放战争硝烟未尽，关于土地政策的分歧和矛盾就爆发出来。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看，战后所有的政治斗争——所有的力量都碰撞在一起，所有问题都被提出来——往往都反映到党内。这样斗争形式就变成了对党内控制权的争夺，通过控制党来控制整个国家。毛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现象，很早就开始对反对派进行斗争。随着时间发展，斗争也不断升级，终于在文革中达到高潮。

尽管毛在过去战争的每一个阶段都赢得过战斗的胜利，但他发现当他号召“炮轰司令部”时，一切都差的太远了。毛把工人阶级的理想、文化、习俗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但这些都没有巩固下来，相反，文革事实上在僵局中结束，双方纠缠在一起，如迪恩所描述的，社会面临三重失信——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未来失去信心；当然是多重的危机。

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四人帮极左的思想和行动造成的，他们把局面无限复杂化。我不同意“五人帮”（四人帮加毛）的说法，虽然毛要对一开始提拔他们而负责。他们很粗暴的歪曲毛的政策和指示，将合理的能动性推向极端，将黑白颠倒，把他们能碰到的一切东西打翻。虽然早期毛能够纠正右倾和“左”倾错误，但在60年代他发现，在“左倾主义”问题上他已被逼上梁山了——实质上， 因为同右的尖锐对立，在处理“左”时不得不有所顾忌。⁷但在60年代他还是发现，由于“极左”的干扰，自己可能要重上“梁山”——实质上，他认为他必须得处理“左”的问题了。

文革毫无疑问结束于危机之中。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萧条是否就要转向市场，技术落后是否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世界开放呢。邓派官僚们的回答是明确的，因为这是他们一向的计划，但这种做法对中国而言是否最有利呢？

迪恩认为这些政策从5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是毛主义的替代方案。但我不同意这一点。人们可以辩解中国今天可以走刘邓路线（即使我并不这么认为），但却很难表明在1950年代可能有那样的选择。

首先，“开放”并不由中国掌控。毛从来没有想把中国同西方隔离开来，他非常愿意同美国建立正常的对外关系，正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封锁了一切联系，断交、撤回侨民、禁运、贸易封锁等等，尤其禁运最为严厉，甚至我每个月想寄给北京的女儿25美元都不行。在敌视性贸易制裁下，我只能每6个月去搞一个外国资产支配许可证来把钱寄去。[0]《中国日报》社的编辑吉恩.莫伊为一则关注海外华人汇款问题的广告接受了中国银行的资助，结果被送入了康涅狄格州的丹不利监狱。

其次，当时中国经济太弱小，无法同国外资本在同等水平上进行竞争。中国的金融体系很脆弱，没有像样的工业基础，无论重工轻工都是如此，就连最低限度的基础设施——运输、船舶工具、能源生产能力、自来水供应——也都是如此，商业网络不发达，还有非常落后的农业。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像今天一样实行开放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将使国民经济步入任由外国资本宰割的地位。

再次，把外国资本的问题放在一边，如果中国那时就只依靠自由市场的力量，那么其发展只能是极其片面的——沿海某些地区极快的发展，而其它地方则陷于停滞。中央计划则能够将投资分配到全国各地，在内蒙古、山西东南、四川和云南建立钢铁工业，在山西、甘肃、黑龙江建立化学工业，在山西、湖南、湖北、四川建立纺织工业，在云南、湖南、四川、湖北和其它地方建立重工业和工作母机基地。1974年版的泰晤士中国地图，展示了20个主要的工业基地和20个次要的工业基地，分散在大江南北、全国各地。一些是老的工业基地（但是已经极大的发展了），但其中大多数是新兴的。30年的艰苦奋斗造就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自然资源得到了适当的利用，各地较为均衡的发展也得到了保证。

第四，57年以后合作农业可以将冬天农闲时的劳动力充分调动起来，中国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极大的改善了农业的基础结构。他们将上百万亩的荒山改造成梯田，翻造河堤使灌溉系统大大加强，防风林的建设有力的保护了农田，所有这一切都为高产稳产创造了条件，这是前所未有过的。自从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不仅没有新的资本和建设投入，连原有的工程体系都逐渐荒废了。每一个地方的基础建设，都是60－70年代苦心经营的结果，现在竟都七零八落，对生产的积极作用完全逆转。

认为邓派官僚混和经济、自由市场的新政策能够取得超越毛时代的成果——不管在工业领域还是在农业领域，都不过是纯粹的臆想罢了。将集体财产私有化、将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公共财富转移给占据优势地位的少数人——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短期刺激经济繁荣是一回事；而在之前创造出这些财富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卖方市场环境下为私营企业提供宽松的信贷、为了促进以利润为目的的商业生产将公有资产赠与私人经理、通过最终将危害到中国的经济独立和自主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搞活经济”是一回事；而在残酷的海外经济封锁条件下建立起一个有实力同西方平等贸易的经济基础则是另一回事——在此经济基础之上，中国能主动在经济交往中制定对中国有利的条件，从而不致沦为新殖民地和债务奴隶。

可疑的政策主张

这又必须回到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宣称关于对当前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上。迪恩认为，比起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增加了两倍，GNP翻了一番。从国家统计局一年两次的报告中，或许可以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正如迪恩自己承认的那样，中国统计数据非常值得怀疑。

所谓的农民收入在集体解散以后增长两倍确实值得深思，众所周知，谷物的价格改革后上涨了100％多，所以问题就在于收入增加多大程度上来源于价格的上涨？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如果集体经济仍然保存下来的话，谷物价格上涨会给农村经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数据有没有修正此后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有人还会问，既然收入组成在集体向个体转变的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迪恩所列举的改革前后的收入数据，是否比我在前文中分析过的大寨的类似数据更具有可比性？

考虑到通胀的因素，GNP的数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推测起来GNP包括建筑领域的投资，这一项因素就使得GNP增大了很多，其中的问题在于：首先建筑投资多少是用于生产性的、多少是用于非生产性的？所有的报告都指出，投资的比例是失衡的，消费比例大幅上升，这直接引起了通货膨胀。在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上，任何改革前后的对比都表明前者更高。当然，现在指控原来的积累率和投资率太高。如果说过去积累率太高可能存在问题，那么现在积累率如此低也确确实实是极大的错误，因为这样的话国家就只能靠印钞票、借钱、吃老本生存下去。

自从1979年，农村副业毫无疑问的取得了较大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并不是从农业生产中取得，而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和非农生产大幅增加。但这里的数据对比也经常无法反映实际情况，就正如在大寨发生的情况一样，过去就已经存在的副业所作出的贡献被完全抹煞了。整个的成绩被报道为没有改革开放就取得不了，这纯粹是歪曲。如果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采取正确的政策，集体经济的副业生产可以取得比现在的小农经济更快的发展。

还有相关的论断，说中国的生活质量大大改善了，这恐怕得看如何衡量各项影响因素了，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政治上，人们或许感觉到更加自由，但是在社会角度上看，他们必须面对所有新生的罪恶——如卖淫、乞讨、买卖儿童、胎儿流产、私人资本的剥削、各种疾病的流行（从梅毒到血吸虫病）、普遍蔓延的腐败，还有现在最糟糕的，日益加速的通货膨胀。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令人不满的事物都在大量的增加。

迪恩写道：“一些系统的破坏在农村发生了，例如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对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以及通过政治手段获取资产和经济权力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中国复杂性的组成部分。”确实如此，但问题是，所有的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组成部分吗？迪恩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存在于农村地区，我认为，这是痴人说梦。

我非常清楚，在中国还存在一些搞得非常好的农村集体经济，它们比附近的个体经济强了许多倍。它们的存在是因为一些人非常有勇气去置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也有机遇躲过、有勇气顶住私有化的风潮，果断的坚持了强有力的集体领导。如果政府决定重建集体经济，为期不会太远，集体经济部门就会显著的复苏起来。但迄今为止，政府没有这种倾向，很明显，没有任何有利于集体经济的意见和舆论在党的高层形成。那些勇于抵制分田的基层干部现在仍然遭受着惩罚，不时的被降级和调任。当权者现在热衷于讨论如何将大量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股东或是法人股东最好，而不是怎样在农村改革或者重建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要想生存下去并壮大起来，必须有稳定的政策土壤。信贷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机械化政策、科技政策、所有制政策、医疗保险政策以及许多其它方面的政策，必须都要有利于集体经济。文化导向上必须鼓励“集体第一、个人第二”的伦理原则。类似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富光荣”“自己富足起来”的口号则是截然相反的方向。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倒退——某些无产阶级的反攻至少对当前的独裁者的资产阶级权威和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最后，迪恩说我们需要毛时代的令人不快的真相。确实，我们需要真相，但我们能从改革者及其拥护者那里找到真相吗？我们找不到。如果事实确像迪恩描述的那样，谁能解释毛仍在广大农村、车间和很多普通中国人心目中享有如此高的威望？改革者拼命给毛泽东的名字抹黑，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许多年前当权者就命令党委会将毛的肖像从墙上摘下去，去年他们派一些人用手提钻拆除北大的毛泽东雕像，在这件事前后毛的形象突然在很多地方都消失了，虽然还没有从天安门上消失。

但尽管如此，毛的肖像和胸章仍然可以在千百万农民、牧民、工人的家里和党委会的墙上发现，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这样说：“毕竟，老人家是对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