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 | 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20世纪30年代，毛主席断言在20世纪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不适合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主席说：中国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革命，不是法国式或是英国式的那种向资本主义迈进的旧式的民主革命，而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新式的民主革命。首先，帝国主义势力是不会允许中国发生任何以独立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每一次只要中国人起来挑战传统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就会单独地或者是联合起来利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反应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老师总是不允许学生去学习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旧的势力—整个地主阶级、经济上和政府中的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因此，帝国主义才会利用它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力量来支持，鼓舞，培养和保护这些封建势力的幸存者。

而且，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因为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允许我们选择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首先是苏联，其次是工人阶级以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相联合，赢得他们的支持，那么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成功，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和本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援助。现代时期，这个由毛主席定义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无疑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时代，而也无疑是社会主义走向繁荣的时代，这种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将会使中国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而是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

最后，中国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和摇摆不定的。因为如果不把工人和农民完全动员起来的话，是不可能彻底地摧毁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其买办阶级走狗的。但是动员工人阶级就意味着必须在对工人的管理上有很多的限制，同时也要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动员农民意味着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要完成就必须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自然包括土地所有权)，但是中国的地主阶级又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土地所有权的没收威胁到了所有的私有制，这使资本家摇摆不定，因为他们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获得解放。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敌人的领导阶级的。因此，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就自然的转移到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所有被压迫人民代表的中国的共产党的身上。中国的工人阶级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人数更多，同时也更加有经验。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充分地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不仅仅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且要没收所有帝国主义及其官僚买办阶级走狗的财产，所以这场革命的首要的目的决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计划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那就是一种有利于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和在整个经济中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一个民主革命的过渡时期，一个在土地改革完成和对四大家族垄断的财产(工业的，商业的，金融的)实行国有化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此后，高于一切的工作就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世界形势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陷入空前的危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处于革命的边缘，因此毛主席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只有选择社会主义而别无选择。现在50年过去了，当恢复活力的资本主义证明了其暂时性的稳定性，而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困难地往前走，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在资本主义下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于是幻想家就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是时代错误的，缺乏时代性的，奇怪的逻辑。

在10年的国际国内战争，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10年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仍然标榜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苛责却同西方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在使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的融入世界市场的时候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在改革开始时，设计师们乐观，自信，甚至骄傲自大；但当他们的政策已经导致了足够的恶果，使人民开始怀疑整个改革的方向。因此，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否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独立的国家这个老问题又一次提上了议程。 我的观点是：对中国来说，仍同20世纪3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一样，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有着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有一些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另外一些是在革命中新产生的，在土地改革和3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其中，至关紧要的阻力是现在世界经济的状况，中国的国家本质，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农民的自给自足也就是贫穷的农民在所分得的小块土地上的能够生存的能力。

考虑到世界经济，改革者的策略是沿着“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所走的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化国家。那就是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吸引外部的资本从而建立劳动密集型的日用品加工业。这些日用品是供应世界市场的，它们首先是纺织品以及电子和电气用具。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中国创建了自由贸易区，在这里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投资了数十亿，贷款了数十亿。他们对本国的加工产品的出口充满了希望，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想获取一个巩固的市场份额的努力仍然失败了。

这个失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曾经能够吸收大部分所提供商品的膨胀的世界市场，现在它的膨胀速度变慢了，在20世纪80年代，是商品的过剩和充斥而并不是商品的缺乏困扰着全球。此时，韩国和其他的“跳跃式”的快速发展已经结束了。此外，如果不是美国为了建立针对中国的前进基地而进行的两场长期的战争从而为四小龙 (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提供了经济上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小龙是不可能走上跳跃式的快速发展的道路的。因为美国在这十年对外战争期间对侧翼包围中国的国家进行了大力援助。虽然现在很多中国人由于羡慕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而得出中国走了错误道路的结论，但是他们无法了解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革命引起了对美国的世纪的挑战，今天就决不会有环太平洋的“四小龙”。

其次，即使快速发展的机会仍然敞开着，即使市场是和往常一样有很大的吸收力，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输出的产品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吸收的了的。对于一个只有数百万劳动力的小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劳动力的大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却是不可行的。中国复制环太平洋的“四小龙”这样的小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合理的。只有少数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的现在也正在走下坡路，更何况像巴西，墨西哥和印度这样同样走这条道路的竞争者因为无力偿付外债而陷入严重的问题。

世界银行的策略是：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和向外国投资者让步从而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向国际市场开放;提高本国经济对世界市场和外国贷款的依赖性。由于无法偿还快速增长的外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冻结工人的工资，使货币贬值，降低支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福利支出。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同时，内需的缩减也破坏了出口国家的经济，并加重了市场上产品的过剩。所以，这个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整个发展策略破产了。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第三世界国家避免经济破坏的唯一可行的策略是进行多元化的投资，为国内的产品和服务发展国内市场从而降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第三世界国家应当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渐进性的税率（累进制税制），保障工人权力——以前中国所做的，中国在改革前做得很好的工作。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存有新型的工业化国家这种发展模式的幻想，把希望仍然寄托在一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上。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国家规模和巨大的劳动力的可用性，这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不会为中国提供一个适当的发展框架。

饭碗：金的，铁的，瓷的

中国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阻力和外部的阻力一样巨大。可以这样来概括：金饭碗，铁饭碗，瓷饭碗。金饭碗指的是那些国家系统中政府各级机构的官僚主义者享有的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的特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坚实的工资，福利收入，和非法暴利收入。

他们使用的权力从本质上说是封建性的、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习惯势力深深扎根于中国旧社会，并获得高度发展。在官僚体制下，权力不是与财富、土地等等，而是和政府机构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作为革命的结果，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的经济形态，官员得到了巨大的空前的经济权力。所以现在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用“权力经济”来描述中国的体制特点。华生，张学珍，罗小平（音译），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的文章用到了这个词来描述当前的体制，说在政府的干涉下，自由市场规则是难以达到的。他们哀叹中国建立全国性市场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把政治权力与经济管理权分开。中国经济今天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权力的操纵⋯⋯真正的价格改革要求对现行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进行革新。”他们宣称“真正的市场导向的改革需要政府放弃他对几乎所有经济领域直至经济实体的权利和职责。要允许市场参与者完全掌握他们的资产根据价格导向作出投资决定。”¹

但是有人要问：这个掌管一切的官僚体系的权力拥有者们怎么会自己清算他们的由历史得来的统治的特权，而让位于技术人员与暴发户操纵的不可捉摸的市场？历史没有这样的先例。实际上，这种观点在最近另一篇文章中争论得很厉害：“改革派无论怎样想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打破保守主义，他们都做不到，”理查德·史密斯写道，“因为允许真正的市场力量的存在并盛行，官僚们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也无法维持本阶级的再生。”²

至今中国的改革已经把一部分中央的权力下放到低一级如省、主要的市，还有特别贸易区，但是这仅仅促进了低一级的官僚们通过行使手中的垄断权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这还常常意味着在损害周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条件下，保护与发展本地区经济利益。如果说改革的确打破了一些“职位特权”，它也绝没有削弱整个权力系统。同时，那些下派的权力已经无用了的独立王国事实上已经对中央的控制有了免疫力。

在这样一个的强有力的官僚系统的阻力下怎样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市场是无法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中没有谁认为削弱传统的官僚体制是充满希望的，更不用提废除。所有这些现象与对发展社会主义一样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置了一个同样大的障碍——这也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铁饭碗”指的是终生有保证的工作，适用于所有国家企业中的正式工人。改革者把这种工作保证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阻力。“怠工在国有企业中是相当普遍的，”华，张，罗写道。“他们依存于国家，实际上独占了他们所占的工作岗位⋯⋯他们被终身雇佣不必担心失业和破产。”

改革者希望把岗位竞争与企业破产的“魔棒”投向这些工人。他们要改变生产关系，把受到终身雇佣的工人推向劳动力市场，把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就像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的一样。

但是从工人的观点看来，终身的工作保障及相关的权力是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是需要珍惜和保卫的东西。正是这些使得“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样的话语有着实际的意义。如果老板们可以随意雇佣和开除，如果失业储备军随时等待着占据为任何理由而空缺的位置，那么工人还有什么权力留下？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留下？

“如果只看到缺少自由缺少职业联盟和罢工的权力，[局外人]会以为工人阶级是无助的党控制下的牺牲品，”珍姆斯·帕特斯³写道。“更近一点的观察一下中国工厂的情况，不管怎样，就会发现中国工人阶级是处在一个严密的关系网络下，可以保证工人们不被解雇，不被催逼过分劳动，不被任意管制驱使，工作的安全条件远远超过大部分的西方民主国家，将会被我们这里许多失业的钢铁工人所嫉妒。”帕斯特得出结论说改革“不仅是经济的改革，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政治标准更趋向于恢复管理特权而打破紧密的合作关系和革命以来一直实行的规范与原则的改革。”

实事求是地看，工厂生产的滑坡不是“铁饭碗”——革命给与工人的美好的工作保障——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由于给予政府官员，管理者，老板们的“金饭碗” 而造成的。当干部们利用自己的职位特权来为自己为子女“与稀缺商品，合意的住房，出国与提升的机会等等建立联系”的时候⁴，为什么工资劳动者要卖命？在过去，那些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可以发动劳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他们可以鼓舞起社会主义的生产热情，完成“更好，更快，更多，更省”的目标。但是获取这样的结果，他们必须对所有人用同样的标准。他们不可能先是自己富起来，然后再想着承担为人民服务，建设国家的义务。可惜在过去这样的干部太少了，今天更是不存在了。

然而，改革者并不关心“金饭碗”产生的问题。正好相反。一面说一些社会主义道德的空话，他们更相信以工人的权力为代价的全面管理特权。他们坚持使工人面临总体被解雇或者因破产而失业的境地。他们相信恐惧是勤勉的首要的来源。

这样的意识不可避免的要使改革者面临一场与工人阶级摊牌的战斗。而他们面对的工人阶级已经经历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不会轻易放弃任何来之不易的权力。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改革者还没有赢的把握。

小土地的保障

“瓷饭碗”指的是使用土地的权力，这项权力农民还保留着，作为土改中获得的土地的延续。我把它叫做瓷碗是因为从这一来源的收入是脆弱的。不像工人的工资和政府官员的薪水，农民的收入是从土地的回报中获得的，它更多是汗水、病虫和天气决定的。农民播种，施肥，除草，收获，但是就绝大部分地区来说，他们所获得的多少往往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他们的瓷饭碗可能很慷慨地回报他们，也可能什么也没有。与金与铁不同，瓷饭碗更易受外部力量的影响，是靠老天爷的怜悯吃饭。

为了实行资本主义把市场变成中国最高的统治原则，必须创造原始积累的条件，也就是首先和首要的是把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还要保证他们除了双手的技能外一无所有，——一句话，把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商品。

但是在1950年代早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个农民都分得一份最珍贵、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在合作化时期，他们把土地集中在一起，一个村一个村的，形成了集体所有并耕作的大片土地。几十年后国家开始把集体所有变为国有。这样，改革开始后，每个农民新获得就是在有限的年头内使用国有的一小块土地的权力。很正常，改革的推动下，公社首先按人口无论男人女人小孩分配了口粮田，然后承包出去所有余下的土地，给那些要种田生活的家庭种植商品粮，——其中一部分以规定价格卖给国家，余下的便到市场上卖掉，无论什么价格。这样的体系下，中国相当大比例的农业地区落在了经济发展的范围以外。土地成了不关心宏观经济情况的农村大部人的食物来源的最后的手段。无法充分就业又缺乏装备的农民，在好的天气状况下，还或许可以依赖微薄的产品维持生存。要发展，不管怎样，他们中的能人、壮劳力就要建立副业，或者到乡村外寻找工作。无论哪一条路，当挣的工资多起来，运输业繁荣，商贩们赚钱的时候，他们都倾向于忽视掉土地，耕作起来漫不经心，甚至就撂荒；然后当低迷时期来临时，他们就会从被忽视的土地上为获取一点收获而费尽努力。

改革者的如意算盘是打破大锅饭后，种田能手就能从不太爱种田的乡邻手中得到土地的承包权而使土地集中到很大的程度，可以使用机械化可以科学管理。但是既然多数的农民还把土地作为抗拒失业、企业破产或者个人的疾病与衰老的社会保障，很少人愿意转让出他们的土地承包权，即使他们并不亲自耕作。这对整个中国农业就意味着国家本已贫乏的土地——所有这些都应该最大可能的利用——中一个很大的部分还要长久在其生产潜力以下生产。

新近的情况——信用的忽然收紧，成千的建设项目关停，成千的乡村企业的破产，从非农工作上剥离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这可以很好的说明，勉强接受人均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尽管对不愿一辈子守在土地上，但对土地仍有一定的依赖性，民工可以在失业的时候回到土地上生存。但是不情愿离开土地也意味着中国的原始积累的条件不会很容易就达到。改革无法轻易把农民的劳动力变成一般状态的商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土地市场化。人均的土地使用权力，也便是承包权，尽管理论上是可以转让和购买，但是人们通常是不会放弃的。长远来看，粮食的生产受到严重的威胁。掌握着承包使用权的大多数农民，不可能而实际也没有完全发挥土地的作用；另一面那些可能开发土地潜力的种田能手，又无法插手进来。

种田能手只能承包到人均分配后还余下的土地，只能在分散的一条一条的土地上耕作，“面条”，这就是中国农田的特点。因此，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低，很少人从土地上获得收入能超过做其他工作的所得。所以为了让农民们留在村里继续耕种，一个又一个公社不得不给承包者提供免费的原料与服务。

于是私有化就造成了农业的停滞不前的状况。没有农业的雄厚基础，其它产业的繁荣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北京的权威们指责我们今年的煤矿开采不足，然后呢，他们把这归咎于运输能力低，最后归结为我们国家资源短缺。但是如果一个人深入的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他就会发现，今年山西整个冬季煤矿供应不足，是因为在私人矿场与国营矿场工作的临时矿工——他们支撑了全省近一半的原煤产量——大量的辞职回家。而所以辞职的原因是由于自由市场的粮食价格上涨，他们的工资还不够买粮食。因此能源的短缺本质上是由于粮食短缺。上面的种种现象——日用品市场上的过剩，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的过剩，金饭碗，铁饭碗，瓷饭碗，——没有一样能够容易的解决，这就使得在中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极其艰难和不稳定。

即使中国可以某种程度上逐步克服这些障碍，它所能达到的，如帕特斯指出过的，仅仅是和第三世界国家同样的满是病痛的经济状况，“短期的增长，长期的停滞；对外的依赖，导致繁荣时期的资本流入和危机时期的资本流出；使竞争最大化，也加剧了阶级间对抗的管理控制。”⁵这些后果却很少能与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联系起来，自力更生才能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达到一个合理的富裕水平。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