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 | 天安门的屠杀：1989年的6月

天安门屠杀：1989年的6月¹

不可能描述尽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我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可以当作分水岭的那两天——6月3号和4号，前者是实际胜利的最后一天，而后者呢，就在当天一部分军队制造了惨案。3号我幸运地全天呆在广场上，那儿不再聚集着学生。当时只有离散了的小群学生们还滞留在广场中，其中大多数来自外地。大量的首都学生已经离开了，但没有回学校，而是去了社区和工厂去组织动员，依旧活跃的他们还试图发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学生们在最开始——具体日期我不能确定了——就建立了一个广播站，其实实际就是一个喇叭——在广场的一角，3日清晨那儿有个记者用喇叭在叙述前夜的事件，其中很多比较怪异。起初，一队身着短裤和T恤的兵士从长安街跑来，佯装成平民，试图进入广场。自然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但他们并没离开长安街太远就被挡住并往回赶。西边一辆小货车紧急刹车，但还是撞开了一道栅栏，并撞伤了四个骑车的人，其中一名当场死亡。趁人们阻拦货车之机，与之伴随的三辆汽车溜走了。人们在车里发现了身着便衣的士兵，他们带有武器和用于捆绑脖子的钢索。可以说，这是一次秘密军事行动，只不过由于司机的刹车和事故意外地暴露了。这在3号成为大新闻。

全城都密切注意着军队和公安的一举一动。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表明究竟有多少人受牵连了，但我确信戒严令宣布之后的整整两周里，到6月3、4号，无疑百万北京居民变得活跃了。但不知为何媒体上居然没有表露，我想，或许是因为记者们都去关注广场了。几乎所有的媒体在广场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灯，世界的视线正聚焦于天安门广场。

但是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城市的边沿，人们在外围的环城路一带阻止着军队的开进。每晚，整夜的，成千上万的人封锁住每一个十字路口。碰巧我是住在城区东北角的，靠近三环路，那儿不是一个主要的入口。但夜晚仍有人聚集在那里，有一两千吧。他们到公交车站徒手把车推到十字路口，来封锁四方的交通。由于其间还会有些缺口，他们就让运煤的卡车、货车停在那里。还有一队骑摩托车的人在支持学生们，他们出没于夜里，300个壮汉在绕城巡逻，显得狂热无比。我记得一晚当他们经过时，正好有一个缺口足以通过，人们都集中了观望着。那儿本有一辆被说服停在那的卡车突然决定开走，但没有人感到很不安，他们之后是拦住了开过来的下一辆车——一个农民开的一辆带有小拖车的两轮拖拉机，拖车里还有条渔船，里面是他的家小。人们说服他去填补那缺口，农民于是就和家人以及渔船一起在那过夜了。我不忍去想象如果军队来了的话对那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3号学生们在广场上播放了前夜的所有新闻，还有一个年轻的教授站起来宣布了前夜在广场上创立的人民的大学的概况，那或许是世界上一个非常短命的大学。我认为，它虽然起步了，但存活不了多久。如果有人能在那呆上一整天并且听到广播里传来的一切的话，他应当会着魔的。但是不久有传闻散布说人民大会堂西边确有士兵。这是第一次报道士兵距广场如此近，我们便过去调查。毫无疑问，大会堂北台阶的西侧有一些凹陷处，就在那里有200名士兵。有人在那辱骂他们，也有人试图鼓动他们。但是士兵们有规定禁止和人们交谈，因此他们都不好意思地背坐在那，从而避开人们的指责。我们走得非常近去瞧他们，就在那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8000名军人从大会堂中冲了出来。看起来就像是一湍由防暴武装力量形成的急流，虽然没有带什么明显的武器，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包——其中不是手榴弹就是催泪弹或者是武器。他们出动显然是要进入广场的。接着，他们化作三股形成八列，往北奔向街道。人们出现了，似乎从天而降，刹那间他们就塞满了街的北端。有年轻人还冲过去用身子去撞士兵，有些还反弹回来摔倒了。士兵们继续前进着，但人民也坚持朝南行进，到最后，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向前推但士兵们还是一步也前进不得。这8000人的队伍滞留着就像一架手风琴，军官命令他们朝左运动，于是便往左边移动，接下来又一道命令说：“不，不，不要那么远，回到中部来！”巨龙就这么在街上进进退退。我们认为这将相当无聊，就沿一条与长安街平行的小路向西去。就在我们到达下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有大群大群的人涌到街上来，还一边尖叫着：“催泪瓦斯！催泪瓦斯！”有武装警察已经在中共中央的办公地——中南海前施放了催泪瓦斯，我们认为那边不是最理想的离去之所。因为骑了自行车，我们便掉头往回走并发现了一条通往南边的小巷子，顺路一直到了肯德基。

回想一下试图从8000人那儿脱身以及差点尝到催泪瓦斯，而现在是空调间、三层小楼、身着短裙戴着小帽的女孩和冰可乐，真是黯然销魂。虽然饥渴未消但我们还是爬上二楼去看看广场上到底将要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广播哑了

最后我们还是离开那里回到了广场。那时候政府已经指明了一个逮捕天安门前演说者的办法，并开始谴责学生们竖立反映民主政治的雕塑。许多人认为那是自由女神的一个翻版，当然，它是从自由女神那获得了某些启发，但不过那的确是一件相当中国化的雕塑。那个“女孩”有点象抗日战争时的女英雄刘胡兰，她头上没有桂冠，双手擎着一把火炬。不象美国新闻所宣传的那样，简单地说它是自由女神的翻版。她传达出了学生们在民主进程中的许多想法，广播最初指责她为外国干涉和嘲讽中国文化的表现。我们看到，许多学生一个挨一个爬上杆子去剪断广播的线，它们想必是有220V，因为学生们在用老虎钳剪时受到了强烈的电击，他们还要了衣服和手套保护自己的手。无数的人堵住了广场和长安街的接口，看着学生剪掉一根根线，那儿共有10个广播。当老虎钳停下来后，你可以再次听到学生们自己的宣传。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

之后我们回去看看军队那边的情况，他们依旧滞留于大会堂。我们把车停在紫禁城的墙脚下，墙面上飞舞着粉笔书写的颇具煽动性的口号。有一幅模拟邓小平和李鹏谈话的，大意如此：“邓叔叔，咱们现在怎么办？”邓回答：“嗯，我还没想好。我们还需观望，但我以为对我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牺牲你来保全我！”不远处另有一幅粉笔写着类似预言性的标语“最好听邓的——他有枪！”我们走回去，发现大多数军人坐在街上，精疲力竭，医科院校的学生们在试图让他们感觉轻松些。他们为他们的水壶灌水，给食品，以此来结交这些人。人们还唱着革命歌曲，每当他们唱完一首，就喊道：“解放军，来一个！”后来，当太阳渐渐落山时，一个兵站起来想组织一次回应，恰好那时军官们指示队伍回到大会堂去。他们是否是正在阻止游说还是命令才下达，我们就不清楚了。士兵们是单列回大会堂的，等到他们全部跑回去，半个多小时已过了。每一个人都在那欢呼着，感到人民是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附近有一个学生——我们和士兵们刚才跑过的地方仅隔2英尺——他正在警醒着人群，说：“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有8000人，还有300000多不在这里，他们随时可以占领广场，所以最坏的还没到来。”我认为他有些悲观，但实际上他的话被准确地证实了。

夜里开火

最后我们是在九点多离开广场的，因为迷上了冰淇淋，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就在建国宾馆停下来吃点冰淇淋。我认为那儿有一个门卫对我停车的地方不满，他放了我车胎的气，大概十点时我们只能推着没气的车回家。凶兆似乎显示出了——一大群人在前面的天桥下围住了一辆军用卡车。我们不顾车胎没气，还是骑着回家，那时已10：30了，然后精疲力竭地睡去。那个时候西城一带已经开火了。第一起人员伤亡肇始于27军的部队在长安街西端的军事博物馆前向人们开火。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事件正在发生，却依旧睡得安稳。在两点左右，我们被东城猛烈的交火惊醒了，不仅有枪声，还有炮声，象是坦克的炮。装甲车也有火炮，但那都称不上炮兵武器。我们听着声音就感觉军队从东西两面过来了。如果我看到的“夜间新闻”（Nightline）节目是电视典型报道的话——它是说装甲车到了广场就被人们攻击，这就给人一种错误的关于事情进展的印象。那看起来人民好像是在主动进攻而军队只不过是被迫防卫。而实际上，当这些车辆到达广场，它们就已经扫清了路障并杀了差不多2000人。到广场只是攻击的尾声，而不是开端。当军队开始去朝人们射击时，他们会变得非常残暴，会疯狂并采取一切能办到的手段进行反击。中国的电视节目采取同样的方式，把尾声当作开端播出。他们先播出周日下午人们焚烧坦克和武器运送车辆的画面，士兵们说：“在周六下午，人们就是如此对待我们这些可怜的军人的，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还击。”事实上，他们颠倒了日期，做出他们是受害者的样子，这完全是谎言。军队过来杀人，尸体遍街可见，而且当他们控制了广场后还接着在杀。

士兵们确实没有杀光广场上的所有学生。的确，那不是真正意义的灭绝行动。大概还有4500位学生幸存下来，他们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士兵们谈判，求得脱身，这被同意了，但其中大多数没有走。有人在离开时被后面追来的坦克碾死，我想大概有11个死了，坦克从后面冲来，从他们身上开过去。但有可靠消息说还有100多人拒绝离开，依旧留着广场上反抗着。我有朋友整晚都在北京饭店，他们说大约凌晨4点广场上激烈交火过，当时所有灯都打开了。有相当多不同版本的说法，真是难以确定真相。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媒体都是跟大部分学生离开的，当剩下的小拨公然向军队挑战并被杀时没有记者在旁边。

但是，不管广场上发生了什么，主要的屠杀是发生在长安街的东西两边。周日早上，我们跑去看住在北边昌平县的我姐与姐夫。因为我的姐夫刚动过大手术，所以我们雇了辆小巴士前往。司机整夜都在长安街的东头漫游，他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情景。他说军队在前面开火，后面还有救护车在捡尸体，带走藏匿起来。他认为至少有100人在那被杀了，至于其它地方他没有谈及。当然，所有的这些数据都只是估计的，大概会有些夸大，因为你所面对的是那么可怕的屠杀，你会极度恐惧，自然很容易把数字想得很大。不管怎么说，他是相当的气愤和不安，在往北走的过程中，每当看到正在燃烧着的军车他会表现出很开心。

我们去乡下，在那呆了一段时间，5点左右才回城。到德胜门时看到了一队车辆在燃烧着，有18辆卡车和一些用于指挥的汽车，火焰烧到空中40到50英尺多高，油箱爆炸、轮胎融化——那是很壮观的场面。很显然，士兵们因机械行进受阻就步行进城了，于是人们就焚烧那些车。后来，又一队车停在了那里。到周一下午，德胜门外已有33辆被烧毁的车。

午后的死亡

下午5点我回城，顺便去了趟北京饭店，那儿我一个好朋友在高层有间房，我去那看看广场还在发生着什么。广场完全无须忧虑，有两排士兵把守着长安街，他们后面有一队坦克，再之后就是一大片的装甲车。还有坚持从东边过来的人群，最大胆地去向军队靠近，朝士兵们叫喊着，大多数试图劝说他们停止屠杀。一旦那聚集了200到250个人，士兵们便会开枪把他们解决掉。我只看到了最后的 这一幕，但我的朋友整体都呆在那，他还做了记录，说共发生了6次。就在此刻之前，每隔一小时他们就要放倒一批人，他们还统计出少了50个应该被杀死了的人，但没有提及伤者。由于军队不让救护车进入，人们只能通过三轮车带走尸体——其中有些人有平板车。即使正在交火他们也会冲进去带回伤员，这我是看到了的，那次长达5分钟的交火绝对激烈。有人是如何幸存的，我真不明白。受害者唯一有的警告就是士兵们在开火前会向前跑几步，然后才瞄准、射击。因此当他们向前跑时，人们可以匍匐在地上。但是，每次人们不是死就是伤，或者在往回跑时被射中。那真是最可憎的画面。其实这些杀伤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整个长安街都已经被控制下来了。军队都已经清理了广场，没有理由说那200人其中大部分只是来叫喊叫喊罢了，这样就能吓住那些士兵！人们最后的回应就是放火烧了最后的一辆巴士，现在在北京饭店，火还没有灭。火焰和烟尘翻腾着，吹过士兵的脸，遮住了被杀的人，所以那时很难说有多少死亡了多少受伤。

我是在当晚10：30左右离开饭店的，沿王府井往回走去王府井饭店去找出租车或通过其它方式回家。一个年轻人双手缠满绷带从协和医院（PUMCH）出来，他问我是否可以帮他回家。他就住在我家附近，还告诉我他是被射伤的，当时我正在观望着，他的自行车已经完全毁掉了。我们找到了一辆三轮车，于是我就送他回家。在路上，我们自然有时间长谈，我问他为何偏往地球的那个地方去，难道不知道他们还在射杀吗？他回答说自己必须去并且应告诉他们不要再开枪了，告诉他们我们是人民，而你们是人民军队，那么你们不应当杀害人民。他说自己以为他们只会朝天上开枪，而实际确是向前的。他摔倒在地上，不巧一颗子弹打到路面，炸裂并伤到了他的手。他仅仅受了这点伤，因此他是很幸运的。后来，当我们去附近一家医院检查时，我们发现那子弹原来是爆炸性的，它们往往只留下小小的伤口，但对目标内部却造成极大伤害。它们就象掏空弹（hollow bullets，伤者创口小，但对体内组织破坏严重）或者螺旋弹或那种致使严重伤害引发内部大出血的达姆弹（dumdum bullets一种击中目标就马上扩散的杀伤力很强的子弹头）。很多原本不严重伤者变得相当严重了。人们不敢呆在医院里，他们认为军队会来逮捕他们，因此仅仅得到初步护理就回家，所以很多人死在了家里。截至那发生后第一个星期的周三，协和医院差不多就有100具无主尸体，复兴医院有67具，附近的其它医院也有差不多数量尸体。所以仅仅医院太平间里的无主尸体就突破了政府所宣布的被杀数字，而且，这些数字仅指那些来医院治疗之后死在医院的人。还有很多是死在街上，或是去了医院后死在家里。所以死的人应高达2000，同时，还有上千上千的人受伤。这是对人民的重大攻击。

给人民一次教训

我觉得攻击的目的和学生们关系并不大，很显然如果政府等到另外一周或其它时候，广场上可能就基本没有学生了。学生们尽最大可能去宣扬观点和组织动员，他们迎来全国各地的同志，但是更多的人每天都在离开，因而数量一天一天减少。如果当局等到另一周，可能广场上会是一片寂静。而如果广场上没有动静，那人们将不会在夜里被动员去阻挡军队靠近广场。那将不会出现不必要的军事伤亡。但我想邓可能因人民动员起来、因那运动中的百万之众而感到极度不安。他被吓着了，于是就开始惩罚他们。你应该知道，邓是一个喜欢教育人民的人。他出兵越南也是去教育越南人民的，当然，越南也教育了中国军队。本没有必要去动用武装力量，但是他要向中国人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让他们知道谁是头儿，这样他动用了军队。

你或许要问他为何不行动更快点，为什么他不在宣布戒严令时动手？事实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是5月20号或21号，北京附近可以动用的军队——38军拒绝开枪，拒绝向人民动手。当士兵们试图进入市区时，他们为路障和人群所阻，如果不杀人以夺路进城,他们只能驻在那，要不就撤回。邓撤了38军的司令并军法处置了他们，但他还是不得不到全国各地找其他将开枪的部队，这花费了两周时间，然后他又调他们进来。这支将开枪的部队据说是27军，它是军委主席杨尚昆过去的嫡系部队。如今由他的侄子掌握，这个军是由四川的武装组建起来的。在北京的人都说他们来自沈阳，外地的说是来自石家庄或者内蒙古，但北京的都认为他们来自沈阳——一个东北的城市。勿庸置疑他们是川军——杨尚昆是四川人，邓小平是四川人，李鹏也是四川人。在中国，很平常，人们称四川人为四川蛮子（Sichuan rats），因此现在有三个蛮子支配着中国大局。但实际上这支军队是自愿开枪的，他们好像确实参与过10年前的越南战争，还在那杀过平民。人们说他们平均比38军、40军以及其它集团军的兵年长10岁，不论什么缘由，他们也不会不思考就去开枪，但他们在行军前与新闻隔绝，他们被告知说人们在杀战士、在虐待他们，因此他们被唆使去保卫自己、去保卫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来开杀戒的。邓会命令军队开枪我不奇怪，但我惊讶的是他能在那种情况下找到自愿开枪的军队。所以说延宕只是为了找到合适的军队。

在屠杀后的一些天里，政府投入巨大精力去追捕并惩罚有关的学生领袖和引导人们攻击军队的头目。他们随意抓人指控说他们烧过卡车，再如象在上海，还指控说他们烧了一列火车。在审问之后就判处死刑，然后再给三天时间申诉，再就是行刑。他们还通缉21个学生领袖，逮捕了其6、7个。至于剩下的，你可以想象，逃走了。国家领导人花费特别精力向人们和激进分子报复，很自然，他们判处整个事件为一起“反革命暴乱。”

对强权说真理

这个时候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英雄之一是杨宪益。他因为编著过熊猫系列的汉英译著（the Panda series of Chinese translations）——《红楼梦》以及其它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文学作品，而为西方许多人所知。宪益和戴乃迭（杨妻，英国人）从事该项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在周日晚上，也就是7月4号，BBC电视采访了他，他斥责整个事件为法西斯暴行，认为它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残暴的。他的立场非常坚定，还说自己可能立刻就会被捕，第二天他的家人劝他出去躲一躲。他就躲了一些天，后来觉得不值得这么做，于是又出来了。就在我回国前的几天里，我曾去看他，还交谈了很久。他同意我的看法，说“你知道的，我是共产党员。” 十年前改革开始时，他们动员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他似乎就是在那之后不久加入共产党的。他说：“我不会去申请退党，我认为他们弄脏了党的名字，他们已把军队拉进泥潭，我要站出来斗争。”当然，他是完全没有任何防备的，不过他依旧坚持着强硬立场。

当我打算离开时，我的自行车还在外面街上。他把我送到自行车旁，在市场门口当着许多熟人的面，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后目送我上路。我想，他大概已74岁了——一个老人，而我，只有70，我感觉他已做好了任何事情发生的准备，他认为这是应该公开表露立场的时候，他一点没有考虑什么将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就我所知，很奇怪，他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当然那也是政府的一点明智之举，但他们同时还在干着那么多无理的事，因此他们是否会在这件事上做得更聪明点还不太明朗。如果有某个中国知识分子，他闻名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英国，并且毕业于牛津大学，那么，他便是杨宪益。

他的立场影响了我，在很大程度上，我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我要尽可能有力尽可能大范围地宣布真相，我要公开声名我不会再为中国政府做任何其它工作，直到它推翻对学生运动所做的裁决。不到他们准备认定那不是反革命暴乱而是爱国运动，我将不会再做任何更多的关于农业建设的事情。我在那儿的工作是帮助设立一个方案，我努力说服政府执行，已经说了10年。大致是在中国不同农业区建立能够使用最好机械的典型农庄，10年的努力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付诸实践。它已经得到了联合国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金支持，10月就要开始的。它将持续3年并附加2年，是一个总共5年的项目。我将不再多做任何事情除非什么时候定论被推翻。

被糟蹋的统治权

你也许要问在这种情形下我对于未来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政府很不稳定，邓小平实际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邓和他的同事已经使军队严重分裂，已经使党严重分裂，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不是靠腿站立，而是被枪和恐怖行动统治着。唯一支撑着政府的就是邓小平，他有远大的政治计划，怂恿一个司令去和另一个争斗，挑拨一个领袖去和另一个对抗，还号召那些八十多岁的人靠后站。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强硬路线者，是信仰社会主义的。我想如果你审视一下他所提拔笼络的那些人的名单，你将发现几乎个个都是毛泽东点过名的走资派。恰好相反，他们不是一伙支持社会主义的人。尽管他们也许不如赵和胡耀邦那般粉碎社会主义，但也是完全不同意这条路的。

这个统治集团的人有许多分歧，从私有化的速度和比例到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如何并存等等。他们肯定不是要去建设社会主义——他们都是走资派，他们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具有强烈买办倾向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个度。致使中国卷入这次运动的一个原因就是人民对腐败的厌恶。中国腐败的程度已经差不多达到1949年前导致国民党灭亡的那般地步了。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定价、配额和强烈的干预。在重要部门的官员，通过权力，可以以极低价格在国有商店里买到日用品，转身又在自由市场高价卖出。依靠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牟取巨额的中国每个人都在追求着的财富，并通过瑞士银行帐户或者房地产交易等方式洗钱。我认为这是真的，而且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是高干的子女们。虽然李鹏的儿子们没有参与，但赵的儿子们都是在从事的，邓小平的儿子们也在干。杨尚昆的全家都与之相关，而且，他们还牵扯到整个军队。

政府官员们控制大量工业并把它们联合起来据为己有，然后和外部的资本家做买办交易。有一个说法讽刺整个北京的局势——新的大酒店都是风险投资。北京饭店，是中国全资所有的，但事实上已经被抛弃了。屠杀之后在那你不能找到任何食物，连大厅的灯都不亮。前门上方的玻璃上还有个弹孔，新闻单位订了高层的那些可以瞭望广场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房间，但一旦军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一旦他们停止射击，那时候在那拥有一间房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常有传闻说军队将要扫除每一个人，因此北京饭店事实上已经关闭，大家都转移到王府井饭店了。那儿另有一番景象，它非常新，是全市最豪华的酒店。在大厅里有一个两层的人造瀑布，水流持续流到下方的基座里，地下还有一个大超市。很奇怪的是，它为军队和一伙马尼拉资本家所有——这就是买办产业。美丽的女服务员看起来象中国人但都不说中文，她们说塔加路语和英语但没有中文，回头以毫无表情地看着我。对了，昆仑饭店也是一家新兴的——它是用德克萨斯现代样式的不锈钢和其它材料建造的。它是安全部门和外国资本家合伙的。

当然，你们中很多人都知道自从中国着手改革，也就是从解散农业合作社开始，我就是他们的一个评论家。对我来说很奇怪的是速度，改革带给中国的危机竟是今天的一切。危机是改革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农业私有化和工业试图私有化的恶果，是自由市场和把重要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地方的产物，尤其是沿海地区，导致它们自由地、飞快挣钱，还通过经济优势和内陆地区竞争稀缺商品尤其是原材料。条件的改变几乎把国家经济带入混乱状态。政府不能保障供应，因为能源严重不足工厂都只能开工2到3天，而不是过去的6天，价格被严格卡死，腐败成风，旧社会的种种陋习死灰复燃。

这里出现了公开卖淫，这里出现了乞讨，这里有大量的失业者——去年冬天有5千万人离开乡村，但也没有在城里找到工作。为抑制通货膨胀，政府停止了1万个工程，这又致使4或者5百万失业。有这么多的重大矛盾是改革直接造成的——计划生育基本失败，出生率比中国承认的要高，教育出现危机。不仅是农村地区，连城里也因经费太少而不能完全发放教师工资。他们说你没钱当然就得再找活去挣啦，于是就有了教师在教室里制冰淇淋和汽水这样的怪事，他们这么从事第二职业第三职业，当然会忽视教学。整个社会基本保障和保障标准瘫痪，每个人都很愤怒。

农民们已经深刻理解了邓——在他们印象中，每次一旦问题出现，邓就会做出果断决策，好像是要去解决它，然而，最终结果总不尽人意。然后他又做出决定，却比前面的更加糟糕，就如此进行一系列国事决策。因而农民们说：“你没想好就说，你没说完就去做，等到做了发现其实一团糟。”而且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都在上演。我认为对北京人民的屠杀是邓的严重错误之一，他要努力去解决一个问题，却带来了更多更坏的问题。

西方媒体正把此事报道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喘息和革命开展的结果，但根本不是这样的，这是10年前背叛革命的必然结果。我没有时间回头去找那些毛主席判定邓、刘少奇以及其他人是走资派铁证如山的论述，在许多私人场合他说如果这些人将来重握大权，我们党的颜色就会改变，我们最终会因法西斯政权而灭亡，中国人民又将重新革命来改变它。对我而言最难理解的就是这句话如此神速得到了验证。10年前，邓是很受欢迎的人物，他似乎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解救了出来，通过引入新的言论自由的标准、自由市场和解放性的改革把中国再次推上正路。然而现在，10年过去了，这里纯粹只有军事专政，每个人都被迫去同意爆发的是反革命暴乱、军队所做的合情合理、运动的组织者应该受到惩罚和制裁。

就在我回国前夕在北京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身为党员的老朋友跑来对我说：“昨晚我们开了党员会议，我们都得表态，我们都要说军队不过是在镇压反革命暴乱罢了。我当然得说这些话了，而我实际是在撒谎，我经常这样，我都为这么多次的撒谎内疚，但我只能在这儿生活，还要养活家人。这样的环境里，我不得不撒谎啊，但是我只希望你能回国并且能够将这里发生的一切真实的告诉别人。”

广大的进步联盟

事实是这样的，学生们根本不是在举行起义，他们并不是要推翻政府。而只是要求邓辞职，因为他已经84岁、老年昏昏，他的政策妨害中国发展。至于要求李鹏下台，主要原因是他宣布了戒严令。戒严令发布之前，他们只是在要求着谈判、舆论自由、更多政治权利以及公布高级干部的财产。这不能等同于要颠覆政府，也谈不上是要求几个领导人辞职的起义。类似的事其实经常在其他国家发生，最近在日本就有两次。但是邓认为它是公开冒犯，是骚乱，是暴动，他必须惩罚他们。

许多持“左”态度的中国人为学生们的政见担忧：他们不会是右派吧？他们不会是在传达资产阶级的呼声吧？他们不会是在攻击社会主义吧？其实，学生们的政见有许多种，他们中很多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他们重新发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市场，并对两者抱有严重的幻想。但他们并不是中国政治中的右翼势力，右翼是由邓和他的党羽组成的。学生们是进步者联盟——中间人士、中间偏左人士甚至中间偏右人士联盟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反对真正的反动分子。况且，运动本来是必然会向左发展，事实也正如此。学生们如果单独依靠自身力量，是不可能改造中国的。要改造的话他们必须溶入人民中，一旦他们溶入其中，他们就须面对农民权利和工人权利的实质。他们必须捍卫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力、反对价格剪刀差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和工人站到一起，支持拒绝向管理者上交权力，保住他们的“铁饭碗”，因为工人工作的权利是从革命中获得的。 美国有些人号召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并发起一次新的革命。据我估计，那么多中国共产党人和军人愿意为共产主义奉献，那么改变的可能性将缘自人民自发的联合——或许是通过一些能团结军队、党和社会各种革命力量的激进官员来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

总而言之，我认为从学生到他们的支持者都有些天真烂漫，但我也觉得，在6月3号和4号他们已经抛弃了部分天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