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动 | 第八章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

生产过剩由“可能性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¹。首先，机器大工业的确立及其所特有的物质技术关系，“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扩张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加快，机器大生产应用更为广泛。

其次，商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商业资本是商品资本的独立化形态，它虽然能增加生产资本的数量，缩短商品流通时间，节省流通费用，扩大国内外市场，但是，商业资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并积累了生产过剩³，从而使危机更为剧烈。商业资本有三种职能：第一，“就是运输业（商品的转运）”；第二，“商品在真正作为商品存在以前，它的使用价值首先必须按照同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相适应的数量进行分配，分离。”第三，“一切投在商品库存上的资本”即保管和保藏商品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如果这些职能没有由于分工而被交给处在（工厂）外部的资本家去执行，那么，商品的库存和保藏就得由直接生产者去进行。”⁴私营商业资本发展必须实现以上三种职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资本生产与流通之间矛盾日渐突出。例如1979～1980年，江苏省养鸭大发展，可商业部门只收购很少一部分，一时出现了销售难；浙江省生猪大发展，猪调不出去，当地又缺少冷库，肉食公司只好发票限量收购，卖猪得抓阄抽签；青海省农民养鹿养兔发展很快，但商业部门不收购，因此1981年农民饲养者减少，鹿、兔产量大幅度下降。针对这些问题，从1979年起，国务院先后重新限定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范围，重申了三类产品和完成派购任务后的二类产品可以自由上市。1980年又进一步放宽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三类农副产品和完成征购、派购，计划收购任务以后的一、二类农副产品(除棉花外)都可以自由运销。此外，还规定基层公社可以出县出省购销，集体所有制商业、个体商贩和农民也可以长途贩运，以及提倡厂店挂钩、队店挂钩、产销直接见面等等。⁵在这些改革措施下，生产自销、贸易货栈、各种联营商店、小商品批发市场、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多种经营形式相继出现，城乡私营商业资本迅速成长。国营商业则不同，以上三种职能都具备，改革以前商品经营统一在国家计划范围内。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国家对城市商品流通体制也进行了“三多一少”⁶的改革，为多渠道地加快城乡商品流转创造了有利条件。1984年的“简政放权”将绝大部分国有批发企业、储运企业下放到“中心城市”。92年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改革，扩大经营范围、放开商品价格，增加商业经营品种。随后伴随国有中小企业承包租赁，商业企业“租壳卖瓤”、“国有民营”，最后实现产权改革，成为完全面向市场的商业资本。

再次，信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信用制度一方面必须以货币为基础，另一方面以社会生产资料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信用制度“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⁷信用能从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两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促使生产，激化基本矛盾。⁸信用制度包括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等几部分。“一五”时期，我国取消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银行之间也不能相互拆借，此后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思想指导下，消灭了国家信用。文革时期，对商业流动资金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贷款主要用于企业流动资金，实行供给制，即“按进货计划或计划库存供应资金”；实行“存贷合一”的办法，贷款没有期限，进货就贷，销货就还，银行对企业资金使用没有约束作用⁹。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唯一的一家银行，既承担“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集中管理和分配资金，又从事“商业银行”活动，办理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集现金中心、结算中心和信贷中心于一体。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体系。1983年，取消了“存贷合一”，改为存贷分户管理，对超定额贷款实行逐笔核贷，定期收回。1985年全面实施“拨改贷”，标志银行信用制度基本建立。同时，银行还新增卖方信贷、信托、抵押放款、银团贷款等多种金融工具，扩大贷款领域。在商业信用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商业信用提供土壤，自此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也在80年代建立并迅速发展，大量开展商业票据兑现、贴现业务。1983－1986年间，先后恢复并改进了票汇结算，开办商业汇票承兑和贴现业务。1986年推行了个体经济户和个人使用支票制度，开始建立同城票据交换所，扩大了票据交换范围。从1989年起，对银行结算制度全面改革，增强票据流通性，加速资金结算速度，建立了以票据为主体的信用结算制度。到1990年底，全国大中城市分行和绝大多数县支行建立了票据交换所，异地结算34％使用票据，同城结算94％使用票据。¹⁰在国家信用方面，改革初期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财政支出项目和数额不断增加，导致每年都出现较大的财政赤字，为此，从1981年起开始发行国库券，恢复了国家信用，并逐步建立与之配套的证券制度。此外，消费信用也随改革应运而生，1983年一些地区对高档耐用商品实行分期付款，银行也逐步开展了消费信贷业务。到90年代，与资本增殖相适应的信用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¹¹

80年代中期开始，财政分灶吃饭，“诸侯经济”形成。随着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基本矛盾就以中央－地方矛盾表现出来，各地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如汽车、机械、电子、烟酒等行业纷纷成为地方财政支柱。¹²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几年，计划经济迅速瓦解，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逐步发展起来。在3年治理整顿期间，重复建设受到一定的遏制。南巡以后，出现资本主义大跃进，社会出现剧烈的分化，生产力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日益尖锐。各地争相上项目，审批权限逐层下放。从全国来看，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相似度在90％以上。例如全国有22个地区把汽车制造列为支柱产业，24个地区把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23个地区把石化列为支柱产业；27个地区生产电视机，有302家电视机厂，年产电视3000万台，市场需求2000万台，23个地区生产洗衣机，有89家洗衣机厂，19个地区生产电冰箱，有186家电冰箱厂；1995年全国轧钢企业达7363家，而冶金部系统仅有271个，其余都是各地自行决定的项目，平均每个地方21家、每个县3.4家。根据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我国82％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75％，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¹³在9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以上的有33种，主要是能源产品、部分化工产品，生产能力闲置一半以上的有35种，主要是轻工家电产品、机械产品、轻工产品、纺织产品。轻工业品生产过剩主要是92年以后的“大跃进”造成的，92～94年轻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27％、33％、57％；远超过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速度，在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轻工企业纷纷限产、半停产、甚至停产。其中家电行业市场饱和，电视机、空调器、洗衣机等一批工厂面临关停窘境。重工业领域主要是国外进口设备和三资企业生产设备大幅增加，导致国内许多重工业企业生产任务不足，能力利用率降低。以发电设备为例，“八五”期间机械部安排生产3000万千瓦，进口发电设备却多达4897万千瓦，造成国内每年500～600万千瓦生产能力放空，哈尔滨三大动力厂一台订货合同也未接到；冶金部系统从德国引进3台套轧机，价格比国内制造高出125％，使国内历时8年研制的技术设备闲置。¹⁴到1996年末，全国28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4成以上处于闲置状态，如发电设备生产能力利用率在25.5%以下，小型电子计算机的利用率仅为3.5%。全国3万多亿元的国有资产存量被长期闲置的就有1/3。

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¹⁵而短缺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认为：“改革过程的一个目标是要消除短缺。查看短缺状况是检验进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经济的一个或数个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这就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信号，即改革在那里是成功的。”从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工商企业库存积压，市场上商品销售困难，逐步告别“短缺经济”进入过剩时代。在1996年以前，我国社会总供给一直小于总需求。1984年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819亿元，供需差率11.4％，1994年分别为3275亿元和6.2％，1996年上半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3391亿元，供大于求9.8％。1996年下半年，在609种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571种，供不应求的38种产品中多数是农副产品。¹⁶1997年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占67％，供大于求的占32％。1998年生产设备大量闲置。金属切削机床生产能力54％闲置，电子家电业中空调器生产能力闲置率达67％，中小型电子计算机生产能力闲置87％，化工业中油漆生产能力闲置率51％，轮胎外胎生产能力闲置率超过40％，纺织业生产能力高出市场需求30％。1999年对605种主要商品调查显示，供过于求达437种，比1998年下半年增加38％，111种农村土特产品中供过于求的13种，比98年下半年增加18％，32种农业生产资料中，供过于求的20种，比98年下半年增加47％。¹⁷

“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伴随着下岗、失业加剧，收入差距扩大。1981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88，1995年为0.388，个人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0.455。从1981到199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8％降低到59％，消费需求不足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工人们说：“现在孩子上学学费越来越贵，看病花费越来越贵，百姓有钱也根本不敢花。国家总盯着个人储蓄，想掏出来，但大家只能把口袋捂得紧紧的。”¹⁸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采用政府投资的方式拉动“内需”。国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点投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行业。从1998-2001年，中央政府累计发行特别建设国债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国内政府投资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方式。

同时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1999年我国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33万家。在移动通讯领域，天津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手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3，其余部分分别为另外七家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程控交换机工业，七家合资企业产量占全国程控交换机产量的70％以上。照相机95％以上由外商投资生产。复印机98％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¹⁹外国资本劳动生产率更高，取代本土企业后将进一步激化基本矛盾。

伴随中国加入WTO，从2003年起，中国经济步入新的高涨期，经济增长主要靠重工业投资带动。以钢铁为例，2003年钢铁工业在工业总产出中占7％，利润占22％，引发民营企业“大炼钢铁”热，钢铁投资高达100％年增长。2005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3％²⁰。在2004年的总投资中，65％来源于非国有投资主体，2005年一季度该比例上升为71％。

机械设备制造业投资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土建阶段，二是设备安装阶段。这两个阶段结束后，就会进入生产供给阶段。我国这一轮2003－2005年，土建阶段完成，2006－07年，设备安装调试和试生产阶段，08年起大量生产能力投放运行。06年开始进入投资收尾阶段，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回落（05年前5个月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24％，06年前5个月为23.6％），并低于同期的投资增长率（05前5个月城镇投资增长率为26.4％，06年前5个月30.3％）²¹。在项目投资建设阶段，过剩状态就已经生产出来。据商务部发布的调研统计，2005年全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72种，占28.7%；供过于求商品428种，占71.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中以饮料、服装、纺织品、家电、家居用品等的比例较高。²²2006～2007年，在300种主要生产资料中，供求平衡的占72.7％，供过于求的占23％，供不应求的占4.3％。供需偏紧和供不应求商品主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属和木材市场。2006年上半年，我国除石油、天然气两类产品外的48种主要产品全面过剩。商品房空置面积达1.3亿平米，加上开发商明购暗存德房屋总计达1.5亿平米，一方面高房价、高空置，另一方面居民望房兴叹；汽车生产过剩200万辆，国内需求600万辆，实际生产能力800万辆，全国2/3省份把汽车当支柱产业抓，仍在发展；06年煤炭总需求21.7亿吨，出口0.8亿吨，总供给24.5亿吨；05年底钢铁生产能力4.7亿吨，实际需求3.5亿吨，2010年生产能力将达6亿吨以上；05年发电装机7亿千瓦，2020年将达10亿千瓦，用电能力不超过6亿千瓦。²³

加入WTO以来，中国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基本矛盾也同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分割。无论投资需求还是出口需求，都是同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前提是美国仍不断大量进口，美国经济和美国金融市场继续繁荣；美国经济要想继续增长，必须依靠股市、房地产市场拉动；美国股市、房地产市场要想繁荣，就必须中、日等债权国继续向美国投资，同时全球利润仍流向美国；中国继续向美国投资，前提是中国仍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前提是中国出口仍然维持高速增长。在这个循环上，任意一环被打破，都将引起整个系统的动荡。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增长缓慢，消费持续低迷，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开始下滑。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深刻，靠预支来世的消费能力来解决现世的生产过剩，沦落到只能依靠虚拟资产价格膨胀拉动全球经济增长。随着美国金融泡沫的破灭，中国出口需求将大幅下降，以家电产品为例，2008年1～4月，主要产品对美国出口量下降，特别是空调器、洗衣机、电冰箱和电风扇这四种产品大幅下挫。以中美模式为标志的全球生产体系难以维系下去。

《宣言》讲：“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干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本世界中越来越多的结构危机、股票行情暴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和成千上万人的生存受到威胁，证明了这一预言。展望未来，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仍在迅速增长，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却开始萎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在中国以更为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只有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即“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