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简明教程 | 导言：百万工农齐踊跃，六亿神州尽舜尧

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

从1966年5月末第一个群众组织，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开始，到清理三种人几乎所有派系的下台，“派”有着约 20 年的历史，几乎贯穿了本书所述的全部内容。因此，为了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群众运动，我们首先介绍文革中群众组织及其他参与方的系谱。

1966 年 5 月末开始，学生群众组织开始出现，此时他们的成分都是高干子弟，但是反对学校的党、团组织和之后被派到学校的工作组，是“造反”的源头。工作组的支持者则被骂为“保皇派”（后被周恩来改为保守派），是“保守”的源头。不过，此时双方还都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造保。

在工作组撤出后，学生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并且都模仿最早的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叫做“红卫兵”，使红卫兵成为学生群众组织的代称。这时候，围绕着如何评价工作组的问题，出现了分歧，于是根据观点不同形成了肯定工作组的多数派红卫兵和否定工作组的少数派红卫兵两派。地方党委大多支持多数派，甚至大部分省 / 市 / 自治区委都在 9 月扶持了官办红卫兵（官办红卫兵和血统论老红卫兵也有重合的），因此遭到少数派红卫兵反对。此时的多数派的核心是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由于他们持血统论观点，因此本书称他们为“血统论老红卫兵”（如西纠、海纠等以及后来的联动）。少数派红卫兵的核心是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学生，他们多出身工农（如蒯大富）¹。

之后随着运动深入，在 10 月中央批判资反路线，矛头明确指向刘邓集团，围绕对执行资反路线党委的态度，文革中两个基本的对立派别，造反派与保守派正式形成。造反派红卫兵主要由原来的少数派红卫兵和转向的原多数派红卫兵构成，保守派红卫兵主要由血统论老红卫兵（如联动）和官办红卫兵（如三字兵²）构成。这也标志着血统论老红卫兵走向反面，从革命走向反动。由于局势的复杂，在学校是保守派观点者，可能在市里反而是造反派观点，反之亦然。类似这样，在本单位和在省里造保相反的情况，在之后一些群众组织中也会出现。因此，造保不能搞二元叙事，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经过 2 个月的斗争，保守派在大部分省会和大城市的城市级组织都被击溃（广西大部分地方、大部分非省会城市的城市级组织未被击溃），血统论老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造反派红卫兵取得胜利。

这一时期，社会的其他部分也动员起来了。9 月，地方党委组织了“赤卫队”等工人³组织，后来形成工人保守派组织（主要由对旧秩序满意、被党委蒙蔽的工人组成）。10 月开始，军内造反派、军内保守派和干部造反派陆续形成组织。军内群众组织由军校、文工团等非战斗人员组成。干部造反或是因为初期被抛出（如王效禹），或是因为后来被抛出来顶锅（如徐景贤），或是跟风一起造反（如上海市委写作组组员）。越低级的干部，造反的比例越高。此外，也有少数干部虽然没参与组织，但是同情或支持造反派（如刘建勋、李再含）。11 月，工人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早期成员是或因主动思考、或因随手提意见，于是贴大字报发表看法后被工作队打成“右派”的工人（如王洪文、黄金海），后期也有为利益而造反者（如 12 月才造反的李木森）。12 月，工人保守派组织和保守派红卫兵一样在大部分主要城市被击溃。

这一阶段，造反派和保守派全面形成。造反派的基础是被资反路线镇压的群众，因而被资反路线首先针对的比较“落后”的群众更多，保守派的基础是被蒙蔽的群众，因而更信任党组织、想要保卫自己较大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党团员、老工人、积极分子、劳模等等比较“先进”的群众更多。

1966 年 12 月开始，尤其是在造反派夺权和军队掀逆流、刮黑风的 1967 年 1-4 月，造反派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发生剧烈的联合、分化（有各群众组织联合过程中已经分为两三个派系的，如重庆八一五和反到底；有先联合，后温和造反派分化出来，如沈如槐为首的一些清华学生分出来四派；有先联合，后激进造反派分化出来，如贵州对李再含不满的组织分出来四一一）乃至重组（指吸纳许多更保的组织）、蜕变，形成激进造反派、温和造反派甚至保守派（如高司）三种派系⁴，以及无数小山头。其中，温和造反派一般黑五类⁵占比多于激进造反派。在 2-4 月，大部分地方最激进的造反派被镇压，许多地方温和造反派受压不严重、未受压或被支持，部分地方的保守派被反对造反派的军头重新组织起来（并且蒙蔽、裹挟了大量盲从的群众）。除广西、广东外，其他省份主要城市的保守派在 1967 年再次被击溃，部分县城的当权保守派在 1968 年 4 月被进一步打击。同时，原来执行资反路线的干部（他们往往盲从上级，包办代替作风较严重）在夺权中靠边站，在思想转到革命路线后，现在通过亮相⁶支持某一造反派，也解放出来参与运动（一般都不是一把手，如华国锋、纪登奎、马天水）⁷。这些干部中有一部分后成为革命派干部。5月之后，部分激进造反派中陆续分化出极左派（当时社会上人数不多的一些成分复杂、思想状况混乱、组织更加松散、表现激进的小组织，在其中催生出这一时期的各种资产阶级异端思潮），并在 1967 年 -1968 年初陆续被解散，其成员在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被针对打击。在支左中，野战军支持造反派比例较高，地方部队比例较低（如黄永胜就是露骨地、凶残地反对造反派）。军内造反派在 5 月的五一三事件中一蹶不振，在 10 月基本走向解体。

该图按一些重要特征的符合程度，将 1967 年存在过的各重要城市（除了情况特殊而复杂的北京）的各大群众组织归类，相对比较可靠，值得作为参考，但是在细节上不能代替对每个组织所作所为的具体考察。

1968 年，很多表面上支持造反派的军头在清队中背刺造反派。年末，虽然群众组织全面倒旗解散，但是原来的派系却仍然存在，只有红卫兵随着毕业分配和上山下乡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在随后科层制国家机器的镇压中，温和造反派或和激进造反派合流，或向保守派蜕变形成新保守派，地方上的阵营重组为造反派、（新）保守派、当权的走资派三方（也有许多省份则是两方对垒甚至一方一统天下）。

1973 年以后，军队退出历史舞台。干部全面解放，其中大部分虽然仍是走资派立场，但不再强硬反对造反派，也有死不悔改的、始终反对造反派的走资派（如邓小平）。造反派此时在革委会中逼迫党委闹革命，有的地方便分化继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派系。

1973-1975 年，有的保守派变得激进，向造反派转化（如东风派），有的原造反派脱离革命队伍成为逍遥派，革命派干部也有进有出。走资派则在老干部被解放后大大加强，其中元老派在整顿中形成了复辟的班子，华派也在整顿中第一次暴露出走资派的面目或转向走资派。

1976 年 10 月后的两年，绝大部分造反派被清算，剩余的少数造反派则在剩余的 5 年中被陆续清算，退出历史舞台。而（新）保守派则先鸡犬升天，1982 年后多被打回原形，实质上也退出历史舞台。

从各派核心成员的特点中，能够看出具有一些特征的人在加入运动进程时会倾向于某一派。这说明了文革被后来的走资派所渲染的疯狂的表现之下，人们的行为整体上还是理性驱动的。这不是说他们的行动符合功利主义的“理性人”模型，而是说有相似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人有着作出同样行动的倾向，而这种状况便构成这些行动的社会根源。因此，行动能反映行动者的状况，而状况能解释行动的原因。于是，文革中大部分现象都是可以分析出背后原因的。当然，疯狂，或者说“革命惯性”也是广泛存在的，这也是后来毛主席会将“打倒一切”作为文革的一个主要错误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粗糙的概括。每个人加入造反派或保守派的原因几乎都不会完全一样，倾向造还是保、加入哪个组织、某个组织会怎么变化也具有随机性，因此两派也是鱼龙混杂。比如，造反派中也不都是认同、理解继续革命的人（即使是理解也往往不是开始就理解，而是在斗争中才理解），还有一些自由派、许多投机者和大量出于个人原因加入造反派的一般群众；保守派群众组织中多数还是被走资派蒙蔽、蛊惑的群众，而真正成为走资派代理人的头头是少数。当权派也同样各不相同，例如同样在武汉，有使用狡猾的两面派手段的张体学，也有残暴镇压造反派的陈再道。总而言之，上面每类文革参与者都是千人千面的，在一些特例上并不一定符合刻板印象。此外，也有一些群众组织的演变和分化过程较为复杂，不能完全囊括进来。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奉旨造反论”的荒谬之处。造反派们之所以起来造，绝不是因为毛主席一声令下；造反派后来的被打击，本质原因也不是毛主席降温的指示，毛主席也谈不上抛弃造反派。毛主席在其中只是起到了一个提供“合法性” （造反有理），将宪法里的权利落实，让人们知道造反行动不是反革命，以及支持与推进的作用。尽管从数据上看，响应毛的号召的“个人崇拜”（事实上这也并不一定是个人崇拜，也可能是理性地认同毛主席的判断）是造反派起来造反的原因中最普遍的⁸，但是纵观造反派的回忆录，可以发现对于深度参与造反运动而不是随大流的造反派而言，他们在文革中都是主动地参与运动，而不是像傀儡一样被要求行动。此外，它同样无法合理解释保守派起来保走资派的原因。“奉旨造反论”的另一个论据是文革中造反派的行动有红线，有不能反的人，也不能反对党，但是这只能说明造反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怀疑一切”，仍然要党的领导而不是安那其主义。事实上，真的触犯了这条红线的造反派，难道不是确实偏离了文革的目的而自己独走，实际上走到了资本主义的歧路上了吗？因此即使从策略上，这种权威也是有益的。而且这种权威来源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带来的坚实合法性，与皇权的逻辑实质上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奉旨造反论”，以及和它表面上完全相反的“两个文革”说，都是割裂领袖与群众的反马列毛主义谬论。

列宁指出：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⁹

这些谬论把毛主席与群众对立起来，把文革放回封建王朝的逻辑而消解了关键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却故意忽视毛主席作为工农的领袖、革命路线的司令部，本来就是和造反派同属一个阵营——工人阶级与贫下中农的阵营。

那么，实际的毛主席与地方造反派的关系，或者说，文革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如何的呢？

1. 中央和地方能够直接互相影响。中央的指示和定性对地方的群众组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地方的群众组织的形势信息，通过仍存在的国家机构，串联红卫兵（前期）和群众组织（后期）在北京的代表到达中央，影响着中央的决策（但可以被走资派阻断和用以传递错误信息，比如后述的广西）。
2. 中央和地方也会通过其他途径影响。地方的生产等重要任务的完成情况也会影响决策；中央对党委、军队等等旧机构的态度和决策，也会间接影响到地方局势。
3. 因此，当一个地方的形势变化时，可以通过中央对此的态度和互相的串联，间接影响到其他地方。一月风暴的上海、二月镇反的西宁、反复旧的山东，都因此达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4. 中央对地方仍是中央更强势。如果一个地方的造反派要求与中央文革派相违背，那么地方造反派往往会有悲剧性的后果。

尽管文革前三年最知名的是学生（红卫兵）的活动，但是真正有着影响力和决定作用的还是工人和军队。所以，文革前三年如果有一条“主线”的话，应该是激进工人造反派与党委、反对激进造反派的军队和保守派群众组织（这三者往往结成同盟：保守派群众组织先后受党委、反造军队支持，反造军队与党委常常关系亲密）的斗争，而其他的斗争只能算支线。

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问题上，作为文革中的新事物，关于它们的各种奇谈怪论尤为猖獗。经过前面对群众组织的基本了解后，就可以理解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的列宁主义基础了。

首先是群众组织，它与党的新变化密切相关。列宁曾强调，要抵制小资产阶级性，

“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¹⁰。

然而，列宁在当时只发现了小资产阶级会带来复辟的危险，而没有也不具备条件发现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胜利后，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而毛主席则发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社会主义阶段具有两面性：既有一贯作为先进部队的革命性一面，这意味着觉悟更高、更具有无产阶级性；又有阴暗面，这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这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阶段才有的（在暴力革命时期，同样有钻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影响导致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是在暴力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代理人是可以通过党内斗争压制的，资产阶级作风是可以通过整风压制的；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党代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控制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了许多，官僚主义作风更加猖獗，在无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已经无法通过单一的党内斗争（党内斗争中可以有群众性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区别在于是“逼迫党委闹革命”还是 “踢开党委闹革命”）压制住，于是 1966 年前的斗争无法阻止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在大部分地方党委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要补充党的革命性、揭露与压制党的阴暗面，必须从党外，也就是群众借助力量。

我们已经知道，群众组织分为被走资派蒙蔽或干脆出身于走资派家庭的保守派和与走资派斗争的造反派。保守派无非就是走资派在群众中扶植乃至控制的反革命力量，用于使用合于继续革命的手段对抗继续革命。他们不是革命派，也就无所谓党性派性，而执行的都是走资派的意志。造反派则复杂一些。造反派一方面有党性。党性即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看作是最高利益。因此，革命性就是一种党性，也是造反派主要具有的党性。另一方面，造反派又有派性。派性就是以本团体、本派别的利害为处理问题的“最高准则”，闹派性的人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整个革命利益，忘记了革命的全局，心目中只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派别，随时随地闹宗派主义，因而做出种种错误行为。本质上，派性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和将无产阶级情感限于小团体的宗派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偏见（这种偏见源于新工人旧的小生产的残余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的结果。这种两面性，决定了造反派一方面可以用自己的党性（革命性）打击走资派，补充党的新鲜血液，赋予党更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觉悟不足，难以从全局考虑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党进行领导，以克服派性。应注意，派性不同于列宁所说的工联主义。在列宁看来，工联主义之所以是自发性工人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因为资产阶级统治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然成为工人首先接触和容易接受的意识形态¹¹。然而在社会主义下，工人阶级已经不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了，虽然存在小资产阶级偏见影响，于是有了派性，但是此时的自发运动就可以如上文所述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党性）的一面。

因此，群众组织理论本质上是继续革命党群关系理论的一部分，是对列宁先锋队理论的完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产生、应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状况的先锋队（外部灌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时期旧问题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能仍然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是因为还需要消除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差别，也能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中群众性组织（以工会为代表）和继续革命中群众组织的作用和位置大相径庭：因为灌输论的基础改变了，所以灌输论的内容也需要改变。

其次是群众运动，上文已经提到它是为了解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新发现的问题，必须更新先锋队理论，将阻碍继续革命的那些党的纪律、党的条条框框打破；但是，也不能因此忽视从旧社会带来的旧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复辟倾向，因此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打倒、新秩序建立后又必须重新建立党的纪律。这个过程的总体表现，就是群众组织破除了走资派控制的党组织代表的旧秩序，之后党领导着建立新秩序，在过程中扬弃群众组织（取消组织，保留队伍）的过程。这种目的在于与党内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作风斗争的相互作用，就构成了继续革命党群关系的理论的核心。

到了 1972 年，经过数年的斗争，先后打倒了刘邓集团和林彪集团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打退了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的反动路线（林彪集团由于军队特殊性，只能用迂回的、不透明的高层斗争方式打倒，因而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重回统治地位，党内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比回到了相差无几的水平，党内斗争可以压制党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风后，群众运动由于有着派性的副作用，自然就会退居次要地位，退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在“批林批孔”一节中，我们将进一步结合史实分析这种斗争方式的变化。

以上是从列宁主义，或者具体来讲，从先锋队的角度而言的，而从群众视角看，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分别是对应着“自己解放自己”目的的组织形式和革命方式。群众组织的党性和派性，虽然其本质在文革前的群众中便存在，但都是在“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中才涌现出来的。“自己解放自己”是以反修防修教育群众的实践在社教和四清失败后所提出的，由之前的党组织控制进程转为群众自己控制进程。当然，这不代表就否认了党的领导，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党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是变化的、由局势决定的。“自己解放自己”最开始作为群众组织反对党委的口号出现，是反抗党委以身份压人的有力武器。之后，也成为判断党委是否执行革命路线的标准。这是继续革命中党群关系理论中的最后一部分。

可见，必须理解三个辩证关系才能从马列毛主义理解文革：破与立的辩证关系、继续革命中群众组织与先锋队的辩证关系、群众组织自己解放自己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这是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重要区别：自由主义最多认同到前者，而不可能认同到后者。

文革的性质

弄清楚文革，或者说继续革命的性质也是理解文革的前提。继续革命是一种激烈程度亚于我们所熟知的革命、高于一般的改革、改良的阶级斗争。我们所熟知的革命是暴力革命，采用内战形式；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以改变统治阶级为目的，是两个阶级的殊死搏斗；是恩格斯笔下“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¹²“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¹³ 式的革命。相反的，文革的发动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的结果，文革的目的是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预防资本主义复辟，而与此目的相匹配，文革的基本手段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都是说服性质的非强迫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革命主体不使用暴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首先体现在造反派对暴力的运用上：面对走资派及其武装的保守派的进攻，地方革命造反派仍然需要“文攻武卫”，通过暴力首先保障自己的生存（如 1967 年 5 月末提出“文攻武卫”的河南造反派¹⁴、七二零前的武汉造反派、长沙的湘江风雷残存组织），其次捍卫革命的利益（上海工总司踏平上柴联司）。因此，中央文革派一方面需要控制暴力的使用，防止暴力升级；另一方面也要允许适当的暴力使用。此外，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继续革命阶段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仍存在国家机器的暴力，甚至在一些局势下，由于革命派的失误和走资派的利用，国家机器的暴力是反对继续革命的（清查五·一六最典型）。

不过，这种暴力并不属于继续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范畴。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对改造国家暴力的构想是减少暴力使用，实践是1966-1970年的“砍监放犯”¹⁵。不过，囿于现实的阶级斗争需要，这条路线几乎没有实施，暴力在这期间反而升级了。不过，这仍能为毛主席对于新的国家机器的构想提供说明。

另一方面，文革和一般的改革、改良的区别是，它号召群众深入参与到进程之中，而之前的所有改革都从未有过这种群众参与度。因此，“社会冲突论”¹⁶并不能解释文革。这种谬论片面地根据不同派别成员阶层构成的差异，用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忽视路线斗争和各阶层内部的巨大分歧，把这种差异当成运动的动力和决定因素。然而事实上，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虽然也影响了文革的运动，但是并不是主流，主流是无产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的代表，即革命派与走资派的矛盾——而前者并不构成任何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以外的特殊阶级。革命派中，一部分是具有阶级觉悟的工农，另一部分是革命派干部，这些干部主要靠工农生产的剩余供养，而工农供养他们是为了让他们执行革命路线、为工农利益服务、与走资派斗争，因此双方的利益是绑定的，而这本质上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分工而不是剥削，革命派干部进行的是一种特殊的非生产性劳动。反之，如果干部不这样做，那么就等同于无偿占有剩余产品，那么这样的干部就是在剥削工农，党内资产阶级就这样出现了。可见，地方斗争和中央的路线斗争实质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文革中第一次提出群众不经过党的中介，自己解放自己，这点与之前列宁党所有在组织上领导的革命都迥异。事实上，文革最大的特点已经包含了以上性质，即继续革命有着新的政治力量——群众组织（前文已述）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详见后文）。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就能分析三年文革论和十年文革论孰优孰劣了。“三年文革论”是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学说，与“两个文革说”是“社会冲突论”的孪生子。它认为只有前三年是文革，是因为只有前三年有群众冲击“官僚”甚至“极权体制”（实际上，这其实是列宁主义的科层制）的运动，有大规模、高烈度的“社会冲突”，而后七年则重建了官僚体制（科层制国家机器）。它把群众与中央撕裂并否认两者的文革是同一个运动，把前三年和后七年撕裂并否认后者的革命性，把十七年与前三年撕裂并完全否定前者。这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冲突的观点，不是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不过，还有一种文革中后期的“三年文革论”观念，它将文化革命与斗批改视为两个连续的阶段，并统一于继续革命理论下。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们在这一时期对“文革”的观点，都是处于这种观念的语境。这本质上与马列毛主义的“十年文革论”是相同的，两者是同一观点的不同表述。不过在今天，文革的内涵已经变成继续革命的实践，这种观点就显得陈旧了。马列毛主义的“十年文革论”认为，既然继续革命在 1969-1976 年还在进行，革命的结束是在 1976 年，那么这个休止符点在 1976 年无疑远优于 1969 年。这是因为，在连续的革命中，每一个高峰都可以获得独立的定义；而在断裂发生之后，后革命的时代到来时，这一断裂将塑造作为整体的十年革命。因此，十年文革论可以简洁而直接地追认后七年路线斗争和各领域制度改革的革命性质，在表述上比文革中后期的三年文革论更好。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十年文革论”——特色版本的十年革命论。它虽然把反革命写在脸上，但是却为革命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脚——走资派最清楚这场针对他们的革命是哪年结束的。

文革成败的深层分析

（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冬季、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文革为什么能发生？为什么以群众运动为特点？最终为什么失败？对于这些问题，资产阶级用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解释扰乱了人们的认识，所以我们为了在对文革的认识上破除历史唯心主义、树立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文革前中国社会的状况中寻找答案。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¹⁷文革从具体形式和历程到这几个深层问题，都和文革前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我们将时间拨回 1962 年。此时的中国还有着旧社会留下的旧剥削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旧思想残余和落后的经济，中国社会仍然需要长期艰巨的改造，且上一次彻底改造的尝试，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证明无法靠着群众的积极性一步实现彻底改造，过程中中央的领导失误和一些干部对政绩的追求导致的“五风”¹⁸还带来严重的问题，和自然灾害一起导致了饥荒的后果。因此，走资派从“左”的一边跳到右的一边，并利用革命派的失误而变得更加强势，他们便成功建立了一套党委、厂长拥有着较大权力（与这段时期前后相比）的工厂管理体制。这时，工人的权力平均而言大约只有可以参与决定工会福利决策、影响干部任免的程度¹⁹。由于主观（试图探索一条新路）和客观（中国此时的统计能力和计算能力不足）条件的差异，中国计划经济的指令性仍然低于苏联，但同时探索新路的阻力也比较小。此外，鞍钢宪法虽然产生但尚未推广开来，在行政上和工厂中存在较为严格的等级制，生产关系上工人与干部在待遇、权力、地位等方面上下界限较为分明。这些因素都促进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膨胀。因此，工人积攒了不少不满的情绪。但在政治上，工人阶级已经拥有了领导阶级的崇高地位，这使得他们有意愿、有底气参与到文革的运动中，按照工人阶级的愿望改造社会。这就是文革在工厂很快引起剧烈反应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党委的领导整体上当然成绩是主要的，加上党在之前的革命与建设中已经建立了巨大的威信，所以文革前期大部分工人对党委迷信，于是保守派在工人中就有了很大的群众基础。

不过，只有这些社会条件对于解释文革的初期形势仍然不够。文革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非暴力革命（详见后文），它并不是社会矛盾已经到达必然爆发的程度的结果，在开始时也不具备革命局势，而是在偶然性的层面上，于毛主席个人的指挥下爆发的。如果毛主席没有坚持革命、坚持探索如何反修防修的方法，而是把在经济层面消灭剥削阶级当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点，那么文革确实不会发生。必须承认，一个革命政党的革命领袖如何，对该党、该革命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并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不过，在必然性的层面上，无产阶级革命派想要深入推行革命路线与刘邓集团为首的走资派篡夺了很大一部分领导权、阻碍革命路线推行的矛盾使得一场剧烈的运动必然发生，并由于这时的生产关系与无产阶级的条件而能够具有极大的群众性。这种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体现出来，因此即使没有文革前夕的《海瑞罢官》、彭罗陆杨，也一定有别的导火索。毛主席早期的努力包括：在政治上，苏联被赫鲁晓夫集团篡权后蜕变为修正主义的教训促使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开始了反修防修的探索：在理论上进行了中苏论战，将修正主义的问题摆到台面上，并初步提出了反修防修的理论；在实践上进行了社教与四清运动。

然而，在刘邓集团²⁰的操纵下，四清运动虽然使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但是并没有上升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高度，没有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当权派，而是指向地富反坏这些死老虎和犯经济错误的蜕化干部；在手段上，对基层干部与群众搞打倒一大片，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没有发动群众，而是大搞包办代替。结果，毛主席意识到必须擒贼擒王，把性质为资本主义派的当权派搞倒，而靠现有的党组织内部自我清洗是无法触及这些当权派的，便把目光放到了群众身上²¹。后来的实践证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确实是反修防修的有效方式。此外，另一个结果是就是无产阶级与走资派²² 的阶级矛盾开始激化，不过激化到足以爆发还需要等到文革初期。

而文革最后的失败能在中国的阶级状况找到原因。虽然文革前对社会的改造在各领域较快地进行，但是远远不够。文革开始时的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快速工业化需要招进大量农民进城，这些新工人还保留了小农思想残余；无产阶级数量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等阶级虽然日益没落，但是一些城市出身的工人还是沾染了小资产阶级或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一方面是一些老工人旧社会沾染的习气还没改造掉甚至传染给少数新工人，另一方面也和新社会某些方面出现资产阶级法权扩大化有关。因此，工人队伍中还有大量政治上不成熟的工人，他们的觉悟程度亟须提高。在种种因素下，面对内部产生的党内资产阶级这一比外部资产阶级更加凶恶的敌人，无产阶级仍然是弱小的。觉悟程度与文化水平的不足（这同样是旧社会的落后所致）都导致夺权后工人没有能力直接接管工厂和政府，自行管理生产；觉悟程度的不足还导致小资产阶级思想渗透进工人队伍，于是造反后即使是工人出身的造反派头头也出现小资产阶级派性²³泛滥的缺点，工厂社会的家长制更是加重了这一点，使工人们的阶级意识被小共同体意识侵蚀。这一点上派性的“小资产阶级”性与其说指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如说是指农民小资产阶级，即自耕农，因为这和旧式农民起义的各自为战、难以统合的特点十分相似。1967 年 1 月的夺权中，这一切带来了毁灭性后果。

另一边，文革前夕的农村，机械化推广缓慢，集体经济并不巩固；农民文盲率仍然不低，而且思想觉悟方面，社会主义教育还在进行，对小农思想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对宗族势力的斗争仍然任重道远。加上农村的阶级斗争、领导权问题是一以贯之地被强调，因此，文革在农村关注的是农村未来的大方向是走什么道路，聚焦于对农村进行改造和建设的各领域中的路线斗争，而不是城市那样的阶级领导权与生产关系变革。

文革的失败，有三个节点：一月风暴中夺权的失利，三次镇压运动对地方造反派的打击和文革最后革命派被“斩首”。夺权失利，是因为一度夺权的造反派，内无法管理好城市与工厂，外无法互相团结成一体。这首先是由于工人造反派的不成熟、经验不足和由此导致的力量弱小，使得他们作为中坚却无力解决或尚不知如何解决夺权中的种种问题。干部造反派本来应起到重要的统筹与辅助作用，但他们同样不成熟，由于多为较低级的干部，力量和地位有限，能力也不足，而且个人主义作风严重，此外和工人造反派也尚未磨合。而剩下的革命派干部大多还一时无法从资反路线²⁴中转过弯来，因此实际上革命派干部对这些问题能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使得对政府的夺权并不顺利。至于红卫兵和农民造反派，在夺权中对于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更是无法起到作用。甚至由于红卫兵更不成熟和小资产阶级性更泛滥，在很多造反派红卫兵主导一个省级群众组织的地方，造反派分裂更加严重，派性也闹得更厉害。因此，之后一切在城市进行的运动，除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或让工人阶级进驻各领域领导一切外，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教育工人，消除派性、增强工人的阶级意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锻炼工人的管理能力，并从靠边站的干部与工人中培养革命派干部。但是，造反派在大部分地区还是因陷入派性，夺权严重失利而没有站稳，随后又在派性中越陷越深，最终地方大权归于控制住局势的支左军队。三次镇压运动中，一大半省份的造反派组织被摧毁，力量严重削弱，使得军队退出后在与老干部走资派的斗争中处于大劣势。不过，斗争水平的提高弥补了组织力量的不足。然而，组织的残缺使得造反派被吸纳入党后难以把党组织改造为革命派用以对抗走资派的武器，而多陷入和走资派在党委的拉锯中，这在最后的覆灭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走资派换到了武装斗争的赛道上，使造反派提升的斗争水平无法发挥。同时，派性虽然被基本消除，但是右倾路线的统治也是致命的。究其根源，小资产阶级正是一方面在革命高潮环境下容易“左”，因为自己或小团体的利益被触动，比谁都表现得激进，另一方面在安定团结环境下便容易右，看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敢打碎瓶瓶罐罐。于是，小资产阶级性又使得造反派不知不觉染上软弱性，而且由于中央文革派的忽视而没有进行纠正。走资派便利用了王张江姚的失误与这种软弱性，成功进行了政变与揭批查，将革命派一网打尽。可见，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正是上文所述的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