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简明教程 | 第一回合 群众组织从建立到夺权——唤起工农千百万，不周山下红旗乱

尽管有着争议（这来源于文革初期渐进式发动、逐渐深入的特点，此时革命派对怎么搞文革也没有明确的想法），1966 年 5月 16 日的《通知》被普遍认为是之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此时，毛主席花了很大的努力使旧体系中凿开的文艺方面的口子发酵，同月高校以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¹ 为标志出现了反响。另一方面，毛主席继续稳住军队，把刘邓集团的盟友一一打倒，用和刘邓集团关系较远、较为支持文革的军头代替，并让林彪为文革背书（直到九大前，林彪还没有暴露出实质，因此中央文革派只是觉得林彪某些事情干得不妥，还完全没有认识到林彪的走资派本性；不过，在革命深入的过程中，中央文革派还是会在不知道对面是林彪的情况下与幕后是林彪的势力发生间接的冲突），防止军队妨碍文革。同时，他调整首都军事部署，加强警备，防止可能的军事政变（不过，他也对林彪热心于政变问题、大谈特谈政变感到不妥）。由于军队和党委两个体系、刘邓和林彪之间本身就有矛盾，而林彪不想军队受到冲击，因此最开始几个月，军队文革进行得远比地方平静。此外，彭真、陆定一所在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² 被解散，随后中央文革小组³ 建立，中央文革派的势力被整合，并获得了指导运动的权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称，在这时第一次出现，最开始仅仅意为要在上层建筑进行革命，并表明是从狭义的文化领域开始的。这是由于在文革前，文艺、教育部门已经被黑线专政（文革前夕除了这两个部门外，已被黑线专政的还有卫生部门和公检法部门）。不过，随着革命的发展，现实的继续革命实践被包括在了文革的内涵之中，使文革具有了远深于名称本身的内容。在“五一六通知”的设想中，文革实际上也针对军队的走资派的⁴，但是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内外敌人进攻和颠覆的压舱石具有特殊性。由于斗争的需要，军队虽然也进行了文革，但形式具有特殊性，以正面教育为主；毛主席也经常让军队在文革的风暴中不受冲击：1966 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1967 年初军队大部分单位不搞夺权、指示“军队的运动要和地方运动错开”和“军委八条”、8 月叫停“揪军内一小撮”。再加上军队内山头林立、各山头都将文革视为自己打击异己、扩张势力的工具使用，因此中央文革派也觉得军队情况错综复杂，尽量避免介入。可见，军队的继续革命该如何进行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处理得不尽人意，但是也谈不上是错误——即便今天进行复盘也难以给出一个更好的办法，何况前人！

从 5 月末开始，在高校很快就出现了一些自发跟进批评被点名的走资派和给党委提意见的先行者，在 6 月初部分学校的运动规模已经大到党委无法控制。刘邓集团作为一线领导，5 月末至6 月初往学校派工作组，7 月往工厂派工作队（有的地方也叫工作组），以控制文革进程。毛主席当时在杭州，最开始就不赞成，但是没有阻止。工作组迅速将初期的热潮打压下去，之后包办一切，严密控制着进程，手段包括：弃卒保帅抛出小走资派，或者甚至让所有学校干部不作区分地靠边站，以保护党委等大走资派；将矛头指向黑五类师生和“右派”等过去整的人；趁机打击看不顺眼的人；将社会矛盾转化为人际关系矛盾，默许师生攻击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人，以示学校里进行了文革；将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围攻甚至进行迫害。他们最开始甚至不承认红卫兵，工作队则是组织批判彭罗陆杨和文艺界黑线，保护工厂党委，打击提意见的工人。就这样，工作组、工作队竭力维持旧秩序，把文革搞成了反右，使无产阶级与走资派的矛盾空前激化。从 6 月初工作组进学校到 7 月末工作组撤出这段时期被称为“50 天白色恐怖”。工作组撤出后，走资派又很快帮助多数派红卫兵操控选举，控制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规定的新权力机构）。之后在 9 月，他们又组织了官办红卫兵。刘邓集团执行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便把自己的性质和人员暴露了出来，为地方革命派提供了造反的动力与对象，使他们迅速通过现实的经验明白了早期继续革命理论。

同时，这个时期工人还在酝酿，不满于工作组倒行逆施的学生的反抗正如历史上的其他时候一样成为运动之嚆矢。这是因为学生没有工作的束缚，加之“停课闹革命”，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运动中；另外，也因为四清时学生与学校已经积攒了矛盾。从 5 月末开始，资源多、信息灵通、对身份负有“责任感”、年轻气盛的中学红二代，由于对过去的中学没有足够偏袒自己而对中学当权派不满，首先强烈反对这些被工作组抛出的学校当权派，甚至有一部分因为工作组保护剩下的党委、团组织和工作组发生冲突。例如，清华附中的红二代不满于旧团组织与工作组，首先成立学生组织“红卫兵”并贴出一些表达造反精神的墙报。在开始的这个阶段，这些老红卫兵虽然大部分后来走向反动，但这个时候却是革命的。他们此时的行动是开向修正主义的第一枪，他们的组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新发明。毛主席从红卫兵的行动中，发现了群众组织（特指文革中不被党组织领导，只被党间接领导的组织形式）这一群众创造的新事物，并在之后把它推向全国。

面对刘邓集团的白色专政路线，7 月末开始中央文革派进行了一系列反击：他们直接反对工作组和党委的倒行逆施（如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并强令召回工作组，支持红卫兵的成立，发布“十六条”规定文革的精神和基本原则，推动“大串联”。毛主席还亲自在 8-11 月 8 次检阅红卫兵。在剩下的几个月里，中央文革派一方面和以血统论为代表的错误思想直接斗争，一方面将一些直接反对群众运动的地方领导调走或撤换，甚至在 10 月将对抗十六条、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使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成立、进而发展壮大的决定性一击），并支持少数派红卫兵，打击血统论老红卫兵。

同样在 8 月，多数派红卫兵在血统论老红卫兵的带领下，走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运动，被称为“红八月”，包括破四旧、抄家、迫害“牛鬼蛇神”（包括知识分子、旧剥削阶级和被打为右派的革命群众等）等等。这些活动中，破四旧本身确实是文化革命的一环，它本身的革命性是不能否认的，也获得了许多群众的支持；但是，其中个别打砸抢行为是否失当仍值得讨论。至于抄家和迫害牛鬼蛇神则是转移大方向的行为，将矛头指向了能量小得多的“死老虎”，手段也是“左”倾的。从整体的效果而言，红八月尽管确实起到了社会动员的效应，因此也得到革命派支持；但是血统论老红卫兵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和窃取运动领导权，因此是反革命性质的运动。另一头，少数派红卫兵则没有怎么参与红八月，而是在学校反抗被走资派从幕后控制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揭批工作组的错误，获得了中央文革派的持续支持。直到 1966 年 11 月，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与党委支持的血统论老红卫兵，明明是文革真正的主要斗争对象，却先后是这段时期文革各运动的主导者。血统论老红卫兵顾名思义，宣扬反动的血统论⁵，因而同样不许黑五类造反（但是会成立“红外围”让其他成分者加入，充当自己狗腿子）；内部等级森明，以父母级别定高低；作为主要由刘邓集团子女控制的组织，支持刘邓集团。这些原因使得中央文革派从 10 月开始反对血统论老红卫兵。血统论老红卫兵红八月中的猖狂，得势时在学校内建立的血腥统治（他们使用法西斯手段对待师生，甚至把学校变成一座集中营），10-12 月争夺话语权的顽抗（靠批判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来试图使批判止步于此而不是继续深入到红二代的爹妈身上，例如北京血统论老红卫兵批斗彭罗陆杨），甚至他们的服装（铜头皮带、军装）却成为了今天对红卫兵、乃至对文革的刻板印象，令人唏嘘。

大串联有效扭转了少数派红卫兵在全国普遍的劣势。尽管大串联开始的时候串联的人中，在北京已经开始保爹妈的血统论老红卫兵占多数，但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捅破了各地党委维持的秩序，反而帮助了少数派的力量。像这样，在本地偏保的人，到其他地方后由于利益不直接相关，行为却偏造、乃至不久转变为造反派的情况，在文革中很常见。地方省 / 市 / 自治区委为了自保，普遍让相信党委、出身好的工人与学生组织成“赤卫队”和官办红卫兵，前者也成为第一批保守派工人组织。随着后期所有学生都能串联，反工作组、反血统论、反党委的思想广泛传播。到了 10月批判资反路线后，少数派红卫兵紧跟号召成为造反派红卫兵，而大部分原来的多数派红卫兵都意识到了资反路线是怎么回事，不愿意跟着血统论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保资反路线，转而加入造反派。少数派红卫兵 - 造反派红卫兵经过大串联不仅很大程度扭转不利局面，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使得全国血统论老红卫兵乃至保守派红卫兵迅速瓦解，残余的组织（如联动）也成为过街老鼠（如联动六冲公安部遭到群众的反对），以致 1967 年初在全国大部分大城市基本被击溃；还促进了工人造反派的形成与壮大。在 1967 年群众组织分化的时候，主要是他们进行激进造反派、温和造反派、保守派的甄别；他们也是联系地方造反派与中央造反派的纽带之一。

此外，革命派（与伪装成革命派）的干部在十六条发布后也逐渐以个人起来反对党委，他们后来从 10 月正式允许干部成立组织和串联开始逐渐形成了各机关单位的干部造反派组织。

1966 年的斗争有一个规律：冲击旧秩序、领导群众运动者会得到中央文革派和革命群众支持而壮大；维护旧秩序、压制群众运动者会被中央文革派和革命群众抛弃走向灭亡。

造反派工人斗争的开始标志着主线的开始，前面的学生斗争不过是序章。最开始，由于忙于生产、和党委的关系并不紧张，工人并没有太多精力和动力参加运动，加上中央禁止工厂成立组织，运动冷冷清清，只有少数工人提出对党委的意见。由于经验主义导致的迷信党委，在 7 月工作队（组）派驻后，大量工人被轻易地组织起来围攻作为个体提意见的工人，后者大多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十六条发布之后，被打击的工人开始联合在一起进行反击，并在串联的红卫兵攻击省 / 市 / 自治区委的影响下把矛 头指向工作队（组）和党委，甚至进京上访。从 11 月初开始，虽然有着走资派的阻扰和禁令，在深入工厂的造反派红卫兵帮助下，作为少数派的被整工人迅速成立组织，可谓是被党委逼上梁山（当然，如导言所说造反派起来造反原因很多样很复杂，往往也有很多个人因素与历史因素在里面）。之后，工人造反派获得中央文革派认可，迅速壮大，并同样受到党委打压。但是造反派此时已经势不可挡地压倒了保守派，占据了优势，到了 1966 年末，党委已不敢再直接打压也无法打压下去工人造反派。

硬的既然行不通，党委只好用软的一招，包括宣称支持以示紧跟中央（如武汉）、摆烂罢工（如上海）与用钱收买工人（这与对党委软弱不满的保守派工人停水停电、阻碍交通和罢工一起被称为经济主义妖风）。同时，经济主义妖风还得到了国民党遗少领导的全国性临时工组织“全红总”的支持，严重阻碍了革命的进行。于是，中央文革派激烈批判经济主义妖风，宣传“抓革命促生产”（不久，这又成为夺权后恢复秩序的口号），将其刹止。同时期的工人保守派、官办红卫兵本就已经陷入劣势，由于党委的光环褪去甚至畏于支持，甚至有怒而反对省 / 市委的。在1月经济主义妖风被打击和造反派夺权中，保守派中许多被蒙蔽的群众意识到保守派的错误而脱离保守派组织，于是多数省 / 市 /自治区级保守派土崩瓦解，只残存些工厂、街道、专区 / 地区级和县级的组织。工人造反派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取得优势，并成为造反派的领导力量与中坚力量，这是由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由于天气入冬和流行性脑膜炎的流行，中央在 12 月开始叫停大串联（但到 1967 年 3 月才实际停止），并且再未重启。到 1967 年 3 月，学生运动的主舞台陆续回到本地，大部分甚至回到学校。红卫兵对局势的影响力随之骤降。

农村文革

比起城市，农村的运动规模则小很多（以总非正常死亡人数/1966 年总人数为例，总计 88.7 万 ~198 万 /7.5 亿，其中农村为75 万 ~150 万 /6.1 亿多，可估算出城市约为 13.7 万 ~48 万 / 近 1.4亿⁶）。由于农村的特点，农村文革运动更加具有地区差异和偶然性，往往掺入宗族矛盾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遗留的干群矛盾，并且没什么影响力。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很多地方的党委都通过物质刺激撺掇农民打击反对派，阻挡造反派串联甚至让农民进城武斗。在 12 月中央仿照城市在农村试图推广造反运动，并且吸收了城市的造反运动的经验，使农村没有出现血统论老红卫兵式的组织。

农村前两年的进程和四清运动息息相关。农村的四清运动不仅延续到了文革，被指示仍按原部署进行，还在 12 月被纳入了文革运动。对于大部分比较激烈的地方，12 月四清工作队撤出后，形成的造保两派群众组织（除情况更复杂的红卫兵）主要是以四清批的干部与扶的干部为核心，两派矛盾来自四清导致的利益变动。也有一些农民因为个人利益或跟风宗族而参与某一群众组织。至于大部分农民群众，则由于无法理解文革也没有利益纠葛，没有“自我解放自己”的欲望而未参与文革之中。到了 1967 年中期，农村也和城市一样打派仗。

可见，由于农民阶级的不成熟⁷，加上毛主席纠正四清运动中的错误后农村的种种矛盾一般都不激烈，因此运动开始后革命形式几乎完全陷入空转，参与者的语句脱离了具体问题（如贪污腐败、投机倒把、本位主义等），只剩下两派干部的权力斗争，反而遮蔽了路线斗争。反而是抛弃群众组织的形式的文革后七年，路线斗争才明晰起来。因此，作为“走一步看一步”式的产物，在农村效仿城市进行群众运动是失败的，没有形成什么革命力量，还以派斗代替了路线斗争；但是损失也仅限于人员死伤和物质损失，对革命力量损失轻微。

此外，从 1966 年 8 月开始，受党委转移大方向影响，黑五类遭到迫害甚至屠杀。对于黑五类，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限制的同时也允许自力更生，两者缺少一个就会“左”倾和右倾。农村还有一个特点是破四旧运动十分广泛，且持续时间更长些。破四旧本身的确是十七年革命的深化，是应该做的工作，只不过文革此时最紧要的任务是确保革命派掌握领导权。此外，对于旧社会（主要是封建的）残余更浓重的农村来说，破四旧的革命性比城市更大。

一月风暴

1967 年初，“一月风暴”标志着造反派中工人代替了学生，成为了革命的主力。从此，斗争的主要面变成了革命工人与走资派的斗争。

风暴的源头就是来势汹汹的经济主义妖风。面对省 / 市委鼓动经济主义妖风、煽动党委罢工的反抗，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导下，决定彻底砸烂旧党委并自行组织生产，最终发展为全面夺权。密切关注着上海局势的中央迅速认可了这一行动，号召全国造反派以上海为模板夺权，于是上海引领起了全国范围的夺权浪潮。以工人造反派为中坚，全国大部分城市的造反派在中央支持下展现出惊人的力量，打倒了从基层到省一级绝大部分的党委，实行了夺权或筹备着夺权。甚至于，这种局势让没有倒台的许多地方军头走资派也不得不服软（如韦国清也去了桂林被激进造反派“老多”游街）。上海造反派的夺权发展到将行政权力夺走，并砸烂了以公检法为代表的被走资派篡夺权力的旧国家机器。不过，大部分地方形势则没那么好，公检法并没有像上海一样被砸烂。

形势不好最主要的就是派性导致了严重的分裂，且没有得到很好的克服。从夺权前开始，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派性，造反派发生了分化，或是在一个大造反派组织内形成小山头（如工总司的三个兵团），或是大量小组织加入、挂靠或站队大组织形成一个（一般在有共同的保守派敌人时）或几个派系，此外还有大量观点极“左”、成分复杂的小组织游离在社会上，甚至还有的造反派组织有蜕化为保守派的（湖南高司）。1967 年初出现的派系大部分贯穿了之后的整个文革（如武汉钢新两派）。

2 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在毛主席建议下改名上海革命委员会并实施“三结合”⁸。同时，其他省份也都进行了革委会的筹备。伴随着各省革委会的筹建过程的，是新秩序在斗争中逐渐建立。

众所周知，1966 年对巴黎公社原则的认可与呼唤却召唤出了革委会这个与公社原则相差甚远的实际。关于公社，《法兰西内战》有如下论述：“（工人阶级）……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公社为了高效与责任明确，将权力集中到一起，而为了防止它的工作人员由于权力过大而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便对工作人员做出两条限制：普选并能随时罢免和低薪。因此，公社的要素可以总结为：集权、普选（包括定期换届、随时撤换）、低薪。然而我们知道，在这三点中，革委会和十七年国家机器都集权，革委会进而尝试精简机构，有一定成果；普选和随时罢免都未能实行，三结合中军代表靠任命，干部代表由群众推荐、党组织批准，群众代表是群众组织与中央和地方协商后再内部决定（普选、选拔或委任），均算不上公社式普选；低薪仅仅针对新干部（而且到了文革末期也有实际薪水增加的现象）和工厂干部⁹，而大多数当权的党政军老干部仍然拿着高薪。我们不禁要问：在对公社原则的宣传与学习中，怎么诞生出的却是“三结合”？实行“三结合”的革委会又是什么样的运行原理？为什么革委会没有实现公社的原则？最关键的是，这是否意味着以革委会代替公社是对公社的背叛？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马克思随后写下的这一段话提供了一把钥匙：“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871 年的阶级斗争形势所确立的原则本就不可能完全适用于 1967 年，这再正常不过了。革委会的形式，正是与阶级斗争的结果相适应的。

必须指出，首先夺权且表现最好、最引人注目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无产阶级最强大、阶级意识最强的地方。但即使在上海，也出现了镇压职能缺失、现行反革命前门进后门出的现象，可见工人阶级还无力镇压阶级敌人，而这正是巴黎公社的覆辙。此外，很多造反派成员也有着经济主义的问题，甚至算不上革命派。在全国其他城市，情况甚至远远不如上海。在夺权后，派性的泛滥导致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因为争权夺利而反目成仇，大打派仗，外加能力不足，使得很多地方的造反派无力管理好城市，甚至无力管理好工厂（应注意，这时的工厂管理不仅是生产的管理，还包括工厂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以及斗批改等文革提出的新任务），于是局面变得混乱，使造反派之后不得不将权力还给老干部，中央也不得不引入军队来管理城市与工厂（军代表由于同样不懂业务，很快也将具体事务的权力归还老干部），维持生产和秩序¹⁰。不过，这不是简单的权力交还。工厂干部在革委会建立后相比文革前改善许多，虽然管理直接民主化仍任重道远，但官僚主义作风已明显减少，干群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并且大部分工厂干部能深入群众之中，参与一线劳动，听取工人意见，促进制度改革。

我们知道，普选和协商都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只是民主的形式与程度不同。事实上，当各种倾向的人一起进行普选时，结果往往是各方都无法接受，反而无法代表大多数的意见¹¹。既然群众既有革命的倾向也有保守的倾向，而协商的结果无疑比普选更能反映出革命的倾向（因为革命派的优势是力量而不是人数），那么就不应该纠结于民主的形式，因为“决定领导机构本质的是执行什么路线，反映什么阶级的利益，而不是采用什么形式”¹²。

无产阶级并不能立刻学会管理复杂的生产组织与国家机构，也需要克服资产阶级法权下残存的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最关键的是，需要掌握全新的革命理论。因此，对于那些觉得 1967年就该公社化的人，毛主席的这段话批评他们正合适：“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¹³

在这种局面下，毛主席提出“三结合”，最关键的目的是将新权力机构纳入党的领导下。应注意，这除了重新引入党的干部外，也包括吸收革命的造反派成员（不过，这一项得在一段时间的考验后才能进行）。因此，这一举措也会反过来利于党保持革命性。他正确地看到，对于此时的无产阶级而言，**为了进行生产和专政，列宁式政党的领导仍不得不保持很强势的形式。**一方面是造反派还无足够的觉悟和能力管理，另一方面是，造反派成员的鱼龙混杂无法保证它不依靠党也能够独自执行革命路线。此外，毛主席还提出改名的要求。诚然，“公社”的名字、形式也对革命派有吸引力，但是一方面恰如他所言，在各省以上海为榜样要求建立公社的形势下，如果全国都建立公社会导致国体问题，没必要因为这个不重要的形式、名义搞出麻烦；另一方面，也是向已经被上海掀起的革命风暴激怒的走资派军头妥协。

小结

文革的第一回合从 1966 年 5 月 16 日开始，到 1967 年 1 月夺权结束。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形成造反派并夺党委走资派的权。前期，走资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暴露了自己的本质，也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派能争取到中间派，取得优势，击败保守派并迅速壮大。之后，就像巴黎工人阶级抓住了法国战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投降导致局势危急的时机那样，上海工人阶级抓住了走资派煽动经济主义妖风、主动让旧秩序陷入危机的良机，一鼓作气地进攻，进行了夺权这样历史性的实践，一度似乎离革命派掌权的目标近在咫尺。然而，巴黎公社领导者的非马克思主义使得他们无法制定正确的战略，再加上悬殊的力量对比导致了巴黎公社的覆灭，夺权同样面临着领导者即造反派鱼龙混杂的问题，力量对比同样悬殊。鱼龙混杂使得造反派的头头不一定就是革命派，尤其锻炼时间的短暂使得头头很难在政治上成熟。于是，派性的裂痕使得大部分造反派走向分裂，而走资派的趁虚而入更是加重了这一点。而另一方面，造反派在夺权后，并没有足够的觉悟与能力马上管理好全部国家机器和工厂，于是不得不将权力经由军代表还给老干部，于是老干部得以站稳脚跟，并成为三结合中举足轻重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