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简明教程 | 第二回合 从二月逆流到造反派进入革委会——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在 1966 年，尽管《通知》中要打倒的走资派范围囊括了军队，但是由于中央文革派和林彪等军头并不想军队被冲击，所以 1966年军事系统除了军事院校均置身事外。1966 年末开始，以黑材料问题（军队藏着黑材料不交出来）为导火索，随着有造反派开始出现冲击军区，军头越来越反对造反派，在内蒙古和新疆甚至出现反革命流血事件。另一方面，由于造反派普遍不够团结、或没有能力以管理生产运输等等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大部分靠边站的可争取干部也来不及这么快转变和亮相，在造反派夺权后的大部分地方都出现了基层行政组织瘫痪导致的无秩序无政府状态，中央文革派必须采取强力手段恢复秩序。同时，一些军队干部站到了革命派一边，其中山西甚至被毛主席点名表扬。多重作用下，毛主席批准 “军委八条”，要求军队支左，试图靠军队对党的服从来借助军队的力量，帮助造反派将夺权的成果融入生产环节，使夺权回到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路线上。但是作为伊始的文件，由于没有料到军队普遍支的是较保守的一方并且造成或加大了派系之间的裂痕，“军委八条”写得比较模糊（除了因为情况不明，也是为了避免包办代替），且大部分内容是约束造反派（为了帮助军队顺利介入）。

紧接着，“二月逆流”¹ 代表着老帅为首的元老们与中央文革派的彻底决裂。随之而来的就是“二月镇反”“三月黑风”——大部分军队在支左中肆意妄为地曲解和无视“军委八条”（叶剑英甚至扣压中央命令），在大部分省份攫取造反派夺走的权力，有的甚至借军管进行大抓捕。部分省份的支左部队打压造反派，扶持保守派甚至旧党委；更多的省份支左部队选择支一派压一派（如武汉支左部队先支一派压一派后扶持保守派和旧党委），这些都使冲突升级。中央文革派没有实现让军队支持造反派夺权并稳定局势的目的，这是这些军头们阶级本质导致的必然结果。之后，中央文革派开始反击，在通过地方造反派的上访和串联的造反派红卫兵了解了各省情况后，把许多直接反对的军头和扶持起的党委调走或撤换。赵永夫因二·二三事件² 被处理后，军头不敢再用军队直接攻击造反派。4 月，毛主席让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明确限制军队权力，造反派开始恢复力量，但军队仍不思悔改、阳奉阴违，在暗中继续支一派压一派，甚至有的地方将原已溃散的省 / 自治区级跨行业保守派复活（如武汉），被称为“四月黑风”。之后几个月，中央文革派都在忙于支持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和反对死灰复燃的保守派。

许多地方造反派在对待军队的态度上分裂为支持军队和反对军队的派系，一般后者更激进。在分裂后，很多地方的温和造反派与激进造反派进而出现了系统的观点差异（这种分歧往往不是根本性的，而是具体到某个小事、对一个矛盾两个方面的不同倾向的程度）。由于派性（如八一五和反到底），在许多地方出现了造反派内斗（如罗广斌之死³），其中多数甚至长期解决不了。随着不同派系间矛盾的激化，武斗之风从春季陆续开始，夏季达到鼎盛（因为毛主席 7 月提出了要武装左派），从秋季开始陆续减弱，随着革委会成立和稳固陆续结束（部分省份革委会成立后仍有反复）。

很多比较狡猾的军头没有被调走，比如搞表面支持暗中打压或拉一派打一派，这更加重了派性和派别间的矛盾。同时，军队的介入带来了热武器，使得武斗迅速升级（例如重庆就是这两点的典型）。事实上，对于大部分造反派内斗的地方而言，武斗不仅仅是派性作祟，还往往掺杂了两派干部间的矛盾，再加上军队的介入不仅往往激化矛盾，有时还把军内更复杂的派别矛盾带到地方，交织在一起的这几种矛盾推动着局势发展，于是最终两派矛盾就成为了十分棘手的死结。由于成因的复杂，因而武斗的烈度并不能反映两派分裂的程度。

由上面可知，“恢复文革前秩序论”是对支左常见的错误理解，支左既没有做到恢复秩序，也不是为了恢复旧秩序。最开始许多地方确实一度通过镇压造反派恢复了夺权中部分瓦解的秩序，但随后这往往使得地方分为拥军反军两派打派仗，陷入更大的混乱，更不用说军队对这混乱还推波助澜。革命的目标是瓦解旧秩序与建立新秩序，亲自发动文革的毛主席怎么可能为了维持旧秩序而派出军队呢？二月逆流时毛主席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与那些党政军元老们的决裂又怎么解释？这么想的人，实际上就站到保守派的立场去了，保守派正是认为最坏的秩序好过最好的无秩序，甚至认为毛主席是站在自己一边并且文革是“引蛇出洞”。

但是，必须指出，秩序的缺失对于工业化的城市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恢复秩序势在必行，且此时只能依靠军队重建新秩序。文革并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不可能要求群众完全抛弃生活、回到战争年代的艰苦。生产的需求也要求秩序的重建。事实上，文革最大规模的武斗，也远不如革命战争激烈。不过，大部分地方如上所述没有结束混乱建立起新秩序，只有在少部分地方，造反派团结夺权、成功打击了内外分裂革命派力量的山头、对老干部留用得当（如上海），顺利建立了新秩序。

当然，中央文革派也知道武斗不仅和文革理论背道而驰，还会使群众感到厌倦，使文革失去人心，因此只能作为维持生存或提高生存能力的手段（文攻武卫）。因此，与走资派达成一定的妥协换取造反派的稳定存在被认可，走向以政治斗争代替武斗的新秩序是必须的。故中央文革派的态度始终是降低武斗烈度，从之前批准军委八条就有这个目的。于是，中央文革派在 8 月要求“停止揪军内一小撮”，并一直在督促革委会成立转到下一阶段，尤其是和各地造反派谈话，安排对立的造反派谈判，促进双方达成“大联合”即妥协。这些都是为了维持着低军事化程度，防止武斗损失过多。乃至于，在武斗高潮的 1967 年 8 月，中央文革派抛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原因之一⁴ 可能就是为了换取军队的支持，因为不支持文革的军队是武斗的最大推手。另一方面，从中央文革派的措施以推动大联合为主、收枪为辅可以看出，解决武斗问题，弥合分裂为主、降低烈度为辅。如果分裂不变，烈度的升降不过是用刀还是用枪的区别，可见武斗的决定性因素是分裂而非武器。同理，既然烈度是次要的，那么以烈度提高为代价，为了被保守派压制的造反派的生存而推广文攻武卫便是正确措施。

造反派对“批”服软的走资派和溃散的保守派也犯了不少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前者如老多游街韦国清时的过火行为是韦国清彻底走向反动并黑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后者如 1967 年 8 月武汉造反派对前百万雄师成员的报复）。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保守派，正确的观点是：**在保守派还是有领导层、有影响力、执行资反路线的完整组织时造保间矛盾是敌我矛盾，造反派应该依靠中央，使用武斗在内的手段保证自己的生存并打倒对方；在保守派已经被击溃时造保间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造反派应该放过一般群众，并争取其一般群众和基层组织，在他们改正错误、转换思想可以加以吸收。**中央文革派也发过一些指示反对过火行为，但是由于为了保护群众热情没有硬性措施，造反派在“批”时怒火往往非常大，所以效果甚微。

作为群众组织而非先锋队的造反派，由于经验不足和充斥着许多仅仅因为相信毛主席甚至个人利益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同路人”和投机分子，出现各种错误和不足是必然的；由于其中的群众中具有党性的工人较少，而仅仅服从于自己的情绪（在青年中尤甚）和直接利益、因而派性严重者较多（不过在斗争中后者不断转变为前者），造反派本身也往往具有表现为狂热的幼稚病（当然，造反派也在走向成熟），应有的鼓动起群众热情的激进行动与过火行为边界模糊，唯我独革的错误思想、革命惯性也都会使革命者误入“打倒一切”的歧路，所以当取得优势时过火普遍存在是必然的，当面对劣势时闹派性不愿受挫折与妥协，导致被一小撮坏分子带跑搞分裂、乃至于对过去被灌输的正确认识陷入怀疑而被资产阶级思潮趁虚而入（如省无联的一般群众与张家政、杨曦光等重要人物）也是必然的。许多能在斗争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在大浪淘沙中成为合格的地方造反派领袖需要时间，相对的很多地方造反派领袖并不具备应有的能力和素质；造反派自己也没有经过淘洗。因此，即使没有军队、干部介入导致的矛盾复杂化，1967-1968 年的大量非必要的、错误的武斗和过火行为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革命派走向劣势甚至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不同省份，军队还在革委会的筹建中掌握了不同程度的话语权，由于军队整体偏保，形势对造反派有利的省是少数⁵。在这些地方，造反派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在保持秩序的基础上妥善地与各单位保守派斗争、如何整合造反派内部的山头和处理外部反对自己的非保守派群众组织、如何保持政权不被老干部重新复旧。而在武斗比较激烈的地区（如武汉），革委会往往由于双方互不相让而难以筹建，最终成为“三凑合”，在勉强成立后、九大前成为类似于议会的政治斗争场所。在 1968 年春反三右一风⁶ 中，某些建立了革委会的省份的造反派发生分裂整合，形成新的两派（如湖南汽电派和湘瓷派，宁夏布派和米派），便进行了这种议会斗争。而军队则利用这种分裂，削弱造反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不过，军队毕竟还是得表现得支持造反派的，所以除广西、广东外，造反派在革委会初建时都有一定实权。

吸收了所有被中央认为是造反派的革委会的成立象征着秩序的恢复。在这之后，生产和运输就基本恢复了正常水平；专政机关基本恢复工作，现行反革命能够得到更全面地抓捕镇压。1967年，中央文革派为了让群众组织互相协商、促进大联合，号召群众组织进入三代会⁷。不过，很多地方革委会成立后才实现这一点。具体来说，群众组织中的学生绝大部分先进入红代会（1968年末至 1969 年初毕业分配和上山下乡⁸ 后红代会解体）；工人进入工代会（1973 年工会恢复代替工代会后头头部分进入工会常委）；少数与城市较密切的农民群众组织进入农代会。

回到革委会，既然造反派无力独自掌权，那么在新权力机构中引入军代表和老干部，尤其是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也是必然的。而由于老干部有技术优势，军代表有专政机器的优势，而造反派却只有自己一派的群众，所以军代表和老干部的话语权更高也是必然的。于是，革委会就是这样的景象：群众代表因为群众组织人多势众，加上中央文革派的支持，在数量上最多，但是实权却依现实中斗争的结果而定，群众组织越有力量自然权力越大；军代表最有权，这是军队掌握着枪杆子的结果，在大部分地方，他们自然能凭借着军队带来的决定局势的力量成为主导方，再加上中央文革派对军队的让步，以及掌权的干部也需要在军队中的职务来方便斗争（王效禹、张春桥等人都在当上革委会主任后又任所在军区政委），导致最后大多数地方的革委会主任都是军队干部；干部代表由于两边群众组织的争取，也同样分裂为支持不同群众组织的各派，甚至偶尔在不满于现状时带着一部分工人分裂出新的一派（如湖南汽电派）。至于精简机构的反复，则是由于后续的斗争形势，每一次运动都会产生新的职位与权力真空，造反派与走资派对此的争夺导致机构再次臃肿化；此外以党委为首，科层制国家机器的恢复也是重要原因，而且老干部走资派往往会倾向于全盘照搬旧体系。而低薪的失败（高薪其实本来也是高级干部才有的问题），则是由于这些走资派没有被打倒，那么对薪金、娱乐、医疗、物资等的特权等细枝末节的限制就不是重点，也难以实现。此外，新的干部也需要更高的工资来维持革命工作。例如，上海的新干部便是一直从原单位领工资，但是当干部在吃穿用度（机关物价更高）、房租、接待、出行、文秘、党费、活动上必然要多不少开销（有少部分花销是受不良风气导致而本可以避免，但是大部分都无法节省），于是很多人都出现经济困难，因而需 要补助。⁹

这样，我们就能回答上一章的问题了：革委会没有实现公社的原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而并不是对公社原则的背叛。当然也必须承认，革委会确实是和公社完全不同的机构了，它的运行原理与公社大相径庭。三结合后尤其是九大后革命派的主要目标就是提高无产阶级的理论水平、阶级意识和管理能力，来为将来能贯彻公社原则作准备。革委会只不过是用来恢复秩序、等待这个目标达成的过渡性工具。另外需要注意，老干部不等于走资派，虽然现实中走资派的划分因为要打击一小撮而划得很少，使得后来看剩下的“革命干部”似乎还是走资派占多数，但是实际上，老干部也有很多能在一定形势下站在革命的一边，即可以被拉拢。而且，老干部也不能等同于公社所面对的旧国家机器里的官僚，因此结合他们本身就是应有之义。只不过在具体的阶级斗争情况下，结合老干部的结果是造反派必须找到足够有分量的老干部出来“亮相”才能让干部们站在自己一边，才使得大部分走资派也能顺利过关。

而且，在革委会中进行“议会斗争”相比于武斗对造反派更有利。议会斗争中造反派不用直面武装差距，造反派的生存不会受到直接威胁，能保持群众政治参与度。不过，议会斗争依旧是复杂艰难的，且继承了之前造反派面对的阶级斗争局面和内部情况。实际上，大部分造反派在伊始的议会斗争中表现不佳。从夺权到革委会的权力分配，每一步都往往走向武斗。因此，1967 年全年武斗烈度最大，次数最多。

小结

文革的第二回合从一月风暴开始，到革委会成立为止。在这一阶段的开始，支左、二月镇反和三、四月黑风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形势陡然逆转，革命派的目标也收缩为实现和平，让革命造反派通过“三结合”进入革委会并掌握实权，建立新秩序。为此，中央文革派一方面要摸清哪些群众组织是革命造反派，并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要摸清各部队的立场，并通过调度支持造反派。尽管有一些失误，但是整体上中央文革派基本做到了这两点。最终，造反派除了在少数偏远的地方由于自身错误和外部环境而走向灭亡外，在大部分地方成功保持了势力，在革委会中拥有一定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