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简明教程 | 第二回合 失败的造反派——遍地哀鸿遍地血，斑竹一枝千滴泪

在1967年的斗争中，也出现了失败的造反派。

失败的地方造反派

造反派没有在所有地方都击溃保守派，也不是在各省都能取得实权。到 1968 年末，广西、广东、新疆、西藏的保守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进入了革委会；其中，新疆、西藏的保守派和造反派基本势均力敌。而广西、广东的保守派甚至把造反派击溃，使之彻底沦为政治花瓶。此外，部分县（如湖南的一些县）也存在类似情况。

广西作为其中的特例，最大的特点是广泛而残忍的屠杀。广西的屠杀是文革中最恶劣、持续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多、对造反派打击最大的屠杀。从 1967 年在一些农村开始，直到 1970 年仍有零星，以 1968-1969 年为最（农村为主，城市为辅），主要针对黑五类、有“历史问题”者和造反派（四二二、老多），由韦国清撑腰的联指和韦国清控制的农村贫农组织和革委会甚至采用了取受害者人肉、人肝而食（对所有类型的受害者）¹、水淹（对南宁的四二二）、活埋（农村地主、富农）、灭族（农村地主、富农）等骇人手段，屠杀有明确记录者8.5万多人²，总计15万-20万人³，令人发指。从这些惨无人道的屠杀中，除了对走资派罪行的愤怒之外，我们更要知道广西造反派是如何一步步从优势变成劣势直到被绞杀的。

一方面，韦国清作为一个精明狡猾、政治手腕高超的走资派，前期在北京遥控指挥假装自己没有参与两派之争，后期宣布四二二内有反共救国军，把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打成走资派，严密封锁消息和人员流动，设立军队控制的贫农委员会，谎报武斗情况。在广东掌权的军头黄永胜的配合下，韦国清瞒过了中央和其他省份，甚至争得了中央对他掌权的支持。同时，韦国清作为军头，直接武装打击造反派。另一方面，广西造反派的头头“三人团”一方面强行反韦、手段粗糙强硬，甚至在 1967 年 8 月在北京殴打韦国清；另一方面政治水平低下，往圈套里跳致使造反派在 1967-1968 年犯了很多政治上不利于己的错误（比如韦国清曾在多个城市挑起武斗，结果四二二被动地迎战，反被诬陷挑起武斗），都是被屠杀很惨的内因。⁴ 于是，在 1968 年 2 月黄永胜将支持四二二的 6984 部队调走后，四二二组织被从薄弱的地方各个击破，联指在每一个打下四二二的城市都进行了屠杀。1968 年，韦国清在造反派占领铁路、抢夺援越物资后又上报中央虚假夸张、掐头去尾的信息，促使中央文革派在 1968 年通过了七·三布告（正是直接针对广西而发的）。当然，广西造反派在绝境下的武装反抗（包括抢夺援越物资）和中央的强行禁止武斗（详见后）都不是错误，此时广西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派间确实出现了甚至是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但也必须指出，这是广西特有的情况，因为联指是唯一被定性为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省级保守派，即唯一比造反派定性更好的省级保守派。

随后，韦国清顺理成章宣布四二二是反革命，很快靠武器优势（南宁）和恫吓造反派放下武器（桂林）彻底绞杀了造反派的反抗，局势沦为单方面屠杀。在封锁了省界“清理流窜人员”（即逃命的四二二成员）、农村也进行屠杀的情况下，四二二几乎被赶尽杀绝。在后来，广西就这样成了全国造反派势力最弱的省份（完全消失，只有革委会中的傀儡）。韦国清则由于在抗美援越中的重要作用扶摇直上（同时这也是他始终没有被撤换，且在后来能控制后来多次运动为自己所用的重要因素），牢牢控制了广西。

广东造反派的败因和广西类似，是造反派和走资派的斗争水平悬殊和广东军头黄永胜背靠林彪炙手可热等因素的结果。新疆、西藏则都是地方局势复杂，再加上民族问题、靠近边境、行政交叉等因素，最终导致造保并立。保守派占优势的县，往往是人武部支保加上消息闭塞和省会无暇顾及的结果。

顺带一提，屠杀也不仅发生在广西。一些较为偏远的地方由于造反派力量相对较小、消息闭塞，加之军队或保守派使用热武器对付造反派，从 1967 年开始出现了针对造反派的屠杀（如二·二三事件）。一些农村由于消息闭塞、走资派控制行政权力，从 1966 年开始出现对黑五类的屠杀（如赣南、湘南、广东的农村）。但是更多地方（以广西为主），这两种屠杀是同时进行的：或失势、或根基不稳的保守派甚至比较右的温和造反派，害怕“黑五类”跟着造反派一起造反，也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上的正确，于是对造反派的俘虏和黑五类进行屠杀。

军内造反派

军队在文革初期没有进行文革，但是军校是例外。军校从 5月末也开始研究如何进行文革，搞法与一般院校类似，但是强调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6 月派来的工作组没有否定党委。8 月后，工作组虽然撤出，但是运动仍然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因此仍然冷冷清清。军队在 1966 年 8 月开始文革，主要形式是开展“四大”（师级以上）和正面宣传（师级以下），同时一些中下层干部被冲击，遭到撤换和审查。师级以上造反的干部会与造反派走到一起，与当权的军队干部形成对立。尽管限制较多且直到次年 1 月前军队内外都几乎隔绝，但是也有揪斗发生，除了倒台的军头会被揪斗外，就是中央和省军区的一些军头被军内造反派揪斗。军内造反派在 1966 年 10 月解除禁令后形成，其中军校造反派进程与同期的一般高校的红卫兵同步。军内造反派直接针对并批斗的人中包括了邱会作等林彪山头的人，又受到杨成武、萧华为首的另一派军头投机支持，卷入军队派系斗争。在二月逆流后，军内造反派也被镇压，在 4 月军委十条后重新活跃。5 月的五一三事件中，军校造反派错误冲击军内保守派的演出而被中央文革派与林彪山头批评，随后走向衰落，并在 10 月走向解体⁵，成员遭到林彪山头的打击报复。萧华也因为五一三事件而不好过，并在军内保守派的冲击与林彪的打击下，于 8 月倒台。

杨成武成功从五一三事件中抽身，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后来，由于杨成武紧跟林彪搞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使毛主席不满意，又耍弄两面派手法，脚踏江青、林彪两条船，借江青的拉拢耍横，引起江青不满，同时又插手林彪山头控制的军队，引起林彪不满，1968 年春，他也被中央文革派抛弃、进而在林彪攻击下倒台了（即杨余傅事件，同时该事件也是 1968 年反三右一风的导火索）。林彪的山头也借此机会控制中央军委工作、进而形成宗派。这是中央文革派维系和林彪的盟友关系、保持军队稳定之举。

由于中央文革派此时需要林彪这一派的军队支持，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暂时的政治联盟，所以毛主席默许了林彪山头在中央的做大，中央文革派也没有意愿给予军内造反派支持（前文也说了中央文革派本来也没有能力恰当地介入）。在支左之后，对于军队，毛主席试图达到的状态是不同山头互相制约，维持住钢丝上的平衡。因此，林彪在中央不断扳倒其他山头、最终在中央做大的同时，毛主席在地方又尽力保住其他山头。包括叫停“揪军内一小撮”，也有防止林彪借此将别的山头打垮而做大的目的。于是，军队在文革中没有发生自下而上地打倒省级及以上的走资派，也不是所有军头走资派都倒台，而只有由中央自上而下调走撤换一部分军头，而只要求它“支造”，即认可造反派的存在。至于为什么不针对林彪山头在内采用更激进的运动方式，一方面是缘于南北军事压力等国际因素，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在冷战时代，一只保持着战斗力的军队对于防止政权被武装颠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缘于国内因素，文革需要军队一定程度的支持，如果与军队彻底闹掰，控制不住枪杆子，文革面临的危险将大大增加。

小结

广西的屠杀虽然在全国属于极为特殊的特例，其特点基本都不具备普遍性，但是对于检验对文革的经验总结是很有价值的。很多较为右倾的总结都在广西的案例中无法成立。当然，既然广西文革不具备普遍性，我们也要反对将对广西的经验总结推广到全国的错误思路。

军队和农村都是在客观形势完全不合适的情况下，由于形势的发展，中央走一步看一步便开始了四大式的文革。在军队中，这一失败尝试使得本就棘手的军队问题更加复杂，并过早暴露、组织与损失了革命派与愿意站在革命派一方的干部。文革后期多次调整也无法改变军队不正常状态，也与前期的这一失败不无关系。广西造反派的失败和军内造反派的失败原因和结果是相近的。其根本原因都是造反派碰上了一个不可能倒下的对手，同时又把对方彻底推向对立面。于是，这样的造反派只会一败涂地，进而在反攻倒算中损失殆尽，将革命派的力量白白葬送。这种情况下，革命派的损失比农村文革更甚，农村文革的损失只是财产和对正确路线的遮蔽，而这种情况革命派直接损失了自己本来潜藏于群众中、在革命中喷涌同时也暴露与集中起来的大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