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简明教程 | 科层制国家机器的镇压——高田滚滚寒流急，洒向人间都是怨

在九大之后，周恩来主导了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两场运动。其中，一打三反再次犯“左”倾错误，制造了大量冤案。造反派在清查五·一六中再次被广泛、严厉地打击。对这两场运动的研究都面临严重的史料缺失、档案不公开的困扰，使得至今这两场运动都迷雾重重，以至于周恩来对此的重大责任都尚未能定为铁案。但是，一些间接证据表明，周恩来对这两场运动的扩大化负有重大责任。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最严厉的一次运动。运动从 1970 年 2月开始，“一打”主要针对之前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武斗杀人犯，最开始的目的是备战，于是由于紧张的气氛，抓人、杀人严重扩大化，抓了很多只是有历史问题和小错误的人，并且大量罪不至死的人也被枪毙；更糟糕的是，在最高法精简人员、无力复核大量死刑的情况下，中央为了方便地方行政，便下放死刑复核权，先下放到省¹，后来甚至下放到县，恶化了杀人扩大化现象。林彪集团也趁机兴风作浪，打击异己。此外，出现的问题还包括走资派趁机对造反派头头打击报复（尤其是抓住武斗、批斗打人等事件大做文章）、杀良冒功、针对知识分子等其他清队出现过的问题。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全国挖出 184 万多“特务”“叛徒”“现行反革命”，非正常死亡十余万人，28 万余人被逮捕，几千人被判死刑。²在 10 月公安会议上，毛主席在发现运动杀人过多后指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1971 年 2 月会议纪要下发后，运动迅速结束。

另外，一打三反除了“一打”（打击反革命破坏运动），还有“三反”（反对铺张浪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三反针对的是经济犯，打击了秩序崩坏导致的农村资本主义复辟和在城乡泛滥的黑市，稳定了因运动松弛的城市生产秩序，促进了生产的恢复。

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文革中扑朔迷离的一场运动，历史细节缺失严重，不过影响却很直接。它的基本原因是在冷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由于对周恩来的信任和对极左派的反应过度（极左派影响力并不值得这样的反应，只不过反对周恩来、参与火烧外交部等一些重大错误使得它很显眼），中央文革派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确信有一个隐蔽而广泛的反革命秘密组织“五·一六”。“五·一六”指的是“五·一六兵团”，一个存在于 1967 年北京的极 “左”派小组织。当时在一部分极“左”派中存在着一股反周思潮，他们反对周恩来是为了获得新的激进性，本质上是“唯我独革”思想的一个变种，因此他们实际上已经偏离了革命路线。于是，他们刚在 5 月 16 日亮相，便很快因为反周而受到严厉的打击。10月，经过细节未知的追查，毛主席错误判断并指示五·一六背后存在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并有着黑后台。之后，五·一六就成为打击人的一个罪名，被打倒的王关戚杨余傅等人都被安上了“五·一六黑后台”的身份。但直到 1969 年，挖五·一六都是仅限于北京与高层的一个运动。在 1969 年，毛主席在中苏冲突的高潮又想起五·一六的事，于是指责北京不抓五·一六³。之后周恩来借题发挥，要求挖五·一六“搞深搞透”⁴。毛主席当时还支持，但是到1970年2月就开始降温，指出五·一六数量少、抓得早，不要乱挖、不要搞逼供信⁵⁶。1970 年 3 月，“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简称批清）运动正式开始，但因为提出了不要扩大化，初期烈度不高。然而，到了 10 月，毛主席对“一风吹”（指运动像一阵风，没有深入）不满意，于是随后在 11 月，周恩来指示“重在罪行”，不再看和“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关系，而是只要干过“极左”的事、搞过“阴谋活动”，甚至包括“背着中央开会”就可以定性为“五·一六”⁷。于是清查五·一六从此彻底扩大化⁸，一发不可收拾。1971 年 11 月，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林彪也被算进了五·一六黑后台⁹。到了12 月，毛主席再次降火，说五·一六“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最后，运动在1972年下半年逐渐结束（事实结束，没有正式文件宣布）。

清查五·一六在许多省份对造反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打击，在剩余的大部分省份也迫害了不少造反派，且扩大化也波及了许多逍遥派，约有上千万人被打为五·一六。这些省份的军头往往直接将反对军队、反对“大联合”作为罪名，将反对自己的造反派成批打成五·一六，并大肆使用逼供信等手段屈打成招。例如，许世友¹⁰ 为了打击反对自己的造反派和老干部（应注意，打击老干部是江苏的特例，不是普遍情况），在江苏抓了 26 万以上的五·一六，致死致残 2540 人，致残三四千人（致死致残数量为官方数据，实际数量至少两倍以上）¹¹。当时南京甚至有“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的说法，可见扩大化的严重程度。在他被调走后，造反派和老干部甚至一度联手翻案。此外，有些省份将清查五·一六和清查省内的极“左”派联系起来（如湖北的“北决扬”），于是这些省份的造反派除了被打为五·一六外又被打为这些极 “左”派的分子。

事实上，清查五·一六中抓的“阴谋集团”都是子虚乌有的，对五·一六的各种判断，无论是后台还是进行各种极“左”行动（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等等）都和五·一六没什么关系。中央文革派在清查五·一六中，虽然反对扩大化和逼供信，但是由于相信五·一六是个大阴谋集团、搞各种破坏，且仍然广泛地隐藏在各处，所以要求不能一风吹，要稳准狠地抓出五·一六。这种认知的失误被周恩来以及掌权的走资派利用，使得造反派大批地被抓，又一次受到惨烈的打击。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标志着周恩来在九大后逐渐脱离革命派阵营，投向走资派阵营。

小结

我们可以将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这三场重建秩序后的镇压运动进行对比：清队和一打三反都是多领域、有必要的运动，而清查五·一六是完全可以避免、没有任何革命意义的运动。清队的结果取决于各派的力量对比形势；一打三反的结果因下放死刑复核权而在结果上有判刑过重的特点，来源于中央的判断与决策失误，并在周恩来的纵容下迟迟没有刹住；清查五·一六是纯粹的走资派打击异己的运动，效果有且仅有再次削弱造反派。在死亡人数上，清队（除去情况特殊的广西和内蒙古）> 一打三反 > 清查五·一六。这是因为清队打击面广，又带有报复因素和绩效因素，而且杀人是主要手段；一打三反枪毙的主要是“首恶”和思想犯，打击范围没那么大；清查五·一六中以抓为主，死亡一般是逼供而死或迫害致死，枪毙有但是很少。如果说清队还是文革的范畴，是建立新秩序的尝试被军头歪曲的话，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则是完全与群众无关、与文革无关的，旧式国家机器完成的专政。

不过，在大部分造反派不被革委会主任支持的地方，这三场运动的影响共性是主要的：它们渐进式地剥夺造反派的权力，对造反派进行迫害。一般而言，清队是对从领导层到基层的造反派进行一次次微型的、表面上互不关联的、理由较为充分的打击和排挤，一打三反是专门腾出一只手明显地针对造反派头头进行集中打击和排挤，清查五·一六是对所有造反派进行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打击。经过这三次清洗，造反派丧失了一大批领袖（被杀或被关押），丧失了部分战斗力，几乎彻底丧失了从上到下各级革委会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