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简明教程 | 军队退出后的新格局——乱云飞渡仍从容，孔学名高实秕糠

林彪集团覆灭后，对他们如何清算成为革命派与走资派的交锋战场。转向走资派的周恩来想要借机批“极左”，来给经济上刚刚展开的革命路线一记重拳。从 1971 年 12 月开始，他就在鼓吹“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质问“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¹。他将“极左”和林彪联系起来，说林彪用的是“极左的方法”；并把“极左”定性为“空洞、极端、形式主义”，与林彪的行径联系起来²。他要求无产阶级“服从无产阶级纪律”³，实质上就是要服从刚复出的老干部。毛主席这时虽然在给清查五·一六降火，但是还是相信有“极左”分子在破坏，因此起初默许了周恩来的行动。

等到 1972 年 8 月，批判“极左”思潮的矛头指向的是造反派逐渐明显，于是中央文革派开始遏制报纸上以批林为名义的批判“极左”思潮。1972 年 10 月，批判“极左思潮”开始在人民日报屡次出现，中央文革派意识到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并提出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即林彪路线 = 极“左”路线 = 文革路线、林彪的错 = 文革的错、林彪的叛逃死亡 = 文革的失败的思潮。随后在 11 月，中央文革派反对在外事会议上以批林为名的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批林彪的极右，在政治局会议中取得首胜，使周恩来同意从报告中删除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之后在 12 月，毛主席将林彪路线的实质确定为极右，于是批林从批判极左彻底转为批判极右，矛头从造反派转向了走资派，主导权回到了中央文革派手中，中央文革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之后，中央文革派在外交领域对右倾路线（包括对美苏软弱、对形势悲观、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突然会谈中接受核保护伞）展开进攻，对周恩来、叶剑英在外交上的错误进行批判，但在批判中江青犯了扣大帽子的错误，把这次批判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之后遭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应注意，此时不仅是中央文革派批周，包括邓小平在内，中央走资派也都积极参与了对周恩来的批判。⁴

此外，从 1973 年开始，中央文革派顺着反右倾回潮的方向，在文艺战线、教育战线、新闻战线发动进攻。文艺战线江青一马当先，1 月就开始支持电影工业。但是后续对一些作品的批判过于严苛，毛主席不支持，因而进展不大。教育战线上，早在 1971年中央文革派就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主导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新教育方针。在 1973 年，中央文革派批判了复辟路线，宣扬了革命路线（如白卷英雄张铁生⁵），但是随后批“走后门”因为与批林批孔时间上相冲而缓行（江青直到十月反革命政变前夕还在讲话中批“走后门”⁶，可见一直没有忘记），之后由于局势的发展始终没有机会进行。

1973 年 8 月，在林彪集团的余党基本都已经处理、人事安排再次稳定下来后，十大于北京秘密召开。十大的主要目的是将打倒林彪集团这一结果用大会确定下来。十大相比于九大，保密措施更加严格，全程秘密进行，这是为了主席身体、防止过多露面损害健康的原因——如果不保密同时主席不露面，又会引起更多误会⁷。召开前夕，在副主席人选上，此时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并在十大的筹备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也被提名并在会上被通过，引起了以许世友为首的老干部的不满。此外，通过保证“永不翻案”，在 3 月复出的邓小平也成为了中央委员（毛主席主要是要让一个“壮丁”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工作，也需要一个改正的代表作为老干部的榜样）。十大在人员上，军队代表比重降了近一半，干部代表比重升了一半多。同时，也有更多造反派成为中央委员，同时许多工农等基层劳动者也从基层提拔上来，担任中央委员或其他职位，被称为“新干部”。从人员变化中可看出林彪集团覆灭后各势力实力的变化。此外，最重要的是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代毛主席投票，标志着他在中央的闪亮登场。

之后，在 12 月，毛主席批评了叶剑英、李德生在中央军委的问题，并主持八大军区对调，结果由王洪文宣布；并且让邓小平亮相当总参谋长，以用他的威信压住军头，又给了邓小平“三七开”的评价，为两人撑腰。八大军区对调进一步整饬军队，使盘根错节的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被削弱，各军头在调任后由于关系的变化，不得不更多地执行革命路线。之后，军队完全退出地方⁸，基本不再能干预地方局势。虽然地方革委会里还有军代表的位置（基层革委会则彻底没有了），但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实权，只负责军事职能了。到 1974 年，中央又召开多次会议，表面上基本解决了支左以来的军队干预地方和辫子军化问题、与林彪集团斗争的遗留问题，但是军队状态仍不正常，且留有隐患（到了1975 年军队就又出现插手地方整顿的情况，1976 年许世友等人甚至计划军事政变）。

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老干部如前文所述相继复出。由于大部分地方的走资派本来在军头掌权时也有不小的实权，因此军队失势后走资派迅速掌握了实权。他们掌权后“落实党的政策”，首先就是积极地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清查扣留人犯，却对造反派的要求充耳不闻，有的地方（如浙江）甚至把革委会的造反派赶回原单位、反对在造反派中发展党员、让造反派干部群众作检讨。到了 1973 年，地方的大部分老干部平反解放，复出工作。同时，1972 年开始，部分地方受压已久的造反派借机造势，纷纷寻找平反的机会。不过，在 1972 年，尚处于清查五·一六和批“极左”中，很多地方虽然压迫造反派的军头跟着林彪倒了，造反派却仍受压，甚至被打成和林彪有关系。这被称为“捂盖子”。到了 1973 年，随着中央要求落实“批清”政策，造反派逐渐争取到改善被错划的五·一六分子的待遇（释放被关的造反派并不再整人，但是没有正式否定批清、彻底销毁黑材料、彻底为被错划的造反派平反和恢复名誉），并使头头恢复了革委会中的旧职务，但仍面临着彻底平反和争取实权的任务。

军队退出后，形势再次回到了老干部走资派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状态，不过与支左前的形势不同的是，此时老干部走资派都在之前 6 年的文革洗礼中学会了应对革命派的冲击，变得更加团结一致，且证明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运行的不可替代性；而造反派却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中面临重新集结组织力量、夺回在革委会几乎丧失殆尽的权力的重大任务，而在少数几个造反派仍在掌权但不稳定的省份，造反派也需要巩固自己的势力。在安定团结的大背景下，双方攻守近乎易势，因此革命派仍然处于对走资派的劣势状况之中，而不同于支左前夺权时期的优势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在前五年革命的洗礼之后，走资派不得不收敛羽翼，不敢明目张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各地的革委会执行的大多是革命路线，路线斗争上革命路线处于上风。

批林批孔

早在 1973 年，毛主席便开始贬儒褒法。之后在 1974 年，以年初毛主席批发江青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为发端，中央文革派又找到孔丘作为历史和理论的突破口（后发展为儒法斗争），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运动成功取得一定成果，变得更成熟的各地造反派在此运动中突击提干、突击入党，取得阶段性胜利。

在上半年，中央文革派组织人手，在历史领域发动了对儒家的大批判和对法家的宣传，并有意识地要批“现代的大儒”，搞影射史学，将其和对林彪搞修正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很多批孔文章的读者认为文章影射了周恩来，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央文革派和批孔文章的作者有影射之意。⁹

此外，中央文革派继续深入批判右倾回潮（尤其是下文的风庆轮事件），但是成果寥寥。同时在另一头，批林批孔联系的实际问题是首先是林彪集团的种种罪恶行径，其次是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错误思潮与造反派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因此，作为新上任的副主席，王洪文积极鼓励造反派投入到批林批孔运动，保卫文革第一阶段的成果，给清查五·一六的错误定性翻案，夺回革委会中的权力。同时，部分地方（如浙江、湖北、云南等省份）被打倒的（新）保守派也在清查五·一六结束后复苏，并在批林批孔期间积极活动串联甚至开大会和上访，试图翻天，但在造反派的抗击下没有什么成果。

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成熟的表现之一，就是能更正确地对待党，对待总路线，能更耐心地、更顾全大局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绝不是有些人说的“当官后背叛造反派群众”，而是党性的体现。当然，这并不是说采用初期手段解决更急迫问题是错误的。由于十大后出现了许多再次采用初期手段的、未进入革委会的基层造反派（如武汉的反潮流派、重庆的十大宣传队），这两种方式之间如何配合、如何消除矛盾成为了造反派新的课题。

武汉反潮流运动和造反派头头议会斗争的碰撞是最能体现这一时期造反派变化的典型。反潮流运动的名称来源于毛主席提出、王洪文在十大上宣扬的“要敢于反潮流”。武汉的反潮流运动采用了文革初期群众运动的形式，可以为群众运动理论提供一个注脚。

武汉在 1972 年春出现了基层造反派的自发抗争，开始被称为“街头派”，因为主要手段是在街头贴大字报、游行。在 1973年春他们走向社会，在十大时达到顶峰，被称为“反潮流派”，之后持续到 1975 年春整顿开始（硚口地区持续到 1976 年 10 月）。反潮流派不满于主流的造反派头头和省委走资派徒劳无功地谈判，认为他们“修了”，决心“把颠倒的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才上街运动。这一方面促进了造反派的平反，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不希望闹大的中央的反感。走资派十分恐惧，一方面要求造反派头头劝阻，一方面镇压（规模较大的反潮流派没有被镇压下去，规模很小的十大宣传队则不久被走资派用民兵镇压掉了）。然而，主流的造反派头头劝不动反潮流派，反而加深了双方的裂痕。反潮流派觉得主流派是说客，在说违心的话；而主流派则认为反潮流派不顾全大局、和党搞对立。当然，之后双方也不至于反目成仇（十大宣传队则恶劣一些，声称要暗杀造反派头头，还给头头与老干部走资派准备了牢房），而是各干各的。到了批林批孔，连主流派也使用街头运动的手段，成功夺回了革委会中的实权，直到整顿时被下放农村。而反潮流派也在批林批孔中变得更加激进，甚至冲击市委抢材料、冲击法院抓人、组织赴京控告团。这些行为引起了中央反对和批评，中央随后禁止了跨单位串联和组织战斗队。于是之后反潮流派也回到温和手段；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部分达到了目的，并让省委不得不部分认可反潮流派。整顿开始后，反潮流派因为制造“中南旅社事件”阻断交通而被成批逮捕判刑，反潮流运动基本结束。之后，主流派和反潮流派一直保持距离。¹⁰

可以看出，尽管手段类似，本质上这已经不是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了。群众运动发展到后期，一定是回归到党内进行斗争的。这些运动，只不过是造反派为了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头头、退材料等目的（不过，十大宣传队犯了反复旧式的，对革委会“推倒重来”的错误）采用了激烈的手段。而这对于要求安定的中央来说是减分项，这也是为什么成熟的造反派头头都反对街头运动。不过另一方面，这些运动也反映出群众仍具有革命意愿，并确实利于造反派头头进行的议会斗争。安定团结常常被自由主义者诟病，但这正是“建立一个新世界”，建立出新秩序的必然结果。如果街头运动失控，只会将来之不易的新秩序破坏，违反了“立”的要求。相反，和平斗争虽然漫长而“软弱”，但是却是在巩固新秩序，使之能和平过渡到革命路线上。

等到 1974 年的下半年，批林批孔引起了老干部的很大反弹。干部面对批判普遍怠工，甚至出现个别干部擅离岗位避风头的现象，加上对经济诉求不敢顶上，出现了类似文革初期的经济主义妖风。此外，一些造反派误以为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耽误生产进行运动，进行变相罢工，在不准组织跨行业串联和战斗队的禁令发布后没有坚决执行（中央进行了劝阻，但是这些现象没有很快消失），甚至有些地方开始武斗。这些都使经济情况恶化。¹¹于是，毛主席调转方向，开始强调安定团结，停止批林批孔运动（大部分省份批林批孔在 7-8 月陆续停止，浙江等少数地方则仍继续到了下一年初整顿时），要求跨部门串联停止、干部回岗、将经济诉求留到后期解决、就地闹革命、严守生产纪律。中央的工作重点转入筹备四届人大，于是革命派和走资派对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进行了角逐。由于王张江姚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之前的冒进，走资派轻易地抓住了他们的错误，并大造舆论，甚至使得毛主席专门点名批评江青，获得了政治优势。10 月 4 日，毛主席甚至点名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面对风庆轮事件¹²中王张江姚的冒进，毛主席要求他们要谨慎，和邓小平等老干部团结，并批评江青“闹”这些已经决定的“小事”。像这样，面对最后 几年王张江姚搞的冒进行动，毛主席经常会对他们进行这样的批评。这些批评都不是为了打倒他们，而是因为对走资派进行进攻的时机尚不成熟，他不得不先批评阻止这些行动，在形势不利时是为了不给走资派抓住这些错误进行批判从而获得更大突破的机会，在形势有利时则是为了不让这些冒进行动干扰自己的部署，有时还是委婉地警告走资派不要犯同类错误（如下文的宗派活动）。不过，江青这一次并没有意识到毛主席的苦心，仍然在职务安排上提要求，被毛主席拒绝与批评，体现出王张江姚在政治上的幼稚。不过，毛主席后来虽然没给江青安排职务，但是仍然整体肯定了江青之前的功绩，把错误放到第二位。

围绕着四届人大，革命派的王张江姚（四人帮），走资派的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三人帮）都积极进行派别活动（周恩来甚至秘密和走资派们分别谈话并最终提出了一份组阁名单），因此先后被毛主席批评，其中革命派被批评得最多最严厉（上升到宗派活动）。毛主席这仍是在提醒而不是要打倒这些“帮”，他后来对“四人帮”问题还是说自我批评、“治病救人”¹³。最终人事安排的结果，主要是邓小平和张春桥得到了新的重要职务，此外王洪文也得到了军委常委一职。1975 年初，四届人大秘密进行，原因和十大相同。在四届人大上，张春桥主持起草新宪法（即 75 宪法）并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75 宪法将继续革命理论、罢工自由等重要内容写入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最高峰。而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经济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国目标。同时，随着以国务院为代表的政府机构的重建，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上老干部走资派压过了革命派。可以看出，1974 年下半年至1975 年初的主线就是革命派和走资派在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进行相互妥协，革命派取理论而走资派取实践，双方的裂痕在安定的表象下仍在扩大。

关于王洪文

虽然小王梗和之后“网红文”的大火带动了对王洪文认识朝向正面发展，但是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澄清。首先必须指出，1972年调到中央之前，王洪文在上海的工作搞得很好。他绝不是无能之人，成长速度也不低。在没有管理经验的情况下，他领导工总司迅速学会了管理上海这样的全国最大城市，并能团结整合造反派内部的各方和造反派外部被击败的势力（二兵团、双造司都被他顺利解决，被打倒的老干部他也能恰当处理，且没有让老干部形成反对文革的势力），对敌人的斗争也十分高明，引起的反感和损失都远小于其他地区。这使得上海的新秩序迅速建立并稳定运行，斗批改也能更早更深入地展开。除了上海无产阶级本身的阶级意识更强的根本因素外，他本人的水平也是重要因素（当然，他的水平与丰富的经历，尤其是作为上海无产阶级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总而言之，他的能力水平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成长为优秀省级干部的水平，到 1972 年已经完全可以胜任上海一把手。但是，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后，是试图把他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他的一些弱点就变得致命了。他的耳根子比较软且缺乏主见，这在他执行革命路线时并没有太多影响，甚至使他更能团结别人，但是在他要作为领袖直接与走资派战斗时就显得致命了。同时，坐火箭带来的资历浅、根基不足也使得他无以对抗老干部，遑论指挥他们，最终只能选择抱团取暖，在中央的斗争中亦步亦趋地跟着江青、张春桥这些更有分量的中央文革派。而且，或许和上海文革前中期没有造反派生死存亡级的考验¹⁴有关，王洪文逆风表现很差，稍有挫折便颓唐，十月反革命政变后在严刑下甚至投降叛变了。更不用说，他在斗争中没有慧眼识人的能力。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支持过他，与他一起吃喝玩乐，还送他大别墅，他就觉得叶剑英关心新干部。同时，这还消磨了王洪文的学习劲头，使原本刚到中央而学习十分刻苦的他变得对学习提不起劲¹⁵。此外，由于经验缺失，面对全新的工作他也不能很好地应对（比如外交工作）。但是，他在他有经验方面的工作仍然可圈可点：他在 1972-1974 年一直在做各地造反派的工作，促进他们的团结，帮助他们向走资派进攻；在业务上，他也能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总体上来看，王洪文在中央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总理，但是确实难以胜任主席。

小结

从 1972 年到 1974 年，走资派损失了林彪集团这一握着枪杆子的复辟急先锋，但是没有伤筋动骨，剩下的老干部走资派反而完成了自身的整合并率先恢复权力；地方革命派也从三次清洗的巨大打击中渐渐恢复过来，同时中央文革派发动了两次新的进攻。斗争双方都发生了这样由守变攻的转化。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局势悄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革命与反革命阵营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整合，并都渐渐适应了新的斗争方式。并且，继续革命胜利与失败的种子都已经种下——新秩序中，渐渐填充了新的制度和新的干部，也容纳着暗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再次掌权的老干部走资派们。这为之后白热化的斗争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