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简明教程 | 整顿——斥鷃每闻欺大鸟，万花纷谢一时稀

1975 年初，四届人大刚刚闭幕，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就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开始了整顿。毛主席的打算是促进生产，发展经济。他在四届人大时就已经决定把经济放到政府工作的重点上。这本是正确的路线，但是邓小平则以整顿“资产阶级派性”为名义，以经济数据为合法性来源，把整顿搞成走资派老干部整造反派的运动。首先得指出，此时造反派的派性（指为小团体利益牺牲革命利益）已经消除了不少。而邓小平在整顿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派性”和“党性”偷换了概念，“派性”其实是指造反派不服从走资派的行为，“党性”就是指服从走资派，和走资派同流合污。

1 月末，邓小平的整顿第一刀砍向军队。军队由于三支两军的结束，军队干部返回军队大量超编。于是邓小平首先拿问题严重的军队开刀，借此对军队进行调防，并将军队的很多干部换为自己人，以夺走革命派的权力，顺利建立起自己搞整顿乃至搞复辟的班子。

随后，邓小平开始大力整顿铁路。不久，他控制的国务院又决定对钢铁产业开刀。这两项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出成果较快的产业，同时都有着不小的造反派势力。于是，地方走资派遵从邓小平的旨意整造反派，将双突提拔的新干部下放农村“挂职锻炼”，把“不安定分子”集中到他处开学习班。此外，整顿的形式还包括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加强领导机构的权力等。

到了 3 月，邓小平更加严厉地督促负责部门打击“派性”，加强专政，因为历史原因生产运输有问题的地方自不必说，走资派甚至还能凭空制造问题来打开切入口。刘建勋曾这样描述铁道部的手段：“铁道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到中央去解决。”“要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¹于是在邓小平黑手伸到的地方，造反派掌权的地方被“翻烧饼”，即剥夺掌权的造反派的权力，把坚持革命的造反派头头被逮捕甚至枪毙（甚至郑州铁路局的造反派头头愿意服从整顿都不被接纳）。同时，走资派奉行高压政策，并扶持保守派上位（徐州铁路局甚至对立的两派都被抓，只留下逍遥派）。这种高压统治，使得矛盾再次激化。各地各部门的造反派在被打压后，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激烈地用大字报等手段进行反抗。不过面对严厉的手段，造反派的反抗短时间内收效甚微。事实上，整顿不过是一刀切式地压造反派，只能一时提高生产，之后很快更多本来安定的地方因为压得群众不满而使这些地方本来正常的生产运输受到影响（例如兰州铁路局²），实质不过是借经济建设之名打压造反派罢了。

4 月，邓小平对铁路的整顿有了成效，于是他将镇压的“经验”推广到冶金、电力等部门。他的干将所到之处，新干部被撤，造反派被大量批斗、逮捕甚至枪毙。

5 月，邓小平正式开始对钢铁部门开刀，这是因为它受煤炭运输制约，因此只能放到铁路出成果之后。他这次强调了要健全领导班子、与“派性”坚决斗争、建立规章制度，并把三项指示作为纲，露出了狐狸尾巴。之后，钢铁产业也经历了与之前形式类似的整顿。

6 月，借钢铁产业整顿，邓小平授意国务院成立钢工业领导小组，巩固了自己的复辟班子。此外，他还去上海策反市委书记马天水，旋即被马天水向其他革命派揭发。此外，在 6-7 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决定对军队进行整顿，除了整顿、精简外，他们还否定民兵指挥部，要一刀切地取消。最严重的是，走资派们在会议进行时私下串联交底，秘密活动，准备好了发动政变的基本力量。叶剑英甚至离开讲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并分别找各司令员、政委谈话，让他们警惕“上海帮”。

7 月，邓小平对中科院开刀，手段与之前雷同。同时，他和他的干将们也提出一系列谬论拉拢知识分子。此外，借毛主席对文艺政策提出调整，他开始了文艺整顿，收集文艺领域不执行“双百”政策的情况，目标对准了革命派的文艺路线，尤其是将矛头对准江青。随后，他开始解禁诸多影片戏剧。同时，他又开始整党。他的方针，仍然是保护、团结与依靠老干部、整造反派的头头，尤其是反对“双突”。他把造反派的头头都抓起来，大搞批判，再次制造白色恐怖。尽管王洪文也参与了整党试点，但由于没有实权而只好跟着老干部走，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可笑的是，浙江跟着走资派跑的新保守派红暴派也被邓小平整了。此外，从此时开始，毛主席渐渐对一些事持保留态度。

8 月末，毛主席批准调整配备解放军干部。邓小平利用主管干部任免的张春桥远不如自己熟悉军队干部的情况，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将各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搭了起来，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他们还对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考察、研究、调整配备，把那些同王张江姚关系密切而又掌握一定兵权的高级干部从领导班子中撤下来，明确警告剩下少数“有问题”但仍暂时留在班子里的人³。结果，指挥军队的主官都成了叶剑英、邓小平一派，只有少数文官属于革命派一方。此外，由于军事压力的下降，在毛主席的批准下，邓小平还开始了裁军，对军队进行整编和精简，这在整顿结束后没有被停止。从 7 月到秋天，整党先后在一些省份进行。邓小平甚至对云南、四川的省委第一书记直言“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人家骂你搞复辟了，你的工作就搞好了”。

9 月，邓小平整顿教育进入高峰，并计划整顿农业。在科学和教育（科技类知识分子相关的两个领域）整顿上，他的干将们从 4月开始就否定了教育革命的种种成果经验，强调技术业务挂帅，把知识分子特殊化，反对科学技术为无产阶级服务。到了 9 月，邓小平更是篡改马克思主义，断章取义马克思的文本，声称“生产力就是科学”，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谬论强加到毛主席头上，并授意干将炮制了一个教育整顿的提纲。10 月初，邓小平又炮制了一个总纲和工业与科技整顿的提纲 , 系统地否定革命路线、提出复辟路线，甚至否定“四大”和反潮流，回到文革初镇压造反派时走资派的口径上。但这些提纲未及实施，整顿就结束了。

原来，8 月毛主席在看完刘冰第一封信⁴后开始意识到不对劲，随后开始评《水浒》。不过，此时他仍是敲打，还没有下定决心打倒邓小平。9 月革命派就开始向毛主席告状邓小平仍然是否定文革的态度，使毛主席意识到邓小平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是不肯回到革命路线上，整顿被他搞成了复辟；同时，也意识到了右倾复辟思潮已经形成了一股能量巨大的势力，有否定文革的危险。但在邓小平对评《水浒》表示支持后，毛主席还没有打算把邓小平打倒。10 月，毛主席在看完刘冰第二封信认为矛头对着自己，意识到有一股否定文革之风在蔓延，于是开始反击。11月，毛主席让几个革命派和中间派给邓小平开帮助会，在帮助会上毛主席向老干部们（该谈话 1976 年初下发）提出“三七开”的底线，作为妥协，否定“打倒一切”，承认复出的老干部是打倒错了，但是又肯定了批判，“批一下也好”；否定“全面内战”，言下之意即强调安定团结的原则。帮助会不出意外地没有效果，邓小平没有改正的意思。于是，全面整顿停止，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被批，被迫作检讨。在周恩来去世后，他又进一步被软禁。

整顿期间的王张江姚

在整顿期间，王张江姚并没有坐以待毙，在理论宣传方面深入了革命，有了一些成果。不过，他们也没有进行成功地反击，反而由于冒进而被毛主席批评，十分狼狈。

2 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始，由张春桥、姚文元主导。张春桥著名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是运动的产物。运动到 1976 年时初步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系统化，并建立在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可惜的是，这场运动在展现出教育效果前文革就被打断，甚至于很多问题都没有给革命派留出时间搞明白，以至于最后的一批成果只能到揭批查的材料中挖掘。

3 月，江青开始批判经验主义，将其作为“当前的大敌”，并在 4 月拿到政治局讨论和在宣传上散播。这引起毛主席的不满与反对。结果，王张江姚反对下发毛主席的指示，叶剑英、邓小平就借机翻江青前两年的旧账，王张江姚被搞得十分被动。接着在 5 月初毛主席最后一次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分担了一部分责任，并再次强调了安定团结，为邓小平撑腰；之后也反对下发自己的指示，给王张江姚解了围，还批评叶剑英搞“广东帮”。

然而，走资派仍然不松口。第二天开始，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多次专门见面，商讨如何批判王张江姚。之后周恩来开始将精力放到批反经验主义上，邓小平继续揪着江青之前的旧账不放。到了 6 月，王洪文、江青甚至先后被迫作检查，王洪文实质上遭到走资派削权。之后，王张江姚沉寂了 2 个月，直到 8 月毛主席评《水浒》，才又开始从宣传阵地进攻。他们借此狠批投降派，警示不坚定者，教育无产阶级，并在政治上影射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

面对王张江姚的政治攻势，周恩来竭力否认自己是投降派；邓小平先否认评《水浒》的政治意义，后假装紧跟，在 9 月也跟着批投降派。毛主席见邓小平表态，此时还没有决定打倒邓小平，便不同意江青在学大寨会议大讲《水浒》。不过，邓小平虽然渡过了这一关，但是如前文所述，由于不肯表态肯定文革，很快他就再次倒台。

小结

在 1975 年，中国经历了从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转变。邓小平作为当时中央政府的二把手，在“永不翻案”的保证和周恩来的推荐下，在毛主席决定重点抓经济和周恩来病重的局面下，主持了为期九个多月的整顿。从他再次被打倒可以看出，毛主席没有料到他这么快就翻脸不认账，还对他保有幻想。他从军队和铁路开始，把黑手伸向一个个领域，直到最后铺开全面整顿。事实上，后来邓小平在上台后搞的复辟，也是沿着 1975 年整顿的思路进行的。然而，此时王张江姚并没有抓住要害，反被走资派攻下一城，使得整顿足足搞了九个多月才被毛主席亲自终止。毛主席到此时才看清邓小平死不悔改的真面目。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右倾复辟势力在整顿期间完成了力量整合，变得空前强大，但是本质上仍然是由走资派及其拥趸构成的。右倾复辟的思潮确实开始在社会上流行，继续革命的思潮确实在走资派对造反派的反复打击下有所退却，但是此时右倾复辟思潮仍然不是能盖过革命思想的主流。主要的变化是旧剥削阶级、技术官僚从文革初期的更倾向革命变成此时的更倾向复辟，大学生中也是右派实力增加、左派势力减弱（当然前后并不是同一批人），甚至有些在文革前期是造反派阵地的大学到后期发生右派抬头的情况（如南京大学）。这些右转者与原来的（新）保守派一起，跟随着已经顺从自己党内资产阶级出身、乃至组织地下社团⁵的红二代，裹挟着一些落后工人形成了文革后期社会上的右派。不过，工农出身的人们并没有更倾向复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文革后期，革命派与走资派的势力发生了显著的分化整合，部分老干部左转成为或投机支持（这本身也能说明革命派势力不小，能吸引来投机分子）革命派，甚至有些老保守派（如广东东风派）也左转，而造反派阵营也明显地进步，大部分省份实现了派性基本消除、原本对立的两派携手战斗；同时，很多早期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此时右转投降，成为华派甚至投向元老派。

此外，另一个变化是逍遥派变得更多，大部分人并不倾向于任何一边，有的随波逐流，像墙头草一样（例如，有些人在 1976 年 4月，既参加了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又参加了批邓游行），还没有下定决心站在哪一边（很多人既认为文革巩固了社会主义，又认为邓小平整顿把经济搞上去是正确的，没有看破邓小平的真面目），有的政治冷感，对政治运动并不关注。这种群众冷感现象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在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中央文革派均没有甚至避免将路线斗争结合群众微观的实际诉求。在文革前三年，资反路线打击群众，把群众推向了革命派，而革命派反击资反路线也结合了群众销毁黑材料等诉求；但在文革后三年，群众类似的诉求被限制（如批林批孔中央文革派反对结合翻案诉求），复辟路线也狡猾地用迎合群众需求的面目伪装自己，因此革命路线一直没能将大部分中间派群众动员进运动之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支持邓小平的原因并不是赞同他搞右倾复辟，而是因为他们被邓小平蒙蔽，以为他真的是单纯发展经济。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更倾向邓小平、更不支持文革，但他们难道支持右倾复辟吗？可见，右倾复辟势力根本没有像后来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说的那样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