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简明教程 | 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批邓——小丑下台应欢送，满街红绿走旌旗

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全面展开时，周恩来去世了。趁此机会，右派裹挟着哀悼周恩来的群众，猖狂地向革命派进攻。然而，尽管革命派控制着宣传口，却没有足够好地应对，以至于在 4 月 5 日清明节爆发了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

周恩来去世后，全国上下十分悲痛，官方和群众都组织了悼念活动。此时，宣传口的革命派砍掉了一些悼念相关的内容，并继续强调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过，“四人帮限制悼念”的说法并没有可靠来源）。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反击右倾翻案风被冲淡。此外，在一次报纸的用语上也有模糊之处。这些小事虽然根本没有针对周恩来¹，但是给了右派可趁之机。于是，右派分子故意延长悼念周恩来的时间，在之后的几个月不断搞悼念活动，并趁机攻击王张江姚和为邓小平翻案。此外，右派分子还利用一些宣传口的失误和模糊语句向革命派进攻，使革命派很被动。当革命派进行反击时，右派分子又掀起更大的悼念游行。于是，双方的矛盾逐渐升级。

另一边，邓小平在 1 月下旬被批判，并交出了权力，华国锋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外，叶剑英为了韬晦也同时请病假而赋闲，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元老派的权力被移交给了华派。之后，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被停止贯彻，邓小平对老干部说的话被揭发，反击右倾翻案风升级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于 3 月初在全国全面展开，并下发了毛主席关于批邓的谈话。2 月起，各省的造反派以整顿受压的造反派为首，顺势对走资派发起反攻，发动起革命群众，批判复辟派，要求省委“转弯子”，把整顿中被整的新干部官复原职，在革委会中夺回实权，并再次往革委会补充革命力量。那些在整顿中被整下去的造反派，实现了“翻烙饼”，成功再次上台，并对铁道部等邓小平用以整顿的班子进行了控诉和反击。不过由于整顿激化了派别矛盾，因此这些部门的生产长期受到影响。因此，1976 年这些部门的生产下降，主要是由于整顿带来的恶果。

就这样，双方都在整合自己的力量，局势逐渐升级。4 月初，各地右派分子借悼念活动疯狂攻击革命派，革命派也进行了和平反击，4 月 4 日、5 日清明节前后冲突达到顶峰。其中，郑州出现了唯一一例死亡事件——收花圈、贴大字报反击右派分子的造反派被右派分子打死在广场上；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右派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这一系列事件被合称为四·五事件。

北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进行的斗争从 3 月就开始了，主要是围绕花圈展开的。右派分子献花圈，革命派则派人收花圈。4月 4 日清明节这一天，北京有 200 万群众来纪念逝者。于是，少数右派分子再次兴风作浪，裹挟着哀悼气氛中的群众，露骨地攻击王张江姚乃至毛主席²，并公开为邓小平翻案。很多群众被他们感染、蒙蔽，也跟着攻击起了王张江姚。尽管如此，中央革命派并没有阻止哀悼活动，4 日仅仅在晚上抓了几个演讲的人。深夜北京的领导层开会，决定清明节结束就运走花圈，认为有地下组织在操纵，但是没有给活动定性。5 日凌晨，革命派把花圈都运到了八宝山。

早上，右派分子见花圈消失、广场上了警戒线，便拉起十余万人前来广场。他们的行动变得激烈起来，开始掀广播车、冲击大会堂前面的警察和民兵（当时谣传花圈在大会堂里）。为此，北京迅速成立联合指挥部处理升级的事件，派出了更多民兵与警察，但是仅仅是阻拦人群进入大会堂。后来，在民兵内鬼的指点下，人群发现并冲击了联合指挥部，强行让四个代表去谈判。谈判没有结果，于是人群开始游行并先后烧毁了一辆门口的小汽车、一辆来运食物的面包车、门口的两辆吉普车和几十辆自行车，还追打外国记者，最后把楼也烧了。就这样，事件升级为反革命暴乱。

下午，政治局紧急开会。晚上，中央调来了不到 5 万民兵清场和拘留骨干分子，仅仅使用了棍棒和拳脚，只抓了 388 人（其中 224 人在十月反革命政变前就已经释放），就轻松平息了暴乱。

不过，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历史细节扑朔迷离。例如，高干子弟是重要的推手和参与者，但是 5 日却没有抓到高干子弟³（但事后回忆有一些高干子弟暴露了参与的事实，如叶剑英之子叶选宁就曾活跃其中⁴），说明他们应该是幕后操盘，但具体怎么回事就无从得知；再比如，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究竟有没有在幕后操纵，邓小平有没有亲自前往广场之类的重要细节尚无定论……

既然谈到了周恩来去世及其引发的事件，那“盖棺定论”，我们也于此澄清一下对周恩来的两种错误观念。

关于周恩来

今天在左翼中关于周恩来有两种错误观念：一种觉得他始终是革命派，另一种则觉得他始终和走资派是一伙的。但是实际上，周恩来虽然一直在某些领域（如对知识分子的方式）是右倾的，但是他在文革前三年主要执行的是革命派路线，属于中央文革派的一员。

在前三年，他不仅支持造反派、支持文革，而且本身就是文革各次运动进行的重要支柱，这也是毛主席对“五·一六”如此穷追猛打的一个原因。例如，他揭露贺龙在体委搞的黑线，并支持体委造反派的行动。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前，周恩来也支持了外交部造反派的造反。再比如，当元老们普遍反对文革时，他却站在中央文革派的这一边，参与对元老的斗争。尽管也不是没有偏保的行为，但是他都能很快跟上毛主席的指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例如，他经常会保护一些老干部或者搞“中肯”，但是如果毛主席表示不想保，他也会迅速转换态度。

在九大之后，他开始右倾，转向老干部一边，但是仍然是对抗林彪集团的重要力量。但是在一打三反中，以他的能力和位置，他是很早就能发现地方杀人过多的，但他并没有像毛主席那样发现后立即叫停，可见他已经为了生产和备战而不惜草菅人命了。同时，作为具体操办清查五·一六的中央领导人，作为中央特科的老领导，他不可能不知道清查扩大化，但他仍然狠抓五·一六，为了彻底清洗反周的极“左”派不惜错抓一千万，使革命力量严重受损，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彻底右倾，犯了很多右倾错误，如批“极左”和在外交上的软弱。在批林批孔之后，他与老干部走资派彻底合流，开始千方百计反对王张江姚，乃至搞小宗派支持邓小平、支持整顿。不过即便如此，他仍能在被主席批评后改正错误（但是不再会支持革命路线，只是不直接反对），也没有政变之类的严重反革命行径，且是安定团结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因此革命派的正确路线就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在 1974年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定性，因而是错误的。

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4 月 7 日，毛主席根据首都、天安门、烧打的特点把 5 日天安门的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变为对抗性的，将邓小平开除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让华国锋正式成为第一副主席、总理。之后，批邓在全国全面铺开。

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平息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深入批邓的大游行，规模完全不亚于悼念活动。可见，反对元老派、支持革命派的群众大有人在，革命派仍有着群众基础。

革命派与走资派双方，在接下来几个月围绕着实权，再次进行了白热化的阶级斗争（经济上的增长放缓可以间接反映出白热化程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造反派新干部从省市委一级到基层基本都被安排了工作。相比于之前的斗争，这一次的成果可以说以更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成就，反映出革命派议会斗争能力的成熟。不过，由于地方造反派吸取了批林批孔的教训，严格执行了对跨行业串联、组建战斗队的禁令（批林批孔虽然说了但是地方未执行），加之运动并未很好地结合现实，因此显得冷冷清清。大部分省份比较激烈，造反派进行了罢工（如云南）、游行（如 湖北）、开大会（几乎都以各种名义开了大会）等，有些省份则比较平静，甚至连开大会都拉不到人（如湖南）。对此，地方走资派也没有像批林批孔时一样激烈对抗，而是**“拖”字诀打哈哈**，尤其是 6 月毛主席身体再次恶化后。他们见风使舵，打算看中央在毛主席逝世后哪一派掌权，再决定如何对待造反派。

不过，另一方面，在克服了“左”的倾向后，革命派中右的倾向又隐约抬头。地方造反派一心搞革委会内的议会斗争、革委会外的街头斗争，而忽略了秘密斗争，完全没有建设第二梯队，有的甚至为了利于提拔造反派干部而把造反派重要领导人的名单都交给了省委。此外，在沉迷于科层制内的斗争、获得了科层制内的位置后，许多头头犯经验主义错误，只顾着拉拢老干部和部队干部，客观上由于群众组织解散、头头进入革委会而与群众隔离，主观上由于忽略了与基层造反派群众的联系而不主动下去，使得造反派出现了“委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右倾错误，使得造反派失去了反击能力，为随后的覆灭埋下伏笔。

同时，中央走资派已经有人按捺不住了。华国锋对批邓表现冷淡，与叶剑英暗中交往⁵；叶剑英暗中和汪东兴与一些被打倒的军头走资派串联，酝酿着军事政变；汪东兴也秘密劝导华国锋搞掉政治局中的革命派⁶……甚至纪登奎也在让儿子和各地走资派暗中串联的阴谋还漏出了风⁷，许世友儿子写着许世友军事政变的打算的信也被王洪文得知并转告⁸，然而在右倾路线的统治下，中央革命派对地方走资派、元老派的军事政变有所警惕，但对中间派仍然一味拉拢，而没有做和中间派决裂的两手准备。后期革命派的右倾路线，正是这样从上层弥漫到下层的。

小结

中央文革派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发生后，把它和匈牙利事件类比，即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未遂的反革命政变，但是中国不是匈牙利，党内资产阶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没有扳倒中央文革派，反而为革命派提供了反攻的机会。这一认识也影响到后续中央文革派对走资派篡夺政权手段的判断：他们在打退来自社会上的进攻后没有想到，走资派还有来自党的高层的另一手。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常被资产阶级史学家污蔑为政治虚化、脱离群众，但是这只是不以街头运动为主要手段的结果。而四·五事件又被他们誉为民众自发反抗（可以是“反抗四人帮”，也可以是“反抗极权”），然而在游行规模上却可以被批邓压过一头。资产阶级史学家利用史料上的优势，肆意裁剪、涂抹史实，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发觉历史真实的蛛丝马迹。尽管现实的斗争到底如何仍然缺失严重，但从有限的史料中造反派掌权的程度来看，我们可以相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一定是造反派革命行动在一月风暴的“破”之高峰后，“立”的最高峰、最高光时刻。当然，众所周知的右倾路线泛滥，也成了文革派随后覆灭的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