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简明教程 | 政变——正是神都有事时，还从烈火识真金

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的重要性不亚于总结革命成功的经验。可惜的是，几乎没有文革史会像叙述文革的开始一样详细地叙述文革的结束。此外，由于走资派颠倒黑白的需要，这段历史的谣言和逼供信出来的证言极多，所以也需要将历史真相还原，以正视听。我们将用很大的篇幅分析文革为什么会以如此突然而平静的方式被走资派突然结束，走资派何以取得彻底的胜利。

1976 年 9 月 9 日，毛主席逝世了。他死前对中央的部署是把元老派按下去，在他认为赞同继续革命的国家领导人中让比较能服众的、能力不高的华国锋当一把手，让这些或温和或激进的领导人共同执政，仿照遵义会议后的中共领导层先搞集体领导再缓慢过渡。他的打算是通过这种方式减少革命派的障碍，集中力量对付元老派，迂回作战，并让王洪文、张春桥积累经验与资历。因此，他的设想是华国锋当张闻天¹，王洪文、张春桥像当年的毛主席那样进行合作。然而，他没看出华国锋是一个不自量力又权力欲极强的两面派，更没有料到，党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如此不可调和。华国锋在毛主席尸骨未寒之际，就辜负毛主席的期待，当上了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秘密和叶剑英等元老派干将串联，迫不及待地要推翻革命路线，打倒革命派。他狂妄自大地以为，靠着毛主席的背书，自己能在铲除革命派后单独执政。而其他的华派也在秘密串联时毫不迟疑地叛变了革命，或奔走效劳，或表态支持，期待着政变后攫取更多权力。

另一边，中央革命派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政变危机。王洪文在回上海时对上海民兵部署进行了安排，张春桥曾嘱咐上海加强战备。但是，中央革命派以为的政变是元老派的政变，因此他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到华派上，而只是防止地方上对上海进行突然袭击（后来走资派称革命派“在军队活动”云云，其实只是他们作为军委常委去谈批邓而已。张春桥弟弟张秋桥则是作为记者去军队采访）。反之，他们很积极地拉拢，并诚心辅佐华国锋，接受了毛主席“集体领导”的部署。不仅如此，他们还争取到了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的支持（主要是新干部），这体现出他们在被毛主席批评宗派主义后确实改正了。他们也遵守了毛主席“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的指示，几乎没有进行秘密活动，甚至在 1976 年彼此已经拉开了一定距离，连宗派都算不上了。但是这些对于捍卫文革来说还远远不够。他们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只关注明面上的走资派，对投降派不够警惕，因而认为党内资产阶级找不到挂帅人物，觉得“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²，甚至觉得“大事已经过去”³，在过渡时期不出问题就可以保持稳定。这就导致在战术上，所有革命派的核心人物都在北京进行党内斗争，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留守上海，就如同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中央革命派这样做，是为了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掀起并赢得对走资派的新斗争，将元老派击溃，寄希望于政变赶不上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犯了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可以想象，如果在毛主席的追悼会结束后，哪怕王张江姚有一个人不在北京，那么政变很可能就来不及在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密谋好。

同时，中央革命派的斗争采用的还是老一套党内公开斗争和控制宣传口的方法，没有改变策略。尽管如此，政变集团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他们将自己的阴谋诡计脑补到这些光明正大的正常行为（不仅是党内斗争的行为，甚至还包括中央革命派成员的分内之事）上，于是加快了政变密谋。这些行为在一举后也成为了中央革命派“篡党夺权”这一子虚乌有罪状的罪行。此外，“按既定方针办”的阴差阳错使情况加速恶化。⁴

地方革命派也半斤八两。尽管在十年的锻炼下，据说有 200多万人都说这场政变的“右派政变”⁵，但是可惜的是，这没有转化为与之相称的革命行动。如前所述，早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地方革命派就已经犯了合法主义错误，只搞议会斗争、街头斗争，完全暴露了组织与成员，没有组建二套班子。这种右倾路线，使得地方革命派在毛主席逝世后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几乎没做政变准备、几乎没进行革命群众动员、不给民兵彻底发枪。此外，他们在战略上如前所述不重视将真正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起来，而犯了和中央革命派类似的错误，将重心放在团结不坚定的群众、拉拢犯过错的老干部和军头上。团结、拉拢这些人当然是重要的，是克服派性、摆脱“唯我独革”思想后的进步；但是，这些人面对这种灭顶之灾是靠不住的。没有坚强的、善于结合合法与非法斗争的革命派核心组织，无产阶级就无以发动对修正主义的造反。最严重的是，大部分造反派在十月反革命政变后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右派政变的传言只是忧心忡忡，好一点的开会讨论，却没有下决定作出任何行动。剩下的上海之外的造反派虽然决定反抗，大多也犯了等待主义错误，在判断出发生右派政变后虽然准备起义，却要等待上海先起事，上海哑炮后反抗便胎死腹中；还有的则仍陷在合法主义的泥潭中。于是在走资派控制了局势后，他们便只能束手就擒，轻易被走资派中央缴械。此外，还有少数革命派干部群众则对局势悲观绝望，进而走向逃跑主义，于是他们当野人、当黑户或逃港，以逃避后续的清算。

另一边，华国锋、叶剑英在毛主席尸骨未寒之际，便秘密串联，酝酿阴谋。华国锋从 9 月 10 日⁶起就开始为了秘密串联，首先串联了叶剑英（10 日或 11 日间接串联，13 日将消息送过去，21日才正式秘密见面）和汪东兴（11 日），在得到两人支持后之后频繁串联各华派、一些在北京的军头和部分元老派成员，交流看法与阴谋。叶剑英与各元老打招呼，到 19 日为止已经找了中央和地方二十余个元老个别谈话⁷，甚至与邓小平秘密串联。21 日，杨成武向他转达聂荣臻的意见后⁸，叶剑英又把杨成武作为了自己和老帅的联络员。他们在串联中摸清了这些人的态度，确立了秘密单独串联的方式，确定了参加政变阴谋的核心成员⁹。因此，面对中央革命派要文件的正常要求，心里有鬼的他们也不敢交出来了。此外，他们还密切监视着各中央革命派的活动。

到了 9 月 26 日，华国锋等三人开会，认为中央委员会开会投票没有把握，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手段¹⁰，在 10 月 10 日动手，并在 30 日开会商议具体事项。10 月 2 日，汪、华、叶密谈时决定将时间提前，并在 4 日的秘密会议上确认了汪东兴 2-3 日制定的政变方案，三人决定在 10 月 6 日发动宫廷政变。10 月 5 日，三人紧锣密鼓地进行部署，并知会了其他中央走资派。汪东兴挑选了 50 多个中央警卫处和中央警卫团的团以上干部¹¹并都一对一谈话后组织形成几个行动小组参与政变。同时，政变集团已经通过拉拢获得了卫戍部队的直接指挥权。中央革命派此时已成砧板上的鱼肉。

10 月 6 日，汪、华、叶亲自坐镇怀仁堂，先后抓捕王、张、姚，同时江青等其他重要革命派也被华派骨干迅速抓捕，重要舆论单位也在同时或稍晚一点被控制。随后，政变集团控制的政治局决定由华国锋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主席，完成了对成果的确认。走资派的政变成功了，革命派被斩首，中国的无产阶级完全失去了领袖，成为了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紧接着，随着走资派控制局面、开始揭批查造反派的头头们，中国无产阶级彻底失去了一整代群众领袖。

毛主席逝世带来了形势的陡变，革命派过去的战略战术都亟须作出改变。在战略上，毛主席在世时，存在着革命中央，其他革命派都是以此为前提展开行动，但是他逝世后中央尚未完成必要的重新组织过程、受到华国锋的觊觎，在政变后则只存在反革命中央，因此革命派必须拿出非法的、暴力的斗争的勇气，去面对没有毛主席保护的全新局势，应对内外资产阶级的暴力颠覆；在战术上，毛主席之前对政变的各种防范措施都是建立在他本人地位的基础上，于是他死后革命派要想防止政变必须拿出十足的警惕和新的办法。革命派没有意识到这些巨变，也因为力量不足而无法拿出好的防范政变措施，于是仍然按照过去的经验行事，陷入了合法主义的右倾错误中。加之政治经验的不足，革命派没有对走资派进行“剥笋”分化，反而是走资派实行了分化战术。于是，中央和地方革命派相继在政变中和随后的清算中覆没。

只在游泳馆里历练，难以经受住真正的大风大浪。造反派刚一失去领袖的庇护便遇如此突然袭击，加之右倾路线的统治，覆灭顺理成章。

上海的应对

十月反革命政变后最可惜的是，作为革命派大本营的上海，却耻辱地一枪未发，拱手将上海让出。为了分析局势，我们首先介绍上海革命派手里的底牌——名为民兵的第二武装。

上海文革初期，民兵被警备区收回武器，随即组织瘫痪。1967 年，作为“文攻武卫”和改造民兵的实践，第二武装建立，开始名叫“文攻武卫”，在 1970 年改名为上海民兵，这是上海造反派创造与独有（其他省份也有进行尝试的，不过都没能坚持多久就被解散废除）的崭新事物。它的根据可以追溯到巴黎公社经验（“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¹²），不过主要还是1967 年 8 月毛主席所提的“武装左派”¹³。第二武装在文革期间主要起着制止武斗、维持治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也同时接受着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主导的阶级教育，具有一定反修正主义的思想，是与旧民兵截然不同的新民兵。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 1、相比于旧民兵，第二武装的治安职能从次要职能变为主要职能，从辅助公安系统变为主导地位（民警几乎只负责户口工作，民兵同时负责审判和关押改造），而作战职能从配合军队变为能够独立作战（这与巴黎公社砸烂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的思想相契合）；2、旧民兵在组织上被党政机关和军队牢牢控制，骨干力量是党团员等被党委认为可靠的人，而第二武装在组织上由三结合的民兵指挥部领导，其中的军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均支持造反派，在成分上起初都是造反派成员，后期以“老造反”为核心（营以上非领导干部均为老造反）；3、旧民兵从1960 年开始以生产为纲，阶级斗争搞得很少，而第二武装以阶级斗争为纲。从 1972 年开始，出于财政原因，原本不脱产的民兵转为业余活动，并分散到了各街道里弄，同时还承担着消防、工厂保卫科等零杂事务，并陆续合并走了所有旧民兵的任务和部分军队系统的任务。此外，面对警备区数次试图夺回民兵控制权的行径，王洪文一直在竭力让第二武装对军队和干部独立，竭力使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并将它作为“人家一巴掌打过来，我们能站得住脚”的底牌力量。为此，上海努力挤出物资和资金加强民兵武装建设。到批林批孔后，民兵指挥部完全抛开了警备区单独控制了民兵力量，同时新民兵彻底取代了老民兵的职能和残余组织，甚至拥有了一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可见，第二武装除了作为革命派的底牌之外，也是探索如何改造旧国家机器、如何实践巴黎公社经验的工具。

不过，尽管领导权上基本保持了独立，但是在武器、训练等方面仍无可避免地无法完全独立，不过警备区和上海民兵在这些方面配合还算融洽。此外，虽然指挥部反对，民兵也没有完全脱离随意打被捕者、逼供信、虐待犯人的陋习，还留存着旧思想的残余。在调入中央工作后，王洪文还想将第二武装推广全国，但是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于是在军队的阻挠下宣告失败。

在上海的秩序恢复后，第二武装迅速发展壮大，也进行了常态化、正规化的尝试，但是到 1976 年仍进行得十分有限。虽然纸面上有 300 万人，但是在实战中只能调度至多 10 万人，而且训练状况也一般¹⁴。由此可见，第二武装确实羸弱，但是如果使用得当仍能发挥出一定能量。

另一头，走资派保持着高度警惕，数次确认对军队的绝对掌握，并在 1976 年 9 月让南京军区事先进驻上海周边的险要地带。同时，许多地方的走资派也做好了在革命派上台时立即逮捕造反派甚至武装叛乱的准备。乃至于，尽管处在绝对的优势之下，走资派仍然向上海派了“先遣小组”，甚至拉过去了一个内鬼¹⁵。此外，上海的保守派也将收集的民兵调动信息送给南京军区。

恩格斯曾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¹⁶

然而，在右倾路线的统治下，上海的革命派尽管手握打磨了快十年的民兵队伍，却苗而不秀，有着严重的怕和正规军对抗、怕流血、怕失败的心理，于是有的心存幻想，在对抗上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在得知政变后仍不敢违抗中央命令；有的互相扯皮、犹豫不决，葬送了起义的机会；即使是最革命的革命派，也犯了合法主义错误，行动上仍然停留在合法级别。

上海作为革命派底牌，在十月反革命政变前也一定程度上准备了反击。王洪文早在 1975 年便让民兵准备巷战，但是他也只考虑到了局部武装冲突，而具体的措施得到 1976 年。1976 年，上海因故没有在年初进行例行的民兵发枪。毛主席病重时，上海领导层也有了危机感。8 月，在中央加强战备的命令和马天水的多次催促下，上海开始给民兵发枪，在 9 月中旬发完计划发放的所有武器¹⁷。9 月，张春桥、王洪文都直接要求上海进行动员，准备打仗，王洪文甚至进行了一些部署。

上海革命派领导层分为主要由文革派老干部（除王秀珍）组成的市委、干部造反派为主的市委写作组和工人造反派为主的总工会。十月反革命政变后，上海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在 10 月 7 日被中央以开会的名义叫到北京，尽管由于电话打不通，上海革命派已经怀疑出事，但是由于情况不明，为了防止被抓把柄还是让他飞往北京，结果马天水到北京就被软禁了。之后，上海的领导层处于紧张状态，开始频繁开会确认形势动向。10 月 8 日上海剩余的两位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徐景贤根据从北京传来并经过确认的消息，意识到王张江姚极可能已经被抓，在会议上决定要把民兵拉出来打，并做出了反击性质的部署。在后续革命派领导层的会议上，革命派意识到发生了右派政变，口头上也都说“要干”，对罢工等激进和主动的反击措施都表态支持，但是最后行动上仍然没有超过应激反应与合法行动（加强战备是之前的通知所要求的）的程度，仅仅是加强了警戒巡逻、进一步动员民兵¹⁸、拉拢上海警备区部分亲革命派领导成员和布置了预防措施（从规模上只能预防市内的军事政变）。可以看出，大部分革命派的“要干”只是继续革命思想下的应激反应，而不是真的有计划有决心的决定；“干”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保卫革命派，不如说只是为了防止邓小平一类明确的右派发动的政变。由于具体情况不明，之后革命派一直犹豫不决，没有提出决定性的措施，而是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小事上。同时，走资派开始部署军队包围上海。

10 月 9 日，走资派中央已经通过在上海的北京老干部得知了上海民兵动员的消息，于是利用叛变的马天水，先是让他在电话中向上海领导层谎称王、张、姚没事，使徐景贤、王秀珍等革命派误以为中央发生了斗争但是革命派获胜了，于是撤销了部分民兵的布置。晚上，在走资派中央的操纵下，马天水又让王秀珍、徐景贤两个剩余的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开会，斩首战术再次奏效——两人相信了马天水，第二天去后即被软禁，可见他们两人面对反革命政变在战略上陷入悲观主义，觉得与中央对抗或逃避没有成功可能便选择放弃¹⁹（这些也是很多革命派的错误观念）；在战术上又轻信了老干部马天水，使得造反派之后实际上无人能扛大旗，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彻底失去与上海老干部抗衡、强行发动起义的能力。不过事情仍有一线生机——上海革命派没有按马天水所说的撤掉民兵点。同时在 9 日晚上，上海造反派领导班子的一些成员根据蛛丝马迹已经猜到了政变的部分细节。

10 日，上海革命派领导层发觉上海警备区的异变后更加警觉，加紧进行武装行动的串联和演习。

11 日，政变的信息进一步从多个渠道传到了上海，甚至包括了被抓的中央革命派名单。同时，徐景贤、王秀珍迅速叛变，也向上海报了平安，上海的造反派领导层已经有人猜到了他们三个可能叛变。但是即便如此，其中的绝大部分仍然只在口头上说说“要干”，并没有作出决定。革命派在行动上一直进行的是非公开行动，极力避免惊动外人。这或许有利于麻痹反革命，但是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只会拖慢行动速度，错过短暂的窗口期。尤其是对于民兵这种严重分散、召集缓慢的武装，行动犹豫更加致命。回头看看恩格斯“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的论断，上海革命 派焉有不败之理！

12 日下午，市委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把总工会和市委写作组的领导层叫来一起开会。会议上，革命派领导层再次陷入合法主义。王张江姚被抓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由于群龙无首，领导层打电话要求北京的三人回来指挥，得到了次日回上海的答复，但领导层已经高度怀疑三人叛变的可能性。此时，终于有造反派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计划——朱永嘉当场提出了一个起义方案，要求当天就干，并让领导层一一确认，但是由于市委中重要成员（四个老干部市委常委以及工人造反派出身的民兵负责人）要求拖延一天看北京三人情况，方案仍然无法通过，也无法绕过市委执行。市委最终同意先行准备，造反派连夜开会推进准备工作，拟定民兵防御的方案，给工会、妇联负责人开会吹风、要求将有关信息传达基层，但是最激进的标语却仍然涂涂改改、贴不出来。

10 月 13 日下午，北京的三人回到上海，开会劝降（敢放虎归山本身就说明走资派已经胸有成竹，做好了应对起义的准备）。他们代表华国锋中央，仅仅使用了花言巧语和几份材料，略施缓兵之计，上海的革命派就投降了，尽管都迷茫想不通，但大多数人皆乖乖地按三人的指示照办，乖乖地撤掉民兵点、取消贴标语等等。之后，三人又使上海的革命派思想上慢慢“转过弯”“泄了气”，彻底失去反抗心理。可见，12 日的拖延不过是缓兵之计，这些人根本就没想按说的那样若三人叛变则绕过三人干。之后的几天，革命派彻底土崩瓦解，被走资派牵着鼻子走，直到最终 10月末 11 月初陆续被捕。²⁰

可以看出，革命派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和实际行动，始终是被动地进行局部的、合法的反应，试图作出准备以防万一，而不是主动对走资派出击。

恩格斯在评论德国 1848 年革命时的这两段话，放在这里很合适：“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 年 11 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在弗兰格尔率领四万大军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出乎他和他的军官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们把自己手脚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如果议会和人民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 年 6 月巴黎的失败和 10 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 2 月和 3 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²¹

上海去往北京随即叛变的三人，自然是叛徒；留在上海而犹豫拖延的人，本质上不也是没有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背叛革命了吗？当然，归根结蒂，这是因为上海的革命派没有经历真正大风大浪的考验，仍然是幼稚的，因而深陷右倾路线，在灭顶之灾面前仍不知挣个鱼死网破，好不容易稍有醒悟马上又陷入对中央和市委书记的迷信，最终遭遇了可耻的失败。另一个原因是，老干部和军队的不配合导致行动起来束手束脚，使大部分革命派对能怎么行动感到迷茫。此外，很多领导层虽然嘴上说要干，但是心里仍然怕流血、怕得不到支持，认为民兵对抗不了军队，起义必定失败，因此就百般拖延，不愿意自己作出决断。这体现出上海革命派队伍没有经历大风大浪的淘洗、许多领导成员意志不坚定的致命问题。

一举后的上海，没出现一条标语，没一家工厂停工，民兵没一个上街，商店没一家关门，人民生活秩序、生产秩序一切正常，而设点只有三四天，便全部撤销，停止了一切活动。

最令人感慨的是，叛变的三个市委书记开一次会，就能使上海的革命派尽数投降；相比之下，中央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福建²²、贵州²³、四川²⁴、浙江²⁵、河南²⁶等地就有仍在突破了右倾路线、积极进行武装起义准备、甚至开始了武装斗争的造反派，江西²⁷等地的造反派也积极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反抗，此外在 1978 年各地也有零星支持文革的反政府组织，虽然最终他们都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相继失败，但是他们是英雄，而上海革命派是懦夫。

小结

只要透过走资派的障眼法，我们就能发现：恰恰是王张江姚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他们的问题仅仅是政治上不够成熟，战略上滑向右倾路线，进而在战术上没有意识到阴谋，没有作足够的反击准备。政变集团后来对他们“篡党夺权”指控的证据，或为编造或逼供信而得的子虚乌有之事，或为因为他们当时草木皆兵或后来添油加醋而成为“铁证”的分内之事，根本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反之，华国锋、汪东兴权欲熏心，为了一己私利，就背叛马列走向修正，拒绝团结搞分裂，不光明正大地斗争反而搞阴谋诡计。他们声称自己顺应民心，然而他们的行动甚至和社会上右派的行动都平行进行，并没有动员社会上右派的支持。哪怕他们已经严密控制了军队，他们也不依赖一般士兵进行政变，而是依赖于自己挑出的五十多个警卫部队干部，可见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反革命性质也是心知肚明。可见，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过是有缺点的战士，而政变集团则是叛徒和无产阶级的公敌。

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政变集团华派分子，自作聪明地以为靠着这份“功劳”和毛主席的名号就能攫取最高权力，也一度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不久便暴露出他们的平庸和愚蠢，进而被元老派夺走了政权。**他们通过背叛打破政治天平而升天的一刻，也是他们为自己掘好坟墓的一刻。**之后，他们的政治生命就已经进入倒计时，元老派进攻的进度，就是倒计时的读秒。至于元老派，他们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核心与代表，在文革中同样积攒了反革命的经验，在毛主席逝世后敏锐地发现了机会，谨慎地进行阴谋和秘密串联，是十月反革命政变的幕后力量。在政变之后，他们的政治表现也远比华派成熟，使华派毫无还手之力。他们上台之后，资本主义复辟在速度、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加快。可见，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最狡猾、最凶恶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