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简明教程 | 结局——长夜难明赤县天，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通过宫廷政变偷袭革命派成功之后，走资派建立起了资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变为了修正主义的党，党内资产阶级转化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后，华派以政变之功上位，元老派则主动居于辅佐的位置。华派屁股还没有坐热，便立刻组织了对革命派的残酷清洗，以争取党内资产阶级的支持。造反派头头、革命干部被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走资派以“四人帮死党”“四人帮骨干分子”“四人帮黑干将”“帮派骨干”“反革命分子”之名，在 1976-1979 年遭到一种或多种清算，方式包括免职、抓捕、关押审查、批斗、判刑乃至枪毙，而一般成员被记为“犯政治错误”“说错话、做错事”“帮派分子”，遭到处分、降低或冻结工资乃至关押审查等等处理，这就是“揭批查”。同时，华派也开启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车轮，只是碍于合法性无法展开，因而不久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换上元老派，复辟也开上快车道。不过，这只是白色恐怖的开始。全国对革命派斩草除根的运动，还有 1982-1987年邓小平主持的清理“三种人”¹；而对革命派的镇压，一直持续到今天……

华派与元老派联合执政时期

揭批查在全国绝大部分地方是针对造反派的，只有极少数地区由于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跳船到华国锋一方而暂时幸免于难（如山西）。同时，有些暂时还未被处理的革命派或站队革命派的干部在揭批查中保护造反派（前一类如安徽，后一类如吉林），在揭批查后期多被撤职或者调离，被保护的造反派随后也没能幸免。此外，在清算中学生有时会受到一些宽大处理，而工人则从没有这么幸运（六·四运动中同样有这种现象）。

揭批查中，走资派再次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扩大化手段，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准则，将很多谈不上革命派的人也打成“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于是全国在这两年内关押了上千万人²，相当于全国人口的约 1.1%，被处分、降低或冻结工资的更是不计其数。乃至于，在 1977 年上半年，走资派甚至将死刑复核权下放至省，以更快地杀害一批革命派。为了制造揭批材料，走资派在各地吹毛求疵，甚至不惜伪造材料、搞逼供信。于是，我们能看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材料³。此外，由于紧绷着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弦，揭批查期间走资派甚至会十分可笑地将一般刑事犯也挂靠到“四人帮”上。到了后期，随着华派的失势，甚至连华派的地方成员都被清查。在揭批查中，绝大部分（新）保守派⁴ 再次得势，助纣为虐，兴高采烈地批斗造反派。但是他们最终也逃不过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命运：一度加官进爵的新保守派和一些保守派的头头和支持的干部很快在清理三种人中又被撤职甚至开除党籍，而未被处理的（新）保守派成员也不会获得多少好处，顶多不过是在入党、提干上有一些优势。当然，大部分保守派一边的老干部则高枕无忧地官复原职甚至替补空缺。

揭批查以三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为标志，分为所谓的“三大战役”，分别对王张江姚从政治、历史、理论进行清算。在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结束、并在一个月后宣布收尾，但是地方的揭批查最长的进行到了 1979年末。

以河南为例，河南的老干部中支持革命派比例很高，这使得河南成为揭批查规模最大的省份之一。在揭批查中，河南省走资派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派”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 1977 年到 1983 年，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 5 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106000 人，逮捕判刑 1700 人，又“突出判刑”2400 人，（以上均为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被处理 100 万人，关押、逮捕、判刑两万余人⁵），如果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更是不计其数。走资派将保守派和新保守派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重用他们。这样判案自然极为不公，省委副书记公然暗示要给二七公社派制造冤案，造反派头头都获刑极重，而其他几派哪怕是武斗、打砸抢分子也不处理，一些这几派的武斗指挥者甚至掌握了清查工作的大权。最荒谬的是，1979 年底，河南省委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 1980 年1 月 1 日生效后，其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突击判刑”（不过后文可以看出，这其实是杞人忧天）。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当时河南群众目睹这些赤裸裸地迫害，讽刺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监”。⁶

现在有些自由主义者，说揭批查还是“文革的手段”，而没有用“法制”，真是十分可笑！这些将人批倒批臭的做法，是阶级斗争白热化的结果。列宁早就指出，“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⁷。当时的中国没有能这样用于赤裸裸阶级报复的法律，直到 1979 年走资派才炮制出针对造反派的《刑法》。在这之前，走资派为了防止革命派反击，撕下一切面具赤裸裸地使用专政手段，草木皆兵地将一切可能的革命派打倒，以让革命派永世不得翻身，掌权的走资派顺便再借势把看不惯的人打倒。事情不过是这样而已，难道有什么新鲜的吗？在清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时，华派也为资本主义复辟扫清了障碍、铺好了道路。这既是他们阶级本性驱使的，也是他们为了和元老派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所做的努力。

华派的复辟主要在理论、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在理论上，华派首先将生产力发展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虽然还挂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名装模做样地批判唯生产力论，但是内里已经改成了唯生产力论。值得一提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抓纲治国）本身也篡改了原意，把阶级斗争的对象改为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既为揭批查提供理论依据，又可以宣称自己继承了毛主席的路线，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其次，华派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大革命胜利完成”（十一大报告），并抛出“有走资派无党内资产阶级”论⁸，变相否定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在政治上，除了揭批查外，在元老派的压力下，华派还为右派分子们都平反摘帽，也开始平反老干部。不过，老干部的大规模平反复职还得等到元老派掌权之时。在经济上，华派动作更多一些。

首先，华派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提倡利润挂帅，加强劳动纪律、搞“管卡压罚”（《工业三十条》），以恢复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麻痹无产阶级，华派用小恩小惠收买无产阶级，搞“消费品补课”，增加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并从 1977 年开始多次涨工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都有针对造反派的意味：劳动纪律的增强利于镇压觉悟工人，而工资的增长专门排除了老造反派。于是，工厂重建了一长专制、专家治厂的制度，计件工资和奖金大行其道，管理民主化的成果所剩无几。工人阶级只能对领导惟命是从，而不被允许进行任何监督，实际丧失了当家作主的地位。农业上，华派继续推行“农业学大寨”和“穷过渡”，却采用了命令主义的派工作队强行过渡的办法，而不对农民进行广泛的发动和教育，贫下中农失去了主动性。不仅如此，华派和元老派还一起搞“洋跃进”，几个月间调子越吹越高，最终决定在 10 年内动用 800 亿美元外汇引进成套设备和新技术，以这种洋奴哲学的路线继续重工业建设。这条路线在文革中早就被批判过，因为它短时间看不出问题，但如果代替了独立自主的路线，长此以往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发展，且不得不仰人鼻息。此外，1978 年开始，走资派还大肆出口原油、煤炭等原料换取外汇，大量进口粮食、动员粮食库存来填补减少粮食征购、知青回城、职工增加和返销粮增加带来的粮食缺口。华派也没有落下苏东阵营，同时也往修正主义国家派考察团考察经济 , 但是来不及“学习先进经验”便下了台。华派还搞了鲜为人知的“补偿贸易，来料加工”。1977 年外贸部找港资办厂，次年投产，这就是“三来一补”的起点。此时还仅限于合作经营模式：港资负责投资、管理、下订单、提供原材料、产品返销出口；大陆提供厂房和工人，赚取加工利润和工人工资，名义上所有权归国家⁹。因为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当时可以依靠外资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因此招商引资符合发展经济的许诺，所以走资派必然会引进外资。

华派虽然搞复辟，但他们不得不在复辟和维护自身合法性间搞平衡，自然无法得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况且这样一群庸人能左右政局本是革命派和右派政治天平平衡的产物，他们并没有什么本事可言，在革命派出局后政治天平倒向右派，便无以与右派抗衡。因此，在和元老派的政治斗争中，华派节节败退，不久就把政权失掉了。

十月反革命政变后，政变集团根基尚不稳固，于是不得不披着毛主席指示的外衣，不仅批王张江姚只通过穿凿附会毛主席的话，而且文革的诸政策也没有更改，最主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仍然在名义上继续。论功行赏上，也是没有历史包袱的华派获利最多。

这种情况当然持续不了多久。从 1976 年 10 月下旬开始，元老派就督促着华国锋让邓小平复出，华国锋也在会议中宣布要请他出来工作。这和华国锋之前提出叶剑英当主席一样，属于拉拢元老派，巩固自己位置的行为。不过，邓小平看出时机不成熟，并没有急着要求复出。之后，被边缘化的元老派们相继出来主持工作、握起实权；元老派不断为邓小平复出造势。

到了1977年，华派在年初提出“抓纲治国”，举起“两个凡是”，继续用毛主席的旗子作为自己的合法性来源。可见，华派也清楚自己本质弱小，只能紧紧依靠已经逝去的毛主席维持合法性。3月，面对元老派的紧逼，华派提出邓小平 1975 年犯过错误来拖延，反对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元老派利用华派追认华国锋任主席的打算，与他们作交换。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在 7 月十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承认 1975 年犯了错误为代价，邓小平正式复出，此外华国锋正式也就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随着揭批查的深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渐渐稳固，于是渐渐开始抛弃华派。到了 8 月的十一大，元老派的势力渐渐盖过华派，华派已经颓势初现。

之后，1977 年 5 月开始，邓小平多次吹捧知识分子，将知识分子放到工农之上的特殊位置，以收买知识分子的支持，又恢复了高考、否定了文革的教育路线，于是知识分子很快就彻底倒向元老派。1977 年底开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平反干部，1978 年 4 月，又开始大规模平反右派。1978 年，元老派还把一些边缘化的和新平反的元老塞进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加强了自己的势力。

1978 年 5 月起，围绕着“两个凡是”为首的理论问题，元老派和华派展开了斗争。邓小平早在 1977 年 4 月就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对抗“两个凡是”。同样在 1977 年，按劳分配问题上华派早早妥协，但华派仍然继续提升农业生产核算单位，且并未信服。1978 年 5 月，在元老派的亲自审查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发表，遭到汪东兴等华派的打压批判。随后，华派和元老派主要围绕真理标准问题，附带着按劳分配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和斗争，元老派渐渐占据了上风。到了 9 月，局势基本明朗，华派在争论中完全失败，标志着华派大势已去。到了 11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已经控制不住会议主题，一场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被强行变为讨论历史问题、翻案问题，最终他只能满足元老派的所有要求。这标志着元老派已经踢开了华派。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汪东兴检讨，汪东兴被迫提出辞去一切职务，标志着华派彻底失去了政权。之后，华派陆续正式下台，这些可笑的庸人们不过 2 年就把篡夺来的政权丢失了，可谓是遭到历史的报应。元老派的完全胜利，标志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完成了理论、政治、经济上的复辟准备，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开始走上快车道。

元老派执政时期及之后

在邓小平上台后，除了在经济上推出全新的、赤裸裸的复辟政策外，他在政治上首先着手于推出《刑法》，用法律对革命派进行审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将中国社会从不适于资本主义的“非常状态”转变为适于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首先要将国家机器改造为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司法上的变化，也就是搞所谓的“法制”。于是，革命派便成为了“法制”的试刀对象。

“法制”在实行的伊始便展露出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工具的本质。1980 年是《刑法》实行的第一年，在这一年王张江姚被和林彪集团一起审判。所谓审判，然而定罪却完全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头子们的意思，本质上不过是政治表演。邓小平等对文革怀有刻骨仇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头子一开始就主张判江青死刑，但是由于党内有人担心开了杀死路线斗争失败者的先例而反对，外国许多领导人和组织由于江青毛主席遗孀、女政治家的身份而反对，最终没有得逞。江青直到 1992 年才在狱中“自杀”。

王张江姚这边，王洪文当了叛徒，积极认罪；姚文元卑躬屈膝，认错不认罪，向敌人摇尾乞降；张春桥一言不发，横眉冷对；江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时而反驳指控，时而高呼革命口号，时而嬉笑怒骂。张春桥和江青的表现，展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为新一代革命者做出了表率，鼓舞了其他尚未投降的革命派的意志。反之，王洪文和姚文元，则没有保住作为革命者的晚节。随后到 1982 年，各地的革命派也被审判，同样是赤裸裸的阶级报复，同样没有“公平”可言。判不判刑最关键的不是干过什么，而是站在哪一边。这种站队的优先性又不仅仅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之分（况且造保在一些地方本来就是模糊的）。例如，在情况比较特殊的地方（如山西），为了对华派进行清算，有的人华派处理过，最后却没有被判刑。两年间，全国审查了 48 万多人，判刑 2 万多人，被定为犯严重错误的 145 万多人。¹⁰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给造反派领袖罗织罪名的同时，还深挖造反派基层，清理“打砸抢分子”。1980-1982 年，全国近 116 万人被定为“打砸抢分子”，近 35 万人被定为犯严重错误，被“依法惩办”的人数有 5000 多之说，但实际上远超此数。¹¹

出于和华派斗争的需要，元老派也对几个省份进行了纠偏，对老造反派招降纳叛，恢复了基本人权，以扩大群众基础。但是，这种善意在清理三种人后也消失殆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对地方造反派的一次性清算，从蛛丝马迹中也看到还有残余的革命派并不甘心。更重要的是，靠着揭批查起来的（新）保守派干部已经不再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因此元老派自然得卸磨杀驴，让这些干部下台，这同时也是给他们的自己人开路。于是在 1982 年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又发动了清理“三种人”，首先是防止革命派能当上干部进入统治阶级，为此把参加或支持过造反派的人，尤其是青年，都打入另册，防止有革命派诈降，可谓是斩草除根。因此，虽然嘴上冠冕堂皇地说“公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却专门批示不抓打砸抢最严重的血统论老红卫兵¹²，也对老干部比较宽松。其次是为了卸磨杀驴。对于已经彻底否定了文革的元老派来说，参与文革之中的几乎所有派别（除了血统论派、逍遥派等）都是“三种人”，都是有潜在威胁的危险分子，那么此时还在台上的那些“保字号”自然留不得。此外，清理“三种人”还继续针对揭批查中挨整的老造反派，并因为此时华派已经失势，首次打击华派保下的地方的造反派。于是地方上，清理三种人以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为基础，带着打击华派的目的，撤换掉所有积极支持过某一派、“派性很深”的干部，将造反派、新保守派和一些保守派的党员都一概清除掉。不过，由于主要是卸磨杀驴，被清洗者一般不会被判刑，也会安排工作。虽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极力粉饰自己得到人民支持，鼓吹自己是民心所向，却对口中的“三种人”怕得要命，甚至称“最危险的是文革三种人”¹³。可见就算在残酷的揭批查后，他们的统治也不稳固，革命派也仍有一定力量。

清理“三种人”的主要形式是整党，针对的是突击入党的党员。全国 39 万多位党员被审查，3 万多人被取消党籍或清除出党¹⁴。在整党中全国各地又专门成立了核查“三种人”小组，有 20 万干部参加核查，往往一个市就能配备成百上千个干部专职审查（如石家庄高峰时专职审查干部 1600 人，兼职干部 1100 人¹⁵），在各地各部门考察了少则 25%、多则 40% 的干部，立案审查、考察几百万人¹⁶，于是到 1987 年整党结束时，又在全国（除广西）清查出 5449 名“三种人”，4.3 万余“犯有严重错误的人”。¹⁷

除了上述被记录下来的迫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用编黑材料的方式，对老造反派及其家庭进行了延续至今的隐蔽迫害。对待这些老造反派，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连自己新制定的法律程序都抛到脑后，再次用上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手段。这些背着黑材料的人，会在生活中受到各种限制、歧视乃至监控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迫害，例如提薪、提干、评职称、工作调动、考验、表彰、出国等等都会受影响，还会被列入“政治重点监控人口”。更有甚者，有的做生意的老造反派都会被针对¹⁸。更不用说他们还有长期背着的荒谬判决，这些判决或被禁止上诉，或明确宣称“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甚至在得到法院支持的情况下也会因为上级的禁止而无法撤销。

甚至于，哪怕是在表面上已经和文革无关的事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要在老造反派身上再踩上一脚。例如，1983-1987 年的“严打”，对象就包括“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1989 年六·四运动中，邓小平还将参与者与造反派联系在一起。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仅迫害文革的“人”，还要污蔑和扭曲文革的“史”。仗着对史料的垄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文革进行的意识形态上的长期抹黑和模糊化，往文革泼各种各样的污水，选择性不公开档案，所谓“宜粗不宜细”，同样延续至今。

不过，尽管受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种种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一些坚定的革命者并未结束他们的战斗。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展开了新的斗争。

在80年代，已经有造反派开始反思文革的失败（详见附录一），亦有零星的武装起义事例¹⁹。此外，在六·四运动中，也有造反派的参与²⁰。到了 90 年代，随着国企改制和私有化、农村三提五统的进行，工农的阶级斗争活跃和激烈起来。而老造反派成员便常常在其中发挥骨干作用。仍以河南为例。在工厂中的一些前红卫兵、前工人造反派零散地参与在斗争中，他们善于将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话语上，善于组织、动员和宣传。同时，他们也已经意识到政权性质的改变，并能根据形势制定合理的策略，并且能十分坚强地进行斗争。这些运用到的都是他们在文革的经验（也因此上限是夺权经验，对应接管工厂）²¹。而这些强项在年轻一代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则尚处于萌芽状态。在农村，老造反派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武装斗争²²。可见，文革在锻炼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上是有成果的，经历过文革洗礼的老一代工农运动领袖强于未受洗礼的新一代。

除了觉醒更早的老造反派外，私有化的进程也迅速唤醒了广大普通的国企内无产阶级（老工人）对文革的记忆。90 年代后期开始，在现实阶级斗争的教育下，尽管整体上仍是自在的阶级，但老工人已经普遍地怀念着毛时代，尤其是文革时代。许多人进一步明白了文革的理论，运用起了文革的经验。在斗争中，老工人的组织性、理论水平、局势判断力都高于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往往能准确地判断出局势，制定合理的策略，因而成为自为的阶级。此外，有一些老工人开始转而回忆与研究文革，进而或发到网上、或为进厂融工的左翼学生讲解而被记录下来。

小结

走资派在上台后转化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斩草除根的清洗，使无产阶级失去了自己革命的一翼，从自为的阶级退化为自在的阶级。另一方面，他们又在笼络工人、市民、知识分子的同时一点点进行着复辟，使社会主义中国慢慢转化为资本主义中国。从那时到现在的 40 多年，世界上再没有存在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共产主义事业遭遇了历史上最近一次重大失败。

复辟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自己复辟行径的实质，不得不使用颠倒的话语，例如自己搞宗派活动篡党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却骂王张江姚搞宗派活动篡党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华国锋背叛毛主席却大搞“两个凡是”，邓小平阉割毛泽东思想却声称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此时的话语，颠倒来说竟然更接近真实，可见此时他们的实质虚弱到何种地步！直到 80 年代，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才基本上能不加掩饰地说出自己的大部分意图。尽管文革失败了，革命局势陷入长期低潮，但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还在继续着斗争；到了无产阶级被彻底背叛时，大量老工人能赞同起文革、回忆起文革的理论和手段，发动较高水平的斗争，这些都反映出文革的教育是有成果的。随着他们的老去，新一代左翼理应继承这些老造反派、老工人的遗产，把经验用到之后的阶级斗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