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
一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1,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
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
在讨论训练干部的问题时,主席讲:现在红卫兵都当权了,不训练也很难办,可以开训练班,这个事情跟红卫兵讲一讲。他们还很年轻,容易犯错误,他们犯错误像列宁说的,上帝还是会原谅的,我们犯错误就不行了。训练可以人少一些,深谈一下,一次不行两次,可以多谈几次,要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犯了错误怎么办。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主席对红卫兵很关心。你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几个负责人在一起多谈谈,不要急于一次谈成,不要动不动就说你没诚意,帽子很多。主席跟我们讲:如果在七大,不用整风方法把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就会受损失。告诉那样争名争地位的人,在七大选举,有的人争中央委员,有的人反对王明当委员,但主席提名叫他当。
主席说:不当中央委员不见得是坏人,当中央委员的不见得都是好人。王明就是坏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八大时很人多不同意王明当中央委员,主席仍提名。和那些反对你,但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一道参加工作也没有什么坏处。主席讲:革委会也可以叫几个保守派进来嘛。
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思想斗争,把人关起来不是办法。有些人应该让他们活动,他们总是要走到自己的反面的。斗争会要允许斗争对象讲话,允许人家答辩,不要不让讲话。
主席总是讲:让人家讲话嘛。有的造反派讲,我们是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所说的那样做的。
主席跟我讲过:那是对付地主阶级,现在对干部,同对付地主阶级不一样,对干部应允许答辩,允许他们讲话,包括陈丕显,曹荻秋。
主席在上海看过电视斗争陈、曹大会,没戴高帽子,没挂牌子,比较文明,主席很满意。
主席还说了,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讲完呢?人家还没说几句就喊“打倒”,允许人家把话讲完,然后再反驳,真理是在我们手里嘛!
你们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动不动就发勒令,“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例如对付刘、邓。如果他不出中南海怎么办?你们自己毫无余地。
过去我们曾对美国发出一次通牒,没有通过主席,后来主席就批评说:发通牒干什么?不照办怎么办?
最难的是教育革命。
主席在去年七月份就讲学校斗批改要靠同学自己搞。
最近主席要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拿出一些典型经验来。
三
有的头头私心杂念重,根本不顾国家利益,争核心、争名称、名位、名次,不是按照路线比较正确。上海交大“反到底”兵团就是这样争,
主席问我和姚文元:这个大学不是一月风暴不错吗?现在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劝他们不要争了,核心有啥好争的?核心总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四
提“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要去掉它。
五
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
我看还应该从教育人手,坏人总是少数。
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
我还是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如果能改,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开训练班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
六
文化大革命要触及灵魂。凡是爱整人的人,整来整去,最后都要整到自已头上来,“喷气式”是王光美2搞的,王光美是资本家的姑娘。
现在全国到处搞武斗,这翻不了天,让那些人跳出来好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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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明路线使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都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失。博古,即秦邦宪,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间,担任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被撤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一九三七年先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三八年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张闻天,即洛甫,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路线,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他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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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刘少奇之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