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1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行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了。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2无非是豺狼当道。(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发不发贺电?)发还要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区别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澜)3,也是帝王将相派。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门,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牵涉到自然科学问题。范老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阶级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4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林彪: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林彪:报纸要抓,报纸是一件大事,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线》,实际上是吴晗、邓拓、廖沫沙5他们的前线,有个“三家村”就是他们办的。廖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局、省委注意一下,如学术、报纸、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各方面都要管。

尹达这篇文章6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7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8、翦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尽读古文书不行,要接触实际。学文学不要从古文学起,包括鲁迅、我的,要学写。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学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以后以写为主,就像外文以学听、说为主一样。写等于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写为主。至于学史,到工作时再说,我们部队的人,那些将军、师长,什么尧舜皇帝都不知道,孙子兵法也没学过,不一样打仗?《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它那样打的。(林彪:书本上那么多条条,到时候也找不到那一条,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就像戚本禹9的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不要怕触动罗尔纲、翦伯赞,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彭真:实际是他们专政,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你反对他,他就扣你工分。)把学生、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其余的一部分人能改就好,不改就拉倒。(彭真:搞主义不能合作。)(林彪:这是阶级斗争,他们要讲话的。)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朱德: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10、戚本禹、尹达。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11,不行,没等他死,他就夭折了。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很大。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嘛?(彭真:中央和地方要像野战军和地方军一样。)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武装斗争。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回市,扯不清。

(刘少奇: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周总理:要搞机械化。)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总理: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彭真:上海用机器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是非法,要承认合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的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的,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彭真: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12,什么军区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给个精神,中央没有一粒子弹,一粒粮食,出一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周总理: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一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林:老带新,这是中国道路。)这好像抗战时期那个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彭真:小钢铁厂有四千个,给中央统光了。)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彭真:明年搞个办法。)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周总理:现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那就叫八机部的陈正人13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苦,江西一担粮收税(送去)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统死。(刘少奇: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嘛?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陶铸:中央也无权呀!)现在准许闹独立性,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像那样。学生也要闹,要鸣放学术问题。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脚。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俞平伯14一点学问也没有。(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林彪: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主席思想的种子。)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场现形记》15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机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注释


  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八日在莫斯科召开。考虑到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领导围攻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党,致使我们陷于被动;苏联共产党1966年3月的会议大肆反华;当时的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热衷于搞“没有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且此次大会不是兄弟党国际会议,最终中国共产党决定不参加此次大会。 ↩︎

  2.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2016年),古巴领导人,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一九五○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领导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一九五五年,他流亡美国、墨西哥,一九五六年回到古巴,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据地。一九五九年一月,他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一九六二年起担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豺狼当道”典出《后汉书·张纲传》,原句为:“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意即:祸国大盗正在那儿当道呢!何必去抓小偷啊!中苏论战时,古巴保持中立,其实,卡斯特罗在内心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不满,对苏联国内的经济改革看不惯,认为是革命的蜕化,在这些问题上他和毛泽东倒是完全一致。但古巴经济严重依赖于苏联,不得不最终站到了苏联一边,卡斯特罗一九六五年三月发表演讲点名批评中共是“修正主义者”,两党关系中断,两国间也恶感日盛。毛泽东同志起初主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认为苏联才是危险的“豺狼”,而像古巴不过是“狐狸”,应该“分化瓦解、多多争取”,此后便认为古巴也变成了“豺狼”,后公开予以批判。 ↩︎

  3. 即郭沫若(1892年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女神》、《屈原》、《十批判书》、《甲骨文字研究》、《中国史稿》等。范文澜,著名历史学家,时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郭沫若、范文澜同为国学名家。 ↩︎

  4. 吴晗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编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鼓吹“老百姓应指望清官”。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

  5. 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曾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 ↩︎

  6. 尹达,原名刘火翟,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转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三期他的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作者自注文章作于一九六四年八月。文章指出,史学长期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历史资料经过剥削阶级史学家的加工、整理、选择、淘汰、删节和阐释,就必然注入其阶级偏见,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强烈的阶级性。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历史,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

  7. 赵毅敏,原名刘焜,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一九六二年意大利共产党召开党代会,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人煽起的反华合唱,赵毅敏孤身一人,据理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和荣誉。 ↩︎

  8. 罗尔纲,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曾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忠王李秀成投降实为苦肉缓兵之计》,认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假投降曾国藩。 ↩︎

  9. 戚本禹,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了翦伯赞“超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文章指出,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一九六三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提出,李秀成“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断定李秀成是真投降,“认贼作父”,《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做了摘要转载,毛泽东同志看了戚的文章后,专门调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写下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

  10. 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出,吴晗身为明史专家却不惜歪曲历史史实编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假海瑞,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都不是史实,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很明显,吴晗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海瑞不过是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曾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润色,使其分析更深刻、尖锐。 ↩︎

  11.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Маленков,1902年1月8日-1988年1月14日),苏联领导人,曾于1953年3月到1955年2月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1919年担任红军政战官,192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之后受到斯大林的信任。迫于赫鲁晓夫的压力,马林科夫先后辞去苏共中央书记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1955年2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力部部长,党内职务仍然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1956年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等人反对赫鲁晓夫失败,在中央全会上被打成“反党集团”,免去主席团委员职务,同时开除党籍,改任东哈萨克斯坦乌斯卡麦诺戈尔斯克水力发电厂厂长。 ↩︎

  12. 二十三条,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13. 陈正人,时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原农业机械部)部长。 ↩︎

  14. 俞平伯,著名红学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解放前二十年代即已成名,一九二三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辩》,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但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对于《红楼梦》,毛泽东同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毛泽东同志和俞平伯在《红楼梦》的史料价值、性质、文学地位等方面的观点有很大分歧。 ↩︎

  15.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文学家李伯元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最早在陈所发行的《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共五编60回,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并取得社会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它由30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联缀起来,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杂小吏等,开创了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鲁迅先生将《官场现形记》与其他三部小说并称之为谴责小说,是清朝晚期文学代表作品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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