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部讲话记录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 开幕词（四月一日）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一百七十六名，行不行呀？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多数吧？通过了。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

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¹，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²，湖北的代表陈潭秋³，湖南的代表何叔衡⁴，上海的代表李汉俊⁵，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⁶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⁷，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⁸、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⁹。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¹⁰，恩来同志、伯承同志¹¹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¹²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¹³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¹⁴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 四月十一日的讲话

李雪峰同志，北京有人攻你了吧？北京攻得厉害呀，多少次检查也不放，检讨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检讨那么多？到天津又有人攻，是山西发动的，他是山西人啊。（总理：给刘格平打了个招呼，是张日清他们搞的。）（张春桥：是刘芝兰、陈叔中搞的。）

找同志们来，想商量一些事。这个会是开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想开一次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党章。但还不发表，文字修改交秘书处。政治报告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共分八段，每段加个题目。今天是十一号，明后天讨论两头，十四号开大会。

此外，我看到北京市的一个简报说，清理阶级队伍有一个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碰头会上谈过好几次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找出来，要搞这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中央提出要搞，一搞他们就扩大化了，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事。比如延安整风，开始时是为了召开“七大”，事先把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了，不在大会上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我讲：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结果是团结起来了，是胜利了嘛。

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我说是难免的，既与他决裂（指第一次国共合作），于是“左”起来。四中全会康老是有研究的。王明反李立三，说：三中全会搞得还不够，不是反他们的“左”，是反他们的右。

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就舒服了。抗日时，王明回国又右了，他们说：光中央苏区就有五十万红军，不是打日本，不是依靠群众，是依靠国民党。我们说主要是抗日，民族矛盾加深了，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总有一个主要矛盾，结果掩盖了另一个矛盾，发生了皖南事变。

一个事件有一个主要倾向，掩盖了另一个倾向。如打日本，“民族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掩盖了阶级矛盾。后来批判王明，现在还有人说整风不应该那么整，整错了。我说：将来还会有人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世，既然合作，就放到合作上去了。他们和我们口号也一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独立自主不能说没有，不然就不能发展那么大。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东东边是海陆丰，西边是广宁，广西是东兰。

到后来，一天天地突出出来了，到蒋介石杀人前夜，也没有想到搞根据地这个问题呀。蒋介石杀人，把掩盖的一面就突出出来了，我们就拿枪同国民党干起来了，而刘少奇就在武汉交枪，别处也有。有的打了一仗打败了。上海“四·一二”事变，那时不知道到乡村去，到乡村也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那时城市杀人，既然打起来就一齐打倒，农不在其列。民族资产阶级不分什么资本家、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所谓民主革命是一句空话。我们说民族资本家不搞合作，内战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左”呢？不是说要打吗？所以表现形式总是“左”。到了抗日第二次合作，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搞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动群众，直到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以后，开头国民党请我去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你们去了。写了协议，应该算数嘛！我在重庆时，有人在延安搞了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董老：我们在重庆不知道。）（曾思玉：晋察冀是聂荣臻传达的。）东北没传达。（林副主席：我们在东北没传达，发了个电报给中央。这个电报就是说现在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期间。是同刘少奇对抗，反对刘少奇的。）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嘛！我们进城以后，那个时候把刘少奇、邓小平团结起来了。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人是跟着走的，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例如山东的谭启龙，算这类。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吗？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消灭它。（张春桥：利用、限制、改造。）

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个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让历史学家去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认真抓一下。当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姚文元：主席是全国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也算一个主任。我这个主任也管不了那么多。比如北京，还不是谢富治、温玉成去管。与过去不同的是可以插手了。（谢富治：主要是靠主席抓的。）（林副主席：主要抓了典型。）（张春桥：陶铸抓了生产，不叫抓革命。）

工厂、农村，六六年十月、十二月发了两个文件，现在还是要搞。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也搞了嘛。可是要谨慎啊。要注意，有些专案组的材料不一定准确。南口专案组，八个人搞一个党委书记，搞专案的人总想多搞几个。过去我们行军，没事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专案组好像捉虱子，要超出一点好说话。我这个人没搞专案，就可以说，搞了的人就不好说话。一个大学捉了九百多人，怎么得了？人关起来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个理由。我看不止一个上海，其他地方都有。至于关在牛棚里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上海关的人干什么？（春桥同志：在扫地。）苏联人讲我们整知识分子，秦始皇杀了四百几十个人，我们还没有杀一个吧，是关牛棚。

（康老：苏联红星报上登了彭真坐喷气式的照片。）喷气式不要搞。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说：我在一九二七年文章上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既然给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我们几十年没有搞了，这次红卫兵就翻出来了，坐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就搞过。我们不主张戴高帽子这一套。抓人还是大部不抓，抓了怎么办？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

现在扩大化了，许多同志要注意。想想我们党的历史，总是在主要倾向掩盖之下，忽略了另外一种倾向。我讲的就是这点。完了。

报告通过了，也不要公布，文字修改，交秘书处；会后再公布。

我们行军拉屎挖坑，也有自己挖坑的。（总理：我们犯错误，就没想到挖坑。）（许世友：到营房以后，就不挖了。）营房把我军与工农隔离了，不是好事情。当然，不搞一点也不好，老百姓也讨厌，但专门搞个营房总不好。什么是三支两军呀？人家看不懂。（林副主席：要写全称。）如“三民主义”我还记得，“五权宪法”我就背不下来了。（总理：还有三反、五反。）（张春桥：五反也记不得了。）

公报十四日基本通过，下一步搞选举。这个比例范围，人选还是过去的办法，小组提议。但是，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都选进去。我的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见。王明、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七大”时不选他们，也是作了工作才选进去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时是同我合作的，以后也是好事作得多嘛！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次能不能把张闻天、王稼祥选进去，再考虑一下。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许世友：应当选。）

王明他们（江青：王明不同。）有几个反动派有什么要紧！（许世友：他们反了几十年，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我们就永远准备他反。

（许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选。）那不就成命令主义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选进去。（董老：几个老帅选进去是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

（康老：王明说他们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哪一年传播过？一不做工人运动，二不做农民运动，三不会打仗。张闻天、王稼祥还做过。

张国华同志，现在没有人反你了吧！还有人打倒你吗？原来要打倒你这个土皇帝的，西藏叫他土皇帝，也来了嘛！所以不要认为反对过你的人都不好。

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张国华：有几百部电台。）从什么地方搞的？（张国华：有学校的，有搞来的。）我们过去搞演习是假的，这次真枪真炮，我看是个训练。

三 四月十三日的讲话

讲四个问题，还有一个文件。一次党的大会上，我作过一次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讲完后，讲民族统一战线。发给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我说蒋介石抗日了，过去他们不抗日，不发动群众。

这个《论政策》有吗？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翻来覆去犯的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那是一种倾向。既与国民党联合，还与他们批评作斗争。

总工会刘少奇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汪精卫。当买办资产阶级也不是一下子当的，也是逐步当起来的。他们被群众吓坏了。党内也有被吓坏的。有个华北代表团的曾义，他们怕吓着蒋介石，就不敢提民主的口号。南昌暴动以后，城市蹲不住了，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被国共合作掩盖着的一个矛盾，从中山舰事件就有。这些情况就很值得注意。

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合作等，但它掩盖着另一股风，不提独立自主、发动群众了。第二次合作就不同了，民族斗争掩盖了阶级斗争，此后总有暗潮。如现在，反修又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几十年，对外国人不分好坏都反对。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把外国人分为两种，其中有劳动人民。老同志搞了几十年，总懂得点吧！王洪文同志，你就没有经过几个时期。（王洪文：很多事情我就不懂。）

所以等到南昌暴动，“八·七”清算陈独秀，有时也有右的，但主要是“左”的。我说的是江西AB团，他提出几个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要把我捉起来杀掉。彭德怀聪明，马上发表声明，说是敌人挑拨。现在内务部的曾山，当时是江西苏维埃主席，不赞成这个口号，所以他也被打倒。恐怕各根据地都有一点。我就不相信，军队就那么平安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

政策方面，瞿秋白、李立三都没有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不是苏联赏识的，现在苏联吹瞿秋白了，还有李大钊等。我看党内最危险的有三次，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王明，第三次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

高、饶也是带全党性的。张国焘是局部的，在军队自搞一套，他不看方针正确与否，只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大，一方面军小，那时三万，他看不上眼。罗章龙是湖南人，我相当熟的。不晓得他怎么搞的，在上海另立中央。中央坏，你在中央搞嘛！一次张国焘，一次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群众也不多，没有搞几天嘛。第三次大会，他是反国共合作的，蔡和森都到了，他没到，刘元震当他的代表。

独立自主，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派了代表，实际上这个权在军阀手里。土地革命时，犯“左”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但是，中国的富农不发达，雇、贫、中农也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后头“六大”就提出：按人口平分，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好办法。我很欣赏这句话。但“六大”也未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份的问题，未解决乡村包围城市、重点在乡村的问题。

我说，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也属于二十八个半，但在苏区吃过苦的人选上。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要选作中委也难，其实他们与朱德、陈毅差不多，就是没让进。

许世友说，朱德、陈毅，他们反了几十年，其中也有不反的。红军“七大”后，他们领导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总想夺军权，当前委书记才满意。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要到中央去请示，可见是要夺军权了。第二次是项英，他又不指挥，又不想打。搬到苏区就搞五次反“围剿”那套，总是听洋人的。这样军队又遭遇不少灾难。只有王明，他没到过任何一个根据地，以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又没有打过仗，横直说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成了一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

许多人如黄永胜，我就不认识。到北京才认识你。认识一个人，要谈一次话，不谈不晓得他的历史。这是那个时期了。以后就抗日时期了，又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把阶级矛盾掩盖了，一个大时期，一九三八年、三九年到四一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得到许多教训。华北朱怀冰、张荫梧，华东韩德勤，山东李仙洲，河北石友三，还有鹿钟麟，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我说，单是马克思不行，还要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然后就决裂了。

农民进城抓地主，工商业许多是地主办的，这就破坏了中小城市。那些小市镇要注意保护，不然对工农都不利。所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呀！不能不利用它、限制它。五六年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以后分歧比较大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下去，有计划地把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什么都在报上放。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放毒，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所有的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张国华那里。双方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改换衣服指挥，这些都没啥大事。好像很不得了。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出来，我看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转过来了由他们自己讲，是怎么想把你消灭的。

我看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人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至于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不在其内。杨、余、傅，杨、余大一些，不过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人都不讲真话，所以这场斗争，不是讲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恐怕还要一个时期，不过不要搞宽了，搞一个、两个，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个学校一下就团结起来不行，有三分之一教授、学生就了不起了，经过一个时期就三分之二嘛！剩下的他就站不住脚了。但所有军队宣传队、工人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叫“领导一切”不是叫“压倒一切”嘛！有几个学生，说过几句怪话，现在冲也不敢冲了。反一下有啥要紧呀？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又掩盖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还看不清。还有个江西，也搞“二月逆流”，湖北一带，还有江西九江三省交界。跟我们搞根据地一样，哪个地方闹得厉害，那个地方就好一些。（张国华：重庆就好一些。）工人可以控制局面吗？（张国华：基本上可以，他们现在在偏僻的边界上。）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是你们的经验。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胜利。进城后对资产阶级还是利用他，但是包括一个问题：有些干部搞不清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定息。结果他要进工会，还搞到李先念那里，我说不行，拿定息是可以，进工会是不行的，这讲的是资本家。你抓几个工厂试试看，实质上没有解决，形“左”实“右”。例如木材厂，李先念蹲点的、修配厂，徐向前蹲点的，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员，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工人阶级。我看实质上还没有解决，只能说大部分，不讲全部。大部分学校、机关有些是走资派，有些知识分子成堆，这些可以改造。过去是用群众改造他们。

四 四月二十三日的讲话节选

请各位同志注意，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

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有的在地、县、社、队、工厂，如长期脱离生产就与我们一样，叫机关工作人员了，要叫他们不要脱产。他们只了解那个单位，不了解全国，犹如我们不了解他们一样。他们在本地方很活跃，但一到中央，到处记者采访，作报告，半年、一年就差不多垮台了。要认真负责，我党历史上有过，“六大”以来农民没有过，军队中有。

现在是大苏维埃，工农兵嘛。如黄永胜，算农民算工人呢？听说打张辉瓒你当团长了。我也不认识你，听说你认识我。如到场镇，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晓得谁到哪里了。还有很多没有选上。如刚才说的华北张日清，之所以提名，因为是政委。河北一个也没有。一个没有提，就因为张日清与刘格平打仗，一是现在仗打得不清楚，恐怕各地区都会有，至于会不会变呢？一种是变好，一种是变得不好，那有啥办法呢？再一个，新选进的，我就担心他们脱产，脱离群众。

陈毅写了上十次，到了上海又犯了。世界上有这些同志，你有啥办法呢？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我看就差不多了，看以后的行动，他们也要看我们的。如在延安整风，提出治病救人，人家不信，也有理由。“七大”一选就相信了，但你尽管选他，王明、李立三都坏了，我看地球照样转。苏联不会写文章，还不如王明呢，他说我们革命委员会搞军事化。王明写的，《共产党人》登的，登了三期。如果那时不选他，他还反得快一些。“八·七”会议没选陈独秀，也没有请他到会。

只有李维汉，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痞子运动，他是右的。但是四中全会就很“左”了。一个他，一个瞿秋白，长征的时候，不带他走，他是组织部长，书记处负责。至于瞿秋白是书生，“左”掩盖了右的实质。实质是本质，形“左”实右，“左”的形式，右的本质。

我看共产党就比国民党和其他党好。我们选举，起码不用花钱买选票，不要活动费，没有到会的也可以选。“六大”我就没有到莫斯科，也选上了。王明统治四年，太“左”，不适合当时情况。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由于政策适合当时的情况。资产阶级搞什么议会选举。我认识一个人，为了当税务局长，只当三个月，花了很多钱买选票。当了以后就拼命地刮皮，要不他就蚀本了。我们共产党是灭不了的。我们有政治纲领，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我们共产党不能埋头搞选举，更重要的是要准备牺牲的。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要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我们有许多根据地，活着的不多了，抗战以来，人多了。

在会议过程中，有些代表团提了意见，我是赞成的。黑龙江的工作做得不错。我们这个名单没有刘少奇一伙，王明说他是精华，而我们是糟粕。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他打仗也不怎么样，可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古、谢，王明是反对的。差不多了吧？还要选个政治局，又要个常委，中央委员还没选出来嘛。我想还是由下而上的办法比较好。只提一个数目，不提名单。这又要时间，还是想几个问题，你们想一想政治局怎么组成？常委怎么组成？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

五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¹⁵跟王效禹¹⁶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¹⁷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¹⁸，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¹⁹。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²⁰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²¹，杨、余、傅²²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