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方法、对象和国内、国际形势与政策的指示汇编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1。
《前线》也是吴晗、廖沬沙、邓拓2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3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各地师生都应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4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通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一九六六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
把美帝国主义赶回老家去(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的老家去。
畅游长江时对青年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
人民万岁。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一九六六年七月)
有人讲团中央“三胡”5糊里糊涂。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什么糊里糊涂?团中央不但不支持学生群众运动,反而镇压学生群众运动,应严格处理。
关于打人问题(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应当坚决抵制(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
革命要靠自己(一九六六年)
革命要靠自己。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要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6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7,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8,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9,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10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泽东 九月七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林彪、总理、陈毅11、陶铸、伯达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12,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八日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13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九日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一九六六年十月)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14,学三八作风15,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6,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这是很重要的事,应该大搞,没有了不起的问题,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要搞就大搞,不会没地方住的。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检查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毛泽东
一月六日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毛泽东
一月廿一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17,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节约闹革命(一九六七年)
一
要节约闹革命。
二
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
谈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
毛主席问周总理: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专政机关。
总理:才夺权一天多。
主席:要抓典型。
总理:市局委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一),受黑帮影响很坏,变黑帮,(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为多)。
主席:前两种要划小,要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不同形式:(一)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停职留用,(四)撤职留用,(五)撤职查办。
总理:哪种办法好,撤职一面斗争,一面留用,有了对立面,就可壮大队伍。把许多事压在身上(指革命造反派)也很被动,留用一面斗争,一面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
主席: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了就休息,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陷入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掌握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接管是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的方法(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等怎么办?)。现在夺权了,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小,夺过去很快要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的,夺权后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
二
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九六七年一月)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我们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机关干部积极投入运动是不行的,好多重要问题靠机关干部亲自揭露。揭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由上面派去的少数干部和下面的绝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先有后。
二、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剧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分开。
三、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界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要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要顾全大局。
革命委员会好(一九六七年)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关于实行大联合(一九六七年二月)
目前斗争形势很好,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全国都在前进中。革命派在优势情况下,可以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要注意保守势力把革命派吃掉。不要用解散组织的办法实行大联合。
三·七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三月七日实行军管,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三个不够(一九六七年三月)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纸上有三个不够:调查得不够,揭露得不够,批判得不够。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林、周阅后办: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些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关于《触詟说赵太后》(一九六七年四月)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的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蓬。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过去党团员受《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二、三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恢复工作。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以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搞薪金制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
“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驳,主要驳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
批判文章文字要短。一、二千字,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了就行,不能超过三千字。长了没有人看,看了也记不清。
彭、罗、陆、杨可以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他人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文章中提,在标题上不要提。
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
有人说,美苏战略中心转移,我不赞成。他们是注意远东,但中心还在欧洲。欧洲七个师的兵力,并没有减少,只是调了几万老兵到远东。
相信和依靠大多数(一九六七年)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对高干子弟参与抄家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一九六七年六月)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一九六七年)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1.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2.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3.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意识形态方面容易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七年六月)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钻进了无产阶级内部。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光明就有希望(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一九六七年七月)
(大学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就看能否在下阶段打硬仗了。
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是改不下去的。
要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另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不要怕闹(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闹清楚。不管怎么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
全国大闹不可能。那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第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
(张春桥:有人讲第三派是走第三条道路的。)
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呀!人家要大联合,大批判,你要诱导嘛!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一九六七年)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谈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一九六七年)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一九六七年七月)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允许有查明证据的叛徒、特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一九六七年八月)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这一部分进行革命。从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整体来说,它们是不占统治地位的,但是必须打倒他们,才能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话(一九六七年十月)
造反派不听周总理的话,还叫什么造反派?矛头对准周总理,就是对准我、林彪。
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一九六八年)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委会的基本经验(一九六八年)
一
大办学习班。用学习班的方法斗私批修,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狠抓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应该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应该总结经验,应该解放大批革命干部,干部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特务分子,而是在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认真检查,认识错误就可以三结合。在三结和中应该注意成份,但不能唯成份论,不要把坏人也结合进来。三结合要体现老、中、少,光小娃娃不行。
一般大学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不结合进去,特殊情况下要结合,须经过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警惕坏人,防止破坏。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应该爱护她,尊重她,帮助她,保卫她,维护她的无产阶级权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三支两军工作的完成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权威。
二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谈派性(一九六八年)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根本区别(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
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还是你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大学还是要办的(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九六八年)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姚文元18同志:
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九六八年)
一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
二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严禁逼供信(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一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二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
一
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
二
徐州已经翻了几个个了,再也不能翻个了。
三
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
四
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订计划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一九六九年)
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一九六九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一九六九年)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一九六九年)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要认真总结经验(一九六九年)
一
要认真总结经验。
二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所有与“二月逆流”19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毛泽东 一月三日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
六月六日关于战备疏散(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20
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九七○年四月十二日)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一九七○年七月)
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
钢产量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我们这几年一直总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起来了,又要发生这个事。
实行野营训练(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21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二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太上皇(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22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革命路线,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23。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三月十五日九时对“二月逆流”的定性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九七二年)
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挖好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蓄。
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
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
你们欧洲现在比较乱吧?我讲乱,就是讲有六百亿美元在你们欧洲横冲直撞,又不兑现。哎哟,我看这个事也难了。美国它是一大霸哟,不过隔个大西洋。几个大国,总是闹别扭的。我们不希望你们欧洲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
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政府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24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
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法西斯式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25,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给李庆霖的信(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26甚多,容当统筹解决。27
毛泽东 1973,4,25日会见外宾的几段谈话(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月)
一
毛主席说:越南是越南人民的,不是越南反动派的,更不是帝国主义的。
二
毛主席说,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祝你们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整个非洲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三
毛主席对沙菲副总统说:我们总是支持你们的。我们两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总是要团结的。
请你回国以后代我问候萨达特总统和你的其他同事们。
四
毛主席说:我们也很高兴接待你们。祝贺你们非洲都发展起来,你们发展起来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非洲人民总是要起来的。
五
毛主席说: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尽我们的所能支持你们。我们还应该感谢你们越南南方人民,因为你们战斗了多年。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学习班(一九七三年)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
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28,不仅要修到拉萨,而且还要与尼泊尔接轨,通到加德满都29去。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
以安定团结为好(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
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二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30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31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逐渐提高马列为好(一九七五年)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对文艺政策的看法(一九七五年七月)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32、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33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34,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35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出版后,柏林大学撤了杜林36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37。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对张天民信的批语(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批语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38。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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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是根据中共中央1952年11月12日作出的决定成立的,邓子恢任部长,廖鲁言任副部长,陈伯达、陈正人、王观澜和刘建勋亦曾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报告的主旨是批判邓子恢等人的“右倾”,强调加速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及其领导的中央农工部成为会议的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同志认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基础是调整人民公社的底线,包产到户就是单干,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否定,并把包产到户提到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而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是搞资本主义,犯了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1962年11月9日,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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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4]。廖沫沙,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笔名叫马南邨、邓云特,福建闽侯人,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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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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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1902年10月12日——1997年4月26日),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人。时任北京市市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5月彭真被免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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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指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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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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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同志的批语和王效禹同志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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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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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影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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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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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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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调查组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抄录的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我们坚决反对政治、生活上的特殊待遇,坚决要求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容许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受到同样待遇和严格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级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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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登载的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信中除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行为表示赞赏外,还对中国派驻维也纳使馆有关人员的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希望“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批评我驻坦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第九号简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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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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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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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指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指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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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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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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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二月逆流”,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一些会议(主要是二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稍前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同林彪一伙进行的一场大义凛然的斗争。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之后,毛泽东同志对“二月逆流”作出了正确的定性。参阅本卷第49页《对“二月逆流”的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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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央讨论决定的疏散安排为:毛泽东同志去武汉负责大政方针;林彪去苏州;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同志去广州;张闻天同志去肇庆;陈云、王震、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同志去石家庄;徐向前、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同志去邯郸;刘伯承同志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同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同志去信阳;何长工同志去江西峡江;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六人去湖南汉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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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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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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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九七○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等搜集整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使不少人上当受骗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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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六○年时是美国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九六八年当选美国总统。他在任期内,曾于一九七一年七月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改变了中美两国在外交上长期隔绝的局面。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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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给毛泽东写的这封信说,刘建章一九二六年入党,今年六十二岁,不知何故于一九六八年二月被拘留审查,至今已近五年。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中央专案组通知我们家属到狱中探视,发现他体质很坏,面黄肌瘦,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监狱生活条件差,每天饮水只有三杯的定量,每日“放风”也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有关政治上的大事更是不得而知。信中请求改变目前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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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霖,当时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在莆田县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的孩子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信中说,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加上又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因此生活很困难,请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信中还反映了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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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印发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对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六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人来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七三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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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最初提出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项目四起三下:西格段814千米,20世纪50年代准备建设,1979年铺轨,1984年运营;格拉段1142千米(新建线1110千米)因存在千里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级难题而长期停建,最终克服难题而于2001年6月开工,2006年7月1日建成通车运营。2014年8月16日,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日(喀则)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段谈话中毛泽东同志“修到加德满都”的构想,至今没有实现。2015年4月1日,中国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洛桑江村对到访的尼泊尔总统拉姆·巴兰·亚达夫表示,青藏铁路将从日喀则延伸540公里,在2020年延伸至两国边境的吉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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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满都,简称加都,是尼泊尔首都和最大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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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上原文如此。这句话似指锦州等地还有一些战犯没有列入当时送审的一份特赦释放在押战犯的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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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送审的一份有关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中讲到,拟给释放的每位战犯发十五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十三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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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在日本成立,成员多是留学日本的青年,代表人物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作的基本倾向是反帝反封建和积极浪漫主义。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其成员后来大多加入了左联。太阳社,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等。在宣传革命文学理论和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上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三○年春全部成员加入左联。新月社,新诗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强调诗的艺术美,使新诗在艺术技巧上得到丰富和提高。但某些成员反对革命和革命文学。一九三三年该社停止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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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一九○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被长期关押。毛泽东同志这次谈话后不久,周扬即被放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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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毛主席1956年开始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管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主席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5000,邓小平给地方“定指标”,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主席估计一百多倍。1958年开始,中央就开始对大多数错划“右派”摘帽。1978年,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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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一九五五年首演的反映红军长征的十幕话剧。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四年观看了演出,肯定当时演出本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对如何表现好红军各方面军团结战斗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后经反复加工修改,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再次公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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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即卡尔·欧根·杜林(一八三三——一九二一),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曾任柏林大学讲师。他曾称要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全面的变革”,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伟大导师恩格斯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八年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对杜林的理论体系作了系统的批判。一八七七年,杜林因公开指责柏林大学物理系教授赫尔姆霍茨,被取消了讲师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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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耀湘(一九○六——一九六八),湖南邵阳人。原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底,在辽沈战役第二阶段中全军覆没后被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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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原任全国政协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