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插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一 三月九日的讲话

现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来讨论。你们的问题也提出来。

一、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这是少奇¹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二、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去作。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不高兴。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三、税制和价格问题。

四、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县、乡工业是否实行八小时制，劳动保护，工资福利如何？

五、第二本账问题，要在这里谈谈，提出原则，党代表大会通过后六、七月交人代会通过。

六、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两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十二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5－7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争取五年完成，这就比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挨骂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七、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八、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该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九、粮食包干问题，浙江有一个报告，已印发。

十、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十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十二、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釆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釆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方法，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此1957年多一倍，1958年又超过1956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那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十三、文教，有人提议搞14项。商业是否也搞14项？

十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革命论。在南宁会议只提出了技术革命。现在有人加上文化革命可以研究。

十五、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十六、整风问题。双反抓到了题目。知识分子“专深红透”这个口号很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他们也是有真的，有假的，他们有小部分是假的，多数是半真半假的，可以发生突变的。不要多少时候就会变的，因为去年整风反右为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思想有很大改变，这是整风的形势。

基层整风如何作法？要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群众中一些错误思想也要解决。这些工作都要做，不然，热情就不够高。

十七、右派大会开不开？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一条出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就是给右派一条出路。

十八、农具改革运动，要一直改到拖拉机。湖北省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新的萌芽。

十九、《工作方法六十条》现在还不是正式的文件，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减。

二十、报纸如何办？中央、省、市、专（市）、县、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

二十一、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宦乡²说英国的备忘录，刺得我们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是用针刺我们，而我们则用锥子锥他们，我看很舒服。他们不希望我们公开辩驳，是因为国际形势，国内大选和做买卖对他们不利。印尼、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是好的。朝鲜、波兰（农业问题）有希望，不是一团黑暗。十二国经济协作要研究。政治要和业务相结合，是否外贸在政治上有不足之处？可叫兄弟国家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否参加十二国协作会议，是否成为正式委员，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于实质。

二十二、国防计划问题。

二十三、出理论杂志问题。

二十四、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好做工作。

规章制度。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上饭馆，不许上街买鞋，陈云³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谈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节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经验，从实际出发，搬的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像少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的不少，基本规章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未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情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不是建筑上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为生产关系的三大部分，规章制度，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都是生产关系。

二 三月十日的讲话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⁴学派，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⁵。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⁶独裁，还是沙文汉⁷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⁸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话报》⁹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论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三 三月二十日的讲话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化）。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比，一年比四次，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李井泉[10]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骂人很凶，但是骂得好，同群众通气，把心交给群众。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越生得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有一条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没有证明此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没有料到有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不革他们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改变，转化过来，那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

第三个是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争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能搞好？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四 三月二十二日的讲话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勇敢胆大的坚定之人。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秦国称王在后，但是称帝在先。

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图势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现象，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如一国不能胜利。”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但有些破烂了。他写的语言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部门的主要部门，也在学校。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些问题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马列风格高，我们很低。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许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比如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

王明、陈独秀是一样的。陈独秀是主张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坏人如丁玲、冯雪峰，好人如邓子恢¹⁰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请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苏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着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琪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生动。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心话。

王鹤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滕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席不暇暖”。墨子“突不得黔”¹¹。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是不好。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贤的那样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一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¹²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和储安平不同，那是敌人骂我们，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一一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要有三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和风细雨，把心里话讲出来，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书记约在两、三人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¹³十八、十九岁写了一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¹⁴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五 三月二十五日的讲话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二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的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写报告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的，要经过调查研究。省要反映地、县的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郝是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听群众的话，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以后遇到大的问题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是没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门想多搞。财贸部门想少搞一点，不仅脱离了省，也脱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局、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除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这是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最不卫生。后来找了一些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看也不看。怎么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商。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没有很好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展开。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同志共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书记谈不够，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二、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别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在一九五六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说来，越上越离群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越上官气越小。例如列宁就没有那么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党委书记，官气也不小。

越请教得多，搞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不能说就正确了，因为还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即是已经证明了的，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一万年都不收，放手发展民主，很主动。只要抓本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十五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解决就解决不了。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那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的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他包围我们，战术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少年战争，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冈山时期的十六字战术¹⁵，当时人们就怀疑，那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十六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是找不着。但这是从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赫鲁晓夫片面的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材料，就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看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加以分析，研究方法，求得解决。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筑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得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

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打了再建设，可能建设得更好些。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各省、各部党组可以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我国发生匈波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料，但是，部分地区还可以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没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¹⁶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高尔基¹⁷）。但不能因此脱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前次会议专搞虚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要提倡，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心，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对本质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

六 三月二十六日的讲话

会议文件怎样处理，有些文件可以发给省、地、县，各省、各部选择一下，不一定都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有必要可以印，反分散主义草案可以印发参考，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国内外反应可以印一本。至于这些讨论的指示，记录等，还要等候北京中央政治局发正式文件，不必全部印，也不禁止印，选印为好。总而言之，自己选择。

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是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虚少了一点，如果虚也有五天就好。这次实业长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道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虚实并举，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南宁是先虚后实），各省各部可以去斟酌情况办理。也不是讲任何会议都要一虚一实，过去我们太实了，现在希望虚多一点好，以便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结合。希望各省、各部去安排一下，没有到会的省、部由协作区区长，中央同志去传达。

一年抓四次，三年看头年，是否对？如果不抓四次，改为半年一次．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不抓四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还是一年抓四次。省、地，县可否这样？请地方同志去斟酌。协作区会议一年六次，每两月一次（曾有规定），是否引起大家埋怨开会太多了，开一下再看看，两个月一次，一次的时间不能太长，觉得太多了，将来再减少。目的是今年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

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

现在的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学是文教，兵是国防。今后这五年，还是要抓五方面。这次接触了国防，但是没有怎么谈论，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都没有看。人有五官——眼、耳，口，鼻，舌。五——色、声、香、味、触。我们工农兵学商样样有。还要加上一个“思”。南宁会议讲工农和思想，再次要讨论国防问题。地方也要讲点军事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地方也只是抽兵走，转业来而已，地方也要管军事工作。今后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一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到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釆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釆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出来，从中央、省到地三级的第一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一点较大的问题。党报的总主笔也须解放一部分。不能天天工作，少搞一点事，就有可能多管些事。解放出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七 插话（一）

国家、自治区、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搞好。

说清楚，和汉族要密切，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互相相信。使蒙汉两族合作。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族，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权，不管那里人人，南方，北方，这族，那族，只问那个为共产主义，马克思作书记，你赞成不赞成？他也不是本地人。汉人的头子，要向少数民族干部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起来。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许多地方被赶上山去，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首先要吃共产主义的饭。民族要，地方要，但不要主义。

八 插话（二）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只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若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既是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业品出口容易，换回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农业不容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九 插话（三）

北京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

打开通天河、白龙河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

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定息想去掉帽子。资本家自动不领定息是可以的，但不摘帽子，也不宣传。资本家劳动可以。

为什么不做政治工作？各部可否设立政治委员？设政治委员是设立对立面。逼部长进步。管业和管人是两面。

规章制度，各方面都布置些问题，工厂报表要大减少。由几人小组负责整理一下。下次会议提出汇报。并且提出一个革命的办法。实现规章制度革命。各地来个专题鸣放。

十 插话（四）

无产阶级之风压倒资产阶级之风，正风压倒邪风。

现在有些虚，不是实计划。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计划会落空。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应下放由省、市管。

没有办法时，睡一觉起来开会就有办法。

对六十条你们要提出意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

“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金，气是干劲，一样不能少。

十一 插话（五）

八年中只有两个半年，大家很值得注意，肇源县去年百分之六十的亩产达到四百斤，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什么不能？

乌克兰称为苏联的谷仓，为什么东三省不能称为中国的谷仓？

成都灭鼠经验，不搞就不搞，要搞就两礼拜消灭。

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大家要读一读威廉斯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清楚为什么会增长。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好象医生的解剖学。日本农业并不高明，

我们苦战三年就可以赶上去。不要请他们来插手。要请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开门。日本现在跃跃欲试。

协作会议应多开，一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不超过三个月。每次两天就够了。

“农业机械化（包括拖拉机）靠地方制造为主。还是靠中央为主，恐怕要靠地方，地方自办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头两年所需油料，钢材和高级技术人员．也可以地方为主，中央帮助。以后自己解决。

拖拉机社有或大部分社有。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

对工业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看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但忘记了一条，有葫芦，照样子一画就行了。机械化了，合作化就可以最后巩固起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可以很快实现。

小社势必会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先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整个中国农业机械化，要打破陈旧观念．可以试办，可以缩短时间。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得内行跟着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今年修水利，不是谭震林¹⁸等同志，靠些内行一百年也修不出来。

学习苏联和一切国家先进经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一件事。更要坚持。同时又要独创，独立思考，但要防止不学外国，防止两极化。

农业机械化的所有制如何？现在苏联已改变。过去苏联是耕者无其机。是否以社有或大社所有。合作社买不起的。恐怕也要贷点款。

十二 插话（六）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做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八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也可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迟了一点，但是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强调了工业化，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完成。建党、北伐、内战时期未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左”倾又有右倾。即陈独秀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没有可能形成。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共二十一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么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抗美，大部分力量在朝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也难得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三年，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电气化这个名词不好，叫电力化好。

（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解决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批评我们。整风反右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党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国民党一样，为五大件奋斗。一曰所有制，一曰相互关系，一曰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说“八路又回来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要继续搞。

十三 插话（七）

山上到处搞梯田，搞鱼鳞坑¹⁹。

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些情况，十年前陕北即此情况。过去曾发生老土改区社会主义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去年以来有变化，是好现象。

全国有三个一千七百万，即陕西、江西、广西。对那些（搞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应普遍提高人工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壤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读把土壤学宣传一下。

农具展览（包括人力的，不只是耕作的，而且要有加工的，运输的）在今年四月间搞起来。

苏联技术出口．我们依样画葫芦。并不那么神秘，工业化，机械化不要那么迷信。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脑筋中总有一部分不科学的。

大家同去找一个大学当教授，发聘书．每月讲一次，一年讲几次，学柯庆施，都要有著作。在座的同志，中央委员，一年作两篇文章，一业务，一政治，专深红透。

中国历来男人是农民，女人是工人。女人是食品制造、纺织……，男人造原料，所以男人心粗。

（谈到农村搞工业问题时）比较大的最好是乡政府搞。国、社、私三者合营。国家也不一定投资，赚的钱多少可以分一点红。

中等技术学校都归地方管，学生分三分之一给地方，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农学院完全归地方，医学院三分之一归中央。

（谈到三车辆精简机构问题时）这是劳动组织问题。两种形式那种好？这不忙作结论，铁道部也不要说全世界都查了，没有这样的。

（谈到勤工俭学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会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就怕这一点。

（谈到水利局反对修东渠的问题时）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覆盖面上要有草。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没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麦子的穗太短，如何研究培养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

（谈到群众集资问题时）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搞这么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谈到除四害、扫盲时）大鸣大放，提出问题，几个星期，面貌大变。农民不见得那样保守。

公私合营全国取消定息，内蒙、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取。

牧区的改造经验很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包围中，，他是不安心的，这和西藏不安心是一样的。

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多。农业，牧业都如此。……

下次会议，要把工业当成中心，大家要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一下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讨论一下。中央和地方合署办公。

新疆地区分散，加工工厂必须分散办。流动加工厂、轧花、面粉、榨油、化肥。这个办法可以在人广地稀的地方应用。二万五千元可以搞一个流动汽车加工厂。水多的地方可以搞船上流动加工厂。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不太平是正常现象，也不过是个把指头。但不能任其泛滥，不及早注意就会传染，一变二，二变三，发展下去就会天下大乱。

（当谈到民族主义者希望出匈牙利事件时）实质就在这里。三中全会议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过去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现在就主动了。小平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异议。

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山东八个地委，两个反对省委，两个拥护，四个中间动摇，后来摇过来了。但未彻底搞，问题未解决。现在省委指挥不灵，也是一条经验。

首先是阶级消灭，而后是国家消灭，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青海，八省区都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做，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有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当然按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座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没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的少，不在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²⁰，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以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然没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涝是曾希圣²¹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太行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广。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漭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两年，如工农业不大出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疑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中央是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性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自然界的奴隶。对于社会斗争，去年反右以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太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十四 插话（八）

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过去国际范围内的民主集中是一句假话。因为集中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集中。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没有真的民主，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怎么能发挥出来呢？

右派帽子也可以摘掉，全靠自己改造。右派这个对立面转过来将我们的军，也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力量。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出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遍的。

孔子是一个学派，是许多学派中的一个，到汉朝的时候，政府才加以提倡和推广，之一学派得到发展。

在取消定息问题上，我们准备处于被动，总是不松口，这样于我们有利。

对资本家的薪金部分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目的是把他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净尽。必须向工人作解释工作。工人阶级不要和资产阶级比，不可比，比不得，这是两个不可比的阶级。资本家工资太高的也可以不动为好，一动就不好了，就给他们增加了政治资本。他们吃“五个菜”政治上就被动，他们的薪金高，说话声音小。

要和中间派作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作工作，现在连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么了解他们呢？

有些左派，例如邓初民²²在理论问题上是真左派，在政治问题上并非真左派。

十五 插话（九）

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二十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育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没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地干部互相渗透，对工作有好处。

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马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数大，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销售点多设，排队购买的现象是可以消灭的。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二月份增加失业者七十万人，达到五百二十万人。衰退——萧条——危机。苏联二十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价是有毛病的。

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注释

ичиров，1886年3月27日－1934年12月1日），20年代—30年代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34年2月起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书记和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ᩎ被敌人暗杀，葬于莫斯科红场。高尔基，即⧋克西·高尔基（D[RU，1868年3月16日-1936年6月18日），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维奇·别什可夫，前苏联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1921年10月出国疗养。1928年回到苏联，在斯大林的安排下，在俄罗斯作了两次长途旅行观光后决定回国定居。1934年当选为作协主席。回国后的高尔基作为苏联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为苏维埃的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代表作品有《海燕》、《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