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

一 五月八日的讲话

我讲一讲破除迷信。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

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二月、十月中国革命成功了，理论上就不能没有反映。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住在天上。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神仙吗？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叫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

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调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廿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

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吹鼓手，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一个县官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钱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

民族的人。

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青年人，她是奴隶，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是违犯《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一过，还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他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多大的本领？

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

罗士信是山东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做《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他是一个年轻人。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不对，你可以订正。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

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

列宁也是三十一岁（一九○三年）创造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吴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作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有个黄盖，是我的老乡，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一个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丧失生命。试验成功了，德国不赞成他，法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是一个染匠，因为他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青年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

洲都跑到了，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纱的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的本领可不小嘛！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

现在许多的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

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要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丑恶的行为，是低级趣味！

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的手下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格，要去模拟别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施坦，从资产阶级老爷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莫科斯宣言的九条共同纲领（“再论”说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成为九条）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就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这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是真理，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先进，西欧落后。

我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后，我们变成现代化，工业化，文化高的大强国。可能要翘尾巴，我们不要怕，现在就讲清楚。狗翘尾巴，不一定要打棍子，泼一瓢冷水就行了。我们有时候要浇一浇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刚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的。也有谦虚低于实际，过分谦虚。一般的是合乎实际。

这种说法，类似鲁迅对于讽刺的说法。鲁迅说：用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写出真实的事物，就叫讽刺。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¹，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辩证法。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就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代替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的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

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得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搞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了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设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不存在而设置。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二 五月十七日的讲话

一、国际形势

讲讲卫星上天吧。上天是好的。这个卫星比第二个大一倍以上，几个月以后；一年、二年、几年以后，也许再搞大一点的，两千公斤的。我在莫斯科议会上讲搞五万公斤的，搞到五千公斤只是十分之一。突破这一关就可以搞两万到三万公斤，这是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乱子比较少，我们团结巩固，南斯拉夫不在我们阵营，它不算，不是我们不要，是他自己不干。我们阵营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从来就是好，没有那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乌云，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行，我说我们行。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十条证据，证明我们从来就行。蒋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究竟那个行？那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包括郊区在内，南京那么大，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强的没有生命力，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可惜只有一个，再有十个也不在话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说：“很惭愧，过去打过你们。”我说，你们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到了北京。我们在延安时说，那一年才看到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的很快，七年来全国团结，就推翻了蒋介石，现在又要团结起来建设。七大有个纲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纲领，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帝国主义的东西，都对我们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他们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争夺阿尔及利亚。总而言之，有时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这种时候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以为我们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没那个事！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了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苏维埃联邦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支枪也没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皇，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付武装的，是全付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说那个强，我说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们党的情况也是一样。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的十二个代表，董老就有你呀！你参加了吧！参加这次大会的周佛海²是个“好同志”（笑声）。有个陈公博³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长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没有几个人了，危机存亡，党在分裂。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也是党在分裂，党经过的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呢？是谁胜利？

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到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举中国例子，就证明劳动人民被压迫者有生命力。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的同盟军。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它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他们先进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六月刘少奇率领我党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刘少奇同志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刘少奇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应当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二、国内形势

讲讲国内问题。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假如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解放前。我国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人（手工业除外），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在农村混几十年也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农民思想情绪不太懂，因此就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六年我们出了一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九十几个合作社的资料，那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没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只剩下三户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户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产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不相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的。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秋后算账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大妙，三四个人往耳朵内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钱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苦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钱。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没有人喊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那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

现在比较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没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部分人还没有扫光，所以还要注意工作。谭震林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些话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我们就当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业各部门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往人代去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不然总不深。感谢河南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二十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再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所有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拉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士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这扯远了，主要是讲扎根串连，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串连搞几个连队，教育搞几个学校，商业搞几个商店不要多了，总之各行各业都是要搞几个，抓几只麻雀，然后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现、方法论、认识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实践之后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见狗，看见人、小孩、树木、马、石头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以推理和判断。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入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个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我们的思想只能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是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从那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干劲，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力争到四川，不争下游，下游是江西。这是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

要向先进看齐。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群众的感情不深入我们的脑子，就容易动摇。深入了，工作上有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到半夜十二点还无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我们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我们经常有两个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现在河北北部就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搞四十亿斤，今年搞八十亿斤，就是早也要增产五十亿到六十亿斤。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和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就了解了，现在更深刻地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怕，多讲些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三、除四害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猴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电气化，而且化的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一一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一一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后来居上。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么！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么！他“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么，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一九一三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三年内战不算，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加半年比老底子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经验。从他那里学，但是对的我们就学，不对的不学。几千万吨钢我兴趣不大。一九六二年我们三千万吨，一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子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介石不灭亡实在无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所以说事在人为。六亿人口加苏联经验。几个并举，群众路线，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讲党群关系讲的很好，斯大林这方面不会讲。列宁讲不管多大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十三年三千万吨可能超过，数字不着急。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落后阶层也都发动起来了。富裕中农、贫农、工人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也起来了。

做事要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好。又紧张又松弛，太紧了也不行。河北、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打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⁴。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我们能行吗？

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斗争是为了团结，大中小结合，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那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不是不叫革命。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居心不良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不管，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合乎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矛盾，他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说完全适合不是没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斯大林没有辩证法，有，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依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比如经济斗争，我们釆用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对东欧、北朝鲜和平土改，没有斗地主，没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现在搞建设，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赐观点，和平土改，东欧和朝鲜的办法。我们不要恩赐观点、和平土改。没有阶级斗争，没斗地主，没斗资本家，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为什么我们比苏联的建设速度要快？四十年他们搞五千万吨钢．我们可能只要十五年就行，从今年起可能再要七年。有人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讲十大关系时讲过。可否比苏联快一些？因为我们条件不同，六亿人口。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得快一些。我们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农村依靠贫农，不过他没有这句话。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犯错误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错误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陈再励、李峰、吴芝圃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指头都黑了。李世农⁵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现在讲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又看清楚了。他们与这些人不同。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是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脑筋一下于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没有，小的可能……无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动摇的。但有了去年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能进攻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四、准备最后灾难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为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谈话，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和平过渡问题，公开场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了。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债，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兴趣。什么气？两笔账，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不许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的过分。怎么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在十二日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么事我不讲。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禄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讲过，我说现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有人不信。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两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

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⁶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没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⁷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⁸（比古好些，有进步），……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兰也有人在闹。想分裂，不想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我们是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连右派我们都要做工作。分化他们。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没有？使右派中有十个人有七个人改好，经过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们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坏，再给他戴上。

三 五月二十日的讲话

（一）再讲破除迷信。

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不知印发了没有？搞了四十一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都是比较穷苦的。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贫苦的，或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如瓦特就是工人。这批材料很有用处，已经印发给同志们，希望各部门都搞一下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纪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一百多年也好，二百多年也好。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坏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工农、小知识分子有自卑感，可以破除。上回来讲农林水（工业交通）、卫生应该加上。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门，都可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资格吃饭，特别是做了大官的，靠做大官吃饭，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提出这个问题，要靠大多数人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好多官僚主义者，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害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三）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宇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搭搭，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这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作，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凤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机，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小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五）讲一个红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娄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亲分数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灾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零五举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火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作出决议，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吴芝圃、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浙江沙文汉⁹……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的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六）设立对立面。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的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出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会？我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消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的好，必须除杂草。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复生¹⁰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周扬¹¹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旗到第一位也好，思想悬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游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我们首先产一个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第一个儿子叫超英，第二个儿子叫超美。

这两个月要抓一下，有的省委书记建议七月不开会，搞一九五八年计划，八月五日开会好，那时可决定农业的丰欠，开半个月二十天。再开三天散会。

四 五月二十三日的讲话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现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请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请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没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材。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曾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宇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¹²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些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像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报道，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风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民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风起于青萍之末。侵谣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