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一日、三十日)
一 八月十七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同志们还可看题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农业也有一点。发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同志负责。
第二个问题:今年铁、钢、铜、钼问题。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翻,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由谭震林1同志负责。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陈、李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了一份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由先念2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6500亿斤,每人1000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1500斤,后年2000斤,是否搞到2500斤至3000斤,以后再议。是否可以无限制的发展粮食,我看超过3000斤就不好办了。
第七个问题:是教育问题。陆定一3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
第八个问题:是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做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做官,官做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那么多干部子弟。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院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加劳动,县乡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饭用毛笔写字的人,难道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易?
第九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
第十个问题:是570万人去边疆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西方国家军事集团究竟是什么性质?紧张局势对谁有利?联合国承认有利还是不承认有利?到底谁怕谁?谁怕谁多一点?这个问题在党内也不是完全解决了。有人说:东风压倒西风,可见未压倒,否则美英在中东怎敢登陆?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党内党外都有怕西方情绪,有恐美病。谁怕谁多一点,恐怕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世界上有三个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后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一派是民族资本主义,一派是压迫别人的资本主义一一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原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可是它一反帝,就变成我们的后方。印埃两国都搞,但是比较对我们有利。我们两个主义站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原子弹双方都有,人民力量我们大,因此不会打。但是也可能打,我们要准备打。垄断资本也难说,假如他要打,是怕打好还是不怕打好。横起一条心,对敌人用黑心,拼命的打,打烂再建设。讲清楚不怕打是好的。
对帝国主义的三个集团,我们在宣传中说它是侵略者,因为它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侵略。但是不要看得了不起,它只在一种情况下向我们进攻,即我们出了大乱子,反革命把我们推翻。匈牙利的反革命已被镇压下去了,他们不敢来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巩固中,我们中国有七、八千万吨钢就巩固了。帝国主义那些条约,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是患了肺病的钙化组织,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巴格达条约搞了一个洞,中心突破,伊拉克一天早晨就变了。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渗透,我很欣赏有人说的:他们怕我们穿过去,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是薄板墙,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是整中间地带的,他们没有机会整我们就整中间地带,并且互相整,英美整法国,又限制西德。我们宣传反对紧张局势,争取缓和,好像缓和对我们有利,紧张对他们有利,可否这样看,紧张对我们比较有利,对西方比较不利。紧张对西方有利的是能够扩大军火生产,对我们有利的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七月十四日早晨,伊拉克的盖子揭开了。紧张可以使各国共产党增加几个党员,可以使我们多增加一些钢铁、粮食。美英在黎巴嫩、约旦晚走一些日子好,不要使美国变成好人,多呆一天就多有一天好处,抓住了美国的辫子,有文章好做,美帝成了众矢之的,但宣传上不能这样讲,还是讲立即撤退。
禁运越禁越好,联合国越不承认越好。我们有经验,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何应钦不发供给、不给钱,我们提出团结自给,发展大生产,搞出的价值不只四十万元,棉衣也穿上了,比何应钦4给的多得多。那时如此,因此现在各国禁运也有利。最好再过七年再承认。七年计划分三阶段,面前有一个敌人,紧张对我们有利。
第十三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是协作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是深耕问题。目前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问题。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一尺多,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结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翻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可以一亩当三亩,现在全国每人平均三亩地。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将来可以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然后过几年再缩一亩。过去平原绿化不起来,到那时就能绿化了。如不深耕就无这种可能。
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
第十六个问题:是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是民兵问题,协作区或较大的省可以生产轻武器,如步枪、机枪、轻炮等,武装民兵,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造那样多枪可能是浪费,因为我们不打仗,浪费点也要搞。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再用六年时间四人发一枝枪,全国共需一亿枝枪,每人发几十发子弹,必须打光。
二 八月十九日的讲话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植。”天津专区办了一个四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六二年搞到一亿吨钢,那时怎样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一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粗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跑到别处去调,还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福建搞100万吨钢,用到那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小型的各省都可搞一些。
地方分权,各级(省、专、县,乡、社)都要有权,内容有所不同,范围有所不同。分级管理,但不要把原材料都分掉了。
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是不行的。粮食生产也要有计划,明年是否种这样多薯类?棉花要不要种那么多?明年再鼓一年劲再看。
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网,一万年后,人多,汽车多,上街也要排队,飞机多了,空中交通不管也不行。在猴子变人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往后愈来愈不自由了。另一方面,人类大为解放,自觉地统治宇宙,发掘出无限的力量。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
明年粮食生产还要不要鼓劲?还要鼓。苦战三年。储粮一年。红薯可以减少一点。
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性纪律性,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要大鸣大放,才能独裁。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2700万吨要完成,今年1100万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了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5。机械的头是赵尔陆6。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要多讲几次。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各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天津有一百万人能参加劳动而没有参加,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基本实现机械化,劳动力才能彻底解放。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调。大权是主干,小权是枝叶,一是决策,一是检查。钢铁专门小组每十天检查一次才行。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如种棉花整枝打杈保桃一样。这样会不会损伤下面的积极性?合作社不搞钢铁可以搞别的。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唱《逍遥津》就不能同时唱别的戏,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
钢、铁、铝及其他有色金属,今明两年要拼命干。不拼命不行。钢要保证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争取完成。
派人到越南去,我讲过话: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的,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了就埋在那里。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但要对立的阶级消灭了。才有可能,现在两个阶级各有各的计划,将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彼此,帮助困难的地方一个钱也不要。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拚几年命,以后还要拚,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不能按钟头计算时间,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尚?河北省计划十五岁的青年十五年后可以大学毕业,半工半读,人民的觉悟就提高了。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军官要下放当兵,没有当过兵的要当一下,当过兵的再当一下也很有好处,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同来当师长、军长。云南有一个师长,当了几个月兵,了解士兵的生活、心理,这很好。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ᩎ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只要大家拼命的干,再过三年、五年就搞起来了。
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要搞点政治。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搞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能搞好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搞大公社统一计划,重点建设,枝叶去掉一些.就是政治。
三 八月二十一日的讲话
保证重点,明年搞2700-3000万吨钢,50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拚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十九个星期要抓十九次。二十四日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对搞分散主义的,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能翻一番了?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不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
要拚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或者搬到重要地点去,首先保证重点设备一一高炉、平炉、轧钢机、电机和重要铁路重点工程、车床、吊车。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寃各有头,债各有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看同意不同意。同意,一个人也不能乱跑。在国家计划之外,各协作区之间,省与省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一点。还有一百三十三天,十九个星期,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
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河南修武县,全县二万九千多户,十三万人,成立了一个大公社,分四级:社、联队、中队、战斗小组。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秋收翻一番,群众就看出好来了,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销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群众拥护。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大整风以后,一条心。红安经验,就是一个典型。
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乔木、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洞,身体好。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一来,身体又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耶苏教清教徒的生活艰苦,佛教创教,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刘子厚7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说,在县工作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地委工作时,还能接近群众,到省委三年,干部和群众就不好找了。去年整风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就忘掉了。是不是由于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华东老根据地搞过地道战,北方都经过战争锻炼,那个地方生长的干部生活习惯就有些不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也出坏蛋,有些同志意识非常落后,很隐蔽,摸不透他的心思,看来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高岗、饶漱石8都没有“监察”出来,无非是检查湖南、湖北的“青森五号”(粳稻),真正起作用的是军委这次一千四百人的会。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十月革命前夕。他到过一个工人家庭作客,这个工人找不到面包,后来找到了,非常高兴,“这回到底把面包找到了!”列宁从这里才知道面包问题的重要。我们的同志一年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一一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建华机械厂搞“八无”。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都是些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山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时挂两个牌子。公社中设一个“内务部”(行政科),管生死登记、婚姻,人口、民事。
有人问,统一以后,要不要有机动了?机动还是需要的,在保证一千一百万吨钢以外,允许有机动。如果树、棉花要整枝,其它就不整枝,统一主要是钢铁、机械。准备一百亿元冲击,使合作社的冲击力有东西可冲。
计划不可能搞得那样准确,不可能样样事先有计划,有些事情难以预料,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乱是有一点,成绩是很大的,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管,现在全党要管这件事,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要设几个书记。
四 八月二十一日的讲话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的比今年大还是和今年差不多?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还是要大于今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有灾,不要怕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个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休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的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今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有人插话:密植一千万株以上可能有失败的,五百万株没有什么问题,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苏联的集体农庄、手工业合作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是表现为赵尔陆等人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我们现在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也管不了,无非是开开会,一年抓四次,从前管得更少,无非是发发指示,通报一些情况。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石景山钢铁厂投资包干,可以从六十万吨钢搞到一百三十万吨钢,第二期就可搞到三百万吨,这是什么原因?这里边有鬼,请大家好好想一下,是群众的积极性来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印度独立之后比英国统治时积极性高。一独立就有积极性。当然它是表现在阶级斗争上,街道、工厂、民办学校,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发展了。
“死”活斗争问题。“死”活斗争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没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中央究竟谁当家?大权独揽揽到何处?只有经济建设委员会是否够了?可否分设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工业基建委员会,总要寃各有头,包工包干,使大家有奔头。我们说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班房,大家不犯法就是嘛!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一百主十万劳改犯不算多。军队过去说自己落后,会一开,相互关系一改变,就出现了新气象,各地军队都在开会,军队大跃进已经起来了,可以搞各种名堂,军队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影不影响军事训练?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正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超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人们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教员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编教材要党、学生和教员中的积极分子“三结合”。一门一门的科学来清理,资产阶级霸占的情况必须攻破。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赵承嘏,他会提炼一种治高血压的药(蛇根草),始终不向别人讲,青年科学人员不服气,苦战了几天,也就搞出来了。因此,要抓研究员青年人,使这些教授孤立起来。这种斗争很激烈。因此还要几年。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现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张道陵的每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职工宿舍要搞搭配,大片宿舍比公馆好。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掉,大学教授比学生吃好一点。河南搞八十亿土方,粮食翻一番,河南能办到的,全国都应该办到。
明年建国十周年,宣传是大搞还是小搞?我们是为中国人民作宣传,对全人民是鼓劲,不考虑影响外国的问题,实际上外国会受影响。大搞请不请外国人,请多少?
同去告诉军队同志,军官要当一个月的兵,先从少数人搞起,一个人搞起来了,别人都要搞,一个十月革命,全世界都要革命;一个合作社搞千斤亩,全国都要搞千斤亩。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历来都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你们来开会,还不是有同志发了一个通知,把你们都找来了,这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吗?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蛋白质的公式还未找到,活性染料一百六十七种,已经找到了公式了,世界第一,沼气是四碳一氢,屁是二氢一硫,石膏是硫化钙。就这样一点来说,那是少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大家来北戴河开会,也是如此。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去搞。三句话(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各地都有。五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体可用,各地参照执行。
五 八月三十日的讲话
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由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以、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有七十万个合作社,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最好。河南提出二千五百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离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人要三年。决议案上有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鼓动私人盖房子,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
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像中山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得怎样更合理,更好些。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们两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于什么呢?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地种。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当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一付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其实何必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大搞还不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
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绿化?没有树怎样绿化?真正绿化,我看每人有了几千斤粮食,腾出三分之一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十四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工资制,办农业工厂。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有个文件讲,明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句话讲得好,粮食再翻一番,钢搞到2500万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这是一场大仗,还是没有休息的,机器不能休息。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六月十九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是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八月二十一日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摘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的粮食生产,比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上增产不多。今年一千一百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3000万吨,后年再增三千万吨,苦战三年,基础就搞起来了,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粮食产品要多样化,不要光地瓜。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
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一一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零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同志自己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篇说,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执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的很,哪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一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一套,一从资产阶级一一本国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一一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革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了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干部参加劳动,写了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止一个月呢?云南有一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的兵,我看所有的“长”一一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有些是当过兵的。现在有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了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万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土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它各省、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有了钢铁、机械,可以挖煤、发电,什么都好办。封为“元帅”是有理由的。要抓,还要抓紧,不要抓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这个东西。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查看,六开除党籍,不坐班房,坐班房损失劳动力。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我们党历靠说服教育和斗争,如古大存、孙作宾,新疆的什么拉巴拉也夫,总之,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只有那么少数人,只是十个指头的一个,你说服不了他,就得惩罚。劝告警告,紧急的时候,一下撤职也是有的。
王明也是右派。为什么又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呢?因为他是老党员,搞了许多年,不能便宜了他,不当不行,你想不当,我想叫你当,不当中央委员就没事了?他的原则是一开会就害病,让他当,有益处。或者改好,或者不改,总有一天要开除,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有“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有些同志怕没有活命了,统统都活不行,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树长有干,才有枝叶。人靠一根脊椎骨,是脊椎动物,是高级动物。狗是一种很懂人性的高级动物,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炼钢,和资本家差不多。
下次会议。两个半月以后再开,即十一月半在南方再开一次小型会议,时间不要这样长,因为,那时还不能总结。十月后。剩下个把月,还可以抓一下。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斯大林办得不太好)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四十一年的经验,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除四害。国庆、阳历年、阴历年抓一下,我希望四样东西越搞越少。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杭州有个地方,去年只有一人生病,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医生没有事做,可以去种地,作研究工作,哪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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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见本卷《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插话》注释[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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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念,即李先念,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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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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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敬之,贵州省兴义人。早年留学日本。1916年秋回国,到贵州任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等职。1924年赴广州,任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1927年4月9日,何在南京直接调兵包围江苏省党部和省总工会,逮捕了部分革命者。次日又令军警解散南京共产党支部,逮捕全体共产党干部。何的东路军26军在上海对工人纠察队进行突袭,大规模剿杀共产党员,这就是著名的“四一二”惨案。1945年9月,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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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鹤寿(1909年4月19日-1999年3月2日),河北省唐县人。时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员、科学小组组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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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陆(1905年6月4日~1967年2月2日),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北三泉村人。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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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厚(1909年-2001年12月22日),河北省任县人,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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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饶漱石,见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