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史实 | 一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搞早了”吗？
以实现农业集体化（包括合作社、人民公社）为目标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迄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了，然而对于它的争论至今仍然存在。有一些人原则上肯定社会主义改造，但却认为它“搞早了”、“走快了”。这种观点在全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完成之后曾长期销声匿迹，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却又风起云涌，成为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理论支持。有人甚至认为：“假设当初不搞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早就富裕起来了”等等。一股否认新中国历史的风浪愈演愈烈。
要判断一场革命运动是否“搞早了”，这单从主观认识内是解决不了的，而主要应当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看其有无客观必然性和实践上的要求，以及实践结果如何。
为此，让我们再次回到历史中去，对农村合作化运动再作观察和分析。
上世纪50年代初是全世界社会主义潮流汹涌澎湃的年代。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国前就确立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目标。关于这个“过渡期”，当初曾设想大约要十至十五年。
而在实际上建国之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得很快，城市里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得很顺利，到1952年国营经济就占据了整个经济的主导地位。工人阶级的主人公地位已经确立，1953年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并好转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要加快步伐。在全党的努力下，到1956年底入社农户就达到全国农户的96.3%，这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完成，新中国大踏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观察分析当时的客观形势，合作化运动具有充分的历史必然性。
一、改变农业落后生产条件，提高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农村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焕发了生产积极性，但是旧社会延续下来的农业生产条件仍然是极其落后的。回顾当时的农业状况：江河水患频发，多种病虫害肆虐，几乎所有耕地都坑洼不平，不旱即涝，大量土地是沙荒、盐碱，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农民劳动全凭肩挑手抬、人推车。使用的仍是千百年延续下来的农作物品种和耕作方式，粮食产量正常年景下每亩不过二百斤，等等。这种状况在当时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下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能靠组织、联合起来的农民，通过统一规划和改造治理才能解决。毛泽东早就说过：“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毛泽东1943年11月29日《组织起来》）
事实上中国广大农村的这种落后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力，都是在农业大集体时期根本改变的。不仅全部改良了土壤，初步实现了水浇化、机械化、作物良种化，而且开始使用电力以及化肥、农药等，彻底地改造了传统农业。粮食产量增长了一倍之上。如果没有当初的农村集体化，这一切都只能是空想！在50年代那种单干条件下，根本不能组织和实施那样宏大而又艰巨的农业系统改造的工程。试想当时的合作化和公社化如果晩搞上几年，这种落后状况就会多保持几年，整个国家建设也会被延误若干年，更谈不到向农业现代化过渡。
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迫切需要
国家的强大和振兴，首要的是必须把自己的工业建立起来，加速实现工业化。在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宏伟目标。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工业，主要靠什么？只能靠农业的支援，靠强大的工农联盟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它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的农业基础上。如果没有当时的农业合作化支持，就不可能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56个大型工业项目的胜利竣工，也不会有大跃进期间的一系列大企业、大建设的完成。事实说明，中国工业化正是靠的全民动员，各行各业大协作、全国一盘棋、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方式实现的，尤其是集体农民的力量起了关键性作用。正是60、70年代人民公社提供的大量粮食、农产品原料和丰富的劳动力，才使中国很快建立起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想那一系列的矿山开发，以及大型钢铁、冶金、石油、机械制造等工业基地的建立，哪一项不是靠的农民的支援？像大庆、胜利油田等工业大会战，哪次没有公社农民的参加！
假使中国农村在50、60年代仍然停留在一盘散沙的个体私有制下，或者像后来分田单干这样个人顾个人、“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年代，能给国家工业那样大的无私支援吗？农产品能大量地提供给国家吗？劳动力能够统一组织和调配吗？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在70年代末期就迅速地建立起来吗？决不可能的。那样，中国也不可能在60、70年代搞出自己的核武器、两弹一星、歼击机、核潜艇、远洋巨轮等，至今也不可能进入世界工业大国、航天大国的行列。
尽管老一代建设者们为此挨过饿，勒紧过裤腰带，但他们这种选择是值得的，无损于在世界人民面前的胜利和骄傲。有人指责农业集体化“搞早了”，主张当时应保存私有制，待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了钱之后再搞工业化。这种论调无异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曲线救国”，但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会等待你强大起来之后再侵略你、封锁你吗？
毛主席当时就说过：
“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我们的有些同志）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3页）
他还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引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51页。又见《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王卓超回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一次谈话）
这里深刻地揭示了有些人热衷于搞小农经济和分田到户的实质和严重危害。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何等千真万确！
三、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新中国建立之后，农村经济和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发展和改善，但是当时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贫富差距已经显现。各地出现了买卖土地、雇工剥削的现象，有些富农放高利贷、搞非法经营、买地等，有些穷人失去了土地、重又过上流浪讨饭的生活等。如果当时不搞合作化，这种现象必然迅速蔓延起来。看看当前农村出现的严重两极分化现象：少数大款、富豪疯狂地强占土地、资源，包二奶、养小妾；而大量农民失地走进打工仔队伍，无钱看病、供学；城乡黑恶势力猖獗，卖淫嫖娼、吸毒贩毒、非法宗教活动、拐卖妇女儿童、诈骗绑架等恶劣现象广泛蔓延。而这一切在农村集体化的时期却全都被消除得无影无踪。
毛主席早就预言说：
如果“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土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
（1962年8月5日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谈话，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8页）
而实践证明现实情况远比毛主席当初预见的严重得多。这岂不更加使人认识到当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及时吗！更加使人体会到毛主席的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吗！如果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再晚搞十几年，那么中国早就变成了一个两极分化、阶级对立、腐败丛生的社会，那么再想搞集体化运动也不可能了。那样至今也不过同印度等国家一样，那还会有社会主义的今天！
四、革命方式上的一次伟大创新和成功
人们知道，无论是成立农业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最初都不是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而是首先由基层群众自发搞起来，出自农民群众中的创造，反映了当时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要求。在经过初步试点、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肯定，从而才向全国号召和发动的。整个地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
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全国五亿多农民交出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将其归公，一举废除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营方式，从而进入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无论从哪方面说都称得上是一次最深刻广泛的革命。进行这场革命，没有通过暴力，没有发生流血和伤亡，没有造成社会动乱，没有出现生产力的破坏和经济增长下降。据国家统计资科：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54年增长2553万吨，平均每年增长3.5%以上。对于走集体化道路，虽不能说当时全体农民都自愿，但无疑是大多数农民拥护、自愿的，他们入社时敲锣打鼓、欢天喜地。以这样短的时间，
以这样顺利、和平的方式，在这样热烈的气氛中完成了一场如此深刻广泛的大革命，这在人类历史上何时有过？岂不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奇迹吗？即使是在党和政府的动员和说服之下能达到如此成效也是了不起的。
由此说明，当时发动农业集体化运动并非条件不成熟，并非违背民意，相反是顺应社会潮流和民心之举。在当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最现实最正确的选择。随着社会的前进，越来越看出这场变革的伟大而深刻的历史意义。
在肯定一场革命的必要性和成功的前提下，其进程自然是以速捷为好。共产党办事向来是讲“多少事，从来急”、“只争朝夕”的。整个解放战争推翻了旧中国三座大山，岂不是只用了三年时间吗？没收全国官僚资本才用了几个月，国民经济恢复好转也只用了三年。对于这些革命运动无人言“搞早了”。与其相比，在建国之后七年时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改造的任务，何谈其早？所谓“走快了”、“搞早了”、“搞糟了”的抱怨何据之有？不过是反映了某些领导人目光短浅、安于现状、不愿前进而已。这清楚地说明，有些领导干部搞民主革命是积极的，革命再快也不为快；而搞社会主义革命却畏缩了，总抱怨其快。
正如毛主席说：
民主革命后广大工人农民没有停止，要求继续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干部却不想前进了，反对革命了。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毛主席重要指示》，据中共中央1976年3月3日《通知》）
这种见解颇为一针见血，但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毛主席当初称这种人为“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不为失当。而这种“小脚女人”在上台之后只用了两年时间就一举在全国实行了分田单干，在一年中就把全国国有企业改制、几千万工人阶级被下岗失业。如此迫不急待，有哪家主流媒体指责其“搞快了”、“搞早了”吗？可见所谓“早”与“快”的评判大有其深刻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