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史实 | 七 驳所谓“自从1958年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不正常了”

改革开放之后，常见到在主流媒体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自从 1958 年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具体所指是毛泽东搞“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引自林蕴晖《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一文，《学习时报》2006 年 6 月 26 日）

按照此种说法，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就有二十多年处于“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不正常”，即“一言堂”、“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共产党何言伟大、光荣？又怎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辉煌成就？这岂不是一种典型的对前三十年历史的否定吗？岂不是明白地把一切错误责任都推卸于毛泽东吗？

然而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写的，岂容个别阴谋家任意涂抹！对此胡言乱语，不能不给予批驳。

一、究竟是谁在 1957—1959 年间犯了“左”的错误？

人们知道，从 1956 年起毛主席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并打算逐步从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有意推出刘少奇、邓小平于第一线担任领导工作，以实现自己培养接班人的夙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6 年邓小平即被选入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1958 年 11 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并推荐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在 1959 年 4 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即正式当选为国家主席，接手国家的领导重任。如果说当时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始不正常，那又怎能顺利实现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转变？

1957 年反右斗争，是党中央集体决议开展的，而具体领导和实施这场运动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包括把全国上下五十多万人打成右派分子，都是刘邓具体部署的。

在 1958 年，毛泽东虽然发动生产大跃进，但当时处于一线领导工作的是刘少奇与邓小平。他们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大跃进”中不仅头脑火热，带领广大一线领导搞了一系列“大办快上”的举措，而且还大量推行了“共产风”、浮夸风等，是刮“五风”、犯“左”的错误的主要责任人。是毛主席最早发现错误，从 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开始就多次批“左”，并主动承担个人的责任，以保护和支持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而刘邓作为一线的领导、主要责任人，不仅从未承认过错误，而且还极力推卸自己的责任。正如后来邓小平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96 页）这话是何等的混淆是非！这里回避了一个原则性问题，即 ：“大跃进”难道是毛泽东头脑发热吗？“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究竟是谁宣传起来的？刘邓仅仅是“没有反对”吗？怎能一个大家都“头脑发热”就可蒙混过去了？退一步说，即使当时领导成员都头脑发烧，包括刘邓和陈云等，为什么却又攻击毛泽东所谓“在五八年大跃进中搞一言堂、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等等，致使多年来把“共产风”、“穷过渡”、“浮夸风”、“平均主义”等种种罪名都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对于如此推卸责任、挟私嫁祸、篡改历史的行为，人民岂能容忍！

二、60 年代初是调整发展的大好时期，党内生活有何“不正常”？

按照“从 1958 年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不正常”的逻辑，首先是 60 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就在其间，还包括 1961 年党中央大兴调查研究风气、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制定人民公社《条例》，1962 年召开“七千人大会”、1963 年开展“学雷锋运动”以及“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等等，都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不正常时期。若如此说，那么党中央的整个集体领导、大量正确决策又 怎么成为可能？

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60 年代初是国内形势大有好转的时期，这期间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民办的大事情可谓多多。

1961 年在毛泽东倡导下，党中央带头兴起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风气，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领导关系团结融洽、各成员畅所欲言、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新局面。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成员都亲自带着调查组深入到各省农村，调查了解情况，对群众所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问题、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分配问题、公共食堂问题、粮食问题等，反复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对发现的问题各领导成员之间及时沟通，反复讨论和交换意见，文件多次进行修改，从而对农村工作中的一些“左”的政策和做法逐一进行纠正。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许多方针、政策也都是在此之后制定的，创造了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新经验。这说明在庐山会议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民主生活不仅没有被破坏，而且还有了大大增进和改善，出现了一个团结协调、民主作风很好的时期。

1962 年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党史上被公认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思想上团结统一的大会。关于当时党内建设的状况，邓小平曾公开讲过 ：“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 ；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 ；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邓小平在 1962年2月6 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97页）邓小平这种说法难道是假的吗？作为当时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全党大会上的公开讲话岂能认为是假？这里清楚地说明当时党中央并没有什么“民主生活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之后，1962 年党内生活中的一个大事情，就是 9 月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决议。

对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决议，被有人诬蔑为“左的指导思想”的开始。实际上，这一思想的产生过程在组织上决不是个人专断、强加给党中央的结果，而主要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

60 年代初，中国所处的周边局势十分严峻 ：中苏两党矛盾公开化，1962 年在苏联的策动下，新疆伊宁一带的边境地区先后有 6 万多人越境进入苏联，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在西南边境上印度加紧了侵犯中国领土的军事挑衅，最终导致中国不得不进行一场自卫反击战争。这时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不断派遣武装人员窜犯大陆。在战火燃烧的邻邦越南，美国进一步增兵，加紧了侵略战争的升级。面对当时紧急的备战任务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两霸的封锁、颠覆和渗透的严重形势，共产党如果放弃阶级斗争的观念，无异于是一种自我麻痹。

1962 年，毛泽东从各省市自治区反映的情况以及各地基层上报的材料中看到，有些地方搞了“分田单干”，使集体经济荒废。有的地方出现了雇工剥削、投机倒把经营等现象。有些基层党员干部贪污多占，很多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对群众打击报复。不少地方封建迷信、宗族活动抬头等。

尤其是对于当时有些领导人一再提出的“包产到户”、走回头路的主张，毛泽东看得十分尖锐。他说 ：“搞包产到户，半年时间就会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238 页）他并且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

通过对内外形势的综合分析、思考，这时一个新的思想观念在毛泽东那里逐渐形成，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明确表述，就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概括。其基本内容是说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影响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自八大以来的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

值得说明的是，这一新的思想是经过了党中央多次和广泛地讨论、充分的民主过程形成的统一认识。在此之前，中央召开了北戴河工作会议，之后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多次与到会领导人员进行了“吹风”、交流意见和讨论。期间他还就此问题逐一听取了各大区和部分省市负责人的意见。按照当时毛泽东的说法叫“周游了全国一遍”。在交谈中，有些负责人还反映了一些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在这些交流讨论中，大家不仅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且中央各位领导人都发了言，气氛十分正常，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的估计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没有任何领导成员有不同意见。例如 ：刘少奇说 ：“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他还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邓小平发言说 ：“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引自《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第 1243 － 1244 页）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中央的认识是一致的。

在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论述为什么很快就被全党上下所普遍接受、赞同？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它的确反映了当时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量客观现象，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新的概括，是理论上的新发展，而决不是照搬教条 ；第二，从过去革命斗争环境走过来的广大干部和党员对阶级斗争观念很容易理解，有问题往往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但无论哪种原因，这其中都没有什么“不民主”、意见强加于人和“个人说了算”的问题。再看 1956年至 1966 年的中苏“十年论战”中，所有重大行动，都是党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研究决定的，各领导成员共同出谋划策，在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中，认识一致，人人力当重任，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当时的团结、协调。

三、在 1963—1965 年的“四清运动”中有“一言堂”吗？

在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一次实践活动就是 1963—1965 年的“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反腐败运动，也是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那么在这期间有无发生“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呢？

我们知道，全国的“四清运动”是根据 1963 年 5 月 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开展的，而这个决定又是在各省先行开展的“四清”经验和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在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各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就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在此基础上，各省要求中央统一制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是由彭真主持起草的，先后经过各大区、部分省委书记讨论、听取意见，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修改，前后近两个月，最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文件印发的《通知》。整个过程是一次典型的集体决策，几乎反映出当时全党的意见，而领导整个运动的是刘少奇。试问，在这场运动中有何根据说明毛泽东搞“一言堂”、“家长式领导”、“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吗？

当然，在重大问题上产生不同意见和争论也是正常的。在关于“四清运动”的矛头和工作方法问题上，1964 年底至 1965 年初刘少奇同毛泽东曾发生过争论。众说周知，在当时争论中双方观点不仅十分鲜明、坦率、无所保留，而且还达到比较激烈的程度，刘少奇多次打断毛泽东的发言。如此坦率地相互争论，这本身就说明没有“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社教运动”实际上是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他认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并估计“有三分之一的政权被烂掉”；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整“四不清干部”和地、富、反、坏分子 ；在工作方式上，抽派大批工作队员，每县达一万五千人，先开展“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再进行全面夺权。实行“人海战术”，由工作队全面领导所在单位的社教和各项工作。而毛泽东则提出“重点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张 ；在工作方法上，不派工作队或只派观察员，而采取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方式把运动搞好。在这两种意见中，很显然，刘少奇的意见表现得打击面广，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有些脱离实际 ；工作方式神祕、繁琐，不相信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在当时政治局全体成员讨论中连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都没有赞成刘的做法，因此大家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 1965 年 1 月 14 日下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即“二十三条”）。这里清楚地说明，党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决策完全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虽然出现了不同意见，但经过争论取得了共识，这恰恰真实地体现了党内民主，反映出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

60 年代是新中国加快工农业、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虽然重提阶级斗争，虽然在对外对内方面开展了许多斗争，但是在经济建设上办的大事却实在多多。党中央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科技、对外关系等方面作了大量探索和创新，结合中国国情作出了许多正确决策。比较重大的，如 ：制定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工业管理条例》，调整和发展教育事业，提出“鞍钢宪法”管理原则 ；发动援越抗美斗争、对印进行自卫反击战 ；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学雷锋运动 ；加快国防科技、核试验、农业科技以及许多新兴科技的研究、试验 ；创建新型的石油、煤炭、化工、机械制造、电子等工业基地 ；开展反和平演变、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作斗争等。许许多多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和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事情无不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党中央集体作出的。其间党中央召开工作会、全会、以及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等就有数十次之多，作出的决策和部署上百计。如果按有人所说，当时党中央长期处于领导关系不正常状态中，那么它又怎能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怎样在反帝反修斗争中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怎样造成一个党群关系密切、干部队伍廉洁、党风优良的时代？

权威人物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竟然将党的光荣、伟大的历史一笔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