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史实 | 三 戳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谎言

自从1979 年8 月5 日《光明日报》发表朱相远《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文章以来，所谓历史上马寅初因主张计划生育而受到毛泽东的错误批判、导致中国“多生三亿人”之类的说法就广泛流传，许多同类文章在主流媒体上相继发表，主导了中国舆论三十多年。甚至还有“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六亿”的报道。（《贵阳文史》2001 年第 3 期）

然而谎言造得越是离奇，越是引起人们的质疑。针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报道和说法，多年来有许多专家学者仗义执言和发表文章，以充分的事实给予证伪和澄清。例如在 2011 年 11 月由中央文献研究会与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广州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就慎重谈道 ：毛泽东当年并没有批评马寅初，相反还非常重视其关于计划生育问题上的意见。（见 2011 年 11 月 22 日《广州日报》报道）又如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彭才栋等人，都发表文章以大量的材料，还原了当年批判马寅初的事实原委，戳穿了朱相远等人制造的谎言。（见梁中堂《马寅初事件始末》，《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 5 期、彭才栋《“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背后的若干事实探讨》等文）

为进一步澄清真伪、遏止谬传，本文把相关文章作一综述，以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

据相关文章提供的材料，总的事实是 ：毛泽东一直是新中国人口计划生育的首倡者和推动者，建国初的马寅初其实是听了毛泽东的计划生育的演讲之后才写作“新人口论”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因其主张节制生育而批判过他。批判马寅初的是北京大学师生和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马寅初也从未有受到过任何政治运动的伤害。

以下从三个方面综述。

一、毛泽东一直是新中国计划生育的首倡者和推动者，是计划生育国策的奠基人

毛泽东关于人口要有计划生育的设想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革命思想中。早在 1920 年他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出了反对盲目生育的主张。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的理论，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多少不能成为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 ；同时说中国人多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好在人多上，也坏在人多上，应该节制生育。（《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7-8 页）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一贯重视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认为“世间最宝贵的是人”、“人多热气高、力量大”等。但有人以此为据，就推论他是鼓励人们无节制地生育、主张无条件地多增人口，这实在是一种庸人之见！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内各领域百废待举，全国江河水患频发 ；外部面临帝国主义封锁、制裁，抗美援朝战事紧张，全国人民上下同仇敌忾。可想而知，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实施人口计划生育这样的重大政策。

在 1953 年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和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人口出现迅速增长的趋势， 1954 年人口增长率高达 37.97‰。在初步认识人口众多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思考节制生育的问题。1955 年 1 月，党中央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在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都要宣传和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中。

1956 年 10 月 12 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 ：“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3 页）——“计划生育”这个概念，就这样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来。

1957 年 2 月 14 日，他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发表了“中国人多也好也坏”的观点，并讲到了人口众多可能在安排工业、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难题，甚至逛公园都要排队。（《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 页）

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以生动幽默的语言、更充分地阐述了计划生育的思想。毛泽东说 ：

“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多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全国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产计划部门好不好？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三卷第 169 页）——这是继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节制生育的号召以后，毛泽东又一次在重要会议上对计划生育作出动员。

同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粮食问题谈到了人口多的弊端，说 ：1956 年我国比 1949 年增产粮食 1400 亿斤，但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 1400 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页）

同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又说 ：我国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不好搞。

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讲 ：“人口节育，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要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推广，山区人口过少的地方也不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一下。要公开教育，我主张中学增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搞计划生育。”（《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71 页、495 页）

1958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 ：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口时，就会紧张起来。要看到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节省，一方面节育，要成为风气。”

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经受了粮食短缺的严重危机，全党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基本国情，从而在 1960 年之后即把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提到更紧要的议程。

1962 年国务院成立了毛泽东在 1957 年曾设想的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12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 ：“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并说 ：“决不能把我国提倡节制生育，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63 页）通知中还要求要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这个通知被业内人士视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里程碑。

1963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在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说 ：“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 318 页）

1964 年 1 月，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改为计划生育委员会。在这前后，全国有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领导机构。1964 年 4 月，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财政部《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开支问题的规定》，将计划生育费用列入国家和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计划之内。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节育技术指导，加强了避孕宣传，改善了避孕药具的供应，为计生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技术条件。

1965 年 1 月 9 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当他被问到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是否满意时，毛主席说 ：“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同年 8 月 20 日，他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又说 ：“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1970 年 12 月 18 日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再次访问中国，走访了不少农村，他赞扬中国计划生育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毛主席对他说实际上并非如此，并说主要障碍是农民的“重男轻女”思想，“这个风俗要改”；并说 ：“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年龄也四十五岁了……。这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1972 年 7 月 24 日，他在一次谈话中特别要求 ：“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7 年版，132-133 页）

1973 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的“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周恩来提出 ：“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参见 1982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

同年 12 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确立了“晚、稀、少”和“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控制目标和相应的生育政策。

1974 年底，已届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从 1964 年开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 1977 年净增人口从 1971 年的 1950 多万减少到 1100 万，六年中少增加了 3100 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 11.3%。城镇里普及了一对夫妻两胎化。 70 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 50 年代和 60 年代减少了 3.1 个千分点，这为后来的计划生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新中国计划生育国策，完全是从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出发而提出并逐步确立起来的，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既不是依据任何人口理论，也不是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充分体现了党和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而毛泽东始终是这一进步事业的首倡者和推动者，是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奠基人。二十多年中他关于计划生育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从无间断 ；从大道理到具体方法，可以说不厌其烦。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使全世界一个最大的人口大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不仅没有失误，而且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功，这为全世界各国所公认。他对人类进步亊业做出的这一伟大贡献，至今无人可比！

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在 1957 年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才写作的，他从未有因此而受到过毛泽东的批判

马寅初，作为一名旧社会过来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受到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关心和重用，被安排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要职，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经常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以及当时一些法律、政策、国家大事的制定。对其所负的重任，马寅初还是敬业负责的，在历次运动中（包括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反右派运动）都紧跟共产党和毛泽东，积极撰写文章响应。例如写农业合作化、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大跃进、“农业八字宪法”……，积极宣传和解释毛泽东所有的指示和号召，其中人口方面的文章仅仅是马寅初著述中的很小一个方面，把马寅初说成“人口学家”是连马寅初本人也不会同意的事情。

1953 年以后，党和政府的上层就开始酝酿节制生育问题，内部会议已经讨论实行避孕和节育的政策。处在中央机关核心领导层的邵力子和马寅初都有机会了解到党的上层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变化，因而比外界较早地提出他们一贯主张的节制生育观点。1955 年 7 月，马寅初开始提出控制人口问题的时候，全国卫生部门已经开始在城市里宣传避孕和节育知识，中央政府已经组织生产避孕药械了。特别是 1955 年 3 月 1 日，党中央以批转中央卫生部党组报告的形式转发全国，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个重大政策性问题”，明确赞同节育。所以，马寅初并没有比党和毛泽东先一步提出控制人口和节制生育的主张。相反，马寅初是在共产党允许的时候才重新提出他的主张的。

我们知道，马寅初在 1958 年之后确曾受到过北京大学师生和《光明日报》等报刊的批判，但是其原因并不是他关于计划生育上的观点和主张，甚至与计划生育问题没有关系。而是主要针对其《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的，马寅初明确把这本书看作他的代表作，其中也涉及到其“新人口”理论”。

有的作者具体查证了在 1958、1959 两年多公开发表的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共有 138 篇。其中属于学术动态和综述性的文章计有 15 篇，明确从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的整体性或者引申出某些问题予以批判的文章有 6 篇，批判马寅初哲学思想的文章有 41 篇，批判其经济理论的 16 篇，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 43 篇。关于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包括其“新人口论”的科学意义以及对其批判的对错，在今天自当应给予历史的、公正的评论，但本文只是要说明的一个事实是 ：当时双方的分歧从来都不是要不要计划生育的问题，在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是针对其节制生育主张的。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主张计划生育的，所以批判“新人口论”就等于批判计划生育。这种看法是很武断的，似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垄断了对计划生育的解释权。上文已说，马寅初并没有比党和政府更早、更完善地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实际上，当时很多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都是主张节育的，而且往往指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给节育泼了污水。（见附录 ；关于北京大学师生、《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批判马寅初的材料）

三、人口增加三亿，是新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规律决定的，与批判马寅初毫无关系

如上所述，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马寅初因主张计划生育而受批判，故而所谓批判马寅初而使计划生育受挫的说法纯系虚构。事实是，自从 1956 年党和政府实行提倡节制生育政策以后，这一政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即使在批判马寅初的 1958 年，仅《人民日报》上宣传计划生育和介绍先进典型的文章就从未中断，“计划生育好处多”的标题通俗、醒目，至今令人难忘。1958 年国家还出版了《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宣传材料和书籍。1958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 日，卫生部还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节育工作汇报会。

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字看，从 1958 年批判马寅初到1979 年为马寅初平反，21 年间的确是增长了三亿多，即由65346 万人增到 97542 万人，但这从根本上是由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而决不能由此推论出是计划生育政策上的失误。

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并不是单凭人的主观意愿设想的理想状态，它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状态决定的。在解放前的旧中国，人口生育长期处于自由放任状态，一对夫妻一生往往生育八九胎，但由于当时经济生活和医疗条件等落后，人的死亡率高达 20% 以上，人均寿命才 36 岁，因而人口增长缓慢，1949 年全国人口才五亿多。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等，使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这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人口的迅速增长。到 1957 年人口就达到六亿四千多万，七年间增长了一亿多人，增长率达 23‰。这种迅速增长正是由社会进步和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带来的，首先应该视之为一种良性社会状态，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体现。

基本常识告我们，人口增长并不仅仅取决于出生人口的增加，而且还取决于死亡人数的减少。建国以来，由于城乡生活和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许多传染性疾病如血吸虫、麻风病、鼠疫、天花、霍乱、性病、脊髓灰质炎、麻疹、乙型脑炎、脑膜炎、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病等等被消灭，使人口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尤其是 60、70 年代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之后，农村医疗条件得到大大加强，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制度得到普遍推广，同时抗生素的临床运用得到大面积普及等，这些都使人口的死亡率进一步降低，中国的人均寿命由 1958 年的 50 岁提髙到 1979 年的 65 岁，其间增加了 15 岁之多，推算起来少死的也有三亿人。这就是说，人口总数的增长很大成分是由人口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所致，决不意味着是人口出生率提高了，更与当初批判马寅初毫无关系。

有人指责毛泽东时代“多生了三亿人”，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中国从 1958 年起就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就可以使人口零增长，到 1979 年就可以少增三亿人。如此奇思妙想，只能称之为是“违背人口学基本常识的大笑话”。

人口科学告诉人们，政府对人口生育的控制是受当时社会的经济、人文和科学技术等发展状况所制约的，只能釆取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方式，不可能釆取短期突进和一蹴而就的方式。在建国后到 1957 年，中国人口处于一个高增长状态，人口出生率高达 23‰，而在此基础上，设想使出生率一下子降到千分之十以下，这样可能吗？不仅当时全党、全民思想认识上行不通，而且国家的经济条件、福利政策等也不具备，就只说当时在优生优育、避孕和人流等方面的一系列医疗技术手段这一条就达不到。那只能靠惨无人道的野蛮强制，给人民带来悲剧和痛苦，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摧残！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历史，从 50 年代初开始，先进行计划生育的研讨和宣传教育、克服旧传统旧观念，到 1956 年后开始提倡晩婚和避孕，到 60 年代颁布节制生育的政策，并提供各种优生、避孕和人流的技术手段，再到 70 年代城镇先实行两胎化，后实行独生子女制，在城镇成功后又逐步推广到农村等，每一步前进都按照毛泽东所强调的“先试点，再推广”、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方法。在工作中始终突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自觉自愿，鼓励节育，不搞强制。整个是循序渐进、逐步强化，越来越稳妥健康的发展过程。从没有出现过什么失误和偏差。人口出生率由 1957 年的 23‰降到 1979 年的 17.82‰，远远低于改革开放之后的 80 年代的 20‰以上。这是何等的成功！

不良文人指责毛泽东时代多增三亿人，为什么不看看从改革开放后的 1979 年到 2000 年，同样 21 年内，中国人口同样增长了三亿多（即从 97542 万增到 129533 万人），而无论从哪方面说，计划生育工作的条件后者都比前者优越得无可相比，所谓“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被落实了，各种惩罚措施和行政手段都使出来，在“喝药不夺瓶，上吊送条绳”的野蛮工作方式下，无数农民被夺去了生命，有的流离失所。然而中国人口总数仍然增长了三亿之多！对此，文人们又如何解释？难道这比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进步和成功吗？

综上所述，马寅初并非因“新人口论”罹祸，人口问题也不是批判他的重点。马寅初在 1958 年、1959 年受到北京大学和《光明日报》的批判不过是当时成千上万的旧知识分子人人经受过的接受批判改造的总体事件中的一个具体个案。在他身上没有受到过共产党的任何组织处分，更无“反”可“平”。

所谓“错批一人，多增三亿”之说，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罗织和编造。放到当时的背景下思考，不难想到其背后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抹黑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共产党，篡改和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不良文人的痴心妄想并不奇怪，然而对一个如此严肃的重大问题，它却在主流媒体上流行了三十多年，无见官方任何领导者出面澄清和证伪，对此岂不是更令人感到悲哀吗！

附 录

关于北京大学师生、《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批判马寅初的情况

摘自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马寅初事件始末》一文（《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 5 期）

马寅初最初受到批判是在 1958 年北京大学的“双反”（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中。“双反”运动是 1958 年大跃进前夕党和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动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开展方式和武器，“领导引火烧身”和“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被贴大字报”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特点。高校的“双反”运动实际上是老教授和旧知识分子的又一次炼狱，只是绝大多数人经过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三反”“五反”和反右斗争，已经有了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这就是傅鹰教授总结的“运动来了，群众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鼓掌通过”。在 1954 年全国代表大会后，马寅初从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改任全国人大常委。虽然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没有变化，但是，为了加强高校的领导，1957 年 10 月党从国家机关抽调 1000多名领导干部担任高校的领导。原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进校担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以后，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校的日常工作和几乎其他所有的活动都由陆平主持和领导了，校长马寅初已经被晾在一边。失去政治光环的马寅初在师生中已经不那么神秘了。马寅初历来都是运动的领导和动力，从未做过对象，没有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由于马寅初“不谙事故，不服水土”，师生給马寅初贴大字报，他也給师生反贴大字报。大字报批评马寅初，马寅初也张贴大字报提出反批评。这样，相对于其他校领导来说，马寅初的大字报就多一些。如果马寅初校长平时与学生和青年教师们多接触些，或许所受到的批判比起许多老教授来就少得多了。8 月 1 日，马寅初离校视察 5 个月，给他张贴的大字报就少多了。

在那个时期，康生、陈伯达都到过北大，但是没有任何亊实证明他们与北京大学对马寅初的批判有什么关系。5月 4 日，陈伯达在北大 60 周年校庆上的讲话，当天新华社有报道，次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北京大学校刊》 1958 年 5 月 7 日第一版、《北京大学学报》1958 年第 3 期也陆续发表，三个版本的讲话都不见马寅初的名字（但是，后两份点了冯友兰、贺麟的名字）。7 月 1 日到北大作报告的不是康生，而是陈伯达，报告发表在《红旗》半月刊第 4 期上，没有点名批判马寅初的内容。康生于 7 月 16 日到北京大学参观过一些系的系办工厂，没有召集大会作报告。

把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演变为康生指示北京大学的领导批判马寅初，是 80 年代末以后出版的马寅初传记，书中标示说是依据“北京大学历史档案”和“北京大学档案室校史档案”，但没有具体名目和卷宗编号。本文作者曾委托人先后两次向北大档案馆请求核实，但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

在《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报刊上对马寅初的批判是从《光明日报》刊登北京大学給马寅初张贴的大字报开始的。《光明日报》是面对高校和国家机关、文化界和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其他各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报纸，“双反”运动开始后就把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运动当作报道的重点。马寅初像对待校内张贴他的大字报一样，对《光明日报》上批判他的文章予以回应。从 1958 年 4 月 19 日《光明日报》开始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到 7 月 24 日，该报刊登了马寅初两个长篇答辩和反批评的文章，其中后一篇分四天每次将近半个版面予以连载。随着马寅初在外地视察，8月中旬以后，《光明日报》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批判文章。但是，马寅初不愿意就此结束。在批判活动基本结束整整一年后，1959 年 11 月，马寅初借在《新建设》刊登“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解释”的长篇论文的机会，明确提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在《新建设》和《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实际上是对《光明日报》叫板宣战，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对马寅初的批判。马寅初在那时受到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受的批判。马寅初在运动中还有很大的主动权，有力量实行还击，能够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到希望刊登的《光明日报》、《新建设》或者《北京大学学报》任何一个报刊上，这不是那个时代每个被批判者都可以享有的特权。

我们知道，在文化革命前的《光明日报》还不是今天与《人民日报》同等地位、属中共中央管辖的纸。那时的《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1957 年 11 月，因原《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和总编储安平双双被打成右派而改组时，马寅初就是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参加会议的。被马寅初等民主党派领导人送上任的新任社长杨明轩、总编陈此生都是比马寅初资历浅出许多的民主人士。未过半年他们就在该报上发表批判自己的文章，马寅初难免会有极大的不满。《新建设》原属《光明日报》管理的杂志，1959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管理。马寅初是这个学部的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也算是该杂志的领导。在马寅初看来，自己与共产党的合作早在抗战的初期阶段，而后来的那些民主党派大都是内战时期，特别是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跑过来的。所以，马寅初敢于表达对包括《新建设》杂志在内的所有批判者的蔑视，继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投递战书。不料这次《新建设》与《光明日报》站在了一起，对马寅初的挑战发动了新一轮的批判。12 月马寅初又向《新建设》递交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不曾想，这一举动却又进一步促成了批判运动的升级。”《新建设》又联手北大党委，将战火烧到了北京大学。

进一步分析 1958-1960 年两次批判马寅初的 18 份杂志，基本上都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刊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曾在一篇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等人的文章中顺便点名批评了马寅初，但文章对马寅初和几位著名右派还是有区别的。由陈伯达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属于半月刊，期间共出版 48 期，没有刊登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北京日报》以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机关报和理论刊物，期间都没有发表过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这些情况说明，党和政府不仅没有直接组织批判，而且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还是有政治担当的。

可以知道的是，1958 年《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影响党和毛泽东对马寅初的使用。1959 年元旦结束连续 5 个月的视察回来后，马寅初频繁地出席北京高层举办的会议，其中包括盛大集会出现在主席台上和参加毛泽东邀请的小型会议。4 月份的两届换届的会议上，继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只是把原来兼任的全国政协常委调整为全国政协委员。所以，马寅初完全知道自己继续得到党和毛泽东的信任，批判自己、与自己过意不去的就是那帮比起自己资历还浅的民主人士。所以，马寅初要与之战斗到底的仍然是那帮民主人士，他下战书的标题就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显然是对着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及其领导人的，这与陈伯达康生及其背后的党和政府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马寅初最后偃旗息鼓，不是因为被剥夺了发言权，而是因为被揭发了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心理压力过大，因病退出。1960 年 1 月 11 日下午，北京大学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了马寅初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主要有 ：持有股票 88000 元（这个股本足以在后海买下 13 所四合院），收取定息 ；出租房屋，每月收取 160 元房租（相当于 4 名工人的月收入——彭才栋注）；对政府在土改期间没收他家的土地表示不满 ；1957 年上半年，说中国将出匈牙利事件，发生第二次革命 ；对史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表示不满 ；说“章乃器是个高明的经济学家，他说定息不是剥削是对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人在 1957 年均被划为右派分子）。马寅初不敢回应这些问题，只是继续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第二天，马寅初血压升至 190，住院治疗。鉴于其年事已高（已到 80 岁），3 月 28 日国务院免去其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其他职务一直没有非正常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