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史实 | 九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未能避免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产生，原因在于“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毛泽东实行“个人专断”、“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例如林蕴晖撰写的《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一文（《学习时报》2006 年 6 月 26 日）就是这种观点。该文认为 ：自从 1959 年庐山会议后党内民主生活就逐渐不正常，“不管毛泽东的意见正确与否，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只有检讨的份”。为维护毛泽东的权威，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致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行为不能被制止。
把这样一个重大、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地看成是毛泽东搞个人专断、一意孤行的结果，这种观点是十分浅薄和平庸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按照党的建设的规律和实践，共产党的活动都是由其思想政治路线决定的，组织原则不过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这样。如果离开了当时的思想政治路线，孤立地把民主集中制看成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这完全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断。
“文革”的产生，有其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从根本上说，它是上世纪 60 年代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决定的，是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从组织上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经过了一个酝酿、讨论过程，己经形成了当时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并没有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按照当时的说法，它是一场广泛发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夺权”的斗争，是实施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实践。因此说，60 年代初关于阶级斗争和反修斗争理论在全党的确立和发展，是文革不能避免的根本原因。
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又经过 1964 年“社教运动”的实践以及在此前后开展的与苏共之间的大论战，中共的思想政治路线更加明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修正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逐渐形成全党上下的共识。至少在政治局领导成员内没有人对此有什么异议。这就在实质上为“文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剩下的不过是实践上如何行动了。
60 年代初，贯彻调整“八字方针”，经济和各项事业都出现新的大发展局面，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旧的东西回头的现象，如官僚特权、业务挂帅、专家治厂、教授治校（治院）现象开始出现，一些干部脱离群众等。当时毛泽东对这些问题十分敏感，看得十分严重，对此他多次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 ：
文艺领域 ：帝王将相占领舞台，“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一些协会和刊物，“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医疗卫生领域 ：“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只为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城市老爷服务，不为农村贫下中农服务”。
教育领域 ：“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考试分数第一，教学脱离实际。
1964 年 1 月，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中批注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转引自《毛泽东传 1949 － 1976》（下）第 1338 页）
1964、1965 年毛泽东看到从工厂企业反映出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个材料说 ：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有 些干部从不到车间、小组参加劳动，不与工人实行“三同”，管理中采取“管、卡、压”的方法，这样发展下去十分危险。阅后，毛泽东在材料上批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 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在陈正人 1964 年 12 月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的一封信上的批注，1965 年 1 月 15 日，转引自《毛泽东传 1949 － 1976》（下）第 1389 页）
对于党内有些领导人一再主张的“包产到户”，毛泽东看得越来越严重。在 1965 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有一次他对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引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1 页）
面对当时的问题，联系到苏联赫鲁晓夫变成修正主义的教训，毛泽东日益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担心。他曾经说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第 1390 页）
在毛泽东看来，问题之所以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一些部门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是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即“走资派”所篡夺，他们实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经过“四清运动”以来的反复观察、思考，最后下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正如他所说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了，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转引自《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4 期）
开展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毛泽东的号召，但从组织上却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决议。人们知道，1966 年作为开展“文革”标志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就是在刘少奇主持下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同时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及其搞的“二月提纲”，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这种决定虽然在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却是集体作出的，从组织上并未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文革”是一场包括夺权斗争在内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一个非常时期。在“一月风暴”前后，各级党委和党的活动都停止了。它被一种民众性的“大民主”试验所代替。因此，笼统地讲文革时期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是不确切的。相反，它正是一种大民主的体现形式。
现在要问 ：当时为什么从上到下那么多的人拥护文革、参加文革？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思考的问题。然而，这里决不是如林蕴晖文章所说的 ：单纯为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和党的大局而违心所为。按照这种说法，那岂不是把当时包括周恩来、朱德等在内的党的大批拥护文革的卓越的领导人都看成不讲原则、不分是非、一味明哲保身的机会主义者了吗？又怎能解释广大干部群众在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度自觉、主动性和少有的斗争激情？在本文看来，根本的还是人们出于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信念，出于对当时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的认同，体现了当时大多数人的认识，总之是一种社会潮流。当时的人们就以那种思维方式看问题，它是一种历史的真实。
人们记忆犹新 ：在“文革”中，有的领导人的检讨是多么痛心、诚恳 ：一再称自己“同刘少奇一起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当时声明衷心拥护“文革”、“保证永不翻案”的人，在自己上台之后即指责毛泽东“破坏民主集中制”、搞“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对“文革”来了一个“彻底否定”！言行前后判若两人，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是对集体领导负责的态度吗？
要真正地分析“文革”，就必须认真分析和研究关于 “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即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理论、方式究竟有无现实根据，其历史背景是什么？又如 ：在社 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官僚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是否存在 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走资派”是否还在走？资产阶级 知识精英把握教育、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领导权的现象是 否存在？工人农民阶级是否有被剥削、“重受二茬罪、重吃 二遍苦”的可能？“大民主”是否可行？等等。如果在这 些重大问题上避而不谈、捂着盖着，你即使口头上对“文革”否定一百次，岂非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