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史实 | 二 1957 年反右斗争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吗？
“反右斗争”，长期以来是右派和某些知识“精英”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个炮弹，“知识分子受迫害”成为媒体上的一个流行话语。在一些“伤痕文学”里，那个年代更是被描绘成一片阴沉恐怖、人人自危、很多人无故蒙冤、凄凄惨惨的景象。
然而，历史真的如此吗？为了澄清这一问题，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当时反右斗争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看看事实原委究竟如何吧！
人们知道，共产党和工农大众在夺取政权后，对知识分子是尊重有加的。在筹划建国时，毛泽东亲笔书就给知识界名人和民主人士的信函，诚邀他们共商建国大事。在新中国建立中，凡是当时国内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和骨干，其中包括一些在国民党濒临垮台之际见大势已去而转向共产党的人，无不在新的国家机构中被安排了要职。上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府各部门的部长、局长、国家工作人员，全国政协、人大的领导成员、委员 ；下至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政协、人大的机构组成等，其中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都占有相当多的席位。在当时的教育界、科学界、文化界、报纸新闻界等，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过去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知识分子，凡是留在大陆没有罪行的，基本上都给安排了工作。新中国初期各项事业发展很快，城乡凡是“文化人”都用上了，在岗的知识分子队伍达到五百多万。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立国为公、不谋私利的精神，体现了广大工农阶级的博大胸怀。
例如在 1954 年第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产生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中，非中共人士为 13 人，占总数 47 人的 25.5% ；在国务院各部、委中，非中共正职为 13 人，占总数 35 个正职的 37.2%。这些非中共人士主要就是民主党派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占的职数远远超过这个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中，中共党员仅占 27%。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中央于 1956 年隆重召开大型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之后又相继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基本精神是要求全党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从政治、工作、生活等方面关心知识分子，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按照中央的要求，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在工资、住房、医疗、办公条件以及学习、文化生活等方面进行了许多调整，大幅度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
例如，1956 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其中对所有在职的知识分子都依据其学历、工龄、专业水平和工作质量等条件，确定了其工资级别。新的工资标准比原来平均增长近 40%。
情况说明，在建国之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不谓不重视、不谓不关心。然而，这种尊重、信任是否完全赢得了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报效呢？
对新中国来说，50 年代可谓是外有强敌、内有困忧，形势百废待兴。按说各界知识精英理应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发挥其所长，潜心创业、勤奋工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然而，事情并不完全依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当时的知识分子队伍，80% 以上是解放前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他们中有些人仍习惯于旧社会那种“上等人”的生活方式和地位，而对解放后工农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却不能适应。他们之中多数人对工业、农业、群众生活原本就是一窍不通，有的还对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改革看不顺眼，说三道四、牢骚满腹。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之后，有些人思想上更加感到失望。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是有些格格不入。”（1957 年 5 月《事情正在起变化》）还说 ：一部分知识分子口头上接受社会主义，“但是在思想上是不服的”。（1957 年 3 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的谈话）情况发展越来越说明，当时一部分知识精英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不是真心诚意的，一场新的矛盾斗争正在酝酿中。
从建国初“胡风事件”，到 1956 年我国一些农村、工厂、学校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有些学校师生上街游行等，都清楚说明一些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不满愈增。
党中央于 1957 年 4 月公开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欢迎各界人士对共产党提意见。毫无疑问，其间提出的大量意见是善意和正确的，但确有一部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借整风之机发难，用提意见的方式向共产党进攻。
例如，有人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天下”、“一党专政”、 “外行领导内行”，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有人提出民主党派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要建立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政治设计院”，成立以否定“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为目的的“平反委员会”；有些人提出 ：共产党的领导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要开“党禁”、“报禁”等。尤其在当时形势下，联系到一些学校发生的学生闹事事件，以及国际上的匈牙利事件等，不能不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它引起广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反对是必然的。正如毛泽东所说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场斗争完全是一部分自由化知识“精英”挑起的，共产党开展反右斗争是不得已而为之。
其结果众所周知，他们的挑战刚出笼就遭到强烈的反击。全国有 55 万多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这场斗争在当时形势下却是不可避免的。它反映出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必然有一场利益分争。其实质问题是 ：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利益结构和政治形式，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等，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性、政治性斗争。
55 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从绝对数上说当然是不少的，但必须看到的是，这同当时整个知识分子、民主人士队伍相比（全国约有 700 万人）仍然算是极少数，即不足 8% ；而占 90% 以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却是反右的积极分子或者是站在反右方面的。8% 与 92%，究竟谁能代表知识分子？这是连小学生也能判断的问题。从逻辑上也得不出“打击”和“迫害知识分子”的结论！否则，岂不是无视 90% 以上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吗？
改革开放以后，但见有些当年的“右派”把自己的“受迫害”描述得凄凄惨惨，简直比“窦娥”还冤。然而人们不难思考 ：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岂能单凭“挨整”的人的主观感受、口述，一面之词，就可以被简单、轻率地一风吹掉！
再看，在国家经济、科技和各项事业发展上，当时有无因为开展反右运动而带来消极影响呢？
尽管在被打的右派之中不乏业务骨干，但是其作用同 90% 以上的未受打击的知识分子相比并不是决定性的。即使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还仍在原单位工作。因而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并未受到什么影响。如果说各领域、各部门的工作、事业发展都是由几个右派分子决定的，那就完全否定了 90％以上的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存在，那是既不符合逻辑、更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说明，1957 年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因为开展“整风反右”运动而受到什么消极影响，反而成为建国以来各项事业迅速健康发展、形势大好的一年。人们知道，这一年钢产量达到 535 万吨，煤产量达到 1 亿 3 千万吨，工业总产值达到 784 亿元，年增长率达到 18% 以上。粮食产量达到 3910 多亿斤，棉花产量达 3280万担，分别比 1952 年增长 20%、26%。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创历史最高纪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和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那时并没有因为打了几个右派分子而影响经济建设。
科技、教育事业发展也是显著的 ：自从 1956 年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以及制定了《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以来，大大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我国许多高新技术领域（如计算机、半导体、自动控制、无线电、激光、核技术等）的研发及其产业都开始迅速启动和发展，并很快出现成果，如 ：1957 年 10 月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制造无线电元件的综合性工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开工生产。到 1958 年，我国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回旋加速器建成 ；还创建了一所以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9 年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60 年代初，我国生物科学领域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单性生殖的方法获得母蟾蜍和它的第二代 ；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胰岛素。到 1964 年第一颗原子弹就试爆成功，使中国迅速登上核科技大国的地位，大大缩短了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在这样短时间内取得这样大的科技成就，如果没有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智慧和创造性，那是不可能的。
事实有力地说明，反右斗争大大促进了整个知识阶层、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团结和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克服了原来那种离心离德的现象，从而调动了各方面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其促进作用是显著的。这也正是 1957 年中国经济和科技事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那种所谓“反右斗争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致使“中国科技发展被耽误了二十年”的谎言应该被戳穿了吧！
长期以来，被一些人喋喋不休地称作“知识分子受迫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含义呢？是被处死或判刑吗？是蹲牢狱、受苦刑吗？是被“砸碎饭碗”、不给饭吃、不给看病吗？
这对于大多数右派来说都沾不上边吧！
实际上，所谓“受迫害”，不过是在运动中受了一阵子批判、写过检讨、下放到群众中劳动。其中有些人还在原来的学校教学、研究领域工作。即使受到降职、降薪处理，在生活上仍比当时工人农民强得多。如果说这也叫作“受迫害”，那么老百姓还享受不上哪！对于比较严重的，当时曾一度被开除公职，下放到工厂、农场或农村劳动改造，过了几年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但几年之后，即被分期分批按政策恢复了公职工作。
即使对于全国最大的右派分子处理，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也不过是撤销了他们担任的行政领导职务，而没有一个被判刑、蹲狱。如章伯钧，仍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在生活上，国家分给他的三套三进三间住房未动，工资虽然从三级降到七级，但还被允许保留了警卫员、秘书、司机、厨师、勤杂工、保姆……，足以说明共产党的宽宏。即使后来的“四人帮”也没有得到这种待遇！
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当年的右派分子，通过回顾、访谈、演讲或发表所谓“纪实文学”，大诉当年所受的共产党的“冤屈”和“迫害”。在他们的言论和作品中，新中国被描述得如同腥风血雨、阴沉恐怖，到处是“挨饿受冻”、“没有自由”、“人人自危”；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生活被称作“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大批党的干部和工农群众被称作“愚忠”、“信徒”、“左棍”等。肆意地抹黑新中国的历史。
不见那位老右派分子茅于轼公开放言吗？“我被打成右派，一点也不冤枉，我是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的。平反平错了，我不冤枉，我不需要平反，我本来就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五七年反右并没错，当时就是要夺共产党的权，把共产党赶下台”。几十年来，右派们不断以自己的行为作出证明，当年的反右斗争没有错，右派分子的大量存在是真实的。
长期以来，有些人大肆宣扬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然而，看看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知识分子的春天里”，一部分知识“精英”是如何对待工人阶级的，则是更能说明问题。
通过“国企改革”，大批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地位、待遇，而且失去了工作劳动机会，有病无钱治、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有些只能靠拣破烂、摆地摊、蹬三轮车等维持生活 ；即使在岗的工人，每月工资大多也只有数百元，而且时常面临被炒鱿鱼的危险，完全成为下等人。他们的命运与当年“右派分子”能够相比吗？当时的右派不过五十多万，而改革中下岗失业的工人却有数千万，人数多得不可相比 ；当时对人的改造主要是在思想、政治上，在生活上是给出路的，而知识“精英”对工人阶级的“改革”却是“彻底砸碎铁饭碗”、断了你的生活来源 ；当时的右派在几年之后即被分批地“摘帽”；而今天的下岗失业工人们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有些人曾苦诉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中身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害 ；然而，试问当年有多少右派分子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如果看看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不公、官僚腐败下出现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现象，城乡各地哪里没有？
右派们不是长期为自己的“受迫害”鸣冤叫屈吗？目前一些下岗失业工人、失地农民以及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岂不是更有理由称作“受迫害”吗？谁又为他们鸣冤叫屈？即使对于那些每月只有几百元工资但也不能按月发放的乡村小学教师们来说，他们的生活境遇难道比过去的右派分子们差得很远！——要知道目前经济发展比当时已过了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