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史实 | 五 揭示 1959 年“庐山会议”的真相

1959 年“庐山会议”，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有重大争议的会议。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的历史编纂者众口一词，都称因为彭德怀上书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被打成“反党集团”，整个事件是毛泽东“破坏民主集中制”、“大搞个人专制、一言堂”所造成的冤案。历史就这样被蒙在云遮雾障之中。

庐山的真面目究竟如何？时值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终于有了新的研究揭示。本文综述如下。

1959 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本是在上年 11 月郑州会议以来纠“左”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都让大家充分发表一下意见，畅所欲言，找找原因，以取得共识，这向来是共产党的一种传统工作方法。为此，毛主席在上山之前就拟订了十八个讨论提纲，其中包括读书学习、形势、任务以及调整“大跃进”以来的一些经济指标和政策等，基本精神仍是纠“左”，统一思想认识、团结和继续前进。这反映了当时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会议自 7 月 2 日召开，进行了十多天，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众所周知，自从 7 月 14 日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被人们称为“万言书”）之后，会议形势就逐步发生了变化。反“左”变成了反右，彭德怀逐渐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最后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而告终。这一结局可以说出乎各方面当事人的预料。

庐山会议本来是个经济会议、是个总结会，是讨论国家经济发展和政策的会议，毛主席也在会上作了检讨，承担了主要责任。按照常理，彭德怀作为军方的高级武官（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到会听一听、了解一下情况，适当地表一表态度 ： “军队坚决支持党中央和国家的决议和部署，加强国防，保卫国家建设，……”之类就可以了。但没成想他却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亢奋，不仅在会前亲自到湖南等地农村调查搜集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而且还不甘罢休、抛出了“万言书”。这在任何时期都不是一位军事领导人应该干的事情。

毛泽东对“左”的批评是站在维护党的集体领导的角度进行的，是光明正大的 ；而彭德怀的意见却是在问题已 经被揭示出来并正在实施纠正之中提出来的，采取了一种 “马后炮”、“不甘罢休”的做法，这放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看成一种“不干事的指责干事的”、“背后捣鼓”的行为 ；其态度又表现出站在圈子之外对党的工作大局的干涉、不满，自以为高明 ；加之信中一些上纲上线、带有刺激性说法，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具有政治性”、“影响到工农关系”等等，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情理上都有失光明正大。这就必然会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地位，尤其是那些在“大跃进”中处于一线、表现积极的领导者们更是对其反感。

彭的信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在讨论中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有些人支持、赞同，有些人反对。支持彭德怀的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以及一些“秀才们”等。这使发言更加火气十足，对工作的批评大大升级。有的上纲上线，讲成绩轻淡，讲问题尖锐深刻。尤其是张闻天还作了一个长达三小时的发言，不仅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而且还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大跃进”错误的原因。而反对彭德怀意见的则是处于一线的大多数领导人，包括各大协作区、各省委书记等，他们纷纷向毛主席进言 ：彭德怀的信实质是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是对着毛主席的，不是鼓劲是泄劲，若这样搞起来，队伍非散不可。

对于“大跃进”的问题，毛主席的基本态度是 ：成绩是主要的，问题不少。“左”的错误、“五风”必须坚决克服，但干部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必须保护，不能给群众泼冷水，气可鼓而不可泄。——站在全党工作大局考虑，这种态度是负责任的。听了会议上一些人的发言，加之会议期间收到的一些材料，毛主席这时看到有些人对形势的看法过于消极悲观，似乎是一切黑暗，就判断有一股右的势力在逐渐抬头。向来的经验证明反右必出现“左”、反“左”必出现右。如果支持彭德怀，必然导致对“三面红旗”的否定，使局势发生反复，挫伤广大一线领导和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威望发生动摇，那样只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经与刘少奇、周恩来商议，毛主席在 7月 23 日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讲话中再次进行自我检讨 ：“1958 年、1959 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的”，“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第一责任人是我”，但主要是对彭德怀等人提出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驳，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指出他们只看问题，不讲成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讲话是充分说理的，既未点名，只是说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毛主席的讲话受到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欢迎，使会议由反“左”转向反右，而原来支持彭德怀观点的人则纷纷检讨、表态赞成毛主席的讲话。

人们知道，彭本来不是一个谦虚谨慎、民主作风好的人。在工作中性情火暴、刚愎自用、说话随便、爱发牢骚、缺少团结合作精神等，使他在领导关系上向来积怨较多，少有人缘关系，“在十个元帅中与九个关系都不好”，尤其是他的信直接涉及到对整个一线领导工作的评价这个最敏感性问题，就更加冒犯了众怒，使他处于多数人的反对之中。

分析整个事件的发展，对彭德怀的批判表面看起来是毛泽东，但实际上在其背后是一种合力。当时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刘少奇及周恩来、朱德、林彪（还有彭真、贺龙等）高层领导人在批彭的问题上都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刘少奇说 ：“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张宏志网文 ：《还清白于毛泽东》）林彪说 ：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泽东在“7．23”之后的几次讲话，都主要是针对彭德怀的“右倾”观点进行的批评，从组织上把彭德怀问题定为“反党集团”，众所周知，这个决议是在 8 月 16 日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上集体通过的。在彭德怀的决议上不但找不出任何所谓毛泽东“个人专断”、“不民主”、“强加于人”的根据，相反却正是按照集体领导、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产生的。

究竟为什么定彭德怀为“反党集团”？这里引用党中央第二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在 1962 年党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向全党的一个说明 ：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 ：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刘少奇 1962 年1 月 27 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国内形势问题”一节中第二个问题，选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共和国风云五十年》一书）

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要算是关于彭德怀事件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清楚的说明了，而且这是在事过两年半之后的一种说法。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政治局整体的认识。由此说明，并未违背民主集中制，从中不能得出所谓庐山会议上“民主生活不正常”，尤其是毛泽东“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之类的结论！

庐山会议虽然把“彭、张、黄、周”称作“反党集团”，但在处理上，既未有对他们中任何人治罪、停薪，又未开除党藉和公职，都仍然安排了工作。其中对首要人物彭德怀还保留着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有警卫、有厨师、有秘书、有保健医生。尤其是毛主席与他们每个人都保持着正常谈话和通信的联系。这样的对待，显然是出于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说 ：对这类事件“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釆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留在政治局内。”“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予热忱的帮助。……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停留在冬天过日子。”（《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 年 8 月 16 日）如此宽待，哪里看得出是“受迫害”了？至少算得上是一次“干部能上能下”吧！联想一下后来“四人帮反党集团”能有这种待遇吗？到 1965 年 9 月彭德怀就受毛主席召见并宴请，委以西南大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的职务。毛泽东对于彭、张、黄、周的处理算得上是仁至义尽，心怀坦荡！

庐山会议之后党内上下虽然开展了一阵“反右倾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段的反“左”成果就被否定。高指标被调整下来了，“五风”被逐渐制止。在半年之后的 1960 年3 月，毛主席就发出《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重申上一年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反“左”和纠正“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一平二调”风的精神，指出对“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时隔不久，在 1961 年中央就发出通知，为被错误批评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同时，还给在“反右斗争”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

通过上述关于庐山会议来龙去脉的揭示，云开雾散，可清楚地说明以下几点 ：

（一）彭德怀事端首先是由于自己挑起，咎由自取。“武官干政”历来是一种大忌。身为一名军界领导者，鲁莽地染指经济事端，于政于理都是一种错误。又是亲自调查捜集问题，又是激情发言，又是上“万言书”，装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样子，大有取而代之之意，完全失去了自知之明。岂有不引火烧身之理？如此蠢事，这在正常人那里决不会去干！彭对刘邓心存不服自有其因，但是如果毛主席真的把治国大权交给你彭德怀，你能够支撑大局吗？能领导经济建设吗？

（二）从党的整体目标上考虑，毛主席坚信制定“三面红旗”和选刘邓主持一线领导工作这两大战略在当时是正确的。总路线——核心是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大跃进——加快经济建设，超英赶美，人民公社——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些决没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当时与会者（包括彭德怀）没有一人公开提出否定“三面红旗”。而刘邓出现“五风”和“左”的错误，也属于缺乏经验和认识上的偏差，是能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加以克服的。而事实上，到 1962 年形势就明显好转、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