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史实 | 八 “十年论战”都是说的“空话”吗？
在国际共运历史上，曾经历过一场震动全世界的“十年大论战”，即从 1956 年至 1966 年间以中苏两党为轴心、几十个共产党直接参与、波及全世界的大论战。其范围之广、渉及问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争论之尖锐激烈，都称得上是史无前例。
如何看待那段历史及其产生的影响？几十年来史学界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那是一场是非不分、没有进步意义的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如今论战已过 50 周年，有必要再作回顾，以示对历史的纪念。
一、大论战的缘起
在上世纪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全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出现蓬勃发展的形势。全世界有十四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取了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范围内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与其同时，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纷纷取得独立。这使世界资本主义遭到沉重打击，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对付社会主义。
在朝鲜战争之后，帝国主义被证明通过武力进攻手段不可能消灭社会主义。因此，西方政治家开始实施“和平演变”的新战略，即以推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途径腐蚀瓦解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他们明确地提出要“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
在这一战略阴谋的影响和渗透下，一些国家共产党内的和平主义、妥协思想开始滋长，革命意识退化，幻想实现没有战争的时代，突出地体现在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于 1956 年召开“二十大”，在报告中肆意丑化和全面否定斯大林，并提出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开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给国际共产主义队伍造成了极大思想混乱。1956 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就是在其影响下出现的。
针对苏共“二十大”的错误导向，毛主席和我党领导人在多次与其内部会谈中表明不同意苏共的一些观点，同时还于 1956 年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旨在以此阐明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并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对斯大林问题上的看法，委婉而又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的说法，希望其纠正错误，回到列宁主义路线上来。
1957 年、1960 年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先后两次召开了国际大会。在会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一起，坚持原则，拒绝接受苏共所提供的宣言草案中的一些错误观点。经过反复协商，最终使其作了重大修改 ；同时我党也作了某些妥协、让步，致使两次大会先后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两个纲领性文件，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负责和以团结大局为重的态度。
但是赫鲁晓夫根本不把各国共产党共同签订的准则看在眼里，会后就从事违背《莫斯科宣言》的活动。宣言明确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战争的根源，当代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但赫鲁晓夫却开始寻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途径。在 1959年 9 月他跑到美国戴维营举行“苏美两国首脑会谈”，此后大肆宣传所谓“戴维营精神”。在他的讲话和苏共的出版物中，大量赞扬美国统治集团的首脑，说 ：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等都是“冷静的、明智的”、“倾向于和平共处的温和”的一派，说他们是“真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是对维护世界和平负责任的人”等。
而对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赫鲁晓夫则看作是他推行“议会道路”、“和平过渡”、“苏美合作”路线的主要障碍，越来越把矛头对准中国。早在 1958 年赫鲁晓夫就提出要与我国共建长波电台、搞共同舰队，允许苏联导弹部队在我国海岸驻扎等，企图在军事上控制我国，当时遭到毛主席的断然拒绝。因此赫鲁晓夫恼羞成怒，1959 年发表大量讲话攻击、丑化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在我国对印度发动的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共发表“塔斯社声明”，指责我国对印度发动的反击，公然偏袒印度，并于当年片面撕毁中苏两国间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援助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的技术资料。
1960 年 4 月我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主要是通过纪念列宁，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和观点，重申《莫斯科宣言》的革命原则，同时联系苏共的修正主义观点给予了批评。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文中没有指名苏共，而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但是，这却被苏共领导人看成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挑起各兄弟党间的分裂”等。在赫鲁晓夫指使下，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于 1960 年 6 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大会，在会上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组织几十个参会的党围攻中共代表团。他们声称对中共进行“同志式帮助”，污蔑中共是“纯粹民族主义”、“托洛茨基方式”、“教条主义”、“假革命”、“比南斯拉夫还坏”等。
不仅如此，苏共还把中苏两党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1960 年全部撤回在华的专家，撕毁两国间的协定和合同，并乘我经济困难之机催逼欠债。1962 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塔城伊犁地区大搞颠覆活动，策动和胁迫我国 5 万群众跑到苏联那边去。1962 年赫鲁晓夫与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扩散的协议，其意图是苏美合谋实行核垄断，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对此中国政府一再提出了抗议。
苏共沿着修正主义路线越走越远。1961 年苏共召开 “二十二大”，进一步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修正主义路线，其主要内容是实施“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纲领和路线，鼓吹“帝国主义已不是战争根源”，要实现“三无世界”，即“无 战争”、“无军队”、“无武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这使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逐渐明朗和系统化，并企图 把自己党的纲领和路线强加于世界各国共产党，作为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和路线。
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不同意围攻中国，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并宣布断绝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二十二大”的错误。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就申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后来在同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也坦率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1961 年 6 月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维也纳就苏美关系、裁军、柏林等问题举行会谈，双方争论激烈，会谈失败。中国对这次会谈进行了批评，因此赫鲁晓夫更加迁怒于中国。从 1962 年 11 月起在更大范围掀起反对中共的新高潮，他到处发表讲话、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他指使下，1962 年底至 1963 年初，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 5 个国家的共产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各党会上都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和中国。还有 40 多个党通过决议、发表声明和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当时形势真如毛主席诗词中所说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七律·冬云》1962 年 12 月 26 日）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兄弟党多次提出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或召开各兄弟党会议，解决出现的分歧、加强团结，但都遭到苏共的拒绝。
在欧洲 5 党大会之后，我党于 1962 年 12 月开始至 1963年 3 月共发表了七篇答辩文章，主要是对攻击我党的一些外国党的领导人进行回击。如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的多列士、印度的丹吉集团、欧洲 5 国以及西德、美国的修正主义政党等，他们都是当时紧跟苏共攻击中国的代表人物和政党。但是对苏共和赫鲁晓夫，这时仍留有余地，没有对他们实行点名批判和回击。1963 年针对苏共提出的要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来信，我党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多方征求意见，于当年 6 月提出并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我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上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与苏共形成不同的观点和路线 ；当时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广播、多种文字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震动 ；但文中仍釆取克制的态度，没有釆取指名批判的方式，以使分歧不致扩大。
但这不仅没有引起苏共中央的理解和醒悟，他们反而进一步把矛盾扩大化。1963 年 7 月苏共中央发表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更加穷凶极恶地直接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指责中国釆取“独特的路线”、“背离社会主义的共同路线”、不听从苏共的对外政策、“搞分裂”等等，掀起一场反华新高潮。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中苏分歧完全是由苏共方面造成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兄弟党关系上搞大国沙文主义，在一个党的会议上任意攻击其他兄弟党，把争论完全公开化，并且颠倒黑白，把分裂的罪名嫁祸于中共。他们把事情做绝了，和解再无退路。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公开进行反击。在重大原则是非面前，在党和国家尊严受到严重挑战的情况下，难道可以置之不理或一再忍让下去吗？
二、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对苏共的反击，主要是从 1963 年 9 月起到1964 年 7 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矛头直指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史称“九评”，即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些篇目，对于过来的人们来说至今言犹在耳。
每篇文章的公开发表，都犹如一颗颗重型炮弹，产生出一鸣惊人的效果。在我党发出第五评之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乱了阵脚，其卫星党就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脱离苏共的控制。有些党内部发生争吵，分裂出新的左派政党。正如毛主席当时的一首诗词中所说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这时苏共急忙向我党发出呼吁，要求停止公开论战。然而这时的主动权已不在苏共手里。按照当时毛主席的说法，仅自 1963 年以来苏共及其卫星党共发表了攻击我党的文章、讲话和决议等两千多篇，现在我方只发表了几篇回信，还有大量的意见没有发表出来，岂能由你们说攻就攻、说停就停！因此对苏共的要求不予理会，仍继续评论下去。
从中苏分歧开始，我党就采取将各兄弟党来往的信件、声明全部公开发表的做法，包括苏共及其他党攻击我们的文章、决议、讲话等全部在我国报刊上发表，以让人民了解真相、辨别是非。回顾那个年代，全国亿万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都被吸引到中苏论战中来，每天的报纸、广播都特别受人们关注。尤其是对我国发表的评论文章，大家都争相传阅、热烈讨论。篇篇文章理论观点鲜明、事实依据充分、气势宏大、文笔尖锐锋利，讥笑嘲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令人折服。与苏共文章的那种冗长、平淡、教条、古板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强革命的信心。
结合当时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党中央号召在全党和青年学生中掀起学习马列主义的新高潮。有关部门编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著作和论述，还编辑出版了从伯恩斯坦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言论集，以供学习和批判等。各级党政机关、部队、工厂、大中学校都把宣讲、学习我党的反修文章作为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各级党委经常举办形势报告会，通报斗争的情况，形成全民性的反修教育运动。通过那场论战，深刻地教育了一代人，大大提高了人们防修防变、分辨是非的能力。
中国的评论文章在国外也同样引起巨大反响。全世界的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无不为之振奋、大开了眼界，使更多的人们清楚地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正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在 1964 年 5 月发表的演讲中说 ：印尼共产党决不会宽恕修正主义者，我们要把公开论战看成是一个免费的、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大学校，从中进行学习。（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 795 页）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显示出我党的高度原则性，树立起一种崭新的形象，大大提高了我党的国际威望。
尤其是 1964 年 7 月发表的“九评”，即《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更是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彻底揭露和批判，并全面总结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经验教训，它对世界产生的震动影响更大。这时苏共越来越处于理屈词穷之地，再难有招架之力。到 10 月赫鲁晓夫就下台了，标志着反修斗争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新领导人继续实施“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针对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又于 1964 年 11 月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名义发表了《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1965 年 3 月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1965 年 6 月发表了《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1965 年 11 月发表了《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1966 年2 月发表了《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自供状》等文章。以后，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作为大论战就告一历史段落。
三、中苏两党间的原则分歧及大论战的历史影响
如今论战已过五十年。如何认识那场论战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不能不是目前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人们知道，邓小平在上世纪 80 年代回顾和总结中苏论战时曾说 ：“从 1957 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 60 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1 页）
作为当年大论战的一名直接领导指挥者、曾在反修斗争中出谋划策、力负重任，而在此之后却用“讲了许多空话”、 “没有搞清楚”解释自己的行为，前后态度变化如此之大，实有令人愕然！
向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勇敢挑战
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都是密切联系的，是互相支持、援助的。但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却以老子党自居，重大问题不允许进行争论。在一个党旳会议上任意批评、攻击其他兄弟党、干涉他国的内政，甚至宣布开除或撤换兄弟党和国的领导人，严重地破坏了各党相互关系的原则，造成恶劣影响。赫鲁晓夫还以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国际分工”、“专业化”、“联合行动”为借口，限制其他国家经济和国防上的自主发展，企图对他国行使控制，严重损害各兄弟国家人民的主权和利益。
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文尖锐指出 ：“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这是完全非法的。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则，兄弟党之间根本不应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应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正是他们企图凌驾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
对所谓“三和”路线与“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批判
按照当时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签订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然而，赫鲁晓夫对此却阳奉阴违，一味讨好和美化美帝国主义，努力寻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途径。尤其是在 1959 年 9 月苏美首脑戴维营会谈之后，赫鲁晓夫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鼓吹“苏美两国领导人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散布“美苏关系，是世界两大最强国家的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是国际和平的主要基础”，“两个最伟大的强国……把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边”，两国“无论是在全世界范围，或者是在任何局部地区，都没有互相冲突”，“整个国际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苏联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等等，幻想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等。
这些论调对当时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反帝斗争造成严重影响。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如此露骨地崇媚美帝国主义、背叛国际共产主义的纲领，这难道不应该给予谴责和批判吗？
因此，在中共的论战中有大量内容是批驳赫鲁晓夫的 “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总路线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主张的。1963 年 12 月我党发出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即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6 年 2 月发出《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自供状》等文章，都对其作了系统批驳。其中尖锐指出 ：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 ：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 1957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上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 ：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 ：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以上见于《六评》）
这种反驳是何等尖锐辛辣！
评论文章还引用大量事实，说明所谓“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只是一厢情愿，暴露出赫鲁晓夫的天真幼稚，而美国才不理会那一套。就在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就公开宣布 ：“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 U-2 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就狂妄提出苏美的和平条件，那就是 ：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1961 年美国又增兵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轰炸 越南、屠杀人民……。在苏美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1962 年赫鲁晓夫轻率地在古巴部署导弹，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 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使苏联在世 界人民面前大丢脸面。（见于《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 线的自供状》）这真是对赫鲁晓夫“美苏合作”论调的极大 讽刺！当然，更不必说后来正是在这种“和平”、“合作”的美梦中一个偌大的苏联一夜间就被搞垮！资本主义没有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却被“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
评论文章还揭露 ：“美帝国主义加紧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作为自己在亚洲的主要战争帮凶，指示日本反动派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签订了《日韩条约》，实际上拼凑了东北亚军事同盟，……针对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时经半个世纪，当时我党对日美关系的论断至今仍没有过时！
评论文章清楚阐明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很清楚的，它是指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相互间关系的政策，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 ；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是正确的 ；但作为的总路线，是错误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中明确说 ：“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斗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
这些揭露和批驳，毫无含混模棱之气，大大澄清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读来真是铿锵有声、义理昭然，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80 年代，邓小平断言 ：“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这种“和平”论调的指导下，他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国策，又是裁军、又是大幅度削减军费，把大批国防尖端项目下马。有的部队单位甚至放下军事训练，忙于经商挣钱，使我国国防和军事建设耽搁了至少十年之久。但事实是，美国从越南战争到柬埔寨、老挝战争，又到 90 年代以来的科索沃、中东战争等等，几十年来世界上的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仅对我国就发生过炸大使馆、撞机事件，使我国蒙受了自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屈辱。本世纪以来，美国又加紧移军西太平洋，扶植日本军国主义，插手我钓鱼岛、南海主权问题，把矛头对准中国等，使我国国家安全问题面临严重挑战。试问 ：所谓“长期的和平”又在哪里？我党当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难道有什么错误吗？如此深刻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值得永远记取吗！
批判“全民国家”、“全民党”谬论，阐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全民国家”、“全民党”是苏共修正主义的纲领性口号，这一口号是建立在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三和路线”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九评》中说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坚持还是反对这一学说，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也是我们党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焦点。
《九评》中，引用大量事实说明，在苏联国内存在大量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现象。如 ：
“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又如 ：
“这些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像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 ；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 ；有的开设私营旅馆。”“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九评》还特别揭露，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阶层已经变成一种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在大论战中，对“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精辟的，至今使人记忆犹新。早在 1963 年中共中 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就指出 ：“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九评》进一步阐明，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形式。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 的、超阶级的国家。只要还有阶级存在，国家就不可能是 “全民”的。一旦社会没有阶级了，也就没有国家了。马克思和列宁都论述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 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 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同专政 一样，也是阶级的概念，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全民的民主”。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的确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的国家，实质上是少数特权阶层的统治形式，是对广大工 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专政。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在苏联 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全民民主”只是特权阶层和新旧资产 阶级的民主，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
《九评》还说 ：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共产党在建立时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岂不是本来就不应当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应当是‘全民党’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所以，共产党就应当成为‘全民党’。但是，在目前正发生着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苏联社会里，怎么能够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呢？难道你们那里成千上万的新旧资产阶级分子，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如果照你们的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的成了全体人民的世界观，那么，社会上岂不是没有党和非党的区别了，党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哪里还有什么‘全民党’不‘全民党’呢？”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的成员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和部族，因而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苏联共产党难道就只有工人而没有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吗？难道就只有一个民族而不包括其他民族和部族的党员吗？如果按照党员的社会成分来确定党的性质，那么，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党，它们的党员成分也包括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也包括各种不同民族和部族的人，它们岂不是都成为‘全民党’了吗？”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谓‘全民国家’的真正目的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所谓‘全民党’的目的是要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为修正主义的党 ；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这种批判真如高屋建瓴、连珠炮发、势如破竹，使对方难有招架之力！
在批驳“全民国家”、“全民党”同时，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
《九评》说 ：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
我们知道，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在中共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上确立起来的，当时已经处于与苏共修正主义斗争的时期。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是给中共大论战提供了锐利武器。通过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观察分析，通过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又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普遍意义。总的说，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大国际背景中产生的，是以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所从未有过的。这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新和发展，而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什么“教条主义”。实践将会越来越证明其伟大历史意义。
对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在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党对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途径作了系统总结，这集中体现在《九评》中。
《九评》对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从正反两方面作出了十分明确而精辟的阐述，指出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 ：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为此，还从多方面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具体途径，如 ：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还提出 ：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一系列经验之谈，既是老一辈革命家从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根本总结，真是条条如珠玑，至今不失其宝贵价值，对执政党建设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些论述难道都可以“空话”视之吗？
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的预言完全被历史发展所证明
在中苏论战以后，世界形势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不存在了。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恰恰都是当年跟着苏联修正主义走的国家。这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被帝国主义武力进攻所搞垮的，而无不是由于其执政党本身出的问题，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和纵容资产阶级民主化、自由化中垮台的。而保留下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恰恰都是当年不跟着苏联搞修正主义或支持中国反对修正主义的国家，如朝鲜、古巴。历史事实充分证明，现代修正主义是葬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人类半个世纪的历史有力地证明，毛主席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战略决策是何等正确、英明而伟大！
例如，在大论战中，我党文章深刻地揭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实质、危害以及产生的根源，指出 ：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引自《九评》）这种概括完全反映了当时苏联及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现实。
另外，《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深刻地指出了他们面临的矛盾和困境，指出例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只能根据这个特权阶层的利益行事，但又必须口口声声说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 ；他们既大讲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根源，反对美帝国主义，但又必须与美国统治者频繁接触，加紧勾结 ；他们声明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又鼓吹“苏美合作”，策划与美国的“联合行动”，充当镇压各国革命人民的国际宪兵 ；他们既讲加强与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但又对不听自己指挥棒走的兄弟党和国家任意攻击，大搞分裂主义，等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无法解决自己与广大苏联人民、党员和干部的矛盾，无法解决自己与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矛盾，无法解决自己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他们只能在这重重矛盾和谎言中过日子。这种分析是多么地剔透和深刻啊！
现代修正主义处在这种矛盾和困境之中，焉能有不垮台的道理！毛主席虽然没有亲自看到苏修叛徒集团的垮台，但他却早就预见了他们的下场。对于这样一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是非问题，这样伟大的战略决策，难道都能以“空话”视之吗？
当年中苏两党在一系列理论、观点上的分歧，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所作出的两种不同的回答。然而究竟如何评判那场争论的是非对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能站在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少数资产者和特权阶层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在赫鲁晓夫之后，苏共又经过了历任领导人的改革发展，其修正主义路线到戈尔巴乔夫达到了末路，最终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根本的不是在经济上的原因，而正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也曾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私有化泛滥、执政党腐败、广大工人阶级被迫下岗失业、社会贫富两扱分化加剧等严重问题，再现了当时苏联社会上的某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