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史实 | 六 戳穿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00万人”的谣言
“三年困难时期”个别地方饿死人的问题在 60 年代初就有流传,但是关于当时大量饿死人的谣言则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1983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 1949—1982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其中 1960 年的人口是 66207 万,而1959 年的人口是 67207 万。从这种数字看出,1960 年中国人口不但没有增加,而且还恰恰减少了 1000 万人 ;而 1961年又比 1960 年减少 348 万人。这么大的人口异常减少,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有些专家学者撰文公然把这些人口减少数字解释成“非正常死亡”或饿死的。所谓“三年饿死 3000 万人”、甚至“4000 万人”的说法便制造出来。从此谣言四起。在某些文痞笔下,在所谓“讲史”、“回忆录”、“编志”中更出现了“白骨累累”、“饿殍遍野”、“人吃人”的景象,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右派分子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个利器。
受其影响,在某些官方文献、史志中也出现了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非正常死亡或饿死人的记载。例如 201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就特别写道 :“据正式统计, 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该书第 563 页)
这其实是含混地认可了三年中减少了 3000 万人的说法。还有的人撰文称“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或饿死的人是 2000 多万、1000 多万等等,使这个问题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公案”。
与其同时,对“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的谣言,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民间,都引起强烈的质疑。在有关出版物、网络上予以反驳的文章不断出现。有许多正义之士,或通过人口资料分析,或依据经验常识、历史回忆等,提供了大量事实资料,有力地揭穿了所谓饿死上千万人的谣言,证明了历史的真相。为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关注这个问题,进一步识破谣言,本篇从中摘取部分材料,以供广大读者参阅。
一、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证明
在 1990 年全国开展了“第四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 :在 1960 年出生、即年满 30 周岁的人口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共有 14443119 人,这个数字比《中国 1949—1982 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中计算出来的人口数 13795007 人,多出了648112 人。又经过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960 年出生、即年满 40 周岁的人口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共有14684726 人,这比第四次普查结果又多了 241607 人。仅这两次人口普查,1960 年出生的人群,就比 1983 年国家统计局认定的数字多出了近 90 万人。证明了在那个年代存在的大量人口漏报现象。如果再加上 40 多年来死亡的人口、出国的人口等情况,1960 年出生的人口实际上还应增加,即比 1983 年的统计数字至少应多出 150 万人之上。仅此一项就使所谓当年人口减少 1000 万的说法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这真实地说明,在那个年代里,一年中竟有 1600 万多对的夫妻怀孕生育,而且新生儿的存活率还那样高,这足以说明当时的食物并未达到极度缺乏的程度,更不可能有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常识说明,在高度饥饿的状况下,妇女既难以怀孕,又难以育婴,被饿死的首先也应是婴儿。但事实上当时的婴儿出生率和成活率还如此之高。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有力地佐证了三年困难时期不可能有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国家统计部门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数字只能是虚假的。
二、孙经先关于我国历史上户籍人口大量漏报或虚报问题的揭示
在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我国人口数据中,可以看出有许多年份出现人口异常增多与异常减少的现象。这些统计数字所依据的是公安系统历年的户籍登记。通过研究发现,由于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并未建立起来,尤其是广大农村,户籍管理很不严格,新生儿出生漏报户籍、死亡人口不消户籍的现象大量存在。虽然国家在 1958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但真正落实却在 1960 年之后。这样就造成当时的人口统计数字与实际人口偏离较大。尤其是在 1956 年至 1964 年间我国出现的大量人口迁移中产生的户籍重报、虚报、漏报等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 :
(一)在 1956 年至 1959 年期间由于工业化发展需要,“大跃进”运动的出现,全国有 3010 万农村劳动力被招工进城,全部加入城镇户籍(包括部分家属),成为工业战线上的职工。相关资料显示,其中有 1144 万人以上虽然在城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却没有在农村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造成了 1144 万人的户籍重报、虚报。这成为 1956 年、1957 年、1958 年三年统计人口呈现连续高增长态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在 1960 年至 1964 年间,为了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从1960 年9 月起,我国决定大规模精简工业职工和城镇人口。仅从 1961 年至 1963 年全国共减少城镇户籍 2600 万人。办理城镇户籍迁出手续的人口合计 2325 万人。但其中 1377 万人却没有在农村办理迁入手续。再算上 1960 年和 1964 年的同样情况的数字,期间漏报户籍约 1510 万人。1960 年之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在 1956 年至 1959年期间产生的农村户籍重报的 1144 万人被逐步销除,这两项因素,造成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 2654 万人。尤其是 1960 年、1961 年出现连续比上年减少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实际人口的减少,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在新中国历史上人口异常变动最引人注目的是 1960年。按照国家统计局 1983 年公布的数据,这一年比上年减少 1000 万人。这样大的人口异常减少,其真实性令人置疑。
经查有关人口资料,当年因户籍迁移造成的漏报约 695 万人。根据全国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存在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初步估计为 420 万。考察 50 年代由于户籍管理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死亡人口不消户籍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成为在 1958 年前显示死亡率较低的重要原因。而这些死亡漏报的户籍在 1960 年前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被逐步注销,因此在当年户籍中呈现出死亡人口偏高的问题,按照相关数据可估算出约多出了 500 万。
这三项数据加起来,当年的实际人口应多出 1615 万。由此清楚地看出,1960 年我国实际人口不仅没有比 1959 年减少 1000 万,而且还增长了 600 多万。
当然,比之 1958 年前的人口数据,1960 年的增长率显然降低了,按照调整的人口死亡率达到 17.85‰,比上年增多了 3.2‰,即多死了约 219 万多人。综合 1959 年至 1961年三年期间超线性死亡约 400 万人。但这些死亡人口并不意味着都是非正常死亡,更不意味着都是饿死的。即使其中有饿死的,也不会有数百万以上的数字。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指出 :我国 1959 年至 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04 万人,其中 1959 年是 1.8 万人,1960 年是 37.5 万人,1961 年是 64.7 万人。书中还说明 :“非正常死亡”,主要包括因冻、饿、水肿病死亡以及工程伤亡、自杀等死亡。(摘编自孙经先 2013 年 5 月 16 日《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这种说法大体切合实际,值得参考。
三、对“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的质疑
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对此,草民不敢无根据地妄下结论。但是,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说饿死了上千万人(甚至说二千多万、三千多万、四千多万),则是不可能的。下面就说说本人的看法。
据迄今为止的报道,各方面反映当年有饿死人现象的,并不是全国性的,也不发生在城市,基本上分布在河南、安徽、四川、山东、贵州、湖南、甘肃、青海等几省的农村。而这些省也不是全省各地、县都有。有的只涉及两三个县,多的涉及三四个地区,总算起来约有近四十个县。也就是说,如果当时饿死了 1000 万多人,他们主要集中在这四十个县中。这与全国 2800 多个县相比,仍属于小范围。而当时这些县的农村总人口也不过三四千万(当时全国农村总人口五亿多)。这就是说,在发生饿死人的各县域里,平均每三人中就有一人被饿死!考虑到各县情况也不是平衡的,并非各公社、大队都有大量饿死人的记录。这就是说,在发生饿死人的各公社、大队里会有很多地方的人全部死光了,或死了绝大多数,否则得不出死亡 1000 万多人的结论。那样就必然出现广大的、横尸遍野的无人区,而且少了都不成。以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为例,川甘两省共死亡 8 万人,人们就看到了震区尸体横阵的状况 ;可以想见,如果是死亡 1000 万多人,那就是 120 多个川甘省的地震死亡数量。那就会在各地都可以看到尸体横阵的状况。在那些死亡重灾区里,如果没有政府组织移民过去,那么至今也将是荒无人烟。然而这样的例子谁看到过?过来的人们谁能举出哪怕是一个无人公社、几个无人村的例子吗?而事实是,在困难过后,所有这些被记录有大量饿死人的县、社,哪里不仍然是人口稠密的景象?就以当时被说成饿死了上百万人的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几个县来说吧,至迟在 1963 年“四清”运动时就已经是到处人口熙攘、一片繁忙的景象了,哪里有什么饿死上百万人的迹象?若说有,那只能是一种编造!
查阅有关人口数据资料,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总共死亡人数是三千多万,如按“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当时全国的死亡人口都是被饿死的,没有正常死亡的,这样的说法谁会相信?
就“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来说,笔者曾与来自河南省信阳地区的一位退休老干部交谈过。据他的回顾 :“三年饥荒时期,农村死的人确实比较多,但真正属于饿死的那是很少的。我们县从 1959 年冬就解散了公共食堂,之后每人每天供应半斤粮食,后来逐渐减少到 4 两、3 两,最少时到 2 两,但时间不长。那时日子虽然难熬,但活活的人谁也不会等着被饿死。有的人家感到撑不住就带着老婆孩子外出讨饭去了。留下来的整日里在地里、山里、泥塘里找东西吃。其实,就是家里一点粮食没有,活人也不会轻易被饿死的。当时地里有树叶、树皮,有野草、青苗,河塘里有鱼虾、芦根、水草,山里有野果、野兔,田里有田鼠、刺猬、蛤蟆,天上有乌鸦、大雁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找来吃的。当时人少、野物还多,正是这些东西帮助人们渡过了灾荒。有人说当时看到了‘人吃人’的事情,甚至全村人死绝了,那完全是胡诌。问题严重的是一些年老或者病弱的人,走不动,加之食物营养稀缺,经不住煎熬,死得较多。”他的这种回顾讲述,对照本地区的情况,笔者感到是很符合实际的。笔者所在地区也是当年的重灾区之一,当时村里的人也曾吃过几个月的野菜、青苗,得过浮肿病,因各种情况的确是死了十几个人,但却并没有发现大量死人的事情,所了解的周围地区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在解放前的旧中国曾出现过一场大灾害死亡数十万人的情况。那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兴修水利、无水利条件。在大旱之年造成赤地千里、草木干枯,人们不但没有野生物可食,而且连水也喝不上。或者是因为发生洪涝之灾,洪水封围了人们的逃路,大量人被淹死或饿死 ;或者是因为传染病蔓延。又加上当时政府对人民生活不管不问等,所以造成大量死人的事情。而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情况是与其根本不同的。只要有饮用水和植物、小动物,就不会发生大量饿死人的事情。尤其是那个年代是一个高度集体组织的社会,有了问题并非没有人管,上级发现后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因此各地群众真正断粮的时间并不很长。人们知道,“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事情就发生在 1961 年,在当时那种社会关系中怎会有饿死人无人管的现象?几种情况都说明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然而我们看到,在各地关于饿死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人的报道中,都言之凿凿地称其数字是“统计”出来的,煞有介事。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笔者作为经历者之一,清楚地知道当时农村的状况。在“大跃进”及其之后的年代,各级的统计工作是极其缺失、随意和不准确的,包括产量、人口等数字都出入很大。在“五风”影响下,可以说各方面压根就没有准数,尤其是饿死人这个事,莫说当时社、队根本没有谁认真地统计过,即使有人统计,谁也很难判定一个人究竟是饿死还是病死、老死等不同情况。对于一些年老或病弱之人,如果在食物营养充分、医疗条件好的情况下,他们必然寿命较长 ;而在饥饿情况下,必然死亡率很高。如果要说清何为饿死的、何为老死的或因疾病和传染病而死的,那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以当年饿死人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地区为例,至今看到各种死亡数据出入很大 :当年的信阳地委报告是饿死了 150万,相关领导干部回顾是 100 万,当年中央监委派出的调查组调查核实是 70 多万,《信阳地区志》记载全区饿死人数是 48.49 万等,各种数据相差十分悬殊。这清楚地说明,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关于饿死人的可靠的统计数据。
关于一些大批饿死人的数字是如何出来的,据以一些同志说 :“在三年困难期间,直到 1960 年,各地都还没有饿死人之说。一是因为对于死去的人是否属于饿死的,谁都不好下这个结论 ;二是在那种政治形势下谁也不敢承认有饿死人的事情。直到 1960 年冬,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信阳地区事件’的批示并普遍开展整风运动的文件,问题才广泛揭露出来。按中央的说法,一些‘五风’严重的社、队,属于‘阶级敌人复辟’、‘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原“大跃进”时期在台上的干部仅信阳地区就撤职查办和逮捕了一千多人,遭批斗的就更多。一些整风的积极分子,为了揭盖子、夺权,都对原任干部的问题上纲上线、任意扩大,说得极其严重,其中饿死人当然是最有力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大队、公社都纷纷报告本单位饿死人的问题,其数字不仅把前任几年中所有死亡的人数都算进去,而且还扩大、虚报了很多,几乎都是靠估计。这种汇报数字从大队报到公社,从公社报到县,层层上报,一个县被加到一二十万人。到地区、省以上干部也以假当真,谁也不去调查核实。新任领导为了说明自己的正确和成就,自然希望这种数字高一些,问题更严重一些。这同当年虚报、浮夸‘亩产万斤’一样。到后来各级都形成了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的认识。在 80 年代编撰的县志里,还居然把全县饿死 20 万人的说法载入县志。完全是以假乱真、不负责任。孰不知那些关于大量饿死人的数字,大都是基层干部根据政治需要虚报出来的,只有官僚主义的领导们才相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谎称本地大量饿死人数字的大都出自当年被批判或处理过的领导官员之口,如报说安徽省饿死 500 万人的张恺帆早在 1959 年曾被毛主席批评为“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说四川省死亡 1000 万人的原省政协主席廖伯康也曾被打过“三反分子”等。这些人都是 80年代初被平的反并被提升为省级要员,他们口中的数字及其背后的动机,不能不令人存疑。
既然各基层情况如此,那么全国的统计数据又怎会是准确的?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在一些出版物上竟还经常出现所谓依据某某“专家统计的数据”,以及依据“美国人口学专家统计的数字”等等,那真是活见鬼了!
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务部整理的《1949— 2001 年全国主要人口数据》所提供的资料,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率年均是 15.58‰,总计死亡人数 3095.23 万人。这个数字虽然比前三年的平均死亡率 11.40‰高出千分之四,即约多死了 830 万人,但总人口却仍然是增长的,即从 1958 年的 65346 万增至 1961 年的 66457 万,三年增加了 1111 万人,年均增长率是 5.46‰。这个增长率同目前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增长幅度差不多少,但仍高于世界同期的人口增长率。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率与同期世界平均人口死亡率相比仍基本持平,即是说属于当时全世界的正常情况,而大大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 20‰的死亡率。对此,就连近年来被解密的美国中情局文件中也承认 :中国 1961 年,“虽然一些地区的群众正遭受饥荒,但是,并未发生像旧中国那样司空见惯的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
人们知道,解放前民国时期的人口死亡率各年份都在 25‰—33‰之间(据侯杨方《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中国人口科学》2003 年第 5 期),人均寿命不到 35岁。以解放前最好的年份与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相比,后者的人口死亡率还低 10‰。按此计算,三年间约少死 1871.67 万人。根据历史资料,在 1928—1931 年,也是三年时间,中国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5309 万,即由 47479 万降到 42170 万,下降幅度之大使人难以想象。而在 1937—1947 年长达十年之间,中国人口又减少了 2781 万人。过来的人们都知道,在旧中国饿死人、冻死人完全是正常年景下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例如,著名豫剧艺术家马金风小姐妹八人,除她一人之外其余全部饿死!又如著名画家、山西省书法画家协会主席李才旺在一次接受央视采访时谈到 :他的父母曾生下过他们兄弟六人,其中有四人在幼年逃荒要饭中因饥饿而死去。河南省抗日名将郑廷珍,牺牲后,其六个子女中有两人在乞讨中因病饿而死。而像他(她)们这样的情况在解放前并不是个别现象。可见,即使在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状况仍好于旧中国,在人口死亡率上成倍降低,人均寿命提高了 15 岁左右,总人口增加了 1.5 亿之多,而这种变化只经过了十多年时间。难道说这不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吗?
人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饥饿乃至死人现象都是不可避免的。至今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还不能消灭饿死人的现象,即使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到目前还存在着 10% 以上的贫穷、无家可归和营养不良的人。据美国农业部发表的报告,2005 年美国的“饥饿”和“缺乏食物安全”的人口就有 3480 多万人。(新华网华盛顿 2006 年 11 月 15 日电,记者杨晴川、潘云召)从历史上看,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发展中,哪个国家没有大量饿死人的记录?仅 1930—1933 年那一次经济危机,全美发生大饥荒和普遍营养不良,就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饿死的人据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 1000 万人以上!而当时美国总人口才 1 亿两千万。而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有人就要求共产党完全消灭饥饿,这实属一种无理的取闹!
造谣者闭口不谈解放前人民的痛苦和大量饿死人的状况,对新中国的巨大进步视而不见,而唯独对“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极尽夸大、造谣、攻击之能事,其阴暗、歹毒之心自现!
四、安徽省饿死 350 万人的数字是如何编造的
2013 年 9 月 30 日《报刊文摘》摘编了《中国新闻周刊》第 35 期署名来鹤都的一篇文章——《中监委调查组长李坚 :亲历 1961 年安徽省饥荒调查》。文中通过李坚的回忆,详述了 1961 年中监委派员赴安徽省调查饿死人事件的经过,以及得出全省饿死 350 万人数字的“依据”。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编者言之凿凿、煞有介事,而读者只需稍动脑筋想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调查依据整个就是漏洞百出、违背常识的,反倒证明了调查组的弄拙和虚假,不失为证伪的一篇好文。这里不妨拿来与广大读者共同予以剖析。
(1)事先带有偏见的调查组
据李坚的回忆 :1960 年春以来,中监委不断收到下边干部群众的来信,反映安徽省一些地方有得肿病死亡和饿死人的问题。中监委对这些反映非常重视,当年曾先后三次派员和工作组到安徽调查了解情况。三次工作组下去之后,都查出有些地方确有来信中所反映的严重问题,但是却都“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这里解析 :一个地区死人的数字,当时包括因肿病而死的人和因患各种疾病而死的人,以及事故和正常年老而死的人与饿死的人,这是几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而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要正确地把这些情况区别开来,都是一个十分复杂、困难的问题。在这种无法科学确认的情况下,当时中监委三次工作组都没有确定安徽全省饿死的人数,不能不说是一种负责任、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相对于那种轻率、武断下结论的做法,要老实、慎重得多。
然而当时中监委领导却不满意于这种调查,他们一定要得出安徽饿死多少人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中监委又派出当时的农村处处长李坚任调查组组长,再次前往安徽,即是说一定要查出安徽饿死多少人的具体数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坚调查组想出了一些招数,如事先商量好,提前下车,对安徽的干部来个“措手不及”、突然出击等。可见其是抱着势在必得的心志,一定要拿出一个令领导满意的数字为战绩。
(2)所谓饿死人的数字主要是来自一部分干部的汇报
李坚在回忆中极力说明,安徽饿死人的数字是根据其亲自“听到”、“看到”的第一手材料得到的,因而是真实的。
那么就看看他究竟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吧。
在全省饿死 350 万人的数字中,仅蚌埠、阜阳地区就各有 100 万之多。李坚在回忆中明确说,这 100 多万分别是根据蚌埠地区监委的一位同志和阜阳地委书记汇报的。他说 : “之后我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是 100 万左右。”
解析 :查历史资料,1959 年阜阳全地区总人口是 800 万,其中农村人口不足 700 万。按照魏超云的汇报,当时全区饿死人口就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这么大的数量几乎平均每户就有一人,那么必然到处看到尸骨横陈的状况。又由于各县的灾情是不会均衡的,对于部分重灾的县、社来说,必然会有一些村人口灭绝的情况,否则绝对凑不出饿死 100万的数字。然而,无论当时的李坚还是任何人,有谁看到过阜阳有尸体横陈的状况吗?有任何一个大队、公社人口灭绝的例子吗?既然从没有人看到过这种情况,那么对于正常人来说,谁会相信全地区饿死 100 万人是真的?
而当时的蚌埠地区,总人口不过 300 万,而其中饿死100 万,更是不可设想。如果那样,必然有大量人口灭绝的无人区。这种事实谁见证过?然而它却存在于中央调查组之口!
这里人们不免还会想 :那位地委书记魏超云所谓“饿死 100 万人左右”的数字又是从何而来?在当时那种上级需要什么数字下级就会提供什么数字的风气下,这“100 万左右”之数岂不是脱口可出吗?而且下面越是把灾情说得严重,就可以得到上级更多的救济,何苦而不为呢!当初一些干部曾吹嘘过亩产万斤,当形势一变,焉知他们不会虚报饿死上万人的数字?问题是,作为中央大员的李坚,竟把这种哄骗上级的把戏信以为真,如获至宝,而且还美其名曰是“来自实际调查”!
(3)全省被饿死 350 万人的数字是如何得出来的
李坚说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 350 万的数字。”俨然是一副认真负责、胸有成竹而又充满自信的工作方式。
然而,读者在其叙述中既没有看到调查小组对全省各基层生产队、公社逐一调查访问的经过,又没有看到提及的各县、公社饿死人的详细报表、名单,以及统计和核查的情况,那么所谓“逐级汇总”怎么可能存在?岂不整个是以偏概全、以个别代替整体方式的主观臆测和估计吗?
如果李坚等人手里真有那种所谓“逐级汇总”的统计材料,那是最有说服力的实据,那么何不爽快拿出来,公示于众,让人们一看究竟,何需发如此漏洞百出、令人存疑的文章?这个“逐级汇总”的材料纯属子虚乌有,而有的只是李坚的编造和臆估!
读者从安徽省公开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中看到这样的报道 :“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 40 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 400 万。”而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的估计,大概为 500 万人。(根据《张恺帆回忆录》,
安徽全省 1959 年至 1961 年实际死亡人数是 548 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 500 万人。)——从这里看出,在关于安徽饿死人这样重大问题上,在高层官员中竟有如此多种数字 :40 万、400 万、500 万,还有中监委李坚调查组的 300 万、350 万。而且相互间差别如此之大!读者相信,如果再有官员出面追问,定还会有其他不同的数字出现。饿死人的多少,完全成了官场中的一种政治需要、否定前人的一种手段。这里充分证明了这些数字的荒诞不经,毫无客观真实性可言。
当官员们杜撰如此庞大的死人数字时,是否想到当时安徽全省的农村人口才只有 2997 万,假如其中有上百万、四五百万人被饿死,那就是说平均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家家都有人被饿死,并必然会有大量人口灭绝的情况。如此涂抹事实、违背常理的行径岂能欺骗得了广大百姓吗?尽管有人提供出多少个别凄惨、逼真的具体事例,但也改变不了总体的客观事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