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史实 | 十一 “农业学大寨运动”何错之有？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上世纪 60、70 年代，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治山治水、改土造田、大搞农业基本建设、大打农业翻身仗的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它历时十多年之久，在全面改变农业生产落后条件、实现农业升级改造、初步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在新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当主流媒体在大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成就时，是否应该知道，为此提供生产条件和物质基础的，却正是上一代人的那场改天造地、艰巨豪迈的创业运动。正是在那时，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走过了最具有攻坚性的一段路程。

长期以来，所谓“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左的产物”、“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改革前“农业长期发展缓慢”、 “没有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等等各种流言蜚语不绝于耳，严重地歪曲了新中国的历史。好在历史总在人民之中，作 为过来的一代人有责任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后人。现在就讲 讲上一代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到底干了哪些事情，它给 中国农业带来什么变化吧！

一、那是最强大的生产力，那是真正的改天换地

大寨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大寨的贫穷可用过去的一个民谣加以说明 ：“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解放后的贫穷主要是由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 4800 多块。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涝，亩产只有一、二百斤。但是大寨人的骨头是硬的，他们不向贫穷低头，而是认准了向穷山恶水开战、治山造田的一条道。

自从互助合作化以后，大寨人就开始了治山造田的壮举。1955 年冬首先对一个被称作“狼窝掌”的荒山野岭开战。一个冬季 58 个劳动力筑成了 38 道堤坝，填了上万方黄土，造成了 30 多块粮田。第二年播下种子，长出禾苗。但是，当人们看着流出的汗水即将换来丰收的果实的时候，一个黑夜、一场暴雨，堤坝、土地、禾苗大部分被冲垮！一年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然而，大寨人并不气馁，第二年冬季他们又继续开战。筑起了更坚固的石坝，又造出了 20 多亩梯田，种上了禾苗。……然而，在一年夏天里，又是一个黑夜，又是一场暴雨、洪灾，造成的又是一场垮塌。……到 1963 年，大寨就遭了 7 次灾。这年 8 月份最肆虐的一次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冲毁了 400 多亩粮田，冲塌了 110 多眼窑洞。面对灾害，有的人真的灰心了，怀疑人是否能够同老天争斗。这时，带头人陈永贵并没有向困难低头。当他从县里开会回来，看到田地里、村里一片狼藉，他对大家说 ：我们要重新开始！他连续几天呆在冲垮的梯田前思索，还与干部群众共同商讨，寻找失败的教训。终于，石桥和砖窑的构造给了启示 ：它们之所以坚固，因为是拱形的，这在修建梯田、石坝中岂不是同样可以采用吗？当教训和新的希望找到之后，他们又投入了新的奋斗。

大寨受灾后，外地的慰问不断，上级救济和援助的物资和款项也是一次又一次，但是大寨人一概拒绝。有一次，上级已经把一马车援助的物资送到了家门口，结果，陈永贵把赶车的人招待一顿饭后，车都没卸，就让他原样拉回去。那时正如陈永贵所说 ：“大寨的困难，完全能够靠自己来克服。”

1963 年冬，气温达到零下 20 多度，上山开工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但是风雪严寒丝毫没有影响大寨人的热情和斗志。那时全村劳动力总共不足 60 个，可是经常上工地的却有 70 多人，因为有些是夫妻上阵、全家出动。筑坝所用的石头，要到三里地外的山上去取，用锤砸、用钎开，而后再靠人抬到狼窝掌。饥饿了，人们就在工地上啃“冰碴饭”（一种被冻成了冰的玉米饼）。他们白天上山治“坡”，女人孩子齐上阵，修梯田或一株一株地扶苗、补苗 ；晚上还要回村治“窝”，建造新房。工地上经常彻夜灯火，打石声不断。

大寨人的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终于让老天低头，很快就获得了丰收的回报。原计划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可实际上仅两年就恢复了土地，三年社员就全部搬进了新房！粮食亩产量由 1952 年 237 斤增加到 1962年 774 斤，就在受灾的 1963 年，仍达到 704 斤，全大队卖给国家 24 万斤粮食，仅比上年减产 4%。大寨在解决本大队吃粮问题的同时，从 1952 年至 1963 年 11 年间共向国家交售了 175.8 万斤粮食，平均每年每户交售 7000 斤。为国家做出了莫大的奉献！ 1963 年 11 月《人民日报》在刊登的长篇通讯中说 ：“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但红旗不倒。”

到 60 年代后期，大寨人硬是靠人力，打石筑坝、填土造田，把荒山改造成了新的“大寨田”。共整修良田 800 多亩，植树造林 1000 多亩，筑盘山公路 12 华里，建蓄水池 6 个，修盘山水渠28 华里。这样不仅扩大了地块面积、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够保持水土，能灌能排、旱涝保收，灌溉面积达 400多亩。亩产在当时就翻了两番，基本上摆脱了贫困。看那长城般的石坝、天梯式的农田，谁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 60 个劳动力手凿肩抬式劳动方式建成的？其中每个劳动力土石方作业量达 1000 多立方米，担土 80 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 880 多担，担粪、担庄稼 10 万斤。他们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 1 米高 2 米宽的大坝，能够从大寨铺到北京一个来回！

人们都把中国的长城称为世界的奇迹，那是经过上千年中国人建成的 ；而如今的大寨梯田石坝，几乎可以与长城比美，然而它却是靠只有几十个劳力的大寨社员仅用几年的功夫建造的！

今天到大寨参观游览的人们，看到大寨已经是一个繁荣富裕的村庄。村里已建起了许多楼房，还有企业、公司、商业街，据说全村年产值已超过一亿元。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人们产生多么大的感动。而当面对半个世纪前大寨人战天斗地所留下的遗迹 ：那长城般的石坝、天梯般的农田、绿森森的树林，以及人们为陈永贵修的那高大的陵墓和纪念碑时，游人却由衷地产生出崇敬、感动之情！

大寨人之所以形成那样一种具有高度凝聚力、意志坚强的集体，其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有陈永贵、贾进才、贾承让这样的好干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他们大公无私、一心为群众、带头吃苦实干，真正是农民的优秀代表。在成立互助组时，陈永贵并没有考虑自己的致富，而是自愿地同村里那些缺少劳力、无依无靠、生活困难，被称为“老少组”（即多是老人和孩子）的农户在一起，并担任他们的组长。完全以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为己任。在任大队支书时期，陈永贵白天带领大家上山劳动，拣最重的活干，晚上与干部们开会商量工作或到各家问寒问暖。大队干部每年参加劳动在 300 天之上。后来陈永贵兼任昔阳县工作时，也特别要求县、社里的干部们全年参加劳动必须在 100 天之上（公社干部 200 天）。他一直认为 ：干部坐办公室工作或开会都不算劳动，而只有到生产第一线同群众一起干活才算劳动。在生活上陈永贵总是同那些困难的农户在一个标准上，从来不谋私利、不搞特权。在赴外地出差时，在招待所住一宿听说要一元二角钱，他扭头就走，去拣那最廉价的小旅店住。后来到北京进党中央政治局工作，他不转户口、不拿工资，仍在大寨拿工分。更不用说去做为自己的家属、子女办农转非那种事。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每月就享受国家 36 元的补助。吸的香烟一直是从太原买来的每包 1 角 9 分钱的香烟。每年仍坚持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和昔阳县蹲点、劳动和搞调研。……

那个时代的干部们，真正实践了毛主席关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教导，这正是当时干群一心、各项事业兴旺发展的重要原因。可以设想，如果那时有人提出所谓“党员干部也是人”、“干部要带头富起来”的号召，整天吃吃喝喝、酒场不断，拉关系、跑门子，甚至泡歌厅、搂小姐、包二奶等，那么还会有广大群众那种团结奋斗的志气、那种战天斗地的威力吗？还会创造出那种宏伟业绩吗？

现在的人们，每谈到发展、开发，必定把资金问题、招商引资放在首位，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成。然而当时的中国，是真正的“一穷二白”，如果按照这种思路，那就无异于放弃发展、放弃社会主义。与其不同，毛泽东号召人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他说 ：“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真正挺直脊梁，产生回天之力。没有资金怎么办？人民群众、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者。依靠集体的力量、劳动者的双手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 ：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 ；缺少专家、权威就广泛吸取群众的智慧。老百姓有句话 ：“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候有了钱再搞。因此，创造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同发展致富的新路子。设想，如果是在个体和分散的经营下，农民只是个人顾个人，似一盘散砂，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只能任其肆虐，就像旧社会的大寨那样，四处逃荒要饭、给人扛活打工、甚至卖儿卖女度日，又岂能产生出改天造地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出那样宏伟的业绩，真正实现翻身解放？

二、千秋功业，古今何时能与之相比

大寨的经验正是毛泽东思想发展观的一个生动、真实的体现，因而它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 1964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在当年召开的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报告中讲 ：“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党中央于 1964 年作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决议，把大寨的经验推向全国。

“农业学大寨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的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广大干部群众齐上阵，迅速掀起了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修“大寨田”为主，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造落后的生产条件、大打农业翻身仗的群众战争。

那么就让我们说说十几年的时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中国农业发展上究竟办了哪些大事情，发生了什么大变化吧！

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基本上控制了水患，变水害为水利

几千年来中国农业都是靠天吃饭，洪涝和干旱是威胁农业安全的最大的自然灾害。为此，从 50 年代初，在毛泽 东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一系列号召下，就开始对一些水患严重的江河进行治理，并结合兴修水利。至 60 年代，各地治水、兴修水利更成为 “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并逐步产生了显著效果。到了 70 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全 国江河、湖泊的治理，并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筑了大量 水利工程，不仅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

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除弊兴利的巨大效果。例如 ：

1973 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 4300 多公里，开通、疏浚河道 270 多条，新建涵洞、桥、闸 6 万多座，修建大中型水库 80 多座（总库容达 130 多亿立方米），建蓄滞洪区 20 多处。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在流域内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 年粮食总产量比 1963 年增长了一倍。

1972 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 4500 公里，修建水库 220 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 920 处，可灌溉农田1100 多万亩。

1969 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 3 座大型抽水机站、5 座中型节制水闸、3 座船闸和疏浚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河、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 250 多万亩。

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 3000 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 60 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 80 多处，以及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及大、中、小型水力电力工程，灌溉面积达到 800 多万亩。1971 年全流域粮、棉产量分别比 1949年增长 79% 和 137%。从此再无水害，并且变害为利。

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至 1972 年，共完成土石方 180亿立方米，建成 500 多座大、中型水库，使长江中下游的灌溉总面积达到1.5 亿多亩，其中建成的旱涝保收农田1.1 亿亩，沿江平原可以排泄 5 年到 10 年一遇的渍涝，丘陵灌溉区可以抗御持续 50 天到 70 天或更长时间的干旱。长江经过治理疏浚，改造了航道条件，长江航运货运量比解放初期增长约 8 倍。

淮河流域的治理，到 1972 年，共开挖了 11 条大型骨干河道，总长达 1000 多公里，兴建了 30 多座大型水库及2000 多座中小型水库，兴建了大型灌区及大量的机电排灌站，灌溉面积相当于 1949 年的 5 倍以上。全流域有 20 多个县、市和 1 万多个生产队粮食亩产超过《纲要》指标。

在水利建设中，止于 1977 年，全国各地共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建水库 7 万多座，灌溉渠、提水站遍布全国。例如，令人惊叹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 1969 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达 140 华里，干渠长 203 华里，还有 1896 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建成后使林县形成了一个水利灌溉网络，全县水浇地由解放前的不到 1 万亩扩大到60 万亩，仅 1969 年的小麦产量就比 1968 年增加三成。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 年竣工，全长 110 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 100 多万亩，等等。（以上材料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 60、70 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不过十几年。如此艰巨豪迈的工程、如此宏伟的业绩，在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出现过？古今中外孰能与之相比？

治山改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大部分农田实现灌浇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 ：过去农村的土地大多是脊薄荒凉的，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绝大部分不能水浇，正常雨量下高处旱、洼地涝，好年景产量不过二百斤。很多地区盐碱现象严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这种状况正是在 60、70 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根本改变的。

那真是一场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运动！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将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修水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达到了能够排涝和灌溉的标准，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经过 10 年多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畦田纵横、渠水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到 1978 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 1965 年相比增长了 60%。打机井 2 万多眼，数量增长了 935.89%。达到平均每人有一亩以上稳产高产田。

有人诅咒那个时代生活艰苦、劳动报酬低，有人诅咒那时“一大二公”、“不自由”。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奉献、创业拼搏，能有后来及至今天农业的大翻身吗？那一代人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功绩，有谁能与之相比？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正是那时，为实现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铺就了最坚实的路基。

大力发展支农工业和电业，为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提供了充分条件

当时的农业学大寨被当作全党全国各个方面的一项重大任务，各条战线都要支援农业，尤其是与农业相关的工业，更是一个重要方面。农业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如果没有相关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贯彻党中央“调整”方针，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包括困难时期下马的一些项目也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这对农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由于大庆以及胜利、大港等许多新油田的建立，逐渐使我国石油达到基本自给，加上这时大批新煤矿的建立，这大大促进了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尤其是在 70 年代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国引进了一大批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其中包括 13 套大化肥、4 套大化纤、3 套石油化工、 10 个烷基苯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在 70 年代又先后建成了一大批大型化工总厂、化纤厂、维尼纶厂、大化肥厂等。还有遍布各地的小化肥厂，全国达 1400 个左右（1973 年）。使中国化肥、化纤、人造棉等产量在 70 年代末期有了迅速增长。1970 年至 1972 年，全国化肥产量平均每年递增 310万吨，比 1949 年至 1969 年的年均递增数提高了将近 7 倍。

到 1978 年，产量比 1977 年以 66% 的速度增长，到 1979 年达 1065.4 万吨，化肥施用量比 1962 年增加了 12.4 倍 ；化纤产量 1979 年达 32.6 万吨，比 1965 年增长 550.7% ；棉布产量 1979 年达 121.5 亿米，比 1965 年增长 93.5%。这些都直接为 70、80 年代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充分条件。

70 年代农机制造业发展很快，几乎各省都建立了拖拉机和大型农机具制造厂。到 1978 年，全国有拖拉机 56 万台，产量比 1965 年增长了 5.7 倍 ；手扶拖拉机 140 万台，增长了 65 倍。这时全国大部分公社都有了拖拉机，有相当多的大队有手扶拖拉机。柴油机、播种机、脱粒机、粉碎机等一些农业机械也逐渐投入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 1978 年比1962 年增加了 14.5 倍。

60、70 年代是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国一些大型发电站如 ：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嘴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陟河发电厂、山东莱芜发电厂等，都是这时期建立的。同时各地都兴建了许多中小型发电站，到 1977 年仅全国农村就新建了中小型电站 56000 多座，农村 80% 以上的公社、60% 以上的生产大队通了电。与 1965 年相比，农业用电增长了 470%，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 643%，机电排灌动力达到 6500 万马力，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 355.58%。（数字来源于《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第 25－ 43 页）

由于农田基本建设和支农工业、电业的发展，到 70 年代末，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力发生了重大改变 ：1980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1474.6 亿瓦特，比 1965 年的 109.9 亿瓦特增长 1341.7% ；农用大中型拖拉机（ 混合台）83.7 万台，比 1965 年的 7.2599 万台增长 1152.9% ；农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 187.4 万台 ；大中型机引农具 136.9 万部，比 1965 年的 25.8 万部增长 530.6% ；农用排灌动力机械 563 万台 540 亿瓦特， 比 1965 年的 55.8 万台 66.7 亿瓦特分别增长 1009%、809.6% ；联合收割机 23028 台， 比 1965 年的 6704 台增长 343.5% ；农用载重汽车 97105 辆，比 1965 年的11063 辆增长 877.5% ；机耕面积 4099.0 万公顷，比 1965 年的 1557.9 万公顷增长 263.1% ；机电灌溉面积 2531.5 万公顷，比 1965 年的 809.3 万公顷增长 312.8% ；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 56.4% ；是 1965 年的比重 24.5% 的 2.3 倍 ；化肥施用量 1269.4 万吨， 比 1965 年的 194.2 万吨增长 653.7% ；农村用电量 320.8 亿千瓦小时比 1965 年的 37.1 亿千瓦小时增长 864.7%。（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到 70 年代末，主要生产环节基本实现电动力、机械和机动力化，农民开始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低效率生产中解放出来，农业逐渐摆脱了完全受自然条件制约的历史。

农业科学技术的大力推广和普及

中国早在 1957 年就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进入 60 年代，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这些新品种还不断更新换代，使农业产量逐渐提高。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李振声研究杂交水稻和杂交小麦，从 60 年代就开始了，70 年代其成果就开始推广，新品种使产量提高了 25% 以上，水稻亩产达 1400 多斤，小麦亩产达 700 多斤。与此同时，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以山东粮食产区为例，70 年代中后期，山东冬小麦产区开始推广“山农辐 63”、“烟农 15 号”等良种，小麦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泰山1 号”等良种约增加 20%-30% ；玉米开始推广“丹玉 6 号”、“鲁单 33 号”、“鲁单 36 号”、“烟单 14 号”、“掖单 2 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 6 号”、“群单 105 号”、“鲁三 9 号”等良种约增加 20%-40%。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防止病虫害方面，1968 年我国有关科研部门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等问题，尤其是消灭了数千年来危害中国农业安全的蝗灾，取得了重大成果。从 70年代初，科研部门就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对东南亚以及全世界农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正是这些新的科技成果的推广，成为中国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充分说明，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得到全面改造，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完全跃上一个新层次。千百年来完全靠天吃饭、靠人们肩挑手掘方式和畜力耕作的历史基本结束，中国农业开始迈进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和良种化等现代农业的新阶段。

在取得上述几方面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农业在 70年代就进入大发展局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从 1964 年到 70 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时间内粮食产量都是持续增长，再无出现减产、滑坡，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 ：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历史问题的决议”对 60、70 年代的农业发展的肯定显然是低调的。仅从 1965 年至 1978 年来说，粮食产量就由 19452 万吨增至 30475 万吨，十多年间增长了 56.7%，年均增长率是 3.9%，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从未有过，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奇迹！

从“全国人均粮食量”看，1979 年就达到 340.5 公斤，这比改革开放 20 多年后的 2003 年（人均粮食 333.3 公斤）还多些。由此看出，究竟是谁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岂不是显而易见吗？邓小平在 1982 年曾说过 ：“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405 页）这说明新中国至迟在 80 年代之前就“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实现了温饱。须知当时中国还未实行包产到户，而主流媒体却把这一伟大历史变化拉到实行包产到户之后。略施小计，就把老一代几十年的奋斗成果划在自己的名下，还说“毛泽东没有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世上竟有如此昧良心之事！人均粮食产量 340 多公斤时“没有解决吃饭问题”，而 330多公斤却“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是何等的荒唐逻辑！

在十几年的时间，中国人干出了那么多的大事，中国农业有那么大的发展变化，古今历史上何时能与之相比？所谓“发展缓慢”之说何据之有？对比一下 80 年代分田到户以来，中国农业究竟干了哪一件足以与此相比的造福于子孙后代、功在千秋的大业？

三、驳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无理指责

就是这样一部艰巨豪迈、可歌可泣的创业历史，在 1980 年之后却遭到了有些人的肆意攻击和否定。从此之后， “农业学大寨运动”就从官方历史和主流媒体中被抹去。

有人说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破坏自然生态”。然而什么是自然生态？那种听任江河洪水肆虐、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所作为的行为才是维护自然生态吗？那种靠天吃饭，任凭洪涝、干旱发生、土地盐碱扩展、病虫害繁衍等才是维护自然生态吗？事实是，正是由于农业学大寨的壮举，才消除了肆虐人类的各种自然灾害，治住了洪水泛滥、土地沙化，消除了盐碱，使粮食产量成倍增长，并且没有环境污染、没有水源干枯，有许多危害人和动物生命的传染病也一度绝迹。这与什么“破坏自然生态”沾得上边吗？相反，正是后来取消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才出现了疯狂的私开滥采行为，使大量山林被毁、水脉被破坏，污水毒气到处排放、垃圾成山，使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动植物品种数量迅速减少，水源枯竭、土地沙化，各种病虫害、传染病重新肆虐，人们再也看不到清澈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再也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前何曾有过？这岂不是真正的破坏自然生态吗！

有人说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提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当时的所说旳“资本主义尾巴”，其实就是极少数人脱离集体生产和管理、擅自从事经商谋利，一心追求自己致富的一种行为。这无疑是对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一种干扰。对这种行为加以批评和限制是理所当然。就像在企业里一样，如果职工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是不被允许的。尤其是当时大家都在为改变落后的生产条件而创业开发，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等，为共同发展和公益事业而出大力流大汗，而有个别人却只想着自己外出挣钱发财，既不参加集体劳动，又不承担公共建设的义务，而却享受集体的生产成果。这种行为难道不值得批评吗？即使在今天“分田到户”的情况下，对于村里组织的基本建设、公益事业，作为村中的村民，如果既不出力、又不出资，也不能被允许吧？

其实“割资本主义尾巴”决非是禁止社员的正常家庭副业和合法的个人经营。在整个 60、70 年代，城乡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商品经济作为计划经济的一种补充一直是存在的，也是当时政策所允许的。这在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中也有明确规定。当时在生产队管理下的集体和个人的工商副业、运输业、维修业以及劳动力外出承包工程，包括家庭饲养、集市贸易等等经营在各地都有，它不仅没有受到批判或禁止，而且在 70 年代后期还发展得很快。

应该看到的是，正是那些对当初“割资本主义尾巴”感到痛心疾首的人，在改革中却大刀阔斧把整个农村集体经济完全拆散、把大部分国有企业搞垮，使大量公共资源流失，却竟毫无痛惜之意。两种态度如此分明，这究竟是为什么？说穿了就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坚持了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阻塞了他们“让少数人发财致富”的梦想吧！

几十年来围绕在对农业学大寨问题上的分歧，其实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鲜明体现。广大工人农民和劳动阶级同少数官僚特权、新生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决不可能被掩盖和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