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史实 | 十三 也谈：当初为什么改革开放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是著名作家鄢烈山先生提出来的。这问题显然是事关国家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一度成为媒体上热烈讨论的话题。
当初为什么要改革开放？鄢先生在文中说 ：在改革之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们“吃不饱、穿不暖”，认清了毛泽东的方向和道路“此路不通”、“死路一条”，因而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等等。（鄢烈山 2006 年 4 月《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这种流言蜚语正是主流媒体 30多年来重复了千遍的老调，如今它仍然出现于某些“精英”的话语之中，足见扫帚不到灰尘垃圾是不会自动跑掉的！
这里清楚说明 ：一些“公知”、“精英”所讲的“改革开放”，完全是对毛泽东时代的道路和历史的一种否定的理解，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离经叛道，而并非官方通常讲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正是这种“改革”大受争议的问题之所在。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请哪位先生出来说说那时是怎样“濒临崩溃”的好吗？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请摆摆究竟有谁在改革之前的 70 年代有挨饿受冻的经历吗？
好在时间刚过几十年，当初的事实人们并没有忘记。谁都知道，改革开放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此会于 1978 年年底结束，主要是解决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而各项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以农村“分田到户”和“放开搞活”为首先），实际上是 80 年代的事 情。那么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状况如何呢？究竟有无所谓的“濒临崩溃”、“停滞不前”、“普遍贫困挨饿”、 “无路可走”的现象？
事实是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贯彻党的“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方针之后，中国经济一直就是迅速发展的，再没有发生过挫折。文革中的 1967 年、1968 年虽然曾出现 过连续下降，但在此后的 1969 年、1970 年 GDP 增长又分 别跃升至 16.9%、19.4%，创造出新中国历史上增长最高纪 录。正是在 60、70 年代，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 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农业上大搞农田基本建 设、根本改造了落后的生产条件，为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打下良好基础。正是那个时期，中国科学 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许多领域进入了先进行列、成 为能够发射“两弹一星”、制造核潜艇、电子计算机的世界 科技大国。从 1965 年至 1979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由 1716亿元增至 3624 亿元，翻了一番还多，以年均递增 7.8% 的速度增长。从 1965 年至 1976 年，工业总产值由 1402 亿元增长到 3158 亿元，是原来的 2.25 倍。从 1950 年至 1978 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 7.3%。社会积累率每年达 30% 以上，尤其是进入 70 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更加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
仅以 1977 年和 1978 年为例，两年中 GDP 增长分别达到 7.6% 和 11.7%。两年中钢产量增长 55.3%，原煤增长 28%，原油增长 19.5%，发电量增长 26%，化肥增长 6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16%，对外贸易总额增长 53.7%，财政收入增长 44.4%。1977 年全国 60% 的职工增加了工资。1978 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 7.8%，达到 30475 万吨 ； 1979 年又比上年增长 9%。1977 年至 1979 年两年全国农村社员收入增加 19.4%（其中来自集体的部分增长 14.6%）等。 1978 年社会积累率达 36.6%。主要经济指标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为新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所无有！
事实清楚地说明，在改革之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驶进了快车道，而且比较全面和稳定。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明确说 ：当时“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几年来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试问 ：有何根据说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濒临崩溃”、“停滞不前”、“无路可走”？有人如果对历史无知，可以去调查广大老百姓和有关历史上的资料，而岂容信口胡说、谣言惑众？什么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当时没有企业破产或不景气、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没有发不出工资、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银行不良资产、没有内债外债，工农业产品产量和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长。请问，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
从人民生活情况看，自从“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城乡就告别了饥饿，生活逐渐好转。“文革”时全国红卫兵“大串连”，实行吃饭不要钱，走到哪里吃哪里，在全国城乡谁见到过有挨饿受冻的现象？
中国的粮食产量在 60、70 年代一直是持续增长的，就连《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承认 ：“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据统计 ：从 1965年至 1979 年全国粮食产量由 19445 万吨增至 33211.5 万吨，年均增长率达 3.5%，1979 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 684 斤，这比 2003 年的人均 670 斤的数量还高，当时中国的粮食产量自给率已达到 95%—110%。人们知道，从撤销人民公社之后的 1984 年至 2003 年，19 年的时间全国粮食产量才增加了2338 万吨，即由 40732 万吨增至 43070 万吨，年均增率只有0.3%，这还不到改革前的十分之一。这说明在 80 年代改革之前，中国的粮食及其他一些农产品产量已不短缺，中国人民从总体上已经达到了温饱。虽然还不是很富裕，但何来“普遍贫困”、“吃不饱、穿不暖”的现象？
鄢先生还说 ：当初的改革是“1700 万知青大返城逼出来的”，“计划经济根本无力安置这么多的人就业”。这种说法竟达到是非颠倒、神经错乱的程度。请问 ：1700 万知青的就业问题难道不完全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安置的吗？在计划经济下有任何人下岗失业吗？相反，在 90 年代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出现了各种不能就业的人，包括众多的大、中专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其数量难道比当年的知青还少吗？在目前，即使有城市知青再想到农村去务农，恐怕也再没有地方接受了吧！
事实清楚地说明，当初如果不搞这样的改革，仍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集体道路发展下去，结果只能是 ：国家经济发展得会更快、更全面，经济总量比现在还要高得多，实力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提高变化更大。尤其是，那将是一种没有贫富分化、下岗失业、社会不公，没有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没有大量贪污腐败和黄毒赌、黑恶势力等严重社会弊端的发展。共同富裕早就可以实现了。——只不过是有人当时不让按照那种道路和形势继续向前发展、不给它发挥优越性的机会而已！
回顾历史，还应该看到 ：当初的改革并不是广大群众自发发起的，也不是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而是由权力上层中一部分人和“精英”所发动和设计的，出于对毛泽东路线完全否定的一种政治心态而举事的。改革的每一步前进也都是由权力上层和少数“精英”牵着鼻子走。诸如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全面市场化，以及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用人制度改革等，这样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有哪项不是由“精英”们所设计和策划？有哪项听取过基层工农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又如农村“分田到户”，除了一个小岗村之外，对于全国 95% 以上的地区来说却一律是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行的，更不用说其他一系列损害工人农民权益的事情了。
看吧 ：改革一开始，有人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说要“让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这就等于把大多数工人农民抛在一边，让少数精英和能人先富。他们早就“等不及了”。——纯朴善良的人们相信了这一承诺，盼望着“后富”的到来。
80 年代初，一场以“专业化”、“知识化”为中心的组织人事制度改革，把各级、各行业领导班子更换一新，权力阶层完全“精英化”，广大工农出身的干部被淘汰出局。紧接着，什么职务津贴制度、高薪养廉制度、各种福利补贴、职称评聘制度、学位制度、奖金制度等等，各种特权等级制度都相继恢复和建立，一系列“改革”利益纷至沓来，无不属于管理和精英阶层的 ；然而对于广大工人农民来说却只有瞪眼看的份！
这还不算，尤其是 90 年代的国企改革，使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社会主义几十年建造的“铁饭碗”被砸。即使退休制度也实行等级差别，企业职工退休金和补贴不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三分之一。新的管理制度改革，使管理层与职工的关系变成老板与雇工的关系，前者年薪数十万，而工人月工资只有数百元，还动辄有被炒鱿鱼之险。“精英”们还厚颜地向工人阶级宣称 ：你们是“旧体制的产物，要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经过 20 多年的创业和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与当时实际相适应的经济、政治体制。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曾长期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学费低微，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上不起学的 ；建立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城市职工及其子女都享受公费医疗，农村 82% 以上人口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群众看病花钱很少。城市职工住房虽然不算宽敞，但却决没有任何房费之忧。还有健全的困难救济、社会保障体系等，整个社会人人平等、资源共享、生活安定，到处有集体的关心和帮助，人们无后顾之忧。各项事业发展蒸蒸向上。在广大劳动群众看来，那是多么好的制度、多么好的人际关系、多么好的社会风气！然而，对于当时没有任何特权和既得利益可享的一部分权力阶层和“精英”们来说，他们感到不满意是毫不奇怪的。所谓“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普遍贫穷”、“没有个人发展空间”之类，完全是他们的感受。因而，必须借“改革”给予“彻底打破”和废除！
精英们的改革，直接向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公有制经济开刀。在所谓“产权清晰”的名义下，把大批国有和集体经济分割，变成少数人暴富的手段，大批工人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和劳动致富的机会。经过所谓住房制度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社会公益事业统统被“产业化”、商品化，这使大多数工农群众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承担不起孩子的高昂学费，失去了原来的一切社会保障和福利。例如，中小学的收费比改革前提高了数百倍，医疗药品费用上涨了 60 倍，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上万元等。如此严重的压力已经被普遍称为新的“三座大山”。
又如 ：据国家卫生服务部门的有关调查，我国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在 1989 年曾减少到只占总人口的 4.8%，1995年才恢复到 15%，90 年代末只覆盖 20% 的人口。全国 80%的公费医疗只是为以 850 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全国农民有 87.4% 的人完全是自费医疗，有 48.9% 的患病群众应就诊而未就诊，有 65% 的应住院而未住院。有 79.1% 的农村人口和 44.8% 的城镇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险。（据《中国青年报》2004 年 9 月 19 日报道）广大工人农民中出现不少 “一人得病，全家返贫，几代人还债”的现象。如此的医疗贫困、如此的医疗服务体制不公，在全世界还能找到多少例子？人们知道，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卫生医疗就成功地解决了城乡广大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有许多传染病被消灭，曾为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而到 30 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医疗服务总体水平却在全世界排位第 144 位，而卫生公平性排在第 188 位，居倒数第四位！这同今天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远远不能相称。这种改革究竟是发了谁、损了谁？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客观事实吗！
有哪位“精英”能站出来摆摆你们究竟为广大工人阶级带来哪些利益和幸福？ 30 多年过去了，你们何时兑现“共同富裕”的诺言？无怪乎工人农民越来越发现自己被忽悠了。
然而，在改革“精英”们的话语里，改革总是正确、成功的，他们是厚颜“不会言败”、“醉死不认那壶酒钱”的。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他们不惜拿广大工农群众、弱势群体的命运作赌注，简直称得上是良心丧尽。
改革“精英”们为了给自己的改革开放找根据、炫耀辉煌，对改革以前的成就肆意进行贬低、抹杀，对毛泽东时代的所谓“问题”和“错误”任意夸大和编造。然而，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和错误又是什么？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有多少？他们却缄口无言、遮遮掩掩。
人们知道，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很多年份的 GDP 都以 9%—10% 的高速度增长，其年均增幅比毛泽东时代高出两三个百分点 ；然而，其中如果算上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算上投资失误、金融不良资产以及贪污腐败和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巨大成本，其真实的发展速度难道能达到改革之前吗？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受急功近利、片面发展观的影响，盲目开发、疏于管理、官商勾结，私人业主私开滥采等，致使自然环境和地下资源破坏严重，全国江河湖海被污染，森林被砍伐，野生动植物品种、数量大量减少，水源干涸、沙漠不断扩大，等等。有许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永远不能再恢复！现在毎年仅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就达近万亿元，然而污染却仍是愈来愈严重，越来越成为危及人们生命和健康的主要原因。这种破坏和损失如何计算？谁来承担责任？它又能抵消多少 GDP 增长呢？
当人们反思 30 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实在看不出比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计划地开发利用资源、注重保护环境、勤俭节约、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发展有何更值得炫耀的！“精英”们的改革，究竟是促进了还是延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从科学发展观来说，究竟是解决的问题多还是增添的问题多？这还真是一个需要给予认真总结的问题哩！
“精英”们经常以生活水平上的提高作为炫耀。他们只以自己的感受谈改革，然而这决不能代表广大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30 多年了，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水平到底提高了多少？收入增长究竟是快还是慢？据国家统计数据，到 2004 年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是 2800 元，这其中除去少数富裕大户所占的大多数份额，对于 70% 的中下等农民来说，人均年收入不会超过 2000 元，即每月合 160多元。这种收入水平，在当前还能维持住基本的生活需要吗？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一次与外国友人谈话中说 ：“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 1978 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然而必须看到，当时的“月工资四、五十元”，却能够承担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生活。那时一般职工都有三、四个子女，还有老人，没有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也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而目前改革发展已 30 多年，决大多数企业在岗和退休的职工月工资也就只有 1 千多元，有的甚至数百元。这种收入水平，在当前物价和开支情况下，莫说赡养一个五、六口人的大家庭，即使独生子女家庭，谁还能维持得住全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市场上牛、羊、猪肉已涨价到二、三十元一斤，广大低收入家庭还能吃得起肉吗？
右派“精英”制造了所谓改革前“普遍贫穷”和“挨饿”的谎言，尽管他们重复千遍，但人民群众心里却十分清楚。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正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农业基本建设和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变，广大群众摆脱了贫困和饥饿，消灭了旧中国普遍存在的逃荒要饭和“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状况，使大部分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有高度安全感和公平感。改革前的中国的确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但脱贫速度却居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首。新中国在仅有 30 年的时间就把建国初约 70% 以上的贫困人口降低到 27%，即降低了 42%。尽管有人极力宣扬那时的“贫穷”，但至少找不到任何人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的现象！没有看不起病、孩子不能上学的事情，更没有卖儿卖女、妇女卖身的事情！
当初，改革决策者曾许诺 20 世纪末消灭贫困。然而世纪之末过去后，中国的贫困人口按政府公布的数字却仍有 5000 多万（农村 3000 多万，城市 2000 多万）。而且由于物价上涨、居民开支不断增大、医疗和学费昂贵等原因，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人口返贫。人们知道，中国目前划定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 865 元，即每月 72 元。这个标准如此之低已至不足维持人的生存条件。而国际上规定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是每日生活费最低 1 美元，如果按此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在 2 亿以上。（参阅吴忠民《中国有多少贫困人口》，2003 年 5 月 16 日《中国经济时报》）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初，整个国家尚处于创业、投入、物质短缺的阶段，而且全国上下大家都同样艰苦奋斗，没有多少人称得上是富裕。那种“贫穷”完全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必不可少的阶段 ；然而目前的贫困却是发生在建国之后半个多世纪，整个社会物质财富充足，一部分人挥金如土、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是“朱门酒肉臭”之下的贫困。这两种“贫困”的社会性质怎能相同！
30 多年的改革不但没有“消除贫困”，而且又改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还有大量的乞丐、娼妓、流浪人群。在祖国大地上，贪污腐败泛滥，盗抢、诈骗行为盛行，吸毒、赌博、艾滋病毒、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奴工以及非法宗教、暴力恐怖等等人类史上最丑恶的现象也都蔓延起来。
多年来“公知”们厚颜无耻地要求“工人阶级要为改革做出最大牺牲”，“国企职工下岗是对改革做出的最大贡献”。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改革是如何先进、如何美好 ；然而这么“先进美好”的事业为什么“公知”、“精英”阶层自己不首先垂范、不先对自己的队伍改起来，也来为改 革“贡献”一把？为什么在农民、工人阶级被改革 30 多年后，2012 年才迟迟作出《关于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并且说明要到 2020 年完成？当初对老百姓的改革都是一夜间的事，为什么对自己的改革如此难产？
曾记得在毛主席逝世之后不久，有人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是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又是作出“决议”，说什么“不纠正错误，不总结教训，不能向历史交待”。而如今改革开放过去 30 多年了，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腐败愈演愈烈，广大工人农民怨言载道，却为什么听不到“精英”们的“总结教训”、“纠正错误”的声音了？难道以为这样的做法就能够向历史交待、向人民交待了吗？
“当初为什么改革”？这问题的确提得好，它唤起人们给予深刻的反思。再不可被“公知”、“精英”们的谎言继续欺骗下去了！